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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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经学
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但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称古文经学。两者在流传文本和经典解读方法上均有差异，但其后经学家郑玄基本统一了今古文，今古之争渐息，儒经在文本上的争议被平息。
至宋朝，朱熹对《大学》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后明朝的王阳明所反对，并推崇古本《大学》，于是又开始流传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对《孟子》进行删节，但因遭到臣属以死要挟的强烈反对而放弃。
直至清末，时局动荡，人心思变，疑古之风日盛，今古文之争又起。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但又被其后的学者所驳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经，大多源自汉儒的流传，而解读上，则承袭了宋明儒的思想。
谶纬神学
谶纬思想形成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被称为内学被学者称之为儒教。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以神秘主义解释七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经籍和纬书互配，经在轴，纬在杼。当时儒道两家学派有个明显的共同趋势就是道家往下层社会发展成民间道教；而儒家则在上层社会发展成了庙堂儒教[9] 。
纬书内的天文占卜和未来预言叫做“谶记”，七纬之外有《论语谶》，对孔子进行神化，附会圣人神道设教。“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於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10] 谶纬思想认为“《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11]
郑玄、马融、董仲舒、谯周是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结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发展出“天人感应”理论，并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设五经博士。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纪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和正统经书具有同等地位。晋朝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纬书原本因隋炀帝禁止而散佚。《隋书·经籍志一》：“ 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流传下来的纬书有：易纬《乾凿度》、书纬《考灵曜》、诗纬《含神雾》、礼纬《稽命征》、乐纬《动声仪》、春秋《元命包》、孝经《援神契》、尚书《中候握河纪》、论语《谶比考》。后为和崇尚黄老列庄等道家思想的道教区分，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又被称作圣教。“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12] ”，儒教是礼乐文明的代表，上古宗教的直接继承者。
“儒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宗教，凡是生活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包括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如北方的辽、金、元，西夏及清，历代王朝都以儒教为国教，孔子为教主(这是孔子生前没有料到的，正如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没有被老子料到一样)。……儒教利用政教结合的优势得以成为国教，儒教的神权与皇权融为一体，不可分割[13] 。”
“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公羊谷梁
公羊家和谷梁家都主张尊王说、内鲁说，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讲华夷之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公羊家以西汉董仲舒、眭弘和东汉何休为代表。《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西汉初年，以尊王为主体的春秋公羊思想，成为朝野的依据。而公羊学派在公羊学被立为学官之后，更是大大的扩张了势力。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由是“谶纬”之学大兴。汉宣帝时期，谷梁传成为春秋的权威解释，公羊学随之没落。
唐代道统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宋明道德神学
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也有低迷时期。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家玄学替代。唐代政权基本上以道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时道德神学为儒学主流，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尊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北宋五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但陆九渊与程朱不同，虽同属理学但是同源不同流。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中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朱熹(1130.10.22-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
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江西南康、福建漳州知府、浙东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焕章阁侍制兼侍讲，为宋宁宗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说》《周易读本》《楚辞集注》，后人辑有《朱子大全》《朱子集语象》等。其中《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
中国宋明时期另一支理学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理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 ，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
到明代中期，陈献章由朱学转向陆学。王守仁更是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的命题 。在认识论上他推行“致良知”的方法，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同时提出“知行合一”的革命性观点，反对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或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成圣成贤，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因此, 儒学是宗教, 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人文教”, 是即道德即宗教, 是一种没有隔离精神、偏至精神的宗教。这也就是牟宗三所理解的“作为宗教的儒教”。
1644年，明朝灭亡，这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第二次亡国。明亡之后，以阳明学大儒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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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经学
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汉朝时，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1.1217。星期五，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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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爱情就是长相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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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2021年12月18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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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儒学
“后儒学“把传统儒学（即前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以“新内圣，外平等” 为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继承传统儒学而又有创新的关于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后儒学》作者苍山牧云，安徽省怀远县人，当代儒家，后儒学之奠基人。其思想纵横辽远，宏博深邃，究其根底，唯“美”无他。故其学，也称之为尚美之学。从构字上解释说，“美者，从羊而大。丰盈而嫩鲜，丰腴而未老，如女子成熟，男子壮年；物正丰茂，势盛有力”。其美有三德，一曰美者尊本， 二曰美者克欲，三曰君子之美。
（18）儒家著作史考
十三经
儒家经典主要有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六艺为“礼” “乐” “射” “御” “书” “数”）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
秦末，刘邦，项羽攻入咸阳，项羽火烧咸阳宫，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 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
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权威教参。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 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书名 传 注 疏
周易正义 王弼（魏）、韩康伯（晋） 孔颖达（唐）
尚书正义 孔安国(西汉) 孔颖达（唐）
毛诗正义 毛亨·毛苌(西汉) 郑玄（东汉） 孔颖达（唐）
周礼注疏 郑玄（东汉） 贾公彦（唐）
仪礼注疏 郑玄（东汉） 贾公彦（唐）
礼记注疏(礼记正义) 郑玄（东汉） 孔颖达（唐）
春秋左传注疏(春秋正义) 杜预（西晋） 孔颖达（唐）
春秋公羊传注疏 何休（东汉） 徐彦（唐）
春秋谷梁传注疏 范宁（西晋） 杨子勋（唐）
论语注疏 何晏（魏） 邢昺（北宋）
孟子注疏 赵岐（东汉） 孙奭（北宋）
孝经注疏 唐玄宗 邢昺（北宋）
尔雅注疏 郭璞（西晋） 邢昺（北宋）
儒藏
把儒家典籍收集在一起，编成一大文库，即为“儒藏”，是儒家著作的总汇，与道家之道藏、诸子之子藏、术数加之术藏、佛教之大藏经相应。儒藏是聚集古代儒家的大百科全书，载有哲学、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学、历史、艺术、医学、化学、天文、地理、数学、技术各方面的丰富的内容。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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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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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就是两个人永远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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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新儒学
现代新儒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1、准备。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2、萌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3、嬗变。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4、开宗明义。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5、沉寂。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6、恢复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7、新儒学诞生。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民贵君轻”，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礼之用和为贵”，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及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令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代表者
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贺麟、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徐复观、蒋庆、杜维明、陈复。
冲击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对西学的压力，清代儒家开明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张。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
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
面对冲击，儒学也作出反应。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会，欲将儒教国教化。而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
其原因是，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为东方最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可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释家毁儒
释氏撰经诋毁儒家，
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
而原先是释家评儒
莲池大师,未出家时被公认为 儒家泰斗出于后悔所以撰文
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是不然。童者，纯一无伪之称也。文殊为七佛师，而曰文殊师利童子；善财一生得无上菩提，而曰善财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贤圣，有“童真住”，皆叹德之极，非幼小之谓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语也。梵语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恶，亦云怖魔。比非比并之谓，丘非丘陵之谓，盖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语南无，此云归命，南不取南北之南，无不取有无之无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国，必演扬佛法以度众生；使释迦而现鲁邦，必阐明儒道以教万世。盖易地则皆然。大圣人所作为，凡情固不识也。为儒者不可毁佛，为佛者独可毁儒乎哉？
又一个通过不分轻重的使用春秋笔法来获取同情例证。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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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545，邓析(前545-前501)44岁，春秋末期“名家”倡始人。103
邓析：信仰“名辨之学”，具有法家思想萌芽
家强对邓析不大了解，但他是名家创始人，所以列为一章。
家强在本章分11节：（1）邓析简介和生平。（2）邓析两可说。（3）子产杀邓析案分析。（4） “造反派”邓析的故事。（5） 邓析和商秧很象。（6）谈中国史书上的第一位“律师”——邓析。（7） 善辩的讼师。（8）邓析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9）春秋末期的“律师”。 （10）邓析的思想主张。（11）邓析的人物评价。
（1）邓析简介和生平
邓析(前545-前501)， 河南新郑人，郑国大夫，春秋末期思想家，“名辨之学”倡始人。与子产同时，名家学派的先驱人物。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革新派，他第一个提出反对“礼治”思想。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简介
邓析的法律思想主要有：①反对“刑书”，私造“竹刑”。他不但反对旧的奴隶主贵族，也反对以子产为代表的继承周礼的新贵族。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私自编了一部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成文法，把它写在竹简上，叫做“竹刑”。②私家传授法律。传说，他聚众讲学，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还以类似讼师身份帮助民众打官司（被戏称为春秋末期的律师）。
邓析生平
子产执政时曾任郑国大夫，是一位具有法家思想萌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荀子·非十二子》谈到：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反对将先王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反对礼治的思想家。
欲改旧制，私造“竹刑”。他比子产还要激进，对子产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满，曾经“数难子产之政”。甚至对于子产的铸刑书他也多有批评，于是自编了一套更能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成文法，将其刻在竹简上，人称“竹刑”。晋人杜预说：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对于竹刑的具体内容，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从古人的评价即可看出，它是要改变郑国的旧制，既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也不接受当时国君的命令，只能是体现新兴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东西。
传授法律知识，承揽诉讼。邓析还聚众讲学，向人们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并帮助别人诉讼。《吕氏春秋》说：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相当于收取律师诉讼费，大家发现干这项工作收益不错，于是又纷纷参加他的法律培训班。他擅长辩论，有人称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但广大民众对于他的成功却十分敬佩。
在诉讼的过程中，他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在他的倡导下，郑国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严重威胁。继子产、子大叔而任郑国执政的姬驷歂对付不了这种局面，于是“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他们杀其人而用其法，可见其竹刑的合理性。
另外，晋国的赵盾、赵鞅、叔向、士会等，也具有法家思想的萌芽。赵鞅曾在晋国铸了铁鼎，即将赵盾所作的法典铸在铁鼎上。它与子产铸刑鼎、邓析作竹刑一样，都是法家先驱者制定法律和将法令条文公诸于世的一种重大举措，这是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隶制的礼治的否定。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过“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同罪异罚，非刑也”等主张法律平等、公正的执法原则。所有这些都成为后世法家思想的重要来源。
（2）邓析两可说
邓析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两可说”。在正统观点看来，这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简单地说，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理论。《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得到尸体的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们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从这个故事来看，邓析对买卖尸体双方所说的话，确实有一点诡辩的嫌疑，但是，邓析在这件事情中只是一个中立者，所以他没有义务和责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说话。而且，得尸者和赎尸者各有正当的理由，邓析也没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因此，双方在向邓析咨询的时候，他就只能为对方出有利于其权益的主意。邓析的回答都是正确的，而且反映出他已经具有了相当完整的朴素辨证观念。
在邓析看来，辩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任意胡说，否则就会带来祸患，特别是辩论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所以“两可”虽然不失为一种辩说方法，但不可滥用。
邓析赎尸诡论
《吕氏春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洧水发了大水，淹死了郑国富户家的一员。尸体被别人打捞起来，富户的家人要求赎回。然而捞到尸体的人要价太高，富户的家人不愿接受，他们找邓析出主意。邓析说：“不用着急，除你之外，他还会卖给谁？”捞到尸体的人等得急了，也去找邓析要主意。邓析却回答：“不要着急，他不从你这里买，还能从谁那里买？”
邓析生在春秋末年，与老子和孔子基本同时，是战国名家的鼻祖，著名的讼师，他的著作已经失传。
同一个事实，邓析却推出了两个相反的结论，每一个听起来都合乎逻辑，但合在一起就荒谬了。邓析是不是希望他们相持一段时间后，双方都可以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价格平衡点？我们只能猜测。
后来，邓析被杀，就是因为子产认为他“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可见，邓析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身为讼师，邓析善于辞辩，而不跳出诡论寻找客观的解决办法。严谨的逻辑推理固然具有说服性，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现实中来.
子产不胜其辩，故“执而戮之”，战国时已有此说。然而，据钱穆考证，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事在《左传》定公九年，而子产死了已有二十一年，此见《先秦诸子纪年·邓析考》。可见子产还是容忍了他的捣乱，如子产不毁乡校。
邓析评价
荀子在《荀子·非十二子》评价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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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产杀邓析案分析
1．案件史料
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辨也。可不可无辨，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辨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 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于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苌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
2．案情今译
郑国有许多人在交通要道人群聚集的地方张贴文字对抗新法令，子产下令禁止到处张贴，邓析就改用投递匿名书信的方式进行。子产下令不准随便投递，邓析又附在其它物品中到处投递。子产的法令不断地变化，邓析应付的方法也就没完没了。这样，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就无法区分了。既然可不可以做都无法区分，在这种情况下施行赏罚，其结果自然是罚得越多越重，社会就越混乱，这是治理国家所不能允许的。所以不符合事理的辨别就是奸巧，有知识才华不用在正道上就是欺骗。奸巧欺诈之人都是先王所要杀掉的。事理，就是判别是非的根本。
洧水涨水，郑国一个富人被淹死了，有人得到了他的尸体。富人的家人请求买回这具尸体，得到尸体的那个人要了个高价。富人家里把这件事告诉邓析，要他出主意，邓析说：“放心吧，那个人找不到其他有买这具尸体的人。”得到尸体的那个人害怕了，也去问邓析，邓析又回答说：“安心吧。他们在其他人那里买不到这具尸体。”那些毁伤忠臣的人跟这就很相似。如果那些忠臣没有功劳得不到老百姓的拥护，那些毁伤忠臣的人就会以他们没有功劳得不到老百姓拥护去诋毁忠臣；如果忠臣建立了功业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那些毁伤忠臣的人又会以他们建立功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威胁到君主的威望与地位来中伤他们。那些没有是非准则的君主们不知道这个道理，这不是很可悲吗？比干、苌弘就是这样被陷害致死的；箕子、商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走投无路的；周公、召公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招致怀疑的；范蠡、伍胥还是因为这样才被迫漂流世间的。生死、存亡、安危的结果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想方设法为难他。他和那些有官司在身的老百姓商定，帮他们打官司，大的案件要用一件上衣作报酬，小的要用一件短衣作报酬，因此有无数的老百姓献上各式衣服来跟着他学习怎样打官司。这样就导致了把错误的当成了正确的、正确的当成错误的，是与非之间都没有了标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标准一日数变，打官司想要他胜他就胜，想要他受刑罚就让他受刑罚，郑国因此非常混乱，老百姓议论纷纷，不知所措。子产对此很是担忧，于是杀掉了邓析，并施以戮尸的刑罚。这样民心才顺服，是非才确定，法律也才可以施行。今天社会上的人，很多人都想治理自己的国家，但却没有杀掉象邓析这样的人，因此造成了想治理好却反而越治理越乱的结果。
3．法律评析
邓析是与子产同时代的郑国大夫，其在法制史上的贡献有二。一是私造“竹刑”，即改造子产铸刑鼎所确立的制度，另行制定刑法，并刻于竹简上。最初，竹刑仅仅是邓析的私家著述，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子产之后，郑国的统治者就采用“竹刑”，从而使“竹刑”成为了正式法律；第二是打破传统，公开传授法律知识，并助人诉讼，成为我国最早的律师与法学教育家。
对于邓析是否是被子产所杀，史籍说法不一。除本则史料所载外，还有说是子产之后的执政駟歂所杀，“郑駟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从已有的资料来看，子产与邓析在法律思想上确实有冲突，虽然基于郑国的实际情况，子产厉行改革以挽救国家的危亡，但其对于周礼本质上是持赞成态度的，他认为“礼”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这里虽然没有把礼看成是天命神权的宗教教条，但也肯定了它是天地运行的规律，因而应当长久存在，不应该改变。
而邓析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不法先王，不是礼义”，反对“礼治”的态度很坚决。但是否因为邓析是子产的反对派，子产就杀掉了他呢？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子产还是有容人之量的，如叔向坚决反对其铸刑鼎，子产并没有因此而杀掉了他。而“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最具说服力。“乡校”是当时人们举行比赛、宴会和其它公共聚会的场所。子产执政后，人们常在乡校议论他为政的得失。有人劝子产把乡校毁掉，但子产不同意，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他认为防人之口，犹如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还不如开一个小口，让它注入河道中。他的言行连反对他铸刑鼎的孔子都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因此，应该说子产实在没有杀掉邓析的动机。
4．参考结论
子产铸刑鼎，公布成文法是中国法制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邓析也因作为中国律师业的祖师爷而成为法制史上不可缺少的人物。子产杀邓析，应该是一个历史上的冤案。这一点，可以从记载这一事件的《吕氏春秋》的创作动机来考察。一般认为，《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是由秦相吕不韦纠集其门客集体编纂而成。事实上，无论是就吕不韦本人来讲，还是他及其他编纂者所处的时代来看，《吕氏春秋》虽然兼容法、儒、道诸家的思想，它还是以法家思想为主的。《吕氏春秋》产生的时代，正是秦国变法后日益强盛并进而凭借武力统一天下的时代，《吕氏春秋》不能不受秦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政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重视法律的作用，并就法律问题阐发自己的见解。它主张“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认为：“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因此要统一思想，统一法令。《左传》作为编年体史书，其所记载的駟歂杀邓析应该就真实可信的。但这一说法因駟歂的人气和政声都大大小于子产而被《吕氏春秋》所抛弃，它不是借古喻今，而是“编”古喻今，制造了“子产杀邓析”的假案以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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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产杀邓析案分析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1.1221。星期二 ，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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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如果我不爱你我就不会容忍你所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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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造反派”邓析的故事
《左传定公九年》记载：“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无以劝能矣。’”
邓析这个人，现在我们通常把他当做中国律师的先驱，但他在《左传》中就留下这一点记录，且并没有提及他的律师的作为，而是注重于他是一个僭越的立法者。中国法制史上一般都要提到邓析的竹刑，作为先秦时代成文法运动的一个例证。竹刑就是把刑律写在竹简上。邓析也因此被刚上台的执政者驷颛杀掉了。但邓析被杀的具体的原因，却难以从这只言片语中看到。
其他的古书里还有一些对邓析的描述，有《吕氏春秋-离谓》《荀子》《淮南子》《说苑》《列子》《韩非子》。另外还有人托邓析之名伪作了两篇文章集为《邓析子》。在这些书里，倒是反映了邓析的律师先驱的一些事迹，可是类似于小说，且与《左传》有矛盾（说杀邓析的是子产），取旨也不同，真假难辨。不过从这些叙述中也可以大体猜想到邓析被杀的一些具体原因。
邓析明显是一个 “造反派”“捣乱者”，他喜欢和执政者作对。《吕氏春秋离谓》篇里面讲了邓析的两个故事。
邓析支持郑国民众写“大字报”。郑国这个国家，在春秋后期比较可怜，夹在晋楚两大国的中间，很是受气。国家比较乱，从另一角度来说，统治阶级的力量较为弱小，民众的胆子也就大一些。所以，郑国人喜欢写“大字报”。原先他们喜欢把大字报悬挂起来，执政者子产见了不爽，下令不准悬挂“大字报”，不准悬挂怎么办呢？邓析说这个好办，他不准悬挂，你们就贴在墙上嘛。所以，悬挂大字报变成了贴大字报。子产又下令不准在墙上张贴大字报。邓析又教人说，这个好办嘛，不准贴在墙上就贴在木板上嘛。这样，“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结果，执政者的命令总是难执行，且越是执行，越是出乱子。
邓析还当法律教师，收费教人打官司。他和惹上官司的人签约：大案子收费一件衣服，小案子收费一条裤子。来向他学习的络绎不绝。而且，这个邓析又不大懂得律师职业道德，不知道有执业利益冲突之类的东西。
但是回头看《左传》，那里的君子却有相反的看法。驷颛杀了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对这一做法是大不以为然的。君子批评了执政者，认为：执政者砍了人家的头，却又推行人家创制的竹刑，实在是不好的事情。用了三篇诗来讲道理。男女谈恋爱，不喜欢别人就不能要人家的东西，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对国家“忠”的，那不但不杀，还要竿旄良马素丝去迎接他，召公甘棠，一个人为国家做了好事，人民连他歇凉的那棵树都纪念不忘，何况你还使用了人家的治国之道呢？君子最后论断道：你驷颛这个执政者，是不能够在国家推贤任能的了。
推想，邓析的竹刑，其实是个好东西，国家是需要的。自然，邓析搞竹刑，也是为了国家，是忠于国家的，而你把这样一个忠于国家的有才能的人给杀了，以后谁忠于你？
记得孔子说过：“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如果《左传》确实是左丘明所作，那这里的君子之言，孔夫子大约也是认同的。
政治、法律的事情，当然比较复杂，一个人是否该受到处罚，他的功与过之间，应该如何处理，是比较复杂的事情，这里不去讨论了。
（5） 邓析和商秧很象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三观低俗人格可鄙，评价人物都是在有没有功成名就封妻荫子这个线上走的，象商秧、邓析这样的悲剧英雄都划到了要“汲取教训”那类人物去了。
实际上，夫子早就教育过我们，人弘道非道弘人，是人献身于事业，不是事业豢养蛀虫。从这个意义上再看商秧、邓析，又有什么悲剧呢？
商秧、邓析都是要确立社会法制信仰，抑制豪强张扬民权，他们自身的生命虽然因此终结，但他们的事业并没有因此夭折。大秦王朝因商秧强盛，中国历史因秦朝改写，历代皆行秦法，历史中的商秧不仅不会死亡还要光耀千古。
（6）谈中国史书上的第一位“律师”——邓析
邓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讼师
邓析（公元前445~501年），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在野政治家，是一位生前及死后都引起争议，自古到今褒贬不一的人物。
在中国法律史上，邓析也算一位“闻人”有数项“第一”被他占据：第一个公开反对西周以来的“礼治”；第一次提出了“事断于法”的主张；编修了第一部私家刑书――《竹刑》。当然，这些“第一”大都还有传闻的色彩，难以确信。不过，另有一项“第一”的可信度极高，即他是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位讼师。
中国律师的历史不足百年，而且是舶来品。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一种以帮助他人处理诉讼事务为业的人，这种人被称为“讼师”。讼师素为官府所痛恨，亦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但他毕竟艰难地生存了下来。若要追根寻源，他们的鼻祖，就是邓析。
《吕氏春秋/离谓》载：
（邓析）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败，因败。
邓析凭借着他对法律的熟悉，不但以有偿的形式指导别人打官司，甚至还制定了收费标准，这种类似于现代律师的行径，便是古代讼师的正宗。
古人素来对诉讼抱有恐惧心理，这主要的原因在于司法的专横和官方对诉讼的垄断，它使涉讼者孤立无援，听任宰割。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事人欠缺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而视诉讼为深威莫测的畏途。所以，邓析的行为一方面也为许许多多的涉讼者提供了他们急需的法律帮助，“学讼者不可胜数”一句道出了邓析的行为在民众中所受欢迎的程度，同时也为我们解释古代的讼师在官方的打击和道德的谴责之下仍不曾灭迹这一奇特现象提供了令人深思的材料。
诉讼的关键在于分辩是非曲直，但是非曲直的标准却因人而异，官与民的标准往往大相径庭，而史家之言则难免受正统所左右，故所谓“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恐怕只能说明邓析的辩驳之才，而决不应以此为据，认定邓析是故意颠倒是非。显而易见的是，在春秋时期，政治及法律都具有专制的性质，邓析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与诉讼，绝无肮脏靠歪曲是非的手段来控制诉讼胜败的可能。他之所以“所欲胜，因胜；所欲败，因败”，恐怕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一方面对法律了如指掌（他个人曾编过刑书），另一方面又能言善辩，是一位雄辩家，“操两可之说，设无究之词”，且他的善辩又非狡言诡辩，《荀子》中就称邓析之辩“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这才达到了驾驭诉讼胜败的境界。
邓析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两可说”。在正统观点看来，这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简单地说，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理论。
在邓析看来，辩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任意胡说，否则就会带来祸患，特别是辩论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所以“两可”虽然不失为一种辩说方法，但不可滥用。一件事情，从不同的立场了发，都能抓住双方的要害，这正好是“操两可之说”的注脚，也是讼师据以谋生的基本功。或许有人会从道德与人情的角度对邓析的行为提出非议，但我们也不要忘记毕竟邓析是两千多年以前的人物，毕竟是一位讼师。讼师与律师的最大差别之一，恐怕就在于职业道德方面。
关于邓析之死，通常有两种说法，一说为子产所杀；一说为驷歂所杀。子产和驷歂先后执政郑国，都有杀邓析的可能，而子产的嫌疑更大。因为邓析在政治上活跃的时期，正是子产执政的时期，而邓析似乎尤与子产过不去，“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但邓析看来也非因为个人恩怨而故意无端地刁难子产，而是与子产持有不同的政见，经常发表政治反对意见，令子产不能容忍。《吕氏春秋·离谓》说：郑国多相县（悬）以书者，子产令无县（悬）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
据记载，邓析的言行，确实给当时郑国的统治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邓析也成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政治迫害牺牲品之一。无一例外的是，专制统治者乱杀无辜，尤其是残害政治反对派，都会有冠冕堂皇、欺愚世人乃至后人的借口，而那些御用之史家文人更有一套文过饰非的本领。于是，邓析之诛仿佛是罪有应得、民心所向了。其实，所谓的“民心乃服”就是通过杀戮来屈服民心；“是非乃定”就是确立了统治者的是非标准，宣告了追求政治言论自由这种行为的非法性质；“法律乃行”则意味着扫除了实施官方法律的障碍，维护了统治者对司法的垄断。
可以想见，邓析之死当然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讼师的存在，尤其象邓析这样声望和水平很高的讼师存在，无疑会对司法专横和垄断带来威胁和阻碍，这也是专制统治者绝对不能容忍的。中国古代讼师的命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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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造反派”邓析的故事
《左传定公九年》记载：“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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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我所对你的容忍正是因为我太过于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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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善辩的讼师
邓析天资聪颖，从小智慧过人，长大后更是能言善辩。他所处春秋时期正是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的萌芽期，邓析便在这种环境下大展才华，他帮人打官司，大案收一件外衣，小案收一条裤衩，跟现代的律师相仿。他是我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位“讼师”（律师古时的称谓），屡战屡胜，流芳千古。
伟大的学者
邓析把他在诉讼实践中的经验加以总结，成为春秋战国时“名家”（讲求事物的概念和实质的关系）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创始的“刑名之学”以剖析当时成文法法条的专业名词为主。在邓析生活的时代，法律原是贵族的秘密，老百姓大多无缘知晓，贵族经常通过任意解释法律欺压老百姓。邓析是基层的小官吏，关心弱势群体，很同情百姓的处境，便积极传授自己的满腹学问，不移余力地普及法律。他私自向老百姓讲解法律（这在当时被多数奴隶主贵族所禁止），向他求学的人不可胜数，史书《离谓》记载，他的学生学成后，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邓析的做法大大提高了百姓打官司的信心，所以在他所处的时代，郑国的诉讼有所增多。
邓析还反对不易传播的“刑书”，公元前530年，他综合当时郑国内外的法律规范，将其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竹刑”广为传播，使法律走向寻常百姓家。后来，“竹刑”的一些条文逐渐被国家认可，成为正式的法律规范。
杰出的改革家
邓析在学术上建树颇丰，但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在担任郑国大夫时，在政坛上非常活跃。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以法律为武器，提出“以法治国”，用统一、公开的法取代奴隶制的秘密刑，可是以叔向为代表的守旧大臣觉得有了礼义就能调节好各种社会关系，用法律治国，会导致百姓想尽办法来钻法律的空子。邓析和另一位郑国大臣子产等革新派认为礼义的内容极其模糊，让人捉摸不透，用其治理国家没有明确的标准，很难平息社会纷乱，而法律的内容相对确定，因此主张“事断于法”，“立法而行私，与法争，甚乱也甚于无法”。
子产是由奴隶主贵族转化而来的地主阶级，他只对郑国制度进行了一些改良，并未彻底否定符合奴隶主利益的周礼，邓析出身基层，他改革的决心比子产更坚定，“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不受君命，坚决提倡法治。（当然，这种法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不同，它并不要求君主受法律约束）
（8）邓析的一生给我们的启示
邓析留给我很多启示。
邓析在春秋时期勇敢地“普法”，为中国古代法制做出杰出的贡献。我们要注意结合国情，传承和发展邓析的事业。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乡土社会”，百姓大多和自己的熟人打交道，有了纠纷都很少对簿公堂，伤害感情，而倾向社会成本较小的“私了”，这同目前不合法的调解异曲同工。清末到中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发现，在许多中国小村庄，对造成社会危害性不大的“鸡鸣狗盗之徒”大多动用村中的“私刑”处理，不把违法者扭送官府，接受酷刑。所以，要在中国建立法治社会，仅仅是“普法”是不够的，还要求立法机关在创制国家法的过程注意吸收民间法，执法、司法机关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注意国家法和民间法的有机结合，才能唤起公民对法律的感情。
我们还要选出高素质的司法工作者，改善法律人的形象。邓析的诉讼技巧固然值得称道，但他在“赎尸”的故事中“两边都帮”（两面代理）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讼师”的形象。尽管在不少民间故事中“讼师”受到英雄般的歌颂，但在中国古代的官方文献中“讼师”经常无理狡辩，巧舌如簧，形象不佳。
在学术思想上，邓析是一位勇于向时代挑战的学者。他和整个名家一样，对于传统的一切，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邓析曾作《竹刑》，反映了新兴封建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是进步的产物。邓析是否著有《邓析子》一书，众说纷纭，钱穆主张邓析未著《邓析子》一书。伍非百认为《邓析子》一书确为邓析所著，非伪托，原书至刘向时尚存。
战国时期有“刑名之家”的说法。所谓“刑名”，有两种解释，其一为刑即形，刑名即形名，也就是名实；其二为刑即刑法，法律，名即名称，概念，刑名即斟酌法律条文的语词，概念。两种解释都与邓析的身份，特征相符合。邓析作为名家学派第一人，提出了“循名责实”的主张，近而从名与实的关系上提出“名不可以外务”的逻辑要求。其主张主要就“治世”而言，落实在君上，就是说，君上要依据职务对其工作质量进行考察，另一方面，君上要根据官吏的实际能力授予相应职位。
同时，作为名家创始人的邓析，又是一位卓越的法律专家，晁公武《读书志》称“析之学盖兼名法家也”。宋濂《诸子辩》亦云，“夫析之学，兼名法家者也。”这是名家学派的共同特征，邓析开创历史先河。他的《竹刑》竟然为他的政敌所用，足以证明他对法律的研究是相当精到的。从他以帮人打官司和教人学讼为业看来，他无愧为一位辩术相当高明的刑名大师。子产命令无穷，邓析对付之术无穷。邓析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开始了对思维、语言和实际关系的探索，以及对法律条文表达的准确性的思考。这也是中国逻辑思想的一个发端和源泉。邓析在这种法律应用的实践中，摸索出不少行之有效的思维和表达的技巧，所以赢得了一批批的追随者。
（9）春秋末期的“律师”
邓析，出生年代不详，公元前501年被子产杀。春秋时期，子产当上了郑国的宰相。子产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他执政后，就看到了邓析的能力非同寻常。子产执政前，郑国颁布的法令都写在牌子上，挂在城门口，称为“悬书”。要说这也是好事，国家的政令很有透明度，而且，法令既出，百姓依法行事，国家也可安静无事。但是，喜欢研究法律的邓析却站了出来，他认为国家的法律有许多漏洞，需要加以完善。郑国的百姓听了邓析的意见，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执政的子产就采纳了邓析的意见，开始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子产立刻取消了“悬书”，以后国家的法令不再悬挂在城门口，而是官府说什么就是什么，某人如果被拘押并挨了板子，那么，此人肯定触犯了法律，至于究竟犯了什么罪，不能多问，如果多问，就会触犯另一条法律，还要再受惩罚。这种做法使执法的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百姓对法律的敬畏之心也增强了。但受到惩罚的百姓在疼痛之余，却无法抑制对法律的神秘和好奇，于是，就纷纷去找邓析询问。邓析的家门口常常挤满咨询法律问题的百姓，邓析有求必应，详细为百姓解答法律问题。除了做义务咨询以外，邓析还公然收取报酬，替百姓打官司，这和后世的律师没有什么区别。结果，邓析的“律师”生意非常兴隆，几乎把他家的小屋给挤破了。有了法律意识，有邓析这样的“律师”大力帮助，郑国的百姓对于官府的惩罚不再一味顺从了，板子还没举起来，即将挨打的人就急忙把邓析找来，问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到底该不该受官府的惩罚。在邓析的热情倡导和鼓动下，当时郑国百姓的法律意识很强，这给新、老贵族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吕氏春秋》中就说“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导致最后终于出现了“郑驷蟍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的结局（一说为子产诛邓析）。
（10）邓析的思想主张
邓析是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主张彻底否定周礼、实行法治革新的人物。邓析当时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影响也很大，最后因为私自制定“竹刑”被执政驷歂所杀。
邓析的哲学逻辑思想十分丰富，被举为先秦名辩思潮的创始人。他将这种察名、正名以及辨析概念和名实关系的思维方法用于法律，从而使他的法律思想从形式到内容都别具特色。他坚决主张刑法改革，自己制定了一部“竹刑”，用以对抗体现礼治的“刑书”。
(一)对“先王之礼”的否定和批判 春秋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西周以来的天命观念和礼治思想已不再占据统治地位；新的思想和学说纷纷兴起，亦是各持己见，自相标榜。邓析与子产都属于当时的革新派，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并不完全一致。建立和维护新的封建制度，是二人的共同性；其显著区别则在于对待周礼的态度。
邓析思想的主要倾向，即：“不法先王，不是礼义”(法：效法；是：肯定)。“不是”即不承认、反对的意思。可见邓析与子产在思想上的主要分歧不是应该不应该改革，而在于对待“先王”和“礼义”的态度。换句话说，邓析并不反对子产所进行的封建性改革，而是批评他没有否定和抛弃周礼。
(二)辨析法律概念，私自制定“竹刑” 邓析不仅同贵族的“先王之礼”大唱反调，而且施展自己能言善辩的才能，用于研究和制定法律。
成文法的公布，为人们研习法律与诉讼创造了前提，从而出现了民间研究法律的现象和以助人诉讼为职业的人。邓析很重视法律，对法律也很有研究。由于他不满子产对周礼的改良，因此对于子产刑书也持否定的态度，于是私自编定了一部更能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刑法。因为写在竹简上，所以称为“竹刑”。邓析的“竹刑”实施之后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即使在当时也受到人们的称赞。
（11）邓析的人物评价
邓析在奴隶制没落封建制新兴的变革时代，代表新兴地主阶层利益，倡导和从事政治、法律和自然现象的观察、分析与辩论，最早提出逻辑问题。他对法律条文辞义的讲求和狱讼辩论技巧的探索，具有开创意义。他的“两可”说，对古代辩证思维的发展和形式逻辑矛盾律的产生，起了刺激和促进作用。他的违反常规的“怪说”“畸辞”，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思维和巧妙的逻辑论证。邓析同三晋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源流关系。
定公九年(前501)驷颛执政，因政见不合，杀邓析而继续用其《竹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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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善辩的讼师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1.1223。星期四，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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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爱这座城市，因为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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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545，兵家孙武(前545—前470)75岁，春秋著名的军事家112
孙武：信仰兵法，是“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知道孙武，总是与孙武兵法联系在一起的。
家强在本章分10节：（1）孙武简介和生平。（2）精通军事的贵族家世。（3）孙武的军事生涯。（4）孙武子人物故事。（5）个人名言。（6）孙武故里之争。（7）孙武与孙膑。（8）孙武和孙膑是什么关系。（9）兵家。（10）兵家的现实意义。
（1）孙武简介和生平
孙武 - 中国春秋时期军事家
孙武(约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70年)，字长卿，齐国乐安人，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尊称兵圣。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约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末至前五世纪初。由齐至吴，经吴国重臣伍员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十三篇，受到重用为将。
他曾率领吴国军队大败楚国军队，占领楚国都城郢城，几近覆亡楚国。其著有巨作《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典"，置于《武经七书》之首。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该书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学典范之书。
个人简介
孙武，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五战五捷，率兵3万打败60万楚国大军，攻入楚国郢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诸侯。
生平年表
一岁：据《左传》所记，孙武系卫国公子惠孙后裔，父亲孙书，祖父孙蒯。公元前535年，孙蒯携子孙书避难奔齐。公元前544年，孙武一周岁。
二岁：公元前543年，周景王二年，齐景公五年，孙武在齐。子产执郑政，郑国大治。
三岁：公元前542年，周景王三年，齐景公六年，孙武在齐。
四岁：公元前541年，周景王四年，齐景公七年，孙武在齐。晋赵武死，韩宣子执晋政。
五岁：公元前540年，周景王五年，齐景公八年，孙武在齐。春，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六岁：公元前539年，周景王六年，齐景公九年，孙武在齐。> 齐之田氏放贷，大斗出，小斗进，“民归之如流水”。
七岁：公元前538年，周景王七年，齐景公十年，孙武在齐。楚会蔡，陈，郑，许，徐，滕，顿，胡，沈，小邾之君及宋世子佐，淮夷于申(今河南省南阳北)。楚灵王与陈，蔡等攻吴，破朱方(今江苏省江东)，执杀齐庆封。
八岁：公元前537年，周景王八年，齐景公十一年，孙武在齐。鲁废中军，四分公室。楚联越攻吴，败于鹊岸(今安徽铜陵一带)。
九岁：公元前536年，周景王九年，齐景公十二年，孙武在齐。楚攻徐，吴人救之，楚令尹子荡攻吴，败于房钟(今安徽省蒙城西南)。
十岁：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齐景公十三年，孙武在齐。楚灵王六年，章华之宫落成，召鲁君往贺，鲁昭公不得已赴楚。卫襄公死，子灵公元立。
十一岁：公元前534年，周景王十一年，齐景公十四年，孙武在齐。楚灭陈。
十二岁：公元前533年，周景王十二年，齐景公十五年，孙武在齐。
十三岁：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齐景公十六年，孙武在齐。田，鲍二氏攻栾，栾施，高疆奔鲁。田桓子无宇对贫困孤寡者都发给粮食，其势益大。
十四岁：公元前531年，周景王十四年，齐景公十七年，孙武在齐。楚灵王十三年，诱杀蔡灵侯，灭蔡，以公子弃疾为蔡公。吴王馀祭死，弟馀眯立。
十五岁：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齐景公十八年，孙武在齐。楚灵王十一年，派兵围徐以威胁吴。
十六岁：公元前529年，周景王十六年，齐景公十九年，孙武在齐。楚公子弃疾(蔡公)，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三人均灵王之弟)率陈，蔡，不羹，许，叶之师入楚，灵王西归自杀，立子比为王。弃疾以灵王将至恐吓子比，子皙，二人自杀，弃疾即位，名熊居，是为楚平王。吴馀眯二年，来州来(今安徽省凤台)。
十七岁：公元前528年，周景王十七年，齐景公二十年，孙武在齐。楚平王初立，恐国人及诸侯叛之，乃施惠于民，结好邻国，息兵五年。
十八岁：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齐景公二十一年，孙武在齐。吴王馀眯死，子僚立。
十九岁：公元前526年，周景王十九年，齐景公二十二年，孙武蒙山求学。齐攻徐，至蒲遂(今江苏省睢宁西南)。
二十岁：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年，齐景公二十三年，孙武蒙山求学。吴王僚攻楚，战于长岸(今长江裕溪口一带)，大败，失王船“余皇”，公子姬光(诸樊子)夜袭楚军，夺回“余皇”。
二十一岁：公元前524年，周景王二十一年，齐景公二十四年，孙武漫游天下，考察历史古战场。
二十二岁：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齐景公二十五年，孙武漫游天下，考察历史古战场。少师费无极(忌)欲平王疏远太子建，请在城父(今河南省平顶山市北)筑城，使太子居之，以通北方。楚在州来筑城以拒吴。田书因伐莒功大，景公赐姓孙，食采于乐安。
二十三岁：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齐景公二十六年，孙武在齐，博览群书，研究历代战争兵法理论，作著《兵法》的准备工作。费无极谮太子建将以方城之外为叛，楚平王召见，建奔宋，继又奔郑，为郑人所杀。楚杀伍子胥父兄及全家三百余口，伍子胥奔吴。
二十四岁：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齐景公二十七年，孙武，是年与田淑贤成婚。
二十五岁：公元前520年，周景王二十五年，齐景公二十八年，孙武在齐。周景王死。国人立长子猛。子朝猛争位。晋出兵助猛。猛旋死，谥悼王。立其弟匄，是为周敬王。
二十六岁：公元前519年，周敬王元年，齐景公二十九年，孙武在齐。吴王僚八年，攻州来。楚与顿，胡，沈，蔡，陈，许之兵往救，战于鸡父(今河南省固始东南，一说在安徽寿县西南)，楚军大败。
二十七岁：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齐景公三十年，孙武在齐。楚平王十一年，以舟师与越人窥吴境，楚平王至图阳(今安徽省巢县南境)而还。吴蹑楚之后，灭钟离(今安徽省凤阳东北)。
二十八岁：公元前517年，周敬王三年，齐景公三十一年，孙武在齐。鲁昭公率师攻伐季孙氏，“三桓”联兵反抗昭公，昭公兵败奔齐。孔子因鲁乱带弟子适齐，为高昭子家臣。
二十九岁：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齐景公三十二年，孙武在齐。楚平王死，子珍立，是为楚昭王。
三十岁：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齐景公三十三年，高昭子联合栾，鲍，田三家反晏婴，孙武参与其中，恐遭败后株连，孙武奔吴，隐于穹窿中，著成《孙子兵法》十三篇。吴王僚十二年，攻楚围潜(今安徽省霍山东北)。楚左尹伯却宛等绝其后，吴军被困不能退。公子光利用时机，设宴请吴王僚赴会，遣专诸刺王僚。姬光继位，是为吴王阖庐(闾)。楚伯却宛等乘吴乱大败吴师，凯旋而还。费无极，鄢将师妒火中烧，设计杀伯却宛全家，伯却宛子伯喜奔吴。国人怨令尹囊瓦，囊瓦杀死费无极，鄢将师。
三十一岁：公元前514年，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阖闾举伍子胥为行人，伯喜为大夫。伍子胥奉阖庐之命，请孙武出山练兵斩姬。阖庐拜孙武为元帅兼军师，执掌吴之国政。
三十二岁：公元前513年，周敬王七年，吴王阖闾二年。孙子在吴。
三十三岁：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取分兵扰楚之策，讨吴叛臣，断楚翅翼，灭徐与钟吾。
三十四岁：公元前511年，周敬王九年，吴王阖闾四年。吴取三师以敝楚，多方以误楚之策，攻楚之夷，潜，六，楚军往救，吴军攻弦，楚军往救，吴军又退。楚人探知吴军确已返国，乃自回军。楚军一退，而吴之又一军复出，进攻养邑，楚人救援不及，吴遂攻克养邑，杀公子掩余与烛庸。
三十五岁：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吴王阖闾五年。楚联越伐吴，为吴军所败。阖闾使伍子胥增筑都城。
三十六岁：公元前509年，周敬王十一年，吴王阖闾六年。孙子在吴。
三十七岁：公元前508年，周敬王十二年，吴王阖闾七年。吴为继续施行多方误敌之策，诱桐叛楚，投饵钓鱼，囊瓦上钩，率师攻吴，被吴军击败于豫章，吴遂取巢，获公子繁以归。自此役之后，楚国豫章山以东诸邑及附庸，属国全为吴所有。
三十八岁：公元前507年，周敬王十三年，吴王阖闾八年。孙子在吴。楚囊瓦向蔡昭侯索裘及佩玉，又向唐成公索马，两君不肯，囊瓦无理扣留唐蔡二君。
三十九岁：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吴王阖闾九年。晋以周王室名义会十八国诸侯于召陵，谋攻楚。晋荀寅向蔡昭侯求赂，不得，伐楚夭折。囊瓦围蔡，吴往救，开始了吴破楚入郢之战。吴军至淮纳弃舟，越大别山，进攻楚囊瓦军于柏举(今湖北省麻城东)，胜机攻入郢都。囊瓦奔郑；昭王逃入云梦泽中，被“盗”袭击，又奔随。楚申包胥求救于秦，哭秦庭七日，秦哀公乃许出兵。
四十岁：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吴王阖闾十年。秦救楚，败吴兵，阖闾弟夫概回吴自立，阖闾先回吴，夺回王位。吴军相继班师回国。楚昭王回郢。
四十一岁：公元前504年，周敬王十六年，吴王阖闾十一年。吴攻楚，败其舟师，又败其陆师于繁阳(今河南省新蔡北)。
四十二岁：公元前503年，周敬王十七年，吴王阖闾十二年。孙武见阖闾日益专横，生活糜烂，沉溺于酒色，不纳臣谏，遂以回国探亲为由，隐遁山林，从此史无所记。有人说他回到了齐国，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有人说他功成身隐，以尽天年而终，终年七十五岁，即公元前470年，终于吴国姑苏，即今江苏省苏州市所辖之吴县。如此等等，俱都传说而已，皆无史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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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果一个人老是回忆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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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通军事的贵族家世
孙武的先祖其实不姓孙，而是姓姬，是春秋时期卫国公子惠孙的后代。
卫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河南省黄河北部、河北省邯郸市及邢台市一部分、山东省聊城市西部一带，始封之君是周文王嫡九子康叔封。周王朝建立后，建立了数百个诸侯国，以屏卫周王室。
鲁昭公十九年（前523年）记载：秋，齐高发帅师伐莒。莒子奔纪鄣。使孙书伐之。初，莒有妇人，莒子杀其夫，已为嫠妇。及老，托于纪鄣，纺焉以度而去之。及师至，则投诸外。或献诸子占，子占使师夜缒而登。登者六十人。缒绝。师鼓噪，城上之人亦噪。莒共公惧，启西门而出。七月丙子，齐师入纪。
孙书即孙武的父亲，字子占，在齐景公朝为将军。孙武的祖父孙蒯，曾祖父是卫国世卿孙林父。公元前535年，孙林父家族遭卫灵公打击，孙蒯携子孙书避难归齐。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祖辈都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
少年好学
孙武出生的当天晚上，在朝中为官的孙武的父亲孙书赶回家中。全家上下自主人到仆人都沉浸在无比喜悦的氛围之中。孙书望着襁褓中的儿子，真希望他快快长大，继承和发扬将门武业，报效国家，孙书决定给儿子取名为“武”。武的字形由“止”“戈”两字组成，能止戈才是武。古兵书上说“武有七德”，即武力可以用来禁止强暴，消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百姓，协和大众和丰富财物。孙书还给儿子取了个字，叫“长卿”。“卿”在当时为朝中的大官，与大夫同列。孙书为齐大夫，他希望儿子将来也能象他们一样，在朝中为官，成为国家栋梁。
事情果真象他所希望的那样，随着孙武的长大，逐渐显现出对军事的爱好和特有的天赋。也许是自幼受到将门家庭的熏陶，孙武自幼聪慧睿智，机敏过人，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富有创见，而且特别尚武。每当孙书自朝中回到家里，孙武总缠着他们，让他们给他讲故事。他特别喜欢听打仗的故事，而且百听不厌。时间一长，在一旁侍候孙武的奴仆、家丁也都学会了。于是，当父亲不在家时，孙武就缠着他们给他讲。
除了听故事，孙武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尤其是兵书。孙家是一个祖祖辈辈都精通军事的贵族世家，家中收藏的兵书非常多。《黄帝兵书》、《太公兵法》、《风后渥奇经》、《易经卜兵》、《军志》、《军政》、《军礼》、《令典》、《周书》、《老子兵录》、《尚书兵纪》、《管子兵法》及上自黄帝、夏、商、周，下到春秋早、中期有关战争的许多竹简，塞满了阁楼。孙武就喜欢爬上阁楼，把写满字的竹简拿下来翻看。有不明白的问题就请教家聘的老师，甚至直接找祖父、父亲问个明白。
有一次，孙武读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就跑去问老师：“先生，祀是什么？戎是什么？”
老师想今天孙武问的问题倒是简单，于是随口说：“祀是祭祀，戎是兵戎。”
孙武接着问：“祭祀是种精神的寄托，怎么能和兵戎相提并论为国家的大事呢？”
老师顿觉奇异，一时答不出来。
孙武接着说：“只有兵，才是国家的大事，君臣不可不察的大事。”
孙武长到8岁，被送进“庠序”（政府办的正规学校）接受系统的基础知识教育。当时，“五教”、“六学”是“庠序”的主修课程。“五教”是指五种伦理道德的教育，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六学”是指六种基本科目的学习，即礼、乐、射、御、书、数。少年孙武天资聪明，对那些艰涩繁杂的“五教”以及规定的文化基础课，看三两遍就能熟记于心。往往其他同学还在埋头苦读，他早已记熟，跑到外面玩去了。有一次，老师以为他贪玩，把他叫回去准备责罚一顿。责罚是要有理由的，老师就把刚刚学过的一段课文向他提问，孙武对答如流。老师找不出责罚的理由，只好作罢。久而久之，老师感觉这孩子有不同常人的天赋，将来必成大器。于是教育孙武也就更加用心了。
在所有的课程中，孙武最感兴趣的是“六学”中的“射”和“御”。在“射”、“御”的第一节课上，老师先给学生讲解了“射”、“御”的基本内容及学习“射”、“御”的意义。“射”和“御”既是战场拼杀的基本技能，也是齐国社会竞技活动的主要项目。在齐国，每年的九月，都要举办一次全民“射”、“御”逐赛，是国家选将取才的重要形式，也是有志之士展现自我，步入仕途的绝佳良机。
接下来，老师还重点讲解了齐国自古就有的“尚武”之风。约在夏商之际，或更早一些，齐地的夷人就以善射而闻名遐迩。夷人的“夷”字就是“大”（像正面伸臂的人形）的身上挎着“弓”组成的象形字。神话传说中，东夷的英雄是羿。他用弓箭驯服了十个太阳，同时射瞎了黄河（河伯）的眼睛。他还射死封豕长蛇，并在青丘（古钜淀湖一带）把猛禽“大风”射死，为民除害。人们尊称他为“后羿”。殷商时期，齐地的英雄蜚廉“以才力事殷纣（《史记·秦本记》），一生非战即斗，最后战死在海边上（蜚廉冢在今广饶县城东）。后来，姜子牙辅佐周文王灭商，被封于齐，建立齐国，尚武风俗得以承袭，并发扬光大。这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太公受封之日曾得到周王室赋予的征伐特权，可以代表周王室征讨其他国家，齐国推崇尚武习俗便成为必然。据史记载，齐国曾多次对莱、杞、奄、阳、谭等小国用兵。二是齐地有发展畜牧业尤其是养马的优越地理环境，养马业在诸侯国中捷足先登，这就为军事装备的发展提供了可能。自桓公时起，齐国就是各诸侯国中马匹最多的国家。桓公时，一次赠予卫国良马就达300匹。孙武家所处的青丘地区，就是齐国的养马基地。
由于受尚武精神的影响，齐国从国君到士兵，莫不以勇武为荣。“射”和“御”，是齐人首练的武技，主要用于长距离的攻击，是军事活动的重要手段。齐人向来以“射”术和“御”术的高低为荣辱，这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要想出仕入相，为国家重用，首先必须练好这两门科目。
在接下来的学习和训练中，孙武对“射”和“御”投入了比其他学生多数倍的努力。孙武刻苦练习，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很快，孙武就成了掌握这两项技能的同辈贵族少年中的佼佼者。
孙武没有满足，没有就此止步，依旧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此时，孙武心中蒙蒙眬眬有一个理想，那就是长大后要象他的父亲孙书、师祖田穰苴一样，成为一名驰骋疆场的大将军。
（3）孙武的军事生涯
孙武到了吴国，被伍子胥引荐给吴王阖闾，通过斩姬练兵，取得了吴王的赏识。在伍子胥，孙武的治理下，吴国的内政和军事都大有起色。吴王极为倚重二人，把他们两人视为左臂右膀。吴王读过《孙子兵法》，也想深入讨论。一天，吴王同孙武讨论起晋国的政事。吴王问道：“晋国的大权掌握在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六家大夫手中，将军认为哪个家族能够强大起来呢？”
孙武回答说：“范氏，中行氏两家最先灭亡。”
“为什么呢？”
“根据他们的亩制，收取租赋以及士卒多寡，官吏贪廉做出判断的。以范氏、中行氏来说，他们以一百六十平方步为一亩。六卿之中，这两家的田制最小，收取的租税最重，高达五分抽一。公家赋敛无度，人民转死沟壑；官吏众多而又骄奢，军队庞大而又屡屡兴兵。长此下去，必然众叛亲离，土崩瓦解！”
吴王见孙武的分析切中两家的要害，很有道理，就又接着问道：“范氏、中行氏败亡之后，又该轮到哪家呢？”
孙武回答说：“根据同样的道理推论，范氏、中行氏灭亡之后，就要轮到智氏了。智氏家族的亩制，只比范氏、中行氏的亩制稍大一点，以一百八十平方步为一亩，租税却同样苛重，也是五分抽一。智氏与范氏、中行氏的病根几乎完全一样：亩小，税重，公家富有，人民穷困，吏众兵多，主骄臣奢，又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重蹈范氏、中行氏的覆辙。”
吴王继续追问：“智氏家族灭亡之后，又该轮到谁了呢？”
孙武说：“那就该轮到韩、魏两家了。韩、魏两家以二百平方步为一亩，税率还是五分抽一。他们两家仍是亩小，税重，公家聚敛，人民贫苦，官兵众多，急功数战。只是因为其亩制稍大，人民负担相对较轻，所以能多残喘几天，亡在三家之后。”
孙武不等吴王再开问，接着说：“至于赵氏家族的情况，和上述五家大不一样。六卿之中，赵氏的亩制最大，以二百四十平方步为一亩。不仅如此，赵氏收取的租赋历来不重。亩大，税轻，公家取民有度，官兵寡少，在上者不致过分骄奢，在下者尚可温饱。苛政丧民，宽政得人。赵氏必然兴旺发达，晋国的政权最终要落到赵氏的手中。”
孙武论述晋国六卿兴亡的一番话，就像是给吴王献上了治国安民的良策。吴王听了以后，深受启发，高兴地说道：“将军论说得很好。寡人明白了，君王治国的正道，就是要爱惜民力，不失人心。”
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吴王准备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请再等待。伍子胥则提出疲楚的战略，建议把部队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击楚国的边境，“彼出则归，彼归则出”，用这种“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误之”的战法来疲惫楚军，消耗楚的实力。阖闾采纳了这个意见，反复袭扰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奔命，为大举攻楚创造了条件。
孙武和伍子胥还根据楚与唐、蔡交恶，楚国令尹子常生性贪婪，因索贿得不到满足而拘留蔡、唐国君，蔡、唐两国对楚极其怨恨的情况，献联合唐、蔡以袭楚之计。蔡、唐虽是小国，但居于楚的侧背，这就为吴军避开楚军正面，从其侧背作深远战略迂回提供了有利条件。公元前506年，吴国攻楚的条件已经成熟，孙武与伍子胥佐阖闾大举攻楚，直捣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吴军要由今天的苏州进到江陵附近，进行千余里深远的战略奔袭。孙武等人协助阖闾制定了一条出乎楚国意料的进军路线，即是从淮河逆流西上，然后在淮汭(今河南潢川西北)舍舟登陆，再乘楚军北部边境守备薄弱的空隙，从著名的义阳三关，即武阳关、九里关、平靖关，直插汉水。吴军按照这一进军路线，顺利地达到汉水，进抵楚国腹地。楚军沿汉水组织防御，同吴军隔水对阵。由于楚军主帅令尹子常擅自改变预定的夹击吴军的作战计划，为了争功，单独率军渡过汉水进攻吴军，结果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战败。吴军乘胜追击，5战5胜，占领了楚的国都郢城，几灭亡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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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通军事的贵族家世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1.1225。星期六，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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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那他在这个世界上也不会走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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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武子人物故事
飘然高隐
吴国从此强盛起来，开始了讨伐越国的战争。在一次与越国的战争中，阖闾受伤不久病死，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 年 春天，越王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无锡马山），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在黑暗的夜幕中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残兵败将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再象以前那样励精图治，对孙武、伍子胥这些功臣不再那么重视，反而重用奸臣伯嚭。越王勾践为了消沉吴王斗志、迷惑夫差，达到灭吴目的，一方面自己亲侍吴王，卧薪偿胆；一方面选美女西施郑旦入吴。西施入吴后，夫差大兴土木，建筑姑苏台，日日饮酒，夜夜笙歌，沉醉于酒色之中。孙武、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 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养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拔，不理睬孙武、伍子胥的苦谏。由于伍子胥一再进谏，夫差大怒，遂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伍子胥的死，给了孙武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的心完全冷了。他意识到吴国已经不可救药。孙武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篇，使其更臻完善。
（5）个人名言
1、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
2、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3、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
4、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5、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6、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
7、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
8、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9、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10、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投卵者，虚实是也。
11、胜可知，而不可为。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12、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13、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14、兵者，诡道也。
15、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16、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6）孙武故里之争
孙武的故里问题，前人已有成说，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孙子武者，齐人也“。最近两个世纪才出现了对孙武故里的考证。至今，史学界广饶说、惠民说、博兴说、临淄说并存。今人在探究孙子故里的过程中，对孙子故里孙武祠的定位出现了“祖居地”与“出生地”的分歧。持“乐安说”者以“祖居地”为故里，依据孙武的祖父孙书“食采于乐安”，而认定乐安就是孙武的故里。持“非乐安说”者以“出生地”为故里，认为“出生并长期生活的地方即为故里”。从而依据《史记》《左传》等典籍提供的史料，得出孙武出生在前，孙书“食采于乐安”在后的结论，论证孙武的故里不可能在乐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此以各自的故里标准在两条道上跑车。
（7）孙武与孙膑
孙武是齐国人，因避难来到吴国，受到吴王阖闾的重用。他指挥吴军，以少胜多，三次击败强大的楚国，使吴国成为春秋战国霸主之一，所著《孙子兵法》被后人奉为军事经典，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流传于世。亦成为商战教科书。孙膑是孙武的玄孙，他和庞涓拜鬼谷子为师，出仕后到魏国做官，被庞涓陷害，受到膑刑。生死关头，他向齐国使者求助，被救到齐国，指挥齐军两次击败魏军，设伏杀死庞涓。孙膑继承并发扬了孙武的军事思想，他的《孙膑兵法》也是兵学宝库的瑰宝。
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
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 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公元前515 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进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于，孙武写好了13篇兵法。
孙武的家族
孙武的祖先叫妫完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孙膑
孙膑(?-前316年),其本名孙伯灵(山东孙氏族谱可查)，是中国战国时期军事家，汉族，山东鄄城人。生于战国时期的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省的阳谷县阿城镇，鄄城县北一带)。
孙膑是孙武后代。身长七尺约为161cm(周的一尺合今23.1cm)与庞涓拜鬼谷子门下学兵法，孙膑的才智高于庞涓，由此招来了庞涓的妒忌，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骗孙膑到魏，诬陷孙膑外通敌国，魏惠王用髌刑(古代削去膝盖骨的酷刑)，被齐国使者偷偷救回齐国后，成为田忌的门客，帮助田忌用上中下马战术打败齐王，赢得千金，被齐威王任为军师，桂陵之战中用围魏救赵战术大破魏军。马陵之战，身居辎车，以减灶之法诱庞涓孤军冒进，射杀庞涓，打败魏军。著作有《孙膑兵法》，部分失传。1972年山东省临沂银雀山出土残简，有一万一千余字。另一说孙膑刖刑其实是错误的 ，在太史公自序这本书中提到"孙子膑脚，《兵法》修列"，讲的是孙膑被挖掉膝盖骨，而不是砍掉双脚。
鬼谷子下山
"鬼谷下山"的故事出自《战国策》。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燕国和齐国交战，为齐国效命的孙膑为敌方所擒，他的师傅鬼谷子前往营救，率领众人一行下山。元代青花人物罐"鬼谷下山"描绘的便是鬼谷子下山的情景:鬼谷子坐在由狮虎共拉的两轮车上，后面跟着两个骑马的人，其中一个穿着武官衣服打了一面旗写有"鬼谷"两字。 鬼谷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谋略家，最后他教出了孙膑、庞涓、苏秦及张仪等高徒。鬼谷子特别钟爱为人诚恳真挚的孙膑，将自己毕生绝学倾囊相授给孙膑。 庞涓也是鬼谷子的学生，学的也是兵法。有一次庞涓听说魏国花高价钱纳贤，他动了心要去魏国做官。鬼谷子有宿命通功能，早已知道，就对庞涓说，你出去摘一朵花来给我，庞涓就摘一朵小花拿过去，鬼谷子一看这朵花叫"马兜铃"，这种花一开十二朵，他告诫庞涓，这暗预你享受十二年富贵，这花是采于鬼谷，见日而萎，就是看到日光就枯萎了，鬼旁加一个委字正好是一个"魏"，魏国的魏，他说你一定和魏国有缘。鬼谷子又告诫庞涓不能够欺骗别人，如果你要骗别人的话，那以后你要上别人的大当，最后他就送给庞涓八个字:"遇羊而荣，遇马而卒。"后来庞涓不听鬼谷子的话，出于妒嫉，他不但欺骗孙膑，还残酷迫害他。结果最后自己上了孙膑的当，在马陵道被万剑穿身而死，遭到了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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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和孙膑，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分不清他们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汉书.艺文志》中写入了《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到了《隋书.经籍志》中，《齐孙子》就不被提起了。唐宋以来，人们认为《孙子兵法》是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髓"而成书的，甚至有人说历史上根本没有孙武其人，《孙子兵法》就是孙膑所著。如今，当《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的竹简在临沂市南面的银雀山汉墓出土，使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光明，这个千余年来关于孙武和孙膑其人、其书争论未果的问题才得到了澄清。《孙子兵法》竹简说明古代的《孙子兵法》其实是13篇，而不像有些古籍记载的那样共有82篇。
《孙膑兵法》简本共16篇。第一至第四篇记孙子与齐威王、田忌的问答，确定是孙膑所写。第十六篇《强兵》篇也记述了孙子与齐威王的问答，但可能汉朝人不能确定这篇是否是孙膑本人所写的，所以暂时附在了书末。第五至第十五各篇，篇首都称"孙子曰"，但其文体、风格与《孙子兵法》及其佚篇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这些篇中的"孙子"可能是代指孙膑，也可以定为孙膑所写。通过《孙膑兵法》，人们还可以证实《史记.孙武吴起列传》有关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各有兵法传世的记载。《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被发掘出来，使这个长期存在的疑问得到了解决。
（8）孙武和孙膑是什么关系
爷孙关系。孙膑，齐国人，兵圣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中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真名不详，因其曾受膑刑，故称。
据载，青年时的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下山后，投奔魏国，得到魏惠玉的宠信，被任为将。庞涓自忖才能不及孙膑，害怕他下山到魏国后影响自己的前程，更担心他到别国后成为自己的对手，于是决定设计陷害孙膑。不久，庞涓派人上山，以同朝为官为由，劝孙膑赴魏。孙膑不知是计，欣然允诺。不料一到魏国，便落入了庞涓的圈套。魏惠王听信庞涓谗言，无端处孙膑以膑刑，挖掉了他的两块膝盖骨，使之终身残废。按当时的惯例，刑徒是不能为官的。庞涓试图以此断送孙膑的政治前途，消除一个潜在的对手。
孙膑身处危境，显示出卓越的智慧。他佯狂自晦，并设计归齐，得到大将田忌的赏识;又通过著名的“田忌赛马”显露出惊人的才华，得到齐威王的器重，被任为齐国的军师，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公元前354年，魏国以庞涓为将率军伐赵，兵围邯郸。次年，邯郸在久因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军也因久攻不下，损失很大。齐国应赵国之请，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击魏救赵。孙膑令一部轻兵乘虚直趋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于庞涓大军归途必经的桂陵之地。魏国因主力远征，都城十分空虚。魏惠王见齐军逼进，急令庞涓回师自救。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闻大梁告急，急率疲惫之师回救。至桂陵时，遭到齐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膜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团，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令军队逐步减灶，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未年便已失传。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膜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这里我们仅选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
（9）兵家
兵家，古时研究军事问题的学派，指军事家或用兵的人。如：胜败兵家常事，兵家必争之地。 兵家主张运用武力通过战争来达到统一国家的目的.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基本介绍
1. 古代对军事家或用兵者的通称。亦指研究军事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后汉书·朱儁传》：“临军易将，兵家所忌。”《新唐书·王翃传》：“ 王翃，字宏肱，并州晋阳人。少治兵家。”《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巡抚登莱右佥都御史袁可立言：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 清 林福祥 《平海心筹·论胜败形势》：“且逆夷之来，事事皆犯兵家之忌：我众彼寡，我逸彼劳，我饱彼饥，我愤彼骄。”
2. 古代指拥兵一方的豪强或军将，亦为部曲私兵之称。
晋 袁宏 《后汉纪·光武帝纪四》：“三辅遭 王莽 、 更始 之乱，又遇 赤眉 、 延岑 之弊，兵家纵横，百姓涂炭。”《三国志·魏志·梁习传》：“时承 高干 荒乱之馀，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三国志·魏志·卫觊传》：“而归者无以自业，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郡县贫弱，不能与争，兵家遂彊。” 吴晗 《灯下集·谈曹操》：“部曲战时从征，平时的给养得自己想办法，不归郡县管辖，称为兵家。”
3. 魏 晋 时兵士出身称“兵家”。
《晋书·王尼传》：“ 王尼 字 孝孙 ， 城阳 人也，或云 河内 人。本兵家子，寓居 洛阳 ，卓荦不羁。初为护军府军士……护军大惊，即与 尼 长假，因免为兵。”参阅 周一良 《＜三国志＞札记》。 清 林福祥 《平海心筹·论胜败形势》：“且逆夷之来，事事皆犯兵家之忌：我众彼寡，我逸彼劳，我饱彼饥，我愤彼骄。”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
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兵家是春秋战国“百家”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以研究作战、用兵为其主要宗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将兵家著作分为四类：兵权谋类侧重于军事思想、战略策略；兵形势类专论用兵之形势；兵阴阳类以阴阳五行论兵，且杂以鬼神助战之说；兵技巧类以兵器和技巧为主要内容。
兵家主要代表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他们的著作留传下来的有：《孙子兵法》、《吴起》、《孙膑兵法》、《尉缭子》等。这些著作均是当时战争和治兵经验的总结，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理。
社会背景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上层贵族地位的下降和下层庶民地位的上升。于是，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士的人数迅速增加，他们的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随着贵族阶级的衰落，官学或私家传授出现了危机，于是民间聚众讲学之风应运而起，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
春秋末年，士由于掌握了文化知识，而为统治者所重视，一时“礼贤下士”之风大盛。
统治者招徠并敬重贤士，以谋富国强兵。各国有权势的大臣也多养士为食客，这些食客或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或代主人著书立说，如信陵君之编<魏公子兵法>，吕不韦之编<吕氏春秋>等。士的地位空前提高，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当时诸子并起，代表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不断暴发战争，从事军事的智谋有识之士，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胜的规律，这一类学者，古称之为兵家。凡论述军事的兵家著作，称为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谓：“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凡。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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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中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
本世纪，日、美等国管理学者研究《孙子》者日多，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日本的许多大公司都把《孙子》作为培训企业经理人员和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必读教材。美国管理学家乔治在<管理思想史>中甚至说：“你若想成为管理人才，必须读《孙子兵法》”。八十年代以来，日、美学者多次来华作关于孙子兵法管理思想的学术讲演。
吴起是兵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历史上常把他的兵法和孙子联系在一起，合称“孙吴兵法”。吴起是战国时卫国人，先后担任鲁、魏、楚的将军，屡立战功。他也是个改革家，曾辅助楚悼王变法，使楚“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吴起兵法》今存六篇，其主张是“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他还依起兵原因把战争分为“义兵”、“暴兵”；并提出“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等军事原则。
还有尉缭，他是战国魏人，与惠王论用兵之道，主张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著有《尉缭子》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
其它著作
《黄帝阴符经》，简称《阴符经》，关于其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争议，今人陈撄宁认为是战国时代作品，王明认为，作者是北朝一个久经世的隐者。书中继承发扬老庄哲学思想，阐发了天人相盗的盗机论以及道教神仙长生学说。“阴符”的含义为暗合天道，天人合一。书中含有比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在道教思想史，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都有一定地位。历代注本繁多，见解不一。著名者有唐道士李筌、张果的<阴符经注>，宋朱熹的<阴符经考异>。後世道教定其为必诵经书，为<玄门功课经>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本文类。
《六韬》，旧本题周吕望撰。<庄子·徐无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曰：“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
晁公武《读书志》称：“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曰七书。”则其来已久，谈兵之家，恒相称述。今故仍录存之，而备论其踳驳如右。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武经七书》之一。旧题黄石公撰，传与汉初张良得以问世(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黄石公传与张良的书为<太公兵法>，而非《三略》)。据当今学者考证，《三略》成书于西汉末年，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三略》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兵书，以论述政治战略为主，兼及军事战略。该书问世以来，受到历代政治家、兵家和学者的重视。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该书还先后传入日本和朝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现存之最早的刊本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所刻《武经七书》本。
（10）兵家的现实意义
即使在非战争时期，人们依然需要军事思想和军事作风。
兵家是最讲究实际功效的一家。兵家的目的很明确：取胜。以战屈人之兵也好，不战屈人之兵也好，火攻也好，用间也好，所有一切手段都为著一个清晰的战争目的：胜利。在生活、学习或者工作中，常常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对目标没有清晰的认识，经常兜圈子，转来转去，精力被分散，不能全力以赴，迟迟不能解决问题。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有必要把任务或目标当成一个项目来看待，当作一场战争来处理，应当追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打赢战争。将军带兵打仗，与经理带领员工做项目，二者之间没有区别。从兵家的思想裏寻找管理学的因素，能有很多新的发现。
在非战争时期，战争的威胁依然时刻存在。任何国民均不可丧失警惕。<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汉唐时期，中国绝不缺乏阳刚之气。宋明两朝，没有什麽出息。有人说，北宋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时候，北宋人很富有，北宋人的生活丰富多彩。但是国家屡屡受辱，严重影响了国民性格。
人可贫贱，不可受辱；可富有，不可糜烂。国民不必好战，但必有血性与阳刚。见义不为，无勇也。丈夫胸有浩然之气，虽仁爱，不失刚强。故《司马法》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君子“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故君子必不敢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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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人物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汉初有张良、韩信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将苑>、<百战奇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1.1226。星期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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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一个男人如果他以折磨一个女人的方式来缅怀另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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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468，墨家墨子游侠（前468-前376）92岁，战国思想家政治家，鲁国人125
墨子：信仰“兼相爱,交相利”墨侠精神。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墨子，在文革前后总是以“代表劳动人民”的形象绝对正面出现的，具体情况值得研究，故成一章。
家强在本章分28节：（1）墨子简介和生平。（2）墨子十大主张。（3）墨子墨家团体。（4）墨子墨家三分。（5）墨子主要思想。（6）墨子政治思想。（7）墨子军事思想。（8）墨子哲学思想。（9）墨子科学思想。（10）墨子主要作品。（11）《墨子》一书内容可以分为五大类。（12）墨子轶事典故。（13）墨子人物评价。（14）墨子里籍之辩。（15）墨家学派影响。（16）墨家学派再议。（17）墨子学说的主要思想。（18）后期墨家。（19）关于知识和名的讨论。（20）关于"辩"的讨论。（21）澄清兼爱说。（22）对其他各家的批评。（23）后期墨家的价值观系统。（24）后期墨家的理论系统。（25）社会游侠。（26）中国古代的著名游侠。（27）浅论中国古代游侠。（28）汪涌豪谈中国古代的游侠 ：十步杀一人。
（1）墨子简介和生平
姓墨名翟。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墨家学派创始人是墨子，他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他主张“尚贤”，反对世卿世禄制度，要求打破旧的等级观念；主张“非攻”，要求有一个安定的政治局面，反对互相侵犯；他提出“兼爱”的理论，对卑贱的人也要给予平等的地位，当然这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幻想。
《千字文》中记载了“墨悲丝染”的故事，其中体现的墨子倡导的纯朴思想广受人们尊重和认同。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６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重要弟子有耕柱子、禽滑厘、县子硕、公尚过、随巢子、胡非子。主要著作：现存《墨子》五十三篇。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墨子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墨子在战国时期创立了以几何学、物理学、光学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学理论。在当时的百家争鸣，有“非儒即墨”之称。墨子死后，墨家分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其弟子根据墨子生平事迹的史料，收集其语录，完成了《墨子》一书传世。
人物生平
墨子家世出身
墨子的先祖是殷商王室， 他是宋国君主宋襄公的哥哥目夷的后代，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马，后来他的后代因故从贵族降为平民。后简略为墨姓。
约在春秋末年周敬王四十年（约公元前480年，一说公元前476年），墨氏喜添贵子，墨子应运而生。虽然其先祖是贵族，但墨子却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农民出身的哲学家。
墨子早年经历
作为一个平民，墨子在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作为没落的贵族后裔，他自然也受到必不可少的文化教育，《史记》记载墨子曾做过宋国大夫。墨子是一个有相当文化知识，又比较接近工农小生产者的士人。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在他的家乡，滔滔的黄河奔流东去，墨子决心出去拜访天下名师，学习治国之道，恢复自己先祖曾经有过的荣光。
墨子师从儒者
墨子穿着草鞋，步行天下，开始在各地游学。墨子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墨子批评儒者对待天帝、鬼神和命运的不正确态度，以及厚葬久丧和奢靡礼乐，认为儒家所讲的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废话，“故背周道而行夏政”。从墨子对儒家的攻讦中可以看出，两者在爱的问题上似乎没有什么扞格。而且墨子构建兼爱体系使用的术语或概念，基本上是儒者惯用的词汇，如孝、慈、仁、义等，表明墨子基本上认同、认可儒家的价值理念，只是在具体走向上以不同的诠释构建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墨子创立墨学
墨子最终舍掉了儒学，另立新说，在各地聚众讲学，以激烈的言辞抨击儒家和各诸侯国的暴政。大批的手工业者和下层士人开始追随墨子，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墨家学派，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时期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为“显学”。在当时的百家争鸣中，有“非儒即墨”之称。
墨子广收门徒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的反对兼并战争。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到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
墨子周游列国
墨子在宋昭公时曾做过宋国大夫。但以后地位下降，接近劳动者。墨子 的行迹很广，东到齐，北到郑、卫，并打算到越国，但终未成行。墨子曾阻止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说服鲁班而止楚攻宋。墨子多次访问楚国，献书给楚惠王。楚惠王打算以书社封墨子，但墨子最终没有接受。后来他又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我的劝告，按我讲的道理办事”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思想主张，遭到越王拒绝。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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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一468，墨家墨子游侠（前468-前376）92岁，战国思想家政治家，鲁国人125
墨子：信仰“兼相爱,交相利”墨侠精神。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中国108著名思想家介绍《世界信仰百科》（26-13、14、15卷）2021.1229。星期三，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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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忍并不意味著僵硬地去忍耐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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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0日，耿家强1煮酒论史已更新，请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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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子十大主张
在《墨子·鲁问》中，墨翟提出了墨家的十大主张。即“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尊天”、“事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他认为，要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十大主张中最适合的方案。如“国家昏乱”，就选用“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就选用“节用”“节葬”；等等。
（3）墨子墨家团体。
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纪律的团体，穿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以吃苦为高尚。如果谁违背了这些原则，轻则开除，重则处死。墨家的最高领袖称为“矩子”（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代代下传，所有墨者都服从巨子的指挥必须服从“巨子”的指导，甚至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第一任矩子是墨子，后来的“矩子”有孟胜、田襄子、腹等。由“矩子”执行“墨子之法”。墨者“矩子”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人，本应依法处死。但秦惠王认为腹年老，只有一个儿子，就命令不杀。腹却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义”，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这个故事生动的反映了墨家纪律的严明。
正因为如此，墨者很能战斗。但是，墨家是一个具有宗教性的集团，往往容易被人利用。据《史记》记载，在楚国旧贵族阳城君等杀害从事变法改革的吴起时，墨者“矩子”孟胜就站在阳城君一边。后来阳城君畏罪逃走，楚国要收回其封国。孟胜为阳城君守封国，忠于阳城君。他传“矩子”于田襄子，自己为阳城君死难，许多弟子也从其死。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墨者有"侠客"的精神。正如《史记·游侠列传》所说的游侠那样，可能行为并不符合正义，但是说话算话，讲信用，答应人家要办的事就必须办到。而且行动果断，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去解救别人的危难。
（4）墨子墨家三分
在墨子晚年，儒墨齐名。墨子死后，墨家弟子仍“充满天下”、“不可胜数”，故战国时期虽有诸子百家，但“儒墨显学”则是百家之首。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三个学派。《庄子·天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邓陵子的弟子苦获、己齿，即这三派中的两派。他们都传习《墨子》，但有所不同，互相都攻击对方是“别墨”。在今存的《墨子》中，每篇都有上、中、下三篇，大约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据郭沫若研究，墨者集团到秦惠王时，有集中于秦的趋势。因此，从第四代“矩子”时起，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
此后还有记载，东方的墨者谢子，不远千里入秦而见秦惠王。这时墨学还是兴盛的。但是到汉代，墨家已经消亡。为什么墨家消亡如此之快呢？关于这个问题，答案分歧很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墨家内部来分析其原因，在方法论上是可取的。墨家与儒、法、道等家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由墨者组成的带有宗教色彩的集团，有严格的纪律，能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这些，作为一般人是难以办到的。
（5）墨子主要思想
墨子学术思想
①? 兼爱非攻
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② 天志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
③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⑤ 非乐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
⑥ 非命
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6）墨子政治思想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来充当；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 一同天下之义”。
（7）墨子军事思想
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① 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 ② 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③ 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