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研究》2021年第3期
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人类迁徙与饮食结构分析[1]
内容提要
本研究对吐鲁番加依墓地12例人类个体的牙釉质进行了锶、氧、碳同位素分析，讨论了加依墓地的人类迁徙和饮食结构。综合地质背景、人类同位素分布状态和本地动物的锶同位素比值几方面证据，确定12例个体中有10例为本地出生，2例来自外地，显示加依墓地以本地人为主，符合公元前一千纪苏贝希文化繁荣稳定发展的情况。牙釉质的碳同位素分析显示本地人群幼年的食物结构以麦类作物和牛羊肉、奶为主，粟黍是重要补充性食物；2例外来个体幼年C4类食物比例更低，这为追踪他们的来源地提供了重要线索。以上结果对于深入认识公元前一千纪新疆吐鲁番盆地史前人类迁徙、文化交流及生业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吐鲁番加依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以南6公里处，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2013～2014年，吐鲁番学研究院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清理属于苏贝希文化（公元前1000～前200年）墓葬217座。[2]加依墓葬出土的生活用具和狩猎工具表明，加依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模式是畜牧和狩猎，同时从事小面积的谷物种植。国际学界普遍认为，中亚的畜牧和狩猎人群的的迁移性较强，甚至是形成丝绸之路的重要原因。[3]吐鲁番盆地的洋海、苏贝希、阿拉沟墓地颅骨的体质特征研究均发现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个体类型共存的情况，大多数个体为蒙古人种和欧罗巴人种的混合类型。[4]苏贝希文化的人群移动性如何、是否存在大量外来人口、外来人口的来源地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通过科技考古分析来解答。
除此之外，加依墓地人类饮食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以往学者利用骨胶原碳氮稳定同位素方法在新疆哈密[5]、罗布泊[6]、塔里木盆地北缘[7]、伊犁河谷[8]和帕米尔高原东部[9]等地区古代人类饮食的研究中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张全超等对加依墓地居民的牙齿磨耗、口腔疾病和骨质隆起等特征进行了观察与研究，结果显示，加依墓地居民的牙齿磨耗较重，推测加依墓地居民的食物结构应以肉类为主，谷类亦占有一定地位。[10]但缺乏稳定同位素数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苏贝希文化人群的饮食结构及其反映的生业经济等问题的全面认识。
人类牙釉质和骨骼的锶同位素与生活地域地质背景密切相关，不同地质区锶同位素背景的差异性在人体中也有明显的反映，这种规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古代人类个体的出生地和迁徙研究。[11]人体中的氧同位素主要受到饮用水制约，古人的饮用水主要来自生活地域的降水、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这些水的δ18O值与海拔、温度、湿度、距海远近等气候因素密切相关。因此，氧同位素也是研究古代人类迁徙的利器。[12]碳稳定同位素分析早已发展为国内研究古代人类饮食结构的重要方法，[13]而牙釉质的碳同位素分析不仅反映了个体幼年的饮食状况，一定程度上还能反映人类出生地域。加依墓地的人类牙齿保存情况普遍较好，对其开展锶、氧、碳同位素分析对于探究吐鲁番盆地汉以前居民迁徙状况、文化交流、饮食结构及经济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一 材料与方法
1.样品信息
本文对该墓地出土的12例人类个体的牙釉质的87Sr/86Sr、δ18O和δ13C值进行了测定。人类牙齿样本均为臼齿。另外，对墓葬出土4例羊的牙釉质或骨骼进行了87Sr/86Sr比值测定。样品的具体情况详见表一。
表一 吐鲁番加依墓地人和羊的87Sr/86Sr、δ18O和δ13C值
2.测试方法
牙齿和骨骼样本经超声清洗至水质清澈，晾干后用牙钻打磨外表面，去除可见污染。将部分牙釉质从牙齿上切下，打磨、切除牙本质部分，镜下观察无污染物，称量约20mg。骨骼样本同样取20mg左右。牙釉质和骨骼样本用MilliQ纯水和5%稀醋酸反复超声清洗各3次，后将样本置于稀醋酸中12小时。之后用超纯水洗净、晾干，牙釉质置于特氟龙溶样小瓶中。骨骼样本置入石英坩埚在马弗炉中灰化8小时，温度875摄氏度。灰化后的骨骼和牙釉质样本中加入0.5ml 8N超纯硝酸热解12小时，蒸干后加入0.5ml 3N超纯硝酸热解12小时，蒸干后再加入0.5ml 3N超纯硝酸。然后将锶特效树脂加入离子交换柱中，超纯水和超纯硝酸反复清洗后，加入样本，用3N硝酸络合锶元素，并去除其他元素，最后用超纯水提取样本中的锶元素。提取后锶溶液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壳幔物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测定浓度，然后配成2ml 250ppb的锶溶液上机测试锶同位素比值。锶同位素比值测试仪器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属稳定同位素实验室Neptune Plus型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仪（MC-ICP-MS），测得的数据用同样条件下重复测试的标准Sr-碳酸盐NBS987进行校正，其87Sr/86Sr平均值为0.710248±0.000012（2sd，n=99）。
牙釉质样本经打磨和反复清洗后研磨成粉末，用MilliQ纯水和5%稀醋酸超声波各清洗3次，每次10分钟。置换新的稀醋酸，使样品在酸中静置12小时，去除成岩物质。粉末样本清洗蒸干后取5mg左右置于顶空样品瓶中进行He气排空处理后与70℃无水磷酸反应2小时，分离后的CO2气体测定采用气体同位素质谱仪Finnigan Delta V和Gas Bench自动进样系统分析牙釉质碳酸盐中的C、O同位素组成，并穿插测试IAEACO-1和IAEA-CO-8标准样品进行校正，δ18O和δ13C的精度分别为±0.2‰和±0.2‰。
二 结果
吐鲁番加依墓地人类牙釉质87Sr/86Sr、δ18O和δ13C值，及羊牙釉质和骨骼的87Sr/86Sr值见表一。
1.锶同位素
加依墓地12例人类个体牙釉质87Sr/86Sr比值范围是0.707272～0.710120（表一；图1），平均值为0.708107±0.000840。4例羊的87Sr/86Sr比值范围是0.707224～0.708250，平均值为0.707542±0.000478。利用87Sr/86Sr比值判断哪些人类个体来自外地要参考地质背景、数据分布状态、当地动植物87Sr/86Sr比值等多方面因素。
图1 加依墓地人类牙釉质87Sr/86Sr和δ18O值散点图
（1）吐鲁番盆地曾是一片大海，由于地壳运动，逐渐变为陆地，盆地开始形成。吐鲁番盆地经历了地质年代的侏罗纪、白垩纪、第三纪、第四纪，是一个逐渐凹陷的盆地。盆底艾丁湖水面低于海平面155米，是中国最低的盆地。以艾丁湖为中心，呈环状分布的地形，由三个环带组成。最外一环由高山雪岭组成。中环是长期以来山岭风化剥蚀、由流水搬运下来的戈壁砾石带。第三环带是绿洲平原带，堆积着大面积细土质冲积物。盆地北面横亘的博格达山终年积雪，是吐鲁番主要的水源地。[14]博格达山遍布石炭纪火山岩，具有较低的87Sr/86Sr比值。[15]吐鲁番盆地及附近地区现代河水的87Sr/86Sr比值基本上在0.7090以下。[16]
（2）加依墓地10例个体（83%）的87Sr/86Sr比值分布在0.707272～0.708408间，最大差值为0.001136。这些个体的87Sr/86Sr比值与本地地质背景相符；有2例个体（27%）明显高于主体人群，分别为0.709317（M239）和0.710120（M233），也高于本地地质环境的87Sr/86Sr比值，可初步判断为外来人口。
（3）遗址内出土动物的87Sr/86Sr比值是判断本地人类87Sr/86Sr比值范围的重要参考。[17]4例羊的87Sr/86Sr平均值加减二倍标准偏差得到一个相对的本地87Sr/86Sr范围是0.706592～0.708492（图1）。这一范围与加依墓地主体人群的87Sr/86Sr比值范围十分接近，且符合本地的地质背景。2例高于主体人群87Sr/86Sr比值范围的个体，同时也超出了由羊计算出的本地87Sr/86Sr范围。
综合以上的多方面证据，可以较为肯定地判断加依墓地12例人类个体中，M239和M233两例个体出生自外地。
2.氧同位素
12例人类个体牙釉质碳酸盐的δ18O值的范围是－13.82‰～－7.21‰，平均值为－11.19±2.08‰，变化范围较大且分散（表1；图1）。根据人类牙釉质碳酸盐的氧同位素值能推算出人类饮用水的氧同位素值，需要经过一系列换算。
首先，将牙釉质碳酸盐的δ18O值PDB标准转换成SMOW标准，转换公式为：
然后，将牙釉质碳酸盐的δ18O值的SMOW标准转换成牙釉质磷酸盐的SMOW标准，转换公式为：
最后，将牙釉质磷酸盐的δ18O值SMOW标准转换为饮用水的δ18O值，转换公式为：
综合以上转换公式，本文提出牙釉质碳酸盐的δ18O值PDB标准转换为饮用水的δ18O值的公式为：
δ18Ow=1.65δ18Oc(PDB)+0.5
通过以上公式，计算出加依人类饮用水的δ18O值范围是－11.40‰～－22.30‰，平均值为－17.96‰。古代人类的饮用水主要来自降水、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吐鲁番是我国降水最少最干旱的地方，也是世界上干旱少雨区之一。年平均降水量16.4毫米，且分布不均，季节差异大，持续性降水少、多属于间歇性。现代吐鲁番地区人民的饮用水主要来自地表和地下的天山冰川融水。吐鲁番盆地现代地表水的δ18O值在－13.62‰～－9.00‰之间，平均值为－10.31‰；地下水的δ18O值在－13.69‰～－7.02‰之间，平均值为－10.73‰。[21]对比发现，加依人类饮水和吐鲁番现代水源的氧同位素组成接近，但更偏负，且范围更大。这是否意味着加依墓地存在较多的外来人口？将加依人类δ18O平均值加减二倍标准偏差得到一个当地相对的δ18O范围－15.35‰～－7.03‰，可以发现所有个体的δ18O值均落入此范围。这说明，虽然加依人类的δ18O变化范围很大，超出了现代水源的δ18O范围，但没有发现偏离主体人群的异常δ18O值。即使是87Sr/86Sr比值显示为外来人口的2例个体，δ18O仍然与本地人群相同。与之相似，王学烨等在罗布泊汉晋时期人类牙釉质的研究同样发现当地人口的δ18O值变化也很大。[22]究其原因，一是吐鲁番盆地气候及水文环境复杂，不同季节和年度气温、降水量差异较大，盆地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来源不同，蒸发环境也不同；[23]二是该地人类饮食的复杂，人体水分除了补给自饮用水，动物肉、奶也为人体贡献了大量的水分，导致人体的氧同位素代表了多种水分的混合结果，不同个体饮食习惯的差异也就造成了δ18O值的分散性。
3.碳同位素
12例人类个体牙釉质δ13C值的范围是－12.31‰～－9.14‰（表一；图2），平均值为－10.11±0.94‰。牙釉质中99%的化学成份由无机的羟基磷灰石晶体构成，有机质含量很低[24]。人体内的碳同位素来源于饮食，不同组织对碳同位素的吸收过程会发生不同的碳同位素分馏效应。骨胶原的碳同位素只反映了饮食中的蛋白质部分的碳同位素组成，相对于食物的碳同位素组成，骨胶原中的碳同位素比值会富集5%左右；羟磷灰石存在于骨骼、牙本质和牙釉质之中，其碳同位素反映了所有饮食（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等）的碳同位素组成，人骨羟磷灰石中的碳同位素相对于食物会富集12%左右。[25]牙釉质在幼年形成之后不再重建，其碳同位素值反映了个体幼年的饮食结构；骨骼骨胶原的不断参与人体新陈代谢，其碳同位素值反映了个体生命最后10年内的饮食状况。
图2 加依墓地人类牙釉质87Sr/86Sr和δ13C值散点图
据此推算加依人类幼年的食物δ13C比值在22‰左右。根据以往的研究，水稻、小麦等C3类植物的δ13C值为－30‰～－23‰(均值为－26.5‰)，黍、粟等C4类植物的δ13C值为－9‰～－16‰(均值为－12.5‰)。[26]这种差异一直保存在食物链中，如果人类以某种植物为食，其骨骼中会有与之对应的δ13C值。由此可知，加依人类幼年以C3类食物为主，同时摄入了少量C4类食物。
值得注意的是，加依墓地2例87Sr/86Sr比值异常个体的δ13C值明显低于主体人群（图2），分别为－11.46‰和－12.31‰，显示出更高的C3食物比例。这也进一步印证这2例个体来自其他地区。
三 讨论
根据12例加依墓地人类个体牙釉质锶、氧、碳同位素分析结果，我们发现加依墓地中本地出生人口的比例占80%以上。虽然目前所分析的样本量较少，但也一定程度上说明加依墓地是一个以本地出生人口为主的社会，外来人口的比例较低。这一结果似乎与洋海等地人骨体质特征所见复杂性相悖，但仔细考虑却与加依墓地考古发现和苏贝希文化的特征是相符的。
加依墓地发掘的217座墓葬布局严谨有序，墓葬平均间隔在3～4米，墓葬型制主要为竖穴土坑墓。随葬品中陶器数量最多，共计400余件。出土陶器以彩陶为主，且大多保存完整[27]。加依墓地统一的葬俗和严谨的布局反映了这是一群有严密社会组织的定居人群。大量随葬陶器说明加依先民的日常用品很可能以陶器为主，且陶器生产量较大，制陶技术高超，他们将审美需求寄托于彩陶上，与黄河流域农业定居人群类似。一般来说，定居人群中外来人口比例较低，本地人群占绝大多数。
加依墓地的文化属性属于苏贝希文化，其所处年代为公元前10～前2世纪。苏贝希文化是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最为繁荣的考古学文化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史前唯一的考古学文化。苏贝希文化发现的墓地较多，鄯善县苏贝希遗址和墓葬、洋海墓地、三个桥墓地、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墓地、艾丁湖古墓群、托克逊喀格恰克和阿拉沟墓地等。[28]苏贝希文化延续近千年，大型墓地遍布吐鲁番盆地，均反映了苏贝希文化内部人口繁盛、稳定发展的事实。
陈戈先生认为一些研究过分强调了外因条件论而忽略了内因基础论，过分强调了文化传播论而偏视了文化自身发展论。在分析苏贝希文化的因素时，绝不能忽视当地较早的文化遗存，不能将苏贝希文化的产生统统归之于外来因素。[29]邵会秋认为，至公元前一千纪，虽然新疆以外地区的文化因素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本地文化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东部天山地区焉不拉克文化、中部天山地区的苏贝希文化和塔里木北缘区的察吾乎文化等多支繁荣的考古学文化都主要是在本地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人口稳定增长，大型墓地众多，彩陶遍布新疆中部的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繁荣稳定的发展态势。[30]
在研究新疆古代人类迁徙和文化传播时需要理性看待科技考古数据。苏贝希文化人骨的线粒体DNA测试分析显示，这一时期吐鲁番盆地欧亚谱系人种混杂的现象已十分普遍。[31]基因和体质特征具有遗传性，因此，基因和体质特征的复杂并不意味着苏贝希文化在长达近千年时间内始终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这种复杂局面在文化形成之初可能已经形成，这些具有混血特征的人群在吐鲁番盆地定居，稳定发展，逐渐形成苏贝希文化人口繁盛的社会景观。最近，朱泓等对公元前二千纪早期小河墓地人类颅骨的分析也表明虽然他们具有东西方人群的特质特征，但墓地早期人群通过长时间基因交流，人群已经彻底融合，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群。[32]这更加说明公元前一千纪的苏贝希文化人群很可能已经是一支完成融合的独立人群。
锶同位素恰恰给出了人类个体的出生地和迁移信息，对于深入认识文化和基因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当然，锶同位素研究过程中也要特别注意对数据的解读。在罗布泊汉晋人群的研究中，研究者将本地范围定的过窄，一些超出本地范围很少的人类个体也被判读为外来人口，进而来说明这一地区作为汉晋时期丝绸之路的要冲外来人口比例很高。[33]具体这些所谓的外来人口是否真的来自外地，仍需谨慎判断。
虽然加依墓地以本地人为主，但仍然存在少量外来人口，这也是新疆各地文化之间存在交流和人口迁徙的事实。找到这2例个体的来源地对于研究苏贝希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联系很重要。这2例个体的87Sr/86Sr比值分别为0.709317（M239）和0.710120（M233）。目前新疆地区发表的骨骼锶同位素数据较少。加依墓地以南二百多公里的罗布泊地区的人类的锶同位素范围大约为0.7102～0.7105，[34]高于这2例个体的87Sr/86Sr比值。加依墓地以东300公里的哈密五堡和艾斯克霞尓南墓地人类的锶同位素范围是0.7088～0.7098。[35]虽然M239个体落入哈密地区的范围，但是其δ18O值与哈密地区人群的差异较大。因此，这2例个体也并非来自哈密地区。邵会秋认为苏贝希文化中晚期与察吾乎文化建立了联系，二者互相影响，互相交往，苏贝希文化中的带流罐的出现、察吾乎文化中竖条纹单耳器的出现则是二者联系的最好例证。[36]因此，他们是否有可能来自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察吾乎文化分布区有待于日后通过锶同位素对比确定。
加依墓地本地人群的牙釉质δ13C值呈现出C3/C4混合类型，与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定居人群的饮食结构相似。王婷婷等发现哈密天山北路墓地人骨的δ13C平均值为－15.5±1.2‰，表明青铜时代早中期先民饮食中已经具有较高比例的C4类食物；[37]张全超等对天山北路墓地人骨的分析结果与之类似；[38]张雪莲对哈密青铜时代晚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焉不拉克墓地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其δ13C平均值为－14‰上下，C4类植物为40%左右；[39]张雪莲对察吾乎文化拜城多岗墓41具人骨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多岗居民δ15N平均值为12.56‰，表明食物中有较多的肉类；而δ13C分析平均值为－14.77‰，相应植物类食物中C4类植物为40%左右。[40]公元前一千纪伊犁河谷穷科克１号墓地人群的δ13C值在－17.2‰～－13.9‰之间，显示麦类以及粟黍均是先民食物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41]以上这些遗址均发现大量源自东方文化的彩陶，半农半牧是主要的经济形态，麦、粟在这些遗址中均是人类重要的食物，因此他们的骨骼骨胶原δ13C值偏高。公元前一千纪，吐鲁番盆地及新疆各地的彩陶文化中，C4类粟黍都已经成为先民重要的食物补充。
但是在一些新疆早期墓地或游牧人群骨骼的δ13C值整体偏低，显示C4食物的摄入量更低。罗布泊古墓沟墓地出土距今约3800年人骨的δ13C值分布在－18.39‰～－17.85‰之间，其中C3类食物所占比例约为83.5%～87.6%，平均值为86.1%。[42]张昕煜等对新疆西南部帕米尔高原东端下坂地墓地公元前二千纪后期人骨的分析显示，δ13C均值为－18.2‰（n=26），虽然有少量个体的饮食中含有少量C4食物，但绝大多数个体是C3类饮食。[43]以古墓沟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早期罗布泊人应该是一支拥有发达畜牧业和丰富狩猎经验的牧人。[44]下坂地所属的安德罗诺沃文化中发现了大量的马、牛、羊等动物骨骼，表明畜牧业或半游牧经济为先民主要的生活方式。[45]凌雪等发现巴里坤东黑沟遗址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δ13C值的范围是－18.96‰～－17.74‰，δ15N值均较高，分布在12.64‰～14.33‰范围内；[46]巴里坤黑沟梁遗址人骨的分析结果显示δ13C值的范围是－17.62‰～－18.60‰，与东黑沟十分接近。[47]
由此，我们认为在青铜时代的新疆地区，不同生业经济的人群的饮食结构是不同的，彩陶文化区半农半牧人群均食用一定比例的C4类粟黍。而完全以畜牧或游牧为生业的人群C4类粟黍的使用比例很低。这一规律为寻找加依墓地M239和M233两例外个体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这2例个体具有更低的δ13C值，显示C4类食物摄入比例很低，可能来自于畜牧或游牧社会。
四 结论
本文通过人类牙釉质的锶、氧、碳同位素分析，发现加依墓地以本地人群为主，仅有少数人来自外地，这一结果与公元前一千纪吐鲁番盆地苏贝希文化繁荣稳定发展的态势相一致。加依本地人群的幼年饮食以C3类食物为主，这些食物包括麦类作物和牛羊等食草动物。除此之外，加依人也食用一些C4类食物，主要是粟黍。2例外来个体的来源尚不能确定，但不太可能来自于哈密或罗布泊地区。考虑到他们的饮食中C4类食物比例更低，推测其可能来自完全以畜牧或游牧为生业的社会。
[1] 本文得到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专项资金——2019年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青年创新重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YD2110002006）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编号：WK2110000010）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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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吐鲁番学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加依墓地发掘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9页。
[28] 邵会秋：《新疆苏贝希文化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93～220页。
[29] 陈戈：《苏贝希文化的源流及其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西域研究》2002年第2期，第11～18页。
[30]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421页。
[31] 崔银秋等：《吐鲁番盆地青铜至铁器时代居民遗传结构研究》，《考古》2005年第7期，第83～88页。
[32] 聂颖等：《小河墓地古代人群颅骨的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2020年第3期，第115～125页。
[33] Wang X.，Shen H.，Wei D.，et al，“Human Mobility in the Lop Nur Region during the Han-Jin Dynasties：a Multi-approach Study”，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12.20，2020，pp.1-14.
[34] Wang X.，Shen H.，Wei D.，et al，“Human Mobility in the Lop Nur Region during the Han-Jin Dynasties：a Multi-approach Study”，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12.20，2020，pp.1-14.
[35] 待发表。
[36] 邵会秋：《新疆史前时期文化格局的演进及其与周邻文化的关系》，第420页。
[37] Wang T.，Wei D.，Chang X.，et al，“Tianshanbeilu and the Isotopic Millet Road：Reviewing the late Neolithic/Bronze Age Radiation of Human Millet Consumption from North China to Europe”，National Science Review，6.5，2019，pp.1024-1039.
[38] 张全超等：《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青铜—早期铁器时代居民牙齿的磨耗》，《人类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438～456页。
[39] 张雪莲等：《古人类食物结构研究》，《考古》2003年第2期，第158～171页。
[40] 张雪莲等：《新疆多岗墓地出土人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南方文物》2014年第3期，第79～91页。
[41] 张昕煜等：《公元前1千纪新疆西部穷科克1号墓地的粟黍食用——基于人骨C、N稳定同位素与牙结石淀粉粒的证据》，《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论文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第368～377页。
[42] 张全超，朱泓：《新疆古墓沟墓地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早期罗布泊先民饮食结构初探》，《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第91～96页。
[43] 张昕煜等：《新疆下坂地墓地人骨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3500年前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启示》，《科学通报》2016年第32期，第3509～3519页。
[44] 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第117～128+130页。
[45] 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会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46] 凌雪等：《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出土人骨的碳氮同位素分析》，《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219～225页。
[47] 张全超等：《新疆巴里坤县黑沟梁墓地出土人骨的食性分析》，《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45～49页。
（作者单位：吴晓桐、张兴香、李雍、金正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王龙，吐鲁番学研究院；王炳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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