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04年第３期
内容提要
这五件用直体佉卢文书写的犍陀罗语文书发现于克孜尔千佛洞新编号为第221号的洞窟，文书的年代大致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交，内容分别涉及佛教祷告、入室抢劫、马鸣戏剧、龟兹王纪年等，作者转写和翻译了这批文书。
本文是勒柯克收集品中的五件直体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的初步解读报告。这批文书是在我国新疆库车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现藏德国柏林，属于勒柯克收集品（Le Coq collection）。[1]
所谓直体佉卢文（Formal Kharoṣṭhī），是丝绸之路北道流行的一种中亚死文字。从文字类型看，它和丝绸之路南道及中亚其他地区流行的佉卢文非常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由于这种文字最初发现于古代龟兹（今新疆库车），所以英国语言学家贝利（H. W. Bailey）教授建议命名为“龟兹佉卢文”（Kuci Kharoṣṭhī）。[2]近年开始知道，类似的文字亦见于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地区。所以德国中亚古文字学家桑德尔（Lore Sander）建议将这种文字重新命名为“直体佉卢文”，以便和阿育王碑铭、贵霜碑铭及尼雅文书采用的标准的、斜体类型的佉卢文相区别。[3]我们倾向于接受她的建议，本文亦称这种文字为“直体佉卢文”。
早在20世纪初，直体佉卢文就被发现。由于它和人们通常见到的佉卢文不太一样，出现许多新符号，所以一直没能解读。我们最近在勒柯克收集品中意外发现两件吐火罗—犍陀罗双语文书，凭借这两件双语文书的吐火罗语部分，我们解读了它们的直体佉卢文部分，从而发现直体佉卢文拼写的是一种吐火罗-犍陀罗混合语。[4]这个发现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解读勒柯克收集品中另外五件直体佉卢文书。本文原用英文写成，分导言、转写和翻译、字母分析和词汇四个部分。[5]为便于我国读者了解这一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我们把前两个部分翻译成中文。
一
导 言
公元2～7世纪，佉卢文犍陀罗语（或称中古印度雅利安语西北俗语）在我国西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的许多绿洲王国被普遍用作官方文字和佛教经堂用语，包括鄯善、和田、疏勒、龟兹、焉耆和高昌等王国。佉卢文书大多出自丝绸之路南道诸国的古代遗址，只有少数文书发现于丝绸之路北道古代遗址。就目前所知，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考古探险队都在丝绸之路北道发现过佉卢文书，分别属于伯希和收集品、勒柯克收集品和大谷收集品。1986年，我们曾经撰文讨论新疆库车苏巴什佛教寺院发现的一个直体佉卢文题记，属于勒柯克收集品。[6]近年美国印度学家邵瑞祺（Richard Salomon）校勘出版了伯希和在新疆发现的一些佉卢文贝叶经残片。然而，这些贝叶经拼写的语言并非佉卢文通常表达的犍陀罗语，而是佛教混合梵语。[7]本文讨论的五件文书也出自库车地区，属于勒柯克收集品，目前分别收藏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Indische Kunst zu Berlin）和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zu Berlin,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在德国印度学家威勒（Klaus Wille）博士的帮助下，柏林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费斯特勒（Hartmut-Ortwin Feistel）博士从勒柯克收集品中一共找到六件佉卢文木牍。据我们研究，其中两件是吐火罗—犍陀罗双语文书（编号为T III 155.1-2），吐火罗语用婆罗谜文书写，犍陀罗语用直体佉卢文书写。其余四件为直体佉卢文犍陀罗语文书（编号为T III MQ01、020、169和224）。从文书编号可知，这六件文书是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第三次（皇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7年），在新疆库车地区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发现地点在第01、020、155、169和224号遗址。此外，勒柯克收集品中还有一件直体佉卢文书。这件文书背面绘有一幅佛像，所以当作艺术品收藏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这件文书没有原始编号，博物馆藏品编号为MIK III 7389。文书形式与勒柯克收集品另外几件佉卢文书没什么差别，估计是和其他几件直体佉卢文一起在克孜尔石窟寺发现的。据印度学者跋达查娅（C. Bhattacharya）调查，这件文书出自克孜尔石窟所谓Last Temple（最后神庙）或Last Enclosure（最后围墙），时代断在公元7世纪。[8]费斯特勒博士寄来了这些文书的彩色照片，并写信介绍了这些文书各方面情况。同时，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馆长亚尔迪茨（Marianne Yaldiz）寄来她们收藏的带佛像的那件文书的照片。为便于研究，我们把这七件文书的相关数据列表如下：[9]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将这七件文书简称为“勒柯克收集品1～7号文书”。勒柯克收集品6～7号文书是双语文书，我们已另拟专文讨论。[10]尽管这些文书采用同一类型的木牍，但内容却截然不同。勒柯克收集品1－3号文书是残文书，只剩文书下半部。其中，1号文书背面绘有一幅佛像（参见图版一），印度艺术史家跋塔查娅（C. Bhattacharya）最先注意到这幅画背面写有佉卢文，她从绘画风格分析，认为佛画的创作年代约在公元7世纪。[11]德国中亚古文字学家桑德尔博士也讨论过这件文书，认为佛像是后来画的，并在文书废弃后用作祷告牌。[12]文书中提到一些女供养人，她们想从佛陀的教诲中寻求觉醒。文书大量使用佛教术语，例如：maha（na）ya（=梵语mahānāya，伟大的导师）、ropasta（=梵语rūpastha，有形的）、maṣida（=梵语marṣita，宽恕）、vakṣana（=梵语vakṣṇa，元气）、stema-dakṣ̄eṇaya（=梵语sthema-dakṣ̄iniya，静立的圣人或立佛）等。[13]可惜这个残片留下的内容太少，无法得出更多的结论。
图版一 1号文书（MIK III 7389，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品）背面
勒柯克收集品2号文书读起来像是一则现代报刊上的新闻，内容涉及一桩住宅抢劫案。一个龟兹女贼洗劫了一所房子，不仅偷盗了房东的珠宝，诱拐了房东的女奴，而且拐跑了房东的儿子，以至于房东不得不计划再买一些女奴。直体佉卢文表示“女奴”的词写作kkole，相当于尼雅文书的kuḍi（养女）。[14]库车的古称“龟兹”在这件文书中写作kośiya（龟兹的），和吐火罗B方言完全一致；[15]而在尼雅文书中，“龟兹”一词通常写作kuci（龟兹）。[16]
勒柯克收集品3号文书似乎摘自公元1世纪印度著名哲学家马鸣（Aśvaghoṣa）的某个戏曲作品。马鸣在印度文学史享有崇高的地位，被视为印度诗人伽厘达萨（Kālidāsa，约公元5世纪）以前最伟大的印度诗人和梵剧之父。在3号文书的第8行，马鸣的作品谓之aśpaģiśa—ṣolpeyo（马鸣的偈颂）。所谓ṣolpeyo，旧译“偈颂”，在尼雅文书中写作ṣulģa或ṣilẏoġa，相当于梵语的śloka（赞美诗）。同一词还借入吐火罗语，吐火罗语B方言作ślok，A方言作ṣlyok。[17]在一份梵语和吐火罗语双语文书中，该词用来表示佛教梵语的gātha-（偈颂）。[18]直体佉卢文的元音i有时与元音u或o相互替代。例如：直体佉卢文godiva（小麦）相当于犍陀罗语goduma（小麦）；直体佉卢文tamo（此时）相当于犍陀罗语taṃmi（此时）。因此，3号文书的aśpaģiśa是梵语aśvaghoṣa（马鸣）的犍陀罗语形式。这位印度诗人毕生致力于普及梵语诗歌（kāvya）。该词出现于3号文书第9行，但是按照吐火罗语的读音，写作kawya（诗歌）。相关的句子如下：
既然这文书第6行出现naṭaṃ（=梵语naṭa，舞蹈者）和ka(vi)ṃ（=梵语kavi，歌手或诗人）等，[19]那么同一文书第9行那个含义不明的ṇarthe可能是梵语narṭa（舞蹈）一词的俗语形式，而3号文书很可能出自马鸣某个剧本。可惜过于残破，无法验证它究竟出自马鸣哪个作品。
早在1911年，德国印度学家吕德斯（H. Lüders）就在克孜尔石窟寺出土的梵文残片中鉴定出马鸣创作的三个戏曲。[20]1988年，德国印度学家哈特曼（J. -W. Hartmann）在勒柯克收集品中又发现一些马鸣戏剧作品残片。[21]然而，犍陀罗语文献中的马鸣剧本残卷，我们还是头一次发现。
在勒柯克收集品3号文书中，这类文书称作tsera-kāsta（寺院文书）。该词后一成分相当于梵语kāṣṭha（木牍），[22]但前一成分不是犍陀罗语或其他印度俗语。我们认为该词可能是吐火罗语借词，相当于吐火罗语B方言的tsāro（寺院）。[23]此外，我们还发现一些吐火罗语借词。例如：3号文书的orpokā（=吐火罗语B方言orponka，讲坛）,orpoģe（=吐火罗语B方言orponka，舞台）,kośiya（=吐火罗语B方言kośin̄n̄e，龟兹的）和moka（=吐火罗语B方言moko，长老）等。[24]这就清楚地表明，直体佉卢文拼写的是一种吐火罗—犍陀罗语混合语。我们发现直体佉卢文还深受伊朗语影响。例如：3号文书第10行有个词，写作divinu，既不是犍陀罗语，亦非吐火罗语，估计来自伊朗语，相当于婆罗谜语的dēwān（档案，文书）。[25]丝绸之路古代语言的交流盛况，在这件文书中得到生动地体现。
尽管勒柯克收集品4－5号文书完好地保存下来，但是字迹却十分模糊。这两件文书都带有龟兹王纪年，龟兹王名拼作ysaṣape，显然是龟兹王金花的吐火罗语名称ysaṣṣa-pyāpyo的缩写。在新疆库车出土的混合梵语文书中，这位龟兹王亦名suvarṇapuṣpa（金花），两唐书的《西域传》译作“苏伐勃駃”。苏伐勃駃统治龟兹王国约在6世纪末至7世纪初。那么这些直体佉卢文的年代不晚于公元7世纪初。
勒柯克收集品6号文书的吐火罗语部分提到另一位龟兹王。相关句子读作：śak kṣuna kṣe[mārjuni lānti]“国王安光（Kṣemārjune）在位第六年”。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P. Pelliot）在库车发现的一件吐火罗语文书（编号G-Su34.1）也提到这位龟兹王。据法国学者皮诺（G.-J. Pinault）解读，相关句子读作：skas kṣuntsa kṣemārjuni lānti yakwe-pikulne śkan̄ce meṃne“国王安光（Kṣemārjune）在位六年十月”。[26]考虑到6号文书和4－5号文书都写有直体佉卢文，安光和苏伐勃駃在位年代应相去不远。关于这个时期的龟兹王世系，《新唐书·西域传》有详细记载。该书提到6世纪末至8世纪初，一共有七位龟兹王，但是没有一个名字和安光的名字相符。由此推测，安光统治龟兹的年代应在苏伐勃駃之前，也就是公元6世纪末。为便于今后的研究，我们把《新唐书·西域传》、吐火罗语文书和直体佉卢文提到的龟兹王列表如下：
据以上讨论，直体佉卢文书的年代大致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之交，是我们目前所见年代最晚的佉卢文书。
二
转写和翻译
我们的罗马字转写仍采用拉普逊体系，但是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对其中一些错误作了修订，如
拉丁字转写
翻译
1号文书（见图版二）
正面
6在伟大的法师指导下，他们才具有了形。因此，他们赞美积德行善。他把宽容和元气赋予没有元气的人。向着静立的圣人（立佛）
7……这些女孩和夫人躬身寻求觉醒。宽恕并在反省中消除……
8…… 儿子……
图版二 1号文书（MIK III 7389,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品）正面
2号文书（见图版三）
正面
6她偷盗……并洗劫了这些房子。这个刚买来的龟兹女，名叫光明（Bhasa）。
7她不仅偷了珠宝，而且诱拐了女奴……就是这个光明，给我家造成损失。
8我们美丽的儿子塔那托（Tañatha），佩带珠宝，身着皮衣，也被她拐跑了。因此，我们只好再买一些不带契约的女奴。
图版三 2号文书（T III MQ 169,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正面
3号文书
正面（见图版四）
6……徒劳无益……我们都去……（落幕）遮盖了舞蹈者和歌手……
7……悲伤之主……我们的孩子，此时此刻……
8……马鸣的诗歌……骑着马，不再寻找。于是发生了一场争夺财产的搏斗。
9……在舞台上搏斗……（舞蹈者拥有）舞蹈，而我们拥有他的诗歌。
10……这个写在木牍上的文书属于（寺）院所有。
图版四 3号文书（T III MQ 020,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正面
背面（见图版五）
……对刚出家的僧人来说，这些寺院木牍文书就是诗歌的讲坛。
图版五 3号文书（T III MQ 020,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背面
4号文书（见图版六）
正面
1时惟伟大的龟兹王、天子、金花（Ysaṣape）王在位第……年4月18日，是时……
2……勒那摩（Lenaṃma）之子。勒那摩夫妇生了此位勒那摩之子。布施供物是对我们的痛苦的一种惩罚，它将给我们带来财富。
3在我们岳母的财富中有我们的财产，也即名叫阿杂克（Ajhake）的小男孩，来自龟兹。从即日起，他们要瓜分这笔财产。
4这些负有罪责的人不是长着一幅黑脸的、丑陋的女婆罗门，因为丑陋的女婆罗门不会倾听（佛的）教诲。这位母亲最大的愿望，是让勒那摩的妻子
5药叉尼昄依佛门。勒那摩宽恕了勒那摩之子的罪责，而布施亦使我感到宽慰。
6……在药叉神足下，在胜利之神足下，
7-8……
图版六 4号文书（T III MQ 224,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正面
背面（婆罗谜文）
1-3（过于残破，无法释读）
5号文书
正面（见图版七）
1时惟伟大的龟兹王、威德宏大的金花（Ysaṣape）在位第……年9月8日，现在奴隶之主向尊敬的藩王致言（如下）：
2……今有……在此……他们不断地向比沙尼（Bhiysaṇi）鞠躬，龟兹长老对她的无私奉献感到高兴。
3此地龟兹长老们不断地向女供养人比沙尼鞠躬，不仅对她的美德感到欣喜，而且为她解囊相助感到高兴。他们不断地
4向……鞠躬，因为他买了最优秀的公牛。为此，名叫伽摩（Kamu）的藩王支付了5000德拉克麦（drakhma）钱。上座长老帕尼普里（Paṇyapuri）
5要给他派一些学生……无（私）……
6……的一半已经称量，他们……
图版七 5号文书（T III MQ 010,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正面
背面（见图版八）
1……
2……他愿意支付5000……目厘（mūlya）钱……由寺院……
3他的名字叫……凯，在长老的帮助下买给他。我们……僧人……
4供养人为了……神的利益，向僧人伽摩耶（Kamaya）（布施）……一半在苦修之中。上座长老列……
5……乞讨的光辉……
图版八 5号文书（T III MQ 010,柏林波朗登堡科学院藏品，现存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藏品图书馆东方部）背面
正如考古发现所揭示的，古代龟兹王国曾是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传播中心，并对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直体佉卢文的发现和解读，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丝绸之路北道历史文化的知识。
补充说明：这批文书的出土地点——“最后窟”，是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谷后区内一座石窟。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wedel）为谷后区的八个佛教洞窟编了号［Cf. Albert Grü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tten in Chinesische-Turkistan, iiber Arch.,olgi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Kuca,Qarasahr und in der Oaser Turfan (Berlin,1912),s.168］，所谓“最后窟”就是今天克孜尔石窟的谷后区第8窟，新编号为克孜尔千佛洞第221窟，结构属于僧房窟（参见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编：《克孜尔石窟内容总录》，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0年，第246～247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林立同学提供上述资料，谨致谢忱。
（译自Lin Meicun, Five Gāndhārī Doc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Cultura Antiqua, vol. 55, Kyoto, 2003, pp.1～15）
滑动查阅
[1] 首先，我们要借此机会感谢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使作者能在2001年6月至2002年3月间在京都佛教大学专心从事犍陀罗语研究。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小岛康誉先生和佛教大学的真田康道、松田和信和杉本宪司教授在我们访日期间提供的热心帮助。
[2] H. W. Bailey，Taklamakan Miscellany BSOAS，36，(London，1973)， 226.
[3] L. Sander，Early Prakrit and Sanskrit Manuscripts from Xinjiang (second to fifth/sixth Centuries C.E.)：Paleography and Literary Evidence and Their Relation to Buddhist Schools in J. McRae and J. Nattier (eds.)，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aipei：Fogu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 1999)，61～106.
[4] Lin Meicun，Two Tokharo-Gāndhārī Bilingual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79～97页。
[5] Five Gāndhārī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Cultura Antiqua，vol.55 (Kyoto，2003)，pp.1～15.
[6] Lin Meicun，A Formal Kharoùn̄hā Inscription from Subashi 《段文杰先生治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兰州：敦煌研究院，1996年，第328～347页。
[7] R. Salomon，Kharohṣṭhī Manuscript Fragments in the Pelliot Collection，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BEI，16，1998，123～160.
[8] C. Bhattacharya，Art of Central Asia (Delhi：Agaü Prakashan， 1977), 61～62 and note 35.
[9] 这里再次感谢费斯特勒博士和亚尔迪茨博士的帮助，允许我们使用这些珍贵照片。这里，我们还要感谢桑德尔博士提供的T III MQ 224号文书背面照片，她在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保存的勒柯克档案中发现这件文书的底片。从勒柯克当年拍摄的照片上，仍可看到文书背面写有零星的婆罗谜文。
[10] Lin Meicun，Two Tokharo-Gāndhārī Bilingual Documents from Kizil in the Le Coq Collection 《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第79～97页。
[11] C. Bhattacharya，op. cit.，61～62 and note 35.
[12] L. Sander，op. cit.，71 note 23.
[13] 荻原云来编：《梵和大辞典》，京都，1940年，669、1135、1163、1522和1009页。
[14] T. Burrow，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7)， 83.
[15] Douglas A. Adams，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 (Leiden Studies in Indo-European 10，Amsterdam - Atlanta，GA，1999)，186.
[16] E. J. Rapson and P. S. Noble，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in Chinese Turkestan，part III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9)，339.
[17] T. Burrow，op. cit.，127.
[18] Douglas A. Adams，op. cit.，645.
[19] 荻原云来，前揭书，第654、330页。
[20] H. Lüders，Bruchstücke Buddhistischer Dramen，Königlich Preussiche Turfan-Expeditionen，Kleinere Sanskrit- Texte，Heft I；Berlin：Georg Reimer，1911；Das Sāriputraprakaran͙a，ein Drama des Aśvaghoṣa Sitzungsberichte der Königlich Preuss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11, 388-411. For a new study on Aśvaghoṣa's drama，see B. Bhattacharya，Aśvaghoùa，A Critical Study of his Authentic Kavyas，and the Apocryphal Works，Santiniketan：Santiniketan Press，1976，178-191；R. Salomon，Aśvaghoùa in Central Asia：Some Comments on the Recensional History of his Works in Light of Recent Manuscript Discoveries in J. McRae and J. Nattier (eds.)，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aipei：Foguang Cultural Enterprise Co. Ltd.，1999)，220-263.
[21] J. -W. Hartmann，Neue Aśvaghoṣa und Mātṭceṭa-Fragmente aus Ostturkistan Nachrichten d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Göttingen，I.Phi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 Jahrgang 1988，Nr. 2.
[22] 荻原云来，前揭书，第347页。
[23] Douglas A. Adams，op. cit.，731.
[24] Douglas A. Adams，op. cit.，123,186 and 473.
[25] D. N. MacKenzie，A Concise Pahlavi Dictionary (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141.
[26] G. -J. Pinault，Epigarphie Koutchéenne in Chao Huashan et al.，Sties divers de la région de Koutcha，Epigraphie Koutchèenne (Paris，Collège de France，1989)，137-138.
[27] E. J. Rapson and P. S. Noble Kharoṣṭhī Inscriptions Discovered by Sir Aurel Steinin Chinese Turkestan part III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9). R. Salomon Indian Epigraphy：A Guide to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in Sanskrit，Prakrit，and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A. Glass A Preliminary Study of Kharoṣṭhī Manuscript Paleography，A thesis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University of Washington，2000).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编排：王润泽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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