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刘婕妤处心积虑的想要取孟皇后而代之的时候，孟皇后的女儿福庆公主突发急病，太医束手无策，孟皇后姐姐知道后带着道士做法用的符水就进了宫，希望通过法术救回福庆公主。
看到姐姐带着符水进入皇宫，孟皇后大惊失色，符水之类的东西向来都是皇宫大忌，你说你是作法祈福，谁知道你是不是作法诅咒，而在皇宫里最有诅咒价值的自然就是皇帝，符水进宫就是死罪。
唐高宗王皇后、唐玄宗王皇后都因为在宫里搞这套装神弄鬼的东西被废后，孟皇后当然知道宫里对符水的忌讳，赶紧让贴身宫女把符水藏起来。
也是巧了，孟皇后刚刚藏好符水，哲宗过来看女儿，孟皇后敦厚实在，就给哲宗一五一十的承认了宫里有符水，是因为自家姐姐担心公主安危，带进宫里要给公主祈福。
出乎意料的，哲宗对符水并不在意，而是叹道都是人之常情，未加责备。孟皇后也是救孩子心切，想着既然哲宗都不怪罪了，干脆就给孩子做法祈福，于是就让姐姐把祈福的仪式完成。
当事人无心，吃瓜者有意。皇后宫里藏有符水的事儿很快便在后宫传开，孟皇后以为上次哲宗没有怪罪，也就没有再深究此事。可凡事有一就有二，别人看皇后姐姐搞几片符纸就能巴结皇后，那我也要巴结皇后。
可怜孟皇后儿女缘薄，没过多久福庆公主还是病重夭折。孟皇后养母燕氏和一名叫做王坚的供奉官故技重施，这一次是做法为孟皇后祈福。
也不知道这两人是祈的是哪门子的福，反正事件很快被告发，消息传到哲宗耳朵里，哲宗大怒，好家伙上次给女儿祈福也就算了，还没完没了了，大宋皇家血脉天天就被这些人当作作法的对象，谁知道到底是祈福还是诅咒。
哲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命令有关部门严查这次作法事件，宦官郝随和梁从政二人负责追查，把皇后宫里的宦官、宫女抓了三十多人拷问作法之事，为了刨根究底，两人采用酷刑，被抓的宦官宫女被打的手断脚断、舌头被挖，生生把查案变成了集中营。
在郝随、梁从政的严刑拷打之下，涉案人员全部屈打成招，供认孟皇后对哲宗有不敬之心。
也许是对高后包办婚姻不满，亦或许是被刘婕妤吹枕头风吹得失去判断力，当郝随和梁从政把被屈打成招的口供呈上来之后，哲宗没有犹豫，决定废掉孟皇后。
废皇后在历朝历代都是大事儿，除非皇后有特别有违道德，否则决不能轻易废除。当年仁宗想废郭皇后，范仲淹领着群臣堵在后宫门口差点没把头磕烂，非要死谏阻止皇帝废后，可见废皇后阻力之大。
可哲宗要废孟皇后，很轻松就废掉了。绍圣三年九月，仅仅一纸诏书，孟皇后出居瑶华宫，法名冲真。
孟皇后被废的如此简单，是因为北宋的政治制度已经被彻底玩儿坏了，在新旧两党反复斗争中，大臣们都习惯了站队，没有任何人坚持原则，什么对什么错，能升官发财才是对，其他全是错。
而在当时的首相章惇看来，孟皇后是高后安排的皇后，高后支持的我就要反对，废的正好，有什么可阻止的？
在章惇的指导思想下，谏官老大御史中丞刑恕的态度也一样，反对高后就是反对孟皇后，废了就废了，谏官们没意见。
可怜的孟皇后就此被废，刘婕妤经过这场风波后成功上位当上皇后，终于实现了梦想。
按照正常的宫斗戏剧本，孟皇后的戏份杀青了，也该领盒饭了，可上天没有抛弃这位苦命的孟皇后，哲宗驾崩后向太后临朝听政，恢复了孟皇后的地位。
到了宋徽宗即位后，宋徽宗本人是新党，又再次把孟皇后废掉赶回瑶华宫当尼姑。再后来靖康之变金人南下把北宋皇室来了个一窝端，只有孟皇后因为在瑶华宫出家躲过一劫。
金人走后，赵构被群臣拥上皇位，由于战乱中即位名不正言不顺，当时北宋境内唯一只有孟皇后能坐镇支持赵构，在孟皇后的支持下，赵构逐渐坐稳了皇位，宋室收拾残余力量南渡建立起割据小朝廷。
在那个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乱世里，孟皇后将是赵宋宗室唯一的依靠。
哲宗亲政后的指导思想是全面恢复新法，因此重用新党骨干大臣是重中之重，在当年王安石几位核心骨干中，蔡确已经病逝，吕惠卿因为背叛王安石被新旧两党摒弃，章惇回京任相，还有一个曾布，哲宗也把他召了回来任翰林学士。
虽然熙宁年间曾经反对新法，但曾布在新旧两党中口碑一直不错，并未因为倒戈而被大家视为叛徒，因为曾布的倒戈与吕惠卿完全不同。
吕惠卿背叛王安石，除了背叛王安石的执政理念，更多的是在背叛王安石个人，想取王安石而代之。而曾布不同，当年曾布上梳市易法的种种弊端，是因为市易法真的有问题。
而曾布之所以会发现市易法的弊端，源头还在于神宗。
熙宁七年，新法的施行已经逐渐深入的情况下，各项法度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其中对市易法反对声最大。
市易法是在开封和其他大城市设立市易司，平时平价收购滞销的商品，待商品短缺时平价售出，一方面减少商户们的商品滞销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增加政府出售商品的收入。
看起来法令确实不错，市易法施行之初政府给了大量储备金用于经营，很快的，各地市易司因为资金实力雄厚又背靠政府，成为当地日常商品的专营机构，不管你这商品滞销不滞销，反正市易司来了，都要掺和一脚。
这种经营模式挣了不少钱，但也严重破坏了地方上的商品经济，政府垄断了货源，大小商贩都进不来货，根本无法维持正常经营，纷纷破产。
商人虽然地位不高，好歹也是大宋子民不能坐视不理，曾布经过调查，将具体问题如实汇报上梳神宗。
市易法问题这么大，难道王安石都不知道吗？
王安石是知道的，实际上每一项具体的新法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王安石也都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可王安石是首相，新法中最重要的青苗法、免役法和保甲法才是他要亲自全力贯彻的法令。抓大放小，其他的法令一般都是吕惠卿、章惇、或者曾布本人去督办。
王安石气的是曾布不打招呼，不给自己汇报而是直接去汇报给了神宗。
曾布时任三司使，在宋朝政治框架中，三司同中书、枢密院、翰林学士院、御史台、谏院这些机构一样，是属于皇帝直管。但由于事分轻重缓急，中书和枢密院两府的领导才是宰执，其他机构的领导只能算是普通高级官员，类似于不进常委的委员。
既然不进常委不是班子成员，那班子里肯定有分管你的领导，王安石一手提拔了曾布，是曾布的亲密领导，有事儿却直接汇报给神宗，你说王安石气不气？
王安石很生气，曾布却很委屈，因为这活儿是神宗亲自安排给他的。
当时主抓市易法的是吕惠卿，神宗安排曾布调查，曾布只能领命，调查出来的结果各地市易司确实存在严重的垄断商品垄断经营现象，完全脱离了市易法的本意。
曾布上梳之后，引起王安石和吕惠卿的强烈不满，于是吕惠卿直接上梳弹劾三司账本中英宗治平年间与神宗熙宁年间国家岁收几乎没什么区别，但根据全国各州县的统计数字和户部的统计数字，熙宁年间变法之后收入大增，不知多出来的钱被三司统计到哪儿了？
涉及到会计记账，这可是所有新党的强项，吕惠卿攻击曾布账务混乱，其实说的也对，三司的账确实乱，熙宁年间新法增加的收入没有及时统计，反而治平年间皇帝内帑的收入都算到了国家岁收中去，所以账面上看起来新法施行之后，好像国家也没多几个钱。
要放在现代社会，就这种记账水平估计上市公司早就破产了，但是在宋代这个问题不怎么严重，国家本来就不怎么在乎记账，所以说吕惠卿攻击的很对，但事儿本身是个小事儿。
小事儿不小事儿，总归是工作失误，王安石的斥责加上吕惠卿的弹劾，曾布也感到自己无法长期立足，干脆自请外放吧，熙宁七年八月，曾布离京先后出任饶州、广州等地。
哲宗即位后，曾布因为曾经客观公正和相对温和的执政态度被召回朝中担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复辟旧法尽废新法，曾布再次上梳劝谏不要瞎搞。
不要以为我曾经对新法的部分不合理之处仗义执言就以为我成了旧党，改革才是这个国家的生存之道。
反对旧法的曾布再一次被贬谪、先后在太原府、真定、河阳等地任职。绍圣元年哲宗终于亲政，先后把章惇、曾布都召了回来，恢复新法，重振大宋。
曾布回朝重新任翰林学士时，章惇已经成为首相。新党论资排辈，章惇下来也就是曾布了，按道理章惇出任了首相，曾布理应出任次相。
曾布满怀希望更进一步出任次相时，哲宗下达任命，曾布出任枢相。
很微妙，也很坑爹。
在宋朝中央宰执班子中，有着严格的地位排序，地位最高的自然是首相，元丰改制之前叫同平章事兼昭文馆大学士，元丰改制之后叫尚书左仆射；接下来是次相，元丰改制之前叫同平章事兼集贤殿大学士，元丰改制之后叫尚书右仆射。
首相次相轮下来才是枢相，元丰改制之前叫枢密使，元丰改制之后叫知枢密院事，我们简称枢相。
接下来是两到三人的副宰相，元丰改制前后称呼又各不相同，之前叫参知政事，之后叫门下侍郎或尚书左右丞，副宰相无固定排位，一般论资排辈，当然也有强势副宰相主持朝政的情况，比如之前范仲淹搞庆历新政时就是以副宰相身份推行。
副宰相在下面才是副枢相，元丰改制前后称呼也各不相同，之前叫枢密副使，之后叫同知枢密院事，我们简称副枢相。
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归根到底就一句话，在章惇的建议下，哲宗没有给予曾布次相的任命，而是给了他枢相的任命，枢相当然位高权重，可只能算是中央三把手。
章惇宁愿次相之位空着也不推荐曾布出任，不仅仅是对曾布不信任，更多的是要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在绍圣年间，北宋中央罕见的出现了“独相”的局面。
独相章惇一边全面恢复新法，一边全力打击旧党，已经去世的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被下诏追夺封赠，其他活着的旧党骨干如吕大防、苏辙、范纯仁等人也是被一贬再贬全部贬到岭南。某些虽不是骨干名气却很大的旧党如苏轼也享受了类似的待遇，一贬再贬贬到了海南岛。
随着对旧党官员的打击迫害进入到高潮，中书已经等不及谏官弹劾、官员请辞、贬出开封这一系列传统操作了。在章惇的授意下，在京城同文馆辟出了一间专门用来审问旧党官员并草拟贬谪诏书的办公室，对于早年曾经在奏疏中有对新法不敬讥讽朝政的，更是直接逮捕下狱听候发落。
同文馆作为打击新党的重要场所，自然要由办事得力的心腹大臣掌管，章惇挑来挑去，挑中了蔡京。
当过元祐年间复辟旧法模范官员的蔡京神奇的成为了章惇的心腹，不能不说蔡京确实很有两把刷子。
蔡京也没让章惇失望，贬谪了一大批官员，并且随着打击的深入，蔡京接到一条重要指控，前任首相蔡确之子蔡渭举报文彦博之子文及甫涉嫌谋逆。
谋逆的罪证是文及甫曾经给刑恕写过 ，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又济之以粉昆朋类错立，比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
司马昭我们都很熟，这位兄弟做了什么我们也都知道。蔡渭举报说文及甫掌握重要谋逆大案信息，司马昭是在说时任副宰相刘挚，刘挚想效法司马昭行废立之事，废掉哲宗另立新帝。
在给蔡确平反时，蔡渭见到了哲宗，于是蔡渭就先把谋逆之事举报给力哲宗，哲宗转交中书然后章惇安排蔡京跟进，由于此事已通天，蔡京不敢怠慢马上把刑恕和文及甫找来问话，得知确有其事，文及甫确实写了这么一封书信。
以前苏轼、蔡确写诗时，都是隐晦的借物咏志或是借古讽今，文及甫真是好家伙，直接把司马昭写上了，这不就是自己往外送人头吗？
在蔡京等人的审问之下文及甫招供，说司马昭就是元祐年间旧党副宰相刘挚，粉昆是次相韩忠彦，眇躬说的是哲宗，两人曾想要阴谋废掉哲宗。
文及甫毕竟是元祐年间宰相文彦博之子，所招的供有一定价值，但他毕竟只是宰相之子并非宰相本人，不能说他说其他宰相谋逆其他宰相就真的谋逆。
经过深入调查，谋逆案结案，章惇亲自给案子定调，旧党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确实有谋逆的打算，只不过没有付诸行动。
章惇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不分是非曲直非要把旧党杀个一干二净不可，冤冤相报何时了，何苦呢？
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完人。
在章惇的授意下，已经去世的刘挚、梁焘、王岩叟等人不再追究，但其子孙恩荫全部革除，贬到岭南。
电视剧《风云》里有句话说得好，凡事太尽，缘分势必早尽。
眼见着章惇乾纲独断把持朝政，满朝文武都惟章惇马首是瞻，曾布渐生反感，凭什么他章惇就可以呼风唤雨，我曾布就不行？
绍圣三年五月，就在章惇打击旧党的高潮期间，曾布上梳一封弹劾副宰相蔡卞和首相章惇，说蔡卞谄媚章惇，章惇独断专行，两人蛇鼠一窝有害朝廷。
仅仅上梳还不够，曾布又多次告诉哲宗，章惇蔡卞对元祐年间官员打击面太广，不利于朝政稳定。到了后来曾布干脆直接跟章惇对着干，凡是中书排挤贬谪的，枢密院就招过来用，很多官员就从东府摇身一变跑到西府任职，品级待遇不变，还怪美的。
成为敌人的曾布没能把章惇怎么样，但中书枢密两府基本上撕破脸皮，首相章惇和枢相曾布也彻底决裂。
在朝廷做事无非也不过混口饭吃，中书不留爷枢密院留爷，在哪儿不是干呢。在曾布的大力笼络下，枢密院汇集了不少旧党势力，曾布也笼络了不少人心。
曾布虽然笼络人心，但也仅限于有条件的把部分温和旧党笼络过来，因为在当时最大的新党就是哲宗自己，皇帝坚持新法，曾布即使想通过新旧平衡来保持中立，在必要的时刻也必须表现出新党的坚定立场。
比如在对西夏的持续打击方面，曾布就必须保持与章惇和哲宗的高度一致，强硬对外。
北宋再次与西夏兵戎相见也纯属无奈，上一次为了和平又是割让城寨又是给钱，却没能换来和平。元祐七年西夏内部出乱子，小梁太后忙于处理相国梁乙逋余党暂时休战，国内政局稳定之后，她再次把目光投向了北宋，重燃战火。
绍圣三年开式，小梁太后持续派兵犯境，还是老战略，打得进去就大肆劫掠一番跑路，打不过就当场跑路换个地方继续试探，直到找到劫掠的机会。
绍圣三年新法已经全面恢复，北宋国力也在逐渐恢复，当年西夏蹦跶高后能忍，现在接着蹦跶哲宗可不会忍，在哲宗的要求下，朝廷开始计划对夏作战。
要想把仗打好，最重要的就是选帅，三军主帅干系重大，当时掰掰手指头想想，最适合主持对夏作战的就是章楶。
当年驻守环州，洪德城之战大败夏军，差点把小梁太后活捉，打的西夏常年不敢进犯环庆路，赫赫战绩在这儿摆着，除了章楶谁来了也不好使。
朝廷想让章楶继续主持对夏军务发起反击，可章楶却远在千里之外的岭南广州赋闲，不好意思去不了。
章楶莫名其妙被贬，其实也跟西北将领的军阀作风有关，当年洪德城一战胜利后，章楶命令部将学习西夏打法，率宋军攻入西夏境内搞抢劫，打得过咱就抢，打不过咱就跑。
原本这个战略也没毛病，对付西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问题在于部将们出去一番抢劫回来之后还要报请朝廷以军功请赏，请赏也就罢了还经常冒领军功，这其中就以折可适最为严重。
再多次冒领军功之后朝廷引起警觉，经过调查发现果然是环庆路在搞小动作，其中折可适冒领军功最多。但折可适毕竟是职业军人，又不存在像文官那样贬谪去外地，于是朝廷对环庆路诸将罚了钱，经略章楶是以文臣出任边境，贬谪回内地。
当年西夏处于守势用不上章楶，现在西夏回过神儿来又打过来了，得有主帅去西北反击，章楶复出的契机来了。
其实再次启用章楶也不太合适，因为到了绍圣年间，章楶已经年逾七十了，早就到了该退休致仕的年纪，但没办法，朝廷没有足以担当大任的帅才，对付西夏，还得章楶上。
绍圣四年正月，七十一岁高领的章楶赶赴西北出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主持北宋对夏战争。
泾原路与之前章楶主持的环庆路地理位置相邻，都位于西夏的南部边界，大军出征到了贺兰山东麓后顺着黄河往北打，很容易就能打进西夏腹地，距离近且易于行军，这也是当年五路伐夏刘昌祚从泾原路率南路军打的最好的原因。
朝廷安排章楶从泾原路对夏作战，显然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现在地利人和都给章楶，怎么对付西夏就看他的了。
章楶来到泾原路，发现了一个战略要河葫芦河，这条河穿过西夏又穿过泾原路南下汇入黄河，沿这条河很容易打进西夏国内。
由于当时西夏被熙河路宋军沿黄河北上打进天都山打怕了，在黄河沿岸布置了大量防守兵力，而葫芦河这里非常空虚，北宋要打，葫芦河就是个突破口。
说干就干，绍圣四年三月，章楶派兵在葫芦河边石门峡地区开始修筑城寨，而且是同时修两座。
再一次把城寨修到自己家里来，小梁太后对北宋的这种做法异常愤怒，当年你们害怕战争直接割让城寨给我们，现在又开始修，不怕我们打过来吗？
为了让北宋王朝尝尝苦头，小梁太后发兵十万前来攻打两座城寨，章楶对西夏的进攻早有准备，在枢密院的协调下旁边环庆路、秦凤路和熙河路宋军统一归章楶调配，防备西夏进犯。
夏军打来之后，宋军没有坐困守城，而是主动出击，章楶派折可适打前锋率军数万迎敌，夏军在宋军前进的没烟峡设伏，折可适进入峡谷后夏军发动突袭，折可适拼死力战但西夏毕竟人多，双方陷入鏖战。
宋夏两军苦战之中，熙河路的姚雄奉命率军七千救援折可适，夏军在峡口阻击熙河军，姚雄身先士卒冒死冲锋，夏军的箭射中姚雄肩头但他毫无退意，仍然领着全军往前冲，夏军抵挡不住被姚雄冲进了没烟峡内，两路宋军绝境会师爆发出惊天的战斗力，扭转了被围困战局向夏军发起突击，夏军再也抵挡不住全军溃退，跑了。
西夏拆迁队被北宋施工员打了回去，两座城顺利竣工，官方取名一座叫平夏城，一座叫灵平寨。
又是平定西夏又是灵州平定，真当我们西夏没人了吗？拆迁队的失利刺痛了小梁太后的自尊心，为了挽救濒临危机的国家，她派出使者向辽国求助，希望辽国出面调停宋夏战争。
以前李乾顺派出的使者都能得到辽国热情的接待，可这次使者到了辽国遭遇的态度却是出乎意料的冷淡。史书记载由于之前几次西夏向辽国求援辽国都没出兵帮忙，这次小梁太后亲自拟定国书，语气非常不客气。
绍圣年间辽道宗在位，辽国自居天朝上国和西夏的宗主国，面对西夏这种不懂礼数的国书极为反感，你不是求援吗？那我就派兵到边境。
于是在宋辽边境出现了奇怪的一幕，辽军一直军队隔三差五的搞军事演习，不为别的，就为每次西夏来求助了，搞演习吓唬北宋，敷衍西夏。
眼见着辽国指望不上，不甘失败的小梁太后经过充分准备，元符元年（1098年）十月，率大军四十万与李乾顺一起亲征平夏城。
发大军四十万只为打一座城寨，西夏也是没谁了。
西夏军沿着上次进攻的老路浩浩荡荡开了过来，经过没烟峡往平夏城前进，军营连绵上百里，又专门建造了高大的工程车，以方便士兵站在上面进攻城墙。
面对气势汹汹的夏军，章楶一点儿都不慌，跟小梁太后打了这么多回了，章楶对西夏底细一清二楚，别看号称四十万大军，只要把前锋打趴下，后面的军队分分钟一哄而散。
章楶派部将郭成死守平夏城，平夏城附近的其他小城寨也由驻守宋将就地死守，等待外围宋军里应外合夹攻夏军。
夏军一到平夏城下，马上开始组织攻城，工程车推出来士兵拼命地往城墙上冲击，在郭成的坚决抵抗下未能成功。一击不成再施一计，小梁太后派主帅嵬名阿埋继续围城攻打，监军妹勒都逋率部在城外阻击宋军援军。
西夏的围城打援战略自始至终就没得逞，因为宋军根本没去救，只是在外围等待时机。
夏军围城十三天，时机来了，粮食吃光，后勤跟不上，将士们已经撑不住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吃不上饭的夏军为了生存加大了攻城力度，推着攻城车拼了老命的往城头冲杀，可恰逢狂风突袭，夏军多辆攻城车被风吹翻，车上的夏军跟着一起翻车摔死惨不忍睹，平夏城几乎已无法攻克。
眼见再打下去没任何希望，小梁太后决定撤。可撤退又是一项比进攻更难的任务，一不小心就会演变为溃退。小梁太后顾不得那么多了，再不走自己恐怕要交代在平夏城，不敢再犹豫，下令撤军。
西夏一撤，宋军肯定要趁势杀过去，章楶派姚雄姚古两兄弟追击夏军，夏军一看又有追兵打过来跑的就更乱了，被砍死的、骑兵踩死的、掉进河里淹死的什么样的都有，损失惨重退回国内。
夏军退了，章楶可不会善罢甘休，经过探子回报，夏军撤回去后主力部队回到天都山休整。当初章楶修筑平夏城目的就是想霸占住葫芦河沿河西进直插西夏境内向北攻击灵州，向南攻击天都山，打哪个都方便。
夏军师老兵疲退回天都山，那就是天赐良机。章楶火速调兵遣将，派折可适和郭成率一万骑兵星夜兼程赶赴天都山，宋军打到天都山时夏军完全出乎意料，也根本来不及组织抵抗，主帅嵬名阿埋和妹勒都逋撒丫子就跑了，留下家属全部做了俘虏。
其他夏军一看主帅逃跑，同样无心恋战纷纷继续向西撤，索性连天都山都不要了。
连续兵败的同时，西夏内部也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西夏御史中丞仁多楚清率全族投降北宋。
仁多楚清不是一般党项人，这位党项贵族是西夏大将仁多零丁的儿子，当时统兵大将仁多保忠的叔叔，仁多家族在西夏朝廷盘根错节是铁打的贵族，连这种人都能叛夏降宋，可想而知西夏朝廷已经有多么不得人心。
西夏是个彻底的军国主义国家，平时的政策是男丁二抽一入伍，到了后来小梁太后上台连续对宋作战，国内兵力损耗严重，开始加大征兵力度，规定十抽九。
谁家能有十个儿子？这种征兵法基本也就等于征发全国所有男人去打仗，可问题是党项虽然曾经是游牧民族，但经过西夏建国六十多年的统治，国家已经不能仅靠逐水草而居了。为了支持国家各项政务稳定运行，西夏在河套草原开垦了大量良田，国民已经逐渐适应了固定的农耕生活。
连年战火导致西夏人口大减，十室九空，成片良田荒芜，战争狂人小梁太后已经快把西夏国力打光了，国内生产无以为继矛盾激化，贵族与皇族之间矛盾更是将要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平夏城大败仁多楚清降宋后，转过年去的元符二年正月，之前的夏军主帅嵬名阿埋也叛夏降宋。
当时能打的几个将领仁多保忠在西线跟熙河路宋军作战，嵬名阿埋降宋，妹勒都逋连败数仗根本就不敢再打，宋军已经进逼到天都山，离兴庆府只剩下四百多里地，不夸张的说，真正到了眼看着就要灭亡西夏的节点了。
李乾顺急了。
不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国家完蛋，李乾顺派出使者向辽国求助，具体想让辽国怎么帮忙史书上并未记载，只是在李乾顺求助之后，元符二年正月，辽国的使者很快来到西夏境内，用毒酒赐死了小梁太后。
小梁太后是如何被毒死的？李乾顺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权倾朝野的她又怎么可能仅仅在几名辽使的威胁下就饮毒酒自尽？，由于蒙古灭夏时毁坏大量典籍此间种种已不可考，但是秉着谁得利谁发起的朴素道理，夏崇宗李乾顺极有可能是真正的弑母元凶。
小梁太后死后，元符二年二月李乾顺亲政，向北宋奉上降表，同时为了表示请罪处死了之前战争中西夏几名将领，并请求辽国从中斡旋。
哲宗不是不想一举灭亡西夏，而是西夏当时仍有相当数量的军队，李乾顺亲政之后朝廷凝聚力大增，并不好打。更重要的是当时在朝中，大臣们对于是否要与西夏讲和分成了两派，首相章惇坚决不同意与西夏讲和，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灭掉西夏。枢相曾布则认为西夏实力仍存，无法一举灭其国，再打下去劳民伤财，不如划河为界就此停战。
曾布回朝担任枢相以来，一次次的跟自己作对，这次又在节骨眼儿上跟自己唱对台戏。两人这次因为对夏政策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在朝堂上吵了起来，章惇大骂曾布是妇女，曾布毫不示弱，回骂章惇是半疯。
打了那么多年，其实哲宗也是疲惫不堪，眼见两府宰相也统一不了意见，干脆不打了，见好就收，来日方长。
饶是如此，此次对夏用兵也是取得了自西夏建国以来最大的成果，李元昊行宫、西夏军事重地天都山落入宋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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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山地区不仅是西夏军事重地，还是西夏重要的产盐地，失去了天都山，西夏在军事和经济上受到双重打击，更重要的是天都山距离西夏首都兴庆府不足五百里，如果北宋再加把劲儿，西夏灭国只在旦夕之间。
西北的军事斗争虽然停了，北宋朝廷上的政治斗争可一刻都没停过，甚至变得越来越激烈。首相章惇渐渐发现，除了曾布隔三差五跟他作对之外，亲信蔡卞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蔡卞是时任翰林学士蔡京的弟弟，与哥哥同在熙宁三年考中进士，但与蔡京相比，蔡卞的仕途之路进步的要快得多，元丰年间就进入馆阁，接着任中书舍人兼谏官。
仅仅四五年就进入馆阁接着担任中书舍人兼任谏官，年轻的蔡卞升迁速度简直像坐上了火箭一样，只要是因为除了进士出身、支持新法外，他还是王安石的女婿。
政治就是赌博，只有押中的人才能有机会步步高升。在王安石的提携下，蔡卞官场的前几步路又稳又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步就该升任翰林学士了。元丰年间虽然王安石已罢相，但朝中依然是新法的天下，神宗更是最坚定的新党，王安石力推的人，神宗同样青睐。
哲宗即位后，谏官蔡卞按照惯例出使辽国，谏官出使辽国回来后正常情况下都会受到嘉奖和提拔，而蔡卞回来后发现旧党已全面复辟，朝廷在高后的掌握下根本没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与新党其他官员一样，蔡卞也被贬官外放离开了开封，享受了高级政治斗争待遇-一贬再贬，连续被贬多个地方。
时移世易，高后病逝后哲宗即位，新党全面回归，章惇、曾布先后回到朝廷，蔡卞也回朝官复原职。在哲宗重用新党的背景下蔡卞提拔很快，短短四年间先后任翰林学士和尚书左丞，进入宰执班子。
虽然大家都是新党，但蔡卞的新法执政思想却跟别人都不一样，主张一切以王安石为纲，简单来说蔡卞就是对王安石搞个人崇拜，学术上深挖王安石《三经新义》等理论著述，通过讲学笼络门生；政治上坚持王安石当年法度，讲究所有时政方针以全盘恢复元丰旧制。
为了最大程度上的党同伐异，蔡卞上梳提议毁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种说法一出，连章惇都看不下去了，多次告诫蔡卞不要太过分，即使元祐年间旧党的政策也并非要全部推翻，为了国家要兼容并包。
章惇打击政敌虽然狠，但总归心里还有国家还顾全大局，蔡卞就不一样了，章惇不听自己的，那就踢开他我们自己搞。
沉迷于王安石崇拜的蔡卞纠结了一批党羽在太学搞讲学，主题就是王安石经义理论的先进性，元祐年间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学术的落后性。为了突出王安石，连神宗皇帝偶要靠边站，学堂上有一处重要理论就是神宗皇帝对王安石的不理解辜负了王安石的一片苦心。
绍圣三年六月的一天，哲宗突然把章惇叫到宫里一顿臭骂，章惇满头雾水不知所云，直到哲宗扔给他一篇《常秩行状》。
这篇《常秩行状》是新党官员常立写的他父亲常秩生平事迹，常秩是熙宁变法时王安石大加赞赏的一名改革标兵，常秩去世后，其子常立入朝为官，被蔡卞重点栽培，常立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蔡卞亲信，日常政治思想也与蔡卞高度一致，对王安石大搞个人崇拜。
常立将对王安石的个人崇拜代入了父亲的生平事迹，在这份行状中，对王安石、常秩大力赞扬，而对神宗在变法过程中的动摇有所批评。
要知道，哲宗之所以推崇新法，那是因为这是父亲神宗坚持的政策。换句话说，哲宗是因为推崇神宗才推崇新法，离开父亲神宗，无论新党官员还是新法本身，统统一文不值。
目无神宗、沽名钓誉，就这种人还能在朝中任职，章惇你这首相是怎么当的？
可以想象章惇是有多想掐死常立这个蠢货，马上安排贬谪制书，把常立贬出京城。
常立是蔡卞亲信，但讥讽先帝证据确凿，没给他再来个乌台诗案就不错了。在贬谪常立的过程中蔡卞没敢阻止，但不代表着他就这么跟章惇算了，章惇是吧，迫害我的门人，这事儿没完。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引起皇帝怒斥首相、两位宰相怨恨加深的《常立行状》原本只是在国史馆躺着没人知道的，但是枢相曾布知道了，托人从国史馆带出上梳给了哲宗，这才引起了接下来的一连串事件。
当时朝廷上章惇独相下面是两个副宰相，一个蔡卞一个许将。许将为人沉稳行事低调不喜欢搞团团伙伙，首相章惇跟副宰相蔡卞不对付，还跟枢相曾布不对付，这次曾布又从中挑拨两人关系搞得两人更加不对付，朝廷最高统治阶级的这帮人，关系可真够乱的。
乱归乱，章惇还有更大的目标要完成，蔡卞也好、曾布也好，所有新党也都剩这个终极目标，司马光、吕公著已经追贬了，但终极目标还未曾遭贬。
元符元年三月，同文馆冤狱刚刚过去不久，章惇和蔡卞在一起找到哲宗，再一次提出了那个终极目标：高后曾有废掉哲宗帝位的打算，是国之罪人，请求废除高后的太皇太后身份，贬为庶人。
之所以是再一次，因为早在一年前的绍圣四年四月，就有谏官上梳弹劾已故首相王珪曾经与高后谋划废哲宗而改立高后之子雍王赵颢，要求严惩。朝廷经过调查，下诏追贬王珪，但对高后涉案的事项讳莫如深，一律不办。
追贬了王珪，却没有对高后有任何清算动作，章惇知道哲宗忌讳。但绝不会善罢甘休，又找到了两个线索性人物，一个叫陈衍，一个叫张士良。
陈衍和张士良是宫里的宦官，元祐年间贴身伺候高后。中书报过来的奏疏由陈衍呈交给高后，高后定夺后再由陈衍将诏书传出。张士良是当时的医药官，负责给高后开药拿药煎药，宫里面以此二人与高后最亲密。
同文馆冤狱之后两人都没能幸免于难，陈衍被贬到海南岛，张士良被贬到郴州。章惇再一次想到这两人，派人到贬谪地严加审问关于高后废哲宗帝位的阴谋，结果两人都是硬骨头，坚决否认。陈衍受不了严刑拷打伤重而死，张士良被抓到开封继续审问。
被回到京城后，张士良由蔡京主审，蔡京拿出所有刑具摆到张士良面前威胁，说只要你承认高后谋逆，官复原职，否则大刑伺候。
张士良仰天大哭说，太皇太后清清白白，不该受此污蔑。
硬骨头张士良再次经受住了严刑拷打，蔡京白忙活一场，只好把脏水全泼到已死的陈衍身上，上奏说陈衍谋逆罪当诛。
急于彻底清算旧党的章惇等不及搜集更多证据，把同文馆案和陈衍、张士良案的审讯结果经过一番整理，加上个人分析，最后得出高后阴谋废哲宗而立雍王赵颢，罪无可赦，应当追贬，废除太后位。
哲宗居然同意了。
大部分史料在这一段都记录的非常隐晦，把整个事件描述成章惇蔡卞刑恕等人的独角戏，自始至终哲宗没有表态，只有到最后要下诏时才被哲宗叫停。
中书签署过的诏书皇帝也签署过了，马上就要宣布了，这叫哲宗不表态？
其中很多故事就潜伏在废立皇帝的另一个主角-雍王赵颢身上，雍王是赵颢后来的封号，之前他曾经用过岐王的封号。我们在之前介绍过，神宗熙宁年间，在神宗和岐王兄弟俩给太皇太后请安的时候，岐王曾经劝神宗废除新法被神宗怒斥。
赵颢是个有问题的亲王，正常的亲王长到一定年纪必须离开皇宫，尤其是新皇帝登基后，其他皇子无论长幼都要统统出宫。封建社会有的朝代亲王要外出就藩，有的朝代是留居京城，但无论去哪儿，绝不能住在皇宫。
皇宫里一大堆嫔妃宫女，你一个亲王万一跟谁有染了，让皇帝怎么处理你？更何况皇帝有自己的皇子，亲王赖在皇宫不走，万一驾崩，亲王篡夺皇位那就是手到擒来。
到了神宗元丰年间，赵颢在宫里住着已经被很多大臣看不顺眼了，不少谏官都弹劾过要求雍王赵颢和嘉王赵頵（神宗幼弟）赶紧搬出皇宫。
仗着高后的靠山，两兄弟就是不搬，直到神宗驾崩，高后看再不让两兄弟出去就要激起众怒了，才打发两兄弟搬出皇宫。
哲宗元祐年间，嘉王赵頵早早病死，高后对赵颢开始愈加疼爱，到了元祐末年，赵颢更是得到了规格极高的待遇，佩剑上殿、步履不趋。
大家可能对“佩剑上殿步履不趋”不太熟悉，那我介绍几个其他得到这项待遇的名人：王莽、董卓、曹操、司马懿。
看懂了吗？
高后死后新党上台，弹劾赵颢的奏疏像雪片一样上报到中书，内容无非一样：僭越。而且由于赵颢曾经对神宗出格的话和后来出格的赖在皇宫里不走，很多人都提出了，这货要谋逆。
废掉孙子改立儿子这种事儿以前不是没有过，北齐娄太后就曾经废掉自己孙子改立自己儿子当皇帝。哲宗即位后已经十岁，记事儿了，到了元祐末年十七八岁的少年多少也听说了叔叔赵颢的所作所为。再结合这一系列前因后果，哲宗就算再蠢，也能感受到威胁。
绍圣三年赵颢病死，谋逆之事算是彻底平息，但高后和赵颢虽然都已病死，生前所作所为却是狠狠地恶心坏了哲宗，尤其是高后，在哲宗看来她就是一切怨恨的罪魁祸首。
就在废除高后只剩下最后一步时，神宗皇后向太后听说了要宣诏废高后，从后宫冲出来阻止，声泪俱下劝哲宗千万不可废高后。
向太后非常聪明，从后宫出来的时候还把哲宗的亲生母亲朱太妃也带着出来一起劝哲宗。高后虽然一直拿捏自己，可向太后对自己一直很好，况且自己亲妈也出来阻止，眼见两位当娘的苦苦相劝，哲宗只好作罢，把诏书放到烛火上一把烧掉。
只是可惜，朱太妃如果知道后面的剧情，可能会后悔自己跟着向太后来劝哲宗收回成命。
也许个人、王朝命运早就已注定。
第二天早朝，章惇和蔡卞再次请废高后，经过昨晚后宫里一顿哭天抢地，哲宗已经身心俱疲，既然高后已病逝也不想再追究过多。章惇还是坚持，已经定下的方案必须要执行，终于惹毛了哲宗，怒斥章惇，真要废掉高后，等自己百年之后还有什么脸面进到英宗祖庙里去。
皇帝连死都不忌讳，都这么说了，章惇就算是铁头也不敢再坚持了，罢了，反正人也不在了，随他去吧。
朝廷里的内斗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斗无可斗，再斗下去就是新党无休止的内斗。章惇知道该收手了，毕竟西北的西夏奄奄一息只剩一口气，熙河路在哲宗年间也有不少战果，不如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彻底消灭西夏，实现当年王安石和神宗的小目标。
然而就算是这个小目标也无法实现了，元符二年十二月，哲宗不行了。
从咳嗽痰多，后来逐渐越咳越厉害，接着开始咳血，哲宗从小就体弱多病，一开始没当回事儿，总想着能治好，可这次眼看着病情越来越重，到了元符三年正月里，已经病的上不了朝了。
元符三年哲宗才刚刚二十五岁，可谓是大好青春，可病来如山倒根本无力回天，正常来讲皇帝眼看着要不行了都要提前准备后事，以免身后政局不稳，被继任皇帝清算。
可哲宗毕竟还是年轻，他觉得自己能挺的过去，太医开的药方治不好病，他便开始服用丹砂。
宋朝崇道，道士喜欢炼丹，丹砂就是炼丹炼出来的，这玩意儿一般没啥别的好处，就是重金属含量高。
吃了丹砂的哲宗一泻千里，连交代后事的机会都没把握住，正月没出便撒手人寰，所有人都没想到哲宗驾崩的会这么突然，直到群臣上朝时被宦官领到福宁殿听宣。
章惇曾布蔡卞一帮子大臣来到福宁殿，向太后坐在福宁殿东侧隔着帘子，哭着告诉了大家哲宗驾崩的消息。
章惇一听就知道坏了，哲宗死的太突然，根本没来得及立皇嗣。哲宗生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但幼年夭折。按照宋朝礼法可以收养皇室之子作为皇嗣，也可以封自己兄弟亲王尹京作为皇嗣。
考虑到哲宗本身年轻，皇室旁系跟他平辈的年纪都小不一定有孩子，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其实是由哲宗弟弟即位。神宗虽然三十多岁英年早逝，但好几儿子都活到了成年，分别是申王赵佖、端王赵佶、莘王赵俣、简王赵似、睦王赵偲。
以上五名亲王按年龄大小排列。
果然，向太后宣布完哲宗驾崩的消息后就直奔主题，问众臣，哲宗无子，但大宋不能没有皇帝，请群臣商议即位人选。
章惇率先抢答，按照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
后世很多事后诸葛亮批评章惇浮躁、沉不住气，上去就直接表态，主张成熟的政治家必须要稳重不能轻易表态。我看这些键盘侠们真是饭吃的太饱了，居然有胆量评价一名首相的政治觉悟。
只有大企业里不受关注角落里的人才能不表态，只要是在官场混的，不表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章惇这种当首相的常年位于政治斗争的核心，必须第一时间表态，而且态度一定要强硬。
别说首相了，去县政府开个会，看看县领导们是怎么商量事儿的，有争论有碰撞才会有进展，政治不是请客吃饭你好我好，而是激烈交锋后的彼此妥协。
向太后显然不愿意妥协，而是话锋一转，老身没有嫡子，所有皇子都是神宗之子，大家商议一下谁来入继大统？
这一招极为巧妙且直击要害，哲宗生前由于始终保持着强烈的求生欲，没有立皇嗣，也没有考虑到其他身后事。但凡他能想象到自己突然驾崩，也该立遗嘱传位给自己同母弟简王赵似，或者最起码尊自己生母同为太后，把生母朱太妃的地位提上来。
只要朱太妃地位上来了，今天垂帘的就至少要是两位太后，也就意味着神宗皇帝是有嫡子的，简王赵似即位实至名归。
皇子以母贵，朱太妃地位没提上来，简王始终就不是嫡子，竞争起来就会吃亏。
章惇是想让简王即位的，毕竟哲宗同母弟，即位后肯定会坚持父亲和哥哥的政治路线，有利于新法继续施行，也有利于国家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