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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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围城打援。尽管湘军领导层都不主张攻打坚城，但太平军毕竟不是飘忽不定，流动作战，而是据有坚城，严防死守。战争打到后来，湘军就不得不面临攻城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城池。正如胡林翼所说“名城不围，则贼不来救，亦必不能得战”，因而必须围城攻坚。那么如何围城攻坚呢？湘军领导层的办法是围城之后，先打援军，再打守敌。湘军的围城很有特点，即在城外挖筑两层濠墙，安营在其中，其前濠墙用来围困城内守军，后濠墙用来阻挡救援来敌。然后在此深沟高垒以求自固的基础上，着重打援。一般来说，打援的兵力要多出围城军一两倍。胡林翼就强调说“假如以万人围城，……必须留二万余人或三万人作战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备战，只要歼灭了“援贼”，“城贼”也就插翅难逃。1860—1861年的安庆之战就是湘军用围城打援战术而获胜的经典战役。是役，曾国藩、胡林翼以曾国荃一部围城，李续宜、多隆阿、鲍超等军打援。在历时1年的战斗中，曾国荃挖筑了三层濠墙，内困安庆守军，外阻太平军援军，而李续宜、多隆阿、鲍超等也在外围积极打援，虽然战斗惨烈，险象环生，但都化险为夷，击退了太平军强大的援军，确保了安庆战役的胜利。后来的天京也是被湘军用此法攻陷的。可见，围城打援将湘军领导层上述战与守、主与客的战术很好地结合起来，不仅能以守为战、以战为守，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还能既歼敌，又攻坚，一举两得，因而这是一种相当高明的战术，是湘军领导层不断总结实战经验的结晶。
湘军领导层的战术是多种多样的，除上述以外，还有水陆配合、齐头并进以及集中兵力应敌、重士气轻成败等，加上他们用兵不拘成法，善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不断改进作战方法，因而他们能够在战场上逐步确立优势，最终取得胜利。
五、善于求才与育人
湘军领导层不仅重视人才、爱惜人才，而且善于识拔和任用各种人才。曾国藩将人才视为关系国家兴衰强弱的首要问题，说:“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胡林翼也说:“大抵为政之本，在于得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可是，清王朝自乾隆中后期以后，由于贪庸当道，政以贿成，导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陷入人才危机之中。因而，湘军领导层在视事伊始，就不得不以求才和育才为急务。
曾国藩每到一地，即广为寻访，延揽人才。在长沙办团练时，他作《招某绅耆书》，“孳孳勤求，冀得乡邦贤士，不我遐弃，肯辱惠顾”。在衡州练兵时，他致函黄冕，请他来帮忙造船；又分别函邀李元度、黄淳熙入其幕府谋划机宜，并请他们举荐同乡友好，前来效力。在安徽作战期间，他指示幕僚李瀚章说:“仆已缄托各处荐人如有来者，祈阁下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曾国藩不仅自己求才不遗余力，而且也乐意为别人推荐人才。如1853年，他向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推荐安徽士绅、官员10多人，其中包括后来鼎鼎有名的李鸿章，“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此外，他还给刘蓉、骆秉章等推荐过人才。
胡林翼认为人才随时都会出现，并不缺乏，关键是居人上者不知求人。因此，他很注意搜罗人才，只要属下有一技之长、一行之善，他都不吝表扬，积极推荐。如果有志士能人，即使隐居不仕，他也千里招致，务尽其用。平时在接见下属或亲朋好友时，他“必问所见人才，所学何方，已效安在，且令指实事一一证之，兼注考语”，记录在册，以便日后延揽。他还函请汉阳知府刘齐衔留意人才，“苟有一节之可取，一行之足称者，乞手函示我”；授意幕僚严树森“编列条目，征求事实，饬司、道、府各举所知，其有奇才异能必须度外汲引者，别作一格，均以公牍举荐”。而尤值一提的是，胡林翼还在湖北省城武昌设立储才馆（后改名宝善堂），用来安置招揽而来的人才，并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根据他们能力的大小，给予相应的职务。可见，胡林翼对人才的搜求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那么，怎么样的才算是人才呢？湘军领导层的答案是出奇的一致，即德才兼备，以德为主。曾国藩说:“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也就是说，如果德才不可兼得，他宁要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要有才无德的人。同样，胡林翼也如此，他说:“大抵圣贤不可必得，必以志气节操为主。……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意思是说像圣贤那样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一定能得到，但只要德行好，能力高低就无所谓了。而左宗棠也说:“人不可无才，然心术究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实事何益？”简言之，用人应该看重才干，但更应看重的则是心术，即道德操守。湘军领导层之所以会如此重视人才的道德水准，是因为当时士风败坏，人欲横流，从上到下都孜孜求利，惟利是图，“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所以他们才突出道德的重要性，惟德是举。
然而，在当时“百废莫举，千疮并溃，无可收拾”的情况下，不仅急需人才，还急需人才发挥作用，所以湘军领导层在大量招引人才的同时，也着力加以培养。其中，曾国藩最为精心，成效也最明显。他将天下事概括为军事、吏事、饷事、文事四类，要求每人至少必须学习并掌握一类:“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至于学习的方法，曾国藩认为不外“学”和“问”两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总之，只有勤学多问，才能无形中提高自己的水平。
曾国藩培养人才可谓不厌其烦，费尽心思，犹如塾师严格管教自己的学生一般。对自己身边的幕僚，他不仅亲出题目，进行每月两次的定期考试，而且经常借助茶余饭后的闲暇，谈古论今，倾心教诲。李鸿章后来回忆自己在曾幕中的生活时，津津乐道的总是曾国藩诲人不倦的情形。他满怀深情地说：
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吾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虽寻常赠遗之物，使幕府皆得见之，且询其意。是时，或言辞，或言受，或言辞少而受多，或言辞多而受少，或取乎此，或取于彼。众人言毕，老翁皆无所取而独抒己见，果胜于众。然后，心悦诚服，受化于无形焉。
对不在身边的幕僚，他主要采取通信、批示的形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导，既有指点劝诫，又有鞭策鼓励。这在其《批牍》与《书札》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而在给一些亲信幕僚的信中，曾国藩更是循循善诱，关怀备至。李榕在外带兵期间，他悉心训迪，不遗余力:“今既受统领重任，务祈绌己之聪明，贬己之智术，……处处出于至诚，则人皆感悦，而告之以善矣”；“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凡临敌观气色，有二可虑:骄气则有浮淫之色；惰气则有晻滞之色，望体察而补救之”；等等。李瀚章在江西负责报销局时，曾国藩也问寒问暖，体贴入微:“报销开局，总以迅办为妙，早一日有一日之益，速一日省一日之费。局用不可太啬，饮食须丰洁。从前办数年苦粮台，此际宜办数月甘报销。”不难看出曾国藩对其幕僚的培养和勖勉是全方位的，因而，他不仅赢得其幕僚的敬重和爱戴，纷纷尊之为师，而且也吸引了大量士人的投效，归之者如流水。就此而言，曾国藩帐下强将如林、幕中济济多士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曾国藩外，胡林翼、左宗棠等也非常注重培养和调教人才，所以在他们的身边也集中了一大批良佐虎将，为镇压太平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见，湘军之所以能够成一时之功，扑灭太平军，与其领导层的善于网罗人才和作育人才也分不开。
湘军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地方武装，刚开始并不被人看好，甚至还饱受非议和排挤，要将这么一支处境不佳、处于困顿制中的偏师部勒成一支“能成殄寇之奇功”劲旅，湘军领导层所必须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以上仅是其荦荦大者，但足以看出湘军领导层对湘军“卒平巨憝”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难怪现代著名军事学家蒋方震会惊奇地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功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而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钦佩地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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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围城打援。尽管湘军领导层都不主张攻打坚城，但太平军毕竟不是飘忽不定，流动作战，而是据有坚城，严防死守。战争打到后来，湘军就不得不面临攻城的问题，尤其是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城池。正如胡林翼所说“名城不围，则贼不来救，亦必不能得战”，因而必须围城攻坚。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18。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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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印上爱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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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太平军迅猛的发展势头，当时就有人指出:“依大势看来，粤今乱清，犹昔清之乱明耳。……当是时也，清之败明，势如摧枯，然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去）不远矣。”对于当时清军的营伍习气，曾国藩是非常痛恨的，也多次作了深入的揭批，内容大同小异。这里再摘录几条，以供参考。如在《与魁荫亭太守》中，他说清军“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在《与王璞山》中，则说“盖近世之兵，孱怯极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在《与文任吾》中，说“近时所调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此营即败，彼营调臂而不顾，侈口而微笑，各营习见。夫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他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终身不见贼面而后快”。在《与吴甄甫制军》中，说“痛夫今日之兵，东调五十，西调一百，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胜则相忌，败不相救，万无成功之一日”。在《与袁筱房曾香海》中，说“近时各营之兵，东调一百，西拨五十，将与将不和，卒与卒不习，胜则相忌，败不相救，即有十万众在我麾下，亦且各怀携贰，离心离德。居今之世，用今之兵，虽诸葛复起，未必能灭此贼也”。在与《湘潭绅士公信》中，说“近日之兵孱劣极矣，当其调遣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及夫与贼相逼，各怀观望，胜则相忌，败不相救，虽以古来之名将，用今日之尫兵，亦恐无以变其习气。”《曾国藩全集》，第174页。巧的是，就在曾国藩上此练兵折的前三天，左宗棠在为湖南巡抚张亮基代拟的奏折中，也提出了练兵的设想，建议“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绅士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左宗棠全集》第9册，第25页）。由此可见，湘军领导层针对清军的孱弱无能，都不约而同有另立新军、取而代之的想法。这是他们比当时官僚高明的地方，也是湘军得以成军的思想基础。
（13）文化的底蕴：曾国藩为何能打败洪秀全
读太平天国洪秀全,读湘军曾国藩,始终在思考:曾得到那么多人民拥戴的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天国,为什么最后让曾国藩让湘军给打败了?为什么太平军越打越少,越打越不能打?而湘军越打越多,越打越能打?诸多因素中什么才是最主要的?
翻读湘军,除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等人,一个湘军将领引起我的注意,他叫彭玉麟,人称“彭打铁”.何谓“彭打铁”?不徇私情,秉公执法,狠!狠到什么程度?仅举一例.
一秀才家有美妻,两江总督李鸿章之弟看中,诱至署中,逾月不归.秀才经县经府逐级上诉无人理睬后疯之,逢人便诉其妻让人强行霸占.一日偶遇“彭打铁”,闻知来龙去脉,彭代写状词后面见李鸿章.
寒喧客套之后,彭佯作不懂之态请教李大人:“有人诱奸百姓之妻该如何?”李答: “当杀.”又问:“官吏诱占百姓之妻当如何处置?”李答:“当杀.”再问:“封疆大吏子弟诱占百姓之妻，法律又该如何裁决?”至此,李鸿章始知“彭打铁”来者不善,但仍说: “当斩. ”
余下细节不必赘述,“彭打铁”逼着李鸿章交出了其弟.
李大人的这个弟弟久为母亲宠爱, “彭打铁”一逼,就那么大大方方的将他交出来吗?李闻知劣弟罪行,脸色大变,此事李确实不知.也以此再三向彭求情,彭不允,直到其弟服毒而死,李府一片大哭后方谢罪退出.
两江总督之弟犯法，“彭打铁”倘且如此不给面子,他人违纪违法遇上这位湘军的黑脸包公,可想而知. 任巡江大臣后,访知文武贪官一律严惩.且来往无常,行踪不定,说不上何时就出现在你的眼前,让你防不胜防.
“彭打铁”现像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湘军具备一种让“彭打铁”这样的人,存在下去的组织制度和道德文化认同.如果他在李鸿章这找不到相同的政治道德和文化道德认同,找不到对应,他是实现不了他对疯秀才的承诺的,疯秀才是不会和妻子团圆的.
由李鸿章继而审视曾国藩,你会发现湘军的领兵之人之政治、文化、道德修养.相比之下,再来看看金陵城里的洪秀全,这个所谓的农民革命领袖,后来在宫里谁都不敢抬头瞅他,“爷像不准常人望.”诸王见他都得事先申报层层过关.最后,凡是洪姓之人统统提官,安插到重要岗位,把个金陵城弄得乌烟瘴气,这种氛围里能出“彭打铁”之类的人吗?
所以,“彭打铁”现像不是偶然的,不是一个单一现像,它是当时湘军治军带兵之严的一个缩影.这样一支军队打败太平天国就不难理解了.
但湘军有“彭打铁”,大清有湘军曾国藩为什么没能强大起来呢?后来也洋务运动了却还是不行呢? 究其原因，湘军和“彭打铁”的进步,只是相对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进步,这种进步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有了“彭打铁”、有了李鸿章、有了曾国藩、湘军所向无敌,这三个人一没了呢?同样,洋务运动有了李鸿章,但一个李鸿章能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改变中国吗?
（14）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人权的胜利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名义上是清朝皇帝，实际上是当时的湘军统帅曾国藩。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在南京以西方的基督教为教义，以神权政治为推动力，以太平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三位一体，力量雄厚。曾国藩以宋明道学为理论，以清朝政权为靠山，以湘军的武装力量为支持，与太平天国的三位一体势均力敌。但他率领湘军追袭太平军，到安庆就追不下去了，他只好在安庆扎下大营，与南京遥遥相峙，一直到太平天国一步一步地因洪杨内讧而分裂，他才乘机攻下南京，灭了太平天国。
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其中突出者为罗泽南。可见，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本人是一个道学家。罗泽南是专门讲学的道学大师，学者称为罗罗山先生。曾国藩发出了建军的号召，罗泽南率领他的学生前来和他合作，而且他自己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了。这不能说都是出于私人的交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出于共同的激愤，这个目标和激愤集中表现在曾国藩的所谓《讨粤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檄文中说太平天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几句话说出了曾国藩、罗泽南等人共同的激愤和目标。“为之所”，就是说要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他们组织湘军就是一个办法。
照这些话看起来，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斗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曾国藩认识到，在这个斗争中所要保护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纲常名教。从这一点说曾国藩是守旧的，他反对中国进步。笼统地说是这个样子，但分析起来看，守旧和进步是相对而言的。纲常名教对于神权政治来说还是进步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人权之上的。这里所说的人权是对于神权而言，并不是资产阶级所说的人权。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人道主义，这个人道也是对于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神道说的，人道主义是作为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出现的人道主义与西方的神权政治作斗争，为西方的近代化开辟道路，是西方近代化的先锋。同西方相比，中国是落后了，所以要向西方学习。神权政治正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向西方学习的正是这个缺点。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使中国的近代化推迟了几个世纪。
当时，西方帝国主义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大都提出两个要求: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通商是向中国的经济侵略，从经济上剥削中国，使中国人永远贫穷；传教是向中国的文化侵略，使中国人永远愚昧。洪秀全和太平天国以国家政权力量推行基督教，这就起了帝国主义所不能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洪秀全可能不自觉，但客观上就是如此。
曾国藩的成功阻止了中国的后退，他在这一方面抵抗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是他的一个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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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太平军迅猛的发展势头，当时就有人指出:“依大势看来，粤今乱清，犹昔清之乱明耳。……当是时也，清之败明，势如摧枯，然清今受困于粤，与明初受困于清者，势之相出（去）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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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浪头卷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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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的曾国藩这位传统理学熏陶下的当代大儒，又是曾经手握重兵的国家重臣，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以及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明，他从程朱理学中所领悟出的“经世致用”之学与西方文明的交锋究竟优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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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上下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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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21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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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军饷越多，而国家越穷。他请求朝廷注意选拔将才，有了良将，只要使现有七十一镇中的十余镇足以称为心腹，那就缓急可恃了。曾国藩想通过裁汰军队来节约开支。在这篇疏里，他还举了宋朝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巩固了边防；明朝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荡平了倭寇两个例子，提出了改绿营和编练军队的设想。这是曾国藩想以戚家为榜样，创建地主阶级新式军队的思想萌芽。
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内外官员只知道献媚讨好，阿谈逢迎，欺上压下，进谗诬陷，善于责难倾轧，而不肯陈述己见的腐败之风，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他竟然告诫咸丰皇帝不要因小失大，抱怨他不该用“无庸议”三个字堵住群臣的嘴巴，不让说话。他主张对于“用人”、“行政”大权，要让有关的官吏们去讨论。
曾国藩敢于大胆陈言，甚至抱怨皇帝，是当时一般官僚所办不到的。那时，讲真话的人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他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呈上后，又觉得自己学道未深，过伤激直，不免有些担心。但是，曾国藩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言词激切，也是出于对清朝皇帝的忠心，所以并没有激怒咸丰皇帝。咸丰看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破格召见了他，并用好言劝慰解释了一番。曾国藩实在是侥幸得很。
1852年春，曾国藩针对鸦片战争后造成的银贵钱贱，财政与货币流通情况的混乱，人民生活下降的现实，又向皇帝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对吏治腐败和社会不安，也提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
曾国藩早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出于对封建朝廷的忠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当然不可能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国势。他的一些主张，尽管在客观上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都掩盖和抵销不了他后来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四、与人民为敌
1852年，身任吏部侍郎的曾国藩，突然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要他到江西去主持科举考试。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钦差大臣李星沅率兵前去镇压，兵败身死。接着，咸丰皇帝派赛尚阿带兵继续讨伐，又遭到失败。不少州、县已被起义军攻占，一些地方官员被起义军杀死。告急文书不断飞向京城，北京城内从前宫后院到大街小巷，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曾国藩在接到谕令以后，心灰意懒，忧心忡忡，不去吧，舍不得朝廷放考差这个荣耀差事，去吧，怕一旦有什么不测，掉了脑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终于硬着头皮出发了。
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又突然接到母亲病战的丧报。他痛哭流涕，一边上书皇帝请求回家治丧，一边准备行装，半路转回湘乡老家。
回家不久，曾国藩听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府夺县，横扫了广西，接着进入湖南、湖北，攻下武汉，杀湖北巡抚常大淳。这时，站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曾国藩，颇有国破家亡的预感。
曾国藩有位同乡好友，叫郭嵩焘，此时正值1853年春节在湖南湘阴老家探亲。在家乡，他亲眼看到农民抗租、抗捐、闹风潮；又听到湖南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也公开活动起来，并有部分会众结伙投奔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当地的地主、绅士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怎么办呢？郭嵩焘决定连夜奔湘乡，到大界里去找曾国藩商量办法，准备发动地方乡民，征集壮丁，编练成团，严加训练，用来防“盗匪”，保家园。
其实，曾国藩已在春节前接到谕旨，要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曾国藩觉得心头大患是太平军，而不是各地方的小股“土匪盗贼”。所以当郭嵩焘来找他时，他婉转地透露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是“舍粤匪（太平军）而求协从，舍豺狼而问狐狸，此近来大不平之事也”；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明确，虽然官至侍郎，但是受命帮办湖南团练，处在“不官不绅”的地位，要职无职，要权无权，各地的兵勇，既不受自己调遣，外省的饷项，亦恐不愿供应。所以，他打算以为母守丧为借口，奏请皇上，辞掉帮办团练的职务。
郭嵩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曾国藩一向有澄清天下大志，在这动乱的年头，只有曾国藩才能拯救大清，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建议曾国藩舍孝求忠，实现自己的大志。
曾国藩觉得郭嵩焘的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大清的天下如此不稳，靠朝廷那几支八旗兵和绿营兵，想剿灭太平军是无济于事的。八旗兵主要由满、蒙兵士组成。清军入关后，近二百年，八旗兵基本无仗可打，又不训练，成了一些披着盔甲的花花公子，毫无战斗力。后来虽然增设了绿营兵，但是，平时，将官只知道抽鸦片，争军饷，偶尔遇到行军打仗，又贪生怕死，跑得比谁都快。曾国藩对清政府军队的腐朽无能，是有深刻了解的。因此，他摇头叹气，感到国家的正规军打不了大仗，仅靠团练剿灭地方“土匪盗贼”，即便能奏效，也是治标不治本。当今要务，是对付太平军，而对付太平军，靠团练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正在犹豫中。郭嵩焘却说，既然清朝原有军队无能，帮办团练万不可辞。应该以团练为基础，创立一支新式军队。这样一来可以施展自己的雄才，二来也捞个忠于朝廷的美名。你何乐而不为呢？
曾国藩经过再三思考，最后，终于坚定了决心，欣然接受了在长沙“帮办团练，搜查土匪”的清廷谕旨。从此，曾国藩死心踏地投入了剿杀农民起义的反动事业，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五、别树一帜练湘军
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正是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第二个年头。太平军打到那里，清军便不溃即散。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秘密反清组织也活跃起来，使得清朝地方封疆大吏惊慌万状。曾国藩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本分和施展自己“雄才大略”的迫切心情，决心充当满洲贵族的走卒，积极镇压人民的反抗。他在组织团练的同时，几天内杀戮具有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的人近千名，湖南的反清活动一时处于低潮，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曾剃头”。
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的营伍习气和调遣成法，就是岳王（岳飞）复生、孔子再世也不会更铸其面目，改变其恶习。然而，团练仅是地方武装，它虽可辅助八旗绿营抵制革命，但并不能补救八旗绿营腐朽疲弱。团练又不支取清政府的粮饷，终究不是正规军，缓急终不可恃。所以，八旗绿营、团练必须抛弃，改弦更张，别树一帜，改招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当时，湘乡县令朱孙诒，为了对付天地会等会党起义，曾由王珍、罗泽南、康景晖各集团丁数百人，亲自调遣，他们镇压了当地的会党起义，号称强悍。1852年底，湖南巡抚张亮基檄调这支团勇约千人来守卫长沙。于是，曾国藩就以这支团勇为基础，分左、中、右三营，制定营制，称为湘勇。这就是湘军的开始。
湘军成立后，于1853年春派往衡山镇压会党起义。嗣后又招募三千余人，于同年夏增援南昌，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南昌，湘军虽然被太平军打败，但却表现了湘军凶悍敢战的反革命精神。从此，曾国藩加紧招募湘军。同时他还认为，湖南和长江流域，江河纵横，烟波浩荡。陆军虽粗具规模，但兵还不精，如果没有一支水上劲旅，就很难实现剿灭太平军，澄清中原的大志。所以，在加紧训练陆军的同时，非添置水师不可。于是，曾国藩马上向咸丰皇帝写了奏章，请求皇上批准他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制造战船，训练水师。
1854年，经过两年的时间，湘军粗具规模。陆军分为大营、小营，湘乡人编入各大营，外地人编入各小营，分属湘军各大营，共五千多人，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师有战船二百四十余艘， 坐船二百三十多只，分为十营，共五千余人，由褚汝航、褚殿元、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湘军成为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反革命武装。
湘军不仅具有正规的规模，且具有八旗绿营所不曾有的特点。它是以地域、封建关系固结内部；以反动的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以抢劫掳掠和封赏官爵来鼓舞士气。曾国藩严格规定:湘军中不要八旗绿营入营已久的老兵，不用守备以上的旧将。他想以此种组织手段，彻底杜绝八旗绿营的衰颓习气。在选拔统领方面，他规定了四条标准:第一要有治兵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说四者缺一，则万万不可带兵。他还认为应选之人必须有忠义血性。如果没有忠义血性，纵然貌似四者，终究也是不可靠的。他凭着个人的阅历，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种种关系，把一些所谓“宿儒”、“生员”等封建知识分子，网罗在自己身边，有的委任统领，有的充当幕僚。这些人没有八旗绿营将领的积弊陋习，是湘军的中坚。曾国藩对他们总是温文尔雅，甜言蜜语，不尚空谈，而他们又死心塌地的忠于曾国藩。这些人都是讲究程朱理学的，彼此之间常以 “名教”、“纲常”互相激励，有着死心塌地的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共同目标，这又是湘军的反动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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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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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然后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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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的募集原则是:统领由曾国藩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这样层层挑选，大抵又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一层一层的私人隶属关系，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整体。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全军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八旗绿营那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起仗来，各不相顾的混乱局面。
曾国藩平日以“纲常”、“名教”，教育官兵为清朝封建统治者卖命。战时以抢劫掳掠引诱官兵为封建统治者出力。湘军每占一城，借搜捕为名，乘势淫掳焚掠。从烧杀淫掠的过程中，养成了湘军残忍凶悍的作战力。
清朝统治者在八旗绿营腐朽疲弱的情况下，正需要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去对付太平军。曾国藩别树一帜编练的湘军逐步正规化，就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进攻太平军的主力部队。
六、道途久梗魂梦惊
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湘军的时候，太平军的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了武昌，2月，太平军水陆大军沿江东下，一月之内连克九江、安庆，逼近南京，3月19日攻下南京，把它改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奠都天京前，太平军所过的地方，往往随得随弃。奠都天京后，才觉得要巩固天京，必须重新占领长江上游的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1853年5月，太平军出师西征安徽、江西，先后克复了安庆、庐州（今合肥），占领了安徽的广大地区，又攻破了九江，进围南昌，开始和湘军主力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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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是太平军在北方的一支友军，他们曾多次联合作战，共同抗击清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廷调僧格林沁率军镇压捻军。捻军多次打败僧军，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的马队，杀死僧格林沁。清廷大惊，忙召曾国藩北上，命令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继续镇压捻军。曾国藩率八万湘淮军，针对捻军流动迂回的游击战术，采取重点设防，层层防堵的办法对付捻军。在捻军活跃的州县修筑圩寨，当捻军来时，便强迫各村百姓将粮食柴草牲畜等运进圩寨，并在圩寨中编制“良民册”和“莠民册”，凡拥护清廷的人入“良民册”，和捻军有关系的人及反抗清廷的人都列入“莠民册”，即“擒拿正法”，实行五家连坐法，一家“犯法”，五家遭殃。后来，曾国藩虽然中途退回两江总督原任，但他镇压捻军，屠杀革命人民的办法，却传给了他的后任李鸿章。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中，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史稿》比曾氏为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并云“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曾国藩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
八、在骂声中死去
1868年，清政府委派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八个年头。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天主教、耶稣教也随着炮舰，大规模地来到中国沿海。他们戴着学者、医生、慈善家的面具，以办育婴堂、医院、学校为掩饰，霸占田产，庇护贪官，干涉词讼，逞凶肆暴，激起了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1870年，一场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在天津爆发。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收纳无赖，鱼肉百姓。6月21日，愤怒的人群涌到望海楼教堂前，要和侵略者算账。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带着他的秘书西蒙，怒冲冲地闯进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威胁崇厚赶快派人驱散中国的老百姓。接着，丰大业又用手枪在大街上威胁天津知县刘杰，并当场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公开枪杀中国人的暴行，进一步激怒了天津人民。千百万群众闻声赶到，举起了愤怒的拳头，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午后，天津城内又响起了聚众的锣声，人们纷纷从大街小巷走出家门，汇成了一股愤怒的人流，直向望海楼奔去。当天熊熊大火烧掉了望海楼。
天津人民火烧望海楼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的城镇乡村，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接着，山东的烟台，江苏的南京、镇江，江西的吴城，广东的广州，也奋起响应，驱逐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北京的群众也集合在法国天主教堂的门口游行示威，声讨洋教士，支持天津人民的正义行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领事、传教士慌了手脚，强迫清政府加紧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壮着胆子接见了各国驻华公使，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天津教案。这时，曾国藩忙写信给崇厚，让他放开胆子干，不要怕百姓闹事，并表示愿和崇厚有祸同当。崇厚心领神会，一到天津就代表清政府向法国陪礼道歉，并严厉镇压反洋教的中国百姓，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清政府看到崇厚无能，不久又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此案。当时曾国藩正在害眼疾，带病到了天津。曾国藩为了讨洋人的欢心，只要洋人满意，他就赶快去办。洋人要曾国藩处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曾国藩就将张光藻、刘杰奏参革职，交刑部议罪，最后充军黑龙江；洋人要他“惩办凶手”，曾国藩就按洋人议定的抵偿人数，杀死了十六名带头反洋教的群众；洋人要他赔款，重建教堂，曾国藩就满口应承，一一照办。
曾国藩在天津办理教案，屈从洋人，屠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开以后，又引起了天津人民的切齿痛恨和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就连清政府的某些大臣和曾国藩的亲朋故旧，也认为他屈从洋人，有失国体；有的说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民心丧尽；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拆掉烧毁，以示鄙弃。曾国藩见人民怨恨，亲朋反目，官员抨击谴责，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从此，便一病不起。清政府见他在直隶已臭不可闻，就把他调回金陵再任两江总督。1874年，曾国藩在举国欲杀的怒骂声中，死于南京。
（资料来源:《山东师大学报》198301 作者:冬青）
（16）徊徨在历史困境中的晚清士大夫曾国藩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地直面内忧外患交迫而来，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但是，他们同时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处于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之中。曾、李二人的这种困境，也深刻地反映了19世纪60年代儒学中人忧患困惑及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分化。
前几年非常流行曾国藩，到处都有书讲他怎么样做官、怎么样教人做人的时候，那阵子其实我是对曾国藩乃至于他这个热潮非常的有距离感的。怎么讲呢？因为我平常很怕看这种书，就是教人怎么去做人、怎么样去当官、怎么样搞谋略，使得大家对曾国藩有个印象，就是他好像是个谋略大师似的。
当然曾国藩有这一面，但是在历史上大家对曾国藩另一个认识，其实是更正统的，那个认识就是认为他真的是一代名臣，而这个名臣里面包含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真的很懂做人。但这个做人主要讲的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智慧，不是一种阴谋诡计，而是一种怎么样在这样的变乱的时代当中，把握住一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跟士大夫的精神，但是又要契入那个那么动荡的时代，这是个很困难的一件事。
他怎么样去协调好？怎么样在自己安身立命，跟这个建立功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叫《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作者是杨国强先生。杨国强先生最近在北京的三联书店帮他出了两本文集，这是一本其中比较小的一本，里面收集的也都是他一些比较前期的学术著作。
那么这里面就分别用了两个章去谈论曾国藩跟李鸿章，谈他们的分别，这个分别听起来这个结论好像很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曾国藩是一个做人上面很有才华，很有品德的人；而李鸿章在事功上面有追求，但是在做人方面后人往往就不能苟同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分别我觉得不只是一个，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个人为人上面的问题，而且还要注意到是在整个大时代的变动之中，自己怎么样掌握自己生命的终极倾向，然后去协调跟自己的人生、事业之间的问题的这么一个平衡的东西。
正如本文作者所反复强调的：“在历史上，进步人物有进步人物的成长过程，反动人物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怎样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的。”这里既有阶级也有斗争，唯独缺少的是曾国藩这个“人”。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的风云人物，中国历史上最具完善人格的士大夫，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理想的化身，曾国藩的一生，将社会人生的道义看得太重，主动承担的责任太多，而中西文化的冲撞又将他撕扯得太痛，时代激荡的风云对他的要求太高。曾国藩一辈子，活得实在是太累太累了！
曾国藩是一代名臣，也非常懂得如何做人。但这个做人主要讲的就是一种政治上的智慧，不是一种阴谋诡计，而是一种怎么样在这样的变乱的时代当中，把握住一种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跟士大夫的精神，但是又要契入那个那么动荡的时代，这是个很困难的一件事。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最早的实践者，正是曾国藩。因此讲中国近代史，不能不讲曾国藩；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高峰、思想高峰、事业高峰，具有较大的历史贡献，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之下，深受西学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本民族文化自卑到了极点，将一切失败、落后，全部归结于“孔家店，而之后人们，因为知识的欠缺、认识的偏见，乃至政治的目的，更将这种偏见发挥得淋漓尽致，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儒家如此不堪，强汉、盛唐又从何而来？
曾国藩作为近代中国的名人，革新开放理念是他思想的灵魂和精髓。在当时中西文化激烈碰撞、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他把捉时代的命脉，率先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革新开放思想。他作为近代中国革新开放思想的“开拓者”，开创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纪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以开放务实的姿态，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的礼俗政教，汇诸子百家于其中，另一方面吸纳西学之长技于其中，从而体现了“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的特色。其经世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曾国藩立足于湖湘文化的“士大夫之学”，具有坚忍不拔、卓厉敢死的坚毅品格和博观约取、另辟蹊径的为学精神，其学习思想的核心价值是重实践。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时至今日，曾国藩早已逝去，便是士大夫也已远离世人的视野，与之相应的便是，当今的知识分子，不少人非但看不出有太多的真才实学，部分甚至还充满了金钱铜锈的气息。别说正派率直、不入世俗、不畏强权之类，就连“书卷气”都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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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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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no05-524151-1.shtml（17）“卫道”与“创新”：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清朝三大中兴名臣，其经世思想对于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从他的经世的内容、思想渊源以及简要的评价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对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加以分析。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作为清王朝执掌重权的汉族封疆大吏，他既是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也是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曾氏服膺程朱理学，又全力研习经世之学，当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交相侵袭，几欲颠覆之时，是他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进而平定东南半壁江山，大清始有同治中兴；不仅如此，近代中国首艘兵轮，首炉钢水，首批技术工人的诞生，首批中国学童远赴泰西深造等，均与曾国藩及其同道的倡导与活动紧密相关。曾国藩也因此成为咸丰、同治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思想驳杂、颇富特色的理学经世派，其经世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整饬吏治方面
曾国藩从整顿吏治入手,转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面对清朝吏治的严重弊端,曾国藩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为柔靡为荣”。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退缩者,即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者,斤斤计较,不顾大体。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国家一旦有事,则满廷皆疲沓泄,相与袖手”。在曾国藩主政一方后,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的恶果,深以吏治腐败和民心不满为忧。认为要从整顿吏治,挽回民心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于是他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收拾人心,以缓和“民乱四起”的社会矛盾。
曾国藩在整饬吏治上提出首先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规，作为考察和制约官吏的标准。“窃以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他以州县为整饬单位，因为“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是之贤否”1。他亲自制定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规定》十六条，作为官吏廉洁尽职的标准。其中包括: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等各四条。每条下面都以浅近明快的文字加以说明，并刻印成册，州县官吏人手一份，作为不贪财、不沽名的座右铭。其次，曾国藩力除官僚作风，办事讲求实效。他指出:“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州县……但求推出门外，不求了结其事……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上下相容，疲玩已甚。”2曾国藩还“力救冗之弊”，裁撤机构，减少多余人员，使官员各尽其职各专其责。他说:“凡治事以员少为妙，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不致坐杂遗忘。”其三，他力主“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为事择人而不为人择事”。他说:“办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亲信故旧也不例外。其挚友李元度，好文学、有才气，但好取宠纳贿，曾与之约法五章，其中有用人戒滥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曾国藩的用人原则，为其招徕了众多的人才，“凡法律、算数、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3，如薛福成、容闳、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学者，都因知遇曾国藩而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由于曾国藩重视吏治，止浊扬清，加上修文兴教，劝农课商，“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4。
二、军事改革方面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属于湘军的领袖人物，在清末的军事改革过程中有着许多的进步之处。本文从他在选拔将士和治军思想方面分析，以探薇其特点。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的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淳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极为重要。“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他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按照这些原则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对于提升士气、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方面确实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处事原则上看。曾国藩出身农村,养就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其每食具菜一品,因乎之为‘一品宰相’云”17。曾国藩对自己、对家人同样都要求严格。作为湘军统帅,对待部下各湘军将领自然也是非常严格,咸丰三年,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就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8。然某些湘军将领,在长期的打仗过程中,不再仅仅满足于微薄的兵饷,更何况欠饷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在打胜仗时往往洗劫一空,敛取钱财。对此,曾国藩深有体会,“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自不苟取。以此风云僚属,即以此报答圣主”19。但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曾国藩决不任各将领为所欲为,破坏湘军纪律,影响士气,即使对某些关系较深的将领也不姑息纵容。曾国藩这种治军治军方法，固然与他的出身、性格及做事风格有关,但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造成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也是最高统帅,拥有无人可以取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然曾国藩一直是虚衔领兵,清政府对其是既加以利用又不完全信任,咸丰十年之前,始终没有给他以真正的实权,因此在湘军创建早期,为军饷等问题与地方官处处不和,左右碰壁。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紧紧抓住湘军这一政治资本,决不容许他人干涉分裂湘军,对任何破坏湘军统一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和预防,并且严明军纪,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湘军的整体实力,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获得清政府的信任,作为进一步为湘军争取政治经济利益的资本。
再次，从其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上看。在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学术主要有宋学和汉学。宋学在清代高居庙堂，被认为是官方学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清朝统治者以朱熹配享孔庙，科举制考也以朱注《四书》为标准。清代汉学，即所谓古文经学，最初是经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提倡，再经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阐发而形成的一种学派。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一部分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目睹满族以“夷狄”入主中原，深以为耻。他们不满当时逃避现实，空疏无本，“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20的学风，相继大倡“经世致用”，主张“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21但是进入康乾盛世时期后，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汉学逐渐丧失了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并转而专工名物训诂，形成了脱离实际的乾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一度沉寂。清代的宋学与汉学由于旨趣不同，门户之见极深，尤其为了经学的正统而争论不休。故汉宋之争又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征。直到嘉道之际，大清国势衰落，政治腐败，社会危象丛生，人们逐步认识到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或空谈性命，或繁琐考据，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所裨益，因而学术界出现变革之象。以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顺应了这一学术变革的潮流，提出了不拘汉宋，重在“取法致用”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魏源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受清代复兴的以阐发微言大义为宗旨的今文经学的影响，纷纷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现实社会，倡言“以经术为治术”，重新举起了经致用的旗帜。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在即位后，求治心切，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22皇帝提倡，士大夫当然趋之若骛。至此经世思潮很快复兴起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学术背景对于曾国藩经世改革思想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乾嘉时期，汉学虽然在全国“风靡一时”，直驾程朱理学而上，但由于湖南地处僻远，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省交通不便，使得湖南士人依旧固守程朱理学。直至道光时期，湖南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湖南的地主阶级崇尚经世致用和务实。湖南士人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选录了顺治至道光近二百年来经世之学的力作，多达一百二十卷，近三百万字。此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23，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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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24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https://tuoshuiba-image.oss-cn-hangzhou.aliyuncs.com/system/tybbs/post-no05-524151-1.shtml（17）“卫道”与“创新”：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晚清经世派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清朝三大中兴名臣，其经世思想对于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将从他的经世的内容、思想渊源以及简要的评价三个方面加以论述，对曾国藩的经世思想加以分析。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24。星期三，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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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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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经世致用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其隐现程度不同。当社会稳定，经世致用的观念就如同一股潜流，当社会动荡，国运衰微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喷薄而出，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内忧外患不断，再次激起文人士子的经世致用思潮。以庄存与，刘逢年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复兴了今文经学；龚自珍，陶澍，贺长龄等人成为早期的经世派；与第一鸦片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则成为经世派的领军人物；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继位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24。经世致用思潮很快兴起且影响愈来愈大。
曾国藩学术明显的经世特征既有其师唐鉴的师承，又有明清以来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熏陶。曾国藩始终一贯的经世思想、救时意识与其成长的湖湘文化氛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湖南自宋代以来即号称理学之乡，然而湖湘学风对义理之学的关注从未与经世致用割裂开来。从胡宏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世之学，至王夫之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又一举成为经世派的大本营。近代湖南的一代有影响的人物中，如贺长龄、贺熙龄、罗饶典、唐鉴等便承继湖湘理学学风，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世致用。青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浸润成长起来的，从而奠定了他一生沉浸于理学，终于成为一代理学大家的基调。然而同一般的理学家热衷坐而论道、玄谈性理不同的是，曾氏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追慕王夫之、贺长龄等经世前贤，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毋庸置疑，古今中外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有一个支撑其架构的精英阶级。国家民族的兴衰与没落无不与这个阶级息息相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精英阶级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和民族。没有一定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的精英阶级不是真正的精英阶级，不过是一群惟利是图的暴发户罢了。
而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精英阶级所表现出来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感足以使我们感慨万千。可以说，如果我们要廓清近百年来沉淀下来的认识偏见，要对历史有一个客观的认知，要对未来有一个切实的期待，必须重读曾国藩！
（18）曾国藩 体味中国传统精英最后的辉煌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他们秉承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对国家、民族有着普通人不可理解的使命感，责任感。
诚然，在近世100多年西风东渐的大背景下，儒学、儒家，乃至儒士都被激进的批判者斥作守旧、陈腐的代名词，而随着新思维逻辑的普及，“肉食者鄙”的观念被发挥到了极致，中国士大夫自身的优点和价值也被贬损殆尽。
而曾国藩恰恰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先是光环黯淡，进而声名狼藉，最终已是本色丧失。但当我们拂去意识形态的遮蔽，又享受着物质生活的丰富，便越发感到当今社会缺少的，恰恰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的精英阶层。
在这样的时刻，还原曾国藩的真实，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更是还原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
不同于数十年后以“驱除鞑虏”为口号的民族之战，19世纪50年代的中华大地上，国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厮杀。这场战争的主角，一方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团练，另一方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天国“天兵”，这两方之间有着众多的相同点，比如民族、文字，甚至狂热，只不过这狂热的方向却是如此的南辕北辙。英阶层。在这样的时刻，还原曾国藩的真实，是还原历史的真实，更是还原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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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经世致用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其隐现程度不同。当社会稳定，经世致用的观念就如同一股潜流，当社会动荡，国运衰微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喷薄而出，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2.0825。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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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我只看见深蓝的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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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26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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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812，左宗棠（1812－1885）73岁，清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269
左宗棠：信仰儒学
左宗棠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
家强在本章分8节：（1）左宗棠的简介和生平。（2）左宗棠历史评价。（3）左宗棠生平经历。（4）左宗棠人物轶事。（5）左宗棠之死。（6）左宗棠是被谁害死的？（7）左宗棠为什么瞧不起曾国藩？（8）王震将军评左宗棠：屠夫还是功臣？
（1）左宗棠的简介和生平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署名今亮，谥文襄，湖南湘阴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
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功名止于举人，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后破格敕赐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1866年8月19日 (农历七月初十)，左宗棠在福建设立清政府规模最大的新式造船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并入祀昭忠祠、贤良祠。
人物简介
早年经历
左宗棠生性颖悟，少负大志。5岁时，他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道光七年（1827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更多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视为至宝，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起了很大的作用。[3]道光十年（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湖南巡抚吴荣光在长沙设立的湘水校经堂。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这年的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因“搜遗”中第，但此后的6年中，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科场失意，使左宗棠不能沿着“正途”进入社会上层，进而实现他的志向。但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崇。早在道光十年（1830年），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长龄即“以国士见待”。其弟贺熙龄则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读书时的老师，对自己的这位弟子，贺熙龄非常喜爱，称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后来师生还结成了儿女亲家。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陶澍也以一代名臣之尊主动提议将他唯一的儿子与左宗棠的长女定婚。
名满天下的林则徐对左宗棠也十分器重，两人曾在长沙彻夜长谈，对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特别是关于西北军政的见解不谋而合。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舍左君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全部交付给左宗棠。后来，林则徐还多次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极口称赞左宗棠是“非凡之才”、“绝世奇才”，临终前还命次子代写遗书，一再推荐左宗棠人才难得。
声名鹊起 咸丰二年（1852年），当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省城危急之际，左宗棠在郭嵩焘等人的劝勉下，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卫大清江山的阵营。左宗棠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里缒城而入，张亮基大喜过望，将全部军事悉数托付给左宗棠。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各种建议都被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终于使太平军围攻长沙三个月不下，撤围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从此开始。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抚幕府，长达6年之久。其时，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周围城池多被占领，而湘东、湘南、湘西广大贫苦农民，连连举事，此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撑大局。同时，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大力筹措军购：军械、船只。骆秉章对他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由于左宗棠的悉心辅佐和筹划，不但湖南军政形势转危为安，出省作战连连奏捷，其它各项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引起朝野关注，时人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一些高官显贵在皇帝面前竞相举荐，咸丰帝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诽谤，特别是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的构陷，险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仗义执言，潘祖荫、肃顺等大臣的披沥上陈，才使一场轩然大波得以平息。
咸丰六年（1856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被任命为兵部郎中用。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并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左宗棠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左宗棠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同治五年（1866年）二月，左宗棠攻灭李世贤等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州）。
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左宗棠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同治五年（1866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时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
平定回乱
同治元年（1862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其初期的主要首领有赫明堂、马生彦、马振和、白彦虎等。同时在宁夏也爆发了大面积的回民暴动，其主要首领有马兆元和马化龙，史称：陕甘回民起义。
在陕西的回军一开始可以趁清军忙以对付太平天国的机会在陕西中部立足，但是从同治三年（1864年）开始就被清军逼迫退守陕甘边区。太平天国被消灭后，左宗棠率领湘军开始对陕西山西一带用兵。左宗棠首先进攻捻军，在捻军被击破后再进攻位于陕西的回军。同治五年（1866年）回军退守甘肃。
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派刘松山进攻宁夏的金积堡，马化龙父子投降后被杀。同治十年（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当地回军领袖马占鳌投降，被左宗棠编入清军。
同治十一年（1872年），以白彦虎为首的回军被迫退出青海。同治十二年（1873年），白彦虎等退到新疆，最后逃往俄罗斯得脱。陕甘回变由此告终。
收复新疆1864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治陕甘回变波及新疆，新疆各地豪强趁机而起，出现了割据纷争，各自为王的混乱局面。
喀什噶尔由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来木占据称王。不久，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联络回族封建主金相印，混乱中夺取了喀什噶尔，并称王，逐马木提艾来木。
马木提艾来木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欲借助外部势力驱逐司迪克。司迪克也派出金相印亲自到浩罕进行联系，想把流亡浩罕的黑山派和卓后裔请回喀什噶尔，对抗马木提艾来木。由此引来阿古柏，其于1867年建立“洪福汗国”盘踞新疆。
同治十一年（1872年）七月，清廷尚在争论讨伐阿古柏之事，左宗棠认为“既事关君国，兼涉中外，不能将就了局，且索性干去而已”，率师进驻兰州，准备收复新疆。
左宗棠深思后，采用“缓进速决”的战略，要打算展开积极而迅速的战斗。
“缓进”，就是积极治军。左宗棠用一年半的时间筹措军饷，积草屯粮，整顿军队，减少冗员，增强军队战斗力。即使是自己的主力湘军，也剔除空额，汰弱留强。他还规定，凡是不愿出关西征的，一律给资，遣送回籍，不加勉强。
“速决”，就是考虑国库空虚，为了紧缩军费开支，大军一旦出发，必须速战速决，力争在一年半左右获取全胜尽早收兵。因此，在申报军费预算时，左宗棠亲自做了调查和精微的计算，他从一个军人，一匹军马，每日所需的粮食草料入手，推算出全军八万人马一年半时间所需的用度。然后，再以一百斤粮运输一百里为—甲—位，估算出全程的运费和消耗。甚至连用毛驴，骆驼驮运，还是用车辆运输，哪种办法节省开支也做了比较。经过周密计划，估算出全部军费开支共需白银八百万两。为防止意外开支，留有余地，宗棠向朝廷申报一千万两。
当时主管财政的大臣沈葆祯，一见西征军费的预算报告，金额甚巨，欲摊派给各省，从地方财政收入里抽调，可是这样一来则不易一时凑齐，有贻误战机之虞。军机大臣文祥过问，宗棠亲自去找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陈述利害关系。皇帝御批道：“宗棠乃社稷大臣，此次西征以国事而自任，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千万金，可从国库拨款五百万，并敕令允其自借外国债五百万。”
左宗棠同时在兰州建立“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并由广州、浙江调来专家和熟练工人，在兰州造出大量武器，还仿造了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改造了中国的劈山炮和广东无壳抬枪。
新疆收复后，上海“泰来洋行”的德国技师福克曾在哈密与左宗棠会面，观看了部队的演练，见湘军纪律严明，操练得法，军火枪炮也不落后，于是说：“清军若与俄国交战于伊犁，必获全胜。”当然了这种奉承话只可一听，甲午战争前大部分西方观察者都认为中国将获胜。 左宗棠同时又建“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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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812，左宗棠（1812－1885）73岁，清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269
左宗棠：信仰儒学
左宗棠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
家强在本章分8节：（1）左宗棠的简介和生平。（2）左宗棠历史评价。（3）左宗棠生平经历。（4）左宗棠人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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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真的美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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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8月27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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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李鸿章等认为：自从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一百多年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这是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现在又要竭尽天下的财力去赡养大军西征，还不如依从英国人提出的条件，允许阿古柏政权独立，只要他答应称臣入贡就是了。
左宗棠力驳李鸿章，他认为：如果丢失新疆，则这块土地不是被西方的英国势力，就是被北方的沙俄鲸吞，中国随即失去西北边防的关卡要塞和重镇，使西北边防无以屏障，到时中国边防的兵力不但不能削减，反而会大大增加。从全局来看，不战而丢新疆的后果，对内必将严重有损国威，丧失民心；对外也必将助长列强的侵略气焰，不利于海防。以李鸿章的主张乃是误国，绝不可行。
当时的军机大臣文祥为左宗棠所说服，全力支持之：“老臣以为宗棠之言深谋远虑，上承先皇高宗之遗志，下惠子孙万代，请陛下决策。”于是光绪皇帝和摄政的西太后下诏授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三军，以将军金顺为副帅，择机出塞平叛新疆。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略是先安定新疆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如果乌鲁木齐城克服，“我威维扬”，再大兴屯田以保证长期后勤供应，安抚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如此，“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稳然不可犯矣。乌城形势既固，然后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在战术上，左宗棠分析：“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然苟相安无事，固以度外置之。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至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因此，“不在先索伊犁，而在急取乌鲁木齐。”左宗棠事先命西征军前锋部队统帅张曜，驻军哈密兴修水利、屯田积谷。1876年一年就收获粮食五千一百六十余石，基本上可以解决该部半年军粮所需。
为运输军粮，左宗棠又建立了三条路线：一是从甘肃河西采购军粮，出嘉峪关，过玉门，运至新疆的哈密，二是由包头、归化经蒙古草原运至新疆巴里坤或古城(今奇台)，三是从宁夏经蒙古草原运至巴里坤。
到1876年4月出兵时，左宗棠指挥的西征军有刘锦棠所部湘军25个营，张曜所部14个营和徐占彪所部蜀军5个营，包括原在新疆各个据点的清军，共有马、步、炮军一百五十余营，兵力总数近八万人。但真正开往前线作战的只有五十余营，二万多人。
因行军其间要经过著名的莫贺延碛大沙漠，流沙数百里。粮草可以马驮车载，长途运输，“惟水泉缺乏，虽多方疏浚，不能供千人百骑一日之需，非分期续进不可”。大部队行军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人畜饮水难以解决，所以只有分批分期地行进。左宗棠坐镇肃州，命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他把大军分作千人一队，隔日进发一队，刘锦棠走北路，金顺走南路，到哈密会齐。 刘锦棠率领西征军主力自肃州入新，至哈密行程约1700里，很顺利地进入哈密。部队各营到达哈密后，把从肃州等地陆续运往哈密的军粮再辗转搬运，翻过东天山九曲险道，分运至巴里坤和古城(今奇台)。很快，刘锦棠的前锋部队，已占据了距离乌鲁木齐只有不足三百里的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县)。
5月，两路会合。9月，首先攻下乌鲁木齐。阿古柏部队二号首领白彦虎逃到托克逊。又攻克玛纳斯城，从而北路荡平。接着集结兵力转攻南路。第二年3月，又先后收复达板城和托克逊城。阿古柏逃往焉耆，留下他的小儿子驻守库尔勒为其垫后。不久，左宗棠军又收复吐鲁番，阿古柏一看通往南路的门户打开，自知大势已去，乃服毒自杀（一说被毒杀）。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为争权夺位杀死其弟，率领残部逃往喀什。白彦虎率领余众逃窜到开都河一带。
这时，李鸿章等海防派，又运作朝廷，发出敕令：“廷臣聚议，西征耗费巨款，今乌城、吐鲁番既得，可以休兵。”左宗棠看罢大不以为然，于是又上疏抗旨，据理力争。摄政的西太后看罢他的奏章，被说服，于是才继续新疆收复战。
此时，沙俄又和土耳其发生战争，金顺建议乘虚袭取被沙俄霸占的伊犁。左宗棠认为师出无名，反遭其谤，留下不打。同年八月，大军从正道向西挺进，先收复南疆东四城：焉耆、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收复西四城：喀什、英吉沙、叶尔羌与和田。阿古柏的长子胡里与白彦虎逃往俄国。至此，这场由英、俄两国支持的阿古柏之乱乃告平息。见此情景，住在山中的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十四个部落，也争相内附。
仅一年多时间，左宗棠就指挥西征军，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事毕，左宗棠上表申奏朝廷，光绪帝和摄政的西太后嘉其功，诏封二等侯爵。新疆各地也于大小村镇建立左公祠，烧香礼拜。
新疆正式建省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80年）正月上书朝廷，力陈在新疆设省的主张。并建议朝廷派员与俄国会谈归还伊犁，引渡胡里、白彦虎等事宜。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派遣崇厚为全权大臣出使俄国进行谈判。
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占新疆之机，派兵侵占了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但沙俄当时比较虚弱，已在争夺克里米亚的俄土战争中大败，其驻华公使不得不在照会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时说些外交辞令，称占领伊犁是为了“安定边疆秩序”，“只因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当即交还”。但不料清军果真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被落了口实。左宗棠利用这个口实，强调俄方有归还许诺在先，所以要先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
沙俄表示，在获得中国在通商、割地、赔款和再次调整天山以北边界等方面做出让步后，才能交还伊犁。沙俄一边谈判，一边白彦虎和伯克胡里不断武装侵扰中国边境。沙俄称，如不满足要求，“就宣布条约被撕毁，不交还伊犁”。而后，崇厚在沙俄提出的“通商、划界、赔款”三项要求的条约上签字。
左宗棠向朝廷奏明：“此次与俄人谈判，沙皇包藏祸心，我今索还失地，方要我赔偿军费，趁我多事之秋，欺我少争战之志，多求合之意，妄图讹诈。伊犁乃我国之领：亡，俄军乘虚入侵，蹂躏我边民，掠取我财物。我今索还土地，俄方竟然要我赔偿军费，如此强盗行径，乃国际公理所不容也，此其一。俄方以划定两国边界为名，行掠夺土地之实，双方并未陈战，一弹未发，我朝公然割地与人，此乃外交所不许也，此其二。俄方之所谓通商，其商人志在谋利，其政府意在广设领事，深入我腹地，坐探虚实，此种通商，为我所不取也，此其三。臣以为如今之计，当先礼而后兵。我朝可更换使臣，与俄方重开谈判。如沙皇一意孤行，应诉诸于武力。臣虽不才，愿当此任。” 摄政的西太后被说服，于是治崇厚罪，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议条约。
左宗棠称：“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老怀益壮。”自愿请行率军屯哈密，为曾纪泽做后盾。然后，兵分三路向伊犁方向挺进。命金顺部出精河为西路；命张曜部驻特克斯河畔为中路：命刘锦棠部出布鲁特游牧地为西路；左宗棠坐镇哈密亲领后路声援，号称王师四万，对中俄谈判的中方代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力量。同时，左宗棠将其棺材从肃州运到哈密，借以表示收复伊犁血战到底的决心。
这一举动，令沙俄闻讯火速增兵坚守伊犁，并派出舰队游弋在海上，中国沿海省市天津、奉天（今辽宁）、山东先后警报，都处于戒备状态。左宗棠在哈密生活了四个月，为了减轻内地长途调运军粮的困难，改善天山运道，修筑盘曲山路；筹集粮秣，发动军民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增粮积谷。并在哈密大本营加紧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
当时沙俄刚刚结束俄土战争，大伤元气，而且沙俄还认为战争纵获胜将得不偿失 以及担心打败清国将导致清政府垮台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反应，在谈判桌上终于让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方代表订立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沙俄归还伊犁，但仍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之领土，中国赔偿俄国兵费九百万卢布(折合白银五百余万两)；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对于伊犁居民，规定“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所便”。
虽然这一条约被中国认为是不平等条约，但曾纪泽确实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中国收回了伊犁九城及特克斯一带地方。左宗棠对这一条约表示满意，说“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而对曾纪泽也赞扬道：“劼刚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
1882年，左宗棠再次向清朝政府奏请新疆建省，提出乘新疆收复伊始和西征大军未撤之威，不失时机地建省设县。这样顺应民心，有利于百废待举，恢复元气，实行切实有效的管理。左宗棠恳切陈词说服了清朝政府，同意着手在新疆建省。时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制订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及以下设府、厅、州、县。伊犁仍设将军府，但不再统帅全疆的军政事务，政治中心移至迪化。1884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新疆巡抚、布政使各一人，除刘锦棠任巡抚外，又调甘肃布政使任新疆布政使。从此，新疆省正式建立。
折叠中法战争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陆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长久相识的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在是否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两人意见就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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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上争议出兵收复新疆，引起“海防”与“塞防”之争。李鸿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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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他很欣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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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6月，左宗棠入北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
1885年正月，黑旗军[注 2]和恪靖定边军先在镇南关得胜，然后以一千多人死亡的代价击退法军，夺取了谅山。此事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垮台。法国引为奇耻大辱向越南法军拨款五千万法郎表明丝毫也没有就此屈服的打算。中国方面精疲力尽，刘永福部“所存不过五百人，多方募集不过千人，攻守两难，进退失据”同时在赫德的周旋下中法一直在进行密谈，而朝鲜的甲申政变使得中国更欲快速从越南抽身。于是中法新约签订。中法新约的主要内容就是确认了1884年时的李福暂定条约，其中否定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改由法国全权管理越南。
左宗棠对李鸿章签订条约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李鸿章恼怒之余，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注 3]、并诬告台湾道刘璈，弹劾诬告刘璈十八款，使他们失去兵权并丧命。
左宗棠上书朝廷为属下鸣冤叫屈，但因为一个月后就于7月27日（阳历9月5日）在福州病故。从此，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不振，以至于李鸿章的淮军自此在清廷的派系斗争中压倒湘军，控制了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病逝福州
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左宗棠在福州病故，享年七十三岁。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入祀京师的昭忠祠、贤良祠，并建专祠於湖南及他所立功的诸省。
（2）左宗棠历史评价
正面评价
近期越来越多的史学家认为左宗棠是晚清的伟大人物，为民族存亡和中国的近代化作出巨大贡献，是一个有重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人物。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史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3）左宗棠生平经历
左宗棠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七年（1812年）。从小跟随祖父左人锦饱读诗书。
19岁，左宗棠入学长沙城南书院，师从山长贺熙龄，“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博览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收藏的书籍。 后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清宣宗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入赘湘潭黄荆坪辰山桂在堂周家，妻周诒端。同年左宗棠纳银钱为监生。后成为举人，此后参加会试，三次不中， 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时清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他目睹时艰，在其居室为联自励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左宗棠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17年，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他书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后，将他视为奇才。后入陶澍幕府，并与陶结为亲家。
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为平定太平军筹划。清文宗咸丰六年（1856年），升任兵部郎中。
清穆宗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并组成中法混合军和扩充中英混合军与太平军作战，克金华、绍兴等地，升任闽浙总督。
1864年，克杭州，并受封一等恪靖伯。之后致力于剿灭东南太平军残部。
1866年，在福州马尾办船厂，也就是后来的福建船政局，并创办求是堂艺局，培养海军人才。同年，改任陕甘总督，其间创办兰州制造局。后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此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然而该厂从未盈利。
1867年2月，授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定“先捻后回”方略，次年参与平定捻军。
1873年12月14日，授协办大学士，次年9月18日授东阁大学士。
清德宗光绪元年（1875年）5月，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 定“缓进急战”方略，指挥刘锦棠、金顺诸军镇压阿古柏、白彦虎，次年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并为新疆建省开发等预作规划。
1878年3月由一等恪靖伯，晋二等恪靖侯。
1881年2月入北京任军机大臣，10月改任两江总督。
1884年6月入京任军机大臣，9月以钦差大臣督办闽海军务。次年9月病故于福州，谥文襄。后归葬于长沙石门乡相竹村。有《左文襄公全集》行世。
（4）左宗棠人物轶事
自比诸葛
左宗棠年轻时自诩为诸葛亮，常以“今亮”、“小亮”等自称，后听闻林寿图以诸葛亮之“诸”（谐音“猪”）来讽刺他，之后便不再以孔明自喻了 。左宗棠自知有“气质粗驳”的缺点，便以“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
折叠结交林则徐
左宗棠布衣时，林则徐就闻其名。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林则徐途经湖南，遍寻不得，后终于在湖上得见。左宗棠也早慕林则徐大名，急于相见，不料慌忙之间落入水中。左宗棠爬上林则徐的船后，要行拜谒之礼，林则徐忙阻拦道：“落汤鸡了，还做什么礼节？快去更衣！”两人相谈达旦。林则徐叹道：“他日竟吾志者，其唯君乎！”临别，林则徐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宗棠：“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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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4年6月，左宗棠入北京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军孤拔于8月在马尾海战全歼驻扎福建马尾的南洋水师，战局对中国不利。9月，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挽救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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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发现我身体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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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对联
左宗棠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人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
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结怨樊燮
左宗棠仅有举人功名（后破格御赐“进士”），在骆秉章处为幕友时，总兵樊燮来访，樊认为左宗棠只是幕友，故拒绝叩拜行礼，左自认为骆秉章的代表人，相当有气焰，对轻慢于他的樊燮非常不悦，举脚便踢，大骂“王八蛋，滚出去！”，樊燮气极而向咸丰帝弹劾，却因潘祖荫等人支持左宗棠，樊燮反而被朝廷罢黜。
樊燮大怒：“伊区区孝廉尔，可气焰如此！”返乡后，在先人牌位旁边，写下“王八蛋滚出去”六个字之木牌，名为“洗辱牌”。并聘请名师教导其两子，要求两子在超越只有举人功名的左宗棠，为父报复。且命令两子有所成就前须身穿女装，以作激励：“考秀才进学，脱外女服；中举人，脱内女服；中进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后樊次子樊增祥高中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进士，焚烧洗辱牌以告慰当时已作古的樊燮，已有后人在功名上压倒左宗棠。
左公柳
左宗棠两次率部西征，一路进军，一路修桥筑路，沿途种植榆杨柳树。不出几年工夫，从兰州到肃州，从河西到哈密，从吐鲁番到乌鲁木齐，凡湘军所到之处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云霄，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左公柳”。清代诗人肖雄有一首名诗，专为咏顼“左公柳”而作：
十尺齐松万里山，连云攒簇乱峰间。应同笛里迎亭柳，齐唱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浚，应邀西行，见道旁柳树成林，也有七绝一首：
大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左宗棠弈棋
民间相传左宗棠下围棋的趣事。
左宗棠围棋棋艺高超，少有敌手，有次他在官邸附近，微服出巡，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摆棋阵，并且在招牌上写着：“天下第一棋手”。
左宗棠觉得老人太过狂妄，立刻前去挑战，没想到老人不堪一击，连连败北，左宗棠洋洋得意，命人将那块招牌拆掉，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当左宗棠从新疆平乱回来，见老人居然还悬挂著牌子，于是要拆那牌子。老人说：“先试试君艺何如？”左只好跟老人下棋，但是这次竟然三战三败，被打得落花流水。左回家睡了一夜，第二天再去，仍然败北，他很惊讶老人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内，棋艺进步如此快速？
老人笑着回答：“你虽然微服出巡，但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左公，而且即将出征，所以让你赢，好使你有信心立大功，如今已凯旋归来，我就不必客气了。”左宗棠听后，才知自己鲁莽，而心服口服。
左宗棠鸡
著名菜式左宗棠鸡的发明人，是1970年在台湾开餐厅的彭长贵，只是假托于左宗棠。某日，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夜到彭长贵开设的彭园餐厅用餐。餐厅原本正要打烊，高档食材用尽，唯鸡腿堪用。彭长贵临场创作，将炸熟的去骨鸡腿肉以辣椒、麻油、酱油、醋、蒜末、姜末拌炒均匀，即成一道新菜色。蒋经国甚感美味，遂询菜名，彭长贵随机应变，说是清末湘军名将左宗棠当年爱吃的一道炒鸡块，借用左宗棠之名为这道菜加持。于是此菜就称“左宗棠鸡”，并成为彭园的招牌菜。
自作挽联
左宗棠曾自作挽联：
上联：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
问谁来歌蒿歌薤，鼓琵琶冢畔，
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魂魄，奋激千秋。
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下联：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
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
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
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长沙墓冢
左宗棠墓位于长沙县跳马乡白竹村，从黄兴镇过东山大桥，南行约2公里，即可见公路边的“重修左宗棠墓碑记”。从碑后登数十级石阶，“清太傅大学士属靖侯左文襄公之墓”跃入眼帘。墓前有石砌平台，配以石桌、石鼓、石香炉。两侧华表刻联语：“汉业唐规西陲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
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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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左宗棠之死
冯伟林
一
光绪十一年（1885年）7月27日清晨，74岁的湘人左宗棠停止了最后的呼吸。他是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去世的。他一死，意味着大清王朝最后的顶梁柱倒下了，这大厦还能维持多久？
接到丧折后，慈禧太后的心情是复杂的。“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言犹在耳，可左宗棠走了。走了也好，这个汉人太强硬，太无拘束，甚至在万寿圣节也不参加行礼。但态是要表的，要不然还会有谁去为朝廷卖命呢？于是诏谕立即派发各省：追赠左宗棠为太傅，恩谥“文襄”，赏治丧银三千两。
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
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
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俄国人松了一口气。左宗棠把他们从新疆赶走，把他们侵占的伊犁收回，甚至用兵车运着棺木，将肃州行营前移几百公里于哈密，“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左宗棠一死，中国再没有硬骨头了。
李鸿章松了一口气。一个月前，他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这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签订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丧权辱国条约，是世界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奇闻。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将他们充军流放。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眼看就要翻过案来，左宗棠死了，好了,一了百了，主战派的旗帜倒了，躲在京城的李鸿章面对这个与自己争斗了三十多年的政敌的死亡，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再也不用顾忌，可以放肆地弓着腰在世界列强面前周旋，抖抖索索地在不断的不平等条约上签字画押了。
死，对于死者来说，是结束。但对活着的人，是一种绝望的痛苦。大清的中兴重臣，林则徐、曾国藩……一个一个地死了，茫茫九州，哪里还听得到复兴的呐喊？大清气数尽了。
也好，左宗棠死了，有人幸灾乐祸，躲在阴暗角落里窃笑不止，反证了死者的强盛和伟大。左宗棠是真正的英雄，是爱国者，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拍案而起，挺身而出，肯定会要触犯一些人谋取的私利。你要保家卫国，他要侵城掠地，而有的同僚甘愿当亡国奴，堂堂中华民族只剩下这强者的呐喊，他们怎么不会惧怕他呢？中国历史上，有谁像左宗棠一样所向披靡，铁腕收复大片国土？苏武饮血茹毛，威武不屈；张骞关山万里，沟通西域；班超没笔从戎，西戎不敢过天山；祖逖闻鸡起舞，击楫中流；史可法慷慨殉国，魂傍梅花……他们留下的仅仅是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事，是仰天长啸的悲壮，是可歌可泣的精神，让后人无限的敬仰和唏嘘，而没有谁比得过左宗棠——给后人收复六分之一的大好河山，留下任我驰骋的广袤疆常于是有人定论，左宗棠乃千古一人。
二
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大清没有了指点江山的豪情，没有了秋风扫落叶般的霸气，像一个垂暮的老人，靠药物在维持生命的延续。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四岁时，随祖父在家中梧塘书塾读书，六岁开始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九岁开始学作八股文。道光六年（1826），15岁的左宗棠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道光九年，18岁的左宗棠开始读顾社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南的《水道提纲》。这些是完全不同于儒家经典的学问。正是这些不算是正统的学问，为左宗棠日后的成功奠定了知识基矗道光十二年，左宗棠以监生身份参加湖南乡试，中第18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左宗棠最初的心态是复杂的、迷离的。
他后来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他没有在悲观中走向人生的沉沦，没有像有些酸酸的文人一样从此寄情山水，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生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气壮山河的宣言，是对自己的勉励，也是他一生的写照。三十年后的同治五年三月，左宗棠在福州寓所为儿女写家训时，也是写的这副联语。
1838年，左宗棠取道江苏南京，谒见赫赫有名的老乡陶澍，陶澍是连任了十多年的两江总督，是当时经世致用之用的代表之物。陶澍对左宗棠的到来，显得格外热诚。他们有过一段缘分。
——那是一年前的春天，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走进公馆，迎面是一幅山水画，上有两句小诗：一县好山为公立，两度绿水俟君清。
意思是醴陵县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载陶公一腔凛然正气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我的知己！这位60多岁的封疆大吏，当即提出要见见这诗文作者。
左宗棠来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任渌江书院山长。陶澍决定推迟归期，与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彻夜长谈，共议时政。左宗棠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拜陶澍为师，毕生仿效。陶公爱才，欣然应允。
于是，一个落魄的穷举人，就这样做了两江总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甚至以一代名人之尊，提出要与左家结秦晋之好，将年仅五岁的惟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表明他对左宗棠才学与人品的器重。左宗棠正是在这里开始接触军国大事，开始了解夷人的船坚炮利与世界大势。他将自己的命运与朝廷的命运连在一起了。
左宗棠开始初试锋芒。以至几年后的1849年，民族英雄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隐逸在老家读书的左宗棠。
去见林则徐是在夜里。37岁的左宗棠行色匆匆，心情激动，一脚踏空，落入水中。林则徐笑曰：“这就是你的见面礼？”
林则徐一见他，混沌的眼睛顿时一亮，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可以托付终身大事的人找到了。他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全部交给左宗棠，并说：“吾老矣，空有御俄之志，终无成就之日。数年来留心人才，欲将此重任托付！”他还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以吾数年心血，献给足下，或许将来治疆用得着。
年逾年甲的林则徐是用滴血的心说这段话的，好比临终托孤，后来左宗棠征战新疆，带的就是林则徐绘制的地图。此刻，左宗棠的眼睛湿润了，心里暗暗立下誓言，决不负重托！临别，林则徐还写了一副对联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是传世名言，左宗棠将这对联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时时激励自己。他说：每遇艰危困难之日，时或一萌退意，实在愧对知己。“回福建后，林则徐身染重病，知道来日不多，命次子聪彝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一再推荐左宗棠为“绝世奇才”、“非凡之才”。
左宗棠的名字引起了京城的注意。
三
左宗棠是一个孤独的人，真有些“世人皆醉我独醒”。面对山河破碎，为什么总有那么多“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人？康乾盛世，那威武雄壮的号角，那扣人心弦的马蹄，那冠盖如云的排场，那翠华摇曳的仪仗，已是明日黄花。一个王朝的开始，总是群英会，大气磅礴。到后来，没有了征战，没有了拼杀，没有了锐气，皇宫就渐渐滋生享乐和荒淫，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后宫女人怀里长大的爱新觉罗子孙，志短才薄，一副弱骨，哪里谈得上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他们在重复前朝衰败的历史。
左宗棠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看得太远，在大众中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他走得太快，常常环顾四周却发现空无一人；他想得太深，冥思苦想之至旁人难以企及。比如，左宗棠希望能够阻止国破家亡的悲剧发生，他要抗争。别人可不是这种心态。虽然这国家已经病入膏肓，巍峨的皇宫摇摇欲坠，四面寒凉。皇上没有强健心态，尽管他试图振作，朝中的大臣七嘴八舌，争权夺利。左宗棠想，这国家也不是满族人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是我中华民族的。无论民族的苦难是如何深重，国家的处境是如何困窘，他的心应当也只能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因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这个民族的热血。现在既然是满人统治，保卫朝廷，就是保卫国家。怀着这种传统心态，左宗棠接受湖南巡抚张亮基的邀请，决定出山辅政，入巡抚衙门主幕戎机。
咸丰九年腊月，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写了一道奏疏，其中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即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也。”
潘祖荫是吴县才子，后来官至刑部尚书。他的两句话，让左宗堂的名字一夜传遍全国。此时，左宗棠正做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潘将一个无官无职的幕僚的作用看得这么重要，这么高，身系国家安危。可见几年功夫，左宗棠成了大人心目中的英雄了！
有本事的人大多生性傲岸，瞧不起平庸的人。永州镇总兵樊燮到巡抚衙门办事，左宗棠给他冷板凳，还用言语嘲讽他。樊燮哪能受这窝囊气，一状告到京城，说左宗棠是“劣幕”。咸丰帝也很气愤，下令要湖广总督官文处理此事，若属实则将左宗棠就地正法。官文窃笑，樊燮告状是他的一手策划。这个满州权贵，早就想杀鸡给猴看，杀了“劣幕”左宗棠，可以借此打击日益强大的汉人势力。
此时，国家民族面临前所未有之奇变，西方烈强的洋枪洋炮在瞄准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而无能妒贤的小人，却还在搞内耗，躲在密室进行阴谋暗算。
总有些正义的力量。保荐左宗棠的人很多。早在道光末年，咸丰初年，陶澍、林则徐、胡林翼、贺长龄、郭嵩焘等就曾上疏举荐左宗棠才可大用。潘祖荫说，个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湘勇保住了本省，还支援了湖北、江西、广西、贵州，所向无不捷，固然是骆秉章调度有方，实则由左宗棠运筹决策。如果左宗棠走了，湖南就会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咸丰帝终于心动，赦免了左宗棠。已是暮气沉沉的朝廷，多么希望有一点阳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