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7月13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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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豪气万丈的东征到主动要求城下之盟
几乎所有史书都把李自成从西安出发向山西进军当成攻打北京的一部分，那么在这场问鼎天下的大战中，农民军出动了多少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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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我从厨房走向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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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7月14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no05-524151-1.shtml（7）李自成为何败得那么快
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领袖，推翻明王朝的直接人，打下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一路势如破竹攻下北京，逼死崇祯，按理是大顺接替大明，他做崇祯的位子，可历史却开了个大玩笑，他很快就败亡了，他的百万大军呢？其实他的成功完全是运气，他的军队连农民军也称不上，应该叫“饥民强盗军”，之前他是见了明军就跑，经常几万人被打剩几十人，跑山里去，运气的是崇祯十三年河南大旱，使他迅速聚集了几十万饥民，大家都知道河南是中原，农民最多，人口比起之前的偏僻陕西多的多，所以陕北闹灾荒闹不起来，毕竟人少，用别的地方兵区打陕北的农民还是没问题的，可中原一闹，北方大乱，南方的官僚地主是不会去勤王的，明朝基本完了，赋税，人口全没了，拿什么去剿匪，李自成进北京基本没遇抵抗，明军家里人都没饭吃造反了还打什么，进北京后，李自成这个武夫和手下这帮完全没人管的强盗，饥民就现出原形了，基本只干一件事情，就是抢劫，李自成更是连吴三桂的老婆也抢，政治方面是零，民心尽失，然而崇祯虽死，但南方，山东等依然是明朝天下，关外还有满清虎视眈眈，就靠李自成这个强盗头子和手下一群乌合之众，怎么能和正规的明军清军作战？除了人多，就是乱，毫无军纪，百万大军（当然估计没那么多）迅速逃亡，溃散，李自成根本不具备改朝换代的能力和资本
闯王李自成失败原因分析
闯王李自成虽然进入了北京城，但是明帝国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在短时间内李自成显然无法把他们全部消化。而历史也显然没有给闯王李自成留太多时间，去消化这个吞入肚子里的庞然大物。闯王李自成入北京不足一个月，满清就已开始席卷中原了。闯王李自成3月19日进入北京，4月底就退出北京城。在明帝国旧势力环绕、虎视的背景下，李自成实在没有勇气与满清在北京城展开战略决战的。于是闯王李自成一战失败，就匆匆退出了北京为中心的地区。闯王李自成显然无力与满清在北京城为中心的地区展开战略决战。
表面上，闯王李自成与满清的决战是公平的。问题是，闯王李自成为了防范左良玉军事集团，就在荆襄地区留守了十万以上的军队。可以这样说，左良玉军事集团虽然没有真正出兵攻打李自成，但他对李自成兵力的牵制却是惊人的。当然了，闯王李自成防范一个左良玉军事集团，就需要耗费如此巨大的军事资源；用于防范整个明帝国旧势力的军事资源，更将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更何况，关宁军事集团，直接就充当了满清攻打李自成的先头部队。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满清也需要耗费如此巨大的军事资源去防范明帝国旧势力；满清肯定也不敢与李自成进行决战的。明帝国旧势力都对李自采取敌视态度，让闯王李自成军事主力无法集中使用。这是闯王李自成一战失败，只有选择大举向西撤退，连固守北京城都不敢的主要原因。这也是满清可以轻易把李自成打得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的主要原因。崇祯皇帝能守住北京城，并不意味着李自成也能守住北京城。因为，李自成进入北京城，满打满算都不够一个半月，期间还曾率军到山海关打仗。你说李自成在北京的统治，能有多牢固？他以北京城为中心与满清展开决战，估计只会败得更快些。
但成王败寇。历史显然愿意模糊闯王李自成失败的这种客观原因。历史喜欢把闯王李自成失败，归于他的腐败、骄傲；但我以为，这只有政治寓言的意义，却显然不是历史事实。退出北京城的李自成，其政治影响力开始迅速开始下降。在闯王李自成退出北京城后，大顺政权曾控制的地区都纷纷“反正”“造反”了。在这种背景下，李自成遂只有一败再败、一退再退；终于在短短十个月的时间内，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已变成一个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军事集团了。
闯王李自成一旦选择固守北京城；那与满清之间，必然是一场没有选择的战略决战；因为双方都必然得把军事主力投入这一地区，力强者胜、力弱者败；这几乎没有任何选择。长城以北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经营，早已根深蒂固了；他把军事主力投入这一战场是没有问题的。而闯王李自成呢？一直都是流寇，也就是最近一年多年时间，才开始筹建根据地。他在北方的统治者，显然是非常脆弱的。一切是显然的，只要李自成敢把军事主力全调到北京城附近，其它地方的明帝国旧势力，都会纷纷叛乱、反正的。
关宁军事集团从存在那天起，就没敢主动进攻过满清。关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满清大举东征朝鲜、西控蒙古、南下长城时，关宁军队的一惯表现就可以知道。更何况，关宁军队作为明帝国旧势力，他也很难马上与李自成实现默契。[所以，满清并不用担心关宁军队在后方捣乱。至于，等吴三桂剃发来降后，就更不用说了。
左良玉、高杰等人，自然不敢与李自成打仗。问题是，如果他们看到李自成与满清打得难解难分时，会是什么样子呢？显然是会趁火打劫的。更主要的是，当时明帝国旧势力，根本没有所谓的民族意识，就是史可法等人，当时也希望能联清灭寇。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闯王李自成把军事主力都投入北京为中心的地区，那明帝国旧势力，马上就会行动起来。即使他们不敢出兵帮助满清攻打李自成，却显然能让李自成控制的地区马上失控。
既然如此，闯王李自成一战大败后，只有选择大举西撤有什么好奇怪的？事实上，在满清进入长城之前；洪承畴就已判断李自成不敢立足北京城与满清战略决战的。所以满清应该尽快进入北京城，以全歼这一股强大敌人，只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一地区的财富不被李自成带走。明帝国旧势力控制着江南主要经济区域，张献忠控制着西南主要地区。在这种背景下，李自成真正可以控制的经济区域，到底有多大呢？显然在当时所占的份额是非常有限的。
更主要的是，明帝国的旧势力还遍布长江以北；如果李自成军事威摄稍有不足，他们马上就会趁势反叛。但我们分析李自成的失败时，显然常常有意无意模糊这一切；好象李自成占领了北京城，就意味着他已取代了明帝国。得民心者得天下，不过是成王败寇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按这种说法，胜利者总是得民心的结果，而失败者总是失民心的结果。这种说法，与成王败寇有什么不同呢？满清胜利了，于是所有的历史就只能在满清划定的圈子里转悠了。
历史很多转折点其实优势劣势是非常模糊，胜败往往是一线之隔，哪怕历史重来一次，局面都可能大不一样。就拿李自成来说，其实李自成在决定主力进军西北，然后进攻北京的时候，已经不是直捣北京的战略。如果李自成不是被天下传檄而定的态势迷晕了头，对满清过于低估，他哪怕是晚1年进攻北京（先巩固湖广西北河南山西山东各地），那局面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满清先进关拿下北京，那李自成的占领区比满清依然大多的，人口资源多的多，李自成军队战力比满清并不差，一片石那一次是兵力悬殊才导致惨败，如果不是那样，大家演化成持久战，那输的肯定是满清了。
历史人物的智力，绝不会低于我们普通人。而且，因为他们处于局中，所以相关的才能，实际上远远高于我们。如果我们看历史，只是感觉某个人太蠢了、太可笑了、太变态，所以才会导至失败。那我们看历史，肯定毫无意义的。因为，相关的历史似乎只是告诉大家，只要我们有着正常人的智力、道德感就能避免相关失败。问题是，现实的一切，真会这样简单吗？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7月14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no05-524151-1.shtml（7）李自成为何败得那么快
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领袖，推翻明王朝的直接人，打下西安建立的大顺政权，一路势如破竹攻下北京，逼死崇祯，按理是大顺接替大明，他做崇祯的位子，可历史却开了个大玩笑，他很快就败亡了，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714。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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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一头跌落在他的怀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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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7月15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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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历史上最冤的美女绝代红颜陈圆圆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一直被认为是大汉奸。这个汉奸和日本侵华时的汉奸有点不一样，吴三桂只能算是汉族的奸佞，还够不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著名的大顺朝闯王李自成先生，把大明朝一脚踹死，逼得崇祯在煤山上吊。至于女主角，不用介绍了，就是美得世间罕见，先倾了大明朝，后倾了大顺朝的超级倾城倾国陈圆圆小姐。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大顺朝的闯王李自成先生，一路凯歌地打到了北京，而此时正在作为大明朝边防司令的吴三桂，手里正掌握着跟清朝打了多年仗，能征贯战的十万宁远铁骑，因为正忙着和大清朝的太祖皇帝皇太极先生玩命，没顾得上给跟李闯王过招。不过闯王阁下对吴三桂倒有几分忌惮，毕竟，自己的草台班子跟正规军打，不会轻松。于是，闯王向老吴伸出和平树杈，作书招降。不说是和平橄榄枝，一来是因为树枝太纤细，有辱闯王威名，二来嘛，是因为树杈可以用来当兵器，而李闯王手里也确实有颗人肉炸弹足以威胁吴三桂，那就是陈圆圆小姐。
对大清三番五次，又是拿亲舅舅亲哥哥做人质威逼又是拿王爷侯爷当诱饵利诱，甚至皇太极亲自写信招降都不搭理的吴三桂，竟然对李闯王递过来的和平树杈欣然接受，的确让当时的人感到惊讶，尤其是皇太极先生。于是马上派人深入调查，才发现原来是本故事的女主角，吴三桂先生的爱妾陈圆圆小姐，在北京正被李闯王当人质扣押着。皇太极只能哀叹，看来不管是亲舅舅还是亲哥哥，都不如亲亲宝贝。
吴三桂先生的亲亲宝贝陈圆圆小姐，命运不济，曾经流落在烟花之地，被皮条客隆重推荐给崇祯帝朱由检先生，不巧的是那阵子朱先生正被关外的皇太极，和关内李闯王给搞得心中不爽，对陈小姐没“性”趣。崇祯虽然把陈小姐凉在一边，可有人对陈小姐正热血沸腾。不用说了，这人就是吴三桂。吴三桂先生早就听说陈小姐的“美”名，只是一直忙于打仗，没机会亲自拜访。好在吴三桂终于打了一次胜仗，崇祯高兴得不得了，问吴三桂要什么样的赏赐。吴三桂连想都没想，就叫出了陈圆圆小姐的芳名。崇祯心想，不错，他只要个女人，看来他胸无大志，用不着像对付袁崇焕那样准备几个莫须有的罪名随时往他头上套。吴三桂把陈圆圆带回家，仔细欣赏一番，连连惊呼神仙姐姐。从此，像段誉一样把其他妹妹全扔脑后了，一心只陪伴神仙姐姐。
[只可惜，没过多久，皇太极就让崇祯跳脚了，崇祯急令吴三桂亲征宁远。打仗是件很危险的事，吴三桂只好把陈圆圆留在北京的府邸，吻别之后，陈圆圆开始独守空闺。现在李闯王拿陈圆圆当人质，吴三桂哪敢不降。只是，吴三桂归降李闯王这事，大大地刺激了皇太极。从此，皇太极先生潜心研究“宝贝学”，终于在洪承畴身上得到实践，他派他的小老婆博尔济吉特氏大玉儿，也就是正在热播的《孝庄秘史》里的孝庄文皇后亲自招降洪承畴。一顶绿帽换来一员良将，这买卖对皇太极来说不算亏本，反正他的女人多得是。吴三桂决定和李闯王和平解决崇祯帝遗留下来的权利分配问题，决定“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一派欣然的样子，看上去似乎大局已定，再没什么变数了。
哪知道就在吴三桂走到河北玉田县快到北京的时候，却突然听说自己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心腹刘宗敏抢去做了小妾，还有人说，陈圆圆小姐被李闯王亲自召见了。不过，不管是落在刘宗敏手里还是落在李闯王手里，对吴三桂来说都是极大的打击。吴先生连亲舅舅亲哥哥都不顾，投降李闯王，不就是担心陈小姐的安危吗？现在闯王居然把陈小姐给霸占，这口气吴三桂怎么忍得下。正好似昔年屠户张飞张翼德先生所言：“人取汝妻，而为之长，乃蚩蚩若是邪！”想来但只要是个男儿家，任谁也不能罢休的。吴三桂自然也忍不下这口气，高喊一声“圆圆，永别了！我会为你报仇的” 。(“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生为！”)折断了李闯王那根和平树杈，夺回了本来已经让给了李闯王的山海关。“冲冠一怒为红颜”一个陈圆圆，让大顺朝的李闯王丢了山海关，这还只是复仇行动的开始。
其实呢，这个时候的李闯王如果能把陈圆圆还与吴三桂，虽然吴三桂未必就会忍下这口恶气，但是总还有个商量的余地。也不知道到底是陈圆圆实在迷人，还是李闯王见色忘义，吴梅村先生说吴三桂先生“冲冠一怒为红颜”，置汉族利益于不顾，不知道这句诗是不是也适合于李闯王。至于陈圆圆小姐本人呢，没有去管她到底爱谁或者谁也不爱。在他们眼里，陈小姐不过是个女人，一个像花瓶一样的美丽女人，被几个男人轮番占有着。花瓶还需要经常擦拭，而对于陈小姐，没人去尊重她的意志。
李闯王率领大军亲自前来“讨伐不义”，二十余万大顺部队兵临山海关，随即以红夷大炮炮轰九龙口，吴三桂的武器没有李闯王厉害，只好向清朝的多尔衮购买军火。军火交易没做成，多尔衮却带着十余万清兵亲自拜访吴三桂来了。在李闯王和多尔衮的左右夹击下，穷途末路的吴三桂干脆跟多尔衮结拜成兄弟，一起对付李闯王。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之后，李闯王元气大伤，从此节节败退，一直败到九宫山，被当地的地主武装要了性命，大顺朝彻底完蛋。而清朝的辫子军呢，一路凯歌从关外唱到关内，唱了三百年后被武昌起义给堵住了嘴巴。至于吴三桂呢，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投降清朝，遂被当时的人们一致定性为卖国行为，并决定称其为大汉奸吴三桂。
自古以来，成王败寇，这没什么好议论，只是，却总有人在为失败者开脱。当时的人们就说了，都是因为陈圆圆小姐，这个美丽的尤物，让李闯王丢了大顺朝，吴三桂成了大汉奸。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也不用打仗死那么多人了。可是，这是陈圆圆的错吗，她希望战争希望死人吗？这只是那几个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牺牲别人的生命而已。而那位吴三桂先生的降清，比起唐高祖李渊先生，也就是著名的武则天女士的第一任老公李世民的爹，吴三桂的“降”清比起李渊的降突厥要磊落得多。至少，他还和多尔衮约定不许伤害百姓，“誓诸将勿杀无辜，掠财物，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只不过李渊当了皇帝而吴三桂最后却没有能力把清朝干掉。如果他最后打赢了并坐了天下，或者打赢了却不是他坐天下，但只要是个汉人坐了天下，他就决对不会做汉奸。而那段“冲冠一怒为红颜”，足够让他成为一段千古佳话和千古一帝。陈圆圆呢，陈圆圆更是无辜。一介弱质女流无力地被命运所摆布着，她是这里面唯一真正的可怜人，吴梅村说得好：“妻子岂应关大计”。吴三桂是“汉奸”，但至少他还算个性情中人。历史最终是强者的历史，却总不忘让弱女子来背负着这些冤假错案。耶圣人(耶稣)说“我们原本有罪”，孔圣人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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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历史上最冤的美女绝代红颜陈圆圆
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一直被认为是大汉奸。这个汉奸和日本侵华时的汉奸有点不一样，吴三桂只能算是汉族的奸佞，还够不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著名的大顺朝闯王李自成先生，把大明朝一脚踹死，逼得崇祯在煤山上吊。至于女主角，不用介绍了，就是美得世间罕见，先倾了大明朝，后倾了大顺朝的超级倾城倾国陈圆圆小姐。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715。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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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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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7月16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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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欲窥神器，先抛却地方思维（从闯王之败说起）
闯王曾经叱咤风云，后来兵败折戟。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很多。笔者曾从思想文化层面作过粗略思考，现又有一浅见，提出供探讨。早有师友指出李闯王的思维没有由农民造反者转变为地主代言人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刘邦、朱元璋完成了这一转变。
笔者以为其间还有另外一个转变，那就是刘邦、朱元璋的自我意识和思维由地方集团领袖转变为全国领袖，而李自成没有。地方思维也是闯王失败的原因之一。几乎任何人都有地方观念，但成就大业之人有时不得不有意识地对其加以克制。李自成即是地方观念很重的人。他对西北、陕西、西安情有独钟。李生于陕西米脂，曾为银川驿卒，后征战四方，功业渐建。1644年（崇祯十七年）元旦，他在西安大事建置，以西安为西京，国号大顺。崇祯十六年，自成召集文武官员会议，商讨作战方针。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北京；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南京），截断漕运，然后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主张先定关中，继攻山西，再取北京。自成选择先定关中之策。
他有以陕西为根据地，如攻北京不下，仍在陕西称霸的打算。这与其最早期的“流寇”方式已有很大不同。个人认为这三个方案各有优劣。第一个方案有太急、不稳之虑，但那样或可避免过多牺牲，如果占领北京后措施得当，未必就是败着。第二个方案下江南，可以占领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地区，如用此策，说明李自成彻底抛弃早年流寇之习，有点稳扎稳打取天下的意思了。且采此策可避免过早与满清遭遇。但这个方案用时长久，变数可能多。第三个方案可行性强。但也显示李闯取天下的信心和欲望似还不足。1644年初的李闯王拥有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但他进北京时只带十万左右人马，山海关之战只带六万兵马前往。他似乎随时准备回西安。否则应该多带兵将，以接管北京以及北方边防。虽然这一任务可以由明朝兵将投降后替代，但有备方能无患。与之相比，满清那次南下，几乎是倾巢而出。他们显然是准备永远离开“祖宗龙兴之地”，永别家乡，永住汉地了。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南京“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闯王如果有本事，就应该让北京城“马上短衣多陕客，城中高髻半秦人”。而不是留恋陕西，随时准备回陕西。反之，如闯王欲以西安为都，那就应留在西安，好好经营，命一大将北伐东征即可。李却带少量兵马亲自出征，让人哭笑不得。有人甚至以为其意图在于要亲自指挥把北京财物运往西安。在李自成心目中北京比不上西安。他说：“陕，吾之故乡也。富贵必归故乡，即十燕未足易一西安。”西安在赵宋以前具有作为帝都的优势，但宋以后，南北向的沟通取代了东西向的交流，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定都的优选。李自成如果真心要让西安重现辉煌，那就得考虑许多问题如何解决，牵涉不是一点点。但李闯团体似乎没有与此相关的成熟的设想和计划。
在一片石被满清一战击败后，李自成匆忙离北京回西安，而没有重点布防山西。山西那时已被大顺占有，境内不乏雄关险隘。如果认真加以防守的话，对于抗清是会有很大帮助的。但自成把防御重点放在陕西。如果把防御重点放在山西，稳住山西并影响山东、河南，则可以在第一时间阻滞清军。李自成曾派人和崇祯谈和，条件是封王裂土，永镇西北。清初史家戴笠、吴殳在《怀陵流寇始终录》中说：“李（自成）欲割西北一带，敕命封王，并犒军银百万，退守河南。受封后，愿为朝廷内遏群贼，外制辽沈，但不奉召入觐。”
综上，笔者以为李的意识停留在地方上，缺乏天下（全国、全局）观念。李后来也有南下取南京的计划，但那是被满清打得离开陕西后才萌生的想法。在交通、传媒、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大丈夫欲建“盖世之功”，有时就意味着与家乡永别。作为起事团体的最高领袖，时常作难离故土状，言眷恋家乡语，似非团体之幸。[ 秦汉、明初都曾打击地方势力，甚至强迫“豪强”违背中国传统社会安土重迁的习惯迁徙别地。如汉初“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于关中”。这种作法是残酷的，但对国家而言有时是必须的。李自成的言行作为正与之相反——分明在表述他本身就是地方寡头。以地方寡头的思维恐难担当掌管全国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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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欲窥神器，先抛却地方思维（从闯王之败说起）
闯王曾经叱咤风云，后来兵败折戟。导致其失败的原因很多。笔者曾从思想文化层面作过粗略思考，现又有一浅见，提出供探讨。早有师友指出李闯王的思维没有由农民造反者转变为地主代言人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刘邦、朱元璋完成了这一转变。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716。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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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皮肤是颤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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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610，黄宗羲（1610-1695）85岁，明万历进士，东林党人178
黄宗羲信仰儒家改良派思想。
黄宗羲反对宋儒“理在气先”，强调工商皆本。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民主思想。
家强在本章分12节：（1）黄宗羲简介和生平。（2）黄宗羲主要成就。（3）黄宗羲哲学观点。（4）黄宗羲天文历算。（5）黄宗羲文学历史。（6）黄宗羲人物评价。（7）黄宗羲人物轶事。（8）黄宗羲后世纪念。（9）黄宗羲定律。（10）黄宗羲，为何坚持裸葬自己？（11）黄宗羲轶事。（12）黄宗羲提出了什么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黄宗羲简介和生平
黄宗羲（1610-1695）汉族，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为万历进士，天启中为御史，是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又下狱，受酷刑而死。十九岁的黄宗羲乃进京讼冤，并在公堂之上出锥击伤主谋，追杀凶手，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黄宗羲归乡后，即更加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钞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则千顷堂黄氏、绛云楼钱氏，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发（疑系“林”字——笔者按）之绪”（《清史稿》480卷）。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清军入关后，黄宗羲召集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参加反清战斗，达数年之久。失败后返乡闭门著述，清廷屡次诏征，皆辞免。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清政府撰修《明史》，“史局大议必咨之”（《清史稿》480卷）。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真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主要著作：《明儒学案》（中国第一部学术史）、《宋元学案》（全祖望补足）、《明史案》（迄今未见）、《明文海》、《明夷待访录》、《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南雷文定》、今人编有《黄宗羲全集》
黄宗羲学问极博，对天文、算术、乐律、经史百家以及释道之书，无不研究。史学上成就尤大，所著《明儒学案》，开浙东史学研究的风气。在哲学上，反对宋儒“理在气先”之说，认为“理”不是实体，只是“气”中的条理和秩序。作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大胆结论，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反对传统的农本工商末的观点，强调工商皆本。这种政治历史观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著作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案》等。
黄宗羲是 “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明文海》《行朝录》《今水经》《大统历推法》《四明山志》等。
人物生平
为父鸣冤，庭锥奸党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平反。黄上书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得拜名师，入社兴学
黄宗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崇祯四年（1630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名落孙山。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明亡抗清，兵败隐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政权建立，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编《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被捕入狱。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乘乱脱身返回余姚。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于是，黄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固守，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又因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顺治六年朝鲁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顺治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期间家祸迭起，弟宗炎两次被捕，几处极刑；儿媳、小儿、小孙女病夭；故居两次遭火。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入清拒仕，著述以终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是年黄宗羲始停止讲学，悉力著述。二十二年，参与修纂《浙江通志》。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进京充顾问，徐乾学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二十五年（1686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粹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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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610，黄宗羲（1610-1695）85岁，明万历进士，东林党人178
黄宗羲信仰儒家改良派思想。
黄宗羲反对宋儒“理在气先”，强调工商皆本。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民主思想。
家强在本章分12节：（1）黄宗羲简介和生平。（2）黄宗羲主要成就。（3）黄宗羲哲学观点。（4）黄宗羲天文历算。（5）黄宗羲文学历史。（6）黄宗羲人物评价。（7）黄宗羲人物轶事。（8）黄宗羲后世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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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有心灵感应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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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宗羲主要成就
黄宗羲税费改革
黄宗羲对经济的观点由现代学者秦晖总结，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称为“黄宗羲定律”。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提到这一定律。此后被引申到描述工业社会企业税费负担中去，如由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刘禹乔、查颖等将黄宗羲定律初步引入到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研究中。
黄宗羲反对日益苛重的赋税征收。他说“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指出江南的田赋特重，有些田亩将一年的产量“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他分析了使人民苦于“暴税”的三害“有积累莫返之害”，指税制每经过一次改革，都导致赋税的进一步加重；“所税非所出之害”，指田赋征银，银非农业生产之所出，纳税者因折银而加重负担；“田土无等第之害”，指不分土地的肥瘠程度按一个标准征税，造成负担不均。黄宗羲提出的赋税主张是，第一，“重定天下之赋”，定税的标准应“以下下为则”；第二，征收田赋“必任土所宣，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生产什么缴纳什么，不强求一致；第三，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计算亩积，分别以240、360、480、600和720步作为五亩，即把土地分为五等，据等征税，消除因土地质量不同而带来的赋税负担不均的问题。
黄宗羲认为，要使民富，还必须“崇本抑末”。所谓“崇本”，即“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所谓“抑末”，即凡为佛、为巫、为优倡以及奇技淫巧等不切于民用而货者，应“一概痛绝之”。他说：“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工商皆本”的思想是对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大胆否定。
（3）黄宗羲哲学观点
哲学上反对宋学中“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理”并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是“气”的运动规律，认为“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具有唯物论的特色。“盈天地皆心也”的观点又有唯心论的倾向。这与黄宗羲服役阳明学，深受其影响有关。黄认为王学中“致良知”的“致”，就是“行”，两者别无二致。
黄宗羲教书育人
黄宗羲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黄宗羲在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中专门列出《学校》一章。他认为学校中也要析讲时事时政，要明是非之理，也要对政府行为有所监督。认为学校的领导（“学官”）需要有较大的权力。学校也应广开言路，成为舆论场所。这种学校议政，参与是非判断，言论倡民主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新颖。黄宗羲并认为“学贵履践，经世致用”，这种理论实践并重的教育学习观点与他深受阳明学中“知行合一，知行并进”密不可分。黄宗羲在今浙江宁波、绍兴等地办学讲学，培养了很多学生。著名弟子有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仇兆鳌等。[6]
黄宗羲政治思想
黄宗羲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而在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更是一位从“民本”的立场来抨击君主专制制度者，堪称是中国思想启蒙第一人。他的政治理想主要集中在《明夷待访录》一书中。
限制君权
《明夷待访录》一书计十三篇，该书通过抨击“家天下”的专制君主制度，向世人传递了光芒四射的“民主”精神，这在当时黑暗无比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黄宗羲在开篇就阐述人类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本来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然而，后来的君主却“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均见《原君》）。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从本质上来说：“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都是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因此，君主就不应该高高在上，处处独尊的地位。就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该逊位让贤，而不应“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至于为臣者，应该明确自己是君之师友，而不是其仆妾，“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果认为臣是为君而设的，只“以君一身一姓起见”，“视天下人民为人君囊中之私物”，自己的职责只在于给君主当好看家狗，而置“斯民之水火”于不顾，那么，这样的人即使“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但同样是不值得肯定的。因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就是黄宗羲的君臣观。它对传统的“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纲常，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设立宰相
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另一主张就是设立宰相。他认为：“有明之无善政，自皇帝罢丞相始也。”这是因为：第一，“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彼此是平等的。“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在舆为下”，还多少保持着主客的关系。现在罢除了宰相，就再没有人能与天子匹敌了。这样，天子就更加高高在上，更加奴视臣僚，更加专断独行，为所欲为。第二，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的
规定，天子传子，但“天子之子不皆贤”；在这种情况下，幸赖宰相传贤而不传子，“足相补救”。可是在罢除宰相之后，“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与为贤者矣”。这样，势必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第三，废除宰相后设立的内阁大学士，其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内阁没有僚属，没有力事机构，其事权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天子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于是就依靠一群凶残的宫奴来进行统治，这就出现了明代为害至深且巨的宦官专权。
黄宗羲提出设宰相一人，参加政事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在便殿与天子共同议政。章奏由天子批答，“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此外，宰相设政事堂，下分若干房，分管天下庶务；“凡事无不得达”。设立宰相，是一种限制君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但它并不是责任内阁制。因为皇帝仍然大权在握，仍然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元首。
设立学校
设立学校使学校成为舆论、议政的场所，是黄宗羲限制君权的又一措施。黄宗羲认为，设立学校，不是为了养士，更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形成良好的风尚，“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则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设法左右政局。只有这样，才能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黄宗羲还指出，太学的祭酒，应择当世大儒充当，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天子与宰相、六卿、谏议等都得前往太学。”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郡县的学官，也由名儒主之。每月的初一、十五，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郡县官亦须前往听学官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然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却是难能可贵的。应该讲，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来的君主立宪方案，在黄宗羲这里已经有了最初的萌芽。
黄宗羲反对单一的科举取士，主张使用多种渠道录取人才，以制度防止高官子弟凭借长辈权势在录取过程中以不正当的方式胜过平民。扩大了录取对象，包括小吏，会绝学（包括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等等）的人，上书言事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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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一是政治模式。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中央的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制衡中央集权的地方自治设想。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思想命题。他所谓的“天下”指的就是人民（万民）。这个命题可以概括为“君为民害”论。进而，他又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命题，确认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君是由民请出来办事、为民服务的客人，这可以概括为“民主君客”论。黄宗羲还提出了“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的思想主张，实际上是坚持君臣共治天下的治权平等思想。这一政治模式显然已经包含了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民权”的思想内容，因而具有朴素的民主性。二是法制模式。黄宗羲以“托古改制”笔法，肯定“三代之法”是“天下之法”，而批评三代以下之“法”为帝王“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主张用“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并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思想命题。这些思想主张，已经明确地包含了天下是人民之天下、应由人民共同治理的民治思想，包含了以万民之公法治理天下的法治思想。三是经济模式。他对不断加重农民负担、造成“积累莫返之害”的历代封建王朝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思想主张，如“工商皆本”的政策主张，“废金银”而“通钱钞”的币制改革主张，“均田”、“齐税”而又不排斥富民占田的“井田制”构想。这些主张虽不免有空想成分，但在客观上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要求，因而具有启蒙意义。四是教育模式。黄宗羲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把学校的功能定位为指导政治、引导舆论的场所，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政治主张，实际上提出了“以学术指导政治”的启蒙思想；黄宗羲还力主改革以科举取士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培养、选拔人才应坚持“宽于取而严于用”的原则，以及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取士八法”。五是哲学思维模式。他既继承又超越了前辈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乃师刘宗周的“诚意慎独”之学，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解释为“‘致’字就是‘行’字”的“行良知”说，将刘宗周立足于至善之“意”的“改过”说发展为基于“工夫”实践的“力行”哲学，提出了“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和“必以力行为工夫”的重要哲学命题，还提出了“一本万殊”与“会众合一”辩证统一的认识方法论。这为纠正当时流行的空虚学风、倡导社会变革提供了新思维。
（4）黄宗羲天文历算
黄宗羲精通天文历算和数学。他用推算日食的方法和阎若璩等人考证古文《尚书》是系古人伪作，给当时思想界带来很大震动。黄宗羲通过对照《国语》，认为古文《尚书·汤诰》是后人“误袭周制以为《汤诰》”。并得结论“今因推日食于昭十七年六月”（鲁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可见《夏书》本文不同孔书、左氏而非伪也，则不能不致疑于古文矣”。西人的数据表明黄宗羲的推算完全正确。
沈括之说，世后没人怀疑。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对此观点进行进行了分析和修正。黄宗羲用西汉三统历推算出鲁庄公十八年二月是否有闰，并用授时历并参考西方历法，说明了比月频食是不可能发生的。黄宗羲发现《春秋》中记载的两次比月食都是“前食而后不食”，并论证了《春秋》中鲁襄公二十四年有关月食的记录是错误的，而鲁庄公十八年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
黄宗羲用历算的方法对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代进行了探讨，写有《历代甲子考》。他重新推算了孔子的确切生辰日期，并论证了周正建子和周历改月。
黄宗羲参考西方天文学中本均轮的理论（托勒密的理论）考察了中国“日高于月”的说法。
黄宗羲数学地理
黄宗羲在有限性、无限性的观念认识上亦有所建树。他在数学上纠正了朱熹《壶说书》中的相关错误。分析了明朝流行的算盘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计算器的区别。他对乡射侯制进行了详细数学分析。黄宗羲亦对中国和西方数学进行了平行比较，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认为西方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方法不过是对中国古代算术的窃取和修改。
黄宗羲详细刊校了《水经注》，批驳了“分野说”。
（5）黄宗羲文学历史
黄宗羲主张文学应当反映现实社会，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这具有现实主义的特点。不满明代文学的刻意摹拟，摘抄剽窃之风。黄宗羲详细注解了蔡元定乐律学，纠正了朱熹注《孟子》中的相关乐律错误。
作为浙江史学的开创者，黄宗羲主要在三个方面对浙东史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经世致用是儒家的一个根本看法。做为一个儒者，黄宗羲无论是研究经学，还是史学，都主张一个“经世致用”。在他看来，史书所载绝非仅是史料一堆，而是蕴含着“经世之业”的阐述，“夫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无不备矣”（《补历代史表序》）。所以，研究历史既是为了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更是为现实社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基于这种治学目的，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上主张“寓褒贬于史”，他认为史必须扬善惩恶。如果善恶不分，忠奸不辩，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9] 。史书的作用之一，即必得发挥其特有的扬善惩恶功能。
黄宗羲对明史的研究就其著述成果而言，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所撰的《弘光实录钞》四卷、《行朝录》三卷；二是搜集史料选编的、卷帙浩繁的《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明文案》二百十七卷，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四百八十卷的《明文海》。在明史的研究中，黄宗羲形成了他的史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黄宗羲十分注重史料的搜集。而且，他的史料概念十分宽阔，不仅包括历史人物、事件、典章法令等，也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变异，甚至是乡邦文献所记的亭台楼阁也作为史料予以考证、保存。其次，黄宗羲在史学研究中还十分注重真实性。对所得史料总要广证博考、去伪存真，才加引用，并力求客观地作出合乎历史真实面目的论述。即使对自己昔日积累的史料，也决不轻率运用，同样要予以核实，以确保其无误。再者，黄宗羲十分注重史学主体即史学家在治史中的作用。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要求史学主体通过自己的思维运作确保史学研究的客观性，以真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史学主体在史学研究中应当有自己的是非观，不仅要“寓褒贬于史”，还得对历史事件作出中肯的评价；三是要求史学主体以饱含自身情感的笔写出历史的过程。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史专著。它开创了中国编写学术思想史的先河，标志着中国学术史体裁的主要形式——学案体臻于完善和成熟。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及其后开始草创、并由后人和学生共同合作完成的《宋元学案》这两部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中国史学上的新体裁，即“学案体”。学案体以学派分类的方式介绍一定时代的学术史，这种体裁被清人取用，成为编写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方式。全书共立案十九个六十二卷，计叙述学者二百余人。从所列的人物看，除刘基、李贽、何心隐外，《明儒学案》基本上把所有明代重要思想家都包罗进去了；从学派上看，既叙述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各派，又叙述了以吴与弼、胡居仁、娄谅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各派；从哲学性质看，既叙述了吴与弼、王阳明等唯心主义思想家，也叙述了罗钦顺、王廷相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内容丰富的哲学史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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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思想
黄宗羲的新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其1653年写下的《留书》和1663年在《留书》基础上扩充而成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理论结构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一是政治模式。他在《留书・封建》篇指出，自秦以来中国政治“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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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而是用他的怀抱包围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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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宗羲人物评价
黄宗羲自云：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黄宗羲的思想本身当然也有缺陷，但他在民权理论上确实有超越卢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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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我娇羞地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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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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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定律历史根源
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学说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意思是说，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重；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一层剥削；不分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黄宗羲的观点以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被现代学者秦晖总结为“黄宗羲定律”，语出他的论文《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
（10）黄宗羲，为何坚持裸葬自己）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人、学者、思想家。文人学者有很多，但能称得上“伟大”的，少之又少。由于家世的关系，黄宗羲很早就开始卷入晚明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他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长起来的。中年时期，他又碰上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次改朝换代。种种内忧外患，让他的一生历尽劫难，在百折不挠、颠沛坎坷之后，终于成长为一代大师。
为父杀人
黄宗羲是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叫黄尊素，是晚明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曾担任过监察御史，这是一个监督百官、控制舆论的重要官职。在黄尊素为官的时候，朝政被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所控制，黄尊素则属于与阉党对立的东林党。他很有智谋，是东林党中具备政治智慧的佼佼者，在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中，往往出谋划策，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被阉党记恨在心。1626年年初，黄尊素被诬告贪污，抓捕至京师，随后被拷打至死，年仅43岁。死后5天，他的尸体才被人从监狱中挪出，当时全身已经腐烂，以至于无法辨认，极其凄惨。
当时，17岁的黄宗羲一直在狱外等候。作为长子，他陪着父亲从家乡一路到京师。父亲的被杀，使得少年黄宗羲痛不欲生。他第一次认识到了政治的无耻与黑暗，内心充满了愤怒，一心想报仇雪恨。两年后，新登基的崇祯皇帝清除了魏忠贤等阉党，开始为被害的东林党平反。黄宗羲闻讯后，立刻进京讼冤。血气方刚的他在袖子里藏着一根铁锥，看见仇人，便扑上去将他刺得遍体流血，以发泄自己的怨恨。报仇之后，又“狂哭”。当时，仇恨使他整个人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崇祯皇帝听到这件事情之后，感慨地说黄宗羲是“忠臣孤子”，特意下旨追封黄尊素为太仆寺卿。
抗清岁月
在为父亲报仇雪恨之后，黄宗羲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可惜没考中。不过，作为忠臣之后，他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很多名士也乐意提携他。黄宗羲先是加入晚明最大的政治社团复社，又遵照父亲的遗命，拜大儒刘宗周为师。年轻的黄宗羲在读书之余，不断结交各地读书人，扩大自己的影响。1636年，黄宗羲参加了复社与阉党余孽阮大铖之间的斗争。当然，这时候的黄宗羲资历比较浅，基本上都是跟在别人后面行动。
1644年，明朝灭亡，清军入主中原。对于35岁的黄宗羲来说，选择很简单——父亲黄尊素是大忠臣，作为忠臣之后，他义无反顾地和老师刘宗周一起加入在南京成立的南明朝廷。然而，掌握南明朝廷权力的是阮大铖，他在杀死了一些忠臣良将之后，又将屠刀伸向了黄宗羲。幸亏得到朋友的帮助，黄宗羲才得以逃离南京。
时局一天比一天动荡，江南的城市随着清军的入侵，一个个沦陷。彷徨的黄宗羲去绍兴探望被排挤出南明朝廷的老师刘宗周，看到的却是已经绝食20多天的消瘦老人。原来刘宗周眼见大明江山不保，而自己在朝廷中不能有所作为，最终选择了绝食殉国。黄宗羲看着老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放声大哭惊扰虚弱的老师。刘宗周当时已经不能说话，只对着黄宗羲点了点头。黄宗羲离开后没多久，刘宗周就过世了。对于黄宗羲而言，他生命中最为尊敬的父亲和老师，为了国家和江山社稷，都心甘情愿地付出了生命。他们成了黄宗羲心中的榜样和力量。
从老师家出来，黄宗羲马上回到家乡，和两个弟弟一起率领数百壮士，组成一支人称“世忠营”的队伍。当时明朝宗室鲁王在绍兴建立了小朝廷，黄宗羲前往投奔，积极抗清。在参加了数次战役之后，黄宗羲率领3000军士进行西征，不料清军开始大规模进攻绍兴，鲁王出海逃窜。黄宗羲只好且战且退，率领部队逃到山中休整。安营扎寨之后，黄宗羲又亲自下山寻找鲁王的消息，临行前反复叮嘱手下大将不得骚扰山里的百姓。没想到黄宗羲走后，手下人却大肆抢粮，引起民变。山寨被山民半夜焚毁，导致全军覆灭。这给黄宗羲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4年后，黄宗羲终于在一个孤岛上找到了鲁王。大臣们每天生活和办公，都在小船之上，十分凄凉，据黄宗羲后来回忆，“落日狂涛，君臣相对”，然而为了抗清的理想，他甘之如饴，陪伴鲁王流亡在岛上。那年冬天，黄宗羲还冒着生命危险，渡海东赴日本长崎，乞求日本方面出兵帮助鲁王抗清。这当然是没有任何结果的。
从日本黯然返回中国之后，黄宗羲剃发归顺清朝，再也没有公开参加抗清的战役。他在日本到底碰上了什么事情，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从此之后，黄宗羲只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悄悄地营救抗清志士，也曾与钱谦益一起暗中策划军事活动。1659年，郑成功率领23万联军、8000艘战船，沿着长江北上，可惜功亏一篑，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最终仍以失败告终。这一年，黄宗羲50岁了，他觉得自己老了，再也没有精力抗清，决心隐居，为明朝痛定思痛，反思为何亡国亡天下等问题。他在著名的《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激烈地批评了君主专制制度，反映了他在思想上取得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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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定律历史根源
黄宗羲定律黄宗羲学说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他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指出历史上的赋税制度有“三害”：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721。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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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在黑暗中找寻他的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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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目成仇
然而黄宗羲突然决定当一个遗民，却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是因为受到黄宗羲的影响，才参加抗清，不料黄宗羲自己却率先放弃抗清。由此也造成了兄弟、朋友之间的反目成仇。
黄宗羲的两个亲生弟弟黄宗炎、黄宗会，抗清多年，与兄长一起出生入死。然而，现在黄宗羲不但整日埋头著书，还同清廷官员姜希彻等人在浙江创办书院。黄宗羲认为武力推翻清政府已经不可能，那么，只能在文化上对它进行改造，要培训出一批学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机构发挥作用。这种想法，却没有得到弟弟们的理解。自从黄宗羲办书院后，他们就很少出现在黄宗羲身边了。
好友吕留良也与黄宗羲绝交了。吕留良曾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因为受到黄宗羲的影响而放弃了清廷的科举。正当吕留良想在反清事业中大展拳脚的时候，黄宗羲却开始教育子弟参加科举。他因此大骂黄宗羲，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在黄宗羲与吕留良产生矛盾的过程中，黄宗炎大肆推崇吕留良的气节，表达对哥哥的不满。这些事情，无疑让黄宗羲非常痛苦。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但得不到朋友的理解，甚至连手足兄弟也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这是一条自己选择的道路，尽管这是艰难的选择，也得继续走下去。
丧事奇特
黄宗羲死于1695年，但早在1687年，他就开始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对后事的安排还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黄宗羲一生抗清，晚年从事学术文化活动，不被人理解，所以内心十分痛苦。这种痛苦反复折磨着他，使得他对自己的葬礼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
人去世之后，一般都会穿上寿衣，放到木制棺材里下葬。黄宗羲却希望自己死后将头发散开，盖上一条单被，放在一个石头棺材里裸葬。清朝入关后，老百姓都要扎辫子。散发表示不愿意再扎辫子，不再当清朝的老百姓。这是当时很多遗民的做法，倒也不稀奇。但尸体不穿寿衣，放在石棺里很容易因虫蚁啃噬而迅速腐烂，这种下葬的方法就大大违背了当时的风俗。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非常为难，于是就请自己的族叔前去和黄宗羲商量，看能不能让他改变主意。结果黄宗羲非常不高兴，特意写了一篇名为《葬制或问》的文章批评儿子，说对于父亲的遗嘱，儿子都要遵守，否则，“则平日之为逆子无疑矣”。而且，作为儿子，不能阳奉阴违，一边答应父亲，另一边却希望父亲去世后仍按照普通的葬法来安葬。这让黄百家感到非常委屈。
那么，黄宗羲为什么如此激烈地坚持自己的想法呢？当时就有很多人猜想，说黄宗羲一定有“心事”，也有人说这是黄宗羲“洒然超俗”的表现。
雍正时期，有个人写了一篇《黄梨洲先生裸葬说》的文章，说黄宗羲之所以裸葬，是因为他的父亲黄尊素被害后全身腐烂，黄宗羲对此耿耿于怀，所以希望自己死后也烂掉，才敢去九泉之下见父亲。这当然是胡说八道。
其实，黄宗羲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求得死后尸骨速朽。在黄宗羲心中，他的一生是失败的：在父亲被杀害的时候，他没能陪伴父亲一起对抗；在老师刘宗周绝食身亡的时候，他为了抗清匆匆离去；当朋友们在抗清的战役中殉国时，他依然苟活了下来。他虽然战斗过、抗争过，却没有死在沙场，而是活到80多岁的高龄。他晚年的事业也不为世人理解，有何面目到地底下去见父亲、老师和朋友？亡国之恨，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所以他要散发，不再绑辫子；所以他要裸葬，而不穿满族的异族寿衣；所以他要躺在石棺里，期待迅速腐烂。
在性格上，黄宗羲是一个比较激烈的人。他做事情往往急躁、爱较真儿。他之所以不被好友、亲人理解，很多事情不能处理得圆满，都和他的性格有关。
黄宗羲更是一个立身严谨的人，他不像其他的文人学者，有很多风流韵事让别人评说。他的一生，忙忙碌碌，似乎永远在和黑暗的现实做不屈不挠的斗争。几百年后的今天，当我们仔细品味黄宗羲的一生时，我们必须要承认，他的思想、情感与痛苦，永远是我们的文化财富。
（11）黄宗羲轶事
登天一阁
明朝人范钦晚年用尽心力，建了一座藏书楼，内有书籍7万余卷，名之为“天一阁”。
为防止藏书失散，范钦让整个家族看守，并订立了严格的族规：阁门和书橱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聚齐了钥匙，才能登阁；女子不能登阁；外姓人不能登阁。子孙们世代遵守。
1673年，黄宗羲向范钦的四世孙范光燮提出想拜访天一阁。范光燮钦佩其才学，挨个说服各房同意黄宗羲的请求。最终，黄宗羲成为登上天一阁的第一个外姓人。
晚年诈死
康熙皇帝素闻黄宗羲之名，多次召他当官，都被回绝。为表心志，黄宗羲干脆在父亲的墓边自建墓穴，决心以死抗旨。不久，康熙果然又召黄宗羲主持纂修明史。钦差鸣锣开道到了黄家，却只见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披麻戴孝出来迎接，对钦差道：“家父前日已辞世。”钦差无法，只得回京复旨。待钦差走后，黄宗羲便从墓穴中出来，专心著书立说，一直活到86岁。
（12）黄宗羲提出了什么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他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的政治主张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及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的三个思想主张是什么？
1.反对君主专制
2.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
3.主张工商皆本，反对重农抑商。
不是提出君臣平等吗？君臣平等包含在反对封建君主专制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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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目成仇
然而黄宗羲突然决定当一个遗民，却引起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当时有不少人是因为受到黄宗羲的影响，才参加抗清，不料黄宗羲自己却率先放弃抗清。由此也造成了兄弟、朋友之间的反目成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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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只不过鼻息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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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613，顾炎武 (1613—1682)70岁，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190
顾炎武信仰儒学中的“清学”。
顾炎武，本名绛，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改名炎武。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家强在本章分11节：（1）顾炎武简介和生平。（2）顾炎武主要成就。（3）顾炎武古韵研究。（4）顾炎武学术影响。（5）顾炎武治学宗旨。（6）顾炎武治学门径。（7）顾炎武个人著述。（8）顾炎武人物评价。（9）顾炎武人物轶事。（10）顾炎武后世纪念。（11）顾炎武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
（1）顾炎武简介和生平
初名绛，字宁人，曾自署蒋山亻庸，江苏昆山人。学者称亭林先生。少年时参加“复社”反宦官权贵斗争。晚岁卜居华阴，卒于曲沃。学问很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侧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对后来考据学中的吴派、皖派都有影响。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
顾炎武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他一生辗转，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创立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学“开山始祖”。顾炎武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其主要作品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古音表》、《诗本音》、《唐韵正》、《音论》、《金石文字记》、《亭林诗文集》等。
人物生平
顾炎武早年求学
顾炎武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昆山千灯镇，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白天纺织，晚上看书至二更才休息，独立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
顾炎武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与同窗归庄兴趣相投，遂成莫逆之交。到十八岁时二人前往南京参加应天乡试，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顾炎武南明抗清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顾炎武把复仇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划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顾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绝食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即使是一个妇人，身受皇上恩宠，与国俱亡，那也是一种大义。你不是他国的臣子，不辜负世代国恩浩荡，不忘记先祖的遗训，那么我就可以长眠地下了。”（《先妣王硕人行状》）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一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延平使至》）。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顾炎武也是参与了的。
顺治四年（1647年）夏，事情败露，“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顾炎武还往寻咸正，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646年），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顾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然而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顾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诗集·精卫》）。
顾炎武家族风波
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居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年），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顾炎武率众结社
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年）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顺治十一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顾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
顾炎武牢狱之灾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顾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顾炎武，打算置之死地。顾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顾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挚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顾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顾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顾炎武拜谦益为师。顾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炎武也太性急了！”
顺治十三年（1656年）春，顾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顾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顾炎武之家。这之前的几年当中，顾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顾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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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613，顾炎武 (1613—1682)70岁，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190
顾炎武信仰儒学中的“清学”。
顾炎武，本名绛，因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改名炎武。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家强在本章分11节：（1）顾炎武简介和生平。（2）顾炎武主要成就。（3）顾炎武古韵研究。（4）顾炎武学术影响。（5）顾炎武治学宗旨。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723。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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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重重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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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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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no05-524151-1.shtml顾炎武累拒仕清
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顾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顾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年），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年），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顾炎武拒绝说：“假如这样做，那不仅仅是介之推的出逃了，而是效仿屈原为楚而死了！”。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康熙十八（1679年）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十九年（1680年），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四（2月10日）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2月15日）丑刻卒，享年七十。
（2）顾炎武主要成就
顾炎武学术思想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7]
明道救世
面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
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
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日知录》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日知录》卷九）。
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独裁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
经学济理学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高潮，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卷七）
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上书，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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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四年（1657年）元旦，顾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顾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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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就让我整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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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文集》卷三）。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文集》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
博学于文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
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广闻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行己有耻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3）顾炎武古韵研究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
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4）顾炎武学术影响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他所倡导的学术话语和学术理念以及他所开创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曾对清代乾嘉学派产生过广泛的震撼，引起了乾嘉学者的普遍共鸣，这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顾炎武学术对乾嘉学派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来学者们对此则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学术规模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学术基本上一直以经学一统天下。自汉唐以迄宋明，虽亦有文字音韵、训诂考证、金石考古、算学历法等学术门类的萌生和兴起，但这些学问基本上都属于经学的附庸，它们随经学的兴盛而产生，并服务于经学的注经解经活动。所以，在清学兴起以前，传统学术只有林立的门派之别，没有明确的门类之分。顾炎武作为清学之祖，一生广览群书，多闻博学，于经义、史学、文字、音韵、金石、考古、天文、历算、舆地、军旅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
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九经诸史，略能背诵，……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顾炎武对经史百家进行的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为清代学者开辟了治学的方向。顾炎武之后，乾嘉诸儒接踵继起，对各门学问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使清代学术门类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认为，乾嘉诸儒所做的工作，举其要者，约有十三个方面：一、经书的笺释；二、史料之搜补鉴别；三、辨伪书；四、辑佚书；五、校勘；六、文字训诂；七、音韵；八、算学；九、地理；十、金石；十一、方志之编纂；十二、类书之编纂；十三、丛书之校刻。上列诸项尽管分类并不十分严密，且亦不能包举无遗，但大致可以看出乾嘉学术的规模和气象。乾嘉诸儒的这些学问，论其端绪，除辑佚、类书等少数方面外，基本上都发自顾氏。有的学者认为，乾嘉学术的专精与顾氏学术的博通在精神上似乎相差很远，其实，倘若换一个角度来看，乾嘉诸儒的专精之学正是顾氏的广博之业进一步分化和深化的结果。故梁启超说：“亭林的著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顾炎武之学不仅以博涉百家而开启了清学的学术门类，而且其学识赅贯，通达治体，能把学问的各方面加以融会贯通，具有宏大的学术气象。他曾说：“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又说：“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故潘耒称“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徵诸先生。……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氏之学的这种博通气象，对乾嘉学术亦有很大影响。在许多学者的眼中，乾嘉诸儒似乎专以学业专精闻名，而与顾氏之学的博赡精神很不相符。这种观点其实是很值得商榷的。乾嘉学者中固有专经之士，然亦不乏博学之儒。据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吴派学术的先导者惠士奇“博通六艺、九经、诸子及《史》《汉》《三国志》，皆能闇颂。”他曾谓“今之校官，古博士也。博士明于古今，通达国体，今校官无博士之才，弟子何所效法！”吴派中坚惠栋“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