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边疆时空”微信公众号
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
黑龙江东北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联合主办
孙 昊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8—13世纪东北与内亚草原政治文化的联动关系、辽金民族史。
摘 要：俄国哈卡斯共和国Л.Р.克孜拉索夫哈卡斯民族方志博物馆6640/1-5号藏品是唐咸通七年授予黠戛斯玉册残简，其文字符合唐对漠北汗国册书的一般书仪，能够印证9世纪中叶唐对黠戛斯的一次册封活动。本文探讨了唐与黠戛斯在会昌与咸通两个时期交通的历史背景，认为双方经历了从会昌宗盟之谊到咸通君臣关系的转变。黠戛斯汗国自会昌末持续衰落，促使其先后寻求与唐朝、契丹—辽朝寻求支持，以抵御日渐壮大的西回鹘势力。这应是咸通年间黠戛斯寻求对唐称臣的主要原因。6640/1-5号藏品只能印证咸通以后唐与黠戛斯的君臣关系，不能证明唐与黠戛斯关系整体面貌。
关键词：黠戛斯玉册；宗盟关系；君臣关系
图1 哈卡斯博物馆内景（孙昊 摄）
图2 6640/1-5号玉册残简（枡本哲摄，引自枡本哲《南シベリアアバカン近郊発見の玉冊片について》，《大阪府藏文化財協会研究紀要》3，1995年）
20世纪俄国哈卡斯共和国首府阿巴坎南部拉伊科沃村（Райково）村民在农田劳作中曾经发现5片汉字大理石条形残片，入藏Л.Р.克孜拉索夫哈卡斯民族方志博物馆，编号6640/1-5（图2）。日本学者枡本哲在20世纪90年代至阿巴坎访古，曾对该藏品进行拓片、研究，引起俄国学界的关注。中国方面，刘凤翥曾在2009年访问阿巴坎博物馆期间，对6640号（文中做6440号）藏品进行拓片，并向国内介绍，引起中国北方民族史学者的注意。从他们公布的图版与介绍来看，6640/1-5号藏品刻有鲜明的时间标志“唐咸通七年”，每片长27.7-27.8厘米，宽2.7-2.8厘米左右，厚约1厘米，每片天头与地角1.1厘米处各有直径为4.5毫米的穿孔，属于玉册残简。6640/1-5号藏品的发现地位于叶尼塞河上游支流阿巴坎河，是古代黠戛斯汗国政治中心所在地区。
目前国内外学界多倾向于肯定6640/1-5号藏品的历史价值，但对其用途与历史性质的解读有很大不同。枡本哲一直坚持认为该藏品属于唐代经营北疆中原重臣（可能是皇室成员）的哀册残简，其观点在俄国引起广泛重视，亦颇有争议。一部分俄国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是唐朝皇帝866年在黠戛斯可汗去世时赠予的哀册，以表达其最高敬意。以刘凤翥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认为这就是唐咸通七年封册黠戛斯可汗的玉册残简。由于很长时间内，在漠北发现的唐朝玉册实物只有此一件，相关讨论颇有孤证之局限。就汉文记述来看，唐咸通七年只有“黠戛斯遣将军乙支连几入贡，奏遣鞍马迎册立使及请亥年历日”，并未出现过唐遣使黠戛斯吊祭之记述，刚好可与6640/1-5号藏品印证。况且就目前所见考古与文献资料来看，哀册仅用于皇室成员之葬仪，并未见中原皇帝赠予邻蕃首脑，所谓哀册说尚缺乏确凿证据。此外，21世纪以来蒙古—德国联合考古队在回鹘汗国首都哈喇巴拉嘎斯遗址发现了若干数量的玉册残片，在遗址东南角高台水井中的出土残片有“于天下 气无”等字样（图3、图4），可以与白居易《册回鹘可汗加号文》“声有闻于天下，气无敌于荒外”互证。这些在回鹘首都遗址新发现的玉册残片与阿巴坎6640/1-5号藏品相参照，为唐朝对漠北回鹘、黠戛斯授予册书提供了物证。目前在回鹘、黠戛斯汗国政治中心发现的汉字大理石残片应是唐朝授予回鹘、黠戛斯可汗的册书玉册残简。
图3 “于天下 气无”残片，13×2.8cm，引自Chrstina Franken, Hendrik Rohland, Ulambayar Erdenebat, Tumurochir Batbayar, “Karabalgasun, Mongolei, Die Ausgrabungen im Bereich der Zitadelle der alten uighurischen Hauptstadt. Die Arbeiten der Jahre 2015 bis 2017”, Elektronische Publikationen Des Deutschen Archäologischen Instituts, 2018, 电子文档来自https://publications.dainst.org/journals/efb/2158/6620
图4 蒙德联合考古队在哈喇巴拉嘎斯发现的部分玉册残片。左一是回鹘可汗尊号局部“没蜜施”（https://www.dainst.org/dai/meldungen）
一、阿巴坎6640/1-5号玉册书仪解析
册书属唐“王言之制”之一种，“立后建嫡，封树藩屏，宠命尊贤，临轩备礼则用之”，在册仪中将册书文字镌刻于简册之上，根据仪轨等级可使用竹册、玉册或金册。目前考古发现所见唐代玉册，多使用白石制作，按其用途有陪葬（哀、谥册）、即位、封禅、册命等。6640/1-5号藏品以及近年发现的回鹘玉册为我们展现了唐朝封册邻蕃首脑的册命类型，其意义不仅在于传统仪具方面，更在于为中原王朝与漠北汗国之关系提供了实物文字资料，值得进一步关注。
镌刻于玉册之上的册书文字按照馆藏编号的排序如下（图5）：
6640/1：总以名实成其辉光
6640/2：贡是修保尔封疆烟
6640/3：维大唐咸通七年
6640/4：以恩信怀来无思不
6640/5：身所谓奉诚之美也
图5 馆藏编号排序 （引自枡本哲，1995年）
图6 刘凤翥拓片排序
本文重新排序的结果
这明显不是正确的排列顺序。由于是断简残片，已无法从中获知其册文之全貌，日中学者对5残简如何排序也意见不一。枡本哲排序为“维大唐咸通七年/以恩信怀来无思不/贡是修保尔封疆烟/总以名实成其辉光/身所谓奉诚之美也”，刘凤翥则做“维大唐咸通七年/贡是修保尔封疆烟/身所谓奉诚之美也/总以名实成其辉光/以恩信怀来无思不”（图6）。笔者以为，结合唐代册书书式的研究成果，并参照存世唐册回鹘可汗书，以及《立黠戛斯为可汗制》，对此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唐代册书具有相对固定的书式，多采用四六骈文，其格式为：维年号年月日……皇帝若曰（事由）……咨尔（受册者称扬德泽，褒美功业）……是用命尔为（官爵），文末对受册者有诫勉之语。存世回鹘可汗册书时代与咸通七年唐册封黠戛斯可汗的时代相近，文类亦同，除了在书式上符合册书的一般规范外，这些册书都是围绕唐皇帝“封树藩屏”的主题展开，其行文用语具有自身的特征。
从册书书仪看，除以“维年号年月日，皇帝若曰”开篇外，正文之中，以“咨尔”为标志，可将之行文分作两部分理解。第一部分即“事由”，基本上围绕唐皇帝展开，颂扬其御临八方，邻蕃向化之语，并追溯唐与受册者的历史关系，论证册封其可汗尊号的必要性。篇首的称颂之语可参见《册新回鹘可汗文》：“唐有天下，垂二百载，列圣垂拱，八荒即叙。舟车之所及，日月之所照，威绥仁重，罔不向化”。其称颂之核心在于四裔向化来朝。至于“咨尔”之后的第二部分，则称颂受册者之德泽，褒美功业，以受册者为中心，表彰其雄略一方，慕化中朝之德，同时申明两国结好之义。《册回鹘彰信可汗文》：“咨尔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句录毗伽彰信可汗，代济公忠，时推英毅。刚明有守，信实不渝。总北方劲悍之师，慕中华清净之化。克绍前训，实怀远图”。其核心在于突出受册者严守信义，仰慕中华，遵守前约。在最后篇尾的诫勉文字大多是要求其谨守藩礼，各守封疆之类的文字。如《册新回鹘可汗文》篇末即称“于戏！善必有邻，德无不答。此崇恩礼，则彼竭信诚。克保大义，永藩中夏”。《册回鹘彰信可汗文》云：“于戏！海内四极，惟唐旧封。天下一家，与我同轨。举兹典册，布于神明。尔其慎固封疆，祗守名器”。其文末诫勉语的关键词是“藩中夏”、“守封疆”。
循此文例，6640/3“维大唐咸通七年”应是册书篇头无疑。6640/2“贡是修保尔封疆烟”，其“贡”字前当有一“职”字，即“职贡是修，保尔封疆。烟”，其文与上述回鹘可汗册文文末“慎固封疆”之语相类，应是册书文末诫勉文字。6640/4“以恩信怀来无思不”，其“不”字后当有一“服”字，即“以恩信怀来，无思不服”。“怀来”之语可见《立黠戛斯为可汗制》“爰申建立之恩，用广怀来之道”，属唐皇帝对黠戛斯的政策方针。“无思不服”典出《诗经·大雅·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唐贞观八年《遣使巡行天下诏》有“四荒八表，无思不服”。因此，6640/4一句是论及唐皇帝怀柔四夷之语，于上述册书文例，当是册书前部称颂唐皇帝之文字。至于6640/5“身所谓奉诚之美也”，其“奉诚”也用于唐册回鹘阿啜之可汗尊号“奉诚可汗”，《立黠戛斯为可汗制》也称黠戛斯“万里归诚”。“所谓奉诚之美也”应是对黠戛斯可汗亲唐事迹的赞颂、总结之语，其排序似应在6640/4之后。至于6640/1“总以名实，成其辉光”，考其文义，应与“咨尔”之后册授黠戛斯可汗的文字有关，用于评价册授黠戛斯可汗之意义，即授其名实，而成就其“国之辉光”。
咸通年间黠戛斯仅入贡唐朝三次，此后则无闻。其实这三次交通见于史载者仅有两次，四年“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难支表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不许”；七年十二月，“黠戛斯遣将军乙支连几入贡，奏遣鞍马迎册立使及请亥年历日。是年丙戌；亥，明年也”。考虑到唐封册之程序，当先颁布册封诏制，任命册立使。如会昌封册黠戛斯可汗，其程序是先由武宗于五年（845年）任命册立使，颁布《立黠戛斯为可汗制》，并令有司择日，备礼册命。此后册命使团择日携国信、玉册等仪具与礼物前往受册者处进行册礼。如大中十年唐王端章等册立回鹘使团携有玉册、玺币、展礼等。有的学者认为其石料取材于当地萨彦岭大理石，并由此推测是唐朝使团在当地制作的。这种说法似于常理不合，不得不考虑到另一种可能性，若6640/1-5号藏品制作石材的确出自本地，也有可能是此后制作的复制品。
6640/1-5藏品5片玉册残简除去封册时间之外，其余4片的文字都具有代表封册与受册两方地位、身份的书仪文字，较为明确地展现了唐朝皇帝凌驾于黠戛斯可汗之上的宗主地位。中国学者据此多认为唐与黠戛斯在会昌之后一直都是不平等的封册关系，这与日本学者坚持的双方关系对等的认知不同，后者论据多源于会昌年间黠戛斯——唐朝关系文书书仪的解读。双方所论各自皆有所据，但也有形而上的先验之论。只有将黠戛斯会昌与咸通两次“求册命”的过程与背景进行联系与比较，才能揭示其中的历史本相，准确的认知6640/1-5藏品的历史定位。
二、会昌宗盟之谊的历史解读
黠戛斯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叶尼塞河上游，与唐朝的联系受到蒙古高原—东部天山政治格局的影响，尤其是8世纪以来，黠戛斯被回鹘征服，与后者一直以叶尼塞河上游之南的唐努乌拉山，以及阿尔泰—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为界，无法南下与唐朝交通。这种局面直到9世纪中叶发生变化，黠戛斯灭亡了回鹘汗国，兵锋南下扫荡蒙古高原。会昌年间曾连续三年遣使唐朝，双方围绕如何确定黠戛斯这一新兴草原汗国的地位多次往还交涉，各有诉求，并根据彼此势力对比的变化达成妥协。
会昌年间，黠戛斯汗国的主要诉求就是取代回鹘，自称“登里可汗”（Teŋgri Qaɣan），确立其草原共主“天可汗”的地位。二年（842年），其使踏布合祖声称“发日，纥扢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无论其势力范围是否确实扩展至此，这种宣示更具政治意味，是要向唐朝证明其已经取代回鹘成为草原霸主。史载会昌三年（843）二月，“黠戛斯求册命”，唐朝君臣曾为此进行讨论，武宗“恐加可汗之名即不修臣礼，踵回鹘故事求岁遗及卖马，犹豫未决”，李德裕即奏称“黠戛斯已自称可汗”云云。同年六月，黠戛斯可汗遣温仵合携国书与唐朝交涉，唐复书称“况登里可汗，回鹘旧号，是国家顷年所赐，非回鹘自制此名。今回鹘国已破亡，理当嫌避”。黠戛斯国书已不可见，但从唐君臣讨论及复书字里行间的线索看，黠戛斯“求册命”的内容就是要唐王朝遵循回鹘旧号，承认其“Teŋgri Qaɣan”的地位。
黠戛斯国书中要求的“回鹘旧号”及其故实，从9世纪唐授回鹘册书中可见一斑。长庆元年《册新回鹘可汗文》称“咨尔九姓回鹘君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迦可汗（Teŋride Külüg Bulmïš Küčlüg Bilge Qaɣan）……册为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同年因唐与新立回鹘可汗联姻，而对其可汗采用汉名进行加册。《册回鹘可汗加号文》：“咨尔回鹘君登里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伽可汗……虽自贵曰天骄子，未称其盛；虽自尊曰天可汗，未称其美。宜赐嘉号，以大夸将来。今遣使某官、副使某官某等，持节加册为信义勇智雄重贵寿天亲可汗”。由此可知唐与回鹘册封故实有两个层面。首先，唐朝会通过册封承认回鹘本俗自立“天骄子”、“天可汗”之尊号，也即承认回鹘作为漠北草原霸主地位。这是唐对回鹘可汗采取贯通性做法。在此基础上唐朝的册封会在其自称尊号“毗迦”之后加入汉式尊号。长庆元年册封回鹘可汗，又称“登罗羽录没密施句主录毗迦崇德可汗”。按此“崇德可汗”不见于《旧唐书》《册府元龟》，概系册封后追加。亦有册文之内加号者。太和七年《册回鹘彰信可汗文》“咨尔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句录毗伽彰信可汗……册为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汩没密施合句录毗伽彰信可汗”，其“彰信可汗”即是直接加入册号之内。其次，在唐与回鹘可汗和亲时，亦对后者加册汉式可汗尊号“信义勇智雄重贵寿天亲可汗”，或彰显其与唐皇室之亲密关系。
上述是黠戛斯希望延续的回鹘故实。然而，唐朝却希望采用其另一个侧面，即通过拟制亲属确定双方统治者之间的君臣关系。斯卡夫曾论及，唐太宗曾加号“天可汗”，成为中原与草原的共主，唐中后期以来的皇帝是以中原“天子”自称，并未继续以“天可汗”名义节制草原汗国。在处理与草原汗国的关系方面，更多利用拟制亲属关系明确双方统治者的具体关系。这种方式更带有灵活性，尤其是天宝之后，唐朝与漠北汗国的实力对比在发生变化。唐与回鹘先后经历了乾元年间的翁婿关系，广德年间的兄弟关系，这两种关系不存在君臣之别，只有尊卑之序，事实上是一种对等敌国关系。至贞元年间唐朝才利用回鹘内乱重振之际，与之建立父子加君臣的关系。
唐朝并不愿意蒙古草原再出现“登里可汗”这样的权威，也要利用黠戛斯来制衡威胁其北疆的回鹘残余势力。出于这一目的，会昌三年李德裕奏称：“黠戛斯已自称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若虑其不臣，当与之约，必如回鹘称臣，乃行册命；又当叙同姓以亲之，使执子孙之礼。”李德裕应是强调运用回鹘故实中的君臣关系先例，要求黠戛斯向唐称臣，以换取唐朝对黠戛斯在蒙古草原地位的认可。
很明显，唐与黠戛斯双方的诉求并不一致。在回复踏布合祖来使的《与纥扢斯可汗书》中称“又自古外蕃，皆须因中国册命，然可弹压一方。今欲册命可汗，特加美号，缘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谕怀。待赵蕃回日，别命使展礼，以申和好。”同时，在对黠戛斯温仵合来使回书时，唐朝提出要沿用太宗时封册的“坚昆”进行册封，这也应暗含要遵循早期唐与坚昆君臣关系之旧典进行册命。这并没有直接满足黠戛斯方面的诉求，黠戛斯使谛德伊斯难珠携带国书称“两地遗书，彼此不会”，这不仅是蕃汉转译方面出现的技术问题，其深层的原因更在于双方政治话语与目标无法协调一致。从结果看，黠戛斯也通过这种表达方式委婉地拒绝了唐朝沿用“坚昆”旧典的提议。
对黠戛斯的态度，唐武宗要求在回书中特地强调“册命时须令其称藩事，须云册命之礼，并依回鹘故事”，这在回书文字中体现为 “册命之礼，并依回鹘故事。可汗爰始立国，临长诸蕃，须示邻壤情深，宗盟义重。以此镇抚，谁敢不从？”唐王朝转而强调“宗盟关系”，并提醒黠戛斯，需要像回鹘那样向唐朝称蕃礼，才能“临长诸蕃”。会昌五年唐诏册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其《立黠戛斯为可汗制》称“黠戛斯国”，放弃了“坚昆”旧典的要求，亦未如回鹘之例，明确承认其可汗自尊之号，而是采取汉式“美号”予以册封，强双方“族称宗姓”的关系。
从这一结果来看，双方都应作出了妥协。其原因在于当时蒙古草原回鹘势力仍然影响双方关系。回鹘汗国虽然已经瓦解，但其残余部族，仍时刻威胁着黠戛斯与唐朝的联系。实际上，黠戛斯“欲徙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的目标在回鹘残部和其余附属部族的反抗之下并未实现。回鹘乌介可汗残部时刻威胁进入蒙古草原腹地的黠戛斯侧翼。同时，原依附于回鹘的达靼诸部开始活跃在漠北色楞河等地，与黠戛斯多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在黠戛斯会昌入贡不久，唐人就听闻“合罗川回鹘牙帐，未尽毁除”。黠戛斯谛德伊斯难珠使唐来书中称“金石路已隔绝”，所谓“金石路”应是沿途有突厥、回鹘可汗碑铭旧迹，经过回鹘汗国政治中心，属于漠北回鹘道的要冲。足见当时黠戛斯汗国势力臻于极盛时，尚不具备掌控蒙古草原腹地的实力。在所谓“金石之路”断绝的情况下，黠戛斯不再继续纠缠可汗名实之问题，很快同意唐王朝的提议，与唐朝约定发兵共讨回鹘、黑车子室韦。
从后续的事态发展来看，黠戛斯并没有如约东进，可能其南下兵锋已呈强弩之末。同时前述会昌封册因武宗驾崩而暂时搁置，唐宣宗即位之后，朝堂认为黠戛斯“僻远小国，不足与之抗衡”，应该是看到黠戛斯已现颓势，并未发展为令唐重视的草原大国。至于册封一事，迁延至大中元年六月，史称“册黠戛斯王子为英武诚明可汗，命鸿胪卿李业入蕃册拜”。此时黠戛斯已经完成权力更迭，唐王朝对新立可汗的封号去掉代表“族称宗姓”的“宗”字，能表明宣宗朝放弃了武宗对黠戛斯可汗“著宗正属籍”的政策。此后更因回鹘乌介可汗残余势力瓦解，北疆危机消除，以及大中复开河西等重大事件，唐朝将关注重点转向安西回鹘，而不再如会昌年间那样将黠戛斯视作“敌国”礼遇了。咸通年间对黠戛斯的封册应该是大中以后唐对黠戛斯调整政治定位之后的政策延续，而不是继承会昌宗盟关系的产物。
三、咸通七年“职贡是修”的原委
唐大中初年，西迁回鹘勃兴，以庞特勤为代表的西迁回鹘在安西等地建立政权。大中五年张义潮驱逐吐蕃，向唐朝廷献河陇十一州地图户籍，“河陇陷没百余年，至是悉复故地” 。唐因之复通河西，才从来款的回鹘处获知安西庞特勤已于安西自称可汗的事情。大中十年（856）底即诏册安西回鹘可汗为“嗢禄登里罗汩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在唐的地缘谋划中更加重视河西通西域一线，期望仰仗西迁回鹘之势力，因此在不了解西迁回鹘具体情况下，对各支回鹘皆持招徕态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黠戛斯在大中年间与唐联系情况并不明朗，更能凸显出西迁回鹘与黠戛斯在当时唐朝地缘定位中的高低差异。
从黠戛斯方面来说，由于其居地叶尼塞河上游盆地的特殊地势，其对外交通仅有几个方向的通道。西境通道是从阿尔泰—额尔齐斯河西进与寄蔑（Imäk）和葛罗禄相接，即出西出额尔齐斯河进入哈萨克草原丝路，另一条南下与高昌联系的通道是南出阿尔泰山，沿KMR’Z/K. mīz(art)（今塔尔巴哈台山南麓）南下，经Xusan/Kh.s.n前往“Chīnānjkath”（中国城，前身即唐北庭）。黠戛斯东出的通道环境比较复杂，都要在高山密林中穿梭，且多为羊肠小路，沼泽密布，这条路是与东面说蒙古语的豁里人居地相接。其地在色楞格河一带，这条通道并不利于大宗商品物资的流通与交换。同时，黠戛斯出额尔齐斯河，还可以沿准噶尔盆地东缘南下，进入今新疆巴里坤草原（时有伊州），与丝绸之路主干线相通。由于8-9世纪黠戛斯与蒙古草原回鹘、达靼等游牧部族长期不睦，其通过蒙古草原南下的通道基本被封锁，也就是所谓的“为回鹘所隔”。史称其“常与大食、吐蕃、葛禄相依杖，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往葛禄，以待黠戛斯护送。大食有重锦，其载二十橐它乃胜，既不可兼负，故裁为二十匹，每三岁一饷黠戛斯。这里黠戛斯与吐蕃、大食以及葛罗禄的物资、人员流通，就是利用西出阿尔泰山进入哈萨克草原的通道。
从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西出、南进的通道对黠戛斯汗国的国运具有重要意义。这也能理解为何黠戛斯南下为何要首先向西抢占安西、北庭，控制东天山向西的丝绸之路通道，而不是选择在蒙古草原东进追击南迁回鹘残余势力了。学界一般认为黠戛斯汗国在9世纪40-50年代曾经一度控制安西，兵锋最远可达西天山的伊塞克湖地区，此后则因西迁回鹘的扩张而被迫收缩。黠戛斯与西迁回鹘攻守之势逆转，当时应在准噶尔盆地一带呈现胶着状态，另一方面，黠戛斯在蒙古草原的经营并不得力，也面临草原部族的威胁，其南下亦困难重重。黠戛斯在当时面临诸多困境的情况下，自然与唐无法正常交通。大中年间鲜有黠戛斯遣使至唐，见诸传世文献的记述仅有一次，是黠戛斯李兼带携回鹘至长安，另一次则见于《崔鐬墓志》，称有黠戛斯称敕使者朝贡，大约在六年至八年之间。李兼至唐的时间大致也与黠戛斯称敕抵达的同一时段。两者或为同一次，也有可能是两次时间间隔不远的遣使活动。从李兼带领的回鹘人熟悉安西局势看，这两条记述都应是黠戛斯使者在唐大中复通河西之后，西出阿尔泰山，沿准噶尔盆地东缘，经归义军控制的伊州进入河西前往唐朝。在这些过程中，黠戛斯也看到唐朝的影响力通过河西重新进入西域，在西迁回鹘不断压迫其西出通道，国势日衰的情况下，企图获取唐朝的支持。
唐咸通四年，黠戛斯遣使求经籍及每年遣使走马请历，又欲讨回鹘，使安西以来悉归唐。其事应与七年春二月，“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仆]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相关。与黠戛斯势力范围相邻的西州回鹘仆固俊崛起，可能给黠戛斯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同时咸通年间西州的混乱也给黠戛斯看到反攻的希望，才会促使黠戛斯主动向唐朝提出每年遣使请历，以奉正朔称臣的姿态，换取唐朝支持其反攻。唐朝仍倾向于维护回鹘，果断回绝黠戛斯的提议，但也同意于对黠戛斯可汗进行新的封册，确定君臣关系。至于双方交涉的细节已不得而知。我们有幸从6640/1-5号藏品见到是年册书之遗墨，其诫勉语称“职贡是修，保尔封疆”，参照大中十一年唐赐安西回鹘可汗文“勉修前好，恢复故疆”，微言大义，毋需多言。
余 论
9世纪唐与黠戛斯关系资料较为稀缺，俄藏6640/1-5号咸通七年黠戛斯玉册残简无疑为文献记述增添了宝贵的实物证据。结合传世文献不难发现，咸通年间双方建立了以唐为中心的君臣关系。这与会昌年间黠戛斯占据主动地位，与唐建立宗盟关系的情形差距较大。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唐与黠戛斯关系的定位是随着双方政治实力对比、消长而发生变化的，黠戛斯汗国经历短暂骤兴，之后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持续衰退状态，直至汗国解体。因此，在骤兴的巅峰状态时“求册命”，采取主动联通的策略，要求唐王朝能承认其掌控草原；在四面被敌，国势日衰的情况下“每年遣使请历”，实则是依靠向唐朝称臣，以制衡回鹘势力的北扩。这一政策在唐灭亡之后转而向契丹—辽寻求支持，抗衡已经成长为阿尔泰—东天山区域政治中心的高昌回鹘。
在涉及周边部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论述时，中外学者或倾向于封贡关系理想化解读，强调周边慕化来朝、归附的主观动机；或走向反面，强调周边部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对等化，无论就哪种情况而言，都容易形成对文物资料解读的固定模式。这种模式往往脱离具体的历史逻辑与情境。从俄国藏6640/1-5号的解读史来看，俄日中三国学者对此藏品的理解亦存在这种问题。通过本文的史事梳理，能够看到在文献封册表述的背后，9世纪黠戛斯与唐王朝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变化过程，与当时欧亚东部大陆不同区块的势力制衡关系紧密相关。6640/1-5号藏品只能体现其中的一个侧面，且不能展现涉事双方的历史动机与更为复杂的背景，单就实物而言，不能证实哪一方的论断，仍需要将其置于传世文献各种叙述逻辑之中，进行类比与分析，才能进一步揭示出复杂历史变化的图景。这也是在讨论当下古代中国与周边部族、国家和地区关系史尤应注意的方法论问题。
笔者曾在2019年与同事前往俄罗斯探寻黠戛斯汗国史迹，寻访金湖玉册，但无缘得见。归国后得到白玉冬、古松崇志、李锦绣、何雨濛诸位师友的帮助，得以系统了解阿巴坎玉册研究的学术史，撰成此文。在此谨致谢意！
【注】文章原载于《春山可望：历史考古青年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185页到198页。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扫码关注我们
微信：西域研究
邮箱：xyyjbj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