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17年第4期
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
——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探讨之一
内容提要
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是近数十年中新疆考古的重大收获。它的居民、经济生活、文化观念、与周邻地区间的关系等，是国内外相关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现藏俄罗斯历史博物馆、早年出土于高加索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遗物，与孔雀河青铜时代典型文化遗物间存在清晰的关联，文中提出了孔雀河青铜时代一支居民当是高加索地区徙入的新观点。这一观点可在古气候研究学界结论的公元前两千年曾有小冰期、并导致欧洲人口流徙的成果中得到支持；论文对移徙地区内相关自然地理形势展开分析，确认存在迁徙之可能；而从中亚两河流域进入天山，穿行天山峡谷东走，进入孔雀河谷，更具天然的合理性。对高加索地区与古代新疆曾经存在过的交通、历史文化交流，在考古、汉文史籍中也多有所见。相关观点，开启了亚欧学术界过去未见、或少见关注的一页新视窗，既值得关注、也值得学界就此展开讨论。
现有考古资料可以揭示：在青铜时代孔雀河谷生息的居民中，重要成份之一，是来自里海、黑海之间的高加索地区。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又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历史文化现象：如何确定青铜时代孔雀河居民，曾有一支来自高加索？作为欧亚大陆南北交通陆桥的高加索山地，其古代居民是什么原因走向了空间距离相当遥远的新疆罗布淖尔，进入孔雀河谷绿洲？他们迁徙的具体路线？这一迁徙活动，在孔雀河谷绿洲留下过怎样的历史文化遗产？最后，他们又走向何方？从中可以获得怎样的历史教益？如是等等，都是既未明显见于古代文献记录，也还未进入今日学界视野，但从考古、文物细节中可以追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青铜时代古墓沟、小河居民，可能来自高加索地区
罗布淖尔荒原北缘之孔雀河谷，自20世纪帷幕初揭，直至20世纪30年代，曾主要是西方考古学者反复进行过调查、穿梭来去不知多少次的地区。中国学者黄文弼，这一时段也在这片地区工作过。重要发现，就是各处、多量存在的细石器遗物。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多次调查中同样发现过大量细石器。在孔雀河下游老开屏，还曾采集到一批旧石器晚期石器遗物（没有地层，不见化石，为旷野遗址），没有发现相关青铜时代遗存。[1]
1979年发掘的古墓沟，[2]1934年瑞典青年考古学者F.贝格曼发现、试掘过，[3]复由新疆文物考古所全面发掘的“小河墓地”[4]，以其遗址保存很好，古尸、人体骨架、随身衣物、随殉各类有机、无机用物，也都保存比较完好，判明了它们是孔雀河谷青铜时代遗存，引发了学界的强烈关注。
墓主人的体貌特征，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点：肤色白皙、发色浅黄（也有黑色，个别甚至红色）、体表多毛、眉骨高、睫毛长，十分显著的深目高鼻形象。高鼻是显目特点。[5]体质人类学家通过测量、分析遗骨（主要为头骨）特征，由相当数量的测量资料为支撑，判定他们具有主要生存、活动在欧洲北部的“古典欧洲人”形貌特征。[6]不论是墓葬主人，还是随墓葬主人共见的物质、精神文化，都是原先孔雀河地区考古遗存中未见过的新元素、新现象、新的存在。这启示我们它不是孔雀河绿洲细石器遗址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新文化，而更可能是一支从邻近地区新徙入的人群、文化。
在去今4000年前的亚欧大陆，还是地旷人稀的地理空间。没有特别的人力难以抗御的因素，是不能形成长距离人群流徙这一社会运动的。面对孔雀河绿洲新呈现的人群及极具个性特色的考古文化，摆在考古工作者面前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是：他们来自何方？又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步入了这片虽美好却是沙漠、荒漠环抱的绿洲之中？
本文十分肯定地判定：这批青铜时代孔雀河居民，主要来自高加索地区。作出这一判定，除一般的白种人体貌特征外，还要求有更具体、更直接、更具说服力的考古资料支撑。
觅求相关遗存主人的来踪去影，在没有文献可征的古远时期，深入认识凝结了其思想文化观念的物质遗存，并在更广阔的空间觅求相类遗迹，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思路。
古墓沟墓地中，少数男性墓地地表有七圈圆形列木围垣，四向有列木构成的射线，全视野若太阳状图形。小河墓地中，重要墓葬端头有高5米左右的、外表涂红的直立木柱，其上或悬牛头等祭品，似为“通天柱”，古代中国文献称之为“建木”；女性墓前竖立象征了男性生殖器的木柱，柱体外表涂红；男性墓前，立形若桨状、表面涂黑的象征女性生殖器的木桩；蛇为崇拜物，除蛇形木雕外，木雕男性生殖器中含蛇头，重要男性墓中，随葬七条蛇躯（部分为蜕壳后收集的完整蛇皮）；“七”，在这一群体思想观念中，是具有神秘意味的数字，普遍存在（如见于斗篷上的七道红色彩条、木梳梳齿为七根、小皮袋缝合处剪出七片锯齿作为装饰[7]，等等）；牛与“蛇”、“七数”同样具有神性。重要人物逝后，以绘红、黑条彩，用红色毛绳捆绑麻黄枝条的牛颅骨随葬；“麻黄”被视为不可或缺的神物，逝者，人人随殉以麻黄枝；随葬的木雕人偶，都不显示面部特征；木雕人面形灵符，均见高耸、尖挺的大鼻，等等。
带着这些典型文物赋予的强烈印象，放开视野，广为求索，在俄藏高加索地区出土青铜时代遗物中，有类同之文化遗存。
实证之一见于莫斯科红场附近俄罗斯历史博物馆。在其陈列文物中，有一组早期木质文物。其中有与小河墓地出土之象征女阴的桨形木雕，象征男根的柱形立木，鼻梁既高且大的人面形木雕，不具体刻画面部特征的人偶雕像（见图1），等等，与小河墓地出土文物类同。文物的说明文字称，文物出土于北高加索地区；文物的相对年代为考古文化中的“青铜时代”，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8]图片中有限文物，显然不会是相关遗址出土文物的全部，但它们出土在“青铜时代”遗址之中，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这些，又都具有与孔雀河青铜时代、尤其是小河墓地相关出土物的考古文化年代、绝对年代、文物造型相同，这就不是偶然的、一般的文化影响所可以解释的。它们最大可能应是具有相同文化观念、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时代也基本相同的一组人群，保留在不同地点的考古遗存。
图1 俄罗斯历史博物馆文物（摄影者：王建新）
出土于俄罗斯属下高加索地区与新疆罗布淖尔荒原北缘的孔雀河绿洲，虽地理相通，彼此相距3000千米以上，考古文化具有如此近同的特点，是一个必须深究的文化现象。说它们是同一考古文化遗存，难以成立。很难想象，同一考古文化遗存，会分布在如此广大的地理空间之中。如果这一判定无法成立，则只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出于人们难以抗御的原因，在去今4000年前后，在高加索山地与罗布淖尔孔雀河绿洲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相当规模的人群迁徙运动。换一句话说，距今4000年前后，曾经有过一支人群自高加索山地向中亚东部孔雀河绿洲迁徙的历史。这实在是一个既未见于任何古代文献、传说记录，也未见于其他文化遗存的现象，但却又是一种非常值得深入一步探索的考古存在。认识这一史实，将有可能为我们揭示古代欧亚大陆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次重大地理、人群、文化迁徙的运动；探索这一文化现象，考古学者付出怎样的努力，都不为过！
可助认识深化的又一支撑，是来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小河墓地出土文物中，在古尸胸前，每每可以见到造型特异、保存相当完好的木雕人面像（见图2）。人面雕像上高大前挺的鼻子，个性极其鲜明。为显示其传神的灵性，也有木雕像在眼眶内配上了白色的骨珠。凝神静观，似乎可以感受到这高鼻人在与你对视，审察着你的内心。分析了大量存在的人面形雕刻，说明这类刻像往往是与逝者希望驱凶、辟邪、护佑逝者幸福安全的灵符。其造型，创造者是不会脱离现实生活中人物形象原型的。因此，说这些木雕人面，映照、表现着当年孔雀河水系居民面型的主要特征，是大概不错的。如是，高加索山地与小河流域青铜时代居民们都有特显的高鼻，又从艺术造型角度表示了他们的共同性。从中也可捕捉到他们从高加索山地远徙到孔雀河水系的又一个文化信息。
图2 高鼻人面木雕像（转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墓地发掘简报）
关于高加索山地居民形体特征，有太多的人类学、民俗学资料，共同点都是说：这片地区的居民肤色浅，发直或卷，主要为褐色，也见黑色甚至红色，面部特征是颧骨低、颚骨较平，眼窝深、鼻梁高大而窄，嘴唇较薄。台湾文化人类学家陈建文博士在反复揣摩过小河出土之人面形木雕像后，曾穷搜广求，获得了地区范围广、时间跨度大、丰富的人面形木雕文物，进行比较、研究，著成《汉代长鼻胡人图像初探》一文。吸收了体质人类学家们的认识：特别高大的鼻梁，是高加索地区居民最鲜明的形貌特征。明确说：“高鼻，应算是高加索种有别于其他大人种的一种明显性状。”[9]如果将这一显著的面形特征与保存十分完好的小河墓地出土干尸、高鼻人面雕像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相当肯定地说，青铜时代孔雀河绿洲居民，与高加索山地居民的形象，是十分相近的。
艺术服务于社会需要，这一艺术史现象，可以帮助分析：在当年高加索种人群的自我认知中，毫无疑问，是把自身特有的“高鼻”作为区别异己的一个重要特点，也通过艺术手段去宣示，以求增进自身认同，借以获取与非高鼻人群体区别、甚至抗衡的力量。这一形式逻辑推论，自然也能从另一角度支持我们，当年进入孔雀河绿洲中的这一群迁入者，确实具有高加索地区居民的形貌特色。
本文在判定青铜时代新徙入孔雀河绿洲的居民，最大可能是来自南欧与西、南、中亚大陆联系的高加索陆桥地区，考古文化特色、居民形貌特征，是目前已获主要、也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根据。笔者将循这相关线索前行，希望在进一步的亲身探查中，可以获得更多、具有更强说服力的资料，奉呈在对此关心的同道面前。
二、高加索——欧亚文明交通的径道
近数十年，新疆考古工作者方才准确认识的孔雀河谷绿洲的青铜时代文明，使人们不能不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遥远的高加索山地之中。
高加索地区，在欧亚经济、文化交流的进程中，承担过十分重要的使命，发挥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它与古代新疆文明发展，也曾有过不容轻忽的关联，却是新疆考古、古代史研究领域既往认识不足、关注也比较欠缺的一环。只是新疆考古人打开孔雀河青铜时代历史视窗后，才在这一历史篇页中投注了一线光明。
地理环境，不能决定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但却可以在人类历史进程的特定时段，发挥相当重大、甚至是十分巨大的影响。
本文中的“高加索地区”概念，是指黑海以东、里海以西，联通了俄罗斯西南部与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的狭长山地；换一个概念，可以说它是联通南部欧洲与西、南、中部亚洲的重要走廊。东西两边为海，海水浩淼无涯。欧洲南部与亚洲西部大陆间，古代居民南下北上，在不能驾驭海洋交通之前，这一居处南欧与中、西、南亚之间往来的陆上桥梁，自然很早就成了古代人群不能不特别倚重的交通径道。加之宽不过400多千米、绵延纵长达1200千米的廊形地带内，山峦起伏、丘壑纵横，地理形势特别复杂。欧亚大陆上的不同种族、众多的民族，长时期通过这一陆桥来去、居停、接触、混融，自然就导致这区区40多万平方千米的高加索大地上，种族复杂、民族众多、语言殊异、文化有别，可谓是异彩纷呈的大地。
从人文角度观察，这片地区，历史上曾有大小民族50多个。小的民族居民可以少到区区数百人；较大的民族，人口可达数百万。民族殊异，语言自然不同，成为了高加索地区最为显目的政治、文化特征。阿拉伯语言学家曾经形象地说：高加索山地也可以说是“语言之山”。从大的方面说，在这里，既可见古高加索语系、印欧语系，也可见到突厥语系、闪米特语系。可能一座高山，就是一个拥有自己语言、宗教、传统文化的古老部族。歧纷复杂程度，是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古罗马作家普林尼在其《博物志》中说，古罗马人在高加索地区经商，得通过80多名翻译人员，才能满足商品交易的需要。这自然只是作家的描写，但这片地区内政治文化复杂、民族十分殊异、语言十分不同，从这一记录中，可获鲜明的印象。
不同的民族，居地有别。古印欧人曾主要居住在高加索山地的中部，如东伊朗语支的游牧民族，古希腊文献中称谓的“西徐亚人”（即斯基泰人，《史记》中曾称为“塞人”）、苏美尔人、阿兰人等。他们与古代西域（包括新疆地区）曾有关联。
因不同的气候、自然、地理，经济生活各具特色，农业、畜牧业并盛，种植小麦、黍、稷，饲养牛羊，特色动物之一就有在印度、新疆古代见过的犎牛。
地势复杂，交通不便；民族殊异、语言不同，传统文化、经济生活有别；宗教信仰自然也就不同：原始宗教、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至今，仍然都见存在。这也是这片地区比较显目的又一文化特色。
在这片美好又险峻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人民，骠悍、骁勇、能征善战，多有敢于为生存、发展一搏高低的勇士；不是面临绝对无力抗御的巨大灾难，是不可能舍弃美好家园而走向前途难料之茫茫远方的。
从高加索山地到罗布淖尔荒原北部的孔雀河流域，空间距离3000千米以上。没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说在去今4000多年前，曾有一支高加索山地居民，远徙到了罗布淖尔，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构架这一推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上文指出的，孔雀河青铜时代遗存主人，明显具有高加索地区居民特具的形体特征，加之典型而又相同的文物。这是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事实。
第二是古气候研究学者们已经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在距今4000年前，欧亚大陆曾经历一次气候灾变。生存需要，曾引发过一次大范围、大规模的人口大迁徙，改变过西亚、南亚历史发展的进程。
在瑞士联邦技术研究院湖沼地质实验室从事古气候研究的学者许靖华，曾注意到太阳活动的周期性变化会引发地球温度变化，改变地区降水形式，明确提出：“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全球变冷，给北部欧洲带来了寒冷湿润的夏天”“因为气候过分寒冷、潮湿，养牛所需冬季干草供应不足，所以德国北部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印欧人不得不迁移，他们带着陶器和战斧，到达俄罗斯南部，从那里又去东南欧安纳托利亚半岛、波斯、印度，甚至到中国的西北部。”[10]
这一去今4000年前因气候灾变而导致的欧亚人口迁徙路线，和我们今天发现的、去今4000年前突然出现在新疆东部罗布淖尔荒原北部孔雀河绿洲青铜时代人类遗存，可以彼此呼应。这一古气候研究与考古文化研究紧密契合、可以互相印证的情形，是不能不令人关注的。
许靖华提出的因为气候灾变，北欧地区居民徙入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波斯、印度，以至中国西北部的构想，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实际迁徙之细节，自然会是远远较此复杂的。但通过这一时段内相关考古遗存佐证，从高加索山地青铜时代已获遗物与孔雀河水系小河墓地出土文物高度一致分析，不仅可以推想这一曾经发生的民族大迁徙的事实，甚至可以把握其迁徙的大概路线。
当去今4000年前冰期降临，面对北欧大地涌来的一批又一批南徙人群，高加索山地的土著居民十分自然、合理的选择，会是同样循地势向南行进，觅求南方稍温暖、更适宜生存的空间。在当年地球居民还相对稀少的情形下，这一迁徙是比较自然而不难的。
缘高加索山地南行，既可以步入安纳托利亚，更南入伊朗高原，稍偏东进入印度半岛，或东向中亚两河流域，进入天山峡谷。这些都是南徙者可以行进的方向。在认识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时，我们曾注意到：孔雀河青铜时代居民的精神文化观念，与印度、伊朗高原古代先民多有相通、相同之处。[11]这可以帮助我们推想，在具有大概相同文化观念南徙的高加索人群中，南出高加索山地后，分散走向了不同的前方。进入中亚两河流域的一支，东行进入天山峡谷，又是十分自然的选择。这是需要细致剖析、说明的又一个问题，下文当详予解析。
从寒流侵迫的高加索山区，长途跋涉到了罗布淖尔荒原、当年还是人烟稀少的孔雀河绿洲，无异于步入了一处没有异己力量可以抗争，可农、可牧、可渔、可猎的人间天堂，高加索山地的徙入者，完成这一远徙，算是觅得了自己理想的、比较适宜于生存、活动的空间。
三、从高加索走向孔雀河
从高加索山地走向孔雀河谷，路漫漫有3000多公里之遥。南行，只是第一步。离开高加索山地南入亚洲平川后，可选择的行进方向就多了，最近的地方是安纳托利亚；也可西南走向伊朗高原；南稍偏东，可以进入印度半岛；愈南行，可以感受到更多一点温煦的阳光。偏东向行，进入中亚两河流域，进而步入西天山。这时，只要顺山谷东走，孔雀河谷，就会是接近理想的居停处了。
古代族群迁徙，步、骑相继，受自然地理制约，沿途的路、水草、粮食，都是必须关注的问题。完成从高加索到孔雀河远徙，须经历三段不同的行程，但并不存在难以逾越的天然阻障。相反，顺乎自然地理形势，似还是并不困难的征程。
第一段，离开高加索山地后，大的行进方向，当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关联。土库曼斯坦，是一片地势比较低洼、十分干旱的内陆。绵延、广阔的卡拉库姆沙漠，难以穿越。避开这片不毛之地，在沙漠周缘，循科佩特山麓东走；更理想，是觅见阿姆河支流或穆尔加布河水系所及处，择路东行。在这片地区没有找到与孔雀河谷相类的青铜时代遗存前，具体路线，还只能是猜想。但大沙漠周边，有这些可以供游牧人得到水、草补给的地带，人们东向行进，是不存在大困难的。
离开土库曼斯坦，可步入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内陆，这里是比较适宜人类生存的地理空间。阿姆河、锡尔河、泽拉夫善河，流灌这片土地，是中亚地区南下、北上、东走、西行的冲要地带。古代，不同种族、众多民族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居停。布哈拉、撒马尔干、费尔干纳、塔什干、奥什等，古代丝绸之路上声名远扬的诸多绿洲，表明了这片土地独具的自然地理优势。远徙中的高加索人，在这片土地上行进，可以不难得到水草、粮食的补给。但这片土地开发早，后来者是少有可能觅得一片少人烟、能居停的理想空间的。继续前行，是吉尔吉斯斯坦。
进入吉尔吉斯斯坦，东北为西部天山、西南为帕米尔—阿赖山耸峙。其间峡谷、冰川、高山草场、山麓平原展布。虽南北高山隔阻，但循东西方向展开的西部天山峡谷，是人们继续行进的既合理又合适的方向。
第二段，循西天山峡谷东行。这段路东段在新疆境内，我曾断续走过、工作过，有相当真切的体验，在游牧人眼中，确可算得为东西行进的理想道途。在吉尔吉斯斯坦，入塔拉斯河谷、楚河谷地，步入伊塞克湖盆地，沿线水草丰沛，东行，没有困难。
自伊塞克湖盆地继续东行，可以很方便进入新疆西部的特克斯河流域。《汉书·西域传》称它是“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为适宜游牧民族生存、发展的地理舞台。
司马迁、班固记录在册，古代西域舞台上重要一角的“塞人”（希腊文献的斯基泰人、波斯文献中的萨迦人）、乌孙、大月氏等，都曾视此为乐土。离开特克斯河谷继续前行，入伊犁河上游巩乃斯河水系。同样是又一片水草丰美的高山草场。公元前1000年前期迄至两汉时段的古代游牧人遗存清晰表明，这片谷地向为古代游牧民的活动处所。更东行，就是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拉提草原，面积近2000平方千米的那拉提，坐落在天山支系那拉提山北坡，基底是第三纪古洪积层，在这一基底上发育的中山带草原，丛生禾草、杂草。禾草植株高可80厘米上下，是游牧人伴侣——马的最爱。山上松林茂密，低地泉水淙淙，年均气温总在20℃上下。哪里还有如是美好的高山夏牧场？！
由那拉提东行，进入了又一片草原世界：小玉尔都斯、巴音布鲁克、大玉尔都斯盆地，面积可达两万平方千米。孔雀河上游的开都河，流贯在这片草原上。开都河顺地势流淌，河水汇集，成就了天山中的明珠——博斯腾湖，湖面达950平方千米。博斯腾湖西侧，一处天然缺口，使湖水不断流泻，直入库尔勒、尉犁，最后泻入新疆东部最低洼处，成为古代史上不绝于书、烟波浩渺的罗布淖尔湖的主源。从博斯腾湖到罗布淖尔，全程长达785千米，这就是景色优美、水色青碧的孔雀河。
第三段，出天山峡谷，由博斯腾湖进入孔雀河谷绿洲。
开都河——博斯腾湖——孔雀河，如是一个水文地理构架，造就孔雀河完全不同于塔里木盆地周缘多有所见的季节性内陆河的别一番性格：它是内陆河，但因源在博斯腾湖，而四季碧水长流，全年径流量可达12亿立方米，绝无季节性断水的噩梦；它是内陆河，最上源头在开都河，吸纳冰川融水，但河水中泥沙少、水色清、流势缓，河谷两岸绿洲更盛大，胡杨更茂密，红柳、罗布麻，密如墙篱的芦苇林，一眼望不到边。植物、各类动物、鱼，都可以在这里生长、繁衍，是名副其实的满溢生命气息的绿洲。孔雀河在20世纪50年代前，人们仍可以在河上泛舟，从尉犁直下罗布淖尔湖。斯文·赫定曾经报导，20世纪30年代前，他见到孔雀河畔芦苇十分粗壮，茎杆宛若婴儿小手腕。远离高加索山区东走的远徙者，在经年累月的长途跋涉后，走过了中亚大地，穿行过天山峡谷，自然、顺势走进虽已有、却不多，也不是自己对手的土著民活动的孔雀河谷后，不在这片地区安身、生产、繁衍、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会立即在孔雀河谷扎下脚，经营自己新的家园。
这里说，新来的高加索种人，在入徙孔雀河绿洲过程中，并不完全平静，和原来的土著居民，也曾经发生过一定的冲突。最显著的例证，是在古墓沟墓地一具青年男子的腹腔内，发现过一件锲入骶骨、使其丧命的细石镞，[12]清楚说明，在他们进入孔雀河谷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与异己力量间的冲突。
还有值得一提的文化现象。在孔雀河已见青铜时代墓地中，一无例外，死者的头向都朝着东方；少部分男子胸前有木雕人面形护符；地表有七圈列木围成的圆圈，圆圈外是四向散射列木形成的直线，架构成了太阳图形。1979年发掘的古墓沟、20世纪初A.斯坦因在其附近发掘的LS墓地，都见过这样的图像。这少部分葬穴覆沙上层，曾烈火烘烧，沙土变红，红沙土中，杂有少量人骨碎片等。这是墓地中只有少部分男性得到专享的待遇。这些现象，有无可能是标明一种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这些身躯高大的男子，是远徙人群中的探路者，他们勇敢、骠悍，配备最好的武器。在他们身后，才是妇女、小孩、有限的财物。他们始终朝着东方行进，追寻太阳升起的方向。艰难的行程中，尤其是先行勇士的征途中，和煦、温暖，位于东方的太阳，曾经给他们以昭示：东方，才有更美好、远离严寒的世界；少部分埋葬在上述太阳形墓葬中的男性勇士，是开路的先锋，也是战胜异己的英雄，当享特别的尊崇。
高加索山区居民这一远徙孔雀河的路线，目前还没有觅见相关考古遗存以为佐证。但相关道途可通，旁证还是不少的。
西汉通西域、设置西域都护府后，《汉书·西域传》就记录，曾有“都护吏”远至“康居西北可二千里”“临大泽、无崖”的“奄蔡”，就透露了相关的信息。
清代，新疆地区穆斯林遵循传统，远去麦迦朝觐，有多条陆上通路。其中最主要一条，就是“骑行”，经乌兹别克斯坦之“奥什”、费尔干纳、撒马尔干，费时约25天。换火车，至里海边，转轮船，至巴库，再换船过黑海，入土耳其，至麦迦。[13]
从喀什西走，骑行，25天可以到撒马尔干，说明骑行至里海边，并没有太大的困难。清代以马代步，交通实情，与古代以驼、马代步是并没有大差别的。在天山峡谷中走，明代陈诚西使，到伊朗高原赫拉特，一路行进，并无大困难。其中一段，从吐鲁番阿拉沟山口，进天山峡谷，骑行用了74天，中途休息38天。每天骑行25公里左右。抵达了撒马尔干。沿途均有水草。[14]表明穿过天山峡谷进入中亚撒马尔干，是可以顺利行进的。
四、古史新读说“奄蔡”
将孔雀河青铜时代新徙入的居民，说其祖居地与高加索相关，除前述考古文物资料外，2015年，《国家地理杂志》报导的新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境内发掘的一处墓地中，出土了多种来源的丝绸，“粟特丝织物占38.1%；中国丝绸占23%；波斯占0.7%；拜占庭占4.5%；本地占26.1%。”[15]报导中未介绍具体分析情况，也没有刊布相关图片，尤其是没有说明织物时代。既让人充满遐想，又无法进一步具体认识。但即便如此，还是提供了不少可以捕捉的历史消息：可能在拜占庭时期（公元395年以后），中国丝绸不仅在北高加索地区被发现，而且所占比例不低，约当四分之一；在这一时段，阿兰共和国出土丝织物中，不仅有来自中国的丝绸织物，而且与来自拜占庭、波斯、中亚两河流域（粟特地区）的丝绸织品共存。地处北高加索地区的阿兰共和国，适应社会需要，丝绸纺织也有相当大的规模。可以说明：
1.在北高加索，当年丝绸业已绝不是初生状态。阿兰自产织物，占全部丝织物的26.1%。源自古代中国的育蚕、缫丝、丝织工艺，进入北高加索地区肯定已有相当一段的历史了。古代中国，与北高加索地区确有经济、交通联系。这一联系，在公元4世纪以前已经存在。
2.相关现象，结合其他资料，可以启发思考：过高加索，经过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确曾是古代中国及中亚两河流域、波斯、土耳其进入欧洲的又一条交通径道。
3.在拜占庭王朝时段，古代中国、粟特、波斯、土耳其都曾有丝绸织物进入“阿兰”，在相关王国的古代文献、尤其是向重历史记录的汉文古籍中，就十分可能、也应该留下一点痕迹。
据此种种，应该、也可以换一个思路，思考古代汉文史籍中一直说得十分模糊的“奄蔡”[16]。“奄蔡”，自《史记》始，至《北史》，陆续均见著录；但古代注家，一般都认定它是撒马尔干西北、咸海、里海地区古代游牧民族政权。与高加索地区无涉。仔细分析，似可进一步斟酌，存在可以商榷的空间。
“奄蔡”，第一次进入中国知识精英们的视野，是在去今2200年前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大宛列传》记张骞通西域，说“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同传中，在继后的各路“副使”四向考察中，有人到过“奄蔡”。只是未见相关“奄蔡”的具体介绍。
《史记》记张骞入中亚的路线是得之于张骞的亲身经历。张骞“被囚多年”，利用环境稍宽松，从囚地逃出后，“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导绎，抵康居”。又说“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对“奄蔡”，可以获知的信息是：在康居西北，距2000里，临大泽，水势浩淼、无涯。这一信息是得自传闻、比较模糊、难以具体敲定确实位置的。
《汉书·西域传》中，对“奄蔡”之记述，与《史记》类同。西汉时段，汉王朝与康居西北的“奄蔡”，《西域传》记录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在同书《张骞李广利传》中，记叙“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这些相望于道的使者，多是民间敢于冒险、进取而又有相当经济实力、希望开拓市场的商人，他们的足迹，是到了“奄蔡”，甚至印度、西亚两河流域的。
《后汉书》作者范晔（398～445）是颇受好评的良史，他吸收已见于世的民间相关后汉史著，最后成就为《后汉书》。对西域“奄蔡”，《后汉书》中就留下了“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的重要资料：一是“奄蔡”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名由“奄蔡”改易为“阿兰聊”（Alanni）（Alanni中，“ni”为人名尾缀，实即“阿兰”）。统治民族由“奄蔡”变为“阿兰”。这一变化，是与旁近的大国康居密切关联的。《后汉书》揭明，这时的“阿兰”臣属“康居”。二是“奄蔡”，向称“行国”，是以游牧为主的政治、经济实体，而此时没有了“行国”字样，而称为“居地城”。从现存文字分析，其政治中心所在，已有“城”。若是，则这时的“阿兰聊”国，应是变既往的游牧“行国”而为“居国”，经济生活有了大的改变。三是古代“阿兰聊”与今天俄罗斯属下北奥塞梯—阿兰自治共和国，空间相近，国名相同，逻辑推论，应该存在历史文化的关联。如果这一联系思考不是完全无据，则历史上的“阿兰”“奄蔡”就应坐落在高加索山地之中了。它的地理位置，与康居政治中心撒马尔干比较，确也在康居之“西北”，距离也是有“可二千里”之遥的。这是生活在公元5世纪、又广泛吸收过当年民间编撰之史著的范晔，给我们留下的北高加索地区的一些重要细节。
4.《魏略》中涉及“奄蔡”，说“奄蔡，一名阿兰”。对其地理位置称“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不少可以与范著《后汉书》相呼应，收存了更多一点细节。《魏略》说“奄蔡”（阿兰）“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比较清楚地标示了“奄蔡”的位置，应在高加索地区。因唯有“奄蔡”（阿兰）处身在高加索，才有可能西与“大秦”（东罗马帝国之中心，今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东南与康居接壤，如果“奄蔡”位置在康居西北的咸海周围，就不能与大秦发生地域关联了。
成书在唐的《北史》记“奄蔡”曰：“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对“奄蔡”、粟特、匈奴的概念，是含混不清的。首先，“奄蔡”并不同于粟特；其次，从中亚两河流域至高加索，对这片地区有重大影响的北方游牧民族，也早已不再是匈奴，而是嚈哒、突厥、与西突厥有重大关联的可萨等，匈奴早已只是历史记忆了。
在大概爬梳过“正史”记录中“奄蔡”、高加索地区与古代中国相关联又十分简略的文字后，可以获得如下认识：
1.在张骞凿通西域后，“奄蔡”开始进入汉代政治、文化精英们的视野，但未有政府间的联系；张骞以后，相望于道的古代中国商旅，虽有“使者”之名，但终归只是民间商旅，他们可能到过“奄蔡”，但是，经历、见闻并没有在官方“正史”中留下具体印迹。
2.《后汉书》对“奄蔡”记录，增加了多条重要信息，一是“奄蔡”已被康居统治，政治舞台的主角为阿兰聊（阿兰）。经济生活由“行国”改变为“居国”，有了中心城市。这应与范晔在撰著《后汉书》时，曾广泛利用民间相关著录，而民间撰著又会收录民间“使者”西走中亚的知识、信息存在关联。
3.《魏略》说“阿兰”（奄蔡）已脱离康居而独立，阿兰领地“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处身在大秦（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康居之间。地域西接大秦，只有高加索地区可以相当。
4.入唐以后，中亚两河流域、高加索地区、欧亚之间的游牧民族，政治生态大变，汉代的“奄蔡”，已渐渐远离人们的记忆。
5.将相关文献，结合已获历史文物，可以推定：古代中国新疆与亚欧分界处的高加索山地，肯定是存在人员迁徙、交通、经济联系的。只是相关联系主要发生在新疆与高加索山地之间，规模不大且多是民间的行为，因此，多未进入政府视野，也未进入“正史”之中。这种不同地区间零散、小规模的民间交往，总是会先于政府间的往来。“正史”中难见记录，但考古文物资料中，却可能见到相关遗存。古代中国与高加索地区曾有的联系、尤其是高加索地区与新疆地区的联系，文献中如是模糊，却又具体表现在了文物遗存（如阿兰所见丝织物）之中。可以支持上述推论。
这是今天我们可以认知的事实。由此引申，中国古代史籍中的“奄蔡”，应该就在本文提及的“高加索地区”。高加索地区，不仅与古代新疆早有往来，通过新疆与中原王朝，也是早有联系，并见之于史著的。
说“奄蔡”、谈“阿兰”，自然不能为4000年前曾有高加索山地一支居民进入孔雀河谷绿洲提供具体支撑。但它可以启示，从南欧步入亚洲的交通走廊——高加索，在古代不断展开过的居民流徙、运动过程中，不仅在西亚、南亚、中亚两河流域投注过深重的历史影响，还曾经由中亚两河流域东入天山，步入新疆大地，也曾为古代中国经由新疆进入高加索山地，步入奄蔡、阿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曾是一条沟通东亚与高加索、欧洲大地交通、经济、文化联系的古道，文献中少见涉及，考古遗存却不难触摸。关注这一历史存在，自觉进行努力，认真、不断工作，相信终可为这一沟通东亚—欧洲交通的古道，恢复其历史的真面目而作出奉献。
五、高加索交通廊道启示
受惠于新疆考古成果，我们可以大概认识由欧洲（包括北欧）经由高加索山地进入中亚、新疆地区的一条交通路线。它最大的特点，是面对人力无法抗御的自然灾变、发挥潜能，顺应身边的自然地理形势，趋利避害，在没有明确预设目标下，走出来的线路。但其历史奉献，也不可小视。
在认识亚欧古代居民交往、经济、文化联系的历史中，人们很早就关注到从地中海周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向东过伊朗高原，进入中亚两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这类古文明中心间的联系（不一定是直接完成的交通）。对欧洲甚至北欧地区，经由高加索山地进入西亚、南亚、中亚两河流域，甚至葱岭以东、新疆罗布淖尔荒原北缘的孔雀河谷，曾存在过一条欧亚交通路线，迄今，历史、考古学界还是基本没有关注、欠缺认识，甚至可以说是基本还没有认识的。而这条路线，自公元前2000年开始，实际一直在承担欧亚大陆间交通的使命，发挥过经济、文化交流作用。在欧亚大陆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有过不可轻估的影响。4000年前的古欧洲居民进入西、南、中亚直到新疆东南部大地，曾改变过这广大地区内居民、经济、精神文化生活的面貌。继后，在去今3000年前的雅里安人南行、公元前1000年前期黑海北岸斯基泰人的南下、东走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是与这条交通路线存在关联的。它不是古老欧、亚、北非古文明中心间交往的大路，却也曾承担过欧亚古老民族间交往的使命。
全面认识古代亚、欧大陆居民迁徙、经济交流、精神文化发展的历史，这是不能轻忽而应予深入分析的课题。中国学者，尤其是关注欧亚文化发展史、关注新疆早期文明史研究的历史、考古界的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是具有优势也有可能作出重大贡献的。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数十年中，迅捷发展了的欧亚考古事业、新疆考古事业，快速发展了的相关科技分析手段，对欧亚大陆早期文明进程有过诸多揭示，提出了不少人们应予关注的新的考古资料。我们应该肩承起这一历史研究的责任。
全新世时段（差不多一万年以来），在北纬40度线上下，从亚洲东部到南西伯利亚、到乌拉尔山前后，甚至远及欧洲西部，曾经存在的草原游牧民族东来西往，留下的大量考古遗址、文物遗存，已被冠以“草原丝绸之路”的大名，为学界关注，就是一个显例。它与本文前面提出的从北欧南下进入高加索山地，走向西、南、中亚直至新疆的人群流徙线路，有近似的特点：自发、因势而动，不存在具体的、人力构建的路线，但同样承载了一般交通路线应承担的使命，在欧亚大陆古代先民的进步、发展中，作出过积极奉献。
一条交通路线的开拓、建设，一般看，会与特定政治、经济利益之追求密切关联。亚历山大之东征、张骞西使及继后不断的“副使”四向考察联络的事实，都是生动说明。这类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性质的活动，背后有政府的支撑，举国关注，自然就有职在记录的人们，清楚、比较准确的记录，于是史有明文，成为交通史财富；而前者，迁徙当年，大概都还没有文字、也没有意识到要保留下什么相关行动的记录。自然就是事过境迁、一点点逐渐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地域毗连的一个地质板块上，邻近甚至远途的居民集群间，因为难以尽说的种种原因，发生联系、交往，其实是并不令人奇怪的。甚至可以推想，没有早已存在的民间的与邻境、远地的交流，相关知识的传承，特定时段下展开的政府间的政治、军事、经济行为，与之相关的交通路线，大概也难有如是方便的。只不过早先民间的自发联系，多无文字、文献之记录。但在遗址、文物中，却总会有物化了的痕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历史上发生过的“存在”。这类交通线依循自然形势前行，会是更适宜于现代人方便吸收、继承的交通史财富，能收“古为今用”之功。现代的考古人、相当发展了的科技分析手段、测年水平，已大大拓展了觅求、搜寻早先失落的历史遗痕的能力，捕捉到它们曾经的存在。从这一角度说，在认识人类历史、觅求可资汲取的经验、教训时，除文字出现后的文献记录外，确实不能忽视从考古遗址、遗物中搜求步入文明前的交通史。
步入文明前的古代居民相当规模的迁徙（如4000年前从高加索到孔雀河），显示了古代先民的组织能力、面对艰难险阻时的勇毅、聪明才智，等等，绝对也是值得发掘、认识、继承的精神财富：在生产力还低、群体规模也不太大时，先民们面对环境压力、危险，曾迸发的无尽智慧，不能低估。
认真思考历史上重大、涉及交通的大事件，或者说，任何一条交通路线的开拓、完成，其实，总是呼应着时代、社会需要的。而路线建设完成，也总能施惠于各方。不仅助益于交通沿线社会群体，改善居民群体的物质生活，也能助益精神文明的提高，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
以古远时期穿行高加索廊道这一史实为例，可以看到，任何一支流徙的人群，即使是亡命、求生之群体，在行进途程中，同样会随处有意无意散落物质、精神文明的因子，甚至人的因子；也会随处、随时获取、吸纳异质文明的惠泽。这会是一个自然发生、进展的过程。西亚两河流域最早培育成的普通小麦，古代中国华北平原最早培育成功的粟、长江流域最早出现的水稻，大概就是这样走向了亚欧大陆各处，走向了世界，造福于人类发展事业的。
进入孔雀河绿洲的高加索种人，在孔雀河谷获得了护佑，与原住民有了交融，得到了发展的空间。于是，新的群体出现，有了新内涵的精神文化创造，不仅在这片地区生长，也会一点点发扬、流布四方，成为了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新养分，是一个同样的道理。
比较完好保存在干旱的罗布淖尔荒原上的青铜时代遗存，还生动地启示我们：在亚欧、北非大陆这彼此连通的地理板块上，我们已大概掌握的有限认知，与曾经存在、一步步展开过的人类历史篇页相比较，实际是难成比例的。在这一地理空间，埋藏在干旱土层下，有可能被发现、开掘的考古遗存，肯定还是很不少的。它会随科学进步、各种难以预料的偶发因素而不断呈现在今人面前。相关研究，也会不断臻于新境。自然，这将只能是一个缓慢前行的过程。但不论如何，有一点，在今天就可以明确结论：在这一地域毗连的地球板块上，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包括人类自身的发展、进步，的确一直是在彼此联系、接触、融合的过程中实现的。它的特征，最好的表述，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进步，不断前行”。
保存比较完好的孔雀河青铜时代遗存，当之无愧地可以说是认识早期亚欧文化交流历史的珍贵篇页！在这里，可以掘取、吸收的历史营养，是十分丰富的。随研究者视野之开拓、知识素养之提高，会获得更多的历史文化启示，可助益人们在新的知识海洋中更好成长！
[1] A.斯坦因、黄文弼、F.贝格曼曾经发现了孔雀河青铜时代墓地，但当年没有认识到它们的青铜时代属性。发掘者没有认识，局外人自然更无所知。
[2] 王炳华：《古墓沟》，新疆人民出版社，2014年。
[3] F.贝格曼著；王安洪译：《新疆考古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5～128页。
[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小河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年小河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2003年小河墓地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小河墓地发掘资料，电视媒体曾大量报导，白种人形体特征，十分显明。
[6] 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
[7] 王炳华：《说“七”——求索青铜时代孔雀河绿洲居民的精神世界》，《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5～33页。
[8] 相关资料、图片得自王建新教授的介绍。对此，深表谢意！笔者至今尚未得机会亲履俄罗斯历史博物馆，也还未实现至高加索亲履相关遗址的愿望。
[9] 陈建文：《汉代长鼻胡人图像初探》，《欧亚学刊》第九辑，中华书局，2009年，第239～265页。
[10] 许靖华：《太阳·气候·饥荒与民族大迁徙》，《中国科学》（D辑）20卷4期，1998年，第366～384页。
[11] 拙文：《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拙著：《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93页。
[12] 王炳华：《古墓沟》，图版104，线图3，第129页。
[13] 〔清〕徐崇立：《喀什噶尔赴麦克道理论》，载其著：《西域舆地三种彙刻》，上海古籍书店，1958年。
[14] 〔明〕陈诚：《西域行程记》，见王继光校注：《陈诚西域资料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7～172页。
[15] 单之蔷：《对丝绸之路的五个误解》，《国家地理杂志》2016年第1期。
[16] 涉及汉文古籍中有关高加索地区的历史文化记录，不能不提“奄蔡”。“奄蔡”，初见于《史记·大宛列传》，称其地理位置“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余万。临大泽，无崖，盖乃北海云”。又说“安息……其西则条枝，北有奄蔡、黎轩”。（《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列传第六十三）
《汉书·西域传》总述中说：“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具体到“奄蔡”，则附及于“康居”之后，说康居“汉为其新通，重致远人，终羁縻而未绝。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国。控弦者十余万人，与康居同俗。临大泽，无崖，盖北海云”。并没有较《史记》所叙更多的信息。（《前汉书》卷九十六上，列传第六十六上）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有云：“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提到汉使者足迹及于“奄蔡”。（《汉书》卷六十一，张骞李广利传第三十一）
《后汉书·西域传》对“奄蔡”记录稍有增益，称“奄蔡国，改名阿兰聊国，居地城，属康居。土气温和，多桢松、白草。民俗衣服与康居同”。对“奄蔡”政治变易、地理气候，有了较多了解。（《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
《魏略·西戎传》（已佚）：“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其国多名貂，畜牧逐水草，临大泽，故时羁属康居，今不属也。”（《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乌丸鲜卑《东夷传》第三十裴松之注引）
《北史·西域传》：“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魏克姑臧，悉见虏。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焉。自后无使朝献。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贡方物。”（《北史》卷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
《唐会要》：“……胡城置奄蔡州。”（《唐会要》卷七十三）
魏晋后迄至唐代记传，对“奄蔡”记录，渐趋具体，位置所在，可以大概比定在黑海、里海间的高加索山地。结合近年所见文物资料，当可信从。
（作者单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排：杨春红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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