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研究》2021年第3期
试论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皿的功用与来源[1]
内容提要
新疆是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是西方玻璃制品及其生产技术向东传播的重要中转站，学界对早期玻璃产品和技术的传播研究较深入，而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情况不甚明朗。本文总结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出土情况、工艺与成分特征，讨论其来源和交流特点。这一时期新疆玻璃器均属于日常实用器皿，产地包括中亚与新疆当地，同时出现了玻璃加工的现象，器型兼具西方玻璃风格与本地创新特点。这种交流情况一方面缘于中亚玻璃生产的繁盛，使得新疆地区融合了前者的生产技术与使用习惯；另一方面玻璃器脆弱，建立区域内稳定的消费与贸易网络是更加理性的选择，所以大规模长途运输玻璃器的现象基本消失。
玻璃诞生于公元前3千纪中晚期的近东地区，[2]随即被广泛传播，是东西方技术传播、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古玻璃的主要成分包括石英砂、助熔剂、稳定剂等，在传播过程中物品与先进的生产技术进入各地，影响所在地的审美，并刺激各地的生产。由于各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需求、原料工艺不同，所以玻璃在成分类型、原料种类、工艺上反映出很大的丰富性以及明显的区系特征，研究者可以通过工艺、成分、原料追溯产地来源，解决资源获取、文化交流以及工艺技术的起源发展等考古学问题。
最早的国产玻璃可能出现于春秋时期，[3]主要是珠饰以及镶嵌材料。战国开始出现仿玉的玻璃璧、玻璃口琀等，魏晋时期西方传入吹制技术成型的器皿，[4]此后进口玻璃制品可以按照时代与产地分为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国产玻璃的用途也延伸到佛教瘗埋之中。宋元时期中原地区玻璃器的生产发展缓慢，用于佛教仪式中的玻璃在南宋之后逐渐消失，至元时玻璃的使用面貌再次缩减至仿玉的簪环、观赏品等。但此时西域政治格局剧变，地方性政权崛起，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玻璃器的使用与制作出现与中原不同的发展态势。本文通过总结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出土地点、制作水平、器型种类，包括易被忽略的玻璃器残片，从宏观角度揭示功用与等级，从微观角度分析成分特征，讨论玻璃制品的产地来源，以此探究宋元陆上丝绸之路玻璃的贸易特征以及蕴含的历史原因。
一 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出土情况
目前新疆出土宋元时期玻璃器的地点共11处，8处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尤其集中在喀什地区，3处在准噶尔盆地的西北部，如下图1所示，喀什地区6处出土地点均属于喀喇汗王朝时期。[5]和田地区墨玉县扎瓦遗址下限至公元1001年，即于阗国时期。[6]其次，额敏县也木勒遗址[7]、若羌县瓦石峡遗址属于西辽至蒙元时期。伊犁阿力麻里遗址[8]与博州达勒特古城，时代属于蒙元时期。这些遗址中的玻璃基本都采集或出土于灰坑、城址房屋与手工作坊区内，以瓦石峡遗址[9]、达勒特古城遗址最丰富，出土数量虽未有精确统计，但碎片均可达到几十片到上百片，[10]汗诺依古城则是“诸多区域散布着釉陶、彩色玻璃”[11]。器型装饰上，出土的多是素面透明、半透明的残片，难以辨认器型，只能从口沿、把手、器物底座、残片形态推测是瓶、碗、杯、盘等器物，颜色包括无色、淡黄色、绿色、蓝绿色、深绿色等，少数为多色玻璃，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出土地点等级不高、工艺朴素简单，属于日常实用器物。
图1 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出土分布图
对比西方玻璃的等级功用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在公元前50年左右，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兴起吹制法，自此玻璃开始被大规模生产成器皿、灯盏等实用性物品，并迅速蔓延至整个罗马帝国，其珍贵程度开始下降，进入平民阶层，[12]玻璃容器成为相对普通和廉价的商品，到公元1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审美亦发生改变，不透明彩色玻璃逐渐被“天然”的透明玻璃取代，甚至开始追求无色玻璃器。[13]直到阿拉伯帝国兴起，统治阶级虽不像前期政权有资助玻璃生产的兴趣，但民间依旧自发生产玻璃，使用习惯没有改变，[14]工匠也继承了罗马玻璃与萨珊玻璃的生产技术与工艺风格，[15]由此可见，宋元时期新疆与西方玻璃器的等级、使用面貌十分相似，西方将玻璃器作为普通生活器物的习惯已经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新疆地区。
二 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工艺研究
虽然有研究表明先秦时期新疆地区有本地制作玻璃珠的现象，[16]但是没有辅助说明的考古证据，目前学术界的主要观点还是认为宋元以前新疆玻璃制品大多为舶来品。若羌县瓦石峡遗址是新疆迄今为止最早的玻璃作坊，其中出土有木炭、红烧土、玻璃熔块、废料以及大量玻璃残片，但未发现制作玻璃的原料，说明手工作坊区至少存在二次重熔加工玻璃器的情况，可辨识的器型有小口细颈瓶与罐型器残件，其余为素面残片，熔铸水平参差不齐。4件罐型器残件为绿色透明的器盖，造型不明，6件小口细颈瓶通高10～17厘米，浅绿色透明，素面无纹饰，从颈肩处可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为撇口，长颈，颈与肩连接处凹陷，圆肩，鼓腹凹底（左）；第二种为撇口，锥形长颈，上颈部微隆，斜肩凹底（中）；第三种为撇口，长颈呈葫芦形束腰状，圆肩，鼓腹，凹底（右）。6件玻璃瓶皆为无模吹制成型，内部有细小的砂粒等杂质和气泡，器壁厚薄不均，凹底与圆唇的厚度可达5毫米，腹部极薄处可达1毫米左右，[17]所以不具备运输的功能，结合尺寸大小，可能是盛放酒水的器物。
图2 新疆若羌县瓦石峡遗址3种类型的小口细颈瓶
上述三类器物与西亚的小口细颈瓶有相似之处，后者在西亚各个生产中心都十分常见，形制大小丰富多样，素面无装饰，尺寸大于7厘米的一般都是实用器皿。制作水平普遍不高，有腹部壁薄、颈口部厚的情况。[18]由于等级低数量大，质地易碎，只有少数能够复原器型，所以相关描述寥寥无几，难以找到外观一致的典型器物，但在土耳其Serçe Limani海岸的11世纪的沉船里发现了很多日常生活玻璃器，有一类槌瓶（mallet-shaped bottle）与瓦石峡遗址玻璃瓶第一种类型相似，如下图3（左），具备长颈微隆、圆肩、凹底的特点。[19]另外有小型细颈瓶与瓦石峡第二种类型的器型相似，如下图3（右）所示，具备侈口，长颈微隆、斜肩、凹底的器型特点。由于这一时期河中地区较为完整玻璃器的资料公布较少，少数研究中表示受波斯地区的影响很深，器型种类上十分相似，[20]所以河中地区的器型功用可以由西亚地区玻璃器为代表。但是第三种类型的细颈瓶还没有发现与其相似的西亚玻璃器，尤其颈部中间的收敛具有特殊性，无法推测其具体用途，可能是减缓液体挥发的实用性装饰，这件器物应该是新疆本地工匠创造出的特有器物。
图3 Serçe Limani沉船里的两类小口细颈瓶
反观两宋时期中原产玻璃器几乎都是葫芦瓶，属于佛教用品，虽然葫芦瓶颈部微隆，圆肩，素面透明的特征与瓦石峡遗址玻璃瓶相似，但是葫芦瓶上半部不属于颈部，所以收腰处与瓦石峡玻璃器颈部束腰装饰的意义不同，且目前只发现甘肃灵台的葫芦玻璃瓶有口沿，属于葫芦瓶成型后再贴塑玻璃条成型，[21]所以瓦石峡玻璃器在成型工艺、功用、等级上与葫芦瓶存在差异。
结合成分特征看，瓦石峡玻璃器属于中亚地区高钾的钠钙玻璃体系，不同于当时中原的铅钾玻璃、高铅玻璃，所以可能是从中亚进口或本地生产的玻璃料，这反映出新疆玻璃制作技术与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联系十分密切。所以瓦石峡遗址玻璃器应当是宋元时期新疆在中西亚玻璃器形制与技术的影响下，结合当地审美、需求加工出的制品，可能没有受到中原地区玻璃器的器型与原料影响。
此外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达勒特古城遗址里采集到一件蒙元时期的小口细颈扁腹瓶，高28厘米，浅绿色透明，口沿残，细长颈，颈部有一圈绳状附加堆纹，纹饰上有按压的痕迹，细颈斜肩扁腹，线条变化柔和流畅，整体保存情况良好，表面风化较轻，如图4所示。除了玻璃瓶外，还出土了玻璃料块，以及大量熔铸水平参差不齐的玻璃残片，颜色包括淡绿色、深绿色、黄色、无色透明。[22]说明此处可能存在二次加工玻璃器的作坊，但没有发现变形的器物、废料等遗物证明上述观点，所以，这件玻璃器的产地难以确定，需要从器型与装饰上研究。
图4 达勒特古城出土小口细颈瓶
装饰上，达勒特古城玻璃瓶具有西方玻璃的风格特点。热贴塑是阿拉伯帝国玻璃艺术中十分常见的装饰技法，是运用粘流态的玻璃条或玻璃细丝装饰器物表面，主流的图案包括波浪纹、锯齿纹、抽象书法等，在公元9世纪中期流行于东西整个阿拉伯帝国。西方生产中心以今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为代表，继承拜占庭王朝的传统，流行锯齿纹、细丝螺旋纹，东方以伊朗高原尼沙布尔为代表，创新性地将陶器上的伊斯兰书法运用到玻璃器上，并流行黏连玻璃条作为器物部件的风格手法，[23]其中在颈部贴塑较粗的波浪纹和缠绕细丝都是十分常见的装饰风格。例如下图5（左）是7～8世纪叙利亚地区生产的小口圆腹瓶，贴塑有相似按压纹的玻璃条装饰器物。
器型上，这件小口扁腹玻璃瓶具有独特性。宋元时期中原玻璃器主要是佛教用品、簪环、观赏品、酒食器具，所以达勒特古城玻璃瓶不是中原传播而来。10～13世纪西亚地区中小口长颈圆腹瓶很常见，但基于目前的发现，扁腹瓶的数量屈指可数，这其中没有发现具备细颈、斜肩两个特征的扁腹瓶。13世纪后半段至17世纪，美索不达米亚、伊朗地区包括中亚地区的玻璃生产、玻璃制作似乎不复存在，只有埃及、叙利亚地区主要生产高等级描金带釉马穆鲁克玻璃，其中有相似尺寸的小口扁腹瓶，[24]如下图5（中）所示，但是也没有具备素面、长颈、斜肩、扁腹、凹底五个主要特征的代表性器物。由于这件玻璃瓶具体出土地点没有公布，所以年代不能确定，如果是蒙元时期，则不是从西亚传播而来，可能是新疆本地吹制成形。
达勒特古城采集到的这件琉璃瓶功能可以与17～19世纪伊朗的马鞍玻璃瓶（Saddle Flask/Persian Bottle）进行对比研究。后者是这一时期玻璃器的典型代表，是伊朗高原再次受威尼斯玻璃影响下诞生的产物。特点包括扁腹、颈部有贴塑玻璃条，与达勒特古城小口细颈瓶的外观大小十分相似，是用于出行饮酒或运输酒类的器具，如下图5（右）所示。研究发现，为了方便运输和减少破损，瓶子外部会包裹编织物，同时颈部的玻璃条可以方便捆绑，是防止坠落的实用性装饰。[25]所以达勒特的小口细颈扁腹瓶，可能是工匠融合当地审美喜好加工成型，造型来源可能是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颈部的贴塑是为了捆绑绳索的实用性装饰，由于目前只发现了这一件，无法肯定用于运输，但应该是用于盛放酒、水等液体的器皿。城址中出土的玻璃料块也可以佐证本地加工玻璃器的观点。
图5 小口圆腹瓶（左）；描金马穆鲁克玻璃瓶（中）；小口细颈扁腹马鞍瓶（右）
三 宋元时期新疆玻璃的成分特征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继续沿用罗马成熟的玻璃器生产模式，依旧分为玻璃料生产与器物制作，所以借助组成成分能够获取玻璃料的产地信息。总结目前已发表的新疆地区发现玻璃研究成果（表1），6个遗址一共14个样品被分析检测，其中5个遗址13个样品的主量成分范围相近，属于同一个玻璃体系（MgO含量在3.12%～5.03%，K2O含量在3.55%～8.23%，Na2O含量在7.23%～17.81%，Al2O3含量在2.26%～9.21%）。[26]根据Brill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从Al2O3含量上将中亚类型再分为三大亚类，[27]即中亚类型、中亚高Al2O3型、中亚中Al2O3型。其中瓦石峡遗址玻璃被认为是新疆当地用土硝做助熔剂生产的，主要成分是NaNO3与KNO3，[28]但基于目前主要成分的样本量，还难以区分新疆地区生产的玻璃与中亚地区高钾钠钙玻璃的区别，只能统称为中亚类型。除此之外，和田买俄甫尔麻扎遗址时代在唐至北宋，但玻璃体系属于地中海东岸的泡碱玻璃，这种成分类型从9世纪开始数量迅速减少，10世纪时几乎消失，11世纪已无迹可寻。[29]所以这件玻璃片年代较早，下限不会晚于10世纪，不纳入本文的讨论的范围。综上所述，在已公布的数据里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里几乎都是中亚类型，产地包括中亚与新疆当地。
表1 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玻璃器的成分分析信息表
四 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交流特点
从出土情况上看，新疆地区先秦时期出土玻璃器全部出土于墓葬，以不透明单色规则圆珠为主，包括少量蜻蜓眼。汉晋时期玻璃珠数量突增，色彩丰富，工艺复杂，来源众多，开始出现西方的器皿。[30]南北朝至唐时期（公元5～10世纪）的墓葬、城址发现的玻璃器居多，遗址遍布丝绸之路的贸易重镇，疏勒、于阗和龟兹最为集中，[31]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开始渗入当地人们的生活中，成为日常用品。[32]所以，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使用面貌其实是继承了前期的情况，并发展出了玻璃加工的现象。
从产地来源上，新疆各个时期玻璃的成分体系分为了地中海东岸钠钙泡碱类型、西亚钠钙植物灰类型、中西亚钠钙植物灰类型、中亚类型（植物灰、混合碱）、南亚类型（m-Na-Al、植物灰Bara类型、混合碱类型）、南亚东南亚类型（高钾玻璃）、国产类型（铅钡玻璃、钾钙玻璃、高铅玻璃）。[33]将上述产地类型绘制成柱状图（图6），从各自的相对数量、持续时间上全面总结玻璃制品传播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的变化。部分样品属于汉至唐时期，跨度较大需要单独统计，绘制时归入汉至唐组。研究发现战国时期中原的铅钡玻璃出现在新疆地区，汉晋时期南亚玻璃突增，丰富的玻璃类型映射出丝路贸易的繁荣，中亚类型则一直存在，延续时间最长，说明两个地区玻璃的交流一直是持续的，但是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类型与前期相比迅速减少，仅存短距离传播的中亚类型，南亚以及西亚长途运输的玻璃制品似乎消失了。这种交流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外界玻璃器生产格局的变化，由于这一时段发现的多是玻璃器，鲜有玻璃珠，而南亚地区直到16世纪莫卧儿王朝才开始出现玻璃器的生产，[34]所以南亚类型消失。同时前文所述，13世纪中期至16世纪中西亚的玻璃生产出现空白期，故西亚类型没有再出现。第二是贸易路线的变化，北宋与吐蕃、喀喇汗王朝的关系稳定，有频繁的贡赐贸易，包括和吐蕃的互市贸易，而与西夏是以官方茶马贸易为主，且时战时和，战时“诸市禁绝”。《宋史·大食传》记载:“大食，波斯别种……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西夏），不许。至天圣元年来贡，恐为西人抄略，乃诏自今取海路繇广州至京师。”可见西夏的阻碍会导致贸易路线发生变化，部分陆上运输的商品被海路分担。尤其玻璃这类依赖交通安全性与稳定性的易碎物品，所以远距离贸易线路的改变，建立区域内稳固畅通的贸易路线是更好地选择，这是陆上丝绸之路新疆段远距离玻璃种类减少的另一原因。
图6 不同时代出土玻璃制品的产地类型与相对数量柱状图
结合柱状图，新疆地区一直有中亚类型的玻璃器，延续时间最长，但是到宋元时期两处遗址才出现制作玻璃器的迹象，且产品成分与中亚相似。这一情况除了邻近地区技术与文化的持续影响外，与中亚地区玻璃生产达到新繁荣密切相关。10世纪后，中亚伽色尼王朝开始资助玻璃的生产，把玻璃生产纳入国家记录体系里，不再是民间自发状态。刘郁《西使记》中描述锡尔河以南“浴室门户，皆以琉璃饰之”，加富罗夫在《中亚塔吉克史》中也提到，“玻璃器皿以至窗户玻璃的大量生产，品种繁多且出现规格化，有效果的同时又最少花费劳动力和最省钱的器物装饰手段，所有这一切说明11～12世纪玻璃制造业比9～10世纪有更为广泛的消费者”，玻璃器已经成为了中亚物质文化里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当强势的伊斯兰教向新疆传播时，自上而下各个方面开始文化渗透，中西亚的玻璃文化及其生产制作模式可能加速传播到这一地区。
除上述原因外，蒙元时期帝国在南下、西征的扩张过程中带回的工匠也是促进新疆地区玻璃制造发展的重要原因。蒙古军队对中亚、西亚的征服中往往沿商路抢夺繁华重镇的物质，[35]将城市中的工人和有技能的工匠分赏给诸王，带回各自的封地，修建城市，建立各种官营手工业。《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1220年成吉思汗进攻撒马尔罕攻占城池后，“……三万有手艺的人被挑选出来，成吉思汗把他们分给诸子和族人。”[36]“在哥疾宁，窝阔台返回后该地的百姓自愿投降，但窝阔台把工匠挑出来送往东方地区。”[37]这就引起了短期内大量的人口迁徙，其中也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工匠被迁至哈剌和林的记载：“从契丹往这里送来各类工匠，从伊斯兰地区也送来匠人……在一个短期内它成为了一座城市。”[38]这些工匠有可能也被带往新疆，在核心城市为统治阶级提供大量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同时催化当地诞生玻璃器制作，例如达勒特古城位于察合台汗国的中心，城内建筑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薄胎玻璃器残片与半成品玻璃料块，其中不乏工艺精湛的透明玻璃器残件，而这种出土情况几乎没有在新疆先前的遗址中出现过。
五 结语
本文对宋元时期新疆出土玻璃器及玻璃残片进行梳理，讨论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使用面貌与来源。研究发现玻璃器均出土于等级一般的灰坑、房屋或玻璃作坊内，属于熔铸水平参差不齐、装饰简洁的素面透明实用器皿，反映出当时新疆地区的玻璃器已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较为完整的器皿中，达勒特古城小口细颈扁瓶器型有本地特色，瓦石峡玻璃作坊的发现则确认了这一时期具备玻璃生产的能力，其制品与中亚玻璃类型相似。同时，中亚玻璃类型在新疆的延续时间最长，发展到宋元时期几乎都是这一类型，说明中亚地区玻璃的生产与使用对新疆的影响明显且久远，导致无论是中亚舶来品还是新疆本地生产的制品在主量成分特点上很相似。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一方面中原的物质文化承载中华文明通过新疆传到西方，影响世界；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产品与技术也首先传播到新疆再传入中原。宋元时期中原地区进口玻璃器等级较高，国内玻璃生产主要应用于佛教仪式中，而新疆玻璃朴素简单，且出现了制作日常实用玻璃器的现象。这是因为10～13世纪中亚地区的玻璃生产进入新的繁盛期，玻璃的制作与使用随着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后期在蒙元中西交往频繁的影响下，新疆地区进一步吸收了玻璃技术；再者玻璃器易碎，建立区域内稳定的消费与贸易网络是更加理性的选择，所以大规模长途运输高等级玻璃器基本消失，也强化了新疆与中原地区玻璃器使用面貌的差异。
[1] 本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新疆丝绸之路沿线出土料珠的成分体系与制作工艺研究” （项目编号：11575142）资助；获得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10～14世纪新疆地区玻璃器分布与来源研究”（ 项目编号：2019WYYCY-03）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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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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