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史《奸臣传》里，有蔡京、秦桧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奸臣，也有吕惠卿这样反复背叛的小人，但奸臣里面排名最靠前的却是蔡确。
宋史都是元朝人编的，元朝编修史书是根据已有史籍进行整理，最后汇总而成的，北宋的人物到了南宋都已经有了官方定论，元朝就拿来主义直接用了。
南宋这个朝代啊，富国强兵还我河山他不行，搞政治迫害他却很拿手。
奸臣蔡确其实一点儿也不奸，罢任首相后，蔡确先后出任陈州、安州等地知州，新法尽废，仕途失意，自知无力回天的蔡确在地方上倒也落了个清净，不再去管朝中的纷争。
身处江湖之远的蔡确没想到庙堂上的锅还会从天而降，元祐四年四月，汉阳军知军吴处厚上梳弹劾蔡确写诗讽刺朝政，说蔡确诗句是把高后比作武则天，包藏祸心。
吴处厚是谁呢？这个人原本曾是蔡确的老师，蔡确年轻时师从吴处厚学习写赋。后来蔡确官做得越来越大，吴处厚给蔡确写信想让提拔提拔自己但蔡确没有回应，两人逐渐交恶。
再后来首相王珪推荐吴处厚进入馆阁任职，宋代当阁臣那可是千载难逢的提拔的好机会，但在蔡确的反对下，吴处厚没能进入馆阁，这下子吴处厚彻底恨透了蔡确。
再后来吴处厚外放到汉阳军主政一方，因为汉阳军属军州，需要部队戍守，但时任安州知州的蔡确再次拒绝派遣部队，从中央到地方几次结仇，吴处厚得知蔡确这几首诗后如获至宝，马上添油加醋告到朝廷，等死吧你蔡确。
奏疏报到朝廷，立即引起了朝中谏官的极大兴趣，在查阅了蔡确诗句后，谏官梁焘、刘安世提出，蔡确诗句影射朝廷，其心可诛，应当予以严惩。
那么蔡确到底写了些什么呢？获罪的诗篇共有十首，全部都是绝句，全部列出的话篇幅太长，我就重点拣里面争议最多的几句写一下，大家也看看到底是不是诽谤。
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蔡确在诗里引用了一段典故，唐朝有个大臣叫郝处俊，因为继承了祖上甑山县公的爵位，又被人称郝甑山。郝处俊在朝中任职时唐高宗李治在位，对就是武则天她老公李治。李治晚年身体病重，便委托武则天代为处理朝政，唐高宗上元三年李治实在是病入膏肓，也不知道犯了什么迷糊想要让位给武则天，让她到朝堂上担任摄政王。
郝处俊时任中书令就是唐朝的宰相，强烈反对武则天摄政，使得武则天在李治生前没能更进一步。
为什么蔡确会突然写到郝处俊呢？因为当时蔡确任职的安州（今湖北德安县），就是郝处俊的老家，就像我们到了河南汤阴一定要去瞻仰瞻仰岳飞，怀念一下岳飞一样，蔡确到了唐朝名臣的老家，怀念一下前朝名臣，很正常。
蔡确是科举考试中进士一路做到的宰相，这种政治家都是兼职的文学家，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怀念之情，也很正常。
由于蔡确是在游览安州一个叫做车盖亭的郊外时写下的诗句，此案又叫“车盖亭诗案”，案发之后，面对地方上的吴处厚和谏官梁焘、刘安世的奏疏，高后其实一开始也是拿不定主意，就在高后犹豫的时候，梁焘带来了一个消息，早前被贬官外放的刑恕报告，诗句就是蔡确仗着拥立哲宗的功劳在诽谤高后。
刑恕是神宗元丰年间蔡确的心腹，神宗驾崩，由于神宗生前未立太子，当时高后的其他儿子也都已成年，对哲宗的皇位形成威胁。刑恕与蔡确等人都支持神宗儿子哲宗即位，哲宗即位之后，高后垂帘听政，刑恕认为自己拥立有功却没得到晋升，便心生怨恨，上梳请求提高哲宗生母朱太妃的后宫地位。
但是不巧了，神宗是有正宫皇后的，当时高后是太皇太后，神宗正宫向皇后成为向太后，哲宗生母朱太妃即使生了皇帝，后宫的长幼尊卑不能乱，只能是太妃。
也就是说排在朱太妃前面的一个是太皇太后一个是皇太后，朱太妃想要更进一步，要么太皇太后再见，要么皇太后再见。
妄议后宫规矩的刑恕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很快被赶出了朝廷，要说这一切都是刑恕自作自受，可他却恨蔡确不替自己说话拉一把，从此恨上了蔡确。
车盖亭诗案案发之后，刑恕告诉梁焘，当初蔡确就是凭着拥立之功没把太皇太后放在眼里，现在写诗讽刺就是他内心真实写照。
梁焘把刑恕的言论原原本本的汇报给了高后，高后听后勃然大怒，好哇你个蔡确，对老身一直有意见对吧，那就再给你贬的远远儿的，永远都不用回来了。
当时朝廷里执政的已经是旧党，按说处理蔡确这样一个新党党魁根本就是小事儿一桩，可没想到高后决定要严惩蔡确后，居然引起了不少反对声音。
苏轼首先上梳反对贬谪蔡确，也许是当年自己吃了因言获罪的苦，苏轼对这个昔日的政敌采取了坚决的对事不对人的态度，建议朝廷问罪但是由高后亲下手诏宽大处理，表明态度但不要过分打击。
苏轼能想得开，那是因为他不是当事人，当事人高后的怒火可不是随随便便谁都能劝解的了的，在高后的授意下，蔡确先是被革去安州知州职务贬为光禄卿，接着又被贬到新州（今广东新兴县）。
蔡确一个新党骨干被贬，按说对于旧党把持的朝廷没什么影响，可不想就是因为蔡确被贬，引起了旧党的再一次大分裂。
原本蜀洛朔三党互相攻击时，宰相集团还能控制局面，可到了车盖亭诗案时，朝廷上已经明显出现了旧党内部巨大的分歧。
宰相范纯仁明确反对将蔡确贬到岭南，劝高后不要搞文字狱；御史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也都反对朝廷对蔡确的处罚，彭汝砺甚至把贬谪蔡确的词头都给封还了，爱谁谁，别让我参与文字狱。
反新法不彻底，就是彻底的不反新，旧党在一次次的斗争中，终于走向了极端，在范纯仁等人反对贬谪蔡确后，谏官们开始了对范纯仁的疯狂攻击，弹劾范纯仁与蔡确结党。
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以他的个人品格当时的朝廷里还真没人配跟范纯仁结党，看透了这个垃圾朝政的范纯仁萌生去意，于是自请罢相，离开京城。
范纯仁罢相之后，御史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也都被罢官外放，其他为蔡确鸣不平的官员很多也被罢官贬谪。终于，车盖亭诗案以蔡确被贬谪岭南，宰相范纯仁、御史中丞李常等一大批中央高级领导被贬出京而结束。
自车盖亭诗案开始，北宋高层再无国家和公心，从此只剩下无休无止的党争，党同伐异至死方休，一直持续到北宋灭亡。
而曾经的首相蔡确，在被贬新州之后，旅途的颠沛流离和岭南的凄风苦雨，加上内心的挫折惆怅，三年后郁郁而终。
元祐年间高后垂帘听政，表面上看哲宗还小，她一个人大权独揽，但大权独揽的背后也意味着要处理大量朝政，无论是旧党复辟尽废新法，赶走新党的宰相蔡确和枢相章惇，还是车盖亭诗案力排众议把所有敢于质疑她的官员全部贬谪，这其中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勤于政事，敢于决断，说高后是个女政治家也并不过分，与之对应的，在遥远的大西北的西夏国，也有一位女政治家。元祐七年十月，这位西夏女政治家率军入寇，两位女政治家终于在历史的擂台上见面了。
这位西夏的女政治家就是西夏小梁太后。
元丰八年十月，西夏夏惠宗李秉常母亲梁太后病死，梁太后死后，侄子梁乙逋担任相国，牢牢把持着朝政，李秉常仍然无法行使皇帝权力。
长期的压抑损害了李秉常身体，元祐元年七月，年仅二十六岁的夏惠宗李秉常忧愤而死。
李秉常死后，儿子李乾顺即位，是为夏崇宗，李乾顺时年三岁，无法处理朝政，于是西夏大权再次落入其母梁氏和相国梁乙逋手中，汉族的梁氏兄妹再次掌握西夏最高权力。
为了与李乾顺奶奶那个梁太后作区别，李乾顺母亲这个梁太后我们就称她为小梁太后。
与自己姑姑兼婆婆一样，小梁太后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充满了忧患意识，深知汉人在西夏掌权不稳，要想稳住手中的权力，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像上一任梁太后一样对宋发动战争。
毕竟从来没亲自跟宋朝打过，发起战争之前，小梁太后决定先试探一下宋朝的底儿，元祐元年，小皇帝李乾顺刚即位没多久，小梁太后马上派人出使北宋，索要之前战争中被攻下的五座城寨。
出乎意料的，强大的北宋帝国居然轻易的就答应了归还其中四座城寨，甚至还恢复了仁宗年间曾经给过的岁币，让小梁太后和相国梁乙逋都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是不是因为对面空虚？
既然不通过战争就能要到宋朝的土地，那要是发兵攻打，说不定能得到更大的好处。西夏决定得了便宜再卖点儿乖，一定要从北宋身上捞足好处，元祐二年八月，梁乙逋亲率大军五万攻打熙河路，决定收复兰、会两州故土。
夏军浩浩荡荡打过来，为了确保拿下熙河路，约了吐蕃的阿里骨部落一起夹攻先打熙州城（今甘肃临兆县），吐蕃打过来需要过河，梁乙逋就派部队给吐蕃架了一座浮桥。
当时熙河路守将姚兕和岷州知州种谊奉命率军救援，宋军来了之后先把西夏的浮桥拆了，接着转身去打吐蕃的先头部队，生擒了当年屡次与宋军交战的吐蕃将领青宜结鬼章。梁乙逋自己的主力部队在后面走到断桥前干着急没办法，加上粮草不济只能退兵，此次进攻无功而返。
熙州之战损兵折将没有让梁乙逋善罢甘休，为了挽回面子，九月份他又派大将仁多保忠率军十万攻打泾原路。夏军打来的时候正巧赶上刘昌祚卧病无法出战，其他人不敢与夏军交战，夏军便在泾原路烧杀抢掠。
当年五路伐夏时泾原路的南路军跟环庆路的中路军结下了梁子，但是随着高遵裕被问责，环庆路现在由范纯粹坐镇，范纯粹秉持了范仲淹优秀的家风，坚决以大局为重，派部将曲珍星夜兼程赶赴泾原路救援。
永乐城一战失利后，曲珍一直憋着一口气，这次领命出征简直就是如鱼得水，史书没有记载曲珍待了多少兵，不过也不重要，曲珍根本不在乎自己有多少兵，在祖国土地上真刀真枪跟西夏野战，他从来都没怕过。
果然，经过三百多里马不停蹄的奔袭，曲珍直接杀到夏军营地，夏军没想到不敢出战的宋军居然还能搞突袭，全军大乱，被俘被杀数千人，仁多保忠一看形势不对，赶紧领兵跑了。
接下来，在元祐年间的每一年，西夏都会来进犯，宋军守得好夏军就撤，防守一旦有漏洞夏军就烧杀抢掠，直到宋军主力来驱逐，梁乙逋逐渐在这种小规模进攻中找到了窍门，反正对面又不会打过来，我们打过去就能抢，天底下哪里还有有这种好事儿？
而在北宋方面，枢相安焘坚决反对采取怀柔政策，事实已经证明了金钱和软弱换不回和平，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避免百拳来，但是高后仍然对西夏抱有幻想，认为西夏小皇帝年幼，屡次进犯仅仅是梁乙逋擅权，并非西夏皇帝和百姓的罪过，严令西北边境各军不得主动进攻，挑起事端。
西夏的百姓是百姓，北宋的百姓就不是百姓了？敢情夏军入境残害的不是北宋皇室，高后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圣母高后选择了宽恕，可无论是谁也没资格代替别人去宽恕，郭德纲有句名言，那些劝人大度的人，我们平时要离远点儿，因为雷劈的时候很可能会被连带着劈到。
我把这句话送给高后。
连年的战争虽然让西夏抢到了不少财务，但也极大的破坏了国内的生产，到了元祐四年六月，西北地区发生旱灾，梁乙逋眼见再打下去也抢不到什么好东西，便想再次想要请和。
西夏使臣带了几匹马作为进贡的投名状来到开封，提出了此次和（shi）平（zi）大（da）谈（zhang）判（kou）的条件：
1、为了表示诚意，当年永乐城之战俘虏的宋军我们都放了；
2、之前割让给我们的米脂寨等四座也不要了，还给宋朝；
3、宋朝把侵略我们的兰州还给我们；
4、前两年因为打仗不给岁币了，接下来的岁币要恢复。
就这种条件，换个国家估计得把使臣斩了，但北宋是文明社会，两国和谈不斩来使，经过商议，高后决定可以恢复给西夏的岁币，但是兰州绝不可能给。
四座城寨撑死了才多大点儿地方，兰州又是多大的地区，当堂堂大宋帝国高层都是傻子吗？
不过西夏这次和谈还是取得了一定效果，毕竟当年的岁币实实在在拿到了，能捞一点儿是一点儿。
打得过就抢，打不过就谈，西夏无论如何都能从北宋那里捞到好处，那肯定是不会就此收手的。就在和谈结束的第二年，元祐五年六月，梁乙逋再次兴兵越过横山达到绥州境内，抢完之后扬长而去，接着又在元祐六年、元祐七年分别大举进攻环庆路、鄜延路、河东路等边境州，目的只有一个，抢。
梁乙逋在宋夏边境抢了很多年，逐渐开始膨胀起来，以为自己独揽西夏军政大权，对西夏皇族和小梁太后逐渐的也不太当回事儿了。
小梁太后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你梁相国能打，我堂堂太后就不能打？就要让你看看到底谁才是西夏说了算的。
元祐七年十月，小梁太后亲率十万大军攻击环庆路，在环州外围纵兵大肆掳掠，夏军声势浩大一时间宋军也不敢出城野战，小梁太后得意洋洋，我就说吧，我亲自带兵打仗也是一把好手。
但是非常可惜，小梁太后率军亲征的第一仗就遇上了北宋名将章楶，要不是接下来逃得快，差点儿死在环州。
夏军在环洲城附近抢的盆满钵满之后，小梁太后决定退兵还朝。环州城外是茫茫戈壁，西夏大军开始撤退之时，章楶派人到城外唯一的一处水源投毒，夏军人马饮水之后上吐下泻很多都无法行军，又派部将折可适率军秘密埋伏于夏军撤军路上一个叫洪德城的要塞。
夏军路过洪德城，宋军举火把为号突然杀出，夏军遭遇突袭阵中一片混乱。梁太后稳住阵脚，派精锐铁鹞子向折可适发起冲击。
伏击的宋军人数不过万人，如果是在平原地区与铁鹞子正面冲击肯定抵挡不住，但洪德城位于山间，铁鹞子冲不起来，发挥不了优势，加上折可适死战不退越战越勇，一时间两军杀的难解难分。
好巧不巧，宋军阵中有人认识小梁太后的军旗，于是一路宋军避开夏军外围主力直插夏军中军大营，小梁太后没想到宋军能打到老窝，大惊失色，急中生智找了一身男性军装换上跑路了。
太后一跑，夏军的主心骨算是没了，一下子阵脚大乱，折可适趁势掩杀，夏军彻底大败，一窝蜂的跑了。
兄长日益骄纵，带兵出去还总能抢到好东西，自己第一次带兵出征就被打了个大败而归，失落的小梁太后回到朝中，看梁乙逋是横竖不顺眼。
权力熏天的梁乙逋原本以为太后打了败仗，只能更加仰仗他这个哥哥，却不知道妹妹何止是不仰仗自己，反而是想要自己的命来出气。
梁乙逋的骄横不是小梁太后一个人看不惯，西夏将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同样对这个外来的汉人相国不满。绍圣元年十月，在小梁太后的授意下，几人派兵杀进相国府，干掉了梁乙逋。
虽然被诛杀，但梁乙逋毕竟位居相国多年根基深厚，党羽众多，小梁太后又花了不少工夫稳定朝政，暂时停止了跟北宋的战争。
哲宗即位之初的元祐年间，高后尽心辅政。但由于其本身极为保守的政治倾向，高后尽废新法，熙宁变法的成果几乎废除殆尽，加上西北连年战争，北宋朝廷财政又亮起了红灯。
在神宗即位初年，国家一年收入是5000多万贯钱，熙宁变法之后，收入增加到7300多万贯钱，但是在元祐年间新法全部废除之后，国家岁收仅剩4800多万贯钱。
财政收入下降34%，换谁当皇帝都得急，因为按这个势头下去国家只有灭亡的份儿。可高后不急，原因很简单，她不是皇帝，国家的富强、发展，对她来说根本不重要，她要的是按她意志呈现的一个安定祥和的国家，王安石和神宗给国库攒够了要花的钱，骂名他们来背，我高后一定要做一个女中尧舜。
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女尧舜高后不急，大臣们也不急，宰相吕公著吕大防们要的是忠臣贤臣的名声，高后成了尧舜了，宰相那就是致君尧舜的名臣了，国家财政破产什么的有什么可害怕的，再怎么破产也轮不到宰相自己家。
国家如果危难了，第一个直接承受后果的就是皇帝哲宗，高后和旧党宰相们不在意，不代表哲宗不在意。
哲宗十岁即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元祐七年，哲宗大婚娶了孟皇后，十七岁的哲宗已经对朝政有了多方面的了解，按照封建社会制度，皇帝大婚意味着已经成年，应该也必须要亲政了。
奇怪的是，高后只字不提还政，大臣们也完全不提还政，仿佛成年的哲宗就是还应该在高后的操纵下当一个傀儡。
高后虽不还政，却已经察觉到了不和谐的气氛，眼看着自己与哲宗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尴尬，便在一次早朝过后问哲宗，大臣们早朝议事，陛下为何一言不发？
哲宗回答，娘娘已经吩咐大臣处理过了，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北宋朝会议事常在垂拱殿，垂拱殿规模不大，高后和哲宗相对而坐。大臣们汇报国家大事面向高后，背对着哲宗，汇报之后经过高后决策，这事儿就算完了，哲宗从头到尾插不上话，只能看到大臣的屁股，也确实插不上什么话。
年迈的高后意识到了自己的专权已经引起哲宗的反感，可权力这东西一旦沾上就如同沾上了毒品，轻易无法戒除，高后坚决不放权。为了防止死后被反攻倒算，元祐八年七月，百病缠身的高后召范纯仁回朝担任次相。
首相吕大防、次相范纯仁，这两位是旧党的核心人物，也是高后的政治同盟。元祐八年八月，高后病情进一步加剧，吕大防和范纯仁到宫中探视的时候高后再三交代，自己死后务必尽心辅佐哲宗，防止皇帝被人蒙骗恢复新法。
病入膏肓的高后还惦记着大宋的天下，可她不知道哲宗已经忍无可忍了，多年沉默寡言的哲宗听到高后给宰相们交代身后事，突然怒斥二位宰相，把吕大防和范纯仁撵了出去。
吕大防和范纯仁出了后宫之后面面相觑，两位宰相心里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怕是到头了。
交代完身后事，元祐八年九月，高后病逝，结束了她“女中尧舜”的垂帘听政岁月。
由于高后的特殊政治地位，首相吕大防担任了山陵使负责给高后监造陵墓，墓成之后吕大防回朝，按照惯例辞任首相，按说高后毕竟不是皇帝，山陵使没有必须卸任宰相的惯例，可哲宗没有挽留，直接准了。
哲宗元祐九年（公元1094年）二月，首相吕大防罢相外放，户部尚书李清臣、兵部尚书邓润甫分别担任副宰相，进入宰执。
旧党的首相吕大防罢相，而新党的李清臣和邓润甫两人进入宰执，朝廷的政治风向再一次风云突变。
当年三月，在哲宗的授意下，李清臣主持当年的科举考试，殿试的策论出了一道题，说现在国家全面恢复旧法但从民间到国库未见富饶，对外部边患采取怀柔政策但敌人仍然屡屡犯边，请大家畅所欲言，是恢复神宗朝时候实行新法讨伐西夏的国策呢，还是应该坚持元祐年间实行旧法怀柔西夏的国策呢？
当年凡是殿试策论支持旧法的，全部淘汰，所有榜上进士全部是新法的支持者。
变天了。
可就如同高后当初复辟旧法一样，哲宗想要恢复新法，一开始也是困难重重，殿试策论之后，副宰相苏辙对朝廷这种做法非常反对，上梳说如果陛下对元祐年间的旧法复辟不满，应当与宰执们商议，共同决定今后的政策，而不是直接把此事当作殿试策论出题，这样会导致朝政不稳。
苏家兄弟在新旧两法之争中，虽然名义上是旧党，但更多的像是中间派，并不赞成完全的倒向任何一方。
苏辙这封上梳言辞其实非常中肯，皇帝如果真的想改回新法，告诉宰执，大家一起想办法改回去。现在直接出题把底牌亮出来就说要改回新法，难免会造成朝廷的动荡。
上梳言事不过瘾，苏辙在朝会上又提起新旧法之争的事儿，而且还是在神宗朝就反复论证过的汉武帝用桑弘羊变法，后来国内动荡，影响民生。
压抑已经的哲宗根本不理会苏辙的劝谏，反驳苏辙汉武帝与神宗情境不同，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苏辙可不会轻易罢休，皇帝反驳我，我再反驳回去，说把神宗比作汉武帝，那是因为汉武帝是明君。
哲宗从小跟随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学习，汉武帝的典故早就学烂了，于是反问苏辙，那之前你的奏疏里说汉武帝对内改革盐铁、均属等法度，对外连年征战穷兵黩武，晚年巫蛊之祸，现在又说这是明君所为，也都是在比喻神宗吗？
苏辙大吃一惊，皇帝这是在给自己扣帽子啊，这对话要再接下去几个脑袋也不够砍，连忙谢罪。宰相范纯仁赶紧出来和稀泥，说苏辙只是用汉武帝文治武功比喻神宗，没别的意思，陛下莫见怪。
在范纯仁的劝解下，哲宗倒也没有过分追究苏辙的奏疏，否则又是一场车盖亭诗案，但苏辙相位是保不住了，很快就被贬出开封，外放去了汝州。
接着，哲宗一刻都没停歇，到了四月下诏改元，改元祐九年为绍圣元年
我们在前文中介绍过，封建王朝改元一般要在年底过完，新的一年开始才改。只要有特殊的当年年中就改元的，一定是皇帝有特殊原因的。
哲宗就有这个特殊原因，所谓绍圣，绍谓之继承、尊崇；圣谓之父祖神圣的行为。
哲宗通过改元向天下昭告，我要遵循父亲神宗的意志，继续坚持新法。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深化改革，这样的国家才是有希望的。
在绍圣元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年轻的哲宗先把新党的骨干章惇召回来直接担任首相，然后把次相范纯仁贬出京城，前任新党枢相安焘因为守孝后来一直赋闲在家，哲宗也把人召回来担任副宰相。
活人安排明白了，死人也要有个说法。哲宗下诏王安石配享太庙，给予了王安石身后最高荣誉，蔡确追赠观文殿大学士，平反生前一切罪名，剥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荣誉称号。
在这一次大清洗中，很多旧党都被贬了官，苏辙被贬到了南京、吕大防被贬到了安州、苏门四学士之首的黄庭坚被贬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当年跟着司马光一起修书的范祖禹时任给事中，被贬到了永州（今湖南永州市）。
这些被贬的其实也都还好，贬谪地并非特别偏远之地，但是苏轼就跟大家都不一样了，在这次群体贬谪之中，苏轼领到了一等奖-贬谪岭南。
元祐四年，离开京城的苏轼到了杭州，在杭州知州任上度过了一段既忙碌又逍遥的日子。
第二次来到杭州，苏轼百感交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上一次来到杭州时自己只是一名通判负责协助地方长官处理政务，这次来做一把手知州，苏轼决定为当地老百姓做点儿实事儿。
苏轼刚到杭州，便遇上了旱灾，苏轼向朝廷上梳减免了杭州三分之一的赋税，接着又开放常平仓熬粥分发赈济灾民，救活了大量受灾群众
现在我们提起杭州，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西湖景区，西湖湖面宽广，风景优美，在杭州市中心闹中取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可谓独树一帜。
然而在北宋前期，西湖的状况非常不容乐观，苏轼赴任杭州之前，西湖由于长期淤塞缺乏清理，湖面日渐萎缩，只有现在不到一半的面积。
苏轼到了杭州之后，发现西湖的窘境，便组织西湖清淤工程，将湖底重新清理了一遍，使得西湖重换新生。清理出的淤泥在湖面西侧筑成长堤连通南北两岸，方便百姓通行，后来这座长堤就是西湖著名景点之一，苏堤春晓。
淤泥问题解决掉了，可每年一到夏天湖面还会生长大量杂草。宋朝时还没有公园管理处的概念，西湖只能依靠官府管理，苏轼又想了个办法，把一部分湖面租给百姓种植菱角，百姓种植区域自行清理杂草，每年所得租金用于苏堤的维护和非种植区域的杂草清理。
为了区别种植区域和非种植区域，苏轼派人在湖中制作了三个大肚子中空小石塔，规定石塔以内为景观区不得种植菱角，以外为种植区可以种植菱角。
可以想象一下，每逢十五月圆之际，月映三塔，桂影斑驳，风移影动，珊珊可爱。这时候泛舟湖上，谁能说不是人生美妙的经历呢？
三座小石塔与苏堤春晓齐名，是又一处西湖十景，三潭印月。
又是赈灾，又是搞民生工程，苏轼在短短两年杭州知州任上忙得很。在自己当一把手的地盘上，为了劳逸结合处理政务，苏轼有时在山里临时房里办公，有时在西湖边直接露天办公，史书记载“分争辩讼，谈笑而办”。
工作做到这份儿上，也算是相当惬意了。
能够快乐工作幸福生活不但要有乐观的态度，也要有智慧的大脑，杭州知州任上，苏轼曾遇到一件大额欠钱不还案，一名扇子商向一名绸缎商赊了两万钱的绸缎用来做扇子，本以为扇子卖完还欠款，可没想到当年夏天一直下雨扇子滞销全砸在手里，还不上钱了。
扇子商请求绸缎商宽限账期，绸缎商自己资金也很紧张哪里宽限得了，两人争执不休闹到官府，苏轼听完诉状之后让扇子商回家取二十把扇子来到官府，当场动手在扇面上作画，没过多久便在二十副扇面上画上了各类花鸟鱼虫山水风景，然后告诉扇子商，把扇子拿回去卖，每扇一千钱，卖完之后速速还钱。
扇子商满腹狐疑回到家去，把扇子拿出来叫卖，果然遭到疯狂抢购，很快凑够了欠款还给了绸缎商。
聪明的苏轼早在一千年前就懂得了流量变现的道理，但没办法，谁让苏东坡自带顶级偶像光环，别人就算想学也学不来。
如果苏轼能终老在杭州，那么对于苏轼和杭州百姓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历史没有如果，元祐六年正月，苏轼奉召回京，再次担任帝师并历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
元佑八年九月高后病逝，朝中政局风云突变，身为旧党的苏轼已经预感到朝中无立足之地，自请外放去了定州。
绍圣元年新党复辟，党同伐异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所有旧党无论在朝在野，全部再贬一遍，苏轼被从定州贬去了汝州。
苏轼的不公遭遇引起了旧党的极大愤慨，范纯仁上梳为苏轼辩护，主张的核心仍然是任何人不应因言获罪。
可惜啊可惜，在提倡广开言路鼓励群臣上梳言事的北宋王朝，新旧两派竟然都会屡屡因言获罪，斗争毫无底线。
范纯仁的上梳不仅没能救苏轼，反而使自己陷入被动弹劾之中，无奈的范纯仁只好自请罢相离开京城。但范纯仁的维护又引起了新党的注意，苏轼这货屡次被贬，还挂着知州呢，这怎么能行，必须严惩。
绍圣元年四月，已经在贬谪地定州任职的苏轼再一次接到朝廷的贬谪令，启程赶往下一个贬谪地英州。
英州，在今天的广东省英德市，定州，在今天的河北省正定县。从河北正定到广东英德，我用高德地图拉了拉，走大广高速直达，要1825公里的距离。
可苏轼距离北宋的朝堂，又何止千里万里之遥？
英州在岭南，在宋代，贬谪岭南基本上就属于很严重的贬谪了，岭南天气炎热、瘴疠横行，传统中原汉地士大夫去了之后根本承受不了当地的气候环境，很多在贬谪地撑不了几年就病死了。
但见惯了风风雨雨的苏轼已经不介意了，岭南条件再艰苦，难道比御史台大狱里的条件还艰苦不成？
苏轼平静的踏上了南迁之路，然而刚走到一半，朝廷的命令又来了，英州不够远，再贬到惠州。
惠州就是今天的广东惠州市，今天的惠州紧靠深圳享受大湾区的经济红利，发展的有模有样。可宋代的惠州那就是个偏远地区，比英州还更偏远，更苦。
没关系，苏轼奉召前行，岭南的路，总有走完的一天。
元祐元年十二月，经过数月长途跋涉，苏轼终于来到了贬谪地惠州，史书记载，苏轼乘船到达惠州的那一天，码头上人山人海，当地他的百姓夹道相迎。
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苏轼，你北宋朝廷不喜欢，你算老几？
热情的老百姓深深的感动了苏轼，也使得他在惠州当地有了一份归属感。宋代的惠州毕竟经济落后，没什么租售房子的渠道，苏轼到任之后没地方住，当地官员就把他安排在官方驿馆，没想到很快被朝廷得知，责令苏轼搬出驿馆自行住宿。
万般无奈之下的苏轼只好搬出驿馆，到附近一处寺庙居住，生活虽苦，却没有击垮苏轼的精神，反而更让他乐观豁达。
当时他的官衔只剩下一个节度副使，俸禄微薄，苏轼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喜欢吃好的，惠州当地养羊市场上经常卖羊肉，苏轼买不起大块儿的羊肉，只好等下午市场快收摊儿时去买剩下的羊脊椎骨。
羊骨头买回家之后用酒浸泡、撒上盐、放在小火上烤一烤，羊油滋滋作响，用竹签剃着肉一边吃着一边就着小酒喝着，啊，这肉真是香，这酒真是美。
苏轼后来给弟弟苏辙写信说，我给你介绍一种绝顶美食，羊脊椎骨经过加工之后味道鲜美，吃起来何其快哉。
苏轼是个美食家，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腐很多饭店至今都在做，可我觉得这羊蝎子，最美味。
好景再次不长，谪居惠州的苏轼再次遭到贬谪，绍圣四年二月，朝廷再次将苏轼从惠州贬谪到海南儋州，这一次真的是到了国家最南端了，六十二岁的苏轼被迫再次踏上贬谪之路。
来到海南的苏轼没有闲着，他发现当地教育事业落后，百姓很多读不上书，于是便开设学堂，给当地年轻人讲学。在苏轼的号召下，当地短时间内迅速掀起一阵求学热，后来苏轼在海南教过的学生中甚至还有一位考中举人。
在今天的海南儋州，还保留有当年苏轼讲学的东坡书院，如果大家有机会路过儋州，不妨去参观参观，怀念一下教书育人的苏学士。
在海南谪居三年后，朝廷大赦，苏轼得以北上回乡，常年的水土不服加上归途的舟车劳动，年迈的苏轼终于一病不起，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这一生，走过很多路，写过很多诗，也做过很多官，综合苏轼的官场生涯来看，他做地方官时的成就远强于他做京官的成就，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儿，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百姓念他的好。
但即便是这样，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还是远超政治上的成就，唐宋八大家、三苏、苏黄米蔡等等，苏轼头衔无数。他的诗文风格多变题材丰富，有豪放的有婉约的有豁达的有悲切的，每一篇都是好文，每一篇都值得我们全文背诵。
我在苏轼的诗文宝库里找到这样一篇作品：
苏轼好友王巩曾因受到乌台诗案牵连被贬岭南，元丰六年王巩获准回京，北返途中路过黄州探望苏轼。
老伙计相见两人都很高兴，晚上喝了少不酒，王巩有个丫鬟叫柔奴，给苏轼倒酒的时候苏轼问她一大家子人在岭南漂泊时所见的风土人情，没想到柔奴却跟苏轼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苏轼听后大为感慨，联想起自己的漂泊生涯，做了一首《定风波》，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一生漂泊何足惧？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哲宗绍圣年间，朝堂上的政治清算愈演愈烈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新党完全扭转形势，开始了对旧党的迫害。
讽刺的是，旧党的失势首先开始于内部的背叛。高后刚刚病逝之时，宰相是吕大防和范纯仁，吕大防担任山陵使期间，亲信杨畏上梳说新党的章惇、安焘、吕惠卿、李清臣等人都是仁义之臣，应当召回朝中任职，熙宁变法有利于国家，应当任用章惇为宰相。
杨畏这个人是个反复横跳多次的小人，熙宁变法时他推崇王安石的经义之学被选拔进国子监任职，后来因为同僚犯罪被牵连遭到贬谪。
元祐年间，杨畏鼓吹司马光旧法有利于国家，收到旧党青睐，后来被吕大防提拔成御史，多次在吕大防授意下弹劾政敌，不管是新党政敌还是旧党内部政敌，一视同仁，一并攻击。
如今吕大防山陵使还未卸任，杨畏便将枪口掉转，向着旧党发起了攻击。
哲宗原本就有全面恢复新法和任用新党官员的想法，杨畏可谓是瞌睡人给送枕头，借着杨畏的奏疏，哲宗接连将章惇等人召回朝中委以重任，吕大防、范纯仁等旧党宰相纷纷出局。
新党全面回归，章惇任首相，绍圣元年仅仅几个月内，朝廷里便完成了新旧党派大换血。
首相章惇，是其中一个关键性人物。
与新党上一任首相蔡确一样，章惇也名列《奸臣传》，而跟蔡确相比，章惇的一生更富有传奇色彩。
章惇是建州浦城人（今福建浦城县），在宋代福建属于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地区。但章惇并非普通家庭，父亲章俞是个官员，章惇自幼便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也许是受到族中长辈章得象成长经历的启发，浦城章家对于读书格外重视，仁宗嘉佑二年，年仅二十二岁的章惇和族侄章衡参加科举考试双双进士及第，一时间在老家当地传为美谈。
但接着章惇做了一件震惊科举界的事儿，他放弃了朝廷的任命状，不做官了，要再考一次。因为族侄章衡是那一届的科举状元，叔侄二人一同考试，侄子章衡是状元，叔叔章惇却不是状元，面子上挂不住。
面子上挂不挂得住咱不知道，这份勇气实在可嘉，要知道宋代科举考试是三试，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到最后的殿试堪比今天考清华北大。
章惇仅仅因为名次问题就放弃了功名，换到今天要是一个人考了高分被清华录取，却因为成绩不如当状元的亲戚就不去上学再考一年，估计也会登上今日头条的头条。
章惇这种人要么太蠢，要么太狂，要么太牛。
事实证明章惇一点儿都不蠢，而是个又狂又牛的大牛人。仅仅两年后，嘉佑四年章惇同学再次进士及第，这次成绩更好，高中甲科，全国第五。
聪明的章惇知道Flag立一次就行了，再端着就要打脸，这次没矫情，奉朝廷任命到商洛（今陕西商洛市）任职县令。
商洛县令工作繁琐又枯燥，恰逢嘉佑七年秦凤路组织解试考试，章惇身为甲科进士，被领导安排参与当考官，这次主考官之行，他遇见了同年进士、老伙计苏轼。
要说嘉佑二年的进士，简直就像曾经的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一样，群星闪耀，后来进入宰执的就有九人，王韶、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都做到了宰相或者副宰相。蜀党头子苏轼、洛党创始人之一程颢也都是这届进士。
虽然后来苏轼苏辙兄弟又在制科中大放异彩，但章惇在之前进士科考试时的潇洒表现显然已经提前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当年的同科进士，如今的同办公室同事，苏轼与章惇他乡相逢分外亲切，工作之余经常结伴吃吃喝喝，游山玩水，快意人生。
相处的时间久了苏轼发现，章惇这伙计文化水平虽然高，但做事却总有一股莽夫的味道。
两人日常喝完小酒骑马出去郊游（搁现代属于酒后驾驶，大家千万不要模仿），走着走着前面有人大喊快跑有老虎，宋代的陕西不像今天人类社会发达，当时很多荒山真有老虎。
苏轼跟章惇两个书生，也真是酒壮怂人胆了，听见老虎也不怕，说以前没见过老虎，上去看看老虎长啥样儿。俩人往前走了没多远真有只老虎，俩醉鬼不怕，马怕了，嗷嗷乱叫说啥不肯再前进。
苏轼一看马都吓成这样，酒醒了七分，老虎这东西吃人呐！连忙劝章惇，兄弟算了，回去吧。
章惇毫无惧意，跟苏轼说，你在这儿等我，我上去瞅瞅。
说完，章惇打着马的屁股逼着马上前去，到了老虎跟前，章惇下马步行，拿着马杖在老虎前面一块大石头上猛敲。
据记载，敲击的声音惊到了老虎，老虎跑了。实际上据我推断，当时老虎不饿。
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
两人结伴游南山，到了山下一汪潭水处，有一根独木桥横跨在水面上，桥对面是山壁。读书人最喜欢的就是到各种自然人文景观处题诗，看到此情此景章惇诗兴大发，约苏轼一起到独木桥对面的山壁上题诗。
看着眼前摇摇欲坠的独木桥和桥下深不见底的潭水，苏轼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劝章惇算了，太危险。没想到章惇丝毫不在意，径自走过独木桥，一手抓着旁边的树枝保持平衡，另一只手拿笔沾墨在山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来”。
被章惇吓了两次的苏轼没好气的说，兄弟你以后一定会杀人。
章惇奇怪问苏轼，怎么看得出来？
苏轼说你这人连自己的命都不要，别人的命你更不会在乎。
不要命的章惇在地方上历练了数年，英宗治平三年，被欧阳修推荐参加制科考试，欧阳修是北宋有名的伯乐，早就听说过章惇当年科举考试时的壮举，年轻人后来在地方上的工作也很踏实，不推荐这种人推荐谁？
章惇不想辜负欧阳修的一片好心，但官场的路从来都不会一片坦途。欧阳修当时正跟谏官集团因为濮议斗的你死我活，本着敌人推荐的人才就是敌人的原则，谏官们疯狂攻击章惇，御史中丞王陶更是亲自上梳弹劾，说当年章惇两次考中进士，不是为了报效朝廷，而是沽名钓誉不配进入馆阁。
宋代的文人讲究名节，既然你攻击我，那我干脆不做。继续在地方任职的章惇没有等太久，熙宁变法之初，王安石听说了章惇的才学，在章惇进京述职期间把他找来，攀谈之下发现章惇非常聪明而且思路清晰，非常器重。
当时有人提醒王安石说，章惇这人品行有争议，用人要慎重，王安石却不以为然，用人要用才，不能过分追求品行，有才之人就应该用。
受到王安石器重的章惇时来运转，以阁臣身份进入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
随着熙宁变法国库逐渐有钱，朝廷在对外政策方面发生了很大转变，开始谋求外拓，王韶率兵熙河开边期间，湖南地方官上梳，当地蛮族酋长请求归附，请朝廷予以收编安置。
与大部分人想象中不一样，其实一直到了宋代，在我国湖北湖南、贵州两广等地仍然存在大量少数民族部落，这些部落不属官、不服管、不缴税、不纳贡，俨然国中之国。
为了国内整体局势安稳，一般情况下朝廷对这些部落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不给朝廷添堵就当你不存在，可现在这些部落居然主动要求收编归附，那当然是好事儿。
蛮族部落人数众多，为了把事儿办稳妥，王安石安排亲信章惇前去亲自处理。章惇奉命到了峡州（今湖北宜昌市），没把蛮族部落当回事儿，找了个自称熟悉当地情况的混混去联系蛮族酋长安置事宜。
混混不辱使命，深入到蛮族部落，一来二去的跟人家酋长老婆搞上了，很快被酋长发现怒而杀之。这下可好了，朝廷派来的联络官事儿还没办，先把人家老婆给睡了，酋长干脆召集部族在旁边州县大肆抢掠，以泄心头之恨。
收编蛮族到了这个份儿上，章惇简直想自扇嘴巴子，峡州动乱的消息传到了朝廷，王安石从开封写信给他狠狠地喷了一顿叫他凡事一定要稳重。
眼见蛮族动乱没有停下来的势头，郁闷的章惇决定军事镇压，宣调附近三路的军队前来剿匪。
章惇这种行为是极为冒险的，当时他的身份是荆湖路察访使，本职工作是察访当地新法制度落实情况顺带安置蛮族族民，剿匪原本就没在工作日程表中，擅自宣调军队前来，平叛打赢了还好说，万一打输了神宗怪罪下来，王安石也保不住他。
章惇决定赌一把，三路军队开过去，出乎意料的很快平定叛乱，不仅峡州蛮族归附，旁边的懿州、洽州、鼎州蛮族也纷纷望风而降，归附朝廷。
蛮族一归附，部落的族民成了北宋普通百姓，盘踞的地区也被州县收编，国有土地、户籍增加了不少。要知道在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人口，其次就是可用于农耕的土地，章惇这次误打误撞在国内开发出相当于好几个州的人口和土地，功劳不小。
能文能武的章惇逐渐进入神宗的视线，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吕惠卿因为背叛王安石被神宗厌恶，也失去了回到中央的机会，蔡确和章惇先后升任翰林学士接着进入宰执。
元丰年间，中书里王珪任首相，蔡确和章惇分别任次相和副宰相门下侍郎。首相王珪又称三旨宰相，上朝时“取圣旨”、神宗决定后“领圣旨”、退朝后告诉别人“已得圣旨”，基本上就是个传声筒，凡是不怎么拿主意，擅长和稀泥，搞团结。
首相搞团结，次相和副宰相坚定的推行新法持续贯彻，神宗元丰年间政策运行稳定而成熟。
按道理说，神宗是本人主张改革变法，蔡确和章惇两人又是新党的核心骨干，又是神宗和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理应对神宗言听计从。可蔡确章惇两人不仅常常与神宗作对，有时还会噎得神宗接不上话。
五路伐夏失利之后，王中正向朝廷汇报运粮官失期导致河东路鄜延路两路大军吃不上饭最终败退回来，神宗大怒，下令处斩运粮官。第二天上朝问宰相蔡确说人杀了没有，什么时候杀。
蔡确却说，运粮官本属文官，奉命为前线运粮，因大雪失期非人之过，本朝不杀士大夫，不能从陛下这里坏了规矩。
神宗见既然有祖制，那就不杀。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给他刺面发配到边关充军去。
章惇接话说陛下如果这样做还不如杀了他。
神宗问章惇几个意思。
章惇居然给神宗说，士可杀不可辱。
眼见两位宰相欺负到自己头上，神宗却一时语塞，两位宰相说的确实也有道理，只能恨恨道，当个皇帝，却连一件快意之事都做不得。
章惇还真是不依不饶接着怼神宗，如此快意之事，不做也罢。
当个皇帝还要受宰相的气，就这样，神宗就在与蔡确章惇的约束下跟西夏斗了两场，两场战略上的失败也耗尽了神宗人生的心血。元丰八年神宗驾崩哲宗即位，蔡确和章惇被高后司马光联手赶出朝廷，接着又被旧党一贬再贬，章惇最后被贬到湖州，蔡确更是因为车盖亭诗案被贬到了岭南，其他新党官员无一例外也都遭到了无差别的打击。
旧党的打击没有击垮章惇，反而使得他暗下决心，他日回到朝中，一定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蛰伏在湖州的章惇没有等太久，元佑八年高后病逝，隔年绍圣元年哲宗就开始尽数推翻旧法恢复新法。在杨畏给哲宗分析完新旧两党斗争历程之后哲宗意识到，想要恢复新法，得让章惇回来。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奉召回到开封，就任首相左仆射。
在宋代一般来说官员升迁进补要有个先来后到讲究次序，从翰林学士升任副宰相或者副枢相，从副宰相升任宰相，从次相升任首相。而章惇在湖州只是个知州，与首相职位相去甚远，怎么就一下子做了首相了呢？
原因主要在于宋代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政治规矩，但凡之前做过翰林学士、副宰相、次相、首相、枢相的，回京后还可以官复原职甚至升一级任用。
所以翰林学士司马光可以直接回京就任副宰相然后升任宰相，枢相安焘可以直接回京出任副宰相，枢相章惇也可以直接回京出任首相。
说到底，官儿做到足够大了，跟皇帝关系密切，总归是皇帝的身边人，人就算外放了，感情还在，该用你的时候就要随时回来任职。当初你司马光做的，凭什么如今章惇做不得？
章惇不仅做的，而且还要比司马光做的更绝。
上台仅仅三个月，章惇就拉开了大清洗的序幕，绍圣元年七月朝廷下令追夺司马光、吕公著谥号并剥夺其后人待遇。旧党的宰执吕大防、苏辙、刘挚、梁焘等人全部再贬一次。
接着，所有重要岗位如三司、六部、御史台全部安排上自己人。为了在最短时间清理旧党给朝廷换血，章惇甚至已经不再分辨新旧党派，只是对重点政敌实施重点打击，其他岗位只要听话好用，即使原来曾经是旧党，现在转投新党的依然给予任用。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不少旧党向章惇表态支持新法，于是当初背叛蔡确告发车盖亭诗案的刑恕回朝任御史中丞，废除新法最卖力的蔡京被任命为户部尚书。
在这场提拔亲信排除异己的运动中，有两个人的贬黜原因与显得非常奇怪，绍圣三年八月，范祖禹和刘安世两人因为涉嫌诬陷哲宗好色被贬。
范祖禹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重要助手，也是《资治通鉴》的主编之一，刘安世更是跟随司马光多年的弟子。司马光有一条重要的家风是诚实，按照司马光的品行，他的助手弟子不至于胡乱诽谤。
事情还要从元祐年间说起，元祐四年十二月，开封街头突然出现不少宫人在招募奶妈进宫当差。奶妈进宫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给皇子皇女喂奶，可问题是哲宗当时只有十四岁，十四岁还只是个青少年，怎么可能就有孩子了。
可搞招聘的宫人又不是闲着没事儿干出来乱晃，事实摆在眼前，百姓议论纷纷。范祖禹和刘安世两人时任谏官，就上梳劝哲宗，爱惜身体，不要在后宫乱搞，年纪轻轻要多读书学习。
哲宗还没急，高后先急了，把范祖禹刘安世俩人叫到宫里解释说，宫人出去招聘奶妈那是因为神宗留下来的公主要吃奶，大家不要多心。
神宗公主要吃奶，要知道当时神宗已经死了快五年了，再小的公主也六岁多了，六岁孩子还要吃奶，好像是在忽悠小孩儿。范祖禹刘安世两人没有继续追问，而是劝高后正确引导哲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毕竟街头的宫人都是真人，这回不能说谏官造谣。
就这点儿事儿，哲宗一直记着，绍圣三年贬谪完一圈旧党之后突然想起来还有这两位当年说我好色的好没处理，赶紧给我贬出去。
那么问题来了？哲宗到底好色吗？
好色不好色咱不知道，咱只知道哲宗这后宫挺乱的。
哲宗即位时十岁，正是青少年身心发育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当元祐四年发生了后宫有人怀孕的事情后，高后愈发觉得必须要给哲宗选一个贤惠的皇后，才能中和中和这位年轻人的火气。
经过精挑细选，高后一口气海选了一百多名年轻漂亮家世好的姑娘们进宫参加皇后训练营，很像我们现代社会的偶像练习生，不过偶像们训练只要合格就可以出道，姑娘们训练完却是只留一个最后胜利者来当皇后。
最后经过激烈竞争，来自眉州（今四川眉山市）的孟姑娘脱颖而出，元祐七年五月，在高后的主持下，哲宗大婚，孟姑娘被册立为皇后。
高后是个保守的老太太，能被她相中的人当然也是贤惠敦厚的人，孟皇后出身将门世家，是仁宗朝马军都虞侯孟元的孙女，自幼家教严、懂礼数，具备当皇后的基本品质。
然而被压制多年，哲宗对于贤惠敦厚的孟皇后基本没什么兴趣。高后去世后哲宗没什么顾忌，便开始随心所欲宠幸自己喜欢的嫔妃，后宫有个刘婕妤，聪明伶俐深得哲宗喜欢，逐渐成了红人。
刘婕妤成了红人，内心就开始膨胀，对于敦厚的孟皇后不怎么放眼儿里，绍圣三年年初孟皇后率后宫嫔妃朝拜景灵宫，原本这只是后宫一次日常的礼仪活动，可活动完之后众嫔妃都在孟皇后身边等待指示，就刘婕妤一个人站的远远儿的看都不看孟皇后。
孟皇后贴身宫女前去呵斥刘婕妤让她过来完成朝拜的收尾，谁知人家刘婕妤架子大的很，根本不理会。
敦厚的孟皇后没跟刘婕妤计较，但是后宫所有人都知道，即使皇后不计较，但刘婕妤这个女人，不会轻易罢休。
没过多久，孟皇后又率后宫嫔妃去给神宗皇后向太后请安，请完安向太后给众嫔妃赐座。按照后宫制度，皇后椅子是要贴金饰的，其他嫔妃只能做普通的椅子。
当时刘婕妤一看宫人为自己准备的椅子是普通椅子，非常不爽，她的贴身宫女非常机灵，知道主子的心思，瞅见太后宫里正好还有一把贴金饰的椅子，连忙给她搬过来坐下，刘婕妤洋洋得意的一屁股坐在了皇后级椅子上。
宫里有宫里的规矩，不会因为任何人得宠就坏了规矩，刘婕妤屁股还没坐热，向太后要出宫，大家赶紧站起来恭送太后。宫人趁着刘婕妤站起来的机会就把她越级就坐的皇后椅子给撤了。
椅子撤了刘婕妤却不知道，向太后走了之后大家落座，刘婕妤一屁股坐了个空，摔倒在地上，像极了上学时候站起来回答问题的学生被后座同学撤了凳子，然后一屁股坐地上的情景，当时就引得后宫众位嫔妃哄堂大笑。
大家都觉得可笑，刘婕妤却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找到哲宗一番哭诉，哲宗虽然冷落孟皇后宠爱刘婕妤，但大是大非还是分得清的，没理她。
郁闷的刘婕妤只是想尝尝当皇后的滋味，却几次碰钉子，此时宦官郝随告诉刘婕妤，皇后没孩子，只要她能为哲宗早日生下皇子，不愁当不上皇后。
作妖不成的刘婕妤记下了这笔账，下定决心要向孟皇后讨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