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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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
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民本思想
虽然孟子早就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主张，当在历代统治者中，实际均未成为一种政治实践。而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更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李贽将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把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
李贽经济
李贽承认个人私欲，“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天尽世道以交”，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商业交易合乎天理。
他不同意道学家宣传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认为人类的任何举动都有其谋利和计功的目的。董仲舒“正其义”、“明其道”的宣传，也是以功利为目的的。从功利的观点出发，李贽主张富国强兵。他批评理学家“高谈性命，清论玄微，把天下百姓痛痒置之不闻，反以说及理财为浊”的行为。他指出：“不言理财者，决不能平治天下”。针对儒家把文武分途，儒者不懂武事的现象，他强调武事重要，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他提倡耕战，认为“务农讲武，不可偏废”，说“盖有所生，则必有以养此生者，食也。有此身，则必有以卫此身者，兵也”。针对正统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主张，认为“理”，就在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对正统思想提出了挑战。
李贽文化 文学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头可断面身不可辱”，毫不畏缩。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认识论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理本论到心本论的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 ，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心学之上的先验论，主“生知”说。《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皆可以为圣”[22] 。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历史观
反对历史保守主义主张“与世推移”的历史发展观。“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行，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也，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提出“于世推移，其道必尔”的主张。认为春秋替三代，战国代春秋都是一种正常的历史发展现象。
李贽社会 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李贽终生为争取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而斗争。他蔑视传统权威，敢于批判权威。他自幼“便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他认为一个人应该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思想，不应盲目地随人俯仰。“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豼糠”。他认为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他主张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为了打破孔孟之道提出的是非标准，李贽编写了《藏书》和《续藏书》，用自己的是非标准，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提倡人类平等
李贽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老百姓并不卑下，自有其值得尊贵的地方；侯王贵族并不高贵，也有其卑贱的地方。
提倡婚姻自由
李贽主张婚姻自由，热情歌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恋爱的故事。
尊重妇女
李贽反对歧视妇女，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当有人说：“妇女见短，不堪学道”的时候，他驳斥说，人们的见识是由人们所处的环境决定的，并不是先天带来的。
（3）李贽宗教态度
李贽自序中说自己“幼年不信道和仙释，老年信真佛。在阳明先生年谱后语里，李贽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
关于落发为僧，在《与曾继泉》一文中，李贽写道：“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
李贽视念佛往生西方是真实的，十分推崇净土，他在觎音问)中说：“念佛者，念阿弥陀佛也。当时释迦金口称赞有阿弥陀佛也。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国土，专一接引念佛众生。”又说道：”人人能念佛，人人得往西方。”可见，李贽以往生为归，并不排斥他力作用。《豫约》中认为：”夫念佛者，欲见西方弥陀也。见阿弥陀佛了，即是生西方了，无别有西方生也。见性者，见自性阿弥陀佛也，见自性弥陀了，即是成佛了，亦无别有佛可成也”。
（4）李贽主要作品
李贽一生著述颇丰，著述先后数次被禁毁，民间盗印、假托者不绝，门人汪本钶说：“（卓吾）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渐至今日，坊间一切戏剧淫谑刻本批点，动曰卓吾先生。”
图书列表
《李氏藏书》、《藏书》六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于金陵。
《李氏续藏书》、《续藏书》二十七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刻。
《史纲评要》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霞猗阁刻。
《李氏焚书》《焚书》六卷。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刻于麻城。
《李氏续焚书》《续焚书》五卷。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新安海阳虹玉斋刻。
《初谭集》、《初潭集》十二卷、三十卷。明刻。
《卓吾老子三教妙述》（又称《言善篇》）四集。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宛陵刘逊之刻。
《李卓吾遗书》十二种二十三卷。明·继志斋刻（包括《道古录》二卷、《心经提纲》一卷、《观音问》一卷、《老子解》一卷、《庄子解》二卷、《孔子参同》三卷、《墨子批选》二卷、《因果录》三卷、《净土诀》一卷、《暗然录最》四卷、《三教品》一卷、《永庆答问》一卷）。
《李氏文集》、《李氏文集》十八卷。明刻。
《李氏丛书》《易因》二卷。明刻。
《李氏六书》六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痂嗜行刻（包括《历朝藏书》一卷、《皇明藏书》一卷、《焚书书答》一卷、《焚书杂述》一卷、《丛书汇》一卷、《说书》一卷）。
《阳明先生道学钞》八卷。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武林继锦堂刻。
《龙溪王先生文录钞》九卷。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刻。
《枕中十书》六卷。明·刻本（包括《精骑录》、《筼窗笔记》、《贤奕贤》、《文字禅》、《异史》、《博识》、《尊重口》、《养生醍醐》、《理谈》、《吟坛千秋诀》）。
《批评忠义水浒传》100卷、100回。明容与堂刊、芥子园刊（另《批判忠义水浒传全传》121回，明·杨定见刻）。
《批点西厢真本》二卷、《批评红拂记》二册、《批评幽闺记》二卷、《批评洗纱记》二卷，明刻。
《评选三异人集》二十四卷。明·俞允谐刻（包括《方正学文集》十一卷、《传状》一卷、《于节暗奏疏》四卷、《文集》一卷、《诗集》一卷、《文集》一卷、《自著年谱》一卷、《传状》一卷）。
《读升庵集》二十卷、《世说新语补》二十卷、《四书评》、《坡仙集》十六卷、 《九正易因》二卷、《李氏说书》八卷、《姑妄编》七卷、《李温陵集》二十卷、《禅谈》一卷、《龙湖闲话》一卷、《文字禅》四卷、《左德机缘》三卷、《李氏因果录》三卷、《业报案》二卷，明刻。著名文章《童心说》、《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寄答京友》等。
诗词《独坐》[38] 《系中八绝·老病初苏》[39] 《石潭即事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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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
针对明王朝的腐败政治，李贽提出了“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 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类社会之所以常常发生动乱，是统治者对社会生活干涉的结果。他理想的“至人之治” 则是“因乎人者也”，顺乎自然，顺乎世俗民情，即“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对人类的社会生活不干涉或少干涉。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702。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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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挪动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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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7月03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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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贽人物评价
李贽总评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
李贽自我评价
在《自赞》一文中，李贽毫不掩饰自己的个性：“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豪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6）李贽轶事典故
李贽另类讲学
李贽住在龙湖芝佛寺著述、讲学，虽说他是有大学问的人，却也开荒、种粮、种菜、勤快得很。李贽讲学跟别的先生不一样。别的先生只收男孩，他偏偏要男女收在一起教；别人都要求孩子走路要轻，说话莫大声。而李贽偏要他们蹦蹦跳跳翻跟斗，大声读书震天吼；别人教书要白天，李贽白天要求孩子帮大人种田、种地，夜晚听他讲学；别人教书专讲“四书”、“五经”，李贽专教些实用的东西，还经常出谜语逗孩子玩。有一次，李贽出了一个谜语：“皇帝老子去偷牛，满朝文武做小偷；公公拉着媳妇手，孩子打破老子头。”孩子们猜来猜去，都猜不出来。李贽笑着说：“你们不是猜不着，是还没有长这个胆量。要干大事，就得敢破旧规矩，敢想，敢说，还要敢干。”接着，他解释说：“第一句‘皇帝老子去偷牛’是君不君；第二句‘满朝文武做小偷’是臣不臣；第三句‘公公拉着媳妇手’是父不父；第四句‘孩子打破老子头’是子不子。”学生们听了以后，感到有趣，到处传播。
李贽借宿好友
李贽55岁时，携妻从云南直奔湖北黄安的天台书院，白天讲学论道，夜宿好友耿定理家中，主业是门客，兼职是家庭教师。
他招收女弟子、个性要解放、个人要自由的“异端邪说”，与耿定理的哥哥、刑部左侍郎耿定向的正统观点激烈冲突，双方水火不容。耿家门人也分成了两派，彼此用拳脚来解决真理问题。耿定理一去世，李贽就从耿家搬出来，迁往麻城，投靠另一位知己周思敬，开始了孤寂的学术流浪。
李贽自杀
李贽在狱中，要侍者为他剃头，等侍者离开的间隙，李贽用剃刀割开了咽喉，但并没有咽气，留下了一段对话。侍者问：和尚痛否？答：不痛。问：和尚何自割。答：七十老翁何所求！而据袁中郎记载，李贽在自刎后两天，才始得死去。
（7）李贽后事
李贽故居
李贽故居位于泉州鲤城区南门万寿路，是明代杰出思想家李贽青少年时代居住的地方，后人将其居室改为宗祠。加以修葺，室内悬挂李贽画像，以供瞻仰。
李贽墓地
李贽墓在北京市通州区西海子公园。李贽去世后，马经纶遵其遗嘱，将其安葬于通州城北的马厂村。1610年，汪可受曾立《卓吾老子墓碑》；1612年，马经纶之子马健顺协助詹轸光立有《李卓吾先生墓碑》。均先后被毁。年，得以迁至西海子公园内，方得安宁。
李贽生前遗言：“倘一旦死，急择城外高阜，向南开作一坑，长一丈，阔五尺，深至六尺即止。既如是深，如是阔，如是长矣，然复就中复掘二尺五寸深土，长不过六尺有半，阔不过二尺五寸，以安予魄……未入坑时，且阁我魄于板上，用余在身衣服即止，不可换新衣等，使我体魄不安……即安了体魄，上加二三十根椽子横阁其上……使可望而知其为卓吾子之魄也。周围栽以树木，墓前立一石碑，题曰：“李卓吾先生之墓。”
墓前立其好友焦闳书“李卓吾先生墓”碑，碑阴有詹轸光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书《李卓吾碑记》和《吊李卓吾先生墓二首》。其西有通州区人民政府所立《重移李卓吾墓记》碑。两碑前有周扬题“一代宗师”碑。
李贽建筑
在河南省商城县的黄柏山国家森林公园内有李贽曾经讲学过的花潭书院——李贽书院。
在湖北麻城东北的龙潭湖上有一寺院，叫芝佛院，倚山临水，青树红阁。明万历年间，许多学者慕名前往膜拜，他们拜的不是寺中大佛，而是寺里”坐圣门第二席”的“异端之尤”——李贽。
李贽塑像
在泉州故居内有一座李贽 铜像。
李贽研究会
李贽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著名泉州籍明代思想家李贽在东亚文化中的贡献、地位和影响。
（8）李贽之死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为核心的新思想体系。他的学说使他处于时代矛盾的焦点上，在朝野引起了激烈争论，以致于理解他乃是理解晚明政治走向、社会风尚和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他被迫害而死的万历三十年，乃是明王朝真正失败的一部总纪录。
李贽是当今中国学术界公认的晚明进步的思想家。以往的说法是，李贽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的。不错，他是死在皇城的牢狱中，是万历皇帝亲自下令将他逮捕究治的。从这一视角看，他无疑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但细一考究，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完全对了。向万历皇帝告发李贽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而这些东林党人，作为晚明历史舞台上的一支主张改革的政治力量，在迫害李贽的同时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也纷纷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先整人，接着又被人整；先害人，接着又被害。究竟东林党人与李贽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有什么非诉诸政治权力来解决问题不可、非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利害冲突呢？
问题还是出在要不要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上。李贽反对儒家的“君子之治”而提倡“至人之治”，反对儒家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提倡社会功利主义，而泰州学派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正与此相反。在这种冲突中，就已蕴涵了在“五四”时期凸显出来的一切现代冲突的萌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都认为孔子思想不适应现代生活，而东方文化派和现代新儒家虽也主张经济社会方面的某些改革，但却要维护儒家伦理和道德伦理至上主义。而无论是当年的耿定向和东林党人，还是1949年以后跑到台湾去的现代新儒家中的个别人，都不能摆脱借助政治权力来压制思想异端的孔家的传统态度。
李贽与耿定向在是否“以学孔子为正脉”、要不要维护儒家伦理问题上的争论，在当时传播媒介还很落后的中国，却迅速地扩散了开来，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管东溟说：“好事者……以天台师与李卓吾之对立，引以为话柄，传唤四方。”
在朝廷中，一部分官员支持耿定向，另一部分官员则为李贽辩护，两部分人之间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周思敬侍郎作为李贽的朋友，同时也是耿定向的朋友，便在其中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调停于两派之间，以求息事宁人。但这种调停并不能解决两派思想路线的分歧。我们看先后保护过李贽的那些人，有总督（如原任云南洱海道佥事顾养谦后来任蓟辽总督，又如漕运总督刘东星）、巡抚（如大同巡抚梅国桢）、御史（如马经纶）、侍郎（如周思敬，刘东星亦曾任吏部右侍郎）、新科状元（如焦，于万历十七年殿试第一）；“己亥庚子间”（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间），朝廷中崇拜李贽而时常在一起聚会的官员有“楚中袁玉太史（袁宗道），同弟中郎（袁宏道），与浣上吴本如，蜀黄慎轩，……浙中陶石蒉（陶望龄）”等人。他们“旬月必有会”，以至“高明士夫，翕然从之”。由此可见，李贽的思想不仅在与他同辈的高级官员中，而且更在相当多的一批年轻官员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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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总评
李贽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的旗帜，一位以“奇谈怪论”闻名天下的狂人和奇士。他崇尚真奇，鼓倡狂禅，揭露封建社会“无所不假”、“满场是假”的虚伪现实，反对儒家的泛道德主义，建立了以“童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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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学说在民间的影响更大得惊人。
沈瓒《近事丛残》说：（李贽）“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儒释从之者几千万人。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溃防，即释宗绳检，亦多所清弃。”
朱国桢《涌幢小品》说：（李贽学说）“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若狂。”“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夹一册，以为奇货。”
沈《李卓吾传》云：“载贽再往白门（南京），而焦以翰林家居，寻访旧盟，南都士更靡然向之。登坛说法，倾动大江南北。北通州马经纶以御史谪籍，延载贽抵舍，焚香执弟子礼，而燕冀人士望风礼拜尤盛。”
封建统治者的神经是脆弱的，他们既不能容忍民间有这种比官方意识形态更有影响力的思潮存在，更不能容忍这种新思潮渗入统治集团内部，动摇那定于一尊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统治基础。
李贽的学说使他处于万历年间中国社会时代矛盾的焦点上。这一焦点就是：是继续维护封建的泛道德主义、用“死的”来拖住“活的”，还是冲破封建的泛道德主义、用“新的”突破“旧的”、替朝气蓬勃地创造自己的新生活的人们开出一条新路？
李贽要用自己的双肩顶开黑暗的闸门，放久被压抑的人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但过于沉重的黑暗的闸门却非李贽的铁肩所能顶住，它使李贽感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黑暗的闸门终于在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的驱动之下落了下来，夺去了李贽的生命。
万历三十年（1602年）闰二月乙卯这一天，著名的东林党人、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专门弹劾李贽的奏疏。在这份奏疏中，张问达使用了大量耸人听闻的谣言和污蔑不实之词，必欲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奏疏原文如下：
李贽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归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毋令贻祸后生，世道幸甚。
这份上疏，前面列举了李贽的一些言论，都有事实根据。至于“尤可恨者”一句以下，则是张问达发挥其想象力编出来的。什么大白天与妓女在一起洗澡，什么勾引士人妻女抱着枕头被单到和尚庙里去睡觉，乃至于在李贽的煽动下发生了拦路抢劫、强奸妇女的行为等等，仿佛李贽真是一个不仅道德极其败坏、而且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关于李贽的思想言论，张问达仅要求朝廷下令将其书籍焚毁了事，至于“尤可恨者”以下的各种罪名，则是非逮捕法办不可的了。
然而，上疏到了万历皇帝那里，性质却发生了变化。万历皇帝尽管贪财好色，但有时他的头脑还算清楚。他认为，像李贽这样一个连正四品的官、甚至更大的官也不愿做的人，不可能生活得那么放荡，因为一个生活放荡的人尽可以享受“名教”中的“乐地”，不仅家里妻妾成群，而且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合法”地找官妓相陪，何况李贽已是风烛残年，不可能那么放荡。万历皇帝似乎也明白，在男女关系上造别人的谣乃是官场上攻击别人的惯用手法，所以他对那些关于李贽的“桃色新闻”似乎也并不介意，而李贽离经叛道的思想言论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决定以“敢倡乱道”的罪名将李贽逮捕治罪：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万历皇帝的政令只有在迎合官僚集团的要求时才是畅通无阻的。于是皇帝的军队立即出动，奔赴北通州（今北京通县），从被削职为民的前御吏马经纶家中将卧病在床的李贽带走，关进了皇家的监狱。对他的审讯也是严格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进行的，只要他交待其“敢倡乱道”的思想言论问题，而丝毫也没有涉及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卧倒在皇家法庭堂前的李贽对此作了简短的申辩：“罪人著书多有，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奉旨审问李贽的大金吾笑这个老头子太倔强，不复再审，建议皇帝判将李贽递解回原籍监视居住。万历皇帝对此迟迟不作批复。而李贽，在此之前好几年就为自己选择了“荣死诏狱”的最后归宿。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十五日，李贽在吩咐侍者为他剃头后取刀自割咽喉，血流遍地，尚未断气。侍者问他“痛否？”李贽以指蘸血写道：“不痛。”侍者又问：“你为什么要自杀呢？”李贽又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三月十六日夜子时，李贽在狱中与世长辞。
将李贽这位杰出的进步思想家迫害致死的罪魁祸首，当然是作为东林党人头面人物之一的张问达。我们向来都承认，在晚明时期的政治斗争中，东林党人是代表早期市民阶层利益而与皇权相抗争的一个社会集团。这些人怎么会迫害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充当社会进步的前驱先路的思想家呢？或曰，东林党人中有“君子”，也有“小人”。可是，张问达恰恰是东林党人中享有盛名的“君子”之一。根据《明史》卷二四一的记载，张问达，字德允，泾阳人，与东林领袖顾宪成是同乡。万历十一年中进士，历官知县、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礼科给事中、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吏部尚书等职。当万历皇帝派矿监税使对商民进行掠夺时，张问达上疏“陈矿税之害。”典试山东时，他见道中饥馑流离状，又上疏“请亟罢天下矿税”。万历三十年十月，他又乘天上出现星变之机，再次上疏请“尽罢矿税”。巡抚湖广时，正值万历皇帝大兴土木建宫殿，要湖广出420万两的皇木银两费，张问达又“多方拮据，民免重困久之”。这些事实，都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官。然而，他与李贽又有什么冲突呢？李贽是最主张要关心民众生活的。他的那些最好的朋友，如袁宏道、汤显祖等，也都是支持东林党人的。为什么偏偏是张问达出来迫害李贽呢？
万历三十年对李贽的迫害，其实只是万历二十八年的那场迫害的继续。万历二十八年李贽在湖广被驱逐，他居住的芝佛院和他预备身后埋骨之塔被人放火烧毁，追随他的一批出家人也被逮捕法办。这样的大事件当然不是他的仇人雇佣一帮地痞流氓干得了的。迫害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赫赫有名、被东林党人引为同道、只因早死而未能荣登后来的“东林党人榜”的冯应京。冯应京也是晚明的一位不可多得的杰出人物，一位具有很多新思想的人物，一位对于晚明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在他迫害李贽的事件发生不久，他也被万历皇帝下令用槛车从湖广押送到北京，投进了皇帝的监狱，出狱不久就去世了。
冯应京，字可大，号慕冈，嘉靖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555年6月8日）生于凤阳府盱眙县（今属江苏省），其父冯世登官广东顺德训导，故从小随父在广东。八岁时其父卒于官，随母伶仃归里。他从小接受的是程朱理学的教育。万历二十年（1592年）中进士，在吏部任职。同年秋，他以母老请假回家。次年，其母病逝。回想起母亲为了培养他读书做官而整整守寡30年的痛苦历程，应京十分悲痛。遵照《周礼》的规定，在他母亲去世后的三年中，他每天头枕土块睡在草苫上，三年不食肉，并且三年不进妻妾的房门。据《明儒学案》记载，他的老师是那位曾经因攻击内阁首辅张居正“不孝”而被廷杖打瘸了腿的著名的东林党人邹元标。
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万历皇帝也“一切向钱看”了。他要积攒自己的小金库，便派太监到各地去充当税使。派到湖广的太监陈奉“播恶楚中”，民怨沸腾，屡次发生武昌和汉阳的市民围攻陈奉税署的事件。朝廷恐湖北的事态扩大，于万历二十八年擢冯应京为湖广按察司佥事，职司兵备，分巡武昌、汉阳、黄安三府，以便随时对可能发生的市民暴动加以镇压。冯应京到湖北，了解到陈奉的种种罪恶，于是便在他所管辖的武昌、汉阳、黄安境内捕治陈奉的爪牙，并且上疏万历皇帝，列举陈奉违旨诈赃、杀人无数、聚盗耀兵、僭妄无君等九大罪状。这件事使冯应京在湖北人民中享有了崇高的威望。然而，冯应京这样做，本身就违背了万历皇帝派他去湖北的初衷：派他去湖北是要他去镇压人民，而他却反过来为人民说话，严重地干扰了税监陈奉为皇上聚敛私人财富的行动。于是龙颜震怒，以抗挠凌辱钦使的罪名，先将冯应京降职，进而又将其削职为民，再进而又传旨将冯应京逮捕押送京城治罪，派缇骑从北京直驰武昌捉拿冯应京。万历二十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当驰抵武昌的缇骑给冯应京穿上囚服锁入槛车向北京进发时，武昌市民相率呼号，喧聚庭道，使囚车不能行进。税监陈奉便派人到大街上去贴出告示，宣布冯应京的罪状。这更是火上加油，引发了武昌的数万民众围攻陈奉公署的事件。直到天黑的时候，由坐在囚车中的冯应京亲自向市民们“晓以大义”，拦截囚车的民众才惭惭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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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冯应京在湖北也干了一件大坏事，这就是迫害李贽。在湖北，他作为由朝廷派到地方上去任职的省级官员，必须依靠地方上的豪绅地主来维护县以下城乡社会的秩序。而黄麻一带的官绅被李贽骂过的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散布有关李贽的桃色新闻，说他有伤风化。加上冯应京本来就视佛教为异端，而李贽又是一个弃官削发出家之人，这一切，激发了冯应京维护礼教、抵排异端的一腔“正气”。于是他便利用职权，策动了焚毁芝佛院、逮捕李贽的追随者并驱逐李贽的行动。这一年，李贽已经74岁了。
说来冯应京的这一手也是够狠的。从思想观念上来看，冯应京在许多问题上又并非是正统道学家。他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中被列为江右王门的最后一位学者。他的思想与李贽亦有许多一致之处。李贽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冯应京亦以“学求有用，不事空言，为淮西士人之冠”。李贽重视工商业，冯应京在其《月令广记》中亦讲“工商皆本”。李贽注重军事，关心国防，冯应京亦慨然有从戎之志。李贽虽然削发出家当了和尚，但却不肯站在佛教徒一边反对刚刚传入的基督教，反而与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成了好朋友，帮助利玛窦宣传基督教伦理，而冯应京正是在湖广才读到了李贽传抄散发的利玛窦的《交友论》，深为叹服，乃欣然为之作序刊刻。其序言所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更成为至今传诵的名言。冯应京并且还派人去南京找利玛窦；冯应京入狱后，利玛窦多次去狱中探视，与他畅叙。可见，李贽与冯应京都是利玛窦的好朋友。以今天的眼光看，冯应京根本就不应该迫害李贽。但在冯应京的心中，封建的道德伦理是至上的。他不能容忍李贽对礼教的批判，更何况当时在黄麻的官绅们都说李贽伤风败俗呢？
以“道德法庭”害人的冯应京和张问达，都未能逃脱同一个“道德法庭”的制裁。
冯应京要得民心，就不能不违背万历皇帝的意图，这就违背了儒家的“君臣大义”，——尽管儒家在君臣问题上也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说法，——毕竟是“君为臣纲”呵！万历二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冯应京被一路押送到北京后，万历皇帝下令将他送镇抚司“著实打问”。直到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乙丑（1604年10月10日）发生了客星之变，皇帝惊恐，数日后下旨释放诸囚，冯应京才被释放，回到如今的江苏洪泽湖畔的盱眙故里，此后仅过了一年多，在1606年的2月26日（万历三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冯应京就病死了，年仅52岁。
张问达疏劾李贽，导致李贽惨死诏狱。如今一般人都不知道张问达是东林党人。现今任何一本中国思想史书和历史书也都不提张问达是何许人，他似乎成了迫害李贽的“封建统治者”的化身。殊不知张问达本人也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天启五年（1625年），御史周维上疏弹劾已经退休回乡的张问达“植党乱政”，另一御史牟志夔也上疏弹劾张问达有贪赃行为，要求对他绳之以法。天启皇帝令张问达捐白银十万两作为军饷以换其一条老命。张问达是江南的官绅富户，但要他一下子拿出十万两白银来确有困难，于是张问达被活活气死，几乎全部的家产都被充了公。
这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无论是李贽，还是迫害他的冯应京、张问达，都只是封建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牺牲品。所不同的是，李贽觉悟了，所以要冲决封建道德的藩篱而努力建立一种适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观；而冯应京、张问达却至死不悟，因而益发可悲，也益发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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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冯应京在湖北也干了一件大坏事，这就是迫害李贽。在湖北，他作为由朝廷派到地方上去任职的省级官员，必须依靠地方上的豪绅地主来维护县以下城乡社会的秩序。而黄麻一带的官绅被李贽骂过的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散布有关李贽的桃色新闻，说他有伤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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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个在黑暗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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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587，宋应星(1587-约1666)79岁，明末清初科学家，著《天工开物》155
宋应星信仰科学，怀疑儒家
宋应星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家强在本章分8节：（1）宋应星简介。（2）代表著作《天工开物》。（3）宋应星人物生平。（4）宋应星著作发表。（5）宋应星仕途生活。（6）宋应星的晚年。（7）宋应星作品分类。（8）《天工开物》简介。
（1）宋应星简介和生平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字长庚，汉族，江西奉新人，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科学家。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收集了丰富的科学资料;同时思想上的超前意识使他成为对封建主义和中世纪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
宋应星的著作和研究领域涉及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不同学科，而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宋应星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于乡。崇祯十六年（1643）任江西分宜教谕，十一年为福建汀州推官，十四年为安徽亳州知州。明亡后弃官归里，终老于乡。在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生产技术达到新水平的条件下，他在江西分宜教谕任内著成《天工开物》一书。宋应星的著作还有《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画音归正》、《卮言十种》等，但今已佚失。
个人履历
个人经历
宋应星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28岁时考中举人。但以后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五次跋涉，见闻大增，他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他在田间、作坊调查到许多生产知识。他鄙弃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纨绔子弟”与“经士之家”。在担任江西分宜县教谕（1638～1654）年间写成了《天工开物》。他在《序》中描写这段情况时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想加以验证而无钱，想与同人们讨论真伪而无场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编著了《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刊行。稍后，他又出任福建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推官、亳州（今安徽省亳州）知府，大约在清顺治年间（公元1661年前后）去世。宋应星一生讲求实学，反对士大夫轻视生产的态度。他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刻的同情，对官府压榨人民深为不满。
（2）代表著作《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的书名取自《易·系辞》中“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天工开物这4 个字, 是用”巧夺天工”和”开物成务”两句古成语合并而成的．前一成语的意思是说, 人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的技艺, 可以生产出胜过天然形成的精美物品；后一成语的意思是说, 如果掌握了事物的规律, 就能办成事情．那么, 这两句话合并后, 总的精神又是什么呢? 它就是: 只要丰富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 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 辛勤劳动, 就能生产制造出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 其精美的程度胜过天然． 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卷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锻》、《播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共18卷。包括当时许多，工艺部门世代相传的各种技术，并附有大量插图，注明工艺关键，具体描述生产中各种实际数据（如重量准确到钱，长度准确到寸）。
《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一百二十三幅插图。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做十八卷。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
我国古代物理知识大部分分散体现在各种技术过程的书籍中，《天工开物》中也是如此。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此外，在《论气》中，宋应星深刻阐述了发声原因及波，他还指出太阳也在不断变化，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谈天》）。
著作价值
他的著作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如在“五金”卷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特别是，宋应星注意从一般现象中发现本质，在自然科学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首先，在生物学方面，他在《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我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
在物理学方面，新发现的佚著《论气·气声》篇是论述声学的杰出篇章。宋应星通过对各种音响的具体分析，研究了声音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并提出了声是气波的概念。
（3）宋应星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宋应星出身于书香世家。其曾祖宋景(1476—1547)弘治十八年(1505)进土，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进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是明代中期重要阁臣。他为官清廉，曾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政策，史称其“有古大臣风”，对宋族后代有很大影响。宋应星祖父承庆(1522一l547)为宋景的第三子，少有大才，志竞进取，邑庠生(秀才)，青年夭卒，未酬其志。遗一孤子国霖(1547—1629)，即宋应星之父。宋国霖少孤，在母顾氏和叔和庆(1524—1611)照养下成人，少补诸生，在库40年，一生为秀才，未出仕。宋国霖有4子，长子应升(1578—1646)、次子应鼎(1582—1629)、三子应星、幼子应晶(1590一?)。其中应升与应星为魏氏(1555—1632)所生。自宋景至宋承庆一代时，宋家犹鼎盛，但至宋国霖时家境渐以萧条。
宋应星的祖先在元代（1260—1368）以前本姓熊。元、明之际（十三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熊德甫就任南昌府丰城驿宰，娶当地宋氏为妻，因避兵乱，就改姓他妻子的宋姓，迁居在奉新县东雅溪（今潦水）沿岸。明代以后，宋德甫和他的后人便世代定居在奉新北乡的雅溪南岸务农。宋德甫一家到雅溪定居后，乘明初政府鼓励垦荒之际，开发了附近的土地，种植桑麻、水稻、兼营养蚕，逐渐成为经营地主。
宋德甫以下五辈传至宋迪嘉，都是靠经营土地、养蚕发迹的。宋迪嘉之子，宋应星的曾祖宋景（1476—1547），字以贤，号南塘，公元1505年中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转兵部尚书，进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正二品），卒赠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谥庄靖，是明代中期重要阁臣。他为官清廉，曾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政策。他的家族被封荫，从此宋家成为官僚地主家庭。
宋景有五个儿子，第三子宋承庆（1522—1547），是宋应星的祖父。宋承庆字道徵，号思南，自幼在本县为庠生（秀才），博学能文，娶龙潭黄氏，继娶泥湾顾氏，顾氏生宋国霖（1547—1629），就是宋应星的父亲。宋承庆在27岁时早逝，只留下孤子宋国霖。宋国霖字汝润，号巨川，不到一周岁时就已丧父，由母亲顾氏抚养，后在叔叔宋和庆（1524—1611）照养下成人，少补诸生，在庠40年，一生都是秀才，没有做官。从宋景到宋承庆一代人时，宋家还是繁华府第，用人前呼后应，具有阁臣府第气派，但是，到了宋国霖时，家境逐渐萧条下来。
宋国霖有4个儿子，长子宋应升（1578—1646），字元礼；次子宋应鼎（1582—1629），字次九，号铉玉，是甘氏所生，在本县为庠生，没有做官；三子宋应星，与应升是魏氏（1555—1632）所生；幼子宋应晶，字幼含，为王氏所生，副贡生，后来绝意科举，迁居到县城。宋应星小时候和大哥宋应升一起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中读书。宋和庆于公元1569年中进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进广西柳州府通判，不久就辞官归里，在本乡兴办教育事业。接着，兄弟二人又投师于族叔宋国祚，和他们的族侄宋士逵，宋士达等人一起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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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信仰科学，怀疑儒家
宋应星一生致力于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最杰出的作品《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家强在本章分8节：（1）宋应星简介。（2）代表著作《天工开物》。（3）宋应星人物生平。（4）宋应星著作发表。（5）宋应星仕途生活。（6）宋应星的晚年。（7）宋应星作品分类。（8）《天工开物》简介。
（1）宋应星简介和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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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个在光明中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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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幼时先学诗文，又学经史子书，接受封建正统教育。宋应星喜欢游历，和哥哥宋应升等人结伙游历的地方有县城北的狮山，再往西北50里的越王山。越王山南的会埠，有宋家的大片地产。县城西120里的百丈山，是全县最高的山，山上有百丈寺等名胜古迹，有唐宋以来文人士大夫们的诗文碑刻。北乡以东是新建的，那里有宋家的亲友。再东行80里是省城南昌。宋应星自幼聪明伶俐，几岁就能作诗，有过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师和长辈们喜爱。
宋应星后来又和宋应开、堂叔宋国璋（宋和庚子）、族侄宋士中及本县的廖邦英等人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1558—1638）。后来，宋应星又考入本县县学为庠生，熟读十三经和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宋应星在哲学方面，最推崇的是张载（1020—1077）的关学。
张载是北宋凤翔郿县横渠镇（今属陕西眉县）人，字子厚，公元1057年中进士，熙宁（1068—1077）初为崇文院校书。不久，退居南山下，教授诸生，学者称横渠先生。因是关中人，所以称他的学派为关学。过去曾以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并称，但是张载反对周、程，朱以“理”为万物的本源，提出虚空即气，主张气为充塞宇宙的实体。由于气的聚散变化，形成各种事物现象。承认物质先于精神而存在，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宋应星即从张载的关学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宋应星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和工艺制造之学都有很大的兴趣。
公元1603年，江西巡抚夏良心在南昌府刊刻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宋应星熟读此书，这对他后来写作《天工开物》很有启发。宋应星还喜欢音乐、作诗。宋应星青年时代的主要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花在了科举的应试上。
公元1615年，宋应星和宋应升到省城南昌参加乡试。参加这一年乡试的江西考生有一万多人，但中举的却只有109人，宋应星名列第三，宋应升名列第六，奉新县考生中只有宋应星兄弟二人及第，又名列前茅，所以当时的人称他们为“奉新二宋”。
宋应星弟兄受到了乡试成功的鼓舞，当年秋天，他们就前往京师（今北京）应第二年的会试，但是，二人都是名落孙山。宋应星弟兄决定下次再去参加会试，为了做好应试准备，他们就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著名学者舒曰敬（1558—1636）。
舒曰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公元1592年中进士，是个有成就的教育家。他的学生涂绍煃，万时华，徐世博，廖邦英等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江西学者。
公元1619年，宋应星弟兄和舅父甘吉阴进京会试，但二兄弟仍未及第，但他们以为第三次可以成功。
公元1623年，宋应星弟兄第三次进京会试失败。
公元1627年，宋应星弟兄第四次进京会试失败。
公元1631年，宋应星弟兄第五次进京会试失败。
这时，宋应星已45岁，宋应升已54岁，他们的宝贵的青壮年时间，就这样消磨在科举上面，从此他们绝了科举之念。虽然宋应星五次进京会试，均告失败，但这五次水陆兼程的万里跋涉，并不是一点意义没有。在这些长途旅行中，他打开了自己的眼界，扩充了社会见闻。沿途他们经过了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省的许多城市和乡村。沿途他有机会在田间、作坊从劳动群众那里调查到不少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知识，为后来写作《天工开物》等书做了准备。没有这些经历，他就难于写出这些著作。
宋应星也在几次进京会试途中耳闻目睹了明末社会的现实情况，这些情况不容易在书本中了解到，只有到基层做细致的社会调查，才能真正观察和体验到明末的许多腐朽的社会现象，掌握奉新宋应星纪念馆
到更多的实际资料。这时候，社会矛盾激化，尤其是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激化，土地兼并越演越烈，赋税繁重，农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城市居民和封建统治者的矛盾也发生激化，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出现。明朝统治集团内部也矛盾重重，像宋应星这样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却得不到录取，说明科举考试本身都充满了腐败。所有这些，在他的很多政治性的文章当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反映。
宋应星在他多次应试失败的惨痛教训中，体会到终生埋头书本而缺乏实际知识，是真正的不足为道。他终于下决心放弃科举，转向实学，钻研与国计民生有切实关系的科学技术，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宋应星在实践中悟出这些道理后，就利用原有的文化知识虚心向工农群众请教，并及时记录下有关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知识，终于写出了不朽的《天工开物》这部宏伟的科学巨著。
担任县学教谕
公元1604年时，宋应星弟兄已各自成家，就分居了，宋家的地产从此化整为零。几次万里征程，也花费了许多钱财，娶妻生子，家庭支出日渐增多，经济状况已经不如过去，整天在家闲居，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宋应星决定在社会上谋求一项公职，再借此施展他研究实学的志愿。
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在公元1632年谋求到浙江桐乡县令的职务。但是不久，他们的母亲魏氏亡故，宋应升、应星把母亲安葬在本乡的塘尾，就按照封建社会的习俗，在家“守制”。公元1634年，宋应星担任了本省袁州府分宜县县学教谕的职务。应升则调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因为有政绩，被诰封为文林郎。分宜县在奉新的西南，中间经过上高，不算太远。县学有20名学生，教谕则是个未入流的文职衙门中的下级官员。宋应星在这个职务上一直到公元1638年。
宋应星在分宜担任教谕的时候，类似于我们现在不坐班学校的教员，授课后的余闲时间较多，同时又能接触到一些图书资料，为他从事写作提供了条件。宋应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根据以前的调查所得，再查找必要的参考文献，从事着极其紧张的著述工作。
公元1636年3月，宋应星在分宜县令曹国祺支持下，完成了万言的政论集《野议》，并出版。
《野议》集中反映了宋应星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是宋应星在一夜之间写成的。由于宋应星没有在朝做官，所以称为《野议》。
宋应星写《野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期望社会由乱而治，使国家转危为安，体现了宋应星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可以看成是宋应星希望崇祯皇帝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
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使工农能获温饱，商人能有利可图，贫士有获得科举入仕的机会，各阶层的人都能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业、工业和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也许会有救。书中有许多精辟思想：譬如认为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就要大力发展农业和工业，来提供丰富的劳动产品。宋应星的这种财富观为经济学原理做出了贡献。由于《野议》在一夜之间写成，所以在文字上略逊一筹。
宋应星同时又整理发表了他的自选诗集《思怜诗》。《思怜诗》共52首，分成《思美诗》和《怜愚诗》两部分，宋应星取两卷的首字“思”和“怜”命名为《思怜诗》。《思美诗》10首，都是七律，《怜愚诗》42首，都是七绝。
《思怜诗》主要反映了宋应星的人生观，用文学形式表达他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宋应星在诗中塑造了两大类典型人物，分别给以褒美和讥讽。他继承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当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并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
宋应星还著有《画音归正》《原耗》二书，可惜均已失传。《画音归正》是讨论音韵、乐理的作品，与《乐律》的内容相近。《原耗》万言，除与《野议》有类似内容外，还谈到桑麻、绵葛等“小”事。
公元1637年，宋应星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天工开物》。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首写了一篇序，序中说：年来著书一种，名曰《天工开物》。伤哉贫也！欲购奇（购买奇书，奇器）考证，而乏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随其孤陋见闻，藏诸方寸而写之，岂有当哉？吾友涂伯聚先生，诚意动天，心灵格物，凡古今一言之嘉，寸长可取，必勤勤恳恳而契合焉。昨岁《画音归正》，由先生而授梓。兹有后命，复取此卷而继起为之，其亦夙缘之所召哉！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观象》《乐律》二卷，其道太精，自揣非吾事，故临梓删去。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时在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问堂”。
奉新地处江西南昌府境内，明代这里文风很盛。宋应星幼时与兄应升同在叔祖宋和庆开办的家塾中就读。宋和庆是隆庆三年(1569)进士，授浙江安吉州同知，进广西柳州府通判，未几辞官归里，在本乡兴办教育事业。宋应星在家塾中初投师于族叔宋国祚，继而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1558—1638)。
宋应星自幼聪明强记，“数岁能韵语”(作诗)，有过目不忘之才，很得老师及长辈喜爱。稍长，考入本县县学为庠生，熟读经史及诸子百家，他在程颐-程灏、周敦颐、朱熹及张载这宋代四大家中，独推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
他对天文学、声学、农学及工艺制造之学有很大兴趣，曾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1596)等书。此外，还喜欢音乐、作诗。他常与同窗好友赴本县风景名胜处郊游，相互催诗，相互激励，纵谈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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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应星幼时先学诗文，又学经史子书，接受封建正统教育。宋应星喜欢游历，和哥哥宋应升等人结伙游历的地方有县城北的狮山，再往西北50里的越王山。越王山南的会埠，有宋家的大片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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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知是因为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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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no05-524151-1.shtml（4）宋应星著作发表
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弟兄受到鼓舞，当年秋他们便前往京师(今北京)应次年丙辰科会试、但却名落孙山。他们决定下次再试，为了作好应试准备，宋应升、宋应星等人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有名学者舒曰敬(1558—1636)。舒日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是个有成就的教育家，“一时名公巨卿皆出其门下”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是神宗在位时最后一次会试之年，宋应星弟兄与江西其他考生齐会京师，但二兄弟仍未及第。此后，他们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试，均告失败，从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1631)宋应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待老母。崇祯八年(1635)宋应星任本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教授生员，是未人流的教职人员。该年其兄宋应升调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因有政绩，被诰封为文林郎。宋应星在分宜县任教4年，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因为所有主要著作都发表于此期间。
（5）宋应星仕途生活
崇祯十一年(1638)宋应星在分宜任期满，考列优等，旋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正八品)，为省观察使下的属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他任期未满，于崇祯十三年(1640)辞官归里，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毫州(今安徽阜阳地区)知州(正五品)，然此时已值明亡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无，官员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初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书院。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初，宋应星辞官返回奉新。当年三月，李自成大军攻占京师，明亡。四月，清兵人关，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甲申年五月，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为弘光元年。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及南瑞兵巡道(是介于省及府州之间的地区长官)，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亦无意恋官，遂挂冠归里。
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但此政权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政权迅即灭亡。清兵南下取江西，宋应升于1646年服毒殉国。清朝建立后，宋应星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中度过晚年，拒不出仕，大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80。卒后遗有二子，长子士慧字静生，次子士意字诚生，二人均有文才，人称“双玉”。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父祖遗训，在家乡安心耕读。至清嘉庆年(1796—1820)，他的后代都成为贫苦农民。
（6）宋应星的晚年
1637年6月，宋应星完成了他的《卮言十种》中的第八种《论气》一书。《论气》是宋应星的一部自然哲学著作，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和《寒热》等篇章。宋应星在《论气》一书中，继承了先秦的荀子（公元前330—前227），汉代的王充（27—107），宋代的张载（1020—1077），特别是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宋应星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又返回到“气”。在形和气之间还有个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
宋应星把元气论和新五行说（金、木、水、火、土）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金木有形之物，然后再逐步演变成万物。宋应星的二气五行之说理论比王充、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和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土火水气四元素说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他在气和万物之间引入了水火土金木这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
宋应星还进一步讨论土石五金的“生代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宋应星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的物质成分和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是摄取土中无生命养料和水而生长的，从而论证了有机界和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
宋应星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基础上的。宋应星在《论气》的《气声》篇中还专门讨论了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其中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和决定声音强度的因素等问题。
宋应星在谈到声音发生原理时，指出声音是气的运动，由于气与形之间的冲击而发出声音，以形破气而成为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气间冲击的强度，急冲急破。
宋应星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他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达到的距离的10倍。他认为，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很像以石击水所成的水波扩散那样，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经有了关于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以后声学理论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还在争论关于声音的传播媒介到底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直到17世纪德国学者盖里克用抽气机作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声波的概念是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宋应星在研究声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较先进的思维模式。
1637年9月，宋应星又完成了《卮言十种》中的第九种《谈天》一书。《谈天》主要是谈日，当宋应星登山东泰山观日时酝酿了一种思想，认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如果认为是昨日之日，是“刻舟求剑之义”。认为太阳不但沿着它的轨道周行不已，而且它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这样，就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后来，王夫之发挥了宋应星的这种“日日新”的思想。
宋应星还批评了宋儒朱熹（1130—1200）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的天人感应说观点，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作了对比，证明天人感应说是毫无根据的。
1638年，宋应星在分宜任期已满，考列优等，随后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
1640年，宋应星任期还没有满，就辞官归里了。
1642—1643年，宋应星在奉新家居住时，当地爆发了由李肃十、肃七领导的红巾军起义。宋应星曾经与兵备道陈起龙、司李胡时享等，用计谋和武力镇压了这次起义。
1643年，宋应星又出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这是宋应星一生担任的最高官职。宋应星担任亳州知州时，已经是明亡的前夕。宋应星赴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官署都被毁，他捐资努力重建，又把出走的官员招集回来，还捐资在城南买下了薛家阁，准备建立书院。
1644年初，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宋应星的心愿未遂，辞官返回了奉新。3月19日，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于万岁山树上。是日农民军破内城各门，李自成乘马进城，入承天门，登皇极殿。城内人民都设案焚香迎接，于门首大书“顺民”和“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等字样。明朝的腐朽统治至此崩溃了。
4月22日，清兵进入山海关，包围了北京城。宋应星虽然早已挂冠，回到了奉新家中，仍关心国家大事，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心情，痛恨那些汉族大官僚地主依靠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对广大人民施行民族压迫的可耻行径，就挥笔草成了《春秋戎狄解》一书，借古喻今，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
1644年清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
5月15日，南明福王朱由崧称帝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这个政权完全是明末腐朽政权的继续。
南明时，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和南湍兵巡道，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他在晚年决心做一个隐士。明亡前，宋应升已升任广州知府，明亡后也无意恋官，辞去官职，回到家乡。宋应星弟兄寄希望于南明政权，但这个政权由马士英、阮大铖擅权，内用宦官，外结诸将，政以贿成，官以钱得，有“中书随地走，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之谣。这个政权从成立之日起，内部就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阮大铖勾结马士英，日以党争为事，罗织罪名，排挤打击东林党人。
1645年5月，清军渡江，福王逃至芜湖黄得功军中。不久，清追兵至，黄得功战死，福王被俘，后在北京被杀。宋应星和宋应升回到家乡后，阔别多年得以重逢，虽然是兄弟相见格外高兴，但国事的不可为又给他们增添了无穷无尽的烦恼。尤其是清兵攻破南明政权后，又南下去取江西，更使他们感到绝望。
1646年，宋应升题了两首绝笔诗，服毒殉国。宋应星在埋葬了与他相伴多年的大哥之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拒绝到清政府去做官。
1655年，宋应星应友人陈弘绪之请，为陈弘绪撰的《南昌郡乘》草成了《宋应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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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弟兄受到鼓舞，当年秋他们便前往京师(今北京)应次年丙辰科会试、但却名落孙山。他们决定下次再试，为了作好应试准备，宋应升、宋应星等人前往江西九江府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有名学者舒曰敬(1558—1636)。舒日敬字元直，号碣石，南昌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是个有成就的教育家，“一时名公巨卿皆出其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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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还是因为彼此之间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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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应星作品分类
作品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1)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有《天工开物》、《观象》、《乐律》等；
(2)属于人文科学方面的有《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等；
(3)介于上述两大领域之间的有《原耗》、《卮言十种》等；
(4)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美利笺》等。总共有十几种。
这些著作都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由于社会动乱，再加上作者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已散失。现在保留下来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5种，而后两种是《卮言十种》中残存下来的。
（8）《天工开物》简介
《天工开物》被誉为17世纪中国科技的百科全书。宋应星是中国17世纪明代著名的科学家，《天工开物》是其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该书影响波及世界，宋应星因而在世界科学史上享有极高的盛誉。
宋应星原是一介考生，六试不第，后感于“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着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遂不再应试，曾旅游大江南北，行迹遍及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实地考察，注重实学，从东北捕貂到南海采珠、和阗采玉。宋应星在任分宜县教谕期间，将他平时所调查研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整理成书，在崇祯十年，由其朋友涂绍煃资助出版。
因为中国的大量古籍中存在强烈的“华夷之辩”意识，满族入关后，为巩固作为异族的统治，消灭汉族主体意识，对中国古籍进行了一次集中整理、检查、修改和销毁，即是通称的对“四库全书”的整理。其中凡被认为对满清不利的，进行修改或毁灭。《天工开物》因被认为存在“反满”思想而被销毁。后来《天工开物》由藏于日本的明朝原版重印刊行中国。──《天工开物》在古今图书集成略有摘取，在修订《四库全书》由于发现反清思想被压制国内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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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应星作品分类
作品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1)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有《天工开物》、《观象》、《乐律》等；
(2)属于人文科学方面的有《野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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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用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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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06，李自成(1606-1645)39岁，李闯王，明末农民起义领袖163
李自成：信仰“胜者为王”。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家强在本章分9节：（1）李自成简介和生平。（2）李自成死因争议。（3）李自成人物评价。（4）李自成后世纪念。（5）李自成的败亡竟然是这个人干了一件缺德事！（6）李自成进京很可能是一场误会。（7）李自成为何败得那么快。（8）历史上最冤的美女绝代红颜陈圆圆。（9）欲窥神器，先抛却地方思维（从闯王之败说起）。
（1）李自成简介和生平
李自成(1606年-1645年)，原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 ，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童年时给地主牧羊，曾为银川驿卒。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
当时中原灾荒严重，社会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起义军中的主力军。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并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会战李自成。李自成战败，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1645年5月17日，在湖北通山九宫山元帝庙遭村民误杀。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李自成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八月出生。出生在米脂河西200里的李继迁寨，距他的老家长峁鄢60多里(两地现均为横山地)。李自成的祖籍是米脂县李家站，在米脂县殿市镇有个村落，名叫李继迁村，当地人也叫做李家站，村里的人代代相传，是李继迁的后人。
《米脂县志》记载:“米脂李姓，分太安里二甲李氏和永和石楼李氏。一支是太安里二甲，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而另一支李氏是由山西永和石楼县迁移到米脂的，二支李氏不属于同宗同室。太安里二甲的李氏，是一大族，遍及米脂城乡各处。”
李自成家庭属太安里二甲，明代前由甘肃太安里迁徙来到李家站。而这个李家站正是当年党项拓跋平夏部从甘肃东迁后居住的地方。
杀官起义
李自成少年喜好枪马棍棒。其父死后他去了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当驿卒，负责照看马匹。明朝末年的驿站制度有很多弊端，明思宗在1628年(崇祯元年)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驿站。李自成因丢失公文被裁撤，失业回家，并欠了债。同年冬季，李自成因缴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举人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将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由亲友救出后，年底，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妻子韩金儿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李自成又杀了妻子。两条人命在身，官府不能不问，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同侄儿李过于1629年(崇祯二年)二月到甘肃甘州(今张掖市甘州区)投军。
当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李自成不久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同年在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县)因欠饷问题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发动兵变。
征战四方
李自成起事后转战汉中，参加了王左挂的农民军。1629年，后金第一次入塞，北京震动，大将袁崇焕被皇帝凌迟处死。1630年王佐挂被朝廷招降，李转投奔张存孟(不沾泥)，为队长。1631年(崇祯五年)四月，张存孟在陕北战败，也降明。十月，洪承畴正式接任三边总督，逐渐剿灭陕西境内农民军。1633年(崇祯六年)，李自成率余部东渡黄河，在山西投奔了他的舅父"闯王"高迎祥，称"闯将"。同年，曹文诏率千余关宁军击败山西境内的农民军，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均逃到河南被曹文诏、左良玉等多路明军包围。然而次年1634年(崇祯七年)，后金军第二次入塞，曹文诏被调到大同抗金，被围农民军从王朴处突围。是年六月，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乃引军西向，约会陕西、郧阳、湖广、河南四巡抚围剿汉南农民军。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等部见明军云集，误走兴安(今陕西省石泉以东的汉江流域)车箱峡。峡谷之中为古栈道，四面山势险峻，易入难出，唯一出口为明军所截，"马乏刍多死，弓矢皆脱"，情势危殆，李自成用顾君恩之计，贿赂陈奇瑜左右人士，向官兵诈降。此时陈奇瑜释放李自成等人，派五十多名安抚官将农民军遣送回籍，甫出栈道，自成立刻杀安抚官复叛。
1635年(崇祯八年)，洪承畴任五省总督后围剿民军，民军退到河南洛阳一带。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起义军在河南荥阳召开荥阳大会，李自成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方略。会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部攻下南直隶凤阳，掘明皇室的祖坟，焚毁朱元璋曾经出家的"皇觉寺"，杀宦官六十多人，斩中都守将朱国相。因争夺凤阳皇宫的俘虏小太监和鼓吹乐器，李自成与张献忠结怨，李自成分军西走甘肃。
1636年(崇祯九年)，高迎祥在安徽被新任五省总督卢象升击败包围在郧阳山区。同年四月后金建国改清，六月清军第三次入塞。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抗清。兵部侍郎王家桢继任五省总督，高迎祥等突围。高迎祥从子午谷进攻西安时兵败被新任陕西巡抚孙传庭所杀。高迎祥残部投奔李自成，李便被推为"闯王"，继续征战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明史》称其为"闯贼"。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策略，限制农民军的流动性，各个击破，最后歼灭。此举在二年内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刘宗敏等残部17人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
1638年(崇祯十一年)八月，清兵从青口山(今河北迁安市东北)、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北)两路毁墙入关，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杨嗣昌为贯彻其"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等人的激烈反对。崇祯和战不定，卢象升在河北巨鹿战死。清兵澈退后，孙传庭、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冬天李驻扎在富水关南的生龙寨，并娶妻生子。
号称闯王
1639年(崇祯十二年)，张献忠在谷城(位于湖北襄樊)再次反叛，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率数千人马杀出。
1640年(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入河南，收留饥民，郑廉在《豫变纪略》载李自成大赈饥民的盛况:“向之朽贯红粟，贼乃藉之，以出示开仓而赈饥民。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自此李自成军队发展到数万，提出“均田免赋”口号，即民歌之“迎闯王，不纳粮。”
1641年(崇祯十四年)正月二十日，攻克洛阳，杀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从后园弄出几头鹿，与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为“福禄宴”，与将士们共享。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之后在一年半之内三围省城开封未果，最后一次1642(崇祯十五年)年黄河决堤冲毁开封。先后杀死陕西总督傅宗龙、汪乔年。十月在河南郏县败明陕西巡抚孙传庭。与此同时明朝对清朝战事不利，三月，洪承畴降清。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掠走三十六万人。
1643年(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招抚流亡的贫苦农民，“给牛种，赈贫困，畜孽生，务农桑”，又“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3月，杀与之合军的农民领袖罗汝才。四月杀叛将袁时中。5月张献忠克武昌建立“大西”政权。十月，李自成攻破潼关，杀死督师孙传庭，占领陕西全省。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以李继迁为太祖，建国号“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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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606，李自成(1606-1645)39岁，李闯王，明末农民起义领袖163
李自成：信仰“胜者为王”。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家强在本章分9节：（1）李自成简介和生平。（2）李自成死因争议。（3）李自成人物评价。（4）李自成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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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我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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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京灭明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东征北京，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口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今汾阳)、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蒲州(今永济)，隔日攻下怀庆(今河南焦作)，杀卢江王载堙。初五日(3月13日)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殁，初八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十六日，克忻州(今山西忻州)，官民迎降，代州(今属忻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余日，遇吉因兵少食尽，退守宁武关(今山西宁武境)。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三月初一日(4月7日)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伤亡惨重，《罪惟录》记“后贼陷京师，多有手足创者，皆经战宁武者也。”，李自成下令屠城。当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三月初八日，兵至阳和。十一日，大顺军开进宣府，"举城哗然皆喜，结彩焚香以迎"。崇桢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
三月十五日(4月21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不战而降，同时，刘芳亮率领南路军，东出固关后，真定太守邱茂华、游击谢素福出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三月十六日，李自成部过昌平，抵沙河。十七日进高碑店、西直门，以大炮轰城，入午攻打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三月十七日半夜，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农民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此事存疑，参见曹化淳条目)。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派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入城与崇祯帝秘密谈判。据《小腆纪年附考》卷四载，李自成提出的条件为:"闯人马强众，议割西北一带分国王并犒赏军百万，退守河南……闯既受封，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助剿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双方谈判破裂。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部军，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又返回乾清宫，大臣皆己逃散，最后崇祯前往景山自缢，史称甲申之变。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于田贵妃墓中。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封宫女窦美仪为妃。大顺军入北京之初，兵不满二万，李自成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铺营业如常，“有二贼掠缎铺，立剐于棋盘街。民间大喜，安堵如故”。但从二十七日起，农民军开始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城中恐怖气氛逐渐凝重，人心惶惶，“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牵魏藻德、方岳贡、丘瑜、陈演、李遇知等，勋戚冉兴让、张国纪、徐允桢、张世泽等八百人追赃助饷。”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李自成手下士卒抢掠，臣将骄奢，“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大顺军于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例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 ;在绛州，“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在宣化，“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告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十三日，由李自成亲率十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征讨吴三桂，留守北京者为刘亮与李侔。
据说李自成入燕京后，从宫中搜出内帑“银三千七百万锭，金一千万锭”，“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时人许重熙在《明季甲乙两年汇略》借谈迁之口谓曰:“损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慨矣。”但可信度并不高。计六奇认为:“予谓果有如此多金，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据梁方仲估计，1390年至1486年，中国内地白银总产量只有三千万两上下。明亡前，虽有大量西班牙银元与其他外籍银元流入，但也只有四千五百万两。
战败覆亡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二十九日李自成在北京称帝，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彻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七月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大顺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1644年(顺治元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
1645年(顺治二年)，清军以红衣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采避战的方式流窜，经邓州、襄阳，入湖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五月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被忠于明朝的程九伯地方民兵杀死，尸首不知何处，自成战死后，农民军悲怒交集，立即扫荡九宫山区，对当地民众予以报复性打击。《明史》也记载，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大顺军余部称李自成为先帝，其妻高氏为太后，李锦推举李自成三弟李自敬为首领。
（2）李自成死因争议
李自成遇难湖北通城县九宫山，被清初的公私著述如《明史》、《乾隆御批纲鉴》、《绥寇纪略》、《见闻随笔》、《罪惟录》、《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剩事》、《所知录》、《甲申传信录》、《明末纪事补遗》、《明亡述略》、《永历实录》等诸多史籍所记载。但是，李自成究竟是怎样死的，却一直存在争论，《明史·李自成传》也无法搞清其殉难经过，少数史料也有以下几种不同说法:最具有传闻的是：被刘陆然、吴三桂鏖战致死，勇挫李自成20万大军。后刘陆然被封黑神王。
自缢说
自缢者自尽也，自己上吊而死。其根据是清军统帅阿济格向朝廷的奏报，奏报中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得脱，遂自缢死。"但是后人认为，李自成久经沙场，果敢坚强，绝无自杀之可能。而且阿济格的说法，并非亲眼所见，故真实性甚低。
战死说
《通山县志》中的记载为:"九伯聚众杀贼首于小源口";而《程氏宗谱》却是这样记载的:"剿闯贼李延于牛迹岭下";没有一个地方明确指出，程九伯的确杀死了李自成，而只是说杀死了李延。《米脂县志》《延安府志》等李自成家乡的史料显示，记载李自成乳名和名字说法很多，却唯独没有"延"字，陆续发现的大顺档案记载李延为大顺昭侯，不是李自成。
误死说
误死即误伤致死。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中说:李自成率二十骑到通城九宫山，他让将士留在山下，自己上山拜谒元帝庙。当地村民"疑以为劫盗"，在李自成跪拜元帝像时，被村民在身后用荷锸击伤头部，李自成当即昏倒"不能起"。这时村民一拥而上，"碎其首"而亡。村民搜其钱物时，发现"金印"，方知道杀错了人，"大骇，从山后逃去"。
搏斗死说
康熙年间费密撰写的《荒书》中说:"李自成率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时，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败。"李自成一人和山民程九伯赤手搏斗，程九伯不是对手，被李自成摔倒在地，并骑在程九伯身上，"抽刀欲杀之"。但刀被血渍又渗人泥浆;一时没拔出。正在这时，程九伯外甥金某，从背后以铲猛击李自成头部，即刻而亡。而程九伯的宗谱明确记载"剿闯贼李延于牛脊岭下"，根本不是李自成，而且牛脊岭也不属通山九宫山范围。
夹山寺禅隐说
观点:1981年，湖南石门夹山寺发现一座古墓，考古人员发现墓主人奉天玉和尚违背僧规，按俗礼下葬，而葬俗又与本地葬俗不同，最后通过种种物证认为奉天玉和尚很可能便是李自成。但疑点十分明显:在奉天玉夹山出家的历史中，奉天玉和尚与当地官员交往密切，而李自成"陕北口音，四十岁多一点，一只眼睛瞎了"的相貌特征相当明显，很容易暴露身份，这与他的身份有些不符。
青城归隐说
在青城镇苇茨湾村李文生家发现了一本抄录并补修于民国三年(1914年)的《李氏家谱》，经过考察研究，得出全新结论，李自成兵败后，化装为和尚投靠其在榆中青城的叔父李斌，晚年的李自成就生活在附近的深山大沟里，并葬于龙头堡子山下，经学者考证，《李氏家谱》中李自成除姓名与明末农民领袖李自成相同外，其余与李自成的籍贯、故里和祖辈、父母及夫人姓名等均不相同，显然不是大顺皇帝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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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京灭明
1644年(崇祯十七年)一月，李自成东征北京，二月初二(3月10日)，在沙涡口造船三千，渡过黄河，攻下汾州(今汾阳)、阳城(今晋城市阳城县)、蒲州(今永济)，隔日攻下怀庆(今河南焦作)，杀卢江王载堙。初五日(3月13日)攻克太原，牛勇，王永魁等督兵五千人出战尽殁，初八日以守将张雄作内应，炮轰破城，蔡懋德自缢死。在太原休整八天。十六日，克忻州(今山西忻州)，官民迎降，代州(今属忻州)守关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双方大战十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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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识别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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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自成的败亡竟然是这个人干了一件缺德事！
李自成是明末著名的农民军领袖，曾逼得崇祯自杀，灭亡了大明王朝，并建立了大顺王朝。但李自成仅仅当了42天的皇帝就败了，然后率领大顺残部向西流窜，最终被地主杀死在九宫山(主流说法)。
那么如此势大的李自成为什么会败亡那么快，而没有取代明朝成为中国的新王朝。据说是因为有个人干了一件缺德事，那就是他挖了李自成的祖坟，断了他的龙脉。这个人就是边大绶。
边大绶是直隶任丘(今河北省沧州任丘)人，曾任陕西米脂县令，也就是李自成老家的县令。1642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肆虐中原，边大绶带人抓了李自成的哥哥逼迫其交代了祖坟所在地，边大绶带领衙役翻山越岭在深山中，找到了李自成祖父李海和父亲李守忠的坟墓，“尽数伐掘”，将骨骸“聚火烧化”，最终"逆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破矣!"边大绶因掘李自成的祖坟由名不见经传的县令小吏一举成为明末清初的名人。
（6）李自成进京很可能是一场误会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这一年注定要被史册铭记。
这一年是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大清顺治元年，大西大顺元年，是为四元交汇。
这一年，朱由检、李自成、爱新觉罗·福临先后在北京紫禁城做皇帝，朱由崧在南京监国，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是为五皇临朝。
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这是历史上罕见的乱世。
这一年，李自成从西安一路杀来，几无波澜，顺顺利利地攻破千年古都北京，朱由检在煤山上吊，国君死社稷；而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接应满清入关；小皇帝福临在叔叔多尔衮的辅佐下面南而坐，登上了紫禁城权力的顶峰。
如果翻开史书，仔细审视当年这一系列眼花缭乱，甚至有点阴差阳错的事件。人们会发现，李自成进京很可能只是一场偶然的误会，吴三桂降清也比教科书讲述的复杂得多。
历史到底因为哪只蝴蝶的翅膀，被推向了人们今天所看到的方向？
进京之路，李自成硬着头皮也得走下去
1644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大风霾，飞沙走石，不见天日。占得卦曰：风从乾起，主暴兵至，城破。如此不祥之兆，开启了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份。
二月二十二日，大顺军攻占了山西北部一处不起眼的关隘——宁武关。宁武既不是雄关要隘，又不是什么通往北京的必经之处，宁武之战本不应是多么起眼的战斗，却因为是李自成进京过程中为数不多的硬仗而闻名遐迩。在明清鼎革之际诸多史料中，宁武之战大有文章。
农民军从陕西过来几乎一路迎降，直到宁武关才发生了像样点的抵抗，山西副总兵周遇吉率领手下先是在代州迎战，不敌，跑到了宁武关。李自成又追了上去，经过十数日的激战终于擒杀周遇吉，击败了这位在明末文人笔下的忠勇之将。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个故事，会发现问题实在不小。首先双方先在代州开打，翻阅潭其骧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会发现从忻州（今忻口）北上，在原平附近分出两条岔路，右边一条，过代州（振武卫），往东走经平型关、广昌、浮图峪出太行山，就来到了紫荆关，过拒马河就是房山，然后就是北京城，这是从山西去北京最快的道路。
那么周遇吉守代州，无疑是农民军进军京城的拦路虎，李自成向代州进攻自然是正确的——前提在于李自成想由代州这条路进军京城。
但是李自成在代州打跑了周遇吉，并没有取捷径杀奔北京，而是回过身又往西去了宁武关，非要跟周遇吉拼个死活。
周副将就这样被逼着与李自成血战到底，杀身成仁。可能到死周遇吉都很奇怪，你不是要去京城吗？我都给你让路了，为何还要跟我过不去？
结果这场两败俱伤的大战，让李自成也非常郁闷，他对手下道：“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回陕休息，另走他途。”
一路顺风顺水的李自成在此小隘挫伤了锐气，他不知道之后的宣大精兵还要造成多大的麻烦。进退之间，李自成打起了退堂鼓。
就在李自成决定“刻期班师”的时候，一只蝴蝶扇动了翅膀，历史走到了三岔路口，“更深，忽有大同总兵姜瓖差人送降表至，贼甚喜，设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总兵王通亦至，且以百骑来迎。贼谬谓天与，优答二镇，豫加封爵，一意长驱。”
天上掉馅饼了，宣大两位总兵竟然同时送来降表，本来已经丧失了信心的李自成也许觉得这是上天的赐予，天与弗取，必受其咎。
姜王二人的迎降，是李闯进京的第一双蝴蝶翅膀，历史稍微偏离了轨道。李自成在这条通往北京的路上，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继续走下去。
李自成一直缺钱花 1644年的春天，走过一条乡村到城市的路，正在宁武关到大同路上的李自成，心情十分忐忑，因为他正在奔向一个未知的前程，虽然定鼎天下的诱惑实在太大，但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胃口吞下它呢？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农民军攻入潼关，占领了西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政权，经过十几年的奋战，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同时，李自成为笼络民心，宣布“闯王来了不纳粮”，所占之地三年免征。
但是，打仗打的就是钱粮，农民军总要吃饭，不纳粮能怎么办？早期是抢，到一地抢一地，如蝗虫过境，不管好坏抢光杀光。
后来要争天下了，不抢普通百姓就抢宗藩官员的。比如崇祯十四年攻下洛阳，李自成就在福王王府中抢了上百万的钱粮，并且开仓赈民，收拾民心。
进入西安后，李自成的兵马已经号称百万之巨，虽然多有夸张，但需要巨额钱粮却是肯定的。
因此一到西安，李闯的军队就变着法儿搞钱，“贼大宴关中缙绅，出秦府金银器皿分与之，谓曰：‘饷乏，公等皆墨吏多金，宜各出之以助军需。’且令左右露刃胁之。皆战栗署诺惟谨。”
“责渭南南氏饷一百六十万，礼部尚书南企仲遇害，南家的儿子侄子都被炮烙而死。”
不仅向官员索饷，还以大钱换银的方式应付开支。在西安，农民军“铸大钱直白金一两，次当十钱，当五钱。平物价。”也就是说铸造大的铜钱能低白银一两，以这种手段平抑物价。
众所周知，对付通货膨胀的一种方法就是更换货币。但问题在于，陕西连年干旱，物资短缺，即使以铜钱抵银两也没法真正平抑物价。农民军不仅要养手下的兵将，还要用银招降各地守军，如招降榆林守军就用银五万两。
农民军到底有多么缺钱，从他们如何逼迫官员协饷可见一斑，那么向山西的进攻是否也是为了筹饷筹粮呢？虽然史料没有明指这个目的，但农民军到山西后的确是一路抢去，大掠山西多个郡县，到闻喜又拷掠大户。农民军在占领太原后，休整了8天，期间把官库和晋王府的金银财宝搬运一空。
偏师刘芳亮部在攻下长治之后，“系诸郡王宗室及乡士大夫，非刑酷拷，大索金银，动以千万计，名为捐助。下至乘田委吏，无一得免者。或已经物故，复收其子孙一体拷掠，是名故宦例亦如之。”
农民军缺钱，大明朝何尝不是？农民军的势如破竹，并非偶然，也非天命，实在是大明朝财政破产之故。此时，大明的军队普遍欠饷，如西安守军欠饷半年，吴三桂的军队欠饷14个月。这些没有粮饷的军队如何能打仗卖命？望风而降就是被穷困逼出来的。
有此种种，李自成的东征到底是主动地、有计划地向北京进军，还是因解决财政问题而起，阴差阳错逼上梁山？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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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自成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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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渐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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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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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豪气万丈的东征到主动要求城下之盟
几乎所有史书都把李自成从西安出发向山西进军当成攻打北京的一部分，那么在这场问鼎天下的大战中，农民军出动了多少兵力？
史料中一般说李自成东征兵力为50万人，围太原号称50万，但号称就是吹牛的说辞。实际上从西安出来的农民军很可能只有不到10万。《明季北略》中说，李自成派刘宗敏作为先锋过河兵力是两万。刘宗敏在东征檄文中说“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亲提兵百万于后。”照此比例，李自成的主力也就4万人。如果加上南线刘芳亮的偏师，不到10万人是合理的估计。
因为在日后李自成亲征山海关时，所率之军也就是6万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进入京城的嫡系农民军也就是这个数而已。
以不到10万人东征，怎么看也不像攻打京城的样子。但既然来了还是要出言恐吓一下的。刘宗敏过了黄河到了山西，就发出了檄文，对朝廷一声断喝：“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止有晋燕，久困汤火。不忍坐视……”这分明就是气势汹汹来取尔项上人头的叫嚣，让挡在面前的明朝官将都纳土而降。
但当一切顺利攻下太原后，李自成发出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诏书，这份诏书的语气与之前的檄文相比，反而降了八调，语气十分客气，“咨尔明朝，久席泰宁，寖弛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李自成几乎是在给崇祯皇帝开脱罪责，天下事做不好，也不都是你的责任“君非甚暗”，而是身边的“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一言以蔽之，都是奸臣太多，耽误了皇上。
这一份诏书显然少了一些骂人的冲动，却多了几分讲理的平和。一场你死我活的定鼎之战，为何就这样语气软了下来？
前文所述，当姜瓖、王通的降表送来，李自成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投降到他手下的明朝兵将越来越多，这些人还都要用银钱来安抚。李自成后来招降左良玉和吴三桂，开价都是四万两银子。不给银子，那些降兵降将如何能服帖？
过了宣大之后，“居庸及各镇总兵白邦正刘芳名等并昌平文武相次乞降，迎表飚集。”“迎表飚集”——李自成就是这样，被一封封降表送过了险关要隘，一步步迎进了京城。可以想象，此时的他已经是骑虎难下，前面的路想不走都不行了。
三月十七日，农民军五六十骑抵达西直门，宏伟的北京城终于等来了要命的人。但是，面对这座在大明历史上数度被人进攻、却从来没被攻下的坚城，李自成终于撑不住了，他已经没有了任何夺取京师的雄心，反而主动要与大明签订城下之盟。
这天夜里，他派出太监杜勋进城与崇祯皇帝谈判，“勋言李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
此言不是孤证，明朝官员李长祥也记述道：“兵部尚书张缙彦巡城，自东来，将至正阳门，其处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内官。则数人见缙彦起。缙彦问何人？内官曰：城下都督爷。缙彦惊问何以得上？内官出一纸，草纸也。其上墨写‘再与他谈’四字，帝之御书。”此事后来也得到了张缙彦的承认。
由此可见，谈判确有其事，而且崇祯皇帝不仅知道，甚至有与对方达成协议的想法，只是因为内阁首辅魏藻德不支持，最终不了了之。
从一开始李自成气势汹汹大骂明朝气数已尽；再到“君非甚暗”都是奸臣当道；最后来到北京城下，主动要求与明朝谈判。这种高开低走的气势，哪里像一门心思杀入京城、夺取皇位的好汉？
虽然顾城先生把这场谈判描绘成李自成敦促崇祯投降的策略。但从各种史料看，既然是敦促投降，那为何还有割让西北为王，犒银百万等等的条款？
有人或者要问既然兵临城下了，为何李自成还主动与崇祯谈判，甚至是主动要求有条件退军？
当李自成在三月十七日抵达城下时，他肯定想不到两日之后就坐进了紫禁城。因为北京这座城池太坚固了，有明一朝无论蒙古的也先、满洲八旗都曾多次兵临城下，但都无功而返。李自成如何能预料到，自己短时间内就能打开北京城呢？要知道之前的开封，一守就是一年，北京可比开封坚固多了，如果到时候顿兵城下，四周明军勤王之师云集，岂不是进退两难？
早在宁武关就打过小鼓的李自成，此番再度打起了退堂鼓。只是历史的蝴蝶又一次扇动了翅膀，三月十八日，崇祯皇帝的亲信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彰仪门（今广安门）投降了。直到此时，李自成最终“无奈”地被他的骄兵悍将簇拥着进入了北京。
吴三桂的反复与满清入关
在1644年三月十九日之后一个月时间里，可能没有一个人相信，北京这座城市很快就变成满清建奴的天下。但它却在一个多月后变成了事实，五月初二，满清摄政王多尔衮进入北京。
如果说李自成进京之前的事情，是蝴蝶扇动翅膀导致的一系列偶然性事件。那么满清入关以至于定鼎北京，就是蝴蝶动翅引起的一系列风暴。
吴三桂，大明辽东总兵，在农民军节节挺进的时候，正统帅着大明最后一副家当——关宁铁骑驻守在宁远，抵御满清。但火烧眉毛了，朝廷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大将。
三月初四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朝廷命吴三桂率军入援京城。后世许多人都认为，此时吴三桂一直在磨洋工，没有尽力勤王救驾。这说法倒是符合他大汉奸的嘴脸，只是事实真是这样吗？
三月初六，崇祯降旨诏三桂入关，吴三桂在三月十三日便已经入关。从诏命发出到入关总共7天，其间还带着十几万百姓转移二百里，这速度怎么看也不慢。
接下来，吴三桂花7天安顿好百姓，然后，他从十八日开始朝北京进军，两天跑了300里路，三月二十日吴三桂抵达丰润，但此时他也获知了京城失陷的消息。
而李自成对这位吴三桂是相当重视的，刚进京城，他便着手招降吴三桂。对吴三桂的招降前后数次。第一次归降没有明文记载，史料只有片言只语，吴三桂在三月二十七日回转山海关，破关而入，击破已在关上的两万大顺军（《明季北略》《小腆纪年》等）。这说明吴三桂在丰润时，已经与李自成有沟通，不然也不可能看着农民军前去接收了山海关。
第二次归降，就是一般史书中都有记录的，三月二十九日李自成派唐通拿他老爹吴襄的手书，并四万两银子前去山海关招降他。这次招降，吴三桂又答应了，并且第二次带兵入关投降。等走到了半道，接到老爹被拷掠、陈圆圆被霸占的消息，就有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冲冠一怒为红颜”。
不少学者认为吴三桂岂能为一女人跟李自成翻脸。但只有看到吴三桂在这段时间写的几封家书，才能知道陈圆圆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二十二日第一书：“……并祈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奈心。”
二十二日又一书：“……家口均陷城中，其势只能归降。陈妾安否，甚为念！”
二十五日书：“惟来谕陈妾骑马来营，何曾见有踪迹？如此轻年小女，岂可放令出门？父亲何以失算至此？儿已退兵至关，预备来降。惟此事实不放心。”（《春冰室野乘》）
在这样一场决定华夏大地前途命运的惊天巨变之中，吴三桂每封家书必提及陈圆圆，字里行间，儿女情长，爱意之深，跃然纸上，“冲冠一怒为红颜”看来并非虚言。
与此同时，故事另一个主角满清，却被关内一系列惊天动地的消息惊呆了。防守锦州的清将艾度礼等从“逃人”口中获悉：“宁远一带，人心震恐，闻风而遁。”至三月十六日将这个消息传达到沈阳。满清当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
到了四月初清廷突然大举增兵，朝鲜使臣郑太和四月十四日写道：“（清使郑命寿）又曰：‘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
由此可见，大举增兵是临时做出的决定，那为何清廷的决定如此突然？就是因为，满清已经得知了北京发生的事情，从三月十九日北京城陷到四月初，有十几日时间，足以让任何消息传到沈阳。
而且四月初四范文程的奏疏也可为证，疏中说：“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由此可见，满清大聚兵马做出倾巢出动的决策，完全是由于北京易主临时决定的。
满清的进军路线一开始指向蓟县密云，值得注意的是李自成四月十三日出京东征，十五日也到了密云。如果翻开地图，会发现李自成的进军路线非常奇怪，密云在北，山海关在东，完全是南辕北辙。
只有结合满清一开始剑指蓟县密云的路线，李自成的行动才能解释得通。李自成定然是得到了来自辽东的谍报，知道满清将从密云破口。
但之后，清顺双方都调整了作战方向，那就是因为十五日的清晨，吴三桂的使者来到满清西征军的大营向多尔衮请求支援。多尔衮决策改变进军路线，南下山海；而同样在这一天，李自成也改变路线，倍道东进，直扑山海关。此处三方的故事真让人浮想联翩，李自成在辽东到底安插了什么级别的间谍，才能让他如此及时地得到如此精确的情报？可惜此处翻遍史书也不见片言只语。
由此可以看出，李自成对于满清的威胁从开始便了然于胸，而不是许多史料中记载的，直到一片石大战才知道满清的行动。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比清军早了一个白天抵达山海关下，随即对关城发起攻击，山海关内外两军战成一团。这日黄昏，清军也将赶到关外十五里处下营。
至此，在蝴蝶翅膀扇动之下，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等决定华夏命运的各方角色一同进入了山海关的后台，1644甲申之变的大戏高潮即将开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