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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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794，魏源（1794～1857）63岁，清朝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226
魏源信仰儒家。
魏源作为地理学家有代表作《海国图志》问世。
家强在本章分6节：（1）魏源的简介和生平。（2）魏源思想成就。（3）魏源人物评价。（4）魏源人物轶事。（5）魏源个人著作 魏源著述。（6）魏源后世纪念。
（1）魏源的简介和生平
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默深。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生于湖南邵阳，咸丰七年三月一日（1857年3月26日）殁于杭州。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道光进士，官至知州。学识渊博，著述很多。《海国图志》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一部，也是他作为地理学家的代表作。该书有50卷本、60卷本和百卷本三种。他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编成50卷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扩充为60卷本，次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问世，魏源吸取该书和其他资料，于咸丰二年(1852)增补为100卷本。《海国图志》内容丰富，记述 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经济、政治、军事和科学技术，乃至宗教、文化等情况，并附有世界地图、各大洲地图和分国地图等。此书旨在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长技，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它与成书时间相近的《瀛环志略》是中国学者编写的最早的两部世界地理著作。主要著作：《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
魏源认为论学应以“经世致用”为宗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人物生平
魏源生于湖南邵阳县金潭（今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7岁从塾师刘之纲、魏辅邦读经学史，常苦读至深夜。母怜其过勤，每夜定时熄灯令卧，他伺二老熟寐，以被遮灯默读。9岁赴县城应童子试，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提出“杯中含太极”嘱对。魏源摸着怀中二麦饼对曰：“腹内孕乾坤。”考官大为惊异。嘉庆十五年（1810）庚午科取秀才。嘉庆十六年（1811）辛未岁试补廪膳生。嘉庆十八年癸酉科选拔贡。嘉庆二十五年（1820）全家迁居江苏扬州新城。道光二年（1822）壬午科中式举人第二名。道光五年（1825）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
道光九年（1829），应礼部会试，与龚自珍双双落第，房考刘逢禄作《两生行》哀之，从此龚魏齐名。魏捐内阁中书舍人候补，内阁藏书丰富，乃博览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时社会动乱加剧，他目睹江华瑶民起义，深感清政权的腐败；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国侵略危机使他更加愤激，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
道光十二年（1832），魏源来到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购地建3进草堂，初始魏源为爱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并在潭边浅水处建有“宛在亭”。魏源后半生，长年居住此处，其名著《海国图志》即在此处撰写完成。其间，他与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往来甚密。
道光二十一年（1841），魏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并在前线亲自审讯俘虏。后见清政府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立志著述。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了《圣武记》，叙述了清初到道光年间的军事历史及军事制度。在文中提出“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赢，令不行于境内之谓赢。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不材，则国祯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的人才论观点。
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魏源再次参加礼部会试，中进士，以知州用，分发江苏，任东台、兴化知县。期间改革盐政、筑堤治水。他依据林则徐所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州志》，参以历代史志、明以来《岛志》及当时夷图夷语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为百卷本。它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制、经济、宗教、历法、文化、物产。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之路作了探索。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械等先进技术和选兵、练兵、养兵之法，改革中国军队。为了捍卫中国的独立自主，他号召“以甲兵止甲兵”，相信中国人能战胜外国侵略者。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勿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他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并在《默觚》中发挥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屦之而后艰”的主张，实为近代中国改良思想的前驱。对清王朝长期昧于世界大事，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封关锁国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元年（1851），魏源授高邮州知州，公余整理著述，咸丰三年（1853）完成了《元史新编》。后以“迟误驿报”，“玩视军机”革职。旋复职，他以年逾六旬，遭遇坎坷，以世乱多故而辞去。晚年，潜心学佛，法名承贯，辑有《净土四经》。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
（2）魏源思想成就
魏源革新图强
魏源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史学家和坚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学者。他积极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他着重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鸦片战争前后提出了一些改革水利、漕运、盐政的方案和措施，要求革除弊端以有利于“国计民生”，认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这些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对于后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魏源反对侵华
魏源坚决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华活动，提出了反侵略的主张与办法。他对人民群众的力量有一定的认识，同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观点相一致，提出“义民可用”的主张。他从三元里和台湾等地人民抗英斗争中得到鼓舞。在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之后，他满怀激情地以“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前时但说民通寇，此日翻看吏纵夷”的诗句，热情讴歌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愤怒声讨投降派为侵略军解围的可耻行经，并在《海国图志》中写道：“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师，歼夷兵，以欵开网之而逸，孰谓我兵陆战之不如夷者？”又说“广东之斩夷首，捐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他主张利用和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主要力量，与投降派“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有效地进行抵抗，他反对“浪战”，而主张“以守为战”。他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自守之策二：一曰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一曰调客兵不如练土兵，调水师不如练水勇”，主张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设阱以待虎，设以待鱼”，以歼灭来犯者。这种相信熟悉情况的当地人民群众，发挥他们的长处和抗敌的积极性来组织反侵略武装力量，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切合于当时敌强我弱，敌寡我众的客观实际的，也是完全可行的。
魏源兴办实业
魏源同林则徐一样，是鸦片战争时期“睁眼看世界”，最有眼光的人物。他既坚决反抗侵略，又重视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对付侵略的重要方法。他在《海国图志》中很好贯彻并发挥了林则徐了解和学习西方的思想和做法，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正确口号，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把学习西方的“长技”提高到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大事来认识，使之在当时社会上发生了振聋发聩的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封建顽固派把西方先进的工艺技术一概目之为“奇技淫巧”的无知，他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必须认真加以学习，而不能盲目自大，自甘落后，为此，他提出一套具体方案，不但包括了官办军事工业，改进军队武器装备的内容，而且提出了兴办民用工业，允许商民自由兴办工业的主张。其中包含了例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凤锯、水锯、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属，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主张以后“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他还倡议“立译馆翻夷书”，并“于闽粤二省武试，增设水师一科，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以奖励科学发明。他认为这样做，即可以“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逐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从而达到“制夷”之目的。他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对中华民族的智慧才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中国“人材非不足”，“材料非不足”，中国有着丰富的矿藏和资源，具有自己的有利条件。他相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掌握西方的新式生产技术，可以逐步做到“不必仰赖于外夷”，指出只要经过努力，若干年后，必然“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中国一定能富强起来，赶上并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魏源推崇民主
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也很推崇和歆慕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度。他称誉瑞士“不设君位，不立王侯”，“推择乡官理事”，是“西方桃花源”。又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在封建专制制度长期统治下的当时中国，敢这样赞美没有君主和皇帝的政治制度，不能不说是很有胆识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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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794，魏源（1794～1857）63岁，清朝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226
魏源信仰儒家。
魏源作为地理学家有代表作《海国图志》问世。
家强在本章分6节：（1）魏源的简介和生平。（2）魏源思想成就。（3）魏源人物评价。（4）魏源人物轶事。（5）魏源个人著作 魏源著述。（6）魏源后世纪念。
（1）魏源的简介和生平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07。星期日 ，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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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只有感觉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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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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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赋税思想
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出“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而培其本根”。他指责苛重税敛，“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彼贪人为政也，专脧富民；富民渐罄，复脧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提出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还对生产经营成本高低的原因及其对财政税收的影响作了一定的分析，例如他认为淮盐成本之高是由于细商所支付的浮费和勒索太多。如果废除细商专卖制度允许散商凭票运销，即可大大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这样既可促进食盐销售，抵制走私，又可增加国家的盐税收入。魏源的这一观点在中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3）魏源人物评价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①《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中国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②此二书（《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在今日诚为刍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③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
（4）魏源人物轶事
魏源求学
嘉庆十二年，少年魏源离开了苦读多年的家塾，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了邵阳县城爱莲书院求学。
相传著名文学家周敦颐即在此种莲，他的传世名篇《爱莲说》就在此完成。其中名句“莲，花之君子者也”，即为爱莲书院起名之滥觞。爱莲书院的读书生活给魏源留下绮丽的回忆，他在《答友人书院读书之邀》一诗中吟道：“池莲应入梦，门柳正扶春。”
“岁时，参加县考，”前三名魏源、何上咸、石昌化，联名如贯珠。而何最少，世称“三神童”。县试之后，补县学弟子员。参加府试，考取案首。此时的湖南学政是李宗瀚，乾隆五十八年进士。他是藏书家、金石家和书法家。这位博学多才的学政看中了年轻有为的魏源，对魏源爱护有加。三年县学使魏源知识面拓宽，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
魏源开馆授徒
嘉庆十五年（1810年），魏源回到故乡，开馆授徒。因为他课教得好，“名闻益广，学徒踵至”。“腹内孕乾坤”的魏源并不满足乡间塾师的平静生活，他于嘉庆十八年（拔贡是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清代规定，到一定年限，由各省学政在生员中考试选拔优秀生员，保送入京，作为拔贡。每府学各名，县州学年）来到省城长沙，进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学习，准备参加选拔贡生的考名。经过朝考合格，可以充当京官，知县或教职。
魏源在岳麓书院的时间不长，但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一批良师益友，如汤金钊，袁名曜，李克钿，何庆元等。这些名士对他一生的事业和成就都起过重大的作用。
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汤金钊。汤金钊在主持湖南拔贡期间，办事认真，正直无私，录士极严。他在视察岳麓书院时，对岳麓书院办学方针及教学方法进行充分调查，对其严格办学十分满意。[1]
魏源名师好友
在学生中，他尤其喜爱才具独特的魏源。魏源同汤金钊前辈有过较频繁的交往，从汤身上学到不少知识。汤金钊与湖南巡抚广厚主持湖南拔贡。这次共选拔人，魏源亦名列其间。
魏源到北京后，本应及时多天不露面。汤金钊去拜见选取他的老师。但是，不善钻营且只知苦读的魏源，却一头扎进古书堆中，感到奇怪，以为他病了，便亲自去拜访。汤金钊礼贤下士，爱才若渴，跃然纸上。从中也可见，此对忘年交情谊之笃。
袁名曜，湖南宁乡人。他是魏源就读岳麓书院时的山长。他治学严谨，办学认真，为文高远，谈锋甚健。据《宁乡县志》载：“其为文意格高浑，不落恒蹊，穿穴经史，自达其所见。”“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这位山长对青年魏源有较大影响。
李克钿，字冠湖，湖南桂东人；何庆元，字积之，湖南桂阳人。是魏源在岳麓书院时的同窗好友，都是得益于湖湘学派而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和魏源是同科拔贡，成为学术思想上的知交。
魏源岳麓书院读书
岳麓书院的读书生活对魏源一生影响至大。在以后长期的幕僚生活和著述工作中，魏源同也是岳麓书院毕业的著名人物贺长龄、陶澍有了超乎常人之间的交往和情谊。在岳麓书院读书之余，漫步爱晚亭，留连岳麓山，曾赋诗抒情：“日尽月野白，余晖在山顶。流水如有情，徊上襟领。野服欺松风，幽寻自人境。是时月未上，万象互光景。危云天际峰，斜霓天南影。天高人独立，溪急野逾静。冰鳞空水明，归翼凉烟引。咏归谢童冠，意行无远近。”
魏源自注作《晚步寻爱晚亭至岳麓寺》（《魏源集》），这首诗是魏源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游爱晚亭，览岳麓寺，有感而发。他一心攻读，积极储备，但读书时的心境是恬淡平静的。岳麓书院的短促的岁月给魏源的一生打上了深刻的印痕，使他终生难以忘怀。可以说，这就是魏源的岳麓书院情结。
（5）魏源个人著作 魏源著述
魏源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主要有《书古微》、《诗古微》、《默觚》、《老子本义》、《圣武记》、《元史新编》和《海国图志》等。[7] 其它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8] 。2005年，作品结集为20卷《魏源全集》
《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是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6）魏源后世纪念
魏源故里，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镇。故里现存有故居，为清乾隆初年修造，占地面积1710平方米，建筑面积756平方米，为典型的清代湘西南木瓦结构民居，上世纪90年代经过两次维修，恢复了原貌，现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故居座西向东，两正两横，独立于绿色田园中间，前临一片平坦的千顷稻浪，院后缓缓流过一湾金水，左临象山，右对狮岭。
魏源故居系魏源的祖父孝立公遗留下的产业。相传魏氏九世祖元瑛公至魏源祖父孝立公居所称“垭塘湾公馆”，民国初年改建为宗祠，孝立公另给十个儿子建了十座大体一致的宅院。魏源的父亲魏邦鲁，字春煦，排行老五，魏源故居就是他及家人所分住的的其中一座。魏源在这里诞生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至他27岁那年（1820年）全家迁往江苏定居才很少回家。1951年土地改革时，这所房子被分给魏源之房族后裔魏华柏等几户贫下中农居住。1994年，隆回县人民政府安排专项资金，将故居内住户全部迁出，收归国有，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2000年和2006年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拨款进行了维修。[11-12]
1832年魏源来到南京，即相中地处城西清凉山下乌龙潭边，史称“诗巷”的龙蟠里东侧（今20号）购地造屋。初始魏源为爱屋起名“湖子草堂”后改名“小卷阿”。“卷阿”乃《诗经·大雅》中的篇名。卷者曲也，阿者大山丘也，其远大志向寓于宅名之中，是精神寄托，还是锋芒毕露，不得而知，但他的故居在历经170余年风风雨雨的今天，仍有两间保存完好。他亲笔题写的宅门横额——小卷阿三个大字至今依稀可辨。在此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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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811，曾国藩(1811-1872)61岁，晚清四大名臣，建湘军灭太平天国231
曾国藩：信仰儒家和程朱理学。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
家强在本章分18节：（1）曾国藩的简介和生平。（2）曾国藩主要成就。（3）曾国藩处世交友。（4）曾国藩治家方略。（5）曾国藩书法.。（6）曾国藩人格修炼。（7）曾国藩历史评价。（8）曾国藩轶事典故。（9）曾国藩后世纪念。（10）曾国藩家族为何长盛不衰：曾国藩为子孙留下四“锦囊”。（11）同为信仰而战，士大夫曾国藩为何最终胜出？（12）书生立武勋：曾国藩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12）曾国藩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13）文化的底蕴：曾国藩为何能打败洪秀全。（14）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人权的胜利。（15）传统史学家评曾国藩。（16）徊徨在历史困境中的晚清士大夫曾国藩。（17）“卫道”与“创新”：曾国藩的理学思想。（18）曾国藩 体味中国传统精英最后的辉煌。
（1）曾国藩的简介和生平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811年（嘉庆十六年），曾国藩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荷叶镇大坪村）的一个普通耕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务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1826年（道光六年）春，应长沙府童子试，名列第七名。道光十年（1830年），前往衡阳唐氏宗祠读书，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
1832年（道光十二年），曾国藩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
1834年（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长沙著名的岳麓书院演习，同年参加湖南乡试，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并动身入北京准备来年的会试。
1835年（道光十五年），曾国藩会试未中，寓居北京长沙会馆读书。次年恩科会试再次落第，于是返回长沙，于同乡刘蓉、郭嵩焘等居于湘乡会馆。
折叠步入仕途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殿试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自此，他一步一步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朝考列一等第三名，道光帝亲拔为第二，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1840年（道光二十年），散馆考试，名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七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升侍讲学士。不久，同榜进士李文安之子李鸿章入京会试，投其门下受业，住他北京家至少一年。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升任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在京十多年间，曾国藩就是这样坚韧不拔地沿着这条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
折叠组建湘军1851年（咸丰元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事。5月，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1852年（咸丰二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运动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军、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已不堪一战。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1853年（咸丰三年），借着清政府急于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勇。8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
在团练湘勇期间，他严肃军纪，开辟新的军队，他先后将5000人的湘勇分为塔、罗、王、李等十营，先后将团练地点由长沙迁至湘潭，避免与长沙的绿营发生直接矛盾。[1]
折叠镇压天国1854年（咸丰四年）2月，湘军倾巢出动，曾国藩发表了《讨粤匪檄》。在这篇檄文里，他声称太平天国运动是“荼毒生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接着号召“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其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故动员了当时广大的知识分子参与到对太平军的斗争当中，为日后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国藩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七月二十五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大喜过望，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
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帝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12月2日，曾国藩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100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曾国藩愤怒至极，打算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曾国藩坐困南昌。9月2日，洪秀全与杨秀清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2月20日，其父去世，曾国藩偕弟曾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在当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7月13日，曾国藩接咸丰谕出办浙江军务，于8月15日抵达南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在三河之役战死。12月，曾国藩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11月，曾国藩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攻占南京1861年（咸丰十一年）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9月25日，曾国藩移住安庆。12月20日，曾国藩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同月，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1月31日，曾国藩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二月十四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四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五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六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十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
1864年（同治三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对无辜平民展开屠杀与抢掠，当时的南京城被烧毁，平民死伤无数，南京人称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曾剃头”、“曾屠户”。7月，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此起曾与平定太平天国战功居次之湖广总督官文双方形成集团政争白热化。八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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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811，曾国藩(1811-1872)61岁，晚清四大名臣，建湘军灭太平天国231
曾国藩：信仰儒家和程朱理学。
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组建湘军镇压太平天国。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09。星期二，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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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温柔的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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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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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剿捻军
1865年（同治四年）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曾国藩率军赴山东剿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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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眼前竟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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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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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训》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
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
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谓“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依着气学的思路，曾国藩认为，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天地万物是“同体”的。
不过，曾国藩同时认为，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均耳”，但人与物、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就人与物相对而言，人得气之全，物却仅得气之偏；故人有知性，而物仅得物性。就人类而言，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
（3）曾国藩处世交友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4）曾国藩治家方略
曾国藩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在家庭成员中人人孝悌的原则。孝容易理解，就是对父母、对长辈的感恩、尊敬与赡养。悌是指兄弟之间和睦友爱，也就是同辈之间的融洽与和谐。在曾国藩家书里，一般都以为他给孩子写的信最多，事实上他写给弟弟的信才是最多的，可见他对兄弟之间关系的重视。曾国藩有段著名的评论，说家庭兴旺的规律是：天下官宦之家，一般只传一代就萧条了，因为大多是纨绔子弟；商贾之家，也就是民营企业家的家庭，一般可传三代；耕读之家，也就是以治农与读书为根本的家庭，一般可兴旺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就是讲究孝悌的、以和治家的家庭，往往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曾国藩在“和以治家”的宗旨下还特别强调“勤以持家”。这个勤以持家在曾国藩那有两层意思，一是家庭成员要克勤克俭，一是做家长的要勤以言传身教。曾国藩说的这些，他自己就能一丝不苟地带头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大儿子曾纪泽喜欢西方社会学，曾纪鸿喜欢数学和物理学，曾国藩虽然一窍不通，也能尽自己所能去了解，去努力学一点。这样的父亲，才不愧是一个真正“勤以持家”的父亲。在曾国藩的影响下，曾纪泽总是会亲自教孩子们学英语、数学、音乐，还教他们练书法、写诗文、讲解经史典章，不论再忙，每日总要抽出时间来陪孩子、陪家人，这就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曾国藩子孙、曾孙，甚至玄孙里，有很多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5）曾国藩书法
曾国藩在书法上的突出成就一直为他历史上的重大影响所掩盖。曾国藩对于书法理论的阐述见其《日记》、《家书》及一此文章中。他首先对当时阮元抛出的南北书派论有独到的认识，他既赞成又提出批评，主张南北兼而有之。他对书法的本源，提出乾坤大源之说。从乾道——阳刚美——着力——雄奇——大气，从坤道——阴柔美——不着力——淡远——韵胜，形成了他一个系统的书法理论观。曾国藩一生勤勉于书法创作，走过了一条由泛而专，由继承古典到创新时尚的曲折探索道路。他留下了近130万字的《日记》是中国古代罕见的一部巨型书法作品。他的楷书劲健刚拔，竖起了一面承唐继宋明而刚柔相济的正书旗帜。他的行书劲健遒俊而华美。他的小楷与小行书是整个清代的典范。他应是与同代包世臣、何绍基齐名的大书家。
（6）曾国藩人格修炼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
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条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片刻，来复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欲、节劳、节饮食。）
九、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身过、心过、口过，皆一一记出，终身不间断。）
十、日知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一、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7）曾国藩历史评价
《清史稿》：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其论学兼综汉、宋，以谓先王治世之道，经纬万端，一贯之以礼。惜秦蕙田五礼通考阙食货，乃辑补盐课、海运、钱法、河堤为六卷；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晚年颇以清静化民，俸入悉以养士。老儒宿学，群归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一见辄品目其材，悉当。时举先世耕读之训，教诫其家。遇将卒僚吏若子弟然，故虽严惮之，而乐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
国藩事功本于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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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赞。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革、发展，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11。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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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片海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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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8月12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no05-524151-1.shtml（8）曾国藩轶事典故
巨蟒转世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所以曾国藩也相信了巨蟒转世这一梦语。曾国藩还有一个奇怪的爱好——爱吃鸡，却又最怕鸡毛。当时紧急公文，在信封口处往往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每当曾国藩看到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必须要别人帮他取掉鸡毛，他才敢拆读。古时候曾有这样的说法：“焚烧鸡毛，毒蛇闻气就死了，龙蛇之类，也畏惧这种气味。”曾国藩对鸡毛害怕到这种程度，难免也被人理解为蟒蛇转世。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因为怕别人看到身上的鳞片，所以夏天燥热时还穿戴整齐地读书，让先生大加赞赏。
比贼笨
曾国藩小的时候天从并不高，其实可以说比较笨，他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天晚上，他在家里读书，有一篇文章他重复读了很多遍，可就是背不下来。他就一遍一追地读，一遍一遍地背。夜已经很深了，他仍然没有背下来。这可急坏了一个人。原来，他家来了一个贼人，就潜伏在他书房的屋榆下，想等他读完书睡觉之后再进屋偷点什么。可是贼人在屋外等啊等.就是不见曾国藩睡觉。贼人实在等不下去了，就十分生气地跳进屋子，对曾国藩说：“就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我听几遍就会背了！”于是贼人将那篇文章从头到尾地背诵了一遍，然后扬长而去。
曾剃头
曾国藩“曾剃头”的外号不是因为他杀太平军而获得的外号，而是因为他在长沙开审案局，杀了太多的所谓湖南“土匪”而得到的外号。杀错的人有没有呢？有。当时长沙的知府叫苍景恬，他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就记载曾国藩的审案局，就因一个案子，就错杀了至少4个人。那是一个冤案，但是曾国藩把好人杀了，把坏人放了。
审鸡蛋案
一天，天气晴朗，年幼的曾国藩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刚放下书包，其父就焦急地说：“我明明煮了五个鸡蛋，怎么只有四个？”于是就把曾国藩叫来，对他说：“煮熟的鸡蛋是分给你们吃的，现在少了一个，不知是哪个偷吃了，快帮你母亲查一查。”曾国藩思索了一下，答到：“这个很容易，我有办法查出来。”说罢，曾国藩端出一个脸盆，倒了几杯茶，把家里的人都喊拢来，叫每人喝一口茶水，吐到盆里，他站在旁边观察，结果有一个佣人吐出的茶水里夹有鸡蛋黄粉。曾国藩的父亲高兴极了，觉得儿子聪明，将来能当官审案子。
千年死一个
富厚堂，是曾国藩的故居。大门口悬挂着“毅勇侯第”四个金色大字。“侯府”建于清同治年间，是曾国藩委托其弟在家营造的。据说建房的时候，曾国藩兄弟对匠工师傅款待很好，而对一般徒弟则有所刻薄。新屋建成的时候要诵“上梁文”，砌工老师傅尽赞美语，操着荷叶土音为之颂曰：“两江总督太细喱，要到京里做皇帝。”
（9）曾国藩后世纪念
曾国藩故居 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坐落在位于湖南娄底市双峰县东部的荷叶镇富托村，与湘乡市、湘潭县、衡山县、衡阳县毗邻，总占地面帜四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一万平方米，是典型的沿中轴线对称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富厚堂坐南朝北，背倚的半月形鳌鱼山从东南西三面把富厚堂围住。从远看去，富厚堂好似坐在一张围椅中。周围自然环境优美，后山上树木茂密，古树参天。门前是一片较开阔的平地，平地中有小河向东流去，平地四周峰峦叠嶂，群山环抱。
曾国藩故居已被有关部门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折叠墓址曾国藩墓，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沙城西南15公里处望城县平塘镇桐溪寺后伏龙山上。清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归葬于此，墓占地面积约300平方米。
西山十戾表：多尔衮(熊)，洪承畴(獾)，吴三桂(鹗)，和珅(狼)，海兰察(驴)，
年羹尧(猪)，曾国藩(蟒)，张之洞(猴)，慈禧太后(狐)，袁世凯(蛤蟆)。
（10）曾国藩家族为何长盛不衰：曾国藩为子孙留下四“锦囊”
核心提示：曾国藩家训，曾国藩家训全文。曾国藩的遗嘱对其子孙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其子曾纪泽在曾国藩死后才承荫出仕，从事外交；曾纪鸿一生钻研数学；孙子曾广钧中进士后，终老翰林；曾孙、玄孙辈中大都出国留学，曾氏后代子孙没有一个加入到行伍之列，甚至也极少有人出仕。曾家后裔恪遵先祖遗言，远离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政界、军界，洁身自好，大隐于世，实现了曾氏“长盛不衰，代有人才”的遗愿。
曾国藩家训：三个地方看一个家庭的兴败
曾国藩家训第一看：看子孙睡到几点，假如睡到太阳都已经升得很高的时候才起来，那代表这个家族会慢慢懈怠下来；
曾国藩家训第二看：看子孙有没有做家务，因为勤劳、劳动的习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
曾国藩家训第三看：看后代子孙有没有在读圣贤的经典，“人不学，不知义，不知道”。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家训里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国藩家训四条遗嘱：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
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
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
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
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
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
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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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蟒转世
曾国藩出生时，祖父曾经梦到有一只巨蟒缠在他家的柱子上，所以认为曾国藩是巨蟒转世，曾国藩出生后家中的一棵死梧桐树竟然重新焕发出了生命，让其祖父更加相信巨蟒转世这一梦语。而凑巧的是曾国藩患有类似“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有一说“火蟒藓”），浑身上下都是像蛇的鳞片一样的癣，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12。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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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碧蓝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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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2年08月13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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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为信仰而战，士大夫曾国藩为何最终胜出？
从咸丰二年(1852)墨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团练虽然早就有，只有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才真正走上前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曾国藩和湘军之前的团练武装，仅限于在各个地区清查户口、维系治安，不过是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延伸，从来没有大规模招募和正规化训练的先例，更不用说独当一面、出省作战(哪怕是越出本府本县的防区)了。对付以前的农民起义甚至川楚白莲教起义，传统的团练可以有效地协助绿营兵作战，但对太平军则无能为力。曾国藩早就指出，传统的团练是对付“流寇”的，而太平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寇”，而是“窃号之贼”，它具有组织严密、作战勇敢的庞大军事力量；有牢固的固定的控制区域；有可以和北京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天国政权，这些都是以前的“流寇”所不能相比的。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堪使用也不敷使用，旗绿诸将畏敌如虎，或者望风而逃，或者临敌即溃。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一路打到南京，都没有遇到像模像样的攻击，倒是江忠源率领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天朝将士吃了一个大亏，并迫其改道而进。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在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只凭改造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杀出两湖，俨然形成了“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以及它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同样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一直集中了绿营最为精锐的部队。太平天国在北征、西征时，都不得不对两肋插上的这两把利剑有所忌惮。直到1860年，这股威胁才被彻底清除。这年春，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洪秀全亲自召开了军事会议，与干王洪仁?、陈玉成、李秀成等共同商定破敌之策。会后，李秀成依据干王制定的“围魏救赵”之计，千里奔袭杭州，攻敌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救援。清军果然中计，派兵往救杭州。不料李秀成已经星夜间道返回天京，与陈玉成等部太平军乘敌之虚发起猛烈进攻，一举攻破江南大营，使这把插在天京近边的利剑灰飞烟灭。清军主将和春自杀，张国梁落水丧生，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身亡，两江总督何桂清被革职拿问。一时间，数万绿营官兵或死或降，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主力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此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不料，湘军虽然是“后娘的孩子”，中游的战事也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终于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都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地是指湘军了。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前述只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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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先生指出:湘军“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在于与太平天国的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对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①的确，太平天国一次又一次地由于它本身的失策、失和、失误、失政而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发展、喘息、调整、进攻的绝好时机。这种失误既有军事上的，又有政治上的，既有战术上的，又有战略上的，既有前线的，又有朝中的。
1855年初，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遇到了麻烦，石达开主持的太平军西征与曾国藩主持的湘军东征，在九江、湖口一带针尖对麦芒般遭遇了。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局促的战场上，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先是在湖口、九江一带连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同时派军乘虚西进，第三次占领武昌，使湘军第一次东征的成果完全丧失。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先是大将塔齐布病亡，再是罗泽南战死于武昌城下，马继美死于南昌，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湘军水师驻守南昌、临江，也是师久无功勉强盘踞而已。太平军中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一位封建文人也忧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此语传闻真可叹，斯时寇盗大堪忧。”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个州县，而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难以打开局面，湘军的使命似乎要宣告终结了。
就在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的时候，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天京变乱。自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出其他诸王之上，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而想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做真正的天朝领袖。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洪秀全自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杨秀清在主政的三年间充分展现出了天才的军事、政治才干，天国的建设还算井井有条，特别是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天王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大都是为天国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后来韦昌辉滥杀过多，为洪秀全所杀，石达开被召回天京主持大局。但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异姓兄弟，石达开忠而见疑，负气出走，先是到安庆，最后于1857年10月率10余万太平军远征，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中，既有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更多则是从广西跟出来的“老兄弟们”，是太平军的精锐。石达开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失去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所部10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有发挥出他那杰出的军事天才，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就在天京变乱的当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占了武昌；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湖口，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督率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湘军手中。
如果把太平军与湘军的争战分为三个时期的话，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是围绕着天京。三座城市，沿着长江自上而下，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曾国藩设计虽妙，太平军斗志更坚，每一次争夺战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每一次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帮了湘军的忙。安庆之战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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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为信仰而战，士大夫曾国藩为何最终胜出？
从咸丰二年(1852)墨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13。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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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欢舞的沙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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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14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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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后期的战略方向始终未能统一，从而导致了军事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朝令夕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天王军事上的左膀右臂，陈玉成一直主张集中力量解安庆之围，遏制湘军在上游的攻势；李秀成则主张先进攻苏州、杭州、上海，等到东南的战局稳定之后再回师西援。由于洪仁?的支持，天王采纳了李秀成的意见。苏杭一带的财富虽然填充了天朝的圣库，西线的形势却一天天恶化起来。直到1860年9月下旬，天国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组织各路太平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如果太平军集中主力在皖北战场决战，以部分兵力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还有希望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但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却一误再误。李秀成在皖南攻祁门不下，便转道入浙江，又经江西打往湖北，牵延了时日，也错失了消灭曾国藩总部的绝好机会。陈玉成先是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与多隆阿部接战不利后又绕道西进，直扑武汉。这本来是湘军、特别是胡林翼最为担心的(胡当时任湖北巡抚，有守土之责)，但陈玉成在黄州遇到了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们声称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的商业利益，警告陈玉成不要这样做。陈玉成便停止了向武汉的进攻，转向鄂北一带作战。这样并不足以牵动湘军回援，对于安庆战局是徒劳的，陈玉成不得不在转战数月后于1861年4月底重新回到安庆集贤关内外，开始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这时李秀成已经从江南杀入湖北，进逼武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惶惶难安，曾的幕僚赵烈文判断:“李秀成既已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安庆之围亦当不攻自解。”①可惜李秀成只在鄂省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未继续向武昌进攻。当他听说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打了败仗、陈玉成则在两个月前从湖北撤退时，便移兵东进杭州经营他的苏福省去了。湘军上下虚惊一场，太平天国解救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已经失去。同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英王陈玉成被俘后牺牲，天国的日子更加艰难了。太平天国失败后，洪仁?总结说:“如果英王不死，天京之围必大不相同，因为若彼能在江北活动，令我等常得交通之利，便可获得仙女庙及其附近诸地之源源接济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坠落，全部瓦解，清军便容易战胜。”
1860年以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部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样就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太平军各部只有集中兵力，密切配合，才有希望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可是通观这一时期的作战，太平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和密切的战役配合；一方面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在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湘军围攻安庆、打天京，都靠的是一股“极乱时站得定”(罗泽南语)的坚韧，太平军却恰恰缺少这种坚韧。安庆失陷后，太平军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军事上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何况天朝的大厦早就被内部生出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天国之兴，在于得民心，所以才会在北上东进的征程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了队伍，许多生存无计的百姓携家带眷投入天国的怀抱。太平军过境之处，人们莫不怀念，湘军领导人气得大骂“莠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在江西袁州被湘军围攻时，太平军准备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历史上，每当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想为奴隶而不能”的时代，受压迫者都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他们，极尽所能地支持他们。可惜事情的发展常常令他们失望，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还快、盘剥还烈。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岂能真正实现？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80多位“姊妹之群”了，他的天王府富丽堂皇不让于任何一代骄奢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的前朝皇帝。登上王位后，洪秀全曾一口气做了500多首《天父诗》，其中一句就是“只有臣错无主错”。宣扬人人平等的天国中，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凡东王、北王、翼王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①天朝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单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2700多个。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同治二年(1863)洪秀全让他拿出10万饷银，他果然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②，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可见建国之初的“圣库”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其他庸碌各王腐化敛财的情况不复可问矣！天朝渐失民心的情况不复问矣！太平天国后期的一首民谣唱道:“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太平天国后期主要领导人洪仁?在自述中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日大局竟致如此……并非丧在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
更失民心的原因在于破坏。鲁迅先生指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太平天国的失误在于破多而立少，特别是将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破坏无遗，更成为不得人心的关键一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抓住这一点，号召所有读书人及忠义血性的人们起来同此等“大逆不道”的诛心言行斗争到底。太平天国起义军之所以有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力量，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号召，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拜上帝教的产生颇有些不伦不类，它是洪秀全在对基督教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中西合璧”出来的结果，后来西方人了解了拜上帝教的教义和洪秀全的言行后，并不承认它与西方的基督教同出一源。那些支持太平天国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借助造反的力量实现自己对平等、幸福的追求，而一旦要他们接受那些外国传来的半洋半土的宗教信仰，在颇似禁欲主义的束缚下长期生活，又目睹“小天堂”中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他们必然难以接受，对于受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士人阶层尤其如此，士人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精神中坚和指导者。于是乎，几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近世学者，都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文化意义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①太平天国试图摧毁一切传统偶像的强制性做法，更是被证明为失误。“事实证明，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传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又悄然恢复了原貌。”
（12）书生立武勋：曾国藩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太平军自广西北上后，如兕虎出柙，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转战千里，雄踞南京，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强力政权。就当时形势来看，太平天国推翻清王朝获取全国政权的日子似乎是屈指可数、行将不远了。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殊死较量，太平军最终被一支崛起于湖湘的“民兵”——湘军扑灭了。湘军和太平军都以农民为主体，而且相对说来后者号称百万，人多势众，也更勇猛善战、意志坚定，可为什么最终是前者取得了胜利呢？对此，学界多有论述，但主要侧重于检讨太平天国方面的失误与不足以及抨击清政府的“借师助剿”和外国侵略者的无理干涉等，而很少从湘军入手，探求其究竟是如何战胜太平军的。其实湘军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这里且不说湘军内部刻意营造的宗法血亲关系，也不说湘军统将的凶狠干练和拥兵自用，更不说湘军水师的优势和威力，仅就湘军领导阶层的认识和作为来作番考察，以从一个侧面探讨湘军功成的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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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后期的战略方向始终未能统一，从而导致了军事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朝令夕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天王军事上的左膀右臂，陈玉成一直主张集中力量解安庆之围，遏制湘军在上游的攻势；李秀成则主张先进攻苏州、杭州、上海，等到东南的战局稳定之后再回师西援。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14。星期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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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他拥抱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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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卫道相砥砺
湘军领导层均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尊奉程朱理学、主张学以致用。他们刚好又生逢衰世，面对时病弊政和社会危机，不禁产生忧患意识，有强烈的经世用世愿望。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胡林翼少有“经世志”，在陶澍等的指导下，他以民生为念，博览群书，对山川要塞、兵政纪要探讨尤力。左宗棠“少负奇气，有大志，欲因时建非常之功”，他“究心舆地、兵法，讨论国闻”，“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精通时务”。他们三人不仅互相交往，讨论时务，而且以类相求，在他们身边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尤其曾国藩因仕途顺利，青云直上，更成为湖南士人争相结识的对象，影响很大。于是在当时的湖南就形成了一个以曾国藩为中心的经世士人群体，被后人称为理学经世派。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认为一切学问“论其原皆圣道所存”，所以他们向故纸堆中讨药方，通过“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这无形中更强化了他们的卫道意识，使他们益发有忠君报国的意识和卫教护统的自觉。曾国藩痛恨“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就欲以自己“精忠耿耿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胡林翼对幕僚说:“吾辈作官，如仆之看家，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则不忠莫大焉。”正因为如此，当洪秀全等在金田揭竿起义时，他们心怀忧愤，高度关注，切盼清军能尽快镇压粤贼。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以宗教迷信发起的农民起义不同，太平天国信奉的是经过洪秀全改造的洋教——拜上帝教。拜上帝教的基本教义为上帝是唯一真神，人人应拜上帝；反对一切偶像，不拜邪神；除了阎罗妖，天下一家，尽是兄弟姐妹等。这个教义因其违背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而遭到了当时儒生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有汉阳马生公然与“讲道理”的太平军头目激辩，结果当场丧命。
壬子十二月贼陷武昌。初十日于猎马场设高台，贼目登其上曰讲道理，鸣锣于市，命阖城人往听。内有汉阳生员马生者挤出人丛，挨至台下，云有要言关白。贼目令其前，问有何说，马生云:“尔才所说之言，一派伤天害理，犬吠之声，何道理之有？试问自有人即有五伦，尔贼头于群丑皆称兄弟，是无君臣；父子亦称兄弟，姑媳亦称姊妹，是无父子；男女分馆不准见面，是无夫妇；朋友兄弟离散，是无朋友兄弟，可谓五伦俱绝。即依尔所述亦只有兄弟一伦，况舍亲兄弟不认而别呼他人为兄弟乎？如此悖谬，是真无用之狂贼也。”于是骂不绝口。贼目大怒，传令将马生五马分尸，四肢各驾一马，辫发系一马，用鞭箠之，讵五马四蹄攒跃，皆不肯前，而马生肆詈如故，贼不得已用刀分裂其尸。
除了宗教信仰外，太平天国因其文化政策极其专制，也同样引起儒生的愤恨。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任意作践，或堆军火，或为马厩，江宁学宫则改为宰夫衙，以璧水圜桥之地为椎牛屠狗之场”。把供奉孔子的读书育人之所改为马厩和屠宰场，表明了太平军对孔子的蔑视和厌恶，如果说这是他们一以贯之的反对偶像的做法，尚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们恨屋及乌，把诸子百家书籍视作“妖书”而采取焚书的政策，就不可理喻了。太平天国宣布“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于是，一场文化劫难开始了，太平军“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对书籍大加破坏和糟蹋。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区域是三江两湖地区，这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因而知识分子对太平天国的上述野蛮文化专制措施十分痛恨，有个士人就愤然记述道:“至可恨则莫过残毁书籍，贼教目我书为妖书，近日沿江各郡邑藏书之家如汉阳叶云素先生，扬州阮文达公，秦敦夫、程穆堂两先生各第，皆牙签万轴，多人间未见书，不啻琅嬛福地，而逆贼一至，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甚至遗矢后用字纸擦之。”（摘自《曾国藩与湘军》 作者:张云 韩洪泉）
（12）曾国藩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面对及此，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领导层的拒斥反应自然更加强烈了。但与一般儒生只知道口诛笔伐不同的是，他们敏锐地看到了太平天国异质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危害:首先，搞乱了纲常伦理，太平军从上到下皆以兄弟相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其次，用夷变夏，剥夺士子阅读诗书的权利，“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再次，不敬神祗，大肆破坏，所到之处，焚毁学宫，砸烂孔子塑像、牌位，“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总之，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制造了文化浩劫，“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比历史上任何穷凶极恶的乱臣贼子还要可怕，所以曾国藩率先高举卫道旗帜，号召广大士人为维护道统、名教而战，“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丑，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在他的登高一呼之下，他身边的理学经世派群体自然呼应汇聚，走出书斋，“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湘军由此奠定了由书生为基础的领导班底。“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所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可见，正是在湘军领导层的宣传、鼓动下，激发了其“生徒子弟”以及“耕氓市井”的卫道意识，使他们“重廉耻，急王事”，“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不休”。湘军为夷夏大防而战，为拯救名教之变而战，为自己固有的文化信仰而战，师出有名，底气十足，无怪乎他们能够同仇敌忾，勇往直前，历经磨难而不退缩，这是他们最终战胜太平军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为百战艰难之行”
面对太平军的凌厉攻势和高歌猛进，清廷上自咸丰帝、下至统兵官员，都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因为他们把所有的招数都用尽了，依然毫无效果。咸丰帝情急之下，还做出了无奈之举，即下罪己诏、祈求祖宗保佑，甚至派人挖了“伪天王”洪秀全等人的祖坟，希望藉此感动上苍，指出一条明路。但都于事无补，局势非但不见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恶化。其实，问题就出在清王朝纲纪废弛、吏治腐败上，这导致政风颓废、政局败坏，诸臣见利忘义、因循苟且，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敷衍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然而这些当政者并不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也缺乏通盘筹划的能力，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自救，摆脱身处的困境。
但湘军领导层却正如杨国强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是当权派，但比当权派更深刻地了解和熟悉社会；他们不是官僚，但比官僚更忠于自己的信仰；他们处在封建政权的底层，但因此而更直接地承受着农民战争的压力”。所以他们敌视太平军，有强烈的参与镇压的愿望。其中，江忠源是最先与闻其事的一个，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他就奉调入乌兰泰幕参谋军事，其所练楚勇也随之入桂，围攻太平军。而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关注广西的太平天国起义，要江忠源将“粤中兵事”日日记出，“间中缕晰示我”。在给座师吴文鎔的信中，他说:“粤匪猖獗，神人共愤。国藩虽愚昧闲散，亦未尝须臾忘灭贼之事。”正因为此，当清军一溃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时候，这些有“灭贼”愿想的儒生便挺身而出，慨然以扑灭太平军为己任。曾国藩凭其器识和声望被推向前台，成为湘军领导层的核心人物。
他认为太平军是虎狼之师，作战勇猛，训练有素，又万众一心，不是轻易可以制服的，欲战而胜之，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可是反观清军，“极可伤恨者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侈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这样的军队即使孔子再生、诸葛复出，恐怕也不能改变其营伍习气，率领他们消灭太平军。所以，当下的要务是重起炉灶，另立新军。在给咸丰帝的奏疏中，他就直言:“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那么他所要练的兵究竟有多大规模、想达到什么程度呢？在奏疏中，曾国藩并未言及，但在给友人的信中，则透露说:“鄙意欲练勇万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24]也就是说须练兵万人，令成一心，胜相庆，败相救，誓同生死，这样才有望镇压太平军。后来的事实证明，练兵万人是远远不够的，最终用于镇压太平军的湘军达到了40多万，这恐怕连曾国藩也料想不到。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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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深知镇压太平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而他一再强调编练湘军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准备，“预为东征不归之计”。具体说，就是应该在求将才、勤操练、精器械三个方面下功夫。对于将才，曾国藩要求很高，必须是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因此他“概求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而兼娴韬钤之秘者，与之共谋”。而勤操练、精器械均非仓促可就的，必须假以时日，切实讲求，所以曾国藩是“昼夜磨练，讲求操兵、造械之法”。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信中，他说:“练卒宜十分精强，器械宜十分精致，乃可卧薪尝胆，艰难百战。不然，则不教之卒，窳败之器，何省不可骤办，而必出自湖南，万里长征多费饷项哉。”可见，他对自己编练的湘军要求很严，期许也很大，颇有“亡秦必楚”的气魄。
然而，在太平军北伐、西征所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猛烈攻势下，清廷朝野上下一日三惊，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可没有耐心等待湘军练好以后才出师，迫切要求曾国藩率军出征，以解燃眉之急。但曾国藩不为所动，断然拒绝，显示了他过人的胆识和远见。他说编练湘军事关东征大局，“不得顾友朋之私谊，即君父谕旨所指示，亦有时而不敢尽泥也”。果然，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当时安徽是太平天国西征军重点进攻的对象，而他的得力干将江忠源恰好新任安徽巡抚，手头缺兵少将，情况万分危急，便向他求救，但曾国藩并未完全遂他所愿，仅派其弟江忠浚带勇1000名赴援，湘军主力则仍按兵不动。在回复江忠源的信中，曾国藩是这么解释的:
添勇六千之说，昨因令弟达川带勇一千进省，即令其先将此勇赶紧赴皖，以备阁下爪牙之需。其余五千须俟船炮办齐，水陆并进，乃可有济。……国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东下，一以为四省合防之计，一以助阁下澄清之用，必须选百练之卒，备精坚之械。舟师则船炮并富，陆路则将卒并愤，作三年不归之想，为百战艰难之行，岂可儿戏成军，仓卒一出！人尽乌合，器名苦窳，船不满二百，炮不满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纵能迅达皖省，究竟于事何补？是以鄙人愚见，总须备战舰二百号，又辅以民船载货者七八百，大小炮千余位，水勇四千，陆勇六千，夹江而下，明年成行，与麾下相遇于九江小孤之间，方始略成气候，否则名为大兴义旅，实等矮人观场，不值方家一哂耳。明知阁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无益，不如迟而有备。信中，曾国藩阐明了他编练湘军的目的和所赋予的使命，坦陈其对湘军“简练慎出”的原因，充分展示了他的深谋远虑和非凡识见。
如果说拒绝江忠源还不能令人信服的话，那么曾国藩对咸丰帝的两次抗旨不遵，则雄辩地表明了他顾全湘军大局的坚定立场和决心。第一次是1853年10月29日，因太平军逼近武昌，而武昌兵力薄弱，咸丰帝令曾国藩派兵救援。紧接着他又于11月3日和5日两次旨命曾国藩亲自带兵前往增援，但由于湘军刚开赴衡州，阵容不整，训练也欠系统，所以曾国藩消极待命，迟迟不肯出兵。后干脆以太平军撤退、武昌围解而不再从命。第二次是1853年12月12日，咸丰帝以“六百里加紧谕令”的形式，催促曾国藩迅速带兵救援安徽，结果曾国藩“以船炮未齐，不能草率成行覆奏”[32]，气得咸丰帝大骂他不知好歹，自以为是，并发狠地说:既然你想自担重任，朕成全你，不过“言即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曾国藩见真把咸丰帝惹急了，也不敢怠慢，赶忙奏明不能出兵的原因，请求咸丰帝谅解。由此可见，大敌当前，面对来自内外的巨大压力，曾国藩依然能够不受干扰，保持难得的冷静和清醒，充分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艰巨性，非常理性和认真地“为艰难百战之行”，这就为湘军的最终功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束伍练技，讲求兵制
曾国藩认为清军之所以一败再败，毫无抵抗能力，问题主要出在其军事制度上:首先，兵权分散，指挥不灵；其次，薪饷过低，训练废弛；再次，官气太重，应战能力不足；复次，调遣方法不当，导致军心涣散，败不相救。正是出于这些认识，曾国藩十分注重湘军的军事制度建设。他效仿明朝戚继光编练戚家军的“束伍练技”成法，为湘军量身定制了一套军事制度。这套制度几经修订，才最后定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1、招募遣撤制度。清军实行的是世兵制，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因而军中老少皆有，难以保证军队的质量。湘军则有严格的募勇裁勇制度。曾国藩规定招募湘军勇丁不得杂入一弁一卒，必须专程去偏僻地区挑选健壮、朴实的山民，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衙门气的一概不要。所招勇丁还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姓名、籍贯、手指印及亲属情况等登记造册，以便查验。如果勇丁征战日久，而力穷气惫，尽显疲态，就必须遣撤旧勇，另行招募，使壁垒一新。清代为了防止将领拥兵自重，采取兵将平时分离，战时临时凑合的统驭方针，这就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用命的弊病。有鉴于此，曾国藩奉行将必亲选，兵必自招的原则。其办法是:
帅欲立军，拣统领一人，檄募若干营。统领自拣营官，营官拣哨官，以次而下，帅不为制。故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或帅欲更易统领，则并其全军撤之，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或即其地募其人，分别汰留，遂成新军，不相沿袭也。
也就是说在军队内部，层层统属，下级对上级负责，最终整支军队为大帅个人拥有。如果欲更换哪一级将领或哪一级将领离营，就必须将其军队解散，而令新将领另起炉灶，重新招募，以确保全军的私属性。曾国藩自己也是按照这样的办法来组建湘军的，并且他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用书生典兵。湘军将领里，出身书生的占多数，他们与曾国藩志同道合，以所谓的忠义血性相激励。曾国藩还制定了挑选将领的四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要求各级将领据此挑选下级军官。
2、组织体制。组织体制是军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兵种构成、营制饷章和领导机构等方面。湘军有陆军、水师和马队三个兵种。其中陆军的营制饷章最著名，影响也最大。它包括一营之制、营官亲兵之制、一哨之制、长夫之制、薪水口粮之制、小口粮及恤赏之制、外省招勇仿照楚军薪粮之制、帐棚之制、统领之制几部分。据此可知湘军以营为战斗单位，每营505人，设营官1人，辖前、后、左、右4哨；每哨哨官、哨长各1名，共护勇5名、伙勇1名；每哨8队，分别为刀矛4队，小枪、抬枪各2队；每队什长1名、伙勇1名，其抬枪队正勇12名，刀矛、小枪队正勇10名；营官自带亲兵6队，每队什长、伙勇各1名，亲兵10名。此外再配备长夫180人负责辎重运输等任务。应该说这个编制比清军合理。清军虽也以营为单位，但营制混乱，人数从200至1000余名不等，没能形成统一固定的编制，不适于野战。而湘军恰恰相反，编制齐整，冷热兵器配备合理，攻防体系层次分明，非常适合野战。而配备长夫（其作用类似于现代的工兵和辎重兵）又是个创举，可减轻勇丁的负担，保证他们的休息，有利于作战。
同清军相比，湘军的薪饷很丰厚。陆军营官每月50两，另加办公银150两，而哨官每月9两，哨长6两，什长4.8两，亲兵护勇4.5两，正勇4.2两，伙勇3.3两，长夫3两。可是，清军中的绿营兵平时每月薪饷只有1两，出征作战时也仅1.5两，比湘军的长夫还少，分别只及湘军正勇的四分之一和三分之一。所以湘军的厚饷养兵，可使勇丁赡养家室，安心从军了。
湘军的领导机构就是营务处。营务处担负施号令、执军法的任务，不是湘军的首创。但曾国藩又赋予它新的功能，即还用它来培养人才。曾国藩认为“这人可以培养的，就把他放到营务处去，使他学习军务，做将来出任将帅的预备”。李鸿章就曾奉曾国藩之命办理营务处，后来创建了淮军，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3、训练制度。曾国藩认为“不练之兵断不可用”，因此他对湘军的训练非常重视，切实讲求。他把训练分为训和练两部分，强调“练者其名，训者其实”，训比练更重要。他所谓的“训”包括训家规和训营规两方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做思想教育和军纪教育工作。对于前者，他通过亲自训话等各种形式，在湘军中营造一个和谐的大家庭气氛，要求官兵之间要像父兄、子弟一般亲如一家，上下齐心。对此，近代著名军事家蔡锷非常赞赏，他认为“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曾国藩“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37]至于后者，曾国藩则有具体的制度规定。他所制订的营规包括招募之规、日夜常课之规、扎营之规、行路之规、禁扰民之规、禁洋烟等事之规、稽查之规七部分。这些营规从军规军纪到招勇、扎营、行军和日常的训练等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不仅切合实际，抓住要点，而且易知易行，便于掌握，所以湘军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曾国藩的“练”也包括两方面，即练技艺和练队伍。前者是指兵勇的个人军事技能，要求能舞刀弄棍、开枪放炮，后者是针对整个队伍而言，通过演练鸳鸯阵、三才阵等阵式，使整支队伍进则同进，站则同站，行动一致，如同一人。为了确保“练”的成效，曾国藩一方面访求武师和猎户，请他们教兵勇武术和射击，另一方面制定了十日一循环的严格的训练计划，要求每逢三、六、九日上午，兵勇练习武艺和阵法，他要亲往观看；每逢一、四、七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向兵勇演示阵法，并看他们的抬枪、鸟枪打靶练习；每逢二、八日上午，主管军官要带兵勇到城外跑坡、抢旗、跳坑；每逢五、十日上午，兵勇在军营中演练连环枪法；每天下午，兵勇都要在军营中练习拳、棒、刀、矛、钯、叉，不得间断。显然，湘军每天的训练内容很多，训练量也大。曾国藩之所以要如此强化训练，就是要让湘军兵勇熟练掌握各种技艺和阵法，以提高他们的作战能力。用他的话来说，练的目的“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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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深知镇压太平军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因而他一再强调编练湘军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准备，“预为东征不归之计”。具体说，就是应该在求将才、勤操练、精器械三个方面下功夫。对于将才，曾国藩要求很高，必须是智深勇沉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因此他“概求吾党血性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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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像水一样柔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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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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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后勤制度。与清军由国家办后勤不同，湘军必须自筹粮饷，自办后勤，因而曾国藩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首先，设立了各种各样的后勤机构办理军需。如负责造船制炮的有衡州造船厂、湘潭造船厂、安庆内军械所等，筹措军饷的捐局、筹饷局、厘金局等，总管后勤供应和转运的有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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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一点一点给我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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