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何所有-讲述两宋320年真实历史

　　治平二年三月，首相韩琦向英宗上梳，请求为英宗的亲生父亲濮王赵允让制定尊号以方便以后祭祀，一场昏天暗地的政治风暴就此拉开帷幕。

　　你不是议礼吗？我司马光最在行，司马光一马当先，旁征博引讲事实摆道理上梳一封，说经研究，由于陛下继承仁宗大统，仁宗为陛下“皇考”，应当尊生父濮王为“皇伯”。

　　英宗那点儿小九九司马光看的门儿清，不就是想给你爹提高尊号吗？这事儿不可能。

　　韩琦觉得司马光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原因很简单，西汉宣帝也是旁支入继大统，即位后也尊自己生父为皇考，既然有这样的先例，那汉朝皇帝能叫自己生父皇考，怎么宋朝的皇帝就不能叫自己生父皇考了。

　　司马光的论点得到了许多大臣的支持，一水儿的翰林学士和谏官纷纷跟着上梳，支持尊濮王为皇伯。

　　当时的宰执是两名同平章事韩琦和曾公亮，两名参知政事欧阳修和赵概，曾公亮和赵概中立不表态，枢密使富弼当时又染上了足疾无力理会朝政，枢密院也向来不参与中书决策，所以基本上就是中书首相韩琦和副宰相欧阳修支持尊濮王为皇考。

　　谏官们攻势澎湃汹涌，英宗完全没想到大家都对这个提议如此反对，行啊，你们不是说应该尊我爹为皇伯，不让我管我爹叫皇考吗？那咱就找专业的礼仪机构给咱分析分析，看到底应该怎么上尊号。

　　英宗下诏尊号问题交由太常礼院拟定，具体事宜礼院长官范镇负责。

　　范镇是宝元元年进士，与司马光是同年，两人私交甚好。仁宗朝嘉祐年间范镇第一个上梳请求立嗣，后来连上好几封奏疏，不惜得罪皇帝也要劝谏。英宗即位后，范镇出任翰林学士兼知礼院，不再担任谏官。有这样的为官经历，可以想象得到范镇的立场。

　　果然，经过太常礼院一番深入分析研究，得出了结论，范镇把结论上梳给了中书，韩琦一看气不打一处来。范镇在奏疏里说了，汉宣帝入继大统之后尊自己亲生父亲为皇考那是因为汉昭帝是他爷爷辈，跟仁宗英宗这种父子关系完全不一样，不能乱套用，尊濮王为皇考这事儿不可取，应当尊为皇伯。

　　韩琦把范镇找来一顿怒斥说礼院工作疏漏，范镇装糊涂回答说所有结论都经过了严密的考证，有据可依，不敢怠慢。范镇把皮球踢了回来，韩琦也没办法，总不能革了范镇的职自己去研究礼制吧。

　　太常礼院的结论出来了，谏官们的奏疏更是一封接一封的向英宗飞来，韩琦跟欧阳修实在无力招架，干脆把所有奏疏按下不发，不给英宗看。

　　谏官们出离愤怒了，御史中丞贾黯自请罢官，不干了，临行前又上最后一封奏疏说韩琦、欧阳修是阿谀奉承、违背道德，让皇帝背上两个爹的骂名。

　　接着谏官吕诲上梳弹劾宰相韩琦五大罪状，说韩琦愧对先帝。又与御史范纯仁、吕大防共同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干扰皇帝视听，既对不起仁宗又对不起英宗。还弹劾曾公亮、赵概说俩人尸位素餐，眼睁睁看着韩琦欧阳修颠倒是非却不作为。

　　三个人一阵猛烈输出，从原来的反对尊濮王为皇考这个问题直接跳到了对宰相们的人身攻击，末了三人觉得还不够力道，最后一起上梳称自己有罪请求朝廷治罪，回家待罪去了。

　　矛盾越来越激化，英宗也坐不住了，问几位宰相怎么办，欧阳修说现在谏官们已经与我们宰执势不两立了，如果我们有罪，请陛下治罪，把谏官们召回来。

　　事态逐渐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再这么下去朝廷要停摆了，英宗怕了，这边安抚韩琦欧阳修，那边又派了使臣去三位谏官家里诏令他们赶紧回来上班。

　　三人都很有骨气就是不回来，御史范纯仁还回了一封奏疏说，必须严惩首恶，否则不能给天下一个交代。

　　这首恶不就是韩琦吗？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皇佑元年（公元1049年）进士及第后为了照顾年迈的范仲淹辞官不受，一直照顾父亲到去世后才出来做官。后来历任多地地方官政绩斐然，加上孝道闻名天下，被朝廷重点提拔入京担任谏官。

　　韩琦看到范纯仁的奏疏后非常伤心，回想当初与范仲淹庆历改革时亲如兄弟，范纯仁入朝为官之后对他像对待自己亲侄子一样照顾有加，没想到如今却被范纯仁如此攻击，不免心生悲凉，图啥呢？

　　英宗经过再三考虑，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把三名谏官罢官外放贬出了开封。

　　不要小看谏官，北宋政治发展到仁宗朝，台谏系统已经非常成熟，台谏实际上分为御史台和谏院两个部门，由于二者功能高度重合，后期逐渐有了台谏合流的习惯。台谏系统官员御史台御史、监察御史、言事御史加上御史中丞一共不过六人，谏院左右司谏、左右正言也不超过六人。

　　谏官满打满算算是兼任的也就十几个人，除了进谏弹劾外，谏官还兼任外交职责，每年出使辽国都有谏官担任使者。

　　除了长官御史中丞外，其他谏官只有七品，但这些人在外了解国际形势，在朝中与宰执同朝议事，宰相们官职再高，权力再大你大的过皇帝吗？

　　每天上朝讨论国家大事的就这么几个人，在皇帝面前所有人都是臣子，所以久而久之，杰出的谏官受到皇帝赏识就会更进一步提拔起来最终进入宰执，范仲淹、欧阳修、包拯其实都是从谏官进入到了宰执。

　　而当时正巧了，除了吕诲、范纯仁、吕大防之外，还有三位谏官傅尧俞、赵鼎、赵瞻三个人刚刚出使辽国回来，结果一听说三位同事被贬官直接也不来上朝了，上梳请求贬官，抗议濮议中对谏官的不公平处理。

　　英宗大笔一挥，同意。当时朝中仅有的六位谏官全部被干掉，仅剩司马光一人还是以阁臣兼任谏官职务。司马光肯定不会退缩，也不断上梳要求召其他几位同事还朝，英宗不理他，司马光一看不理我是吧，我称罪不朝。

　　司马光上梳一封说谏官们劝谏不被采纳反而都被贬官是因为自己履职不力，自己将居家待罪，请朝廷治罪。

　　毕竟是文坛领袖级大佬，影响是在太过巨大，司马光的态度又非常坚决，英宗最后没办法，只能准奏革去司马光谏官之职，只保留阁臣之职编修史书。

　　谏官由原本的观点之争后来发展到了对宰相们的人身攻击，而英宗和宰执们对谏官的处理也很不光彩，按照正常的政治规矩应当是辩论中驳倒对手取得胜利，而这次濮议的最后结果却是罢免对手，使得对手不存在然后宣布胜利，实在很难服众。

　　不光彩的胜利也是胜利，谏官们全部滚蛋了之后，治平三年三月，朝廷借曹太后手谕下诏同意英宗尊生父濮王为皇考，生母濮王妃为皇太后。

　　表面上看，英宗和中书笑到了最后，目的达到了、反对者赶走了，根据太后手谕，英宗更是进一步提出具体礼仪措施，包括以帝制重修濮王陵、立庙、祭祀等等内容，仿佛大权在握真正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而实际上，濮议在后世历朝历代看来都是一场三输的局面，谏官们不用说了政治前途全部终结，宰相们名声全臭，富弼更是在濮议刚一开始就自己请辞枢密使都不干了，而剩下来的宰相们后来也将面临无休止的口诛笔伐。

　　英宗看似利用宰执和台谏两派斗来斗去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可不过短短半年之后身体就又垮了。

　　治平三年十一月，英宗再次病倒，这次跟之前不一样，这次是真病了，英宗卧床不起长达数月，一天比一天严重。病情如此严重随时可能驾崩，群臣慌了，还没太子呢。
　　英宗有生过四个儿子，四个儿子都是高皇后所生，除其中一个早夭外其他三个儿子都健康长大，在当时也都已经出阁读书，按常理来说应当立皇长子赵顼为皇太子，可英宗实在病的太突然，一切都已来不及。

　　即使来不及举行册封大典，也必须有诏书确认太子地位。濮议结束后新上任的谏官们开始陆续上梳请求尽快确立皇太子，但英宗也许认为自己还能好转，一直不表态。
　　拖得久了，韩琦等不及了，见惯了帝王崩逝和腥风血雨，韩琦知道英宗这次是挺不过去了，也知道必须把皇太子以书面形式确立下来，才能稳住局势。

　　韩琦等不及，皇长子赵顼也心神不宁，一方面亲爹病重确实担心，另一方面自己是皇长子却没被立为太子，终究存在变数，当年周孟阳给他爹分析的一通道理他可是全都在场旁听，最有竞争力的储君一旦不能登上帝位，将只有死路一条。

　　韩琦隔三差五出入宫中，见到赵顼满脸愁容，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皇长子也在担心英宗身后的继承问题，韩琦叮嘱赵顼，一定要在英宗身边朝夕相伴，一刻也不能离开。

　　随着英宗病情进一步加重，已经病倒话都说不出来了，床前常备纸币用以批示重要决策。韩琦进到宫中开门见山，说陛下久不上朝群臣担心，最好早立太子稳定朝政。

　　英宗点头同意，韩琦招呼内侍端来纸币，英宗顺势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

　　英宗在世的三个孩子平时口头上常称呼大王、二王和三王，口头上这么叫没问题，可要确立皇太子就必须严谨，韩琦告诉英宗，既然陛下决定立颖王赵顼，那就务必亲手写下来。

　　英宗挣扎着再次提笔，写下“颖王顼”，韩琦立马叫来翰林学士根据英宗手书制作诏书，皇太子终于正式确定，而多亏了韩琦在英宗弥留之际忠诚果断的表现，皇太子赵顼对韩琦给予了多年的感激之情。

　　治平四年正月，英宗驾崩，皇太子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英宗在他短短的三年的皇帝生涯里左突右冲，挖空了心思的争取自己这一脉名分和礼仪，甚至不惜与太后的对立、与与百官对立，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只有曹操的那句话才是真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现在英宗走了，可他亲自导演的政治风暴却远远没有结束。

　　神宗即位之初，最活跃的群体就是谏官，经过英宗的一通驱逐，当年的谏官群体遭到了大换血，新上任的谏官中有一位名叫蒋之奇的，因为之前支持尊濮王为皇考，得到了欧阳修的提拔，担任了御史成为一名谏官。

　　蒋之奇担任御史之后受到大量指责，在谏官引领舆论的那个年代，与谏官为敌会被认为是国家的公敌。欧阳修因为学识渊博文化水平太高，被谏官们认为理应是最坚定的皇伯派，可他却坚持皇考派，于是承受了最大的压力，连同被他推荐成为谏官的蒋之奇也遭受了连带攻击。

　　蒋之奇承压能力显然不行，时间一长就怂了，害怕被政敌清算，终日惴惴不安。
　　也正好是在这个时候，蒋之奇的上级御史中丞彭思永代人转告了一桩涉及欧阳修的乱伦案，蒋之奇如获至宝，立即上梳弹劾欧阳修乱伦。

　　说起欧阳修的乱伦污名，还要从庆历改革失败讲起。

　　庆历五年年初，随着改革派的失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陆续被贬出开封，欧阳修虽然是坚定地改革派，但却并非宰执，并不参与中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所以第一轮的贬官并不包含欧阳修。

　　可欧阳修实在太有个性，不断的上梳为范仲淹等人叫屈，呼吁仁宗召范仲淹回朝。就在欧阳修不断上梳的时候，钱明逸，就是那个反对庆历改革，真假皇子分不清楚被包拯过来代为断案的那个钱明逸，上梳弹劾欧阳修乱伦。

　　乱伦的对象是张氏，张氏是欧阳修妹夫前妻的女儿，论辈分名义上是欧阳修的外甥女。妹夫一家生活一直清苦，欧阳修多有接济，张氏长大后欧阳修更是做媒把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欧阳晟。

　　欧阳修做官做文章都是一流，做媒却是不入流，这位张氏嫁给欧阳晟之后，因为欧阳晟到外地做官，她便与下人通奸，事发之后被送到开封府审理。开封府知府叫杨日严，这位杨日严过去做官时曾被欧阳修弹劾，一直怀恨在心，如今欧阳修外甥女通奸被送到自己这里受审，杨日严觉得机会来了。

　　不知道杨日严用了什么手段，张氏居然供述自己曾与舅舅欧阳修私通，想戴罪立功减轻判罚。

　　欧阳修当时的官职是龙图阁直学士，属于皇帝身边的近臣，这种身份乱伦太过敏感，这可是大案，钱明逸更是抓住机会上梳弹劾欧阳修不仅私通张氏而且还侵占张氏田产，于是仁宗亲自下令必须彻查，最后经过朝廷派专人周密会审，得出结论不存在通奸，但欧阳修有侵占张氏田产的罪名。

　　案情虽然真相大白，但此案前前后后引起轩然大波，人们只知道欧阳修涉嫌乱伦，对真相似乎并不是那么关心，面对众人背后的指指点点，欧阳修上梳自求贬官，离开了开封。

　　庆历五年那次是外甥女，治平四年这次是小舅子。欧阳修的小舅子薛宗儒任职期间渎职被查办，后来因为南郊祭天大赦被赦免了罪状。当时欧阳修任参知政事，为了避嫌便上梳英宗请求不要赦免薛宗儒的罪状，薛宗儒最终被革职罢官。

　　薛宗儒罢官之后怀恨在心，就造谣欧阳修与儿媳妇吴氏私通，谣言会长翅膀，传着传着就传到了时任御史中丞彭思永的耳朵里，于是授意下属蒋之奇上梳弹劾欧阳修。

　　因为有被诬告的“前科”，大家都很怀疑欧阳修真的与儿媳有奸情，欧阳修百口莫辩，向神宗连上八道奏疏，强烈要求查明真相，甚至不惜以死明志。

　　毕竟当朝宰相，神宗也很重视，于是召蒋之奇上朝询问，弹劾私通的事是否有实证？

　　蒋之奇当然拿不出任何凭据，只好实话实说，自己听领导彭思永说的。

　　神宗又问彭思永是否有真凭实据，彭思永同样拿不出。这一来二去的把神宗惹毛了，两个人都认定的乱伦通奸案，居然一丁点儿证据都没有就可以诬告当朝宰相？

　　彭思永被问急了，只好回答说这是他们谏官风闻言事，即使没有真凭实据，只要是在市井上听说了，就可以弹劾。

　　风闻言事诬告他人，简直毫无道德底线，怎么不去微博上写小作文呢？

　　风闻言事没有成为彭思永和蒋之奇的挡箭牌，两人被神宗下诏罢官贬出开封。

　　神宗还欧阳修了一个清白，而这一次的乱伦风波仍然给欧阳修带来了巨大的名誉污点，疲惫不堪的欧阳修再一次上梳辞呈，神宗再三挽留不住，终于同意欧阳修罢相离京。

　　治平四年三月，欧阳修离开了他任职多年的北宋首都开封，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市）任职，这一次，他不会再回来了。

　　欧阳修为官几十年，除了自己公正廉明造福国家外，还是个心胸宽广的官场伯乐，大力推荐了许多栋梁之才。

　　庆历君子们跟宰相吕夷简斗了那么久，后来吕夷简退休，儿子吕公著饱读诗书名气非常大，在一次探讨学问中给欧阳修留下深刻印象，欧阳修完全不介意当年跟他父亲的那些恩恩怨怨，向仁宗大力推荐吕公著，使得吕公著官拜阁臣，后来更是进一步位列宰相。

　　吕公著这还属于不太出名的，更出名的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和曾巩，也全都受到过欧阳修的提携，而这几个人又都有同一个标签：唐宋八大家。

　　除了为国举贤外，他一生学问著述也永远的留了下来，永远的造福着后人。

　　欧阳修任职阁臣时曾主持《新唐书》编纂、后来遭贬在滁州时又开始编纂《新五代史》，到皇祐年间成书，成为有宋一代唯一一部私修正史，以一己之力完善了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献记录。

　　除了编修史书外，欧阳修还大力提倡古文运动，即仿照古人以抒发思想意境为主来书写文章，抵制当时盛行的骈文。

　　骈文我们都熟悉的，甚至都会背那么几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骈文讲究固定的文体，辞藻华丽韵律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可问题是古往今来有几个王勃？谁能总是把内容和骈句结合的那么完美？

　　于是在当时就出现了一大堆的词藻优美却狗屁不通的文章，鱼与熊掌总归不能兼得，其实从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开始就在大力提倡古文运动，取消骈文的禁锢，仿照古人写文章，重内容不重文体的风气。

　　但一直到欧阳修这里，古文运动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突破，由于欧阳修杰出的学术水平和文坛领袖地位，加上一直倡导古文运动，在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中，主考官欧阳修慧眼识珠，录取了三名新科进士，分别是苏轼、苏辙和曾巩，三人又大力推广古文运动，终于扭转了骈文之风，让文学回归质朴。

　　欧阳修晚年退休之后不再过问政事，只是潜心研究起治学之道，在他晚年作品《归田录》中曾经讲了一出卖油翁的故事，入选了很多地方小学语文的教材：

　　有个名叫陈尧咨的人擅长射箭，号称举世无双，一次练习射箭时旁边一个老人眯着眼观看，似乎完全不以为意。

　　陈尧咨很诧异于是上前质问，老人告诉陈尧咨射箭射的准不过是练习的多而已，手熟而已。

　　陈尧咨很不服气认为老人狂妄自大，老人便取出一只葫芦放在地上，将一个铜钱搁在葫芦口上，取瓢向葫芦中倒油，油穿过铜钱孔而过，等葫芦倒满之后拿掉铜钱，只见铜钱上未沾一滴油。

　　老人缓缓说道，我也没什么其他原因，只是练习的多，手熟而已。

　　陈尧咨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熙宁五年七月，六十六岁的欧阳修病逝于颍州（今安徽阜阳）家中，君子斗争一生，终于长眠。

　　神宗刚刚即位，副宰相欧阳修就罢相，这时候最忙的就是首相韩琦，英宗即位时才刚刚担任山陵使去监造仁宗陵墓，这还没过去几年，又要去担任山陵使监造英宗陵墓。

　　好在神宗比他爹强多了，不作妖不折腾，跟韩琦配合着安安稳稳的办完了英宗全部后事。

　　英宗后事结束后，韩琦还朝，刚一回来御史中丞王陶就上梳弹劾他担任宰相上朝不押班、为官跋扈。

　　所谓押班就是北宋上朝时候一种传统规矩，百官在大庆殿或者紫宸殿这种大殿站立，由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轮换领头向皇帝行礼，然后皇帝在侧殿与群臣商议朝事。

　　规矩是这样没错，可这个押班的做法，好几十年没搞过了，大家都嫌麻烦，都是直接到侧殿上朝面圣，都没搞过押班。

　　就这种形同虚设的规矩，没人告就大家相安无事，一有人告那还真的就一告一个准儿，因为宰相们确实都没押过班。

　　而且王陶还提了一个词，跋扈。要知道英宗朝时候韩琦逼退曹太后、干掉所有谏官，他和欧阳修几乎把除了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全得罪完了，所作所为的的确确就是一个权相所为，跋扈这个词没用错。

　　多年的宦海沉浮使得韩琦养成了及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政权已经稳妥的交接到了新君手里，这时候再不急流勇退以后恐怕再没机会了，韩琦上梳自请罢相，神宗苦苦挽留终究留不住，韩琦终于也离开了。

　　神宗即位时刚刚二十岁，正是血气方刚风华正茂的年纪，与父亲英宗不同，神宗并没有过多经历皇储立与不立的问题，他是英宗的大儿子，只要健康长大成人不存在皇位之争，如今君临天下的神宗自然要把精力更多的放在治理国家上面。

　　可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的北宋中央政府，经过这么一阵折腾，欧阳修韩琦相继离去，中书仅剩下曾公亮和赵抃两位宰相。

　　神宗想振兴大宋，离不开宰相的帮助，问题是宰相都在政治斗争中被斗倒了，老宰相离开了，当务之急就是选拔新人进入中书担任宰相。

　　神宗选中了翰林学士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

　　张方平是熬了多年才熬上来的，但能够被神宗提拔任职宰相却不是因为资历老，而是因为他懂经济。

　　自幼聪明绝伦的张方平跟所有天才少年有着类似的经历，进士及第后在地方上做县令，后来又通过贤良方正科考试提拔，接着又通过制科考试进入馆阁并兼任谏官。

　　制科考试，是在科举考试之后进士及第的人选中继续进一步举办的考试，想参加制科考试有两种途径，一是中进士科时候名词特别高，在地方上任职期满述职之后正常参加制科考试；二是进士及第了但名词不高，地方上任职期满后有宰执的推荐，同样也能参加制科考试。

　　由于北宋中后期科举考试录用的读书人越来越多，进士也逐渐多起来，大家都是进士，如何能在一众精英中脱颖而出？参加制科考试就是最好的方式，制科考试的试卷宰执们和皇帝都会亲自阅卷，只要有才华，不怕大佬们看不见。

　　制科考试相当于高级公务员选拔，考试通过的可以直接进入馆阁任职，馆阁我们都知道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个大佬都是从馆阁走出来的，馆阁就是当时北宋最重要的人才储备库，当上阁臣的张方平前途无量。

　　青年才俊张方平在接下来的官场生涯中历任开封知府、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和三司使，在三司使这个职位上，张方平表现出了杰出的财务管理能力。

　　仁宗年间，北宋积弱积贫已经非常严重，张方平担任三司使之后通过工作中的观察提出了两条办法用以改善当时糟糕的财务状况：首先是利用轻重之术增加收入，其次是量入为出削减费用。

　　所谓轻重之术，来自于《管子·轻重》，意思是政府通过调节货币、粮食、布帛等之间的轻重比例关系来平衡物价增加收入，也就是政府来做贱买贵卖的生意。

　　量入为出削减费用的核心在于量入，从仁宗到英宗三任皇帝都知道国家财政支出太多已经不堪重负，但多少才算多多少才算合适又很难判定，张方平就说了，量入就是要把国家一整年的收入提前做好预算，预算做完之后所有支出都按照预算来分配并控制，决不能超出预算金额。

　　为了使预算更加科学可靠，张方平还规定，三司所做预算除了每个数字必须有依据来源外，还必须要参考过去多年的收支数字，拿不准的数字就利用过去几年的数字求平均数确定。

　　要知道张方平可是在宋朝，这样的管理理念已经相当科学了，张方平曾经因推荐官员犯罪受到牵连被贬，数年后回京再度担任三司使，复任三司使之后上梳了十四条财务改革措施，时任首相富弼收到奏疏后看了一下午非常赞赏，对他的财务措施言听计从。

　　神宗对张方平的大名早已仰慕，而且张方平不仅业务能力过硬，在英宗病重期间韩琦进宫请立太子，张方平当时任翰林学士，也一直在旁边一同请立神宗为太子，并且亲自起草了立神宗为皇太子的诏书。

　　又是人才又是关键时刻的“自己人”，不用张方平当宰相还能用谁？治平四年九月，张方平升任参知政事。

　　张方平做参知政事，谏官头子司马光不同意。

　　上任御史中丞王陶在弹劾韩琦事件中用力过猛，上梳言辞太过激烈，引起了宰执集团的严重反感，韩琦罢相后几个宰执向神宗提出罢免奸臣王陶，否则宰相们都不干了。

　　虽然王陶是神宗即位前的老班底，但惹了众怒，韩琦已经被他斗倒了，总不能再把宰相们全都干掉吧，神宗权衡再三只能把王陶免职外放。

　　御史中丞是谏官群体的领导，岗位非常重要，空缺出来了之后神宗环顾满朝文武，有能力、有资历、适合做御史中丞的有且仅有司马光了。

　　司马光一上任就对张方平的任命表示强烈反对，原因是张方平贪赃枉法。

　　张方平的贪赃枉法还要追溯到仁宗年间，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当时低价购买了一处房产，这处房产的主人叫刘宝衡。刘宝衡是个著名的酒商，开设了一家酒场专门搞酿酒卖酒生意。

　　按照北宋律法，政府不直接经营酒业，而是实行酒曲专卖，酒曲卖给民间开设酒场卖酒，或者老百姓零星购买自己根据口味自己酿酒。

　　刘宝衡开设的酒场由于经营不善，资不抵债之前欠了政府一大笔酒曲钱还不上，只好卖房抵债，卖给了张方平。

　　可问题是刘宝衡卖的这处房产并非自己私宅，而是刘氏家族的祖产，是全家的财产，最关键的，房产售卖价格过低，有巧取豪夺之嫌。刘家亲族告到开封府，经过审理，刘宝衡确实没有这处房产的实际所有权，于是判处交易无效，房产仍归刘家，刘宝衡退回张方平购房款。

　　按说这事儿到此为止结束了，可张方平不是一般人，堂堂国家三司使居然卷入到这种丑闻案中，成何体统。时任御史中丞的包拯上梳弹劾，张方平毫无悬念的被免职。

　　现在司马光旧事重提，说的就是他张方平有道德瑕疵，这种人怎么能任参知政事呢？

　　司马光很了解张方平，能力超群但道德确有瑕疵，可司马光虽然了解张方平却不了解神宗，神宗与以往历届皇帝不一样，他有一个恢复“汉唐旧疆”的终极梦想。

　　一心恢复旧疆的神宗知道，想要开疆扩土不是嘴上说说那么容易，那是要对外用兵，而对外用兵就要有一只强悍的部队，想要拥有强悍的部队就得有钱。

　　一句话，富国才能强兵。

　　张方平是不是有道德瑕疵根本不重要，神宗需要他的理财能力，更何况他那点儿道德瑕疵在神宗看来根本不是个事儿，决定力排众议依然启用张方平任参知政事。可司马光毕竟是御史中丞，谏官大领导在朝中一呼百应，在他的弹劾下时间久了张方平不一定能顶得住压力。

　　为了能给张方平创造一个良好的施政环境，神宗决定调离司马光，让司马光去担任翰林学士。

　　从御史中丞到翰林学士这可不是降职，我们知道翰林学士作为皇帝身边最核心的政治顾问，能够直接升任参知政事，神宗这一安排并没有委屈司马光。

　　但是司马光不干了，怎么着啊皇帝，提个建议你不爱听就直接把我调离工作岗位了，那我干脆不干了。司马光上梳辞官表示，不伺候了。

　　神宗知道司马光是忠臣对国家有功，刚刚韩琦欧阳修离开朝廷这时候再损失一员忠臣兼老臣朝政不稳就不划算了，于是就下诏解释自己近期要在太学开办经筵日讲，满朝文武只有司马相公学术水平最高，御史中丞这个岗位能胜任的人很多，但是去搞经筵日讲非您不可，所以给您调了一下岗位，还请您多多体谅赶紧回来上任。

　　经筵日讲就是皇帝开办的学术研讨会，主要是通过学习古代儒家经典或者圣贤事迹，主讲者讲完后还要回答参与经筵众人的问题，交流学习思想和心得。

　　经筵日讲里经常会用古代例子来模拟时政，借古讽今，探讨时政得失，既是重要的学术论坛，也是重要的时政讲坛，司马光出任主讲也确实合适。

　　司马光琢磨了琢磨，好像说的也有道理，论学识渊博当朝自己肯定是首屈一指，这经筵日讲司马光不出马还有谁能出马？

　　你看，给人戴高帽子也是需要水平的，神宗这顶高帽子给司马光戴的是舒舒服服。


　　治平四年九月，张方平顺利出任参知政事，神宗本以为可以借助张方平的执政能力改变朝政，实现富国强兵，可万万没想到上任不到一个月父亲去世，张方平回家丁忧守孝去了。

　　张方平一走，神宗的改革战略无法实施，到了第二年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神宗派使者去张方平老家下诏让他夺情起复，不需要守孝满三年了，马上重新回到朝中上班，可连下数诏均被张方平婉拒，一定要给父亲守孝守完。

　　张方平不来，神宗就向其他大臣求取治国之道，结果官员们开始纷纷进谏，收到的建议永远都是那几条：实行仁政、广开言路、明辨忠奸、进贤退不肖诸如此类，神宗看了一阵子奏疏恶心坏了，不再看了。

　　朝中大臣们暮色沉沉，恰逢老宰相富弼在外任职期满回京述职，神宗知道富弼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发起人，也知道富弼曾在西北边境主持军事，于是在述职时问富弼，如何富国强兵，彻底解决边境问题？

　　富弼沉默良久，告诉神宗，陛下刚刚登基，应当广施仁政，希望陛下二十年内不要采取军事行动。

　　那个曾经锐志改革、镇守边关的国家柱石，如今已经老了，再也没有了当年那种意气风发的进取精神，神宗明白了，眼前的富弼无法帮助他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就在神宗焦虑于国家衰弱而毫无办法的时候，翰林学士韩维告诉神宗，王安石在江宁府差不多已经丁忧期满，只有他能帮助你振兴大宋。

　　韩维在神宗做皇子的时候就是神宗的身边侍讲，专门给神宗讲学教神宗读书，一直深受信任和器重。既然韩维这么推崇王安石，神宗决定请王安石出山，帮助他振兴大宋，实现大宋帝国的伟大复兴。

　　在韩维的建议下，神宗下诏王安石进京赴任翰林学士。没想到王安石居然上梳称病，自己身体不好，没办法进京赴任。

　　要知道翰林学士高居三品，可是皇帝的高级政治顾问，离宰执仅一步之遥，多少人梦寐以求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

　　可王安石居然辞了，王安石这是疯了吗？

　　不是的，因为王安石对升官发财没有任何兴趣。

　　王安石出生在一个高智商家庭，他的叔祖父、父亲、长兄、弟弟、儿子连同他自己等一共八个人科举考试进士及第，人称“一门八进士”，而王安石又是这个高智商家庭中最优秀的佼佼者。

　　真宗天禧五年王安石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中部），父亲王益时任临江军判官，因为父亲常年各地调任，年幼的王安石就如同当年司马光一样，随着父亲游历了祖国山川河水。

　　与所有神童有着相似的经历，年少的王安石酷爱读书且记性很好，读过的书过目不忘，年纪轻轻就能写一手好文章。

　　景佑四年，王益进京任职，王安石也随父进京，在这里结识了好友曾巩，两人经常吟诗作对以诗会友，曾巩是欧阳修徒弟，两人熟悉之后曾巩又向老师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欧阳修读过王安石文章后赞不绝口，记住了这个优秀的年轻人。

　　王安石没有让外界等太久，庆历二年时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进士及第，原本王安石名列第一位理应高中状元，但仁宗看过王安石的文章后，发现文章引用了一处典故“孺子其朋，其往”，说的是年少的皇帝啊，一定要与群臣和睦相处。

　　仁宗当时三十多岁，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皇帝了，三十多岁在中国古代社会已经是人到中年，对于这种教育小孩儿式的桥段异常反感，拿笔就把王安石的状元给撸了。

　　状元做不成那就做榜眼，可主考官翻了翻档案，榜眼叫王珪，考试前已经有官职了，此次属于在职科考。

　　为了避嫌，制度规定在职科考的人不能做状元，那就不跟王珪换了，去做探花，主考官一翻档案，探花郎韩绛也是个在职科考。

　　还好第四名不是在职考生，否则王安石原本的状元不知道还要往后靠多少位。就这样，状元郎王安石成了甲科第四名，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判官。

　　到手的状元飞了，可王安石并没有放在心上，走马前往淮南赴任。淮南是扬州的治下的一个县，判官大部分时间都要在扬州办公。

　　当时扬州知州是刚刚庆历新政失败被罢相的韩琦，韩琦这个人非常注意个人形象，也要求下属搞好个人形象。但王安石有个习惯就是业余时间闲不住，经常读书写文章写到二半夜，草草睡下第二天衣衫不整一脸憔悴的去上班。

　　韩琦看王安石年轻以为他晚上出去鬼混，影响第二天上班。于是劝他说，年轻人要爱惜身体，不要纵情声色。

　　放一般人身上领导误会了得赶紧解释，王安石偏不，根本不理睬韩琦的一番好意，继续我行我素。

　　三年任期很快结束，王安石离开韩琦进京述职，王安石甲科进士出身，只要自己申请，可以参加制科考试进入馆阁，但进京后的王安石对担任阁臣完全不感兴趣，也没有申请参加制科考试，就等着朝廷继续给他安排地方官的职务。

　　朝廷有识之士都知道王安石学识高，正好庆历六年当年也有科举考试，朝廷就派了王安石参与科考阅卷。

　　而当年的科考主考官，正是后来的参知政事张方平。

　　虽然包拯司马光都弹劾过张方平，但实际上张方平并非奸邪小人，也曾多次提携后辈，也不知道王安石到了礼部考试院之后是到底怎么出言不逊惹怒了张方平，反正两人共事没多久张方平就上梳坚决要求王安石滚蛋，否则他这个主考工作没法儿做。

　　人家是主考官，你就是个阅卷老师，较什么劲呐？果不其然，朝廷马上就将王安石调离了考试院，小庙容不下大佛，您赶紧走吧。

　　王安石跟张方平的梁子就此结下，此后过了几十年都还没消解。

　　不过王安石毕竟是出了名的人才，也不能一直晾着。没过多久朝廷一纸诏令，王安石赴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任知县。

　　鄞县靠海，加上江南地区河网密集，经常发生水灾，王安石来到鄞县之后，决心兴修水利，重新疏通河道并重筑堤坝。

　　搞工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王安石想这么做不代表大家都想这么做，为了督促工程推进，王安石亲自来到施工一线，跟施工的民夫天天混在一起，晚上熬的太晚就随便找个地方对付一晚第二天接着督促现场进度。

　　按照我们现代社会的角度看，王安石这就是亲自把设计监理甲方三者工作全部一肩挑了，效率是高，但也真的辛苦。

　　辛辛苦苦把水利工事做完了，王安石吃惊的发现，鄞县老百姓似乎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原因很简单，之前多年的水灾导致老百姓收不到粮食，没有去年的存粮导致来年很多地荒在那里，无种子可种。

　　老百姓没有存粮，官府有啊，眼见着老百姓的困境，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在了王安石脑海中。

　　经过慎重考虑，王安石下令，打开县衙仓库，将库内存粮借给前几年受灾的老百姓，约定凡借粮的老百姓必须在秋收之后按照两分利还本付息，一时间许多人前来借粮。

　　王安石的博学带给了他灵感，这个方法来自于《管子》中典故李悝变法。战国时代魏国大夫李悝为了防止谷贱伤农，采用常平仓法控制粮价，即：灾年政府平价售卖仓库存粮、丰年政府平价收购农民手中粮食。

　　按照李悝的方式，政府需要做大量工作，丰年采购灾年出售，而王安石精简了步骤，不在仓库里屯粮，把储备盘活运用起来，丰年不收购，灾年借粮赈灾加赚钱。

　　王安石这套玩儿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老百姓度过了难关，政府收入增加了，而且借出去的是陈粮，收回来的是新粮，轻松更新了粮食储备。

　　三年鄞县知县任期很快结束，王安石再一次进京述职，这一次进京述职的王安石被首相文彦博盯上了，文彦博上梳仁宗，说王安石屡次辞官不受，这种人心胸宽广淡泊名利，朝廷应该格外提拔褒奖，推荐王安石担任阁臣。

　　不出意外的，王安石再一次婉拒，请求中央务必还把他外派到地方上去任职，而且王安石请求外放的奏疏很真切，说自己父亲去世后家中祖母一直跟随自己，在中央任职花销太高工资又太低，无力抚养祖母，请朝廷一定要还安排他做地方官。

　　晋时李密，上授官不就，惟乞终养祖母刘氏。来，大家跟我一起重温一下当年全文背诵的《陈情表》，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

　　朝廷没办法勉强一个孝子，于是王安石继续到地方上去做官，这次到了舒州（今安徽潜山市）任通判。

　　舒州通判三年任期里，王安石九十高龄的祖母病逝。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九月，安葬完祖母后王安石再次进京述职，这次欧阳修抢了个早，在王安石进京之前就力荐王安石进入馆阁，于是仁宗直接一纸诏令，任命王安石担任集贤院校理。

　　馆阁的职务要么自荐考试入职，要么被推荐考试入职，再要么被推荐经考察入职，王安石这次完全突破所有常规，不需要任何考试或者推荐什么的就是你了，别推辞了。

　　众望所归的王安石再次推辞了进入馆阁的职务，这次的理由又不一样了，主要是自己最近几年里父亲祖母相继去世，还未归葬故里，要给先人办后事、照顾家里弟弟妹妹等等这些，花销仍然很大承担不了，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还给他安排地方官。

　　因为欧阳修是谏官有外交任务，在推荐王安石担任阁臣之后奉命出使辽国，回来之后听说了王安石还在推辞阁臣，还是因为收入的问题，于是欧阳修提议，给王安石改任群牧判官。

　　群牧司是枢密院下属的一个专门负责管理马匹的机构，群牧判官是这个部门领导助理相当于副职，在宋朝马匹那可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的草料、辔头、鞍鞯、马蹄铁等等都归群牧判官管，是个肥差。

　　王安石本来还想推辞，欧阳修却在这个时候找到了王安石，两个多年来诗书往来的老伙计终得相见，相谈甚欢，临走了欧阳修劝王安石，推辞了这么多回了，全朝廷都盯着你呢，考虑到收入问题还专门给你改任了群牧判官的肥差，一定不要再推辞了，仁宗和朝廷这么爱才，别让大家下不来台。

　　老前辈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要再推辞那就是有病了，于是王安石就任群牧判官，在开封待了下来。

　　群牧判官的工作清闲收入也高，王安石任职期间过的悠悠哉哉，时间长了，王安石发现同为群牧判官的司马光饱读诗书学识渊博，常常与自己能产生强烈的共鸣，两人逐渐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好工作好朋友，如此人生岂不快哉？当时三司群牧司长官群牧使是包拯，开封是个大城市很重视城市环境，群牧司的官署也是如此，绿植很多很漂亮，某日牡丹花开非常漂亮，包拯就吩咐下属晚上不要走了，大家赏花饮酒乐呵乐呵。

　　司马光跟王安石都不爱喝酒，但领导安排了只好留下，到了晚上酒席上，包拯举杯相邀来给同事们敬酒，到了司马光这儿，司马光勉强喝下，到了王安石这儿，王安石不喝，再敬酒，还是不喝，包拯一看勉强不了，便不再劝酒。

　　同列好友司马光看在眼里，心里暗暗赞叹王安石耿直强硬的性格，可他没想到的是，几十年后，这位耿直强硬的挚友竟然会站在他的对立面，与自己展开最残酷的政治斗争。

　　在首都的时间过得飞快，王安石官职也一直在升迁，到了嘉祐三年王安石已经升任三司度支判官，三司一共有户部、盐铁、度支三个大部门，王安石已经主管其中一个，地位已然不低。

　　可高级官员王安石完全不安于仅仅在三司任职，同年十月，他向仁宗上了一篇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洋洋洒洒长篇大论阐述了他在度支判官这个岗位上所见所感，提出了诸多国家改革的措施建议。

　　上梳呈上去了，如同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王安石毫不气馁，继续上梳，又上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上时政梳》。在这封奏疏中，王安石把宋仁宗比作晋武帝、梁武帝、唐玄宗，提醒仁宗要痛定思痛抓紧时间改革。

　　晋武帝司马炎、梁武帝萧衍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三个人都是因为当皇帝太久，晚期暮气沉沉朝堂乌烟瘴气，最终引发叛乱国家陷入战火。

　　嘉祐年间仁宗当政接近四十年了，王安石这样比喻还不如直接骂仁宗老而不死是为贼。

　　就是这么一封作大死的奏疏，依然没有任何回应，你不是最喜欢提意见吗？朝廷和皇帝根本就不拿你当回事儿，你说你郁闷不郁闷？

　　可接下来又来了更郁闷，还不是一个，是一对儿兄弟。

　　嘉祐六年的制科考试，被欧阳修大力推荐的苏轼苏辙两兄弟参加制科考试，当年的制科考试主题是“直言直谏”。两兄弟文采实在是太好了，考完之后考官们看了苏轼的答卷，不错不错，制科考试理应上榜，再一看苏辙的答卷，纷纷惊出一身冷汗。

　　苏辙在策论答卷里例数仁宗怠政、荒淫、贪财、虚荣四大罪状，并把仁宗比喻成历史上有名的几个昏君，除了仁宗，还把朝堂上的宰执、三司使等高级官员一个不落全部批了一顿。

　　就这种答卷，不客气的讲放到历朝历代别说科举中第了，那简直就是死罪。诽谤皇帝诽谤朝廷，你苏辙有几条命够杀，甚至到了仁宗之后没多少年就在苏轼身上发生了类似的罪名。你要放清朝，哥儿俩一起参加考试弟弟污蔑皇帝，非给你哥儿俩都砍了不可。

　　可就因为仁宗宽厚的政治氛围，考官们都觉得，这答卷虽然言辞偏激，倒也有可取之处，甚至有人觉得说的都对文采也好，应该列入三甲。

　　当年的主考官叫胡宿，看了苏辙的答卷之后对苏辙这种狂妄书生不屑一顾，直接判定落榜。可毕竟制科考试规格高，还有其他考官复核，司马光就是其中一名考官，看了答卷之后觉得国家就需要这种敢仗义执言的人，应该列三甲。

　　宋朝制科考试共分五甲，一甲二甲都是虚榜为了防止大家骄傲从不录，只从三甲开始录，而三甲也是录取人数极少。司马光说苏辙答得好还要把他录成三甲，可把胡宿惹毛了，我判他落榜你让他高中，这不是跟我对着干吗？大家争论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汇报到仁宗那儿做最终裁决。

　　仁宗看了苏辙的答卷，批复给考官，说国家需要直言的官员。

　　得到皇帝的批复，考官们总算有了方向了，大家又经过商量，苏辙答卷虽有才华但毕竟言辞过激，判了四甲。而哥哥苏轼答卷文思泉涌准确切题，录为三甲。

　　经过一阵喧嚣，苏轼苏辙哥儿俩总算有惊无险过了制科考试这一关，考完试了苏辙被任命为商州推官，任命诏书得知制诰起草签发，当时王安石正好任知制诰，看了苏辙的策论答卷后，坚决不肯发诏书。

　　王安石说了，苏辙这个人就像西汉奸臣谷永，绝不为这种人撰写诏书。

　　谷永是西汉成帝时期官员，依附王莽的叔叔权臣王凤，表面上上梳批评成帝奢侈好色，其实是在替王凤攻击皇帝以表明自己对其忠心。

　　王安石这可真是一石二鸟，表明是嘲讽苏辙，可暗地里又把宰相也嘲讽了一番，当时韩琦任首相，听说王安石的嘲讽后哈哈大笑没有在意。

　　韩琦毕竟还顾念当年在扬州上下级同事一场，没有深究。可王安石却铆定了苏家兄弟，坚决不为苏辙写诏书之后又看了苏轼的文章，说苏轼的文章全是些老掉牙的论调根本不值一提，他如果当主考官两人绝不录用。

　　也难怪，就在苏辙策论完成不久前王安石的《论时政疏》才上梳，高度类似的题材甚至把仁宗比喻成昏君都如此类似，苏辙一篇策论名动天下，自己收不到任何回应，王安石憋了一股气，看苏家兄弟俩谁都不顺眼。

　　朝廷安排不动王安石，只好派另一位知制诰给苏辙撰写了诏书。原本随着苏家兄弟外出做官，风波逐渐平息，可没想到敌对的种子已然种下，争斗将会贯穿三人接下来的人生。

　　王安石在首都的这些年，群牧判官做了，度支判官也做了，科举考试考官也做了，兜兜转转将近十年，却还只是个知制诰，升迁速度极慢，按照王安石的出身和杰出的政治才能，不该如此蹉跎，可屡次的辞官不受让朝廷和仁宗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个人淡泊名利，不需要再给他授予什么重要职位。

　　出任知制诰后，平时工作不多，不重要的王安石又被朝廷安排去兼职纠察开封邢狱，看看有没有什么冤假错案，来到开封府一翻档案不得了，王安石发现一件司法纠纷。

　　案件大概是这样的：开封一位少年养了一只鹌鹑用了斗鹌鹑，好朋友想要他不给，朋友之间比较熟于是把鹌鹑抢了就跑。少年在后面追朋友在前面跑，好不容易追上了少年上去就是一脚。

　　男同学们都比较了解，平时哥们儿之间打打闹闹你给我一脚我给你一脚都是闹着玩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可少年这一脚踹出去坏了，正中朋友心口，当时朋友就不行了。

　　本来只是嬉戏打闹没想到闹出人命，动静闹到了官府，开封府经过审理，少年杀人，杀人偿命。

　　王安石了解完案件过程后上梳弹劾开封府，说开封府渎职，判案不公。少年朋友公然抢鹌鹑这属于盗窃，而少年追逐朋友的行为是自卫，最后不慎将盗窃的罪犯杀死那也是正当自卫，不应判处死刑。

　　王安石这个论断未免矫枉过正了，少年跟朋友之间原本就是熟人，盗窃跟朋友之间的打闹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案件的焦点应当在于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上而非故意杀人与正方防卫上。

　　弹劾上到刑部和大理寺，经过两个专业司法机关研究，王安石弹劾不成立，宋代不存在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区别，杀人必须偿命，维持开封府原判。而且按照制度，上梳弹劾他人被证实弹劾错误的，要当面给当事人道歉。

　　王安石强硬得很，你说我错了我就错了？让我认错不可能，坚决不道歉。

　　当时的开封府知府是谁，那是后来在濮议中跟韩琦欧阳修斗的你死我活的御史中丞贾黯，贾黯这种强硬派一听，你王安石这么狂妄居然敢弹劾我开封府，弹劾失败还不道歉？我非要跟你斗一斗。

　　于是贾黯上梳弹劾王安石，接着谏官们也纷纷上梳弹劾王安石，面对强硬的两方，仁宗和宰相都无奈，出于爱才心切又不忍心贬谪王安石，最后仁宗发话，此事已了，双方都不再追究。

　　一桩司法纠纷看似结束了，可谁都没想到后来一场更大的司法纠纷即将到来，把所有人都裹挟进去。

　　嘉祐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即位。新君上台原本对王安石来说是个好机会，但就在当年八月，母亲吴氏病逝，王安石回江宁（今江苏南京市）守孝去了。

　　王安石在江宁守了三年孝，等守孝期满，中央已经又换了皇帝了，神宗即位，渴望变法图强的神宗皇帝其实已经久闻王安石大名，也想召王安石进京辅政，可王安石还是老样子，辞官不受。

　　求贤心切却吃了个闭门羹，神宗没有气馁，在韩维的建议下，神宗下诏任命王安石任江宁知府，你不是不做京官吗？我先任命你一个封疆大吏，这你不能拒绝吧。

　　宋代地方行政单位是路、州、县，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市县，而州这种行政单位非常特殊，相当于直辖市，中央直管，开封府、江宁府都是直辖市，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地位。

　　担任江宁知府半年后，神宗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这次王安石没有推辞。

　　翰林学士是皇帝身边高级政治顾问，按照官场惯例是可以直接升任宰执，权力不大但地位非常高，担任翰林学士的人都要时刻待在皇帝身边出谋划策，可奇怪的是王安石担任翰林学生之后仍然待在江宁，就是不进京。

　　神宗急了，张方平已经走了，朝中无人可用，正在心急如焚的时候韩维告诉神宗，对王安石这种旷世奇才，一定要拿出三顾茅庐的耐心。

　　于是神宗再次下诏，召翰林学士即刻入京上任，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这一次，王安石再也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进京面圣。

　　一般官员进京面圣都要排队等候召见，前面的人皇帝没见完后面的人要等着，王安石不一样，神宗一早就盼着见他。等王安石一到开封，没有任何等待，神宗直接官方插队召见了王安石。

　　两人谈了很久，王安石坦诚相对，讲了许多治国理政的方针，谈到最后神宗意犹未尽，王安石实在讲的口干舌燥，告诉神宗说回去上一份奏疏，详细阐述当前形式和应对措施，您且参考。

　　王安石回去之后撰写了一份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奏疏中，详细的阐述了北宋从真宗开始，经过仁宗英宗两代君主，已经严重积弱积贫，想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从选拔人才、改革科举、改革徭役、改革练兵制度和改革理财办法等多个方面着手解决。

　　这篇奏疏，也是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战略方向，神宗看后深以为然。

　　回到京城的王安石暂时担任翰林学士职务，原本应该马上着手处理国家大事，可没想到刚一上任，就又碰上一起司法纠纷。

　　登州一个农民叫韦阿大，夏天天气炎热，他为了避暑顺便看护自家农田，常常晚上住在田边茅草屋里。有一晚韦阿大正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茅草屋里冲进来一个人，对着韦阿大就是一阵砍，砍完就跑。

　　也不知道是凶手太过慌张还是韦阿大确实命大，第二天乡亲们早起干农活儿时候发现韦阿大满身是血倒在自己茅草屋里，赶紧慌慌张张把人抬回家，经过治疗，韦阿大捡回一条命。

　　毕竟是人命案，官府介入调查，最后调查结果是韦阿大的老婆阿云因为嫌弃自己丈夫长相丑陋，想要摆脱婚姻，对韦阿大实施的谋杀。

　　凶器也有，罪犯也认罪，此案很快结案。按照宋律，谋杀亲夫未遂等同于谋杀亲夫，而谋杀亲夫是十恶不赦的死罪，不参与任何量刑减免。

　　时任登州知州叫许遵，按我们今天的说法许遵是个坚定的废死派，一向主张少杀慎杀，只要能不杀尽量不杀。许遵经过深入调查，发现阿云嫁给韦阿大之前母亲刚刚去世，自己还处于守孝期，被家人包办了婚姻，而宋律规定守孝之人是不能结婚的。

　　此外阿云在官府问话期间就承认了自己实施了谋杀行动，而非刑讯逼供后招认，按照宋律规定，凡主动承认犯罪事实的都属于自首，而谋杀未遂的人只要自首，可以免除谋杀罪名，按照伤害罪来量刑。

　　所以许遵认为阿云与韦阿大的婚姻根本就不合法，属于非法婚姻所以就不存在“谋杀亲夫”的罪名，而且谋杀未遂之后存在自首情节，根据神宗即位后下发的敕令（可等同于法律补充条文）有自首情节的可减轻三等，拟判处阿云流放。

　　毕竟人命案事关重大，而宋朝人命案最终裁定权都在皇帝，许遵将案情和判决意见上报朝廷。

　　案件到了朝廷，刑部和大理寺经过研究，认为阿云的这种非法包办婚姻确实不适用于谋杀亲夫，但存在谋杀致人伤害的事实，拟免于处斩，判处绞刑留个全尸，上报给了神宗。

　　神宗看了奏疏，本着少杀慎杀的原则，大笔一批，阿云免死。

　　说来也是巧了，许遵由于地方上任职出色且多次侦破大案要案，就在阿云案上报没多久之后被提拔到了大理寺任大理寺丞，神宗诏书下来之后，按说也符合许遵之前上奏的判决方案，但许遵却不服，再一次上梳争辩，说阿云免死不应该是陛下开恩，而应该是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做出的判决，请刑部慎重考虑。

　　他主政大理寺，那大理寺就是他说了算，但还有刑部审刑院会审，所以必须让审刑院也同意他的说法，结果审刑院是死活不同意许遵的判决方案，意见只有一个，阿云可以免死，但只是因为神宗开恩，按律就是该死。

　　两边争论不休，又报到神宗这里，神宗不胜其烦，你们没完了是吧，我让翰林学士研究本案。

　　神宗把案件交给了翰林学士办理，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位翰林学士给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意见。

　　司马光支持刑部判罚，明确表示阿云虽然在守孝期结了婚没有办酒席和仪式，但两人就是事实婚姻，谋杀亲夫没得跑。宋律明确规定有自首情节的可以免除处罚的，仅适用于免除次要犯罪，只判处主要犯罪，谋杀亲夫未遂明显比故意伤害严重的多，根本不能适用这条法律，按律阿云就应该死。

　　王安石却坚持阿云不该死，坚持按照神宗敕令自首的人应当轻判，免除谋杀未遂按照故意伤害来判处，阿云免死。

　　实际上双方都忽视了，神宗的这道敕令的法律解释，是与宋律中关于故意杀人未遂自首的规定是有出入的，按照宋律，犯罪有自首情节的，可以免除次要犯罪只追究主要犯罪，故意杀人未遂且自首了，可以免除伤害罪名，不会免除你故意杀人未遂的罪名。

　　而按照神宗的敕令，故意杀人未遂自首，可以减轻三等按故意伤害判处罪行。

　　实际上，这就是北宋法学界也是我国法学界非常有名的法学问题“敕律之争”，后来的历朝历代对该案都有不同立场的解读也一直存在争议。

　　法学的问题暂时讲到这里，下面说说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位大佬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俨然把翰林学士院当成了辩论赛赛场，由于两人学识太渊博名气太大，导致其他人包括宰相们都插不进去话。

　　眼看着一场争论无休无止，神宗实在无法忍受，下诏按照王安石的意见判决，阿云免死。

　　所有人都被折腾的够呛，也见识到了司马光王安石两位神仙打架的威力，本以为神宗出面事件平息了，没想到接下来竟然是更加猛烈地火星撞地球。

　　阿云案刚刚消停不久，熙宁元年七月，河北发生水灾导致税收大减，于是首相曾公亮就上梳请求在南郊祭祀的时候，取消朝廷例行赏钱以减轻国库负担。

　　虽然是赏钱，可这赏钱可真不是小数，之前在真宗朝北宋一年赋税收入大概是6000多万贯，这个数字到了神宗朝也没什么变化，而南郊祭祀给文武百官的赏赐是接近2000万贯。

　　好家伙，一回赏赐掉国家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虽然南郊祭祀每三年才一次，但架不住花销太大啊，神宗看了曾公亮的奏疏后觉得挺有道理，但又觉得取消例行赏赐会不会引起百官不满。

　　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怎么办，还找高级政治顾问，把奏疏发到了翰林学士院讨论。

　　不用讨论，司马光和王安石当着神宗的面又掐起来了。

　　司马光先说了，宰相奏疏陈述的问题确实比较严重，赏赐已经影响了朝廷的收支平衡，但一下子全部取消又显得朝廷薄情寡恩，建议从高级别官员开始，多削减其赏赐，中下级官员维持原有赏赐不变。

　　王安石反驳了，说郊祀的赏钱才多少，多这2000多万贯钱也不足以国家富强，还有损朝廷威信，根本不用取消。为什么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那是因为主政大臣不善于理财。

　　接着王安石举了个例子，说常衮辞堂馔，当辞职，不当辞禄。

　　我解释一下王安石引用的这个典故，常衮是唐朝时的宰相，按照制度，唐朝在中书省为宰相设置的有机关食堂，菜品非常丰富，是御膳房专门制作的宰相工作餐。

　　时间久了，常衮就提出，国家现在刚刚经历安史之乱民生凋敝，我们更应该节省，然后提议取消机关食堂。

　　常衮这个提议惹得全体同事又是嘲讽又是愤怒，宰相们吃的虽好，才能吃几个菜？从宰相工作餐里省下来的那点儿钱还不够看的，根本就是小题大做，堂堂一国宰相，根本没必要也不应该去考虑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王安石说，提议取消郊祀赏钱就像常衮提议取消工作餐一样，根本没必要，像常衮这样做宰相的如果不能胜任，应该是辞职，而不是辞工作餐，国家根本不缺那点儿小钱。

　　最后王安石说了那句经典语录，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一听乐了，什么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当我没读过书？这不就是桑弘羊忽悠汉武帝的把戏吗？当年桑弘羊为汉武帝筹措军费，不惜搜刮民脂竭泽而渔，最后搞得国家天怒人怨，这就叫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我再解释一下桑弘羊这个典故，桑弘羊是汉武帝时候的大司农，西汉的大司农相当于今天的农业部长兼财政部长，任职期间通过推行出租公田、改革币制、将盐铁酒收归国家专营、土特产均输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西汉国库短时间内充盈起来，积攒了大量粮食。

　　卫青霍去病出兵大漠横扫匈奴，靠的就是桑弘羊给国家打下的家底，千里奔袭全靠粮草，没有桑弘羊，封狼居胥想都别想。

　　可改革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急于求成，基层官员野蛮执法，老百姓们反而负担加重，苦不堪言。到了汉武帝晚期，国内盗贼遍地，老百姓流离失所，桑弘羊的政策也因此饱受诟病。

　　当年司马迁评价桑弘羊就叫做“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现在王安石自己对号入座了，那最好，汉武帝最后那几年国家都成什么样了，你王安石心里不清楚吗？

　　司马光王安石两个人你来我往猛烈对喷，典故满天飞，旁人再次插不上话，到最后神宗表态，支持司马相公，该减的就减，节省是美德嘛。

　　然后转过身去，让王安石起草诏书，给文武百官所有人赏赐照旧，一分钱不少。

　　司马光再一次吃瘪，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当时百官奏疏送到中书，宰相们拟好批示后报呈神宗签批，神宗总会差人送到翰林学士院让王安石过目之后才肯签批，久而久之搞得大家意见都很大，堂堂宰相们居然还不如一个翰林学士重要，到底是翰林学士主政还是宰相主政？

　　百官的怨言是有道理的，名不正则言不顺，神宗一看大家都有意见对吧，那好啊，那就直接让王安石拜相吧。

　　熙宁二年二月，回京担任翰林学士不到一年的王安石升任副宰相，官拜参知政事。
　　王安石进入中书引起了宰相们的巨大不满，尤其以副宰相唐介最为严重。

　　当时的中书除王安石之外还有三名宰相，首相同平章事曾公亮、两名副宰相参知政事唐介和赵抃。

　　曾公亮的执政主张的稳定为主保持团结，尽量不没事儿找事儿，英宗搞濮议的时候谏官不就骂他尸位素餐吗？首相同志以稳定为主，虽然明知道王安石要变法，但为了大局为重他没意见，赵抃不待见王安石但人比较低调也没吱声。

　　枢密院那边长官枢密使陈升之那是王安石的朋友兼政治盟友，一向支持王安石，枢密院其他宰执一般不参与中书的事儿，所以看上去王安石的执政环境并不差。

　　可副宰相唐介却忍不了王安石，在讨论任命王安石人事任命的朝会上直陈王安石难当大任，不应进入中书。

　　神宗就问唐介了，说王安石不管是学问水平还是选贤任能都有一套，你为什么就觉得王安石当不了这个副宰相呢？

　　唐介回答说王安石虽然好学但思想顽固，根据他在朝堂上的论断，一旦他主政，一定会把政策搞得个天翻地覆，对国家没好处。

　　神宗一听要改政策正合心意，非常高兴，这就是他要的效果，反而更加坚定了任用王安石的决心。

　　唐介接着再说王安石什么不好神宗已经听不进去了，唐介见劝不动神宗只好作罢。

　　王安石进入中书后，提出先改革中书行政制度。当时朝廷下诏如果是皇帝的主意，一般是翰林学士拟定诏书，经过中书讨论会审签发再经皇帝签署下诏。如果是宰相们的主意，中书会审签发后也要给到皇帝签署下诏。

　　总而言之，无论是皇帝的主意还是宰相的主意，朝廷政令的出口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本人。

　　刚担任参知政事没多久，王安石就在朝会上提出改一改，朝廷这么多大小事宜事无巨细的全部由神宗亲自批阅审定根本没必要，提议部分小事交由中书直接下文决定。

　　提议是好的，毕竟文件太多皇帝也是走马观花大部分不怎么看直接同意中书意见就签发了，还不如把这部分权力让渡给宰相们。可这随之也带来一个问题，权力让渡出去了，宰相会不会专权？

　　相权与君权相伴相生，历朝历代君王对宰相都是一边倚重一边猜疑，从来都只听说皇帝授权给宰相，宰相直接问皇帝要权的，这还是第一次。

　　听到王安石的提议，神宗有些意外，一时之间不知道授权给中书合不合适。神宗还没反应过来，唐介已经不满了，直接反驳王安石，太宗朝时寇准擅自以中书名义下诏报复冯拯的事儿忘了？太宗皇帝还专门再三要求无论中书有什么意见一定要经过汇报之后，以圣旨名义下诏，祖宗之法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专权的帽子有点儿大，王安石没有继续坚持，神宗也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但唐介给自己使绊子的事儿王安石记住了，君子报仇睚眦必报，唐介你给我等着。

　　于是在接下来的朝会上，王安石与唐介展开了若干次对喷，由于王安石实在是学问高口才又好，唐宰相每次辩论没赢过，老人家六十多一把年纪了，气又气不过，一次对喷期间实在气不过了就重提旧事，说当年所有人都认为阿云该杀，就你王安石偏袒阿云判她活命，到底是何居心。

　　王安石也不跟唐介啰嗦，只是冷冷的答道，这件事经过圣裁已有论断，只要有再说阿云该死的官员全都是朋党。

　　神宗一听到朋党马上格外敏感，唐介原本只想说王安石专权，没想到反被对方扣了一顶朋党的帽子，气的说不出话来。

　　郁闷的唐介退了朝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没过多久背上生了个大疮一病不起，再没治过来就这样不行了。

　　别人说专权也好，排除异己也好，王安石已经顾不上了，变法迫在眉睫，必须立即行动起来。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担任副宰相的当月，与枢密使陈升之两人共同创立了新部门制置三司条例司，总领北宋帝国变法改革所有事宜。然后在接下来两年的时间里，制置三司条例司陆陆续续推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新法。

　　关于变法的具体内容和实施细则，可能一篇博士论文都论述不完，我就捡稠的捞，重点介绍核心的几条法令：
　　一、青苗法，这项法令规定，地方政府在每年春秋两季青黄不接的时候向农民发放贷款，农民拿到贷款后去耕种，然后每半年收获之后连本带息归还政府，利息两分，一年下来四分。
　　二、免役法，由于北宋民间除了赋税之外还有大量徭役要做，如修建工程征用民夫、政府粮仓看护征召看守、向朝廷上供征召押运人等等徭役，严重影响农民正常的农活儿，所以规定将政府所需徭役折合成钱，农民每年交钱免除徭役，政府用钱雇佣专人完成徭役工作。
　　三、保甲法，地方上老百姓每十户为一保，设立一名保长；每五保为一大保，设立一名大保长；每十大保为一都保，设立一名都保正。只要家里有男丁的都必须参与保甲，每户出一人，配备弓箭等轻型武器，农闲时集合训练，夜间轮岗巡查维护治安。

　　除了以上三项持续性全国大面积推广实施的法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局部实施或短期实施的法令如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保马法、将兵法等等法令。

　　从熙宁元年到熙宁七年这第一次罢相的这七年里，王安石倾注了他一生所有的精力才制定推行这些法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遭受了铺天盖地的指责。

　　首先是青苗法饱受诟病，青苗法实施之前，北宋各地农民遇上旱灾水灾粮食歉收青黄不接时只能去找地主借粮，当时市面上借粮都是高利贷，利率达到百分之百，灾情严重的还有百分之二百三百的。

　　青苗法实施之后，虽然一年两次放贷每次利率两分，一年总共四分，可也比高利贷动不动十分利低得多，而且青苗法规定，为了农民还款方便，可以自由选择归还粮食或者归还等价钱财两种方式，怎么方便怎么来。

　　怎么样，看上去无论如何都是为民谋利对不对，可为民谋利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青苗法在具体执行阶段走了样。

　　由于每个州每个县都有青苗摊派任务，属于官员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官员就挖空心思的要把青苗钱放出去，那么问题来了，借贷是一种典型的商业行为，直到今天现代社会银行还不能保证能把借贷工作一定做好，那一千年前的北宋地方政府怎么可能做得好？

　　我们知道，在借贷过程中最核心的工作就是风控，没有风控借贷迟早破产，北宋地方政府不是现代金融机构，没那么多风控措施，为了最大程度的降低风险，地方官员把青苗钱专挑富户放贷，而那些最穷的最需要青苗钱的人反而拿不到贷款。

　　原因很简单也很残酷，穷人拿了贷款不一定能还的上，凭什么贷给穷人？

　　好在王安石的团队还是很敏锐的，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只向富户发放贷款，青苗钱一定要发挥普惠的真正价值。

　　朝廷要求严格不能区别对待，地方政府又想了一招，把辖区内老百姓结成保对，每十户一保，一保中所有人借了青苗钱都由这十户中的富户作保，穷人还不上就由这个富户来还。

　　可问题是，富户又不是傻子，凭什么要为穷户作保？而富户本身常常又不需要借贷，这就导致富户的抵触心理极强，在政府的野蛮摊派和暴力催收下，大量富户在青苗法实施过程中破产，沦为穷人。

　　如果说青苗法只是导致了民间富户怨声载道的话，那么免役法除了引起了民间的非议，更是遭到了官场上大量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

　　免役法的初衷是让老百姓通过支付等额钱财的方式免去之前必须服的徭役，提高老百姓农业生产效率。

　　在当时徭役因为类型繁杂，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而且在服徭役过程中一旦涉及政府财务损失，要有服役者自行承担，比如守仓库的遇上小偷强盗了，得老百姓自己补足损失。押韵货物船翻了，也要由老百姓自己赔偿损失。这样一来不少老百姓根本无力赔偿，最后被迫倾家荡产偿还损失。

　　这样看来免役法是个保护老百姓的好法令，但问题是根据原来的法令规定，国家的官员们和有秀才身份的人是不用服徭役的，但是免役法出台后，无论原来是不是免徭役的人都要交钱。

　　李克强总理曾经说过，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免役法的实行遭到了大量官员、读书人的反对，这些人可不是底层农民不会发声，他们利益收到损失后大量上梳，弹劾免役法与民争利。

　　李克强总理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话：再深的水我们也要趟过去。

　　王安石就秉持了这样坚定的信念，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者，王安石没有丝毫退缩，顶着压力继续上。

　　与青苗法和免役法不同，保甲法看上去引起的争议相对少一些，也就是让老百姓自己训练训练巡逻巡逻，并没有增加额外的负担。可实施之后，同样是基层怨声载道叫苦连天。

　　保甲法的设置初衷是依靠老百姓自保减少地方上治安部队数量，减轻国家军事负担，但在实施过程中，保甲训练所用的弓箭等器材全部由老百姓自己出资购买。

　　此外，保甲还要经常性参与全国性的阅兵、大比武等一系列活动，又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生产生活，虽然朝廷对特殊活动都有额外赏赐，可赏赐下去的钱大部分被大保长都保正这些人捞走了，能惠及普通人的少之又少。

　　其他几项新法也或多或少存在争议，就这样执行了下去。那么光是说新法的这样不好那样不好，新法有没有好处呢？

　　好处太大了，在熙宁变法末期，据史料记载，青苗法每年收入约300万贯，免役法每年收入约1200万贯。

　　在神宗朝时，由于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问题长期累积，国家岁收已不足仁宗时6000万贯左右的岁收，但现在仅仅新法中两项创收的主要大法就给国家增加了25%的收入，换算到2021年，我国的GDP是17.7万亿美元，增加25%就是22.1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是23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王安石的改革措施放到2021年，我们就能打平美国，再给几年时间，非把美国甩掉不可。

　　你要是宋神宗，你怎么对待王安石？那不得当成信仰、图腾一样敬着吗？

　　皇帝支持是王安石能够把新法执行下去的重要原因，可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大，也逐渐让王安石吃不消了。

　　矛盾首先从王安石改革团队内部出现，想要改革，就一定要选拔意志坚定的改革派官员执行改革措施，王安石经过精心挑选，吕惠卿、章惇和曾布三人作为自己的助手，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

　　巧了，这时候之前在外做官的苏辙任期父亲病逝回家守孝刚好期满，回到开封述职，神宗直接就给他安排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了。

　　王安石对苏辙的到来表示大力欢迎，当年敢于直陈仁宗缺点的年轻人敢打敢冲，变法就需要这样的冲劲儿。

　　可苏辙还记得当年王安石对自己的挤兑，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故事仅仅存在于书中，成年人的世界所有恩怨没有那么轻易翻篇儿。

　　苏辙当时任司里的检详文字，负责所有法令条文的校阅。新法刚刚实行没多久，苏辙找到王安石，说青苗法实行以来利息太高，老百姓多有怨言，是不是先暂停青苗法？

　　王安石表面上应承了下来，但是之后依然大力推行，接着苏辙又找到王安石说，免役法也应该废除，农民本就应该承担徭役，读书人和官员本就不该承担徭役，结果现在所有人一视同仁都要交免役钱，这让天下的读书人怎么看待朝廷。

　　王安石这次继续冷处理苏辙，有意见是吧，有意见保留。

　　当时苏辙和吕惠卿两个人都是检详文字，苏辙一肚子牢骚，王安石就不再理他，单独去找吕惠卿商量各种具体执行措施和细节。时间久了苏辙觉得没什么意思，自己主动提出，新法有害于国家，你如果一意孤行那我就辞官，不玩儿了。

　　很快苏辙被贬出开封，到了陈州（今河南周口市）去做了个推官。

　　内部的分歧都在王安石的掌控之中，可来自外部的攻击却是变幻莫测，让人应接不暇。

　　熙宁二年六月，御史中丞吕诲上梳弹劾王安石。

　　吕诲在英宗朝濮议期间担任谏官，强烈反对英宗尊濮王为皇考，并且弹劾韩琦欧阳修两人是奸臣，神宗即位之后念及当年的谏官都是直言敢言的忠臣，纷纷都又召回来提拔，吕诲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拔当上了谏官老大御史中丞。

　　上朝之前吕诲遇见了司马光，司马光正要去给太子讲经筵，两个老朋友碰上了就聊了两句，吕诲说今天他要弹劾王安石这个大奸臣。

　　司马光一听愣住了，自己虽然不支持变法但对王安石本人还是了解的，王安石怎么可能是奸臣？于是劝吕诲，王安石刚刚担任副宰相正式神宗用人之际，何必去给皇上添堵。

　　吕诲可不管司马光的劝说，慷慨激昂一番，径自上朝去了。神宗一来，吕诲马上上梳，并且在朝堂上就着奏疏又是一阵慷慨激昂，说王安石是大奸似忠，欺上罔下，祸乱天下苍生的必定将是王安石，自己与王安石势不两立。

　　直接在上朝的时候撕破脸的，真不多，王安石哪受得了这份气，直接表示不干了，请求陛下将自己外放到地方上，还做地方官去。

　　好在神宗虽然年轻却意志坚定，朝上毕竟文武百官都在不好踩一捧一，安排两人等候诏令，等退朝之后下诏，将吕诲罢官，贬出了京城。

　　谏官针砭时疾可是有着光荣传统的，六月份吕诲刚因为上梳弹劾王安石被贬官，到了八月就轮到范纯仁了。

　　范纯仁也是英宗濮议时被贬到陕西任职，神宗即位后就把他招了回来。

　　陕西是北宋与西夏接壤的边境，范纯仁回来述职时神宗就问，关于陕西各州的城防、军队训练和后勤粮草等问题，没想到范纯仁回答态度恶劣，冷冷说道：

　　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粮储粗备。

　　职场上向领导汇报工作，一般都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尤其具体的问题一定要有具体的数据来支撑，范纯仁这个不带任何数据的敷衍回答，显然就是带着情绪的回答。

　　神宗愣了，范纯仁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大忠臣，怎么上来就给自己怼了一顿，忙问范纯仁，我对爱卿充满信任，怎么爱卿这样敷衍我呢？

　　范纯仁回答道，边防的事情陛下大概了解就够了，请求陛下不要过分重视边防，否则文武百官知道陛下重视国防，以后怕是会在国防军备上挖空心思的钻营，不利于国计民生。

　　说到这里范纯仁就有些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了，国家就是公司，皇帝和宰相就像是董事会，是负责战略的，百官就像是公司中层领导，是负责执行的。如今神宗和王安石都定下来的要富国强兵的战略，范纯仁不该对着干。

　　有宋一代皇帝鼓励大臣上梳言事，但上梳言事的前提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范纯仁此时只是个地方官，述职汇报地方边防状况，这有什么不应该的，怎么还摆起谱了呢？

　　好在神宗并不计较范纯仁的无礼，给他官复原职还担任谏官，没想到范纯仁刚刚走马上任，马上上梳一封，弹劾王安石变法敛财扰乱民生，致使天下百姓敢怒不敢言。

　　神宗真是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范纯仁这么轴，何必把他调回来做谏官，又安排范纯仁调任起居注，别再进谏了。

　　范纯仁虽然临时赴任起居注，可还是不忘提醒神宗王安石变法是邪术，王安石是小人，要神宗远离小人。

　　按照北宋进谏制度，凡谏官进谏的，皇帝批示后要转交给两府的宰执，由中书或者枢密院讨论谏官提议并提出解决方案。改革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神宗完全仰仗王安石贯彻新法，是对范纯仁不胜其烦，将他的奏疏全部压住不发。

　　神宗想保持和睦的朝政，范纯仁可不这么想，自古正邪不两立，范纯仁把给神宗所上奏疏全部又撰写了一便，单独又报给了中书。

　　范纯仁这种突破常规的进谏方式终于触怒了王安石，王安石找到神宗，怎么办给个话吧，今天有他没我。

　　神宗无奈的授意王安石，找个好地方安排范纯仁外放做官吧。

　　求仁得仁的范纯仁被贬出京，到了成都路任转运使。宋朝的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转运使相当于省长，范纯仁就负责成都及其附近州县的所有行政工作。到任之后，范纯仁安排管辖的成都路所有州县，不得执行任何新法。

　　消息传到朝廷，王安石再次大怒，按照制度给范纯仁定了个执行不力的过失再次将他贬谪到了庆州去当了个知州，范纯仁终于暂时消停了。

　　苏辙也好，范纯仁也好，虽然都有一定名气但毕竟只担任中层官员，鉴于宰执班子里中书枢密院两府都已经被王安石安排的明明白白的，那么全天下如今能跟王安石掰掰手腕儿的，也就只有司马光一个人了。

　　熙宁二年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集团的主要骨干之一吕惠卿展开了一场猛烈的对喷。

　　我们都知道司马光先生主持编纂了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治通鉴》，担任翰林学士其实就是因为资治通鉴已经基本编写完毕，神宗需要司马光拿《资治通鉴》当教材来给自己和太子讲学。

　　司马光也是有意思，因为又要完成最后的审定和日常的经筵，担任翰林学士后的工作非常忙，已经没空关心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了。但王安石的这一通折腾他原本是不赞同的，于是就在讲学的时候夹带私货，嘲讽王安石。

　　吕惠卿是嘉祐二年进士，三年地方官任期期满之后回京述职遇到了王安石，在交谈过程中对王安石的改革思想非常赞同。王安石创制制置三司条例司后就安排他入司任职，后来王安石还推荐他兼任太子中允，给太子讲学。

　　司马光是翰林学士，吕惠卿是太子中允，自然平时免不了打交道，熟悉了吕惠卿之后司马光发现这个人不是个好东西，于是就给神宗进谏，说王安石用了吕惠卿，吕惠卿是个奸邪，做了坏事连累王安石被天下人指责，陛下应该把吕惠卿赶出朝廷。

　　神宗只觉得吕惠卿有学问也有才干，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就给司马光打马虎眼，没当回事儿。

　　司马光倒是挺为王安石考虑，专门修书一封送给王安石，说吕惠卿这个人是个阿谀奉承的小人，他现在依附于你那是因为你对他有用，以后一旦你失势了，他肯定要出卖你。

　　王安石同样也没当回事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变法才刚刚开始，正是用人之际，怎么能自断臂膀。

　　只是王安石不知道，司马光这个人虽然顽固守旧，却对朋友非常讲情义，而且眼光很准。

　　他屡次提醒神宗和王安石弃用的吕惠卿，是个狠角儿。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经筵专题讲座开讲后，成为太子东宫的一门重点课，神宗自己也经常来听讲。

　　司马光在讲到汉朝的时候就说了，汉高祖建立大汉，后来汉惠帝汉文帝相继即位，宫廷政变一出接一出，但国家很太平，主要是因为曹参接替萧何任丞相之后政策法令稳定，没有发生变动。

　　神宗就问了，两汉四百年难道就一直按照萧何的法令运行吗？不需要适当调整吗？

　　司马光回答说，不仅仅是汉朝，上古时代的夏禹商汤周文这些贤明君主制定的法令，如果一直传承到今天，照样可以确保我们国家太平。汉武帝取消汉初法令之后，国家盗贼遍地百姓民不聊生，这就是新法惹的祸啊。

　　既然是讲学，那讲师之一的吕惠卿自然也是参加的，吕惠卿越听越别扭，说好的讲学怎么讲着讲着开始指桑骂槐了？

　　于是吕惠卿反驳司马光说，两汉的法令，有一年一变的敕令，有五年一变的官员考核制度，还有三十年一变的刑罚制度，大大小小的调整很多，怎么到了司马学士这里就一成不变了？您是在讽刺朝廷新法呢？

　　神宗对两汉的变法不熟悉，就问司马光，司马光被吕惠卿拿史实骑脸怼搞得很没面子，转移话题问吕惠卿，三司管钱管的好好的，你们搞个制置三司条例司出来干什么？是不是想夺权？

　　吕惠卿毫不客气，回怼司马光，您现在是翰林学士侍讲，主要工作是给陛下和太子讲学，如果对新法有意见可以上梳，但借着讲学的机会讽刺新法，您这侍讲工作做的称职吗？

　　司马光彻底爆发，王安石给我对喷也就算了，你吕惠卿算什么王八犊子，也配跟我辩论？于是向神宗请罪，自己一早就把对新法的意见上梳给了陛下，现在受到吕惠卿无端攻击，都是自己的错，请陛下问罪。

　　神宗一看气氛火药味儿十足，连忙打圆场，让两方都算了。旁边其他听讲的大臣也帮忙劝和，学士不要争论了快讲学吧。

　　可司马光可不会算了，又问吕惠卿，青苗法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基层官员催收逼得多少人流离失所，这就是新法的目的吗？

　　吕惠卿解释说政策制定时只是提供青苗贷款，没有强制摊派，可能存在一些基层官员暴力执法，但青苗法的出发点不强迫百姓贷款。

　　司马光终于抓住个新法的漏洞，说无论新法旧法，关键还在于执行法令的人，只要能把人管理好，让基层官员都恪尽职守，那就算是旧法也能让国家富强。

　　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把好人逼成坏人。司马光的这种论调显然违背了人的本性，人都是趋利避害的，不用制度而仅凭教育感化来让所有人都各司其职恪尽职守，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吕惠卿还想接着说被神宗示意不要再说了，又安慰了司马光几句，总算平息了两人的争吵。

　　除了朝中反对声音巨大之外，退休的老宰相们也都反对新法，富弼、欧阳修和韩琦纷纷在外地上梳，请求废止新法。

　　没想到吧，当年跟着范仲淹一起搞庆历新政的改革家们，如今都成了新法的反对者。

　　其实庆历君子们也并非无脑反对改革，而是觉得王安石用力过猛，新法太过苛刻，建议朝廷从长计议，徐徐图之。

　　毕竟都是有识之士，也明白改革对国家的重要性。可问题是堂堂大宋帝国，真的有时间来从长计议改革吗？

　　神宗即位后，北宋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家刚刚办完仁宗的后事又马上要办英宗的后事，连续给两位皇帝修陵，搞工程那是要花钱的，国库已经没钱了，英宗陵寝就因为没钱拖了很久，最后神宗不得不下令从简治丧才得以完工。

　　英宗在世时还要给自己亲爹濮王修陵园修庙，到了神宗这儿，全部砍掉，没钱。

　　是神宗不想孝顺先人吗？是因为国库已经完全无法承担了。公司没钱会破产，国家没钱就要灭亡，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神宗其实看的非常透彻。

　　国内财政紧张，边境军事压力巨大。北边的辽国和西北的西夏，都是神宗的心病，恢复汉唐旧疆不是喊口号，首先就要除掉这两块心病，想要除掉这两块心病就要打仗，打仗就要花钱。

　　事实证明，只要有钱，而且把钱花到了对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效果。就在变法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压力重重的情况下，西北河湟地区传来的一次次的捷报，给变法打了一剂强心针。

　　辽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和西夏占据的西北州县都是汉唐旧疆，两国相比起来，明显西夏国力要弱的多。学习考试讲究先易后难，收复故土也是一样的道理，神宗的战略意图里，消灭西夏、收复西北国土是第一个里程碑。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陕西边境基层官员王韶的上梳《平戎策》引起了神宗的注意。

　　王韶根据自己在陕西的实地考察，在《平戎策》里提出，西夏近年来屡屡侵扰南侧吐蕃诸部，这些吐蕃小部落居住分散，实力弱小，一旦被西夏控制将从西直接攻击陕西州县。而这些吐蕃部落控制的河州（今宁夏临夏县）、湟州（今青海海东市）水草丰美，是战马的重要产地。朝廷如果出兵攻占，一方面可以开垦农田饲养马匹，既有经济利益也有战略价值；另一方面还能对西夏采取包围之势，从东侧南侧和西南三个方向合围西夏。

　　神宗心动了，西夏王朝从李元昊立国以来经历了三代皇帝，当时是年仅七岁的小皇帝李秉常在位，母亲梁太后摄政。西夏虽大，但多数国土是大漠戈壁，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却集中在与北宋接壤的夏州银州凉州几个州县，西夏如果出兵占据河湟，就可以直接向东攻打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北宋如果占据河湟，就可以向东北攻打凉州。

　　凉州是河西走廊上的重要城市，凉州一旦陷落，西夏在河西走廊以西的所有城池将失去仰仗，失去半壁江山。到时候仅仅剩下李继迁起家的定难五州，消灭起来就容易多了。

　　《平戎策》上梳不久后，王韶接到了朝廷的敕令要他进京面圣，在开封，他见到了神宗和王安石，并将自己的战略思想详细的介绍了一番，得到了两人的认可，在王安石的安排下，王韶出任秦凤路经略。

　　秦凤路是北宋陕西地区最西侧的一路，北边是西夏，西边是吐蕃，王韶来到秦凤路，开始实施他的战略。

　　王韶虽然对军事战略分析的鞭辟入里，但其实并不是职业军人，而是个实实在在的文官。仁宗嘉祐二年，二十七岁的王韶进士及第，到江西一带任职主簿、参军等职务，基层三年任职期满之后参加制科考试失败，王韶没有等待朝廷给他任命其他地方官职，而是独自上路到陕西边境考察国防去了。

　　幸运的王韶凭借着自己对国防事业的热爱和对边境形势准确的分析赢得了王安石和神宗的支持，王韶到了秦凤路之后没有一上来就开打，而是先搞城防，把边境的渭州荆州两座城加固增兵，招降边境的吐蕃难民。

　　王韶的做法很快引起了当地官员的反对，秦州知州李师中就直接上梳朝廷，说王韶大兴工事劳民伤财，希望朝廷能尽快阻止。

　　朝廷确实很快，诏令李师中调任舒州。

　　李师中走了之后秦州来了一名新知州叫窦舜卿，窦知州到任没多久上梳弹劾王韶，说王韶执行方田均税法时候存在舞弊情况。

　　奏疏报上去，朝廷诏书依然很快，贬谪窦舜卿到其他州任职。

　　王安石用实施行动告诉王韶，朝廷对你的战略规划非常信任，不需要有什么后顾之忧。

　　在王安石的支持下，王韶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征讨的第一个对象是吐蕃俞龙珂部。熙宁四年八月，王韶率贴身护卫到俞龙珂营地单刀赴会，向俞龙珂陈述了北宋的战略思想，劝俞龙珂加入自己，共同对付西夏。

　　吐蕃诸部几十年来被西夏打的流离失所，很多部落早就厌倦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听到王韶的一番话，俞龙珂表示非常认可，跟王韶彻夜长谈，第二天号令全部落，部族共计12万余人跟随王韶一起到秦州内附，做大宋子民。

　　古代社会人口就是最大的财富，王韶不战而屈人之兵，还给国家增加了这么多人口，并非仅仅依靠个人魅力，与北宋的国际形象是分不开的。

　　俞龙珂内附时提了个要求，说自己部族老早就听说御史中丞包拯大人的名字了，崇拜已久，请朝廷赐给部族姓包。神宗十分感动，准奏，给俞龙珂赐名包顺。

　　青天包拯代表了国家形象，而国家的伟大形象又感召了周边部族，王韶首战告捷，开了个好头。

　　旗开得胜的王韶没有急于用兵，而是消化吐蕃内附的部落，练兵备战，直到一年后的熙宁五年八月，才开始出兵，一路向西征讨，连破吐蕃诸部，占领河州（今宁夏临夏县）、岷州（今甘肃岷县）。河州一带的吐蕃首领叫瞎药，王韶占领河州之后前来归附，也向朝廷求名，朝廷为了鼓励归顺，也给瞎药赐姓包，改名包约。

　　河、岷两州归附北宋后，附近的宕州（今甘肃宕昌县）、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叠州（今甘肃迭部县）三个州的吐蕃首领也献城投降。到熙宁六年九月，王韶已经在西北拓边千里，为国家新增了五个州的领土。由于地方太大，朝廷给这五个州统一设置了一路，就叫熙河路，王韶兼任熙河路经略。

　　北宋的一路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王韶三年时间给国家新增了一个省的国土，消息传到开封，举朝振奋。朝廷诏令王韶进京述职，顺便表彰他在西北的军功。

　　王韶离开西北不到两个月，当地的吐蕃部落就开始反叛。吐蕃一个叫做木征的部落首领，之前屡次被王韶打败，后来自知打不过宋军便退的远远的不敢招惹王韶。

　　王韶一走，木征就回过头来反攻，鉴于之前在河州被王韶打得比较惨，木征选了岷州进攻，没想到岷州的守将高遵裕是个狠角儿，一顿猛锤把木征又给揍了一顿，没办法木征再一次跑路，回到河州城下围困守城宋军。

　　木征不敢打河州，不代表别人不敢打河州，吐蕃另外一个部落将领青宜结鬼章率部进攻河州，河州守将景思立轻敌冒进，出城与吐蕃军决战，结果战死在城外的要塞踏白城，宋军残部退回到城内固守。

　　王韶从朝中回来之后得到景思立战败阵亡的消息，马不停蹄直奔河州，率军两万在河州外围将附近定羌城吐蕃驻军一举歼灭，木征平时与宋军交战，定羌城是他一个固定的大后方，后方失陷只有退兵。

　　木征退了，王韶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趁着木征退却的当口在河州城外踏白城处设伏，出其不意发起进攻，木征猝不及防全军大乱，被王韶阵斩八千多人。

　　木征常年征战，部族早已困苦不堪，这次一次性被杀八千多人，牛马牲口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实在顶不住了，给王韶上表，领着八十多个酋长到王韶阵中请降，既然愿意投降那就不打了，王韶派人把木征护送到开封面圣，熙河路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俞龙珂归附，木征投降，到了熙宁九年，之前击败景思立的吐蕃青宜结鬼章部又被内附的吐蕃守将兰毡纳支大败，至此西北熙河路一带几个重要的吐蕃部落残的残降的降，熙河路正式成为北宋稳定统治的国土。

　　收复熙河路故土，对北宋而言意义重大，一方面实现了王韶三面包围西夏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减轻了陕西的军事压力。过去陕西一方面要提防北方西夏的进攻，另一方面还要承受西部吐蕃的骚扰，熙河路的设立，将熙河一带的吐蕃诸部牢牢地控制在北宋手中，使得陕西民生和经济都有了明显增长。

　　可能我们现代人无法体会那种感觉，在没有熙河路的时候，西安就是个边境城市，老百姓要经常做好抵御外敌的准备，而有了熙河路之后，这种危机感至少减轻了一半。
　　此外，熙河路的设立还让中断已久的丝绸之路重新开张，传统的丝绸之路是从祁连山以北的山脚下通行，由于西夏的阻隔，西域诸国无法通过传统河西走廊进入北宋。

　　而熙河路的占据使得西域诸国可以从玉门关处绕行祁连山南麓，经过熙河路进入北宋，史书记载，自王韶收复熙河路之后，来往于此的西域回鹘、大食等国商队大增，北宋帝国俨然重拾当年汉唐雄风。

　　按道理说，以当时熙河路的形势，下一步要么北上收付青海打通玉门关，要么东进占据凉州斩断西夏与河西的联系孤立其定难五州，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所有行动全停了。

　　因为王韶的战略依靠，当朝宰相王安石罢相了。

　　王安石的罢相其实早有征兆，以北宋的政治传统来讲，王安石能够在朝中主持变法多年屹立不倒才是奇迹，而这个奇迹最终也没能抵挡得住政治环境的恶化。

　　熙宁三年二月，已经出任地方的前任宰相韩琦上梳，提出了在他辖地的河北地区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青苗法是按百姓的贫富程度划分成五等来发放贷款的，最富的一等户放贷额度最高，最低的五等户放贷额度最低。

　　金融从业者都了解这么一个原则，那就是为了控制风险，越是还款实力强的越要给予其大额贷款，而越是还款实力弱的越要减少对其的贷款额度。

　　而青苗法，说白了就是国家主导的一项金融政策，既然是金融政策就必须要遵循金融风控的原则，可问题又回来了，国家跟金融机构能一样吗？金融机构嫌贫爱富，具有天然的逐利性，而国家是要控制贫富差距的，天下苍生必须一视同仁。

　　韩琦在奏疏的最后提到，河北地区大量富户借到贷款之后自己用不上，就把贷款又放给穷人，穷人还款时候就要还远高于青苗法的利息。原来只是富人盘剥穷人，现在政府在里面插了一脚，变成了政府和富人一起盘剥穷人，民不聊生。

　　韩琦对英宗和神宗有恩，神宗一向很尊重韩琦，奏疏也很重视，把奏疏拿到中书给宰执们看，说韩琦这份奏疏反映了一些问题，青苗法在地方上的推行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

　　王安石一听就不乐意了，合着我在这儿辛辛苦苦的搞变法，神宗您听到前朝老臣上梳就开始动摇了，反驳神宗说就算是青苗贷款强行摊派下去，总的来看对国家还是利大于弊，怎么能因为一点儿反对声音就打退堂鼓呢？

　　眼见神宗有所动摇，气愤的王安石称病不朝了，神宗考虑再三，下诏要求废止青苗法。正常情况下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宰执的商议之后才能颁布，宰执里的主心骨不在，神宗不敢擅自做主，于是就叫副宰相赵抃去请王安石回来上班。

　　王安石拗得很，你不是动摇了吗？我不玩儿了，上梳一封请求罢官离京。

　　神宗就算再怎么动摇也不能没有王安石，为了劝慰王安石，神宗找来翰林学士司马光替自己写一封诏书表明对王安石的信任，宰相大人你赶紧回来吧。

　　神宗真是找对人了，作为王安石执政的死对头，文采飞扬的司马光先生可毫不客气，诏书里夹带私货，狠狠的嘲讽了王安石一番，说王安石搞变法搞到一半，把国家搞得鸡犬不宁百姓遭殃。

　　要放一般人写一封不痛不痒的诏书、，王安石估计看了之后不会当回事儿接着装病，可司马光的嘲讽太深刻了，给王安石惹毛了，马上就回了一封奏疏针对嘲讽一一辩解。

　　神宗收到王安石的奏疏一看满腹狐疑，怎么奏疏里言辞这么激烈，再回头一看司马光给自己代笔的那封诏书全明白了，司马光这货是在嘲讽王安石呢，赶紧又亲自写了一封诏书给王安石赔不是，解释上一封诏书是司马光写的不是自己本意，以后一定自己亲自拟定诏书。

　　君臣二人经过这一番波折，双双哭笑不得，原来是司马光在中间煽风点火，司马相公这么一拱火，反而让王安石神宗一致把枪口对准了司马光的旧党，君臣之间也消除了误会，王安石又回到朝中继续主持新法。

　　惨遭司马光戏耍之后，王安石提高了警惕。正巧这时候老宰相富弼彻底辞去了相位出任地方，枢密使陈升之进入中书任次相，枢密院依次递补后空出了职位。虽然司马光屡屡反对变法，但国家需要不一样的声音，高层执政集团也需要不一样的声音，神宗想提拔司马光进入宰执担任枢密副使。

　　王安石找到神宗，劝神宗说司马光表面上劝谏皇帝，其实都是给下面的官员做样子看的，只不过是沽名钓誉而已，让他发发牢骚上上奏疏可以，但让他进入宰执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他不行。

　　王安石觉得司马光不行，司马光觉得王安石瞎搞，使者把枢密副使的任命诏书给司马光送了九次，司马光上梳拒绝了九次，在奏疏里推辞说，编修史书、做学问、提意见，这些自己都擅长，但是真正让自己进入宰执担任枢密副使，那陛下你先把新法废除了再说。

　　在王安石的极力反对下，司马光最终没能进入宰执，熙宁三年九月，眼看阻止新法无望的司马光连续上梳辞官外放，神宗多次挽留无果，安排司马光出任陕西永兴军地方长官。

　　司马光离开不久，曾公亮以年老提出辞官，接着陈升之母亲去世回家丁忧。到了熙宁三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首相，经过多年的改革和政治斗争，王安石站到了大宋政治舞台的权力巅峰。

　　升任首相后的王安石更忙了，新法本身需要加大推广力度的，地方上的新法执行的不到位的，朝廷里对新法有意见的等等都需要他去处理。

　　新法的执行有吕惠卿等得力助手分工协作，而王安石要把朝中的反对声音及时扑灭，在司马光离开中央之后，反对新法最大的刺儿头就是苏轼。

　　苏轼与苏辙兄弟自幼出生成长在四川眉州，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非常重视两兄弟的教育，从小教育两兄弟各种古籍经典，两兄弟学习方面天资聪颖，有如神助，尤其是苏辙，读完一本书可以轻松复述，过目不忘。

　　天才兄弟一路读书升级，嘉祐二年父亲苏洵带着两兄弟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二十岁的苏轼和十七岁的苏辙双双进士及第，而且都名列甲等，一下子名动天下。

　　三年后的制科考试，由于苏辙极富争议的文章还引发了朝廷多为大佬激烈争论，最终两兄弟制科再次双双高中，苏轼还取得了百年了第一回制科三甲的好成绩。

　　在这样的基础上，两兄弟的仕途前景不可限量。而由于反对新法，苏辙在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后没多久便被贬官外放，苏轼此时担任阁臣，虽然不直接参与变法具体事宜，但对新法仍然持反对态度。

　　在变法的过程中，除了王安石受到无数攻击外，神宗也承受了许多压力，从后宫到朝廷再到宗室，不少人质疑神宗改变祖宗法度，违背轻徭薄税的传统。为了坚定改革决心，王安石向神宗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理念，想要变法，就一定要乾纲独断坚定的执行下去。

　　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理念完全不认同，在一次科举考试的策论中，苏轼担任考官，就出了一道策论题目，说司马炎独断专行伐吴最终统一天下，苻坚独断专行伐晋最终身死国灭，大家论述论述这君王独断专行是不是对国家有好处？

　　王安石变法以来，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亲自主持编纂了《三经新义》等著作，并明确将著作作为科举考试的参考书目。书中均体现了改革变法的思想，为的就是让天下读书人都成为王安石的门生，都认同变法图强的思想。

　　苏轼这种夹带私货的行为显然是王安石不能忍的，为了防止苏轼在教育领域搞小动作，王安石安排亲信弹劾苏轼。

　　谏官们罗织了一堆罪名弹劾苏轼，经过朝廷调查全都不属实，但是苏轼深切感受到了王安石的敌意，惹不起我躲得起，苏轼本身对位极人臣也不是很热衷，于是自请罢官外放，去了杭州担任通判。

　　除了司马光、苏轼这样旗帜鲜明的反对新法外，新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熙宁六年下半年，北宋发生了大旱，大量田地歉收，百姓流离失所。神宗下诏求言，新法骨干成员、时任三司使的曾布上梳，称新法中的市易法对百姓盘剥过重，请求罢黜市易法。

　　奏疏一上就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还改革呢，新党内部就出了叛徒，大家都等着看王安石笑话。神宗不表态，把奏疏转给中书处理，王安石气的大骂曾布，曾布自知理亏，只好自请罢官离开朝廷。

　　王安石在朝堂上高接抵挡，不停化解着旧党的攻击和内部的分裂，但神宗毕竟年轻，在旧党软硬兼施下逐渐动摇了。

　　熙宁年间，仁宗皇帝的皇后曹太皇太后依然在世，太皇太后对新法非常反感。神宗与弟弟岐王赵颢在一次给太皇太后请安时，太皇太后就劝神宗，祖宗法度不能轻易改变，听说青苗法免役法搞得民怨沸腾，最好还是废除。

　　神宗赶忙解释，都是利国利民的法令，没有加重百姓负担。

　　太皇太后又说，王安石这个人确实能力很强，但是在朝中树敌太多，皇帝如果想保全他，不如先暂时将他外放避避风头，等朝政稳定了再回来。

　　神宗一听就急了，王安石是变法的顶梁柱，想要变法图强富国强兵，没有王安石是万万不行的。

　　岐王在一旁看哥哥跟奶奶你一言我一语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好心劝神宗，太皇太后说的话，陛下不能不慎重考虑。

　　谏官们骂，地方官反对，老宰相们也都反对，太皇太后也在施压，神宗一直处于一种精神压力极高的状态，奶奶教育我也就算了，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当弟弟的也来说我两句？

　　神宗怒斥岐王，是我败坏天下，你岐王来做皇帝吧！

　　岐王吓得跪地大哭请罪，陛下何必如此生气。

　　一场例行的请安，以太皇太后、神宗、岐王三人不欢而散结束。

　　后宫的压力虽大，却还不足以改变神宗变法的决心，直到后来神宗看到民间疾苦时方才真正动摇。

　　动摇神宗的这个人名叫郑侠，时任开封安上门门监。

　　郑侠年轻时就与王安石认识，王安石欣赏他的学识多次嘉奖鼓励，后来宗治平四年考中进士入朝为官。熙宁变法后王安石提拔郑侠进京为官，但郑侠在地方上做官的几年目睹新法扰民，成为了新法的反对派，对王安石的提拔坚决拒绝。

　　王安石好不容易培养起来一个嫡系，就这么成了敌人，只好把郑侠贬官打发他去做了个闲职，给首都看大门去吧。郑侠任门监之后没有消沉，仍然经常给朝廷上梳新法的弊端，其中一些建议也确实得到了王安石的采纳。

　　但郑侠的目的明显不仅仅是新法的部分调整，而是全面废除。熙宁六年旱灾期间，神宗愁眉不展，以为是新法触怒了上天。王安石安慰神宗说，水灾旱灾都是常见的自然现象，就算是尧舜在位的时候也有过灾情，现在发生旱灾我们应当尽力救灾来渡过难关。

　　神宗一边担心着是不是自己皇帝职责没做好而被上天怪罪，另一边郑侠就上梳了。因为长期驻守城门，郑侠目睹了旱灾以来城外大量流民路过，将流民画成了一幅画，起名《流民图》，然后连同弹劾新法的奏疏一起上梳了。

　　正常情况下，所有上梳都要经过中书才能呈给皇帝，郑侠的上梳毫无意外的被中书扣了下来。不过郑侠有办法，他不是管首都大门的吗，给传令兵假传军令说是紧急军情，必须马上上奏神宗，于是这幅《流民图》最终来到了神宗面前。

　　史书记载，神宗看了《流民图》之后，连声叹气，把画拿回后宫晚上接着看，一整夜都没睡。

　　中国古代社会，只要不是个别丧心病狂的，皇帝们基本上都是非常爱惜老百姓的。郑侠用《流民图》击中了神宗爱民的心，接着又用毒誓导演了一出天人感应的戏码，让神宗不得不敬畏。

　　郑侠在奏疏中说，天下大旱，这是上天在怪罪陛下推行新法，请陛下废除新法，自己以性命担保，只要新法废除，十日内天不降大雨的，请求把自己推出宣德门斩首。

　　神宗畏惧了，第二天下令青苗法、免役法暂停执行，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废止。

　　新法停止的第三天，天降大雨。

　　天不佑大宋。

　　这场大雨改变了神宗对于富国强兵的战略思考，也浇灭了王安石的改革热情。面对着矛盾几乎已经无法调和的朝堂，王安石上梳请辞，神宗再三挽留不住，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辞任首相离京赴江宁任职。

　　王安石的离开让神宗顿感失落，与绝大多数君臣关系不同，王安石与神宗这一对君臣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绝无仅有的彼此信任的君臣。

　　伊尹、霍光名气那么大，在朝中说一不二，可身后被无数君主立为反面典型，王安石的行为其实已经接近于一个权相了，但神宗对他的信任自始至终都没有动摇过，哪怕再天怒人怨的情况下，神宗动摇的也只是改革变法本身的战略，对王安石从未有过怀疑。

　　王安石虽然离开了身边，可自己亲手开启的国家新面貌不能轻易放弃，在短暂的停摆后，新法很快全部恢复执行。

　　新法的开创者和执行者虽然是王安石，但背后最大的后台其实是神宗，神宗不仅支持王安石的政策，也支持王安石选用的人才，朝中吕惠卿、章惇等新法骨干不仅安然无恙反而愈加重用。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章惇升任三司使。

　　除了在朝中的支持，边境的支持也同样给力，王韶在中央鼎力支持下熙河地区一路胜仗打下来给国家增加上千里疆域，接着通过多次平叛招降，把当地局势稳定了下来。

　　西北的局势虽然稳定，南方的边境局势却恶化了起来。

　　当年狄青平定侬智高叛乱时，交趾李朝皇帝曾经多次上梳，请求派兵帮助北宋共同平叛，被狄青一律回绝。

　　趁着我家叛乱你进来浑水摸鱼，打的什么主意当我们不知道吗？狄青秋风扫落叶干掉了侬智高，交趾没捞到半条鱼。愿望落空的交趾皇帝李德政怀恨在心，狄青班师回朝后，不停的在边境搞小动作。

　　为了震慑交趾，从仁宗嘉祐年间开始到英宗治平年间，北宋中央政府先后在南方边境举行了两次大规模阅兵式，宋军声势浩大军容严整，每次阅兵之后交趾都怂好一阵子，不敢在边境闹事。

　　看来军事演习确实有用，难怪直到今天我们还经常在台湾海峡搞军事演习。

　　神宗熙宁年间，当年跟侬智高打的你来我往的交趾皇帝李德政已经病死，在位的皇帝孙子李乾德，这交趾好像不懂礼法，基本的名字里避讳都不搞。李德政李乾德，祖孙俩名字类似，治国思想也类似，都推崇军国主义，李乾德在位期间重用太尉李常杰，更是主张对宋采取强硬措施。

　　熙宁八年十一月，交趾以王安石行青苗免役之法荼毒百姓为名，兴兵十万大举进攻广西。

　　交趾皇帝李乾德的胆识和气魄，让人担心他能不能留个全尸。

　　交趾大军水陆并进，由太尉李常杰亲率水军，几日内连下钦州（今广西钦州市）、廉州（今广西合浦县）等州县。大将侬宗亶率领陆军围攻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广西形势岌岌可危。

　　邕州城告急，广西都监张守节率军迎战交趾，张守节毕竟手里只有一路兵马万余人，不敢跟交趾军决战，但前线告急又不得不救援，就在这种犹豫不决中被交趾攻陷了昆仑关。

　　天险一旦失守再想夺回了无异于虎口拔牙，张守节又不是狄青，进军到昆仑关时发现天险已失被迫迎敌，最终全军覆没，张守节战死。

　　张守节的战死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后果，就是大量宋军被交趾军俘虏，邕州的城防工事等机密全部泄露。

　　当时守邕州的是邕州知州苏缄，交趾军围困邕州一个多月，苏缄领导城中军民拼死抵抗。敌人搭云梯过来，苏缄就组织守军烧毁云梯，敌人顶着牛皮挖壕沟，弓箭射不透，苏缄就命令守军趁敌人挖到城下时淋热油下去然后扔火把下去烧。

　　苏缄使出了浑身解数保卫邕州，可在昆仑关被俘的宋军指挥下，交趾军又找到了新的办法，在城外多处堆土堆，直接堆到城墙上，然后交趾军长驱直入，守军再也抵挡不住，苏缄眼见大势已去，自杀殉国，邕州陷落。

　　交趾拿下邕州之后，因为苏缄抵抗太过强烈，产生了严重的报复情绪，竟然屠了邕州城。

　　仗打到这份儿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朝廷派郭逵任宋军主帅，南下迎战。

　　郭逵是军旅世家，早年在陕西戍边，跟随范仲淹抗击西夏，领军才能受到范仲淹赏识，此后被多次提拔。宋夏议和后，郭逵在国内多次率军平叛，神宗即位后，宋夏关系紧张，郭逵跟随韩琦在西北防备西夏。

　　从之前狄青的经历来看，西军将领南下打仗，基本就是降维打击，虐菜，这次也是一样。

　　郭逵率主力三十万大军十二月到达广西前线，交趾很有自知之明知道打不过，赶紧全线收缩，之前占领的钦州廉州邕州都不要了，撤，撤回到广西以南。

　　辽国西夏是怎么打仗的？交趾又是怎么打仗的？就你小小的交趾也敢兴兵讨伐大宋？不好好教训教训交趾，李乾德恐怕还会以为自己才是天朝上国。宋军副将燕达一马当先，率军打出国境线，攻下当年侬智高的老家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

　　燕达跟郭逵一样也是西军出身，熙宁初年跟随王韶熙河开边打趴了木征，周边部落全部打服之后协助王韶负责熙河路防务，也是当时的名将，为了确保一战决胜，朝廷特意派他协助郭逵共同出征交趾。

　　打又打不过，退又退不及时，慢慢腾腾的交趾军主力在决里隘（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南）被宋军追上，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开打。

　　交趾军派出象兵迎战，郭逵一看大象来了正中下怀，神臂弓就是伺候大象的，安排先锋部队神臂弓万箭齐射，大象吃痛转头向交趾军奔去，交趾军大乱，宋军趁机掩杀，拿下了机榔县（今越南谅山省高禄县）。

　　交趾一败再败，李常杰率军退到富良江边，交趾军退到富良江南岸，把战船停在江上堵住路，宋军追过来被战船挡住渡不了江。

　　郭逵派燕达领了一支偏师装作渡河，宋军主力藏在后面。交趾军一看燕达部队人少，就派人把战舰开走然后大军集结渡河迎战。交趾军此前屡战屡败，这次求胜心切士气昂扬。

　　眼看着交趾军就要渡过富良江了，郭逵不是宋襄公，不会等着对面过河列阵，号令全军冲击，李常杰一看傻眼了，没想到河北岸埋伏着宋军主力，再一次大败。

　　富良江之战交趾一败涂地，李乾德的太子随军战死，多名大将战死，经此一役交趾几乎已经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李乾德慌了，赶紧给郭逵上降表，表示愿意割让广源州五州之地给宋朝，以求两国讲和。

　　交趾愿意当南宋，北宋却不愿意当金国。郭逵上报朝廷之后，经过朝廷决议，交趾主力已经被击溃，宋军长途跋涉气候不适减员也很厉害，既然李乾德求和了，那就两国议和，宋军全体回国，不侵占交趾国土。

　　小时候我妈给我讲对越自卫反击战，讲到谅山战役解放军打完就退回国内了、老山战役打退越军也没有再追击，我就很疑惑的问我妈，解放军为啥不打到越南首都彻底消灭敌人？

　　我妈告诉我说，因为中国人不是法西斯。

　　胖揍了交趾却又立即班师回朝，不在南方恋战，只因神宗的战略重心集中在西北和幽云，熙宁九年，西北的机会出现了，西夏传来消息，皇帝李秉常与太后梁氏发生矛盾，梁太后竟然发动政变囚禁了皇帝，西夏国内大乱。

　　梁太后何德何能？竟然敢膨胀到囚禁皇帝？这一切都还要从李元昊说起。

　　当年李元昊沉湎美色，把一个个女人纳入后宫，最终导致与太子宁令哥反目成仇被刺身死。李元昊死后，权相没藏讹宠和太后没藏氏掌权，没藏氏虽然贵为太后，却风流成性，与前夫的下属李守贵和一名皇宫卫士同时保持着情人关系。

　　李守贵是老情人，对于没藏氏这种一脚踏两船的行为非常不满，于是在一次没藏氏带着卫士情夫出游途中设下埋伏，杀掉了两人，事后又被没藏讹宠诛杀。

　　没藏氏死后，没藏讹宠独掌朝政，为了巩固自己的朝中地位，没藏讹宠把自己女儿嫁给了李谅祚。随着李谅祚逐渐长大，对皇后小没藏氏没什么兴趣，却爱上了没藏讹宠的儿媳妇梁氏。

　　也不知道西夏到底有没有礼仪教育，这男女关系都乱成什么鸟样了，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也许是皇帝天生自带光环，梁氏很快也爱上了皇帝，并开始了与李谅祚私通。纸里包不住火，两人私通很快被没藏讹宠发现，李谅祚也没藏讹宠之间关系日趋紧张。

　　随着矛盾逐渐激化，没藏讹宠开始谋划干掉李谅祚另立新君，可没藏讹宠也是心大，所有阴谋就在家商议，全然忘了儿媳妇已经是李谅祚的情人了。

　　梁氏将没藏讹宠的谋反计划全部告诉李谅祚，李谅祚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提前准备好刀斧手，诏没藏讹宠进宫将其杀掉，接着又诛灭了没藏氏全家，小没藏皇后被废幽禁。

　　李谅祚没有亏待弃暗投明的梁氏，将她接进宫里立为皇后。梁氏进宫当皇后之后，小没藏皇后的处境更加悲惨，受尽屈辱，可即便是这样，李谅祚还是嫌她碍眼，终于在梁氏当了皇后不久处死了小没藏皇后。

　　诛杀了没藏氏一族后，李谅祚终于稳固了皇位，寻求向外扩张。可惜西夏在李元昊死后，这些年内斗不止国力空虚，根本组织不起来有效的兵力，在对北宋有限的几次骚扰战之后李谅祚意识到，向北向东向南都没指望了，只能向西发展发展。

　　李谅祚在西部取得了一定的战略成果，吐蕃河一带部落首领木征就归附了李谅祚，李谅祚终于把西夏势力延伸到了祁连山以西，得意洋洋，没想到几年之后木征又被王韶打趴下，河州也彻底成为北宋国土。

　　英宗治平四年，年纪二十一岁的李谅祚暴病而亡，儿子李秉常即位。由于李秉常年纪太小只有七岁，母亲梁太后临朝听政。

　　当年的偷情少妇，如今的摄政太后，梁太后感觉良好，但是光感觉良好是不够的，控制朝政就必须要控制群臣，梁太后摄政第一件事就是把弟弟梁乙埋任命为相国。

　　西夏又恢复到了李谅祚刚即位时的状态，太后和相国是一家人牢牢掌握朝政，皇帝毫无权力可言。可即便是这样，梁太后还是觉得不稳定，毕竟上一任太后没藏氏是党项人，而自己是汉人，汉人太后在西夏摄政，这怎么能服众呢？

　　原本李谅祚在位期间为了发展文化，废除了李元昊搞的那一大堆奇怪的蕃礼，一切礼仪全部按儒家经典来执行。而梁太后摄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全部汉礼，恢复蕃礼。

　　朝鲜战争期间，美军有很多华裔，交战的时候大喊“不要开枪我是中国人”，骗的志愿军停火后疯狂火力压制，杀害大量志愿军战士。

　　心理学上管这种行为叫做“皈依者狂热”，就是说一个外来人员在加入一个新族群之后，为了获得族群的认可，可能会出现比族群普通人更狂热的尊崇族群的信仰，甚至成为族群里的极端分子，对离开的旧族群表现的更为残忍。

　　梁太后显然就是这么一个狂热的皈依者，仅仅恢复蕃礼完全无法满足她的预期，为了成为一名真正的党项人，必须要对旧族群汉人下手，而且下手必须要狠。

　　决心下狠手的梁太后没想到，有人已经先下手为强了。

　　治平四年十一月，就在李谅祚马上要不行了的时候，北宋青涧城（今陕西清涧县）守将种谔俘虏了西夏横山守将嵬名山，震惊西夏朝野。

　　横山主峰位于今天的陕西榆林市横山区，绵延数百里，是黄河几字形内侧的重要战略要冲，横山一丢，西夏首都兴庆府将直面北宋无险可守。由于战略意义太过重要，一向是宗室将领镇守。

　　横山守将嵬名山是西夏宗室的一名将领，因为朝中动荡，在外领兵一直也是战战兢兢生怕卷入政治斗争。其弟嵬名夷山早先已经投降宋军，投降之后又买通了嵬名山手下的侍卫，在嵬名夷山的带领下，种谔直奔嵬名山老巢，俩人恩威并施说动了嵬名山，带着兵和地一起投降了宋军。

　　种谔是名将种世衡的儿子，长大后受恩荫做了官，后来在军中屡立战功，受到推荐担任青涧城守将，以前打的都是防守反击战，而这次是他头一回主动与西夏交手。

　　孙子兵法里曾说过，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年轻的种谔运用了最高超的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绥州（今陕西绥德县）位于横山地区，嵬名山一投降，绥州也就到了宋军手里，天上掉的馅儿饼当然不能拒绝，种谔直接就在绥州就地驻扎，不走了。

　　西夏朝廷得知嵬名山叛变很快做出应对，西夏四万大军进攻绥州，种谔让嵬名山率部示弱诈败，自己率中军埋伏，又安排副将燕达在侧翼埋伏，等夏军冲进包围圈之后突然围攻，把夏军打了个大败而归。

　　吃了瘪的西夏朝廷和梁太后不会善罢甘休，弟弟梁乙埋就任相国之后，朝政日趋稳定，梁太后终于迫不及待对宋开战。

　　从熙宁二年开始，在梁太后的主持下，西夏对宋夏边境的绥州、秦州、庆州等州县开始了无休无止的骚扰，在名将种谔、郭逵和燕达的反击下没捞着什么好处。

　　熙宁三年八月，屡败屡战的梁太后再次兴兵二十万攻打环庆路，宋军遭遇夏军主力突袭，环庆路宋军主帅郭庆、都监高敏全部战死，残部退回到环庆路各个州县据守不出，梁太后纵兵掳掠一番退兵。

　　宋军被打了个大败，神宗肯定也是不会就这么算了，安排次相韩绛亲自坐镇陕西，种谔作为副手，主持对西夏反击。韩绛来到陕西后，对种谔非常信任，把所有军事事务都委托给种谔，其他需要协调的都由自己亲自来协调。

　　有宰相大人亲自协调各路关系自己只需要带兵打仗，种谔简直如鱼得水，带着军队直扑西夏。

　　整个陕西对夏作战军队都归种谔节制，又有宰相解决后勤等后顾之忧，按说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种谔完全可以寻找西夏主力决战，甚至直捣兴庆府。可种谔实在是太过谨慎了，竟然选择了当年范仲淹的战略，一路修筑堡寨，打算稳扎稳打Tower Rush进西夏首都。

　　当年韩琦反对范仲淹修筑水洛城，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筑城花费太大，国家根本撑不起这样的战争，种谔现在再次筑城推进，即便有整个陕西来做支撑也很难持久。

　　熙宁四年正月，种谔率部在横山脚下陆续修筑了永乐川、赏捕岭（均在今陕西米脂县西北）两座城寨，然后派副将赵璞、燕达分别修筑了抚宁、三泉、吐浑川、开光岭、葮芦川（均在今陕西绥德县）五个城寨。

　　修完六座城寨种谔发现坏了，修城容易守城难，一气多出来七座城寨，要不要分兵驻守？分兵驻守了之后主力部队还怎么去与西夏决战？

　　来不及细想的种谔没有纠结，率军攻打西夏啰兀城（今陕西绥德县西北），啰兀城是西夏在横山最后一座城池孤掌难鸣，很快被攻破，拿下这座城之后种谔分兵两万驻守。

　　宋军一路筑城的行为终于引起了西夏反击，熙宁四年二月，相国梁乙埋率拆迁队攻打抚宁，种谔大肆筑城的恶果暴露了，燕达驻守啰兀城、其他的副将折继昌、高永能等人也都分别驻守在其他城寨，种谔自己也驻扎在别的城寨，一时之间谁也到不了抚宁共同抵御夏军。

　　种谔手下的宋军在一起，完全有实力与梁乙埋的夏军主力决战，可宋军分散到各个城寨里，每个城寨都无力抵挡夏军。

　　抚宁城很快就被打了下来，守军全军覆没。梁乙埋趁着士气旺盛继续进军拆迁，围攻边境顺宁寨（今陕西志丹县西北），守将景思立轻敌，派部将出城迎战结果出去几次被伏击几次，损兵折将只能龟缩防守。

　　这个景思立我们之前提过，后来熙河开边奉命时再次轻敌冒进被木征击败战死，看来这人的自大轻敌是习惯性的。

　　眼见打不过的景思立被围的焦头烂额，城里的一名姓李的妓女找到了她，自告奋勇说有退敌之策，景思立没当回事儿，你一个妓女能让敌人几万大军退兵这不纯熟胡诌么？可妓女李姑娘告诉景思立，说西夏的梁太后以前在边境讨生活的时候她认识，梁太后做过的那些龌龊事她都知道，只要她站上城头向夏军喊话，夏军肯定退兵。

　　一脸懵逼的景思立也没什么别的好办法，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同意了李姑娘的方案。

　　李姑娘站上城墙，撸起袖子开骂，骂的全是梁太后的龌龊事，跟这个男人乱搞那个情夫私通之类的，由于李姑娘的特殊职业属性，对于奸情描述格外详细，堪比黄色小说，围城的夏军都被吸引了过来，一个个听故事都听得津津有味。

　　李姑娘在上面星光闪耀，梁乙埋在下面气急败坏，说的都是他亲姐的丑闻，这可不能让她接着骂下去。连忙派弓箭手去射，也不知道是西夏的弓箭手水平太差还是故意射不准，反正就顺宁寨这种简陋的城墙愣是没射中李姑娘，反而还激发了她的斗志，骂的更起劲儿了。

　　梁乙埋终于忍无可忍，再这么下去姐姐要成军队的笑柄了，下令全军撤退，转攻啰兀城。

　　啰兀城有两万宋军驻守，是当时几座城寨中守军最多的，但即便是这样也多不过梁乙埋的夏军主力。夏军进攻路上抓获了一名叫做崔达的基层军官，梁乙埋告诉崔达，等到了啰兀城下时你去喊话劝降宋军，就说城外宋军已经被全歼，叫守军赶紧投降，事后重重有赏。

　　崔达满口答应，到了城下对着城头大喊，贼军人少，粮草也不足，马上就会退兵，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梁乙埋大怒，当场砍了崔达，然后把崔达碎尸。

　　西夏大军围困啰兀城，燕达在城中防守，僵持不下时朝廷诏书来了，决定放弃啰兀城，让燕达率军突围撤走。

　　关于啰兀城，朝廷早就吵成一团，其中最关键就在于钱。

　　种谔新筑七座城寨之后，由于远离大后方，需要转运大量粮草，给陕西几路造成了极其沉重的负担，即使是当时熙宁变法已经挣了不少钱，朝廷仍然非常吃力，陕西当地百姓更是承担了沉重的赋税，再这样下去西夏没打趴下，国内先趴下了。

　　朝廷吵完之后做出决策，放弃啰兀城，适当收缩，不再筑城推进，等待机会毕其功于一役打入西夏直奔兴庆府，主力对决打灭国战。

　　朝廷的决策其实没问题，可诏书此时传到前线可是坑了燕达，围城中突围撤军本来就容易演变成大溃败，而且现在城外围攻的夏军兵力远超宋军，这时候突围，九死一生。

　　可军令如山必须执行，燕达无奈率军突出西夏包围，夏军出乎意料的没怎么抵抗就让燕达冲了出来。

　　突围成功的宋军奋力向宋朝边境撤退，燕达为了减少损失，撤退的时候带了不少粮草辎重，没想到梁乙埋在宋军撤退路上已经设好了埋伏，宋军中伏大败，大量的辎重又拖累了军队突围撤退的速度，最终宋军几乎全军覆没，燕达率少量残兵败将逃了回来。

　　梁乙埋此次出兵接连取得胜利，但西夏限于国力也已经无法再支持他接着打下去了，拿下啰兀城之后梁太后修书一封向神宗谢罪，神宗眼见局势一时之间难有变化，也就同意了议和，两国暂时停火。

　　神宗在等待进攻西夏的时机，为了充分利用将来的进攻时机，必须富国强兵，打造一支强大的军队。

　　王安石离京之前，为了新法能够继续贯彻，特地推荐了韩绛接任首相、安排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韩绛是王安石的政治同盟，吕惠卿是王安石的心腹骨干，有这两人在中书，可以确保新法继续贯彻执行。

　　可就在王安石离任后不久，韩绛发现吕惠卿这位副宰相不对劲儿，除了处处与自己对着干之外，他似乎开始对王安石落井下石了。

　　导火索还是之前上梳《流民图》的郑侠，这哥们儿搞了一次骚操作自以为扳倒了王安石，开始膨胀起来。眼见着韩绛吕惠卿执政新法对新法萧规曹随，郑侠那颗不安的心再次跳动起来，上梳一副《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里面画的一边是魏征、姚崇、宋景，一边是李林甫、卢祀，然后在奏疏里讽刺吕惠卿就是李林甫。

　　魏征姚崇宋景大家都熟的，唐朝著名贤臣，李林甫大家也知道，口蜜腹剑大奸臣。卢祀我也单独介绍一下吧，这位也是个奸臣，之前我们不是讲过颜真卿牺牲殉国么，当时给皇帝唐德宗进献谗言让颜真卿身陷敌营的就是卢祀。

　　吕惠卿不是王安石，王安石可以尽量团结大多数减少对立面，吕惠卿不行，一定要有仇必报。郑侠的奏疏一上来，他就授意谏官弹劾，直接把人贬出开封。但贬谪完郑侠之后吕惠卿并没有收手，而是把王安国也打成郑侠同党，一并贬出了开封。

　　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熙宁变法期间一直反对新法，尤其对吕惠卿反感，曾经多次劝说王安石远离吕惠卿，吕惠卿一直怀恨在心，王安石一走，吕惠卿借刀杀人，报了当年的不待见之仇。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可吕惠卿这位副宰相却表现得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王安国就算对你吕惠卿再有意见，变法过程中从未有过实质性的干涉，况且现在哥哥王安石都已经罢相了，这个时刻有必要对王安国下手吗？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连续打击郑侠和王安国后，吕惠卿揭开了他真正的要打击的对象-王安石。

　　熙宁八年正月，余姚县主簿李逢遭人弹劾诽谤朝廷，原本按律只需要贬谪就行了，可御史在调查案件时发现李逢与道士李士宁过从甚密，顺藤摸瓜审理李士宁，李士宁交代自己与赵世居来往密切，这下案情严重了。

　　赵世居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代，由于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一系列可疑的表现，后世对太宗系的皇位来路一直有非议，认为太宗系抢了太祖系的皇位。

　　赵世居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于李士宁交往中，多次提到天下应该有太祖系子孙继承，李士宁非常认同赵世居的想法，两人意气相投，李士宁还把自己贴身的一把宝刀送给赵世居，鼓励赵世居继承大业。

　　查案的御史做梦都没想到居然能查出来这种案情，已经完全超出自己的处理权限，马上汇报给神宗。神宗大怒，将涉案的主簿李逢、赵世居等人全部处死，赵世居子孙免除一死，但开除出宗室监禁终生，妻女全部发配为尼。

　　涉案人员处理了，但是其中的道士李士宁还有一层关系十分棘手：他是王安石的好朋友。

　　李士宁与王安石很早就认识了，两人私交甚好，王安石还专门写过诗表达了两人深厚友谊。王安石在开封当宰相时李士宁曾经在王安石家住过一阵子，很多官员为了靠近王安石都来巴结李士宁，李士宁也曾一度成为开封的红人。

　　因为与王安石的这一层关系，让吕惠卿意识到，彻底扳倒王安石的机会来了。

　　李士宁败露后，吕惠卿授意办案人员询问他与王安石在谋反案件中的来往，李士宁坚决否认王安石参与其中。后来经过神宗亲自干预过问，李士宁最终被定罪，判流放编管。

　　从整个谋反案来看，李士宁可以算是谋反中的主要犯罪人员，这种主犯能够免死，只因一个原因：托了王安石的福。治了李士宁的罪，那是不是就要治王安石结交李士宁的罪？

　　以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哪怕放李士宁一条生路，也不能把王安石牵涉进来。

　　谋反案的处理结果已经说明了神宗的态度，但吕惠卿还不停提醒神宗李士宁与王安石关系密切，不可不察。

　　韩绛坐不住了，以执政能力论自己与王安石相去甚远，就是跟吕惠卿相比也比不过，能坐到首相位置上主要是因为学识高、人品正、资历老、性格稳重等这些传统士大夫的优点，加上支持新法，属于高级文官中少有的新党，自然而然也成为神宗的重要倚重对象。

　　新法执行才几年，根基还不稳，王安石才刚刚罢相，吕惠卿就开始给王安石罗织罪名。结合吕惠卿在变法中的突出表现不由得让人怀疑，他到底是拥护变法还是借助变法谋求权力？

　　王安石虽然不在朝中，但威望依然很高，朝中大臣很多受到过王安石的提点，甚至不少大臣就是因为王安石的个人魅力才支持的新法，吕惠卿想要攫取最高权力，韩绛根本构不成威胁，可王安石一定要除去。

　　韩绛忧心忡忡的告诉了神宗自己的担心，提醒神宗新法的实行一定不能离开王安石，现在王安石远离京城所有的攻击都在指向他，表面上是攻击王安石，实际上是在攻击新法。

　　想要保住革命果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诏王安石回京。

　　韩绛一语点醒神宗，于是神宗派使者远赴江宁诏令王安石回京复职。

　　曾经淡泊名利，当年屡辞朝廷任命的王安石接到诏令没有丝毫迟疑，星夜奔赴开封，他的肩上担负着大宋王朝的国计和千万百姓的民生。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官复原职任首相，韩绛退居次相，吕惠卿得知王安石回朝后大失所望，原本升任同平章事的美梦落空，曾经的王安石是自己的贵人兼恩师，提携自己进入中书，而现在的王安石却是他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副宰相吕惠卿暗下决心，一定要斗倒王安石，当上首相。

　　吕惠卿还没开始动手，王安石和韩绛两位宰相先杠起来了。

　　起因来自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里一个负责执行市易法的部门，叫提举市易司，这个部门原来的长官叫做刘佐，能力很强，任职期间部门业绩非常好。后来因为用人失察被弹劾贬官，提举市易司换了好几任长官，业绩全部一塌糊涂，根本无法让部门有效运转。

　　王安石就提议，还把刘佐召回来担任提举市易司的长官，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有好处。韩绛不同意，说刘佐是因为失职被贬，按律贬谪期内不能官复原职，坚决反对重新任用刘佐。

　　韩绛反对的很坚决，王安石就给他解释说，刘佐当年遭贬也并不是特别恶劣的罪名，仅仅是用人失察，他本人的品行还是没问题的，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浪费人才。

　　神宗赞同王安石的意见，不过考虑到韩绛的建议，提了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先让刘佐回来代理提举市易司的领导工作，等贬谪期结束了再给他官复原职。

　　神宗的提议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解决问题的水平，在不违反制度的前提下灵活选用人才为国家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优解。

　　然而即使是这样韩绛依然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起用刘佐，并当场提出了辞职。

　　一出简单的人事问题引起两位宰相政见对立，神宗最后也不置可否，刘佐的任命暂时搁置。

　　刘佐的任命搁置后，韩绛再次提出辞职，神宗不再挽留，韩绛罢相离京。

　　按说王安石此次官复原职，有韩绛的一份功劳，可朝政毕竟不是儿戏，重大的执政分歧掺杂不得半点儿个人感情，即使是王安石的政治盟友也只能黯然下课。

　　政治盟友韩绛如此，心腹下属吕惠卿也是如此。

　　吕惠卿自王安石还朝以来，仿佛手脚上了束缚一样，再也没有了往日推行新法的那股精气神儿。而就在这个时候弟弟吕升卿因为诋毁王安石被朝廷贬官逐出京城，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吕惠卿便找到神宗，主动提出辞职。

　　神宗爱才心切，安慰吕惠卿，王安石用人一向唯才是用，不会因为弟弟吕升卿的事情连累到你，不必多虑。

　　吕惠卿解释说自己辞官也并非全因为弟弟获罪牵连，而是王安石回朝之后以自己的那一套著作理论作为真理，越来越专权，朝堂上已经没人敢提反对意见，自己也是多次劝他不要这么专横但没有效果，既然如此不如辞官。

　　神宗突然来了兴趣，据他了解，王安石的经义著作本身就是当年经过翰林学士和国子监讨论分析过的，有比较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否则也不会受到包括司马光等大佬们的肯定。

　　吕惠卿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论学问水平比司马光比苏轼等人差远了，司马光苏轼都是有名的旧党，在反对新法最激烈的时候都没有反对过王安石的文学理论著作，足见著作本身的价值。

　　那么吕惠卿到底为什么突然拿著作理论做文章说王安石专权呢？神宗追问之下，吕惠卿依然坚持是因为理论主张不同造成的分歧。既然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鸡毛蒜皮的小事神宗也懒得管，敷衍吕惠卿一番了事。

　　事实证明，吕惠卿自请罢相也许才是最优解，因为紧接着谏官就开始不停弹劾吕惠卿的违法事迹。

　　在宋史里，吕惠卿是被放在《奸臣传》中的，被打成奸臣不是因为改革变法政治斗争得罪旧党，而是吕惠卿这个人品行真的不行。

　　吕惠卿的小舅子叫方希觉，学习不行考不中进士又想当官，吕惠卿就托关系给他跑了个官。接着又利用权势给方希觉揽功帮他升迁，帮他打击竞争对手，搞得方希觉任职当地乌烟瘴气。

　　吕惠卿的舅舅郑膺在老家侵占老百姓田产，当地的提刑查办郑膺，结果中途被吕惠卿安排调走，接着又给这名提刑罗织罪名贬官。

　　吕惠卿的另一名小舅子叫方希益，任职大理寺负责给罪犯判刑。结果判错了案子冤杀了人，吕惠卿又找人伪造档案证据给被杀的人制造罪名，最终帮方希益摆平的渎职行为。

　　像上面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还有很多，全部证据确凿。王安石不在时吕惠卿把持朝政弹劾的声音都被压了下去，王安石回来后，所有弹劾吕惠卿的奏疏像雪片一样送到中书和神宗跟前。

　　吕惠卿这下实在扛不住了，再不辞职谏官们的实锤非要把他锤死。终于在熙宁八年十月，吕惠卿罢相离京。

　　如果说吕惠卿的罢相贬谪还在王安石可控范围之内的话，那么接下来章惇的贬谪离京就意味着新党的分崩离析，即使王安石也难以阻止了。

　　就在吕惠卿被贬之后，御史中丞邓绾上梳弹劾三司使章惇，说章惇是吕惠卿同党，吕惠卿做的那些坏事很多章惇也有参与，现在首恶吕惠卿已经被罢相，从犯章惇也应该处理。

　　邓绾的突然发难令王安石措手不及，吕惠卿自王安石回朝以来心态变化王安石看在眼里，知道已经不能再信任，可章惇仍然是新党的骨干，而且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工作一直尽职尽责。

　　章惇如果被弹劾贬谪，新法的推行将大大受阻，毕竟新法的核心在于理财，而章惇就是个出色的理财专家。作为熙宁变法的临时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在新法条文全部出台后，熙宁四年已经撤销，帝国经济管理重新回到三司。曾布倒戈反对新法后，正是由于章惇紧急赴任才使得三司工作平稳有序过渡，没有对新法造成影响。

　　其实章惇被弹劾并不稀罕，新法的骨干成员就没少被弹劾过，但问题就出在弹劾他的御史中丞邓绾身上，因为这位邓绾是新党官员。

　　与吕惠卿一样，邓绾也是通过“自荐”的方式认识的王安石，当初在地方上上梳赞同新法，进京述职时见到王安石陈述了自己对新法的看法受到王安石赞同，后来在王安石的安排下进入司农寺工作，负责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新法的执行。

　　奸臣一般能力都很强，邓绾也是这样，在司农寺工作的几年政绩卓然被连续提拔，王安石第一次罢相前已经做到了御史中丞的官职。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期间吕惠卿主持朝政，邓绾就巴结吕惠卿，王安石回朝之后邓绾觉得吕惠卿要失势，于是主动上梳弹劾吕惠卿。吕惠卿被罢官之后，邓绾觉得还不够，要把吕惠卿的同党章惇也弹劾罢官。

　　鉴于吕惠卿名声实在太臭，被牵连进去的章惇实在颜面无光，只好主动请辞罢官离京。

　　但是邓绾可能忘了，无论是吕惠卿还是章惇甚至于他自己，原本是应该团结在王安石身边一心推行新法的，虽然吕惠卿思想抛锚被赶出朝廷，可他与章惇并不存在吕惠卿那种私德问题，怎么就起了内讧了呢？

　　叛徒总是不招人待见的，就在章惇被贬不久后，御史中丞邓绾也被罢了官，贬出了开封。

　　回京不到半年时间，副宰相吕惠卿、三司使章惇、御史中丞邓绾这些新党的高级官员因为内讧纷纷遭贬，连续的变故让王安石疲惫不堪，逐渐萌生了去意。王安石并非一个没有追求的人，熙宁八年的神宗已经近而立之年，在上一次王安石罢相期间，新法的所有推行被安排的井井有条，眼见自己的改革成果后继有人，也该急流勇退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王安石想急流勇退，但吕惠卿却想把王安石扫地出门。

　　熙宁九年六月，已经被贬陈州（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的吕惠卿上梳，弹劾王安石和邓绾非法结交，原因是之前邓绾多次弹劾的行文与中书的敕令如出一辙，很有可能存在串通行为。

　　在宋朝，宰执班子与谏官班子是有回避的制度的，谏官的设计之初最大的作用就是为了防止宰相专权，所以二者绝不能存在私交，不管是东府的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还是西府的枢密使、枢密副使，统统都不行。

　　吕惠卿一上梳，神宗马上安排调查，调查之后发现确有其事，邓绾的奏疏与中书的敕令存在大量相似的行文措辞。

　　换句话说，不是邓绾抄袭王安石就是王安石抄袭邓绾。

　　邓绾是御史中丞，是谏官老大，如果谏官老大跟宰相勾结，那皇帝还怎么控制朝政？

　　神宗把吕惠卿的弹劾拿给王安石，问他什么情况，王安石完全不知情，但当王安石看到邓绾奏疏里出现的大量熟悉的行文后便大概猜到了一二，回到家里一问，原来儿子王雱一向厌恶吕惠卿，吕惠卿被弹劾时，王雱想一次性把吕惠卿罪状都放出来，于是就把中书的很多文件拿给亲信练亨甫和吕嘉问两个人，让两人向御史中丞邓绾通风报信，弹劾吕惠卿。

　　邓绾也是蠢，文件拿出来哪怕你换个说法，现在自媒体抄袭都讲究洗稿，学生写论文到最后也要降重，结果邓绾就采用了最原始作死的方法，原文照抄，弹劾了吕惠卿。

　　得知原委的王安石把儿子大骂了一顿，然后赶紧回去给神宗请罪，神宗倒也没怪王安石，这次风波就这么有惊无险的过去。

　　王安石以为事情过去了，可接下来的发展又超出了他的预料。儿子王雱被王安石大骂了一顿后一病不起，接着背上生疮，再接着病情恶化，病死了。

　　一通怒骂把儿子骂死了，王安石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悲伤中。王安石有两个儿子，大儿子王雱从小跟着王安石长大，父子俩感情很深。也许是爱子心切，王安石对王雱的教育并不是很到位，史书记载，王雱彪悍阴刻，狂妄不羁，还小心眼儿，新法过程中王安石对反对变法的旧党采取冷处理，只要不干预新法推行一律不理睬。王雱却主张党同伐异，特别是旧党的代表人物韩琦富弼等人，要斩首示众才能震慑天下。

　　小心眼儿的王雱在父亲的溺爱之下读书学习，考中进士，进入馆阁，甚至成为太子的老师，可一直到王雱三十多了还是那么狂妄刻薄，吕惠卿已经失势了，又何必跳出来踩一脚？

　　稚嫩的王雱只想要打击政敌，却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基本法则，没有王安石的保护，王雱在残酷的官场权谋戏里上活不过一集。

　　饶是儿子再怎么不好，那也是父亲的心头肉，王雱的死给王安石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丧事过后，王安石再一次上梳请辞，神宗也明白王安石已经身心俱疲，无奈之下只好同意王安石罢相。

　　熙宁九年十月，五十六岁的王安石罢相再次回到江宁府，从熙宁元年离开江宁进京主政，到八年后罢相回到江宁，王安石用短短八年时间，完全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财政和命运。

　　后世一提起王安石变法，第一个印象就是变法失败了，其实这都是仅仅从王安石个人际遇和后来新党官员的贬谪来看的，拔高格局，从整个国家的视角来看，王安石的变法不仅没有失败，反而极为成功。

　　通过实行新法，北宋帝国在短短的时间内聚集起了巨额的财富，之前我们讲过仁宗朝英宗朝时期北宋年收入6000多万贯钱而且已经入不敷出，变法后，国家财政情况大为改观，即使后来经过对夏战争的大量消耗，到了哲宗朝时期，地方上的仓库、坊场堆积的钱粮仍然超过了5000万贯，加上中央府库中钱粮总计超过了1亿贯，给国家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

　　不客气的说，要不是熙宁变法攒下来的这些钱，就凭后来宋徽宗那股折腾劲儿，艮岳花石纲可劲儿的造，都不用金兵打过来，国家老早就破产重组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遭遇经济危机，为了刺激经济恢复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其中有一项措施就是建立大规模的农业信贷公司给农民发放贷款，农民收获后还贷，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时的美国农业部长华莱士访华期间曾提起过，中国古代的青苗法就是农业贷款的雏形，他们的政策无非是运用现代金融手段和国家行政力量帮助农民度过难关，归根到底还是在模仿青苗法。

　　想改革，王安石就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王安石一生政绩出色位极人臣，但就是这样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相公，却只有一个妻子，这在封建社会是很罕见的。王安石早年担任知制诰时，妻子吴氏曾经给王安石买过一个侍妾，家里突然多了一个人王安石很纳闷，就问姑娘怎么到家里的，侍妾回答夫人把自己买来伺候大人的。

　　王安石仔细盘问，得知了侍妾丈夫本是军人，由于押船运送军马时翻了船，损失了大量军马需要赔，但是小两口把全家都抵出去了仍然还差九十万钱，侍妾无奈只好卖身救夫。

　　王安石吩咐侍妾把丈夫叫来，告诉两人侍妾不用在家里伺候他了，并让家里人取了九十万钱送给小两口，嘱咐小两口回去好好过日子。

　　不爱财不好色的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后，开始了一种极为闲散的生活，为了避开市井喧嚣，他在钟山下辟了一块园子号称“半山园”隐居起来，每天出门骑一头驴子，揣几块饼子，驴子给他驼到哪儿他就去哪儿，饿了就吃饼，人吃饼，驴子也吃饼。

　　王安石在江宁整整隐居十年，这十年里他不问世事，又屡屡婉拒朝廷的封赏，在他离开朝廷之后的神宗元丰年间，一切都是按照熙宁变法时期的法度执行，从这个角度上讲，王安石完全称得上是功成身退，即使罢相了也没留遗憾。

　　政治上没有遗憾，感情上却异常悲凉，王雱死后，王安石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晚年居住在半山园中，曾有一夜梦见王雱身负枷锁如同囚犯，王安石梦醒之后再次悲从中来，将半山园改为寺庙，只求能为儿子多一份功德。

　　由于担任宰相期间非常固执，当时同僚们给王安石起了个外号叫“拗相公”，哲宗即位的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病逝于江宁，为大宋斗转星移、

　　扭转乾坤后，拗相公终于谢幕。

　　有宋一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心血，现在，他要去另一个世界与儿子团聚了。

　　随着王安石淡出中央，神宗开始亲自推行改革落实新法，套用后世一句很时髦的话就叫做“要把改革进行到底”。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库收入增加，实现了“开源”。王安石离开后，神宗琢磨起了如何改革官制减少官员数量，实现“节流”。

　　如何裁撤冗官是个大问题，一旦做不好与官僚集团矛盾激化，将会对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神宗在元丰初年一直没敢贸然启动官制改革，害怕引起动荡。

　　神宗害怕皇权受到威胁，但偏偏有人主动威胁皇权。元丰二年四月开始，不断有谏官上梳弹劾远在湖州任职的苏轼，说苏轼诽谤朝廷，攻击新法。

　　说起来，距上次神宗看到苏轼的名字已经过去了八年了。八年前，前途无量的阁臣苏轼因不满新法自请罢官去了外地做官，而他这八年在外地任职期间可以称得上是颇有建树。

　　离京之后苏轼第一站去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市），接着调任徐州。在徐州时恰逢黄河水灾，暴涨的洪水冲到了徐州城脚下，下属都劝苏轼赶紧逃命，苏轼严厉说到，我是此地父母官守城有责，绝不能丢下徐州城不管。

　　在苏轼的调度安排下，徐州当地的驻军也参与进抗洪抢险，为了减少洪水向城内灌注，苏轼带领大家冒死把沙袋堵在城外漏水的缺口处，这样大水一来把沙袋压实，反而把缺口堵的紧紧的，大大减少了城墙渗水。

　　不辞劳苦的巡查加上智慧再加上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最终徐州城百姓在苏轼带领下挡住了洪水的进攻，城市安然无恙。

　　抗洪抢险完了之后，苏轼又在徐州修建了一系列的抗洪工事，接着奉命调任湖州，就任湖州知州后，苏轼依惯例给朝廷上了一道谢表。

　　就是这道谢表，掀起了谏官们对苏轼的攻击浪潮。弹劾苏轼的谏官实在太多，其中头衔最高的是御史中丞李定。

　　李定这么恨苏轼，要说也跟苏轼自己作妖有关。当年李定母亲去世但新法施行走不开，旧党就弹劾李定不服母丧赖在朝中不走，这事儿本来跟苏轼半毛钱关系没有，可苏轼就是看不惯。

　　行，你看不惯你也写奏疏弹劾李定，苏轼偏不，写文章嘲讽李定。苏轼的文坛地位大家都懂的，他要是明着来可能还不算啥，他这么一嘲讽，李定出名了。但墙头挂粪桶，出的名臭名远扬，李定恨不得亲手宰了苏轼。

　　回到谢表本身，苏轼在谢表里说，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李定就说了，不适时？现在正是新法实行的年代，怎么就不适时了？朝廷里新进的官员都是新党，你苏轼不能追陪是几个意思？不还是反对新法吗？老不生事又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们旧党受了委屈，现在不敢吭声，只能委曲求全的生活吗？

　　苏轼的《答湖州谢表》我看过，文辞优美语言精练，文章的主要意思是陈述了自己才疏学浅不能在朝中胜任，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些微小的工作报答皇恩。

　　要说这文章好吧，确实好，大家可以搜搜百度就能搜出来，苏学士的文笔真的是太好了，才华隔着屏幕都能溢出来，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内涵与韵律俱佳。

　　要说这文章不好吧，说实话有点儿酸，读完了都能感受到苏轼这个大文豪的酸味儿，皇上啊我这水平是真不行啊，我就活该在各地辗转，朝廷里只有你相中的那些人才有资格执政，我肯定是不行啦。

　　就差给神宗说，皇上啊你咋就那么喜欢王安石呢？你咋就不喜欢我呢？我跟王安石你选一个吧。

　　酸不溜秋的苏东坡叫人忍俊不禁，可到了谏官那儿就不是忍俊不禁了，是赶尽杀绝。

　　以李定为首的台谏官员对苏轼实施了添油加醋式的弹劾，并且在奏疏里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拼了命的泼脏水，终于让神宗觉得，苏轼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真的假不了，为了把事情调查清楚，神宗安排御史台亲自办理此案，把苏轼从湖州请回来，好好唠唠。

　　元丰二年七月，御史台派人千里奔赴湖州，带回疑犯苏轼回京，将其投进了御史台狱。御史台在汉朝时种了很多柏树，又有大量乌鸦在树上筑巢，所以御史台又称乌台，苏轼因诗文下御史台狱，此案又称乌台诗案。

　　苏轼被下狱后，谏官们发挥了掘地三尺的精神，把苏轼以前的大量诗文都揪了出来，生拉硬拽的把其中词句定为攻击新法、攻击朝廷的罪证。

　　一句话，就是瞎几把扯。

　　由于苏轼是国家高级官员，御史台不敢用刑，于是就言语恐吓、辱骂、污蔑附带着无休无止的审讯，晚上不让睡觉等等下三滥手段，就这么审了三个月，御史台审出结论了，准备给苏轼定罪。

　　按照御史台的意见，苏轼就是死罪，可最终苏轼的判决结果出来，却是流放两年，但朝廷法外开恩只判处贬谪黄州。

　　真是怪了，御史台都能直接抓人权势熏天，想要搞死苏轼还不简单吗？

　　不简单，因为大宋王朝是彻彻底底的法治社会，任何人任何机构都不能跳出法治的范围之外给人治罪，哪怕你再怎么权势熏天。

　　在之前王安石司马光因为阿云案对喷的时候我们介绍过北宋的刑审制度，案犯经过有关部门侦办案情后，需要由刑部审刑院复核案件，再由办案部门提起公诉，最后由大理寺最终判处。

　　御史台的调查报告经过审刑院复核后，剔除了大量牵强附会的说辞，给御史台的结论来了个大缩水，大理寺拿到御史台的调查报告和审刑院的复核报告后，按照法律严格执行，最终得出了流放两年，但复核特赦条款免罪的结论。

　　辛辛苦苦罗织了一大堆罪名居然被大理寺给搅黄了，李定简直怒不可遏，接连上梳要求对苏轼严惩，不能特赦而一定要诛杀。同时也对大理寺进行了弹劾，斥责大理寺判决结果无法惩戒苏轼的大逆不道行为。

　　不过很可惜，御史台后来的这些弹劾只是打嘴炮，无法从法理上驳倒审刑院和大理寺的结论，事实胜于雄辩，法律自有准绳，既然已经有了明确的结果了，那就按大理寺的判决执行吧。

　　但是神宗犹豫了，元丰年间神宗已经在亲自主持新法的推行，苏轼诽谤朝政以前是攻击王安石，现在简直就是赤裸裸攻击自己，就这么放过苏轼，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神宗还在犹豫中，一封来自江宁的奏疏送到了面前，从不过问朝政的王安石劝谏神宗放过苏轼，“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屡屡与苏轼政见不合的王安石都能如此宽宏大量，当皇帝的难道就真的容不下一个苏轼吗？表面臣子实际老师的王安石触动了神宗的心，避免了错杀忠良。

　　元丰二年十二月底，苏轼的判决结果宣布，贬谪为黄州团练使。

　　宦海沉浮和人生的起起落落给苏轼带来了坎坷曲折的感情经历，这些悲苦的感情经历也给他的诗词创作带来了大量的素材，乌台诗案案发前他在密州任职期间，回首自己遭贬外放和去世已逾十年的妻子王弗，写下了那首千古名篇《江城子》。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王弗死后，在苏轼身边陪伴他的是王弗的妹妹王闰之，无论后来在多地奔波或是遭诬陷下狱，王闰之都与姐姐一样对苏轼不离不弃始终相伴。

　　苏轼出狱之后，王闰之陪伴苏轼前往黄州谪居，在她的陪伴和照料下，苏轼逐渐从乌台诗案时那种万念俱灰的状态中走了出来。

　　官场失意，文坛耀眼，在黄州的数年里，苏轼在文学领域又达到了一个巅峰，元丰五年，黄州当地过寒食节，苏轼有感而发挥毫泼墨，写下了著名的《寒食帖》。

　　后来苏轼离开黄州时，由于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带《寒食帖》，被当地官员得到，再后来又被其他收藏家收藏，到了元符年间，苏轼的徒弟兼好友黄庭坚见到这幅字，悲喜交加，为字题注，于是这幅字上就有了当世两名最顶尖的书法家字迹。

　　书法大家苏黄米蔡，《寒食帖》独占两个，就比如一个球队里同时有了梅西和C罗，这球队已经是传奇。

　　再后来，《寒食帖》在朝代交替中幸免于难，清末流落到日本，日本友人后来归还给我国，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大家还记得吗？上次提到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时候就说过，珍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馆，大家都记好了，还有一件国宝隔着海峡在台北珍藏着呢。

　　《寒食帖》的书法艺术我就不多论述了，书法圈子里这可是顶级作品，《寒食帖》本身与王羲之《兰亭集序》和颜真卿《祭侄文稿》并称天下三大行书，由于年代太过久远，《兰亭集序》现存已无真本，但是《祭侄文稿》和《寒食帖》都是真本，在这里我想再次向台湾喊话，蔡英文，还国宝！

　　除了书法瑰宝《寒食帖》之外，苏轼在黄州时期还写下了许多其他诗作：《前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我就不一一赘述了，反正大家都会背。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谪居的苏轼不会等待太久，苏学士之名天下皆知，学士还会东山再起。

　　安排完大刺儿头苏轼，神宗开始琢磨着实现大宋王朝伟大复兴的第一步，灭西夏。按照他的战略构想，先灭西夏，再收幽云，再复辽东，再图西域。这张饼有些大，但是第一个一定是西夏。

　　西夏虽然国力稍弱，但毕竟也立国四十多年了，国家法度、机构健全，百姓有着明确的国家观念，而且跟中原内地语言文字都不通了，想轻易征服哪有那么简单。

　　熙宁变法之后，国家攒了很多钱，在后勤和国力上完全够跟西夏干一仗，但西夏稳定的局势一直让神宗很难下定决心出兵，王安石离开之后的元丰年间，神宗越来越沉稳，他知道想要灭亡一个主权国家，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因素里，天时最为重要，元丰四年五月，天时来了。西夏边将向北宋朝廷上梳，国家内乱，太后谋反幽禁皇帝，请求北宋发兵讨伐太后。

　　接到奏疏的神宗有点儿迷，最近关于西夏内乱的奏报已经好几封了，众说纷纭也不知道到底乱成了什么样子，现在西夏边将亲自上梳，恐怕是真的乱成一锅粥了。

　　此时不发兵灭夏更待何时？

　　冲动之后，神宗经过谨慎考虑，派人给西夏送去了国书，国书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问候问候西夏皇帝李秉常，哥们儿你最近还好吗？

　　这封不怀好意的国书如同泥牛入海，没有任何回音。

　　你见过一个国家外交部瘫痪的吗？西夏就是这样，国书传达完之后神宗明白了，西夏这回是真有难了。趁你病要你命，要灭西夏就在此时，犹豫就会败北。

　　从一国之君的角度来看，派兵打仗最重要的就是安排合适的将领出征，汉军唐军再能打，没有卫青霍去病和李婧侯君集，照样打不过匈奴突厥。

　　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神宗朝最能打的无疑就是王韶，毕竟熙河开边征战千里，回朝之后河州被围还能千里奔袭回去一举全歼木征军队，这战绩跟卫霍相比是差点儿火候，但放在北宋历史上那就是不世出的名将，狄青以后就这一个。

　　可问题是，元丰四年六月，王韶病逝。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韶虽然病逝，伐夏大计不能耽误，神宗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李宪担任主帅。

　　李宪是个宦官。

　　枢密使孙固一听说神宗安排宦官做主帅，当时就明确反对，问神宗，灭国这种天大的事，用一名宦官做主帅，难道文武百官士大夫们就不能为国尽忠了吗？

　　孙固虽然强力反对李宪做主帅，但神宗的安排其实是有道理的，李宪虽然是宦官，但有宋一代能打的宦官比比皆是，李宪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韶熙河开边时，李宪是王韶最重要的助手，跟随李宪打了很多仗，与木征决战时更是身先士卒拼死作战。王韶回朝担任枢密副使后，李宪更是独自负责熙河路的军务，多次打退吐蕃诸部的进犯。

　　可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李宪都是伐夏主帅的最佳人选，孙固的反对纯粹是攻击人家身体缺陷，宦官怎么了？宦官就不能报效国家战死沙场吗？你孙固军界第一大佬你怎么不亲自领兵去伐夏呢？

　　在枢密院的强烈反对下，神宗不得不做出妥协，李宪不能总领征夏大军对吧，那我让李宪领一路，另外再额外派四路共计五路大军，分别从五个方向进攻西夏，这总行了吧。

　　孙固再次反对，五路大军出征而无统一主帅，根本无法协调指挥，大军必出乱子。

　　神宗问孙固，主帅李宪你说是宦官不让用，五路并进不设主帅你又不让打，你说该派谁任主帅？

　　吕公著当时也已经从地方回到中央任同知枢密院事，一听神宗这么说赶紧接话，既然没人可用，那咱就不打了吧。

　　孙固一看好同事唱双簧，赶紧也随声附和，对对对，咱不打了。

　　神宗气的火冒三丈撂下枢密院几个宰执就走，接着正式下诏五路伐夏，枢密院别给我啰嗦马上执行。

　　元丰四年，神宗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凡事都要王安石来拿主意的年轻小伙子，三十多岁的神宗已经逐渐成长为一名老练的皇帝，当皇帝就得乾纲独断，枢密院不同意打不行，决定了要打西夏就一定要打。

　　元丰四年七月，北宋正式出兵五路征讨西夏，分别是：

　　王中正从河东出发，率军六万；

　　种谔从鄜延路出发，率军十万；

　　高遵裕从环庆路出发，率军八万；

　　刘昌祚从泾原路出发，率军五万；

　　李宪从熙河路出发，率军十万。

　　我们来一个一个介绍介绍这五路大军的主帅，北路军主帅王中正是一名宦官，但这位仁兄跟李宪一样，是跟随王韶经历了熙河开边立下过许多战功的宦官，凭军功一步一步升上来的，在军中也很有威信，熙河平定后奉命驻守河东路，处于此次五路大军的最北端。

　　东路军种谔驻守鄜延路多年，与西夏交手也多年，多次挫败西夏进犯，李谅祚死后还招降了西夏将领嵬名山，一度占据西夏军事要冲横山，西夏梁太后拼了老命才把横山抢了回去。

　　在五路主帅中，种谔资格最老履历最光鲜，可谓是最根正苗红的将门世家。从小生活在边界，跟着父亲种世衡耳濡目染已经见惯了党项兵和蕃兵，对西夏的国情军情摸得透透的，从理论上来讲，种谔的东路军应该是最稳的一支。

　　而事实上，种谔却是五路中最不稳定的一支大军，种谔这个人，虽然将门虎子，但生在将门，少数人是虎父无犬子，更多的人却是适者生存，种谔就是后者。

　　种世衡有八个儿子在军中任职，种谔是老二，多年的军旅生涯让种谔深知，打仗除了要打胜也要打出名打出利，种家在西北多年经营，率部号称“种家军”，熙宁变法之后军中推行“将兵法”，将领不再频繁调动，种家军更是越来越类似于种谔兄弟们的私兵。

　　一句话，种谔越来越军阀了。

　　将军百战死，军阀百战活。看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那些军阀派系的作风就知道了，打仗输赢都是小事儿，保存实力才是军阀的头等大事儿。

　　种谔当然不至于沦落到国民党内军阀那种地步，但种谔也有军阀的通病，那就是擅长打顺风局，打不了逆风局。

　　种谔这个弱点会在接下来的历次战斗中坑队友。

　　种谔南边是五路大军的中路军高遵裕，高遵裕是从基层军官一路打上来的，最早受父亲恩荫到军中任职，先是在西北防守西夏，多次作战屡立战功。后来又跟着王韶打木征，熙河路局势稳定后调任庆州（今甘肃庆阳县），统管泾原路守军。

　　南路军刘昌祚同样受父亲恩荫进入军中任职，历次对夏作战中表现突出受到提拔，熙河开边后奉命任熙河路都监，后来又跟着王中正到四川平叛，剿灭叛军后调任泾原路。

　　李宪就不多啰嗦了，当时就率兵驻扎在熙河路，当年熙河开边的部将们早就迫不及待等着打了。

　　朝廷给五路大军制定的进军计划是，五路大军直扑灵州（今宁夏灵武县），然后从灵州出发渡河攻打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

　　从灵武县到银川市，仅仅隔着一条黄河，所以说攻打灵州跟攻打兴庆府其实没什么区别。

　　五路大军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插入西夏心脏部位，由于路途遥远，气候地形完全不一样，五路大军不可能保持同步，最好的结果就是先后到达。当然也有可能，连灵州都到不了。

　　五路宋军号称四十万，实际上只是若干支五万七万的军队。雍熙北伐三路大军攻打辽国，萨尔浒之战明军五路围剿努尔哈赤，哪一个不是惨败？更何况雍熙北伐和萨尔浒之战中宋军明军最起码还有个主帅，而这次五路伐夏，连个主帅都没有。

　　这场仗，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输。

　　北宋这边调兵遣将大举来攻，西夏那边也没有闲着，外族的入侵让西夏贵族们暂时搁置了对梁太后的反对，纷纷为了保家卫国出谋划策，在一帮老臣的建议下，梁太后下令全国各路兵马向首都收缩，路上粮草不能带的全部烧光，坚壁清野不给宋军留一粒米。

　　梁太后的战略非常致命，宋军虽然人数众多，但人多是优势更是劣势，四十万大军就是四十万张嘴，不说别的，每天的吃饭就是问题，搞行政的朋友们可能给公司订过盒饭，知道哪怕只是四十个人，餐饮安排起来就是一件非常费力的工作，更何况四十万人？而这些士兵打仗在外一旦吃不上饭，军队只有死路一条。

　　五路大军中种谔先行出发，率军攻打米脂寨（今陕西米脂县），种谔凭着大军压境，没把米脂守军放在眼里，派了一支偏师攻打，结果上去就被打败了。

　　轻敌冒进首战败北，种谔给战争起了个好头，为了惩戒种谔这种自由主义行为，朝廷诏令种谔不得擅自行动，凡事受北路军主帅王中正节制。

　　首战吃瘪的种谔没有停，接着率主力亲征米脂寨（今陕西米脂县东南），把米脂寨团团围住，派前锋埋伏在周围，围城打援干掉了周围的夏军主力，前后斩首超过八千人，到了九月份终于拿下了重镇米脂寨。

　　米脂寨拿下，还歼灭了西夏在附近主力部队，神宗非常高兴，然后亲自下手招送往前线嘉奖种谔，并在手诏中下令，种谔首立战功，之前让你受王中正节制，现在不用受他节制了。

　　神宗这操作直接让王中正看不懂了，合着我就是个摆设，他种谔才是主角呗？

　　北路军和东路军相距比较近，基于神宗的神级操作，两军还没会师矛盾已经产生。

　　种谔孤军深入越战越勇，到了十月十五日已经攻占了夏州（今陕西靖边县），然后继续往西打。种谔打得快王中正打得慢，等王中正的北路军走到夏州时，种谔已经接着去打夏州东面的银州（今陕西米脂县）了。

　　目的地灵州在西面，而银州在东面，银州守军根本不足以对宋军造成威胁，那么种谔为什么非要反方向的去打银州呢？

　　因为东路军没饭吃了。

　　北宋方面对于西北作战显然没有提前做好策划，虽然给每路大军都配备了专门的运粮官和超过十万的民夫保障后勤，可从北路军东路军打过黄河后，直面的就是黄土高原。西北的朋友都知道，农历十月份十一月份的黄土高原有多冷，这个时节运粮又是多么艰苦。

　　无论是米脂寨、夏州城还是银州城，道路险峻，大规模运粮非常困难。夏军同样发现了宋军这个弱点，虽然在正面战场上被种谔打了个一败涂地，却在侧翼袭击宋军粮道，消灭大量宋军运粮队。

　　东路军一路高歌猛进，夏州城拿下之后发现粮道被劫吃不上饭，种谔急了，只能就近先把银州城打下来，一方面防止银州守军再跑出来劫粮道，另一方面，有人的地方就有吃的，打下银州城进去抢粮吃。

　　种谔的东路军前脚刚离开夏州，北路军后脚进到夏州城，不走了，全军义愤填膺，种谔的东路军一路上战功无数，我们就因为比他慢点儿一路上只能赶路啥也做不了，等战争结束后我们算什么？种谔的跟屁虫？

　　北路军的愤怒是有原因的，种谔粮道被劫了之后基本上就是以战养战，打垮敌人抢对方的粮草辎重用以后勤。东路军一路上把能打的都打完了，王中正的军队连个粮食都抢不来。

　　北路军为什么要抢粮食呢？不能吃自己的粮食吗？

　　不能？因为王公公也没自己的粮食了。

　　北路军出发前，运粮官过来问王中正后勤粮食安排，王中正官僚劲儿十足，给运粮官一顿安排，却不肯签字。运粮官苦苦相劝，王中正没当回事儿，最后不耐烦的给运粮官签了文书，让先给大军准备半个月粮食，之后的慢慢运。

　　运粮官好言相劝，大帅，六万大军行军那可不是开玩笑的，万一遇上个敌军劫粮道、下雨路不好走、运粮队迷路什么的，粮食耽误个十天半个月，大军就要饿肚子。

　　王中正毫不在意，怕什么，皇上不是安排了种谔的东路军受我节制，我们北路军轻装简行全力推进，到了灵州城下没粮食了就吃东路军的。

　　运粮官实在放心不下，王中正要半个月的粮食，运粮官又给多准备了一部分，一共将近一个月的粮食让大军带着出发，途中再陆续向前线运粮。

　　怕什么来什么，夏军虽然硬拼不过宋军，但是骚扰很有一套，跟东路军一样，北路军一进入西夏境内就被劫了粮道，夏军还专挑北路军每天生火做饭的时候过来骚扰，策略非常明确，就是不让你好好吃饭。

　　就这样一路打一路走，到了夏州城之后，北路军携带的粮食几乎吃光了，而种谔米脂寨大胜后，神宗又下手诏不用受王中正节制了，东路军见机行事。

　　王中正眼巴巴的想去种谔那儿混口饭吃，结果突然又管不住种谔了，最后的吃饭希望落空，夏州城的北路军开始饿肚子。

　　在自己国家打保卫战，再怎么饿肚子也不怕，就地取材哪怕吃树皮吃草根儿，但是跑到异国他乡，茫茫黄土高原你去哪儿找树皮找草根儿？

　　北路军十月初出发，到达夏州时已经是十月中旬，由于夏军屡次骚扰，军粮比预计消耗的快，已经接近断粮。为了生存，王中正下令，不去灵州了，全军南下去打宥州（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打进宥州城进去吃饭。

　　宥州城守军不多，北路军没费什么工夫就把城打了下来，可守军不多也就意味着粮食不多，北路军在宥州城搞了一千多头牛羊牲口，就地杀牲口吃饭。

　　一千多头牲口看似不少，可问题是北路军足足有六万大军，就算按两千头牲口来算，平均一头牲口给三十个人吃，吃不了多久。

　　北路军在宥州城坚持了将近一周，实在顶不住了，只好退兵，十一月初四，王中正率军撤退，此时的西夏已经再也无力组织正规军追击北路军，可不用夏军追击，北路军一路丢盔弃甲溃退了回去，非战斗减员两万多人，六万大军出去，仅剩三万多回来。

　　北路军在西夏搞了一场饥饿一月游狼狈回国，东路军也好不到哪儿去，种谔为了吃饭打完银州之后发现银州没什么粮草，又率军回到夏州，安排副将刘归仁率军三万打通粮道运粮。

　　刘归仁领着偏师一路向南，本想接应运粮队，可士兵们已经饿到极限，等到快接近宋夏边境时完全无法指挥，全军溃散全部向国内退去，士兵们饿急眼了不管任何军令，刘归仁根本制止不住，这一路偏师不战而溃。

　　种谔的主力还在夏州苦等，左等右等等不来粮食，只能退兵，一路上山高路远没饭吃，东路军大规模减员，史书记载东路军撤退时“全军无食，皆号泣不行”。走到一半天降大雪，十一月份、黄土高原、天降大雪、没有吃的、全军撤退，东路军一路如同丧家犬一样回到了鄜延路，出去的时候十万大军，回来时还剩不足五万。

　　北路军和东路军先胜后败，灵州城都没见到就狼狈的回去了，堪称难兄难弟。与北路军东路军不太一样，中路军和南路军离灵州距离要近不少，粮道短，后勤勉强跟得上，也是五路大军中唯二打到灵州城下的队伍。

　　刘昌祚率南路军先行出发，十月十二日到达灵州城南的磨脐隘，

　　磨脐隘是灵州城唯一的天险，拿下这个关卡灵州将再也无险可守。

　　听说宋军主力打过来，西夏方面非常重视，国相梁乙埋亲率大军前来迎战。刘昌祚安排一支偏师偷偷过河从磨脐隘侧方偷袭，然后迎着梁乙埋的主力扑了上去，并且通告三军，消灭夏军主力，按照熙河作战时的三倍重赏。

　　宋夏两军主力在磨脐隘南侧的堪哥坪遭遇，火星撞地球没什么废话直接开打。刘昌祚排出阵势，先头盾牌手，中间神臂弓射手，后排床子弩，最后骑兵跟进。等前排盾牌手顶着夏军箭矢向前推进到射程之内后，神臂弓和床子弩开始发射，作为全军主帅，刘昌祚一马当先，手持两面盾牌冲在最前面。

　　主帅不惜死，还有黑科技，神臂弓和床子弩的射击马上压倒了夏军的弓箭射击，宋军趁势全军杀过去，两军展开肉搏，从中午杀到晚上，最终夏军崩溃，梁乙埋趁乱跑了，但夏军高级将领被俘被杀三十多人，被俘被杀士兵数千，一战把西夏灵州城外野战主力打趴下了。

　　主力废了，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于是南路军在灵州城外连续扫平西夏各个军事据点后，接着向灵州城进军。

　　前往灵州城有两条路，一个是正北方向经过黛黛岭（今宁夏同心县北），一个是西北方向取道鸣沙川（今宁夏中卫县）。所有人都建议正北前进经黛黛岭进军，刘昌祚力排众议，主张绕道西北鸣沙川。

　　南路军虽然离国境线近，但随着孤军深入粮道越来越长，随时可能被劫粮道断粮，而经南路军探子回报，鸣沙川处有夏军粮仓。

　　南路军西北绕道鸣沙川，果然找到了西夏的粮仓，经过清点粮食超过了一百万石，全军高兴坏了，装车就走，拉了一大堆粮食奔赴灵州城。

　　刘昌祚一鼓作气势如破竹，十月底就打到了灵州城下，趁着守军防备不及城门还没关上，南路军前锋上去就打进了城区，灵州城顿时乱成一团。

　　刘昌祚主力在后面一看前锋已经攻了进去连忙全军开拔准备一举拿下灵州城，大军还没走到城门口接到命令，高遵裕已经派人进城诏安，南路军不得擅自攻城。

　　军令如山，刘昌祚气的跺脚，但又不能抗命，只好命令主力停下，夏军趁机关上大门，冲进城去的那些南路军前锋部队被夏军在城内全歼。

　　命令是中路军主帅高遵裕下的，原因很简单，你刘昌祚拿下灵州城了，我高遵裕还远在百里之外，功劳算谁的？

　　与北路军东路军王中正与种谔混乱的关系一样，中路军和南路军也处于一种混乱的关系之中。原本出征，五路伐夏，安排大家共同打进灵州城，灵州城拿下，河对岸的兴庆府将无险可守，西夏只有亡国。可出征之前神宗又诏令，南路军主帅刘昌祚受中路军高遵裕节制。

　　高遵裕除了武将身份外，还是一名外戚，当朝太后高太后是高遵裕的侄女。高太后是侄女，自然就了解这位叔叔的秉性，知道他气量小不能容人，带兵打仗只能做副将不能当主将。

　　高太后多次劝神宗不要用高遵裕，但神宗不听，执意根据自己的判断认定了高遵裕是难得的将才，必须重用，比如一起出征的南路军和中路军，就得让高遵裕同时节制南路军。

　　这就非常要命了，要么就是两路军一个主帅，要么就是两路军分别各自独立的主帅，神宗这样安排一路军主帅同时还能节制另外一军主帅，这就是人为的给前线制造矛盾：被节制的军队就是炮灰，有危险你上我躲着，有好处我上你让开。

　　王中正是准备怎么坑种谔的，自己北路军没粮食了不怕，我跑去吃种谔东路军的，幸亏后来神宗又下诏书种谔不受节制，要不当时两路宋军非打起来不可。

　　在高遵裕看来，刘昌祚的南路军那就是后娘养的娃，眼看着娃要立功说啥也得拦住他，换我的部队来。

　　其实高遵裕能带兵走到灵州城下，都得多亏刘昌祚，主要是因为这位爷走了没多久就迷路了，在西夏旱海（今宁夏灵武县北戈壁滩）打转走不出去。眼看着粮食吃光，需要后勤补给，结果运粮队用的驴拉车，在路上堵驴了，驴子不听话车也走不动。中路军就在旱海里又困又饿打转，一直到刘昌祚都快打到灵州城了才从旱海里走出来。

　　十一月初一，高遵裕终于带着中路军沿着南路军扫平的道路来到了灵州城下，当时南路军已经在城下围了两天了，得知中路军到了，刘昌祚连忙来高遵裕这里报道。其实都是一路主帅，人家刘昌祚不见得比你地位低，谁知道高遵裕还就是给脸不要脸，刘昌祚主动示好，来了之后他却觉得刘昌祚来报道来晚了，把刘昌祚先晾在一边，等了好久才接见。

　　就这种心胸，什么队伍让他来带都要带进沟里。

　　高遵裕问刘昌祚战况，刘昌祚如实回答，本来马上就攻占灵州了，领导您不让打了说您派人都招降了，结果现在城门关上进不去，不过我们南路军都在城下，只要你同意打，我们立马攻城，就凭灵州这座小城根本挡不住我们。

　　高遵裕一听，刘昌祚这是对自己不满意啊，当时就翻脸了，训了一顿刘昌祚把人撵走。好不容易来到灵州城下，不能再让南路军出风头了，接下来的战功都要由中路军独占。

　　经过短暂的休整，两路宋军准备对灵州城发起总攻。为了充分瓦解南路军的战斗积极性，避免与中路军争功，十一月初六总攻前夕，高遵裕下令，撤掉南路军主帅刘昌祚的职，南路军全军由刘昌祚的副将姚麟暂管。

　　刘昌祚脸色铁青不发一言，姚麟一听这任命那是要把自己往火坑里推啊，当场表示无法胜任，高遵裕见拗不过便不再坚持，但是要求南路军全军在城外巡逻警戒，不得参与攻城。

　　梁乙埋率领的西夏最后的主力已经被南路军打残了，高遵裕竟然安排五万大军的南路军全军打酱油，有这种荒唐的主帅，宋军注定要输。

　　攻城开始，经过一昼夜的猛烈进攻，宋军没有任何进展，原因是两路宋军长途跋涉，无法携带重型攻城武器，上不了城墙。

　　上不了城墙的高遵裕再次无能狂怒，传令刘昌祚立刻到城外附近砍伐木材制作井栏云梯等攻城武器。茫茫戈壁，荒芜灵州，刘昌祚就算是神仙也找不来成片的树林，宋军的攻城武器根本就是镜花水月无从谈起。

　　眼见刘昌祚毫无办法，高遵裕终于又有了发泄怒火的借口，下令处斩刘昌祚以正军法，这下子连中路军的将领也看不下去了，两路宋军将领全部为刘昌祚求情。

　　所有人都在为刘昌祚求情，高遵裕也有点儿怵了，算了，不杀了。高遵裕放了刘昌祚一马，可刘昌祚经过高遵裕这么一折腾，悲愤交加病倒了，南路军全军也笼罩在悲愤之中，宋军形势不容乐观。

　　两路宋军不和难以形成合力，当时范纯仁的弟弟范纯粹也在中路军军中，任职运粮官，专门去找到高遵裕，劝他说两路主力不和不利于对夏作战，劝高遵裕顾全大局，不要苦苦相逼，一定要团结南路军。

　　范家父子兄弟在朝中威望极高，高遵裕表面上应承着范纯粹，实际上仍然是我行我素，继续挤兑南路军。中路军打了几天没有任何进展，高遵裕毫不在意，不带南路军玩儿根本没关系，他自己有破城妙计。

　　@南山冈 2022-04-15 12: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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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学习，常来坐坐

　　令所有人都想不到，高遵裕的妙计是劝降。

　　灵州城是西夏首都兴庆府最后一道屏障，与兴庆府仅一河之隔，这里驻守的夏军是西夏意志最坚定的夏军，可以全城战死，绝无一人可降，高遵裕竟然想劝这里的守军投降，秒啊。

　　劝降的部队不断向城头喊话，呼吁夏军赶紧开城投降。夏军也在城头上对着宋军喊话，说我们守军绝不背叛国家，况且现在打都没打，你们连城头都上不来根本拿我们没办法，凭什么劝降？

　　劝降不成，高遵裕全然没有其他办法，就这么全军围在灵州城下耗着。农历十一月的西北高原，冷风能把人撕碎吃了，宋军就这样围着灵州城挨冻，如果说光是挨冻也就算了，还能忍，可接下来吃不上饭直接让宋军陷入了绝境，再也忍不了了。

　　刘昌祚从鸣沙川带过来的粮食经过两路大军消耗，渐渐也快吃完了，于是通知后方向灵州前线运粮，宋军运粮队沿着刘昌祚走过的熟悉路线往前线运粮。西夏经过堪哥坪一战主力被击溃，可残部尚在，在梁乙埋的指挥下，夏军化整为零从黄河西安渡河埋伏在鸣沙川，连续打劫宋军运粮队，导致宋军粮道几近断绝。

　　宋军在灵州城下围城半个月，还是拿守军毫无办法，当时中路军的副将种诊劝高遵裕，要么拼尽全力挖地沟烧城门的赶紧把城拿下，要么往后退一退接应粮草顺便等攻城器械来了再打，否则大军驻扎在城下，万一对方把黄河掘开，全军恐怕要葬身鱼腹。

　　高遵裕既不愿强攻，也不愿后撤，但种诊不愧为将门世家，后面的发展被他一言说中。守城的夏军趁宋军不备，掘开黄河引水淹宋军大营，宋军就算再怎么勇猛也挡不住大水，被水冲的四散奔逃。高遵裕一看水冲了大营，又等不到粮草，终于绝望，撤吧。

　　高遵裕一下令撤退，正中西夏人下怀，本来宋军又累又饿已经差不多士气耗尽了，一说撤退便一窝蜂的撤，夏军出城追击，高遵裕完全控制不住形势。眼看着夏军就要追上来，高遵裕又叫来刘昌祚，命令他率南路军殿后。

　　抢功第一个，送死给别人，高遵裕把无耻发挥到了极致。病中的刘昌祚平静接受军令，召集南路军部众保护中路军先走，然后转身跟追击的夏军又打了一仗，刘昌祚又一次披甲持剑亲自冲杀，南路军哀兵居然把夏军给打退了，但夏军退兵之后南路军也再撑不住了，一路不断减员退回到泾原路治所渭州。

　　中路军和南路军也都歇菜了，五路宋军只剩下西路军，那么西路军的命运又会成啥样儿呢？

　　西路军很幸运，几乎没受到任何损失，因为李宪领着西路军从头到尾都在打酱油。

　　八月从河州出发，西路军先打下西使城（今甘肃榆中县西南），接着继续挥师北上，由于从西南方向进攻沿黄河北上，一路上依靠水陆运粮，西路军基本不存在缺粮的困难，气势旺盛。

　　夏军一路望风而降，西路军接着进攻兰州古城（今甘肃皋兰县），西夏朝廷派了几次援军来救都被打了回去于是便彻底放弃兰州夏军，任其自生自灭，兰州古城很快便被拿下。

　　拿下兰州古城后，李宪并没有继续进军，而是就地当起了包工头，开始在兰州地界筑城，给朝廷的奏报是刚刚夺得兰州，古城太小无法用以防守，想要守住兰州就必须筑一座新城控制周边地界。

　　想要控制住兰州，只要灭了西夏就一劳永逸了，李宪作为一员老将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归根到底就是不想打。

　　从一开始的全军主帅到最后的一路主帅，李宪的心理落差是很明显的，而且经过朝廷这么一折腾他也意识到，一名宦官，就算取得赫赫战功又能怎么样呢？狄青堂堂男子汉，最后还是被朝廷排挤的忧愤而死，而他一名宦官，差不多得了，该自保时必须得自保。

　　李宪虽然打算挂机，朝廷却不会允许，眼见九月一整月西路军没什么动静，朝廷的敕令传来，要他马上率军前去灵州会师，失期当斩！

　　军令如山，李宪不敢抗命，领军继续北上，到了女遮谷（今甘肃靖远县）击败当地守军之后，西路军改变行军路线，不往北边灵州方向去了，转而向东向会州（今甘肃会宁县）方向进军。

　　李宪依靠忽北忽东的行军路线忽悠朝廷说自己一直在路上，只不过敌情复杂进军不顺利，会州守军哪里是西路军对手，不久便被拿下，然后李宪传令全军继续挂机，赖在会州继续歇。

　　西路军一路晃悠一路挂机，居然就这么混到了十一月，当时北路东路两军已经狼狈的退回国内，中路南路两军在灵州城下挨饿，神宗亲自下诏要求李宪速速前往灵州与其他两路军会合。

　　这下李宪不敢再挂机了，率军北上，走到天都山（位于今宁夏海原县）时遇上了西夏大将仁多零丁，天都山有当年李元昊的行宫，一直以来都是西夏军事重镇，仁多零丁是西夏当时少有的拿得出手的名将，神宗曾经亲自下诏给边将通缉此人。

　　李宪不敢大意，先安排人到天都山行宫内殿的库房里放火，大火一起夏军忙着救火西路军趁机进攻，混乱中夏军只顾逃命，仁多零丁只好率军退却。

　　打退夏军后，李宪担心仁多零丁还会卷土重来，便就地驻扎在当地葫芦河南岸，准备接着跟仁多零丁打。这时候传来了高遵裕全军溃败的消息，中路军南路军也没戏了，李宪一看五路大军四路都完犊子，剩下自己这一路再往前走那就是送死，干脆也不打了，退兵回了兰州。

　　声势浩大的元丰五路伐夏就这么结束了，五路宋军主帅里有人狂妄，有人糊涂，有人奸佞，有人忠烈，还有人只顾着自保。

　　此次宋军主力出动四十万，加上同等规模的随行民夫和其他参战蕃军，动员人数将近一百万，自此以后，终宋一世再未能组织起如此庞大的攻势，哪怕后来岳飞收复中原也仅仅不足十万人，这一仗几乎就是宋代战争动员的巅峰。

　　战争动员的巅峰同时也是战争损失的巅峰，据战后统计，正规军加民夫死伤失踪总计超过六十万，天量的家庭失去了儿子、丈夫或者父亲，精壮的男子汉们与家人天人永隔。

　　熙宁变法给国家挣了很多钱，多到足够去支撑如此巨大的一场战争，甚至多到战争之后朝廷轻松解决所有战后抚恤和兵力恢复问题，但这一切却解决不了神宗的心病。

　　《韩非子》中讲了这么一个小故事：春秋末期，齐景公正在海边游玩，忽然接到侍者的报告说相国晏婴病重。

　　晏婴是长期帮助齐景公治理国家的功臣，威望非常高。齐景公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着急，立刻下令火速返回都城出发去看望晏婴。

　　他挑选最好的驭手驾车，挑选最好的马拉车。在车上，他不住地催促快点跑，虽然马车跑得飞快，但景公仍然觉得太慢。于是他把驭手推到一边，自己拿起鞭子赶车。这样跑了一阵，他还是觉得不够快，干脆跳下车子奔跑起来，跑了一会，便累得汗流浃背，上气不接下气。

　　齐景公最终还是到了晏婴家里，却是最后一个到的，他在车上为了加快速度反而最后最晚到达的一系列行为被后世总结为：欲速则不达。

　　神宗的急切征讨充分说明了什么叫宋朝版的“欲速则不达”。

　　汉武帝征讨匈奴，从刘邦开始到武帝前前后后一百多年，核心将领卫青从一开始跟着大军打下手一步一步成熟独当一面，最后独掌帅印也用了十多年，最后卫青领着外甥霍去病两人毕其功于一役，封狼居胥杀的匈奴漠南无王庭，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再三强调一将难求，是因为财富可以很快积累起来，但将才需要在真刀真枪里一仗一仗打出来，就神宗朝前期那些跟西夏之间的战斗规模，小打小闹根本不足以磨练出将星。狄青当年大大小小跟李元昊打了多少场仗才打出名堂，神宗朝有这个条件吗？你也想要狄青，但你一定要给够培养狄青的时间和土壤。

　　急功近利不说，对战场干涉过多，大军出发了乱发手诏，以一己之力分化瓦解北路军和东路军的兄弟关系，又以一己之力浇灭了最能打的南路军的战斗热情，神宗以为自己是兵仙韩信，其实只不过是另一个蒋介石罢了。

　　不过没关系，王安石为相数年，为国家攒下来了深厚的家底，一次失败不足以动摇根基，神宗还年轻，一切都还有机会，灵州城下输的这一局一定要扳回来。

　　五路伐夏失败后，朝廷轮过行贬，王中正被一贬再贬，最后贬到嵩山脚下去看道观去了；种谔由于米脂寨大破夏军杀敌有功，虽然最后也不得已退兵但并未贬官还进行了褒奖；高遵裕贬到邓州；刘昌祚官降一级，由副都总管降为钤辖，仍领本部兵马；按照枢密院的意思，李宪贻误战机失期当斩，但神宗念及李宪连下兰州会州也算立功，功过相抵不再追究。

　　一连串处理过后，神宗开始思索下一步对夏战略，多路进军已经证明不可取，集中优势从一路打击才是最佳方案。

　　正在神宗犹豫从哪一路出击最合适时，种谔上梳了，阐述了从鄜延路出击先拿下横山，然后再一步一步蚕食西夏领土最后拿下灵州的战略。

　　种谔在熙宁年间曾经率军攻占横山，对此处非常熟悉，虽然西峡地处西北境内大片戈壁沙漠，但横山地区却水草丰美土地复绕，此前夏军多次在边境与宋军交手，依托的就是横山这个大后方。

　　种谔提出，就沿着横山北麓修筑城寨，全面控制横山地区，再以横山地区作为粮草中继站攻打灵州城。

　　客观来讲，这个战略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虽然五路伐夏死伤无数劳民伤财，但北宋钱粮依然充足，不存在当年韩琦范仲淹为了钱而争论修不修城寨的问题，稳扎稳打拿下横山不失为一步好棋。

　　神宗也觉得靠谱，但为了谨慎，还是要实地调研了才放心，元丰五年五月，神宗安排给事中徐禧到西北前线调研战略可行性。

　　徐禧这人是个投机分子，从小不好好读书，后来考科举不中，看到国家推行新法便鼓吹新法。吕惠卿当时任翰林学士，兼管王安石《三经新义》等著作的日常编纂事务，见徐禧对新法的见解独到，便将他选拔进入经义编纂小组。

　　有的人聪明用在正经学问上，徐禧的聪明就属于用在了歪门邪道上，科举考试不行，但是对经义的解读偏偏有一套，而当时王安石以变法思想行天下，很多角度也是独树一帜，很对徐禧的胃口。

　　王安石的经义理论本质上还是以儒家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作为根据，与时俱进的提出新的解读和应用，具体的经义理论太过深奥我们就不深究了。但是徐禧深究起来乐在其中并凭借对经义的理解阐述步步高升，最后进入馆阁，兼任谏官。

　　不考科举进入朝廷任职竟然能做到阁臣，徐禧也算开了先河了，有时候不仅要感叹，熙宁变法闹得天怒人怨确实在用人上有大问题，瞅瞅这些新党都什么人，吕惠卿、郑侠、邓绾还有徐禧，这都什么人。

　　王安石啊王安石，你虽然业务强人品正魅力大，却有着跟张雨绮一样的弱点，看人的眼光不行。

　　让人看不透的徐禧到了元丰年间做到了给事中，正四品。要知道给事中再进一步就是翰林学士，就是真正的参与国家大事的高级官员，徐禧的仕途一片光明。

　　接到神宗诏令的徐禧意识到，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来了，当时虽然王安石早已离开中央，但朝廷宰执蔡确章惇等人都是新党，在神宗的支持下，新法一直稳定施行，徐禧本人就是新党官员，只要这次考察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再高升一步近在咫尺。

　　怀揣美梦的徐禧来到西北前线胡乱调研了一番，提出了建议，总体上认同种谔的战略方向，但筑城不能从种谔提出的银州开始，而应当从银州东南方向的无定河边开始筑城，此处原先有一处河堤叫做永乐埭，可以在此筑一座永乐城。

　　银州是西北重镇，从边境开始往西依次银州、夏州、宥州和盐州，这四州全部依托横山，盐州再往西北就是旱海沙漠，出了沙漠就是灵州，如果按照种谔的建议，从银、夏、宥、盐一路筑城打过去，是最稳妥的控制横山地区的方案。

　　永乐城的地点狭窄，后背靠山，前面是无定河，如果敌人攻过来只要围住临河的一面，那守军就是被堵在城里包饺子。为了依托险峻地形，让城寨更加易守难攻，徐禧选择的地址比较高，敌人打过来要仰攻，但这也带来一个致命的问题，城寨险峻了，离喝水的永定河就远了。

　　品品，再品品，是不是有马谡守街亭那味儿了？

　　他以为他居高临下所向无敌，其实人家过来就是切断水源关门打狗。

　　徐禧这种无脑送死的筑城方案当即就遭到种谔反对，坚决不同意修筑永乐城。

　　种谔反对无效，徐禧回京复命后，神宗同意修筑永乐城的方案，为了支持徐禧，有下诏任命他为鄜延路经略安抚使的职务，总领一路军务，徐禧与宦官李舜举领命一同来到永乐城处招募民夫筑城，下令鄜延路所有将领到永乐城集合。

　　副都总管曲珍、钤辖高永能、高永亨兄弟，经略安抚使沈括和经略安抚副使种谔都来了。徐禧一通大道理讲完安排大家各自领兵配合永乐城修筑，大家都没意见，只有种谔，又说永乐城这地方不行。

　　徐禧生气了，怒斥种谔，永乐城已经是禀明圣上决策要修筑的城寨，你还在这儿出言反对，不怕我军法处置你吗？

　　种谔根本不把徐禧这种纸上谈兵的货色放眼里，直接怼回去，永乐城如果被围则必败，战败则必死，违抗你的命令也是个死，与其带兵被西夏剿灭损兵折将，还不如你给我就地正法了。

　　种谔这种军阀作风在西北是出了名的，原上级沈括都深知种谔这脾气，尽量都是有商有量的共事，徐禧虽然身负皇命来筑城，可到了地方上还就使唤不动种谔。

　　虽然是吓唬要军法论处，徐禧可不敢真杀了种谔，干不掉你我可以挤兑你，徐禧给神宗上了奏疏弹劾种谔跋扈不听号令，神宗二话不说，直接下诏把种谔调走，单独去守延州去了。

　　挤走了种谔，徐禧执行力就强得多了，永乐城工地上干得热火朝天，一个月后工事完工，永乐城封顶大吉。接着徐禧安排曲珍领兵一万驻守永乐城，自己和李舜举沈括率鄜延路宋军主力返回米脂寨驻防。

　　永乐城的修筑一开始就引起了西夏方面的警觉，夏军刺探情报的斥候就没断过。筑城的时候宋军主力都在附近驻守，夏军多次骚扰都被打退，城筑好了宋军主力回到米脂寨之后，西夏的机会来了。

　　九月没过完，梁太后便调兵遣将派出西夏主力前往永乐城搞拆迁，西夏大将叶悖麻、咩讹埋二人率军号称三十万大举进攻。曲珍得知消息后派人向徐禧汇报，徐禧和李舜举率宋军主力前往永乐城驰援，钤辖高永亨苦劝不要率主力去，成小兵寡，阵型展不开，一旦敌人切断水源城内全军只有死路一条。

　　大战在即说这些丧气话动摇军心，徐禧果断命人把高永亨抓起来，送到延州监狱里去，种谔不是在那儿吗？就叫你们这些唱反调的都在延州给我看好了，看我徐禧怎么战胜西夏。

　　带兵的都去永乐城了，米脂寨不能没人守。临走前徐禧安排沈括留在了米脂寨，多亏了把沈括留了下来幸免于难，这样我们后世才能读到《梦溪笔谈》，本来嘛，科学家就不该跟着蠢货去送死。

　　徐禧率宋军主力三万人进入永乐城，加上曲珍原有一万多守军，宋军总兵力达到近五万人。徐禧自信满满，放出豪言，是吾立功取富贵之秋也。

　　是要取富贵了，不过是人家西夏将领取富贵，顺便取他徐禧的狗头。

　　宋军一股脑的聚在永乐城里，远远的看到西夏大军前来，高永亨哥哥高永能建议趁夏军远道而来立足未稳，先头的骑兵部队都在过无定河，过河时候无暇防备，击其半渡打他个措手不及。

　　徐禧不同意，怒斥高永能无知，王师不鼓不成列。

　　我深深的怀疑徐禧读书读反了，哪怕他初中毕业都知道宋襄公是怎么死的，徐禧居然完全照搬失败经验，愚蠢程度令人发指。

　　执意以卵击石的徐禧安排曲珍率一万宋军在城外列阵，自己在城楼上手持黄旗指挥，全军按军旗行动。

　　注意，这是野路子书生第一次上战场，当时永乐城将领曲珍、高永能都是身经百战的将领，五路伐夏时都与敌人浴血奋战过，徐禧只要把战略部署安排好就行了，细节指挥根本也不需要他来指挥，可他偏偏要搞微操。

　　羽扇纶巾，雄姿英发，谈笑间西夏灰飞烟灭。徐禧内心一定在上演《三国演义》里的经典桥段，并且他自己就是男主角。

　　西夏军队如同黑云压城一般围了上来，曲珍仅仅一万人，因为徐禧不让宋军对夏军击其半渡，西夏的精锐骑兵“铁鹞子”全部渡河，对宋军发起猛攻。

　　铁鹞子是一种重装骑兵，每一名骑兵连人带马全部披甲，马与马之间有铁索相连，进攻时整排推进，就算砍死一名骑兵，整排阵型不会乱，攻势不会停。十六国名将冉闵就是死在这种重装骑兵连环马的战法之下，现在夏军也祭出了这种凶狠的战法。

　　曲珍毕竟兵力处于绝对劣势，战斗没过多久就支持不住，想要退回城内。其实也当时的形势，既然打不过那就退回城中凭借坚城防守，没必要在城外与兵力优势的敌人野战死磕。但是徐禧不同意，严令曲珍部死战到底。

　　将令再严，他也抵不过人性，在铁鹞子恐怖的死亡威胁面前，宋军前军全线崩溃，向后溃败，后军因为看到徐禧的令旗还在往前进军，结果前军撞上后军，宋军自己阵型乱成一团。

　　冷兵器时代打仗，打的就是阵型，阵型一乱就等着对方屠杀吧。夏军一看这好机会当然不会放过马上追杀了过来，宋军被自己人踩死的、掉河里淹死的、被夏军砍死的，场面惨不忍睹，曲珍死里逃生率少量残军退回城内。

　　永乐城兵败被围的消息传到朝廷，神宗非常紧张，他力排众议支持徐禧去前线修筑永乐城，为此不惜把种谔调离，现在永乐城被夏人围困，永乐城丢了，那打的可不仅仅是徐禧的脸，还有神宗自己的脸。

　　由于去年刚刚五路伐夏，环庆路的中路军和泾原路的南路军损失最大仅剩残部，根本无力营救永乐城，只有熙河路兵力完整，神宗急诏熙河路李宪率军北上救援。

　　熙河军如果能赶到，或许真能解救永乐城，但问题是熙河路离永乐城是在太远。我在高德地图上拉了一下，从熙河路治所今天的宁夏临夏县中部到永乐城位置今天的陕西米脂县南部，高速公路足足有九百公里，古代都是土路，就算给李宪全军都配上汗血宝马，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熙河军过不来，鄜延路自己还有一些兵力，沈括率军在米脂寨，种谔率军在延州，面对西夏主力部队，两人手下的宋军根本不是对手。沈括试探了几次根本就冲不破夏军在永乐城外围的阻隔，种谔更是兵都不派，你徐禧不是能打吗？你好好打吧，我这点儿守军就不去给你添乱了。

　　永乐城危在旦夕，神宗焦虑万分，诏令沈括无论如何也要救，真不行就跟西夏议和，哪怕宋军退兵，把永乐城送给西夏，只要能保住永乐城被困的军民就行。

　　这就怪了，永乐城分明就是一座军事城寨，有军队正常，哪儿来的民呢？

　　这就要从永乐城的修筑说起了，虽然永乐城用了不到一个月建好，但徐禧也不是傻子，也知道城建在高地没水，必须要引水源，便在城外平地处修了一座水寨，水寨里打了四十口井用来供应军需。

　　城池可以不讲究工程质量先堆起来再说，井如果不好好打中间就会塌，为了打这四十口井，永乐城的民夫昼夜不停，刚垒完永乐城的墙就马不停蹄的来凿水寨的井。

　　工程量大工期紧，为了尽快完工，政府征用了将近二十万民夫，夏军围攻的时候，很多民夫都在水寨外运送施工材料，运粮官因为害怕民夫进入水寨军粮不够用，下令紧闭水寨大门。愤怒的民夫凿开水寨的围墙强行进入水寨，夏军随之跟进攻入，水寨失守。

　　数以十万计的民夫被西夏俘虏，水寨也落入夏军手中，守军喝不上水，试着在城中打井，可永乐城实在地势太高根本打不出水，士兵喝马尿，喝完马尿把马粪绞出汁喝，到最后开始杀民夫喝血，城内宛如人间地狱。

　　而沈括送往夏军的议和文书也被夏军拒绝，永乐城的陷落进入倒计时。

　　眼看着死路一条，曲珍和高永能向徐禧建议，趁着目前尚存一丝士气，把全军的钱财全部拿出征集敢死队作为先锋，突围冲出去，徐禧还是不听，坚持一定要守，决不放弃。

　　徐禧不放弃永乐城，却也不傻，知道守下去必死，就也想忽悠西夏议和，于是就派了部将吕文惠去夏军营中议和。吕文惠到了西夏军营说明来意后，夏军主帅叶悖麻就说了，既然你们想要议和，那就派个能拍板的，你这么一个小人物出来议什么和。

　　吕文惠问让派谁过来谈，叶悖麻想都没想直接说，让曲太尉过来谈。

　　游牧民族都是实在人，遇见实在打不过的人了就给你起外号，狄青不就被起了个外号叫“狄天使”吗？上天派下来的使节，真的打不过，狄天使来了意思就是赶紧跑，不跑就是死路一条。曲珍也是一个意思，党项打听了汉人最大的官就是三公，司徒司空太尉，太尉是管打仗的，曲珍这么能打那就给他起个外号叫曲太尉。

　　吕文惠回到永乐城复命，徐禧一听坚决不同意，城里全靠曲珍负责军务，曲珍走了他徐禧根本控制不住这帮大头兵，又派了副将景思宜前去，全权代表徐禧议和。

　　叶悖麻一听景思宜能拍板，也没客气，直接就提出了议和条件，归还熙河军占领的兰州、会州和种谔之前占领的米脂寨，夏军可以退兵。

　　五路伐夏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谁敢轻易还给西夏。景思宜只好给叶悖麻打太极拳，说得汇报，不敢做主。

　　叶悖麻被宋军敷衍了两次，终于忍不了了，把景思宜关了起来，派人到永乐城下做最后的劝降，夏军在城下喊话，城里的汉人兄弟们，你们已经没水了，不要再逞强了，快快开城投降。

　　谁说宋军没水的？宋军还有最后两壶水，就在中军主帅营中，徐禧一听夏军说没水，当场吩咐人把水拿过来，当着两军的面把水倒到了城下，反唇相讥夏军说，看我们的水多得是。

　　徐禧啊徐禧，到这份儿上又何必在乎这些口舌之争，你叫个士兵过来把水喝给西夏人看不行吗？非要浪费掉。

　　夏军一看徐禧把最后的存水也到了不禁都乐了，一片哄笑，在城下起哄，你当我们不知道你就这点儿水吗？有本事你接着倒啊。

　　徐禧没本事倒了，最后的存水倒完之后，除非老天爷下雨，否则就只有死。

　　老天爷开眼了，九月二十日夜里，天降大雨，久旱逢甘霖的宋军大喜过望，纷纷脱掉衣服接雨水喝。宋军以为老天爷在帮自己，可在夏军看来这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趁着宋军忙着喝雨，夏军全军冒雨爬城墙攻城，宋军再也无力抵抗，当夜永乐城即被攻陷，主帅徐禧战死，李舜举、高永能等将领一并战死，曲珍冒死突围率残兵逃回米脂寨。

　　城破之后，夏军纵兵屠杀，宋军五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连带着民夫总计二十余万人几乎被屠杀殆尽。

　　消息传到朝中，神宗悲愤交加气的大哭，早朝时跟几个宰执大臣提起来永乐城说着说着实在忍不住伤心痛哭起来，宰相们都不敢抬头看神宗。

　　徐禧虽然一手造就了永乐城的惨败，但直到城破也没有投降最后战死沙场，总算挽回了一丝尊严，朝廷也给了追赠，其他的李舜举、高永能等将领也都进行了追赠，沈括、种谔、曲珍都被贬了官。一系列人员战后处理完，神宗对于永乐城之战的惨败依然耿耿于怀、郁郁寡欢，也明白了以目前的状况难以消灭西夏，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主动发起对西夏的进攻。

　　永乐城之战后，神宗暂时搁置了对西夏的作战计划，可边境并未因此平静下来，北宋不打了，西夏却要反击了。

　　不管是之前的小股部队骚扰还是五路伐夏再到后来的永乐城之战，虽然总体上来说北宋损失得多，西夏损失的少，但北宋毕竟是大国，西夏的国家体量根本没法儿跟北宋比。

　　战争打的是后勤、是国力，北宋打输了两场仗损兵折将但根本伤不到元气，西夏赢了两场仗却是拼了举国之力，农民种不了地，牧民放不了羊，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离崩溃就差一步了。

　　虽然打了两场胜仗，国内矛盾却愈发尖锐，在这种形势下，梁太后只好下令放李秉常出来重新主持朝政，又把自己的侄女、相国梁乙埋的女儿嫁给李秉常立为皇后，昭告天下皇帝亲政，打皇帝招牌来稳定人心。

　　一方面挟天子以安天下，另一方面，已经打仗打上瘾的梁太后决定主动出击，夺回被熙河军侵略的兰州会州。

　　元丰六年二月，西夏发兵一万突袭兰州，当时兰州城防空虚，仅千余名守军，守将王文郁看到夏军远道而来，点起七百敢死队趁着敌人渡河到一半时发起猛攻，杀的夏军丢盔弃甲扭头就跑。等夏军跑完重新集结完毕准备再次攻击兰州时，兰州已经加强防守，数万守军严阵以待，夏军一看一时之间难以攻下，只好退兵。

　　接着到了五月，西夏再次出兵兰州，两军野战互有胜负，宋军退回城内，夏军退回草原。

　　打不过怎么办，李秉常刚刚被放出来，急于建功立业，打不过就接着谈，看能不能跟宋朝谈一谈把兰州会州要过来，派了使节到开封面圣，提了新的和议条件：恢复北宋对西夏每年的岁币，归还北宋侵略西夏的兰州会州两州。

　　北宋君臣都被逗笑了，打仗打不过想要和议，至少得自己先拿出来诚意吧，结果自己拿出来的诚意就是让对方不仅给钱还要割地，西夏使节在开封遭遇一顿群嘲，灰溜溜回去了。

　　李秉常大怒，好家伙，断我岁币占我城池，宋朝欺人太甚。元丰七年正月，西夏以收复失地为名，号称大军八十万大举进攻兰州。李宪在此之前就料到西夏不会轻易放弃兰州，在兰州增加了大量守军并且加强了城防工事。

　　夏军来了之后久攻不下，李宪指挥城内宋军守得滴水不漏，十天之后，夏军粮食吃完，运粮队却没及时跟上，只好退兵。

　　永乐城之战后，西北的局势基本上就是宋夏两国菜鸡互啄，你也打不赢我我也打不赢你，但是国仇家恨在这儿摆着，谁都不敢轻易偃旗息鼓，除非一方国家高层出现变故。

　　变故来的很快，元丰八年二月，西夏相国梁乙埋病死，梁太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继续任用梁乙埋儿子梁乙逋为相国。

　　虽然提拔了自己侄子当了相国，但梁太后本人于当年十月病死，朝堂上外戚、武将、保皇党之间互相争权夺利，西夏政局再一次陷入动荡。

　　上一次西夏国内发生太后囚禁皇帝时，同样政局动荡，神宗抓住机会五路伐夏，虽然连续打了两个大败仗，但北宋国力依然雄厚，完全撑得起再来一次灭国之战，梁太后去世就是最好的机会。

　　但北宋朝廷这次却无动于衷，因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神宗皇帝身体也不行了。

　　冒天下之大不韪支持王安石实行新法，王安石罢相之后仍然坚持竭尽全力的继续贯彻新法，神宗在位这十几年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神宗其实一直在憋着一口气，把新法挣来的钱用到西北拿下西夏，才是这些压力的排解之道。

　　五路伐夏的失败，已经严重挫伤了神宗的自尊心，但神宗没有放弃，一口气吃不掉你我就稳扎稳打一路凭坚城据点消耗你，最后把城寨修到兴庆府灭亡西夏，慢是慢了点儿，胜在稳当。

　　可没想到自己挑选出来执行筑城战略的徐禧上来第一战就遭遇大败，连兵带农伤亡二十多万，回想这些年左突右冲与各种旧党作斗争，最后换来的却是连续的大败，又怎能不让人伤心失望。

　　史书记载，元丰五年九月，永乐城之战后，神宗出现连续“不豫”的情况，早朝都上不了。自此以后身体日渐衰弱，元丰七年年底，神宗开始头痛，转过年来到了元丰八年正月，神宗再次不豫，病情来势汹汹，不到一个月已经病的不能说话了，只能通过点头摇头来表达想法。

　　到了这份儿上，大臣们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在宰相王珪的建议下，神宗同意册立皇太子，于是元丰八年三月，册立延安郡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

　　神宗没能挺过三月，皇太子册立完没几天就病逝了，年仅三十八岁。

　　史书中《神宗本纪》里对神宗有这么一段评价，说王安石狂妄自大，而神宗盲目信任王安石，排斥朝廷元老，不听劝谏刚愎自用，荒废了祖宗之法，导致国家奸邪横行，人心背离，是亡国之祸的开始。

　　中国古代的史官具有优秀的史学修养，但在对人物评价上始终存在时代局限，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任何制度规范都不可能永远适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和神宗坚持的祖宗不足法没任何毛病，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要改革。

　　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在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要坚持深化改革，这不是一句空口号，而是千年以前宋神宗君臣已经实践过，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经验。

　　神宗年纪轻轻英年早逝实在可惜，若非如此，假以时日或许真的能实现大宋帝国的中兴，那时候岂止是恢复汉唐旧疆，远迈汉唐也未尝不可能。

　　历史没有如果，神宗已然谢幕。历史的重担交接到了儿子赵煦肩上，而当时的赵煦年仅十岁，显然难以扛起这份责任。

　　元丰八年三月，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由于册立皇太子时哲宗年仅十岁，还不足以处理朝政，神宗安排了自己母亲高太后，也就是后来哲宗朝的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一般来讲，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如果新皇帝年纪太小，需要有太后垂帘听政，而高太后到了哲宗朝已经是太皇太后，怎么太皇太后也来垂帘听政了？

　　那是因为这位高太皇太后是位政治女强人。

　　高太皇太后叫法太拗口，下文中咱就简称高后吧。高后小字滔滔（跟辽国的萧太后挺像，小字很萌），是开国名将高琼曾孙女。跟随英宗入继大统之后，高后很罕见的牢牢掌握了自己的男人，使得九五之尊的英宗皇帝专宠高后一人，并且生下神宗在内四男四女。

　　英宗驾崩后，因为即位的神宗已经年逾二十，完全可以独立处理朝政，高后便安心做自己的太后。可神宗任用王安石施行的一系列新法搞得高后心神不宁，担心儿子改了祖宗之法以后动摇国家根基，高后不断劝说神宗废除新法，给神宗造成很大精神压力。
　　神宗的皇后向皇后没有孩子，在后宫中一直为人低调。而神宗的朱贵妃生了两男四女，其中大儿子就是后来的哲宗。

　　神宗病危时，首相王珪建议立赵煦为太子日后继承皇位，而次相蔡确却认为赵煦年纪太小不利于国家稳定，建议立神宗同母弟雍王赵颢或者曹王赵頵为储君将来继承皇位。

　　虽说正常封建王朝皇位交替都是父死子继，可赵光义开了好头，在大宋帝国的皇位继承中，兄终弟及也并不奇怪，更何况雍王赵颢和曹王赵頵都是高后所生，自从神宗病重后宫里一切事务都由高后全权处理，拥立高后的儿子对高后自己也没坏处。

　　到了元丰八年三月份，神宗实际上已经陷入昏迷，已经无法正常表达意识了，这时候宫里突然下诏立赵煦为皇太子，很难讲到底是神宗的意思还是高后的意思。

　　亦或许，母子俩本来就是一个意思。

　　册立完皇太子之后，为了防止雍王和曹王再有非分之想，高后下令，严禁任何人入宫，包括两位亲王。又提前安排宫人缝制好儿童尺寸的龙袍，神宗驾崩后，立马给哲宗换上龙袍宣布遗诏，把哲宗即位做成既定事实，平稳的实现了皇权交替。

　　一个长期居于深宫的女人，能有这样的政治智慧是非常罕见的。

　　智慧的高后显然并不满足于仅仅庇护者孙子即位，她还有更高的追求，恢复祖宗之法，实现大宋帝国的长治久安。

　　想要恢复祖宗之法，那必须得有人来朝廷主持大局才行，确切地说，得旧党大臣回京任职。

　　分量足够的，镇得住场子的，甚至新党都尊敬的旧党人物，全天下都知道那个人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对回朝主持朝政没有任何兴趣，人家在西京洛阳逍遥快活着呢。

　　熙宁四年，在朝中跟王安石对掐无果的司马光自请外放，到永兴军军政要务一起抓。范仲淹、庞籍、韩琦这些之前的北宋名臣都有这么一个习惯，如果朝中失势了，那就主动请辞到西北边境抓军事，为国家镇守边关继续发挥余热。

　　司马光也是这个想法，十几年前跟着庞籍在西北让西夏人打了个大败，这事儿司马光一直没忘，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现在报仇的时候到了。

　　铆足干劲儿的司马光来到永兴军，看到的却是一片民不聊生的人间疾苦。

　　随着青苗法保甲法等新法执行，很多基层官员都在强行摊派青苗贷款和保甲政策。放在东南富庶地区，可能也就消化掉了，而西北边区原本土地就贫瘠，很多新法的执行反而害惨了老百姓，永兴军就是其中的重灾区。

　　青苗法执行前，很多老百姓就处于种一季吃一季勉强再种下一季的边缘状态，虽然没什么积蓄，总归还能吃上饭。青苗法一来，强制贷款，这下好了，原本脆弱的收支平衡被打破，普通农户根本还不上青苗贷的利息钱，纷纷破产，最后成为流民。

　　保甲法同样弊端频出，要知道永兴军是路一级的行政单位，但要承担国防任务。参与保甲的农民训练之后，很多训练比较好的就直接被抽调走当职业军人去了。可问题是永兴军原本是有一套专门的征兵渠道的，这样一来常规渠道征兵的同时保甲法也在征兵，正常生产的农民越来越少，土地大量荒废。

　　司马光眼见新法种种弊端，向朝廷上梳，在永兴军境内先暂停青苗法和保甲法。

　　经过了亲眼所见和实地调研，司马光的这封上梳应当讲是非常客观公正的，新法也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在当时新法推行如火如荼的情况下，神宗和王安石根本就不理会司马光的建议，朝廷下令，主管部门绕开永兴军长官司马光，直接向基层催收青苗钱、督办保甲法。

　　这下可给司马光惹急了，王安石你欺人太甚，愤怒的司马光上梳一封，身体不适，工作干不了了，要求退休。

　　退休？退休就退休。司马光的退休很快被朝廷批准，给司马光授了一个西京洛阳的闲职，不用再参与政事了。

　　不问朝政的司马光如释重负，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自己的老本行编修史书中去。

　　北宋很多大臣都是兼职作家和编辑，欧阳修就编纂了《新五代史》和《新唐书》，王安石有《三经新义》、《论语解》等著作。在修书这个领域司马光那就要厉害的多了，早在英宗朝，司马光就曾上梳想编纂一部《历代君臣事迹》，得到了英宗的支持。神宗即位后，更是加大了对司马光的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司马光人在开封就把编辑部设在开封，司马光去了洛阳就把编辑部迁到了洛阳。

　　在《历代君臣事迹》成书一部分后，司马光曾向神宗汇报编纂进度和成果，神宗了解这部史书之后连连称赞并此名为《资治通鉴》，后来司马光担任翰林学士去搞经筵讲学，很多也是在讲《资治通鉴》的内容。

　　《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涵盖了从周朝威烈王（公元前403年）到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一千多年的历史，内容纷繁复杂，为了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真相，司马光要求编辑部的同事们，宁可从繁，绝不可从简。

　　遇到历史事件有多部史书记录不同的怎么办？先甄别史料，剔除明显错误的史料，其他细节上有出入又无法断定谁对谁错的，全都记录下来，并进行批注。

　　这是一种非常严谨客观的编修史书的方式，要知道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史书里面，正史都是根据起居注形成皇帝实录，然后对实录进行编纂形成本纪，本纪加上官员列传，再加上国家的地理志、食货志、礼、乐等内容形成的。野史就全靠修书人的个人信誉，如果作者有史官背景或是学者背景那可信度就高，否则就是纯粹的野鸡史。

　　出于某些原因，正史不会把所有事件全部记录，比如斧声烛影的那一夜赵家兄弟到底聊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野史会记录，而且高质量的野史还能得到文物、外国史的佐证，这样的话野史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正史、野史、笔记、等等综合在一起，《资治通鉴》呈现出了最接近真实的历史，也给后世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记载。很多《资治通鉴》引用的文献后来都毁于战火，但《资治通鉴》因为名气大，价值高，被官方雕版印刷大量发行，使得官方民间都保留了下来，成为中国历史学上的瑰宝。

　　瑰宝的诞生当然离不开辛勤的汗水，编辑部分别由刘恕、刘攽和范祖禹负责前后若干朝代的史料汇集和草稿的编修。而司马光作为总编辑，承担着最重的任务，就是校对、勘误、定稿。

　　《资治通鉴》成书后，全书共294卷，300多万字，司马光初版的《资治通鉴》整整占满了洛阳编辑部两间大仓库，里面每一卷、每一册、每一页都凝结着所有编者的心血。

　　受《资治通鉴》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后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等著作，都采用了汇编多种史料，在可能存在争议的部分以“考异”的形式进行记录，最大程度的去真实还原所记录的历史。

　　与之非常类似的，我们现代社会的维基百科也采用了这种方式，采撷所有价值高的信息资料，对于可能有争议的部分进行标注，客观而又全方位的记录某一事件，以前我经常搜事件，后来不让用了，大家如果有合法的渠道，不妨多利用维基百科了解一些事实的真相。

　　在今天的国家图书馆里保留着一幅司马光当年修《资治通鉴》时仅剩的手稿，寥寥四百多字，记录了东晋永昌年间王敦造反的事件，字写的非常漂亮，有机会的同学可以去参观参观，体验一下真正的文化自信。

　　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司马光就这样在待在洛阳修书，洛阳就像司马光的桃花源，让他远离世俗的纷扰，沉下心来，难得的把自己一生所学付诸实践，这十几年里，司马光过的其实挺幸福。

　　除了编书之外，司马光在洛阳的业余生活也过的多姿多彩，当时司马光到了洛阳之后，富弼、文彦博、范镇、范纯仁等等朝中大佬也陆续到了洛阳。当年同朝为官，如今共遭外放，类似的经历让大家相聚在一起。日常在一起喝喝酒，骂骂王安石，写写诗，骂骂王安石，郊郊游，骂骂王安石。

　　如果宋朝人有微信，那哥儿几个一定要组一个“洛阳休闲群”，表面上是赋闲在洛阳的大佬们聚会，实际上还可以交流感情发泄不满，骂骂新法骂骂王安石，何其快哉。
　　是王安石让大家团结在了一起。

　　平时著书立说，偶尔与友人游山玩水诗酒相伴，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司马光觉得还不够，如此良辰美景如果再有园林相伴那才是美滋滋。

　　毕竟为官清廉，司马光的俸禄也就仅仅用于平时的日常花销，跟后来的蔡京童贯那奢侈的生活根本不能比，可虽然穷，雅兴却一流。

　　司马光在家旁边辟了一小块地，号称“独乐园”，园子正中央是一间屋子号称“读书堂”，读书堂北侧一个大水池，池子中间扔了块大石头号称小岛，读书堂西侧堆了个小土堆号称“见山台”，东侧用木棒搭了个小棚子种植蔓藤。

　　园子的东南角种满了各种花卉争奇斗艳，园子最北侧种满了竹子，其他地方也都种上了各色绿植。

　　司马光每天编书结束后，就到独乐园里散步、登山（其实就是个土堆）、钓鱼、赏花、听竹声，这生活多么惬意。

　　不知道司马光在赏花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嘉祐年间，群牧司牡丹开的正艳，包青天晚上留大家赏花饮酒，他不胜酒力但还是被包拯灌了酒，他那位拗相公好友王安石却硬是不卖领导面子不喝酒的那一幕。

　　想不到也正常，谁又能想到权倾天下的首相王安石现在就在江宁府郊野，骑着一头驴揣着几张饼，随驴逐流呢？

　　元丰八年，随着神宗病逝哲宗即位，高后垂帘听政，旧党重新上台，王安石本人和王安石的政策再也不需要重回朝中，朝廷下令，诏司马光进京。

　　其实高后这个时候把司马光召回来实属强人所难了，因为到了元丰八年，无论司马光还是王安石都已经是迟暮的老人，年纪实在太大了，根本无力承担繁琐的朝政。高后同样明白这个道理，但她别无选择，想要推翻新法恢复旧法，必须让司马光在晚年拼一拼了。

　　明着让司马光回来主持朝政肯定会被司马光拒绝，高后很聪明，一开始只是派人通知司马光神宗驾崩的消息，召他回来奔丧。

　　司马光名气实在太大了，一回到京城，老百姓蜂拥而至，新法施行的几年里确实给很多百姓造成了不小负担，知道司马光反对新法，老百姓都堵在司马光进宫的路上，让司马光留在京城不要回洛阳了，救救老百姓。

　　司马光是个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儒家文化里，读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天下百姓，读书人可以不爱财可以不做官，可以三番五次的拒绝皇帝给的高官厚禄，可绝不能置万民于不顾。

　　神宗丧事结束后司马光准备离京，高后派人专门捎来口信，问接下来的朝政应当如何开展？

　　司马光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详细的写了一道奏疏呈上，这封奏疏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内容，我给浓缩了一下，只有四个字：广开言路。

　　这就是被高后和老百姓寄予厚望的司马光的政治水平，广开言路顾名思义，就是鼓励大家多上梳，多对朝政发表看法议论，作为一种开明的政治思想，广开言路和之前都被说烂了的修贤德来远人、进贤退不肖、劝农桑这些说法一样，属于正确的废话。

　　什么叫正确的废话，就是你问我如何才能考进清华北大？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样才能考进清华北大。

　　错了吗？没错，不好好学习肯定考不进清华北大，可谁不知道考清华北大要好好学习呢？

　　那么什么才是正确且有价值的建议呢？是根据你的学习成绩来制定措施，如果你常年全校第一名，那就继续保持争取能稳定在会考全市前十名的水平，这样你可以通过正常的高考进入清华北大。

　　如果你成绩很好但不足以稳定在全校第一的水平，那可以尝试参加理科奥赛，全力拼奥赛拿到一等奖，这样可以凭奥赛成绩保送清华北大。

　　如果你的成绩仅仅是中等水平偏上，在全校都不算拔尖，那你可以培养清华北大能够单独招生的特长，比如跳健美操，奶茶妹妹当年不就是靠跳健美操跳进清华的吗？

　　如果你的成绩不怎么好甚至有些差，那就去全力训练出一项竞技体育项目，在大型体育赛事上拿到名次，可以通过体育特招进入清华北大，杨倩、柯洁都是这样。

　　如果你什么都不行，那还是趁早放弃冲击清华北大的念头，踏踏实实学习，尽可能的考一所好大学。

　　回到当时的情景里，司马光就是让你好好学习就能考上清华北大的，王安石就是给你列出一大堆方案并告诉你这些方案如何高效执行的。

　　就执政水平而言，二人相比，高下立现。

　　留下了一堆正确的废话后，司马光动身回到洛阳，其实关于是否回京任相？司马光内心已经动摇了，当年王安石搞新法，神宗支持新法，故而神宗要提拔他当枢密副使他始终不肯，现在王安石和神宗都不在了，回朝任相又有何不可呢？需要的只是一个时机而已。

　　高后想让司马光回来，同样也需要时机，元丰八年五月，首相王珪病逝，宰执班子空缺出一人，司马光的机会来了。

　　上一次是进京奔丧，这一次高后下诏，司马光进京述职。

　　一把年纪的老头子进京述什么职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让司马光回朝当宰相呢，像王安石一样屡屡辞官的司马光来到了命运最后的十字路口，这次也像王安石一样，没有过多的推辞，进京赴任。

　　就在五月当月，司马光就任门下侍郎，终于进入宰执班子。

　　解释一下门下侍郎，元丰年间为了裁撤冗官，神宗曾经主导过一次官制改革。改革之后的宰执名称也发生了变化，原来正宰相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我们简称同平章事，改革后正宰相叫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

　　原来的副宰相叫参知政事，改革后把副宰相用三省对应起来，分别叫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尚书左丞和尚书右丞。

　　枢密院那边，枢密使的称呼全部改为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全部改为同知枢密院事。

　　改完之后名字比较乱，为了方便以后就按照宋人自己的叫法，东府这边就叫宰相，西府那边就叫枢相。

　　司马光虽然进入宰执做了副宰相，可宰执班子里好几个都是新党，接替王珪出任首相的蔡确、枢相章惇，都是当年王安石的铁杆亲信。

　　新党把持中央？高后自有妙计，司马光刚回朝不久，高后就下诏，任首相蔡确为山陵使，去给神宗修墓去了。山陵使去修墓都要离开京城，到北宋皇陵的河南嵩山一带，而且根据传统，山陵使完成任务回朝之后都要主动辞职，这么一来，新党的首相就不动声色拿下了。

　　首相走了，次相韩缜是首相蔡确的政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韩缜对高后和司马光没意见，副宰相曾公亮是出了名的旧党，两个人都是司马光的盟友，中书旧党三比一占优势。

　　搞定了两位正宰相，可还有枢相章惇呢，这位可是强硬的新党，也不好对付。
　　没关系，国家政策法规都是从东府出的，枢密院只负责军事，大不了商量国家大事背着章惇不就行了？

　　于是，在司马光进入中书第一件事就是倡议废除所有熙宁、元丰年间颁布施行的新法，全面恢复到神宗即位之初的旧法令制度。

　　举朝哗然。

　　在封建社会的传统孝道中，儿女要为父母守孝三年，在这三年中父母以前立下的规矩是不能变的，想要改变的话要等三年守孝期满才可以。对于皇帝来说，那就是先皇驾崩三年之后才能推行改革。

　　神宗搞熙宁变法，就是在英宗驾崩三年后的熙宁二年才开始搞，而且一开始只是在几路进行试点，效果达到预期之后才逐渐推广全国。

　　要知道无论是中书的决议还是高后的决定，最终形成的诏令是需要哲宗签发的，哪怕哲宗再小再不懂事，程序不能缺。可哲宗毕竟是神宗儿子，谏官纷纷上梳，称废除新法的诏令是以子改父，违反孝道，想废可以，等三年以后随便怎么都行，不要给哲宗落个不孝的恶名。

　　跟司马光来这一套？司马光就是谏官老大出身，会害怕辩不倒你？司马光随即亲自在朝会上解释，废除新法并非哲宗以子改父，而是太皇太后怜悯百姓疾苦，以母改子废除的新法。

　　哲宗这个儿子不能不孝顺爹，那神宗这个儿子也不能不孝顺娘吧，现在娘来了要废除新法，你说怎么办吧？司马光以彼之术还施彼身，强大的诡辩能力独步朝堂，把反对派噎的哑口无言。

　　诡辩终究是诡辩，司马光知道，虽然能驳斥百官，但新法根基太深，不可能一蹴而就，得先稳一稳局势。

　　喊最强硬的口号，做最稳妥的措施，向来是成熟政治家的一贯作风，新法中保甲法争议最多，很多农民因为保甲法被迫训练影响生产，边境州县训练完之后还要被抽调参军，老百姓苦不堪言，既然都说不好，那就先废保甲法。

　　接着，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又下诏废除方田均税法。

　　这个就有意思了，当年神宗朝方田均税法施行时也曾遭遇巨大阻力，可这些阻力基本都来自地主、土豪、某些与朝中官员沾亲带故的地方乡绅。方田均税法因为测量田地严格征税触及了这些人的利益，遭到强烈抵制，但并未对农民造成任何额外负担。

　　接着又相继废除市易法、保马法，然后又提拔了一名叫鲜于侁的官员任京东路转运使。在紧接着，把当时已经被贬到河东路的吕惠卿一贬再贬，连贬三次。

　　值得注意的是，鲜于侁是旧党，而且曾是司马光洛阳休闲群的群成员，哥儿几个曾一起在洛阳聚会交游。

　　而吕惠卿这就不用说了，新旧两党得罪过来一遍。可问题是，吕惠卿早在神宗朝因为背叛王安石已经被神宗外放贬谪，说难听点儿，神宗已经打过屁股了，你高后、司马光上台之后再接着翻旧账深挖，是不是有点儿过了？

　　高后和司马光展开的这一系列活动起了一个非常坏的头儿，就是为了党争可以不顾底线，凡是旧党一律提拔重用，凡是新党一律打击到底。

　　在之前无论是庆历新政还是熙宁变法，新旧两派仅限于执政思想的斗争，无论哪一派占上风，只要对方的政治理念有可取之处统统照常任用，根本不计较对方的派别。

　　但是从哲宗即位，元祐年间开始，北宋政坛彻底进入党同伐异的状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司马光的废新法行动执行了半年多，到了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月，废除新法行动暂停，因为首相蔡确回来了。

　　蔡确是个坚定地新党，而且一直追随王安石推行变法，从基层地方官做到谏官又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一路提拔上来。既然是坚定的新党那就有着跟王安石类似的性格，强硬。而且蔡确跟之前历届山陵使不一样，人家修陵任务结束了要主动提出辞职，蔡确不提，而是接着回来主持中书运行。

　　毕竟是首相，首相不在的时候司马光可以直接给哲宗上奏疏然后高后代哲宗同意接着下诏颁布命令，但首相回来了，这事儿就不能这么办，哪怕宫里头高后哲宗再怎么支持司马光都不行。

　　在这里我们简要说一下宋朝的政令制度，因为之前朝中虽然有不同意见也有对抗，但总体上大家还是共同秉持一颗公心，不搞党争。可元祐年间开始不一样了，激烈的党争使得朝廷分裂严重，有时候政令的发出就非常有讲究，谁来发、怎么发，这些都在反映斗争的走向。

　　凡大政方针要下达，必须是皇帝下诏，诏书分为两种，一种是严肃正规的，叫做制书；另一种是相对灵活的，叫做敕书。

　　制书又分两种，一种叫内制，由翰林学士在皇帝的授意下起草，然后直接发布，一般用于后妃、亲王、宰相、枢相、三公、节度使这种高级人员的任命。本来在这个自留田皇帝是可以完全独断专权的，但得益于宋朝宽厚的政治环境，皇帝也不敢完全抛开群臣，比如仁宗想给张贵妃伯父封个节度使都被包拯喷了半天，最后也没封成。

　　还有一种叫外制，是除内制以外的日常国家大事，由宰相们授意，中书舍人起草。中书舍人顾名思义，就是宰相的直接下属，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叫中书舍人院，就在中书隔壁。

　　中书舍人编制一共六人，每个人都有起草诰命的责任。但由于这个岗位要求高工作重压力大，常常缺编，这时候就会有其他官员兼任其职能，就叫知制诰。

　　外制的发布需要由宰相或皇帝先给知制诰一个大体意见，叫做词头，知制诰根据这个词头来起草外制的制书，然后由宰执们和皇帝共同签署发布。

　　民主至上的宋朝给了知制诰一个特权，如果知制诰认为宰相们或者皇帝的意见不合理，可以不执行，把词头封驳。

　　真是民主到家了，在宋朝，无论是中书舍人还是其他官员任知制诰的，都是朝廷重点提拔对象，很多阁臣都曾当过知制诰然后继续升迁，按说在这个位置上把上级交办的任务做好那可定就是仕途坦荡，可就有很多强硬的知制诰就是认死理，不妥协。

　　比如富弼、王安石就都曾经封驳过领导的词头。后来的知制诰们有模学样，熙宁变法时王安石任命的新党官员制书都给封驳了回来，搞得王安石最后急了去馆阁又挑了几个新党过来把知制诰统统换了一遍。

　　以上是制书的内制和外制，除此之外，就是敕书。敕书是由宰执们和皇帝商量好，共同签署不经过翰林学士也不经过知制诰就直接发布的诏书，原本只是针对特殊情况，但在北宋中后期也大量运用，也成了发布诏令的重要方式。

　　所有诏书的下发，需要由一个机构来统一办理，这个机构前期叫发敕院，中后期叫通进银台司，这个机构很有意思是归枢密院管，常常由枢密直学士任长官，在诏书的发布的最后一个步骤，通进银台司必须再最后进行把关审核，如果发现诏书不合理仍然可以封驳，管你皇帝宰相，命令拿回去重拟。

　　皇帝、中书、翰林学士、枢密院各有职权而又互相制约，看似腐朽的封建帝国其实有着极其科学的运行机制。

　　回到元祐元年，蔡确回朝之后，司马光就算皇帝支持班子成员支持也没用，因为蔡确还在中枢，任何制书、敕书蔡确不签字，那就是废纸。

　　身为新党核心人物，蔡确有着极强的个性，你司马光不是要复辟旧法吗？我回来了，所有诏令我一律不签字，你什么也办不成。而且我跟前任的首相们都不一样，山陵使任期结束按惯例要辞任首相，我就不辞职，我就要在中书待着。

　　蔡确不按常理出牌确实很让司马光头疼，但不需要司马光出马，对于蔡确这种出格的行为，谏官们先跳出来了，纷纷弹劾他山陵使任期内怠慢了神宗灵柩，护送灵柩途中还敢离开灵车睡觉不够严肃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

　　小事归小事，谏官的意思就是你当首相的就要守规矩，所有的小事放到首相身上就是大事。随着谏官火力越来越猛，蔡确只好自请外放，高后正好顺水推舟，把蔡确贬出京城。

　　蔡确被贬后，司马光升任首相，接着就提拔了旧党的吕公著、吕大防、李清臣三人进入中书担任副宰相，旧党的实力大增。可原本司马光以为将要顺利的废除掉其余新法时，却又有人站出来阻拦了。

　　枢相章惇反击了，极力反对司马光免役法的废除。

　　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这就有大量涉及枢密院管理的业务了，必须有枢相参与商议。蔡确被贬，新法接连被废，章惇知道，自己再不反抗就没有机会了，但章惇没有像蔡确一样跟司马光硬刚，而是跟司马光分析业务。

　　新党骨干们除了强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业务能力强，司马光对于恢复差役法的提议是全面恢复到熙宁变法之前的百姓差役方式，即每个人还按照之前定额当差，不再折成钱交给地方政府。

　　章惇上梳，当年免役法施行之前朝廷曾经专门对服役百姓进行过统计，按照每家每户的家庭构成进行划分，其中独子户、寡居户、妇女户等弱势群体免除服役责任，也不用交免役钱。如果要恢复差役法，那么反而又要加重这些弱势群体的负担，这就是恢复旧法的初衷吗？

　　面对章惇句句在理的奏疏，司马光完全无力对线，于是司马光找到吕公著，批评对方当上副宰相之后一直沉默不发声，并告诫他，朋党之争，不是我们赢，就是他章惇赢。

　　司马光说辞虽然客气，但吕公著何等聪明，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在宰执集团对于免役法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新旧两党在三月的一次朝会上再次争吵起来，章惇逐条陈述司马光废免役法的不妥之处越说越激动。

　　吕公著这时候就反驳章惇，一心只想驳倒对方，却连一点儿宰执的严肃形象都没有，不像话。

　　像不像班主任批评你批评的不对，你反驳了，他却问你什么态度？

　　吕公著这话说的非常有水平，一句话引导了舆论，不仅高后也觉得章惇胡乱喷素质差，而且朝会过后谏官们也纷纷弹劾章惇心术不正道德太差，终于没过多久，章惇也被贬出京城。

　　接着，范纯仁进入宰执任副枢相，文彦博也回到宰执，新党被全部逐出宰执，旧党彻底胜利。

　　再也没有人挡路了，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朝廷下诏全面废除免役法。

　　没想到旧党内部居然有不同声音，诏令刚一下，旧党著名刺儿头、中书舍人苏轼第一个上梳反对。

　　说起来，苏学士离开京城已有十五年了。

　　黄州谪居期间，苏轼虽然刚刚逃过一死，却仍然保持着乐观的态度，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因为黄州临长江，苏轼平时最喜欢泛舟、钓鱼、交游、喝酒、作诗、吟诗，当然了自从乌台诗案之后，苏轼也不敢轻易嘲讽中央了，就写了很多格局更加旷达的优秀诗文，大家都会背，咱就不一一列举了。

　　潇洒的苏轼很快发现，就黄州团练副史这个破职位的俸禄根本经不起他养家糊口连带着社交活动，形势比人强，眼看着就要陷入贫困的苏轼在家东面开垦了一处田地，种种菜自己家吃吃，这块地靠东又是坡地，苏轼就打趣，自称苏东坡。

　　元丰三年，朝廷编修一部关于宋太祖治国的史书，当时的主编是曾巩。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学问水平没的说，可成书之后神宗左看右看总觉得不满意，想召苏轼回朝廷主持编纂。

　　可待罪之臣一下子就召回朝廷实在是有些唐突，神宗就下诏放开对苏轼的谪居编管，允许苏轼回到河南汝州居住。苏轼当时在常州有田产，随即就上梳说想回常州居住，得到批准后苏轼取道江宁，来到了王安石家里。

　　昔日的政敌，却也是救命的恩人，见到王安石之后的苏轼百感交集，当年对苏家兄弟的不屑，朝堂上的争端，似乎根本不曾发生。素衣骑驴的王安石，野服不冠的苏东坡，两人相逢一笑渺云烟。

　　苏轼在王安石江宁家中住了数日，两人不提朝堂政事，而是谈天说地，对文学、礼学、佛经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相谈甚欢。

　　迁居常州的苏轼没能住多久，神宗皇帝驾崩，旧党复辟，苏轼奉召回到朝中担任礼部郎中。

　　都知道苏轼是有名的旧党，可苏轼回朝之后，首相蔡确却推荐苏轼担任起居舍人。因为无论是新党蔡确也好、章惇也罢，都坚持着一个道理，选拔人才不分派别，对国家好的才是好的。

　　也许是谪居期间看到了政策在民间的真正成效，也许是受到新党领袖执政原则的触动，苏轼的执政理念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就这样，既身为旧党又与新党大佬关系密切的苏轼晋升速度很快，元祐元年还没过完就升任翰林学士。

　　苏轼反对废除免役法是令司马光很意外的，当苏轼在朝会上陈述免役法对国家有好处，不应当废除之时，司马光甚至怀疑，苏轼这货是不是反水了？问苏轼，差役法、免役法你选一个吧。

　　苏轼没正面回答司马光，而是旁征博引拐弯儿抹角，总之意思还是应当施行免役法，不应恢复差役法。

　　团伙内部居然出现了叛徒，司马光非常生气，就在朝堂上怒斥苏轼，但司马光毕竟对苏轼有恩，苏轼也不忍心反驳他，而是巧妙的解释，当年宰相韩琦在陕西强制征兵，您任谏官据理力争，现在您当了宰相，难道不允许苏轼据理力争了吗？

　　司马光虽然固执，但毕竟不是流氓，听到苏轼给自己递了个台阶也就没有再训斥苏轼，哈哈一笑这事儿就这么过去。

　　然后紧接着还是废除了免役法。

　　其实关于是否废除免役法，旧党内部还是存在巨大分歧的，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免役法施行以后，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而且充分考虑到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少交甚至不交役钱。真正发对免役法的全都是诸如各级官员、有功名的、地主、土豪等既得利益群体，因为免役法施行的时候这些人要多交役钱。

　　减轻穷人负担，增加富人贡献，这原本就是赋税设计之初的构想，免役法可以说很好的实现了这个目的，可司马光不管，凡是王安石坚持的，他一律反对。

　　政令如山倒，可不合理的政令施行起来实在太难，更何况是开历史的倒车，恢复差役法在全国搞得非常狼狈，老百姓叫苦不迭。可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开封府作为国家首都，第一个保质保量的按期完成了恢复差役法的工作，下辖的每个县都恢复了百姓各服差役的规则。

　　司马光非常高兴，称赞当时的开封府知府说，如果天下百官都像你这样，那就好了。

　　司马光真是好眼力，这位开封府知府名叫蔡京，在后来的岁月里，蔡京领导的北宋百官确实搞得挺好，挺好。

　　接下来，司马光顶着所有人的反对，接连废除了青苗法、科举法，旧党内部的范纯仁、苏辙甚至都上梳反对废除青苗法，并且指出了“国用不足”这个大问题，都被司马光压了下去，无论如何也要一废到底。

　　元祐元年，司马光已经六十八岁了，这在古代中国已经是非常大的年纪了，相应的，司马光的身体也已经接近油尽灯枯，他自己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于是就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一刻不停的废除着新法，历史上把元祐元年的旧法复辟叫做“元祐更化”。

　　事实证明，年纪大了，人就应该及早退休，因为人真的会因为年纪太大而影响思路影响决策。如果说司马光在内政方面改弦更张只是跟王安石路线不同的话，那么司马光在外交上的决策可谓屈辱。

　　就在司马光大张旗鼓的废除新法过程中，西夏使臣来了，一方面祝贺哲宗新君即位，另一方面，向北宋要说法：前几年侵略我国的土地能不能还回来？

　　哲宗虽然年纪小，却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对国家领土这种事儿非常重视，史书记载当西夏使臣说出神宗侵略西夏有错，要求宋朝归还土地时，哲宗非常生气，当场就翻脸了，场面一度极其尴尬。但毕竟是外交事件，尴尬完了还得由中书和枢密院商议对策。

　　章惇被罢免后，安焘担任枢相，坚决反对向西夏采取任何妥协政策。两府宰相聚在一起商量着怎么处理西夏使臣提出的要求，文彦博提议，把熙河路一路全部割让给西夏。

　　当时的熙河路包括河州、兰州、会州在内一共七个州，地域广阔，是神宗朝从王韶到李宪两代将领拼了老命打下来的，文彦博居然说割就割。

　　文彦博时年已经八十一岁了，是在司马光的强烈要求下回朝担任宰执的，早已失去当年率军平叛的锐意进取精神，老年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好在割让熙河路的提法在宰执集团内部遭到了一致反对，实在是太屈辱了，大宋虽然打仗不太行，还不至于这么低三下四。但毕竟旧党执政倾向保守，还是为和平作了妥协，最后司马光、文彦博和范纯仁取得一致意见，将西北边境处占领的葭芦、米脂、浮图、安疆四座城寨还给西夏。

　　还记得五路伐夏时种谔血战米脂寨大败夏军的往事吗？就这么被朝廷给还回去了。形成最终意见必须少数服从多数，安焘再怎么反对也无效，最后北宋将四座城寨割让给了西夏。

　　凡是王安石坚持的，我就要反对；凡是王安石争取的，我就要放弃。王安石要推行新法，我就要废除新法；王安石要富国强兵消灭西夏，我就要割地妥协保存西夏。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北宋高层政治再也没有往常范仲淹、欧阳修等坚持的“公心”，从此以后，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可惜司马光再也无法得知王安石的想法了，元祐元年四月，王安石病逝。

　　消息传来，朝廷中的旧党主张不对王安石进行追赠，已经卧病在床的司马光力排众议，坚持给予了王安石应有的礼遇，在他的提议下，朝廷追赠王安石为太傅。

　　处理完这一系列前尘旧事、恩恩怨怨之后，年迈的司马光终于油尽灯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同年九月，司马光病逝。

　　很多人不知道，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除了是一生的政敌外，还曾是非常好的朋友，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四个人因为学问出众、志趣相投，经常聚在一起品茶吟诗、谈天说地、讨论学问、游览美景，人送美称“嘉佑四友”。甚至于熙宁初年王安石回京任职时候找房子都要找跟司马光相邻的房子，方便跟好友往来。

　　可惜的是，两位好友执政水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司马光在前期对自己的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做御史中丞弹劾宰相、做翰林学士专心做大学问都可以，但是如果进入宰执管理国家行政，他真的不行。

　　也许是当谏官时间长了，司马光当宰相最大的问题就是还处于当初做谏官的思想中，只知道什么不能做，却不知道什么可以做、应该做。

　　国家要发展、要富强，就必须要有具体能落地的措施，旧法就是因为已经无法维持国家的运行了才不得不改革，你司马光说不能施行新法，好，你当宰相了拿出一个救亡图存的方案。

　　对内因循守旧、对外息事宁人的政策既不能解决国内的矛盾，也解决不了西夏、辽国对大宋帝国的威胁，更解决不了日后金国进攻的铁骑。

　　强大，才是一个国家立足在世界之林的唯一生存之道。

　　赶走了蔡确和章惇，废除了所有新法，按说朝中旧党大胜，应该踏踏实实执政为民，不需要再折腾了。可党争的潘多拉之盒一旦打开就再无合上的可能，没一个人都会被卷进这场漩涡里，而这其中最激烈的就是以苏家兄弟为首的蜀党和以程颐为首的洛党之间的党争。

　　元祐元年，苏轼升任翰林学士，苏辙担任中书舍人。苏学士才高八斗、名满天下，自神宗熙宁年间，就有不少读书人追随苏轼，以苏轼门下弟子自居，这其中有四个人格外出名，分别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四学士再加上陈师道、李廌两人，又称为苏门“六君子”。

　　以上六个人全部都是才学过人的读书人，尤其是黄庭坚、秦观，我们后来在中学语文课本历史课本里都学过。

　　因为学问走到一起的门生们自然的就会对师傅的政治理念产生认同，当时苏家兄弟都已经是中央高级官员，尤其是苏学士，进入翰林学士院，距离宰执仅剩一步之遥，朝中地位相当显赫。

　　程颐于仁宗明道二年出生于黄州，哥哥程颢比他大一岁。父亲程珦当时在朝中为官，很重视哥儿俩的教育，两兄弟从小饱读诗书。到了十四五岁时，程珦无意中结识到了理学大家周敦颐（《爱莲说》侬晓得伐？），便让两个儿子跟随周敦颐深入学习。

　　理学是个什么东西咱也搞不懂，只知道有很多太极阴阳、一生万物之类的虚头巴脑的概念，不过虽然普通老百姓搞不清楚，程家兄弟却学的非常上路，深得理学精髓，后来更是在周敦颐的基础上将理学发扬光大。

　　两兄弟学有所成，哥哥程颢率先考中进士官至御史，后来由于反对熙宁变法罢官到嵩山担任闲职，之后潜心研究理学，在当地开办学堂传播理学知识，门生众多，元丰八年病逝。

　　跟哥哥相比，程颐的水平就要稍微差一点儿，读书学习很多年，没考中进士过。因为屡考不中，程颐索性不考了，当时程颢在嵩山开办学堂名气颇大，他就也跑过去参与讲学，向求学的读书人们传授理学之道。

　　考中进士了，入朝做过官了，充分的证明过自己了，您再回来讲学也不迟，像程颐这样，啥也不是，就跑去当老师讲学问，这跟害人有什么区别？

　　还是说那些虚头巴脑的理学能治病救人，救亡图存？

　　不过没关系，借着哥哥程颢的名气，加上自己屡次推辞朝廷的恩荫，程颐很快也打出了自己的个人品牌，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大佬们都记住了这个淡泊明志的年轻人。
　　元祐元年旧党上台，朝廷下诏程颐进京担任帝师，任职崇政殿说书，当时的程颐因为常年在嵩山、洛阳讲学，早已名满天下，此次回京任职也被门生寄予了厚望，老师去朝廷里当官了，大家都有前途了。

　　翰林学士的职责之一就是为皇帝、太子讲学，当年司马光和吕惠卿就因为学术见解不同怒而对喷。如今理学大牛的程颐进入朝廷担任帝师，与兼职帝师的文坛领袖苏轼相遇，针尖对上了麦芒。

　　程颐的理学核心之一是师法古人，尤其在礼法上一定要按周礼严格执行。而苏轼我们知道的，自由散漫人还特别贫，仗着学问远高别人一截到处嘲讽，当年乌台诗案李定非要把苏轼往死里整是为啥，现在当了翰林学士，可当年那德性依然没改，史书记载，苏轼说程颐“不近人情，每加玩侮”。

　　程颐到底是有素质的人，不跟苏轼一般见识。可后来司马光去世的时候，那天正赶上朝廷有庆典，百官参加完庆典之后准备去给司马光吊唁，程颐就站出来阻止了，说孔子说了，是日哭则不歌。

　　没错，《论语》记载孔子的确说过是日哭则不歌，意思是当天如果参加了吊唁活动伤心掉泪了，就不能再去参加庆祝活动开心大笑。就理论理来讲，孔子说的也没毛病，人类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又不是演员，谁能随时一哭一笑？孔子讲的其实也是一个人类的基本情感现象。

　　苏轼贫劲儿上来，嘲讽程颐，说这是枉死市叔孙通制定的礼数。

　　叔孙通是楚汉相争时的一名官员，一开始跟随楚怀王，后来跟随项羽，再后来投降汉朝，刘邦死了之后又辅佐汉惠帝，每跟一任君主都混的风生水起。

　　刘邦得了天下之后觉得手下那帮人还像以前那样对自己没个礼数不像话，于是就安排叔孙通制定了一套礼法，用来规范文武百官对皇帝的礼仪，叔孙通很快便把礼法制定了出来，而且深得刘邦赞赏，马上在朝廷上施行。

　　礼是好礼，可问题是制定礼法的叔孙通因为跟随了多位君主而被人诟病，汉礼推行的越广泛，叔孙通的名气也就越臭。

　　苏轼说的枉死市叔孙通啥意思呢？就是说跟着叔孙通一起打天下的人全死光了，就剩叔孙通自己，人家不仅活下来，还制定了一套礼法来约束别人，你说气人不气人？

　　朝里当官的都是饱读诗书的高级知识分子，一听苏轼这话那就是当场哄堂大笑，把程颐给气的啊，好你个苏轼，就你能是吧，你给我等着。

　　@历史小学生2018 2022-04-09 20:37:41
　　"因为中国人不是法西斯"，这话说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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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erodollar 2022-04-26 15:19:25
　　看到这句话我几乎流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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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亲，这些年读了这么多史书，有时候我也会自己反思，后人对宋朝口诛笔伐，以文制武对外不够强硬、太怂之类的，这种评价真的对吗？

　　北宋靖康之变前多次击败外敌入侵，战略上虽然没占便宜但也不算吃亏。

　　不扩张、不侵略确实不够强势，但百姓生活安定，不去祸害别国，对于一个大国、富国来说并不容易，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北宋做的比后世的很多大国强国都要好，百姓到底需不需要扩张？需不需要千里之外的辽阔疆域？一个王朝真正的做到凡事多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那才是好国家。

　　当然了，国策也要审时度势常常调整，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直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说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深化改革，穷则思变，达也要积极应变，如何让国家越来越好，永远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更新的内容被删了，也不知道是哪儿违规了，重新再发一遍

　　程颐没有等太久，当年十二月，朝廷举行制科考试苏轼任主考官，除了一道题，说仁宗忠厚，但百官很多懒政，神宗励精图治，但百官很多刻意逢迎造成不良后果，应当如何解决此类问题。

　　时任左司谏的朱光庭是洛党，看到考题立马上梳，弹劾苏轼诽谤仁宗和神宗。苏轼一看形势不对，这样下去又成乌台诗案了，于是马上上梳申辩没诽谤先帝的意思。

　　右司谏吕陶是蜀党，上梳弹劾左司谏朱光庭是程颐的朋党，因为苏轼曾经嘲讽过程颐所以蓄意打击报复。

　　一大堆奏疏送到宫里，有人为苏轼撑腰，高后一向爱惜苏轼才华，对所有弹劾奏章统统不予追究，强行把事儿给压了下来。

　　蜀党一看高后向着苏轼，非但没能息事宁人，反而开足马力攻击程颐，程颐实在是招架不住，自请外放，不玩儿了。

　　洛党哑火了，朔党又开火了。司马光原先旧党团队的核心人物很多都是北方人，司马光去世后，这些人抱团也形成一派人称朔党，时任御史中丞的刘挚、给事中傅尧俞、谏官王岩叟等人都属朔党。

　　朔党是坚定的旧党分子，而苏轼在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已经表现出了政治上的不坚定，尤其是与司马光在朝堂上的争论，更是被朔党视作背叛旧法。在朱光庭弹劾苏轼之后，傅尧俞、王岩叟也接连上梳，直指苏轼对先帝不敬。

　　与压制洛党一样，朔党的奏疏也被高后压了下来，其实高后也并非压制哪一方，而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苏轼又是难得的才子，留在朝中是朝廷之福，什么讥讽先帝，太皇太后都不计较，一帮子外人瞎咋呼什么。

　　可当时的朝廷上，党争的势头愈演愈烈，元祐二年年底，苏轼再一次主持制科考试，这次出题引用了曹操和王莽的典故，又被朔党大做文章，说苏轼在诽谤朝中宰相有曹操、王莽篡汉的图谋。

　　朔党不停的攻击，苏轼疲于应付，萌生了去意，整个元祐三年一直在上梳请求外放，高后一直不准，最终到了元祐四年三月，高后见实在是留不住苏轼的心，批准了他的外放请求，苏轼出任杭州知州。

　　回看苏轼元祐年间在朝廷为官之路，发现其实苏轼并非一个成熟的政治家，若不是高后爱惜才华一直护着他，早就被其他政敌弹劾贬官了，高后到最后安排他去杭州，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蜀洛朔三党打来打去，难道宰相们都没任何措施吗？实际上，宰相也不愿看到党争的局面，可问题是当时首相吕公著、次相吕大防范纯仁都是旧党，而蜀洛朔三党都是旧党的不同分支，你说你支持谁，打击谁？

　　就是靠着三党的支持才坐上宰相之位，谁都不能支持，谁也不能打击，只能像高后一样，尽量维系稳定，让大家都消停下来抓紧时间忙工作，多为老百姓做点事儿。

　　想绝对消除党争是不可能的，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旧党的大佬们辛辛苦苦推翻了新法，到头来换来了更激烈的党争，把国家搅得一团糟，何苦呢？

　　大佬们苦那是大佬们的事儿，但眼看着要脱离苦海的苏轼却暂停了去杭州赴任的脚步，做了临行前最后一封上梳，为因言获罪的前首相蔡确求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