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西域研究》2022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妙法莲华经玄赞》，又称《法华经玄赞》，系《妙法莲华经》之注疏，由唯识学代表人物窥基（632～682）所撰，8～11世纪在敦煌、吐鲁番一带广为流传。《妙法莲华经》的回鹘文注疏目前只见《法华经玄赞》一种，于11世纪译自汉文，其写本残片分藏在柏林、斯德哥尔摩、巴黎、京都、北京等地，按字体分楷书、草书两种，从纸张、行数、形质等看可分为三类。本文研究国家图书馆藏四叶回鹘文楷书体《法华经玄赞》残片，对其进行语文学考释。通过比较发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回鹘文《法华经玄赞》与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巴黎吉美博物馆、羽田亨私人收藏照片为散落于各处的同一写本。
《妙法莲华经玄赞》（以下简称《玄赞》），系《妙法莲华经》之注疏，又称《法华经玄赞》《法华玄赞》，由玄奘的高徒、唯识学代表人物慈恩大师窥基（632～682）所撰，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四册。作为代表唯识法相宗的立场，主张三乘方便一乘真实说及众生需有佛性等思想的《法华经》的注疏，曾广泛流传于敦煌、吐鲁番一带。
回鹘文《玄赞》译自汉文，在佛教术语的运用、翻译方法的使用等方面独具特色，未采用汉文《玄赞》的“本”“末”形式，而是将“本”“末”各归于一卷。如：汉文第二卷（末）在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GT15-14中属第三卷（页眉为üčünč ülüš toquz“第三卷，（第）九”）；汉文第三卷（本）在国家图书馆藏回鹘文GT15-63中属“第五卷”（页眉为bešinč toquz yetmiš“第五（卷），第六十九”）。
此外，汉文《玄赞》采用“经：A至B”模式，即从《妙法莲华经》中摘取需要注疏段落的前后两个关键词句，用“…至…”字省去中间的字段，而回鹘文本则全文引用《妙法莲华经》，且用朱笔突出引自《妙法莲华经》的内容。比如：
šariputre kertüdin kälmiš-ning bilmäki körmäki keng uluγ täring ïraq ülgülänčsiz tänglänčsiz tïdïγsïz tutuγsïz tetir ：küči qorqïnčsïz bilgä biligi dyan qutrulmaq samadi dyanïγ ymä ：tep tedi（国家图书馆藏本GT15-63，第10～14行）。
该段对应汉文《玄赞》的“经：舍利弗（至）解脱三昧”，其中引自《妙法莲华经》的内容为“舍利弗！如来知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力、无所畏、禅定、解脱三昧”。
汉文《玄赞》采用“经：A至B”模式，省略了“舍利佛”至“解脱三昧”之间的所有内容，而回鹘文本翻译时未对应汉文本《玄赞》原文，而直接引用《妙法莲华经》，并在句末附加tep tedi“……云”，并以朱笔书写引自《妙法莲华经》的内容。这种引用和书写特点在《圆觉经》注疏、《入阿毘达磨论》注疏等其他注疏类文献中不曾出现。因而可以确定，译者翻译《玄赞》时同时亦参考了《妙法莲华经》。
现已知回鹘文《玄赞》分草书、楷书两种抄本，分藏在柏林、斯德哥尔摩、巴黎、京都等地。[2]按纸张、行数、形质等特征，以上文献可分为三类：
1.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州立图书馆（Staatsbibliothek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藏卷子1叶（Mainz 732），草体，129行，原尺寸为29×212厘米，现分成四段夹于玻璃框内存放。
2．（1）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The Ethnographic Museum in Stockholm）藏写本1叶（编号No.41），楷体，每页8行，尺寸为30×14厘米；（2）巴黎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藏写本7叶（编号No.63322），楷体，每页8行，部分叶面残缺，根据完整1叶作判断，原尺寸与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藏本相当；[3]（3）羽田亨收藏照片64张，原件应为写本32叶，特征与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藏写本同，贝叶式，楷书两面书写，每页8行，有红笔天地栏线，绘穿绳圆孔。
3.羽田亨收藏照片共4张，原件应为写本2叶，贝叶式楷书体，仅残存原纸的1/2，每页13行，写本原行数应20行有余。
以上回鹘文《玄赞》皆由百済康義研究。他先后考证了柏林、斯德哥尔摩、巴黎收藏的回鹘文《玄赞》写本和羽田亨收藏的相关照片，刊布了柏林、巴黎和斯德哥尔摩本的全文和羽田收藏照片中的No.73、No.61（第2类）和No.34（第3类）。[4]斯德哥尔摩本、法国吉美博物馆本和羽田收藏第2类照片在纸张、笔迹、字体、行数、贝叶式、朱笔天地线、绘穿绳圆孔等诸多方面具有共同点。此外，吉美博物馆收藏的V-212（百済论文中的写本D，其页眉为bešinč iki yüz iki y(i)girmi“第五卷，第二百一十一”）与羽田亨收藏照片Haneda photo No.75可以缀合，吉美博物馆收藏的EV-226（百済论文中的写本E，无叶眉）与羽田收藏照片Haneda photo No.61可以缀合。据此可以断定以上写本（斯德哥尔摩写本、吉美博物馆写本、羽田亨藏照片之第1种）皆为散落在各处的同一写本。
除以上文献外，中国国家图书馆亦藏有多件回鹘文《玄赞》写本残叶，其中1件（编号GT15-63）已由笔者研究刊布，其页眉为besinč toquz yetmiš“第五（卷），（第）六十九”，属《妙法莲华经玄赞》第三卷本“方便品”。[5]此外，笔者近期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又发现4件回鹘文《玄赞》残片，其特征与GT15-63一致，应为同一文献，故这些文献的原尺寸亦在30×15厘米左右。具体如下：
文献A：编号GT15-14，尺寸12.5×15厘米，正背面书写，每页8行，楷书，红色栏线隐约可见，绘穿绳圆孔，有页眉üčünč ülüš toquz“第三卷第九”，内容属《玄赞》第二卷（末）佛学概念“六意乐”（《大正新修大藏经》Vol.34，No.1723，pp.687a27-b12）。
文献B：编号GT15-36，尺寸19×15厘米，正背两面书写，皆为朱笔，每页8行，红色栏线隐约可见，绘穿绳圆孔，内容来自《妙法莲华经》第二卷“比喻品”佛说三界火宅喻的“赐予牛车”部分（《大正新修大藏经》Vol.09，No.0262，pp.12c04-c18）。
文献C：编号GT15-15，尺寸16×15厘米，每页8行，正面为朱笔书写，背面为黑笔书写，残缺严重，一页下端隐约可见朱色栏线。内容中朱笔部分来自《妙法莲华经》第二卷“比喻品”，黑笔部分来自《玄赞》第五卷，内容与文献B相同（《大正新修大藏经》Vol.34，No.1723，pp.751a16-a20；Vol.09，No.0262，pp.12c18-c29）。
文献D：编号GT15-16，尺寸14×15厘米，正背两面书写，每页8行，正面有3行用朱笔书写，背面8行皆用黑笔，下端有红色天地栏线，内容来自《妙法莲华经》第二卷“比喻品”和《玄赞》第五卷（末），是文献B和C的后续部分（《大正新修大藏经》Vol.09，No.0262，pp.13a03-a26）。
下面对以上四件《玄赞》残片进行语文学考证，包括拉丁字母转写、译文、汉文原文、注释等，汉文原文来源《大正新修大藏经》。[6]
一
文献A：GT15-14
译文：……第五：无染清净（意乐；第六：）给与爱心（意乐。此类有三种情况）。一是欢喜（心，二是）无满足（心，三是）善好心。求（无上道前布施有）四（种事），即（广大）布施。回（敬前）恩（名恩德施）；[第三卷第九]（以）无（悔）之心（不沾染）名无染施。（因）以饮食作为布施，（因不坠落至饥馑）劫，（因以医药施而）具足法药无疾苦，故不会坠落至劫数。
原文：《玄赞》第二卷（末）：又云若有戒足虽羸劣而能辨说利多人。如佛大师应供养。爱彼善说故相似故。以清净好园林施。意乐施中有六意乐。一广大，二无厌，三欢喜，四恩德，五无染，六善好。此中有三。一欢喜，二无厌，三善好。即求无上道前施四事即广大施。荷彼前恩名恩德施。三时无悔不为染杂名无染施。以饮食施足法食故。不堕饥馑劫故。以医药施当得法药无诸病故。以衣服施得七宝衣。柔和善顺具惭愧故。以卧具施当具资缘入空寂舍慈悲室故。以园林施当住觉苑总持园故。及得无漏法林树故。以华施得七觉华故。以菓施得四圣果故。以浴池施当得舍垢八解池故。
二
文献B：GT15-36
译文：（父亲）看到（诸子皆得）安稳，在四衢宽广之地席地而坐，再（无障碍），其心安定下来，欢喜（踊跃）。那时，其儿对父亲说：“先前父亲应允，（送）上好玩（之物，如）羊车、鹿车、牛车，望（父亲）能够赐予我们。”（佛言：）“舍利佛，那时那位长者给其子赠予同等（尺寸）的白色（大车），又高又宽，（用众）宝装饰，四面（系铃），（又在其）顶上挂着幰盖，用精美的珍宝（装饰），用（交络的）宝绳垂下用花（装饰）的璎珞。里面，（在坐具上）一层一层地（安放綩綖）和漂亮（丹枕）。”
原文：《妙法莲华经》：尔时长者即作是念：“此舍已为大火所烧，我及诸子若不时出，必为所焚。我今当设方便，令诸子等得免斯害。”父知诸子先心各有所好种种珍玩奇异之物，情必乐着，而告之言：“汝等所可玩好，希有难得，汝若不取，后必忧悔。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汝等于此火宅、宜速出来，随汝所欲，皆当与汝。”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珍玩之物，适其愿故，心各勇锐，互相推排，竞共驰走，争出火宅。是时长者见诸子等安隐得出，皆于四衢道中露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时诸子等各白父言：“父先所许玩好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时赐与。”
舍利弗！尔时长者各赐诸子等一大车，其车高广，众宝庄校，周匝栏楯，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张设幰盖，亦以珍奇杂宝而严饰之，宝绳绞络，垂诸华缨，重敷綩綖，安置丹枕。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风；又多仆从而侍卫之。
三
文献C：GT15-15
译文：（车上的帷幔如）四（无量心广荫众生）。（所谓“杂宝严饰”意为“众多宝物”），（指慈、悲、喜、舍无量心等有情）、法和（无）缘等各种（众生）之修行……。此为……之比喻。此长……。（《妙法莲华经》：）佛言：（……用交络的宝绳装饰的）璎珞（垂落下来）。（里面）一层一层的（綩綖和丹枕）铺了（坐具）。所谓“四严”，（即）用无量心（进行的）四（装饰：交洛、垂璎、敷设、安枕）。（未）离苦（者可）离苦，得到解脱。（……）善……用宝物装饰……以宝物……以菩提心……
原文：《玄赞》：经“又于其上(至)而严饰之”。赞曰：此有二严：五高覆，六众莹。“张设幰盖”者高覆也，以四无量广荫群生如幰盖故。“杂严饰”者众莹也，慈、悲、喜、舍各有有情、法及无缘种种众行，助严饰故。
《妙法莲华经》：舍利弗！尔时长者各赐诸子等一大车，其车高广，众宝庄校，周匝栏楯，四面悬铃；又于其上张设幰盖，亦以珍奇杂宝而严饰之，宝绳绞络，垂诸华缨，重敷綩綖，安置丹枕。驾以白牛，肤色充洁，形体姝好，有大筋力，行步平正，其疾如风；又多仆从而侍卫之。
《玄赞》：经“宝绳交络(至)安置舟杭”。赞曰：此有四严：七交络，八垂璎，九敷设，十安枕。“交络”者四弘愿也。凡所修行皆发四大愿：一以此善根愿共众生，未离苦者愿令离苦。二未得乐者愿令得乐。三未发菩提心断恶修善者，愿发菩提心断恶修善。四未成佛者愿早成佛，愿如宝绳交络诸行令当得果，胜决定故邪见暴风不能倾损。
四
文献D：GT15-16
译文：（舍利佛）说：（通过奇巧方便，让诸子脱离火宅。因此）因缘，需（看作不是虚妄）。（长者自知）财富（无量），欲饶益（诸子），给与同等（大小）宝车。佛言：“善（哉，善哉，如你所言），舍利佛，如来（也是如此）”。父言：“……（恐惧、烦恼、忧患、）无明（皆永尽）无余，（成就）无量知见、力量和无所畏惧的（心）。（有大）神（力和智慧力，我就）具足（方便和智慧），用（大慈大悲之）善心，永无怠惰（之心），广利一切……”。
原文：《妙法莲华经》卷第二：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长者但令诸子得免火难，全其躯命，非为虚妄。何以故？若全身命，便为已得玩好之具，况复方便于彼火宅而拔济之。世尊！若是长者，乃至不与最小一车，犹不虚妄。何以故？是长者先作是意：“我以方便令子得出。”以是因缘，无虚妄也。何况长者自知财富无量，欲饶益诸子，等与大车。”
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如汝所言。舍利弗！如来亦复如是，则为一切世间之父。于诸怖畏、衰恼、忧患、无明暗蔽，永尽无余，而悉成就无量知见、力、无所畏，有大神力及智慧力，具足方便、智慧波罗蜜，大慈大悲，常无懈惓，恒求善事，利益一切，而生三界朽故火宅，为度众生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愚痴、暗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五
语文学注释
01-02 bešinč kirsiz arïγ [köngül-in bermäk altïnč] sävmäk köngül-in bermäk：该句对应原文“意乐施”中的“五无染，六善好”，这里的“意乐”指志向、期望。[7]
06 tört t[ürlüg iš]：对应“四事”，指饮食、汤药、衣服、卧具。《玄赞》卷二：“赞曰：此五颂施。分三：初三颂四事施，次一颂上妙施，后一颂意乐施。四事者，饮食、汤药、衣服、卧具。（《大正新修大藏经》Vol.34，No.1723，pp.687a18-20）。
09 [ ]-süz köngülin：此处对应“无悔”，故-süz前面的残缺部分应为ökünč“后悔”。
13 öd-kä后只见一个t字，其后残缺，根据“不坠饥馑劫故”中“坠”“劫”字补正为kalp öd-kä tušmaz“不坠落馑劫”。“不坠”对应tušmaz的例子见GT15-14背面第8行的kalp ödkä tušmaz，似为第13行的注释内容。
14 nom-luγ ot：对应原文的“法药”，即治愈世人疫病的教导之药。[8]这里的ot原意为“草”。
15 igsiz kämsiz：对应原文的“无病”，其中ig为汉语“疫”字的音译形式。
18 iki(l)äyü：对应“无复障碍”中的“复”。该残片文字为朱笔书写，均来自《妙法莲华经》，朱笔漏写1字，后用黑笔补之。
20 oγlanï：对应“诸子”。与元代回鹘文文献广泛使用oγlan-larï（后加复数附加成分-lar表示复数意义）不同，回鹘文《玄赞》将“诸子”仅译作oγlan，证明《玄赞》被翻译的时代，附加成分-an仍具有复数意义，故第17行的补正亦仅作oγlan。
22 tartar：对应“羊车鹿车牛车”中的“车”，其词根为tart-“拉”。在GT15-16中的“宝车”则译作ärdini qanglï。此处译者使用tartar和qanglï区别小孩玩乐之具和佛学概念的“大车”。
24 šariputre：<Skt.śāriputra“舍利佛”。
25 yürüng：“白”。此处为“尔时长者各赐诸子等一大车”之译文，未见“白”字，但在后续部分中有“驾以白牛”，故应为译者根据自己的例子进行的增词译文。
27 lanγan：是汉语“栏杆”一词的音译借词，对应原文的“栏楯”，在回鹘文献中亦以lankan形式出现。[9]
28 baγ bïntavar：对应“幰盖”，指车上的帷幔。baγ指“结扎的绳子”，一般对应汉字的“系”“缚”；bïntavar指“帘子”“门帘”，亦有以bintävir形式与kärig“装饰木墙”连用的例子。[10]
30 tor-luγ xu-a-lïγ：对应“绞络”，xu-a为汉语“华”字之音译形式。
31 [ü]z-ik：对应“华缨”，这里的“缨”指系在宝车的彩带。qalïn-：对应“垂”，词根为qalï-，指物体升空的动作。[11]
33 tört：“四”，前面残缺，对应《玄赞》“经：又于其上(至)而严饰之”之后的“赞曰”部分，其中注疏“张设幰盖”时，解释如“四无量心广荫群生如幰盖”，这里的“四无量心”为“慈悲喜舍”，即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
37-39 tor-luγ xu-a-lïγ [üzik-läri qalïnu turur ：ičintä] qat qat az-aq [ ]-lar urtuγ-uγ：该三行用朱笔书写，显然来自《妙法莲华经》，其内容与GT15-36背面第6～8行相接近，应该为“宝绳绞络，垂诸华缨，重敷綩綖，安置丹枕”一段的译文，其中qat qat对应“重敷”，ur-对应“安置”。《长阿含经》卷三：“綩綖细软，金缕织成，布其坐上”可看出，“綩綖”为一种蒙覆于坐具之表的华丽装饰，似见于克孜尔石窟壁画中。[12]
40 tört qayu etig：此段为黑体，为《玄赞》“经：宝绳交络(至)安置舟杭”的“赞曰”部分之“此有四严”之译文，“严”指装饰，指“交络”“垂璎”“敷设”“安枕”四种装饰形式。这里的“严”对应etig。
41 ülgüsüz köngül üzä tört：对应原文的“发四大愿”。ülgüsüz köngül指“无量心”。“四大愿”：善根愿、乐者愿、发菩提心愿、成佛愿。
42 imärigmä：《金光明经》中有例子，作bodun“人民”的修饰语：ötrü imärigmä qamaγ bodun qara enč mängilig örü uluγ qodï kičig tüz baz qïltï“其土人民自生爱乐，上下和睦”，这里应为原文“离苦者”之译文。[13]
58 biligsiz biligl[är]：对应原文的“无明”，即无知，不了一切法。《杂阿含经》卷九：“所谓无知，无知者是为无明”(Vol.02，No.99，pp.60b29-c1)。
60 [ülgülänčs]iz tänglänčsiz bilmäk körmäk：对应原文的“无量知见”。“知见”指根据智慧所建立的见解和认识。[14]
61 [u]luγ küü-gälig ädräm：对应原文的“大神力”。“神力”指佛及菩萨所具有的超自然的神通力，不可思议的力量。[15]
六
回鹘文《玄赞》的译者
现已刊布的斯德哥尔摩、巴黎藏回鹘文《玄赞》写本以及羽田亨收藏相关照片由百済康義证实来自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本文刊布的国家图书馆藏四叶回鹘文楷书体《玄赞》残片存在t和d混用的现象，结合残片来源地及正字特点可以判定楷书体回鹘文《玄赞》的抄写年代大致属于元代。[16]
然而，《玄赞》从汉语译为回鹘语的确切时间并非在元代，其语言特点和文献中所使用的佛教术语表现出诸多早期特征，与11世纪著名翻译家胜光之译作《金光明经》极为相似。据百済康義研究，佛教术语“蕴”在《玄赞》中译作yapïγ，同《金光明经》的译法一致。到了元代，在阿毘达磨类文献中，“蕴”已被固定译作yükmäk。[17]
此外，回鹘文《阿毘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华严经》等文献中已固定为ančulayu kälmiš的“如来”一词，在笔者研究的国家图书馆藏《玄赞》残片中均译作kertüdin kälmiš，回鹘文《金光明经》中ančulayu kälmiš和kertüdin kälmiš叠加出现，但kertüdin kälmiš的出现频率更高。佛教术语“不思议”在《华严经》等元代回鹘佛教文献中以saqïnγuluq-sïz sözlägülüksüz形式定型，但在《玄赞》和《金光明经》中译作saqïnu sözläyü yitinčsiz。一般词组“甚深”在《华严经》中固定译作ärtingü täring，在《玄赞》和《金光明经》中则被译作täringtä täring。
《金光明经》和《玄赞》不仅在佛教术语的使用上具有共性，二者的翻译风格也极为相似。与《阿毘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和《华严经》回鹘语译本严格遵循汉文原文不同，[18]《金光明经》和《玄赞》译者在精准把握汉语原文，使表达达到通顺、流畅的同时，适当增加一些解释性内容，使译文更加通俗易懂。鉴于篇幅所限，这里仅举两例：
A．säkizinč kertgünč ärsär köngül-lüg suvuγ turuldurtačï süzdäči ärdini tetir köngülüg süzär arïṭur üčün.bo yögürüg bälgülüg qïlγalï anï üčün višiklun šastr-ta sözläyür kertgünč ärsär suv süzdäči uṭakaparasaṭ atl(ï)γ ärdini mončuq čuγ suvunlïq süzgäli um[ï]šï täg kertgünčsüz töz üzä bulγanmïš čuγ bolmïš köngülüg šüzär tep（Mainz 732）。[19]
《玄赞》卷一：八湛心水之清珠，令心净故，《成唯识》云：“信如水珠能清浊水，能治不信性浑浊故”（《大正新修大藏经》Vol.34，No.1723，pp.662b26-28）。
B．ol ürgünüg yinčü mončuq tizigi üzä etip yaratïp adruq adruq pra kušatrelar asïp öngi öngi ärdinilär tuuγ-lar tikip satïγsïz ädgü yïd yïparlar küyürüp beš türlüg tüzülmiš yinčkä oyunlar etiztürüp ol ilig xan savqa kirip ät’özingä yïd yïpar türtüp yangï arïγ ton kädip......[20]
《金光明经》卷六“四天王护国品”：“以诸珍宝而为挍饰，张施种种宝盖幢幡，烧无价香，奏诸音乐。其王尔时当净澡浴，以香涂身，着新净衣……”(《大正新修大藏经》Vol.16，No.665，pp.428b13-16)。
例子A、B中的黑体字均无对应的汉文原文，是译者增加的解释性内容。例子A（来自《玄赞》）中，säkizinč kertgünč ärsär köngül-lüg suvuγ turuldurtačï süzdäči ärdini tetir köngülüg süzär arïṭur üčün.bo yögürüg bälgülüg qïlγalï anï üčün为“八湛心水之清珠，令心净故”之译文，其中bo yögürüg bälgülüg qïlγalï anï üčün“因可详述其义”为译者的解释性补充翻译句，解释前一句köngülüg süzär arïṭur üčün“可清其心”。kertgünč ärsär suv süzdäči uṭakaparasaṭ atl(ï)γ ärdini mončuq为“信如水珠”之译文，其中suv süzdäči uṭakaparasaṭ atl(ï)γ ärdini为解释性译文，若直译即为“所谓的‘信’指可澄清（浊）水的名为uṭakaparasaṭ的宝珠”，此处译文未见汉文原文。
例子B（来自《金光明经》）中，汉文原文的“音乐”二字被译为beš türlüg tüzülmiš yinčkä oyunlar“五种调顺的轻色音乐器”。《杂阿含经》（卷四十五）载：“汝今年幼少，我亦是年少，当共于此处，作五种音乐，而共相娱乐”；《中阿含经》（卷十四）载：“有极上妙音乐之声，犹五种伎工师作乐，极妙上好谐和之音”。从译文看，译者胜光熟悉《阿含经》中的“五种伎工师”“作五种音乐”之概念，翻译时在“音乐”前加“五种”“轻色”等修饰语，使用解释性语言，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
综上，《金光明经》《玄赞》两部佛典在佛教术语的使用、翻译风格上具有一定的共性，有为同一译者的可能性。又因《玄赞》常有引自《尔雅》《广雅》《玉篇》《切韵》《说文》的语句，所以对译者的翻译能力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译者不仅深谙佛教经典，同时也要精通汉文典籍，此非胜光一般大家无法胜任。比如：
C.tsüin-ni atl(ï)γ bögü qung-vutsi söz-lämiš ol il tutdačï bäg är-kä süüli ašlï kertgünčli üčägü täng k(ä)rgäk temin ök il tutγalï uyur antaγ oγrï bolup bu üčägüdä birisin birisin titgülük ïdalaγuluq käzigi kälsär ašnuqï ikigüni titsar ïdalasar bolur kertgünčig idi titsar ïdalasar bolmaz….（Mainz 732，第103～110行）。[21]
例子C为《玄赞》“宣尼云：兵、食、信三，信不可弃”的译文。此段其实引自《论语》“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例子C的回鹘文内容非常详细，翻译时不局限于《玄赞》原文，更多的参考了《论语》。同时，译者知晓孔子尊称，熟悉儒家学说，将原文中的“宣尼”译作tsüin-ni atl(ï)γ bögü qung-vutsi“名为宣尼的圣人孔夫子”，突显了译者深厚的文化功底和丰富的背景知识。
据橘堂晃一研究，胜光法师在翻译《金光明经》时，也参考了法相宗著作《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等对译文进行注疏说明，其中重点参考的著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为窥基(632～682)所撰。[22]窥基即为玄奘的高徒，亦是本文所研究的《玄赞》之著者，而玄奘又是胜光法师之译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玄奘传》）之主人公。[23]故胜光对二人所主张的法相宗以及他们的相关著作比较熟悉。百済康義曾根据yapïγ“蕴”、ärklig“根”、qačïγ“根”等佛教术语提出胜光为《玄赞》之译者的可能性。《金光明经》和《玄赞》在翻译过程中亦表现出增词、减词、解释性插入语等诸多相同翻译手法。但是，茨默（Peter Zieme）曾在一次学术报告中介绍柏林吐鲁番文献中心藏有关《玄赞》的跋文。根据其信息，回鹘文《玄赞》的译者应为名叫Širmir Bizi T[utung]的人。[24]不过，从以上实例分析可以看出，《玄赞》在翻译风格和方法上与胜光译作《金光明经》保持着诸多相同之处。此种情况并非孤例。关于回鹘文《胜妙吉祥真实名经》的译者就有安藏和迦鲁纳答思两种版本。据森安孝夫研究，迦鲁纳答思与安藏为同乡，皆为北庭出身之人。他受安藏推荐入朝，师从八思巴从事译经，获得翰林学士承旨、大司徒等职。两个如此亲密之人，同时翻译同一经典的可能性极小，故森安孝夫推断，《胜妙吉祥真实名经》为迦鲁纳答思在安藏监督下完成的译作，因此才出现两种著名。[25]有关《玄赞》的柏林藏回鹘文跋文写本有些残破，故《玄赞》译者的信息无法完全确认，若确属Širmir Bizi T[utung]之译作，也应是在胜光译场或在胜光监督下完成。笔者相信，将回鹘文《玄赞》与胜光译作进行汉回校勘分析，便可从语文学和翻译学角度进一步证实《玄赞》为胜光团队之作的假说。
滑动查阅
[1]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古代鲁尼文碑铭研究”（项目批准号：16AZD047）的阶段性成果。国家图书馆授权研究，并同意刊登图片，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有关柏林、斯德哥尔摩、巴黎和京都收藏回鹘文《玄赞》的编号、尺寸、行数、研究情况等详细信息，见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国家图书馆藏一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玄赞〉研究》，《文津学志》2019年第12辑，第317～321页。
[3]巴黎吉美博物馆藏7叶写本中的1叶（写本G）为有关该文献的跋文，字体为草体。具体见百済康義：《ギメ美術館所蔵〈妙法蓮華経玄賛〉ウイグル訳断片》，《龍谷紀要》1990年第12卷（第1号），第1～30页。
[4]百済康義：《ウイグル訳〈妙法蓮華経玄賛〉》（1），《仏教学研究》1980年第36號，第49～65页；百済康義：《〈妙法莲华経玄赞〉のウイグル訳断片》，護雅夫编：《内陆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185～207页；Kudara Kōgi，“Uighurische Fragmente eines Kommentars zum Saddharmapundarika-Surta”.In Jens Peter Laut and Klaus Röhrborn (eds.)，Der Türkische Buddhismus in der japanischen Forschen，Wiesbaden，1988：34-55；百済康義：《ギメ美術館所蔵〈妙法蓮華経玄賛〉ウイグル訳断片》，《龍谷紀要》1990年第12卷，第1～30页。此外，U.Uzunkaya最近整理刊布了百済研究的所有回鹘文《玄赞》，但因对文献特征，尤其对“A至B”模式把握不准，其成果硬伤较多，笔者将另撰文进行评论，本文不做赘述。见Buddist Eski Uygur Edebiyatindan Iki Metin，Istanbul，2020.
[5]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国家图书馆藏一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玄赞〉研究》，《文津学志》2019年第12辑，第317～322页。
[6]凡例：转写时，[ ]表示原文残缺，里面内容为笔者根据上下文和汉文原文进行的补写；（ ）里面的内容表示抄写者漏写，由笔者补写的内容；斜体字表示文字不甚清楚，ṭ表示写作d，但应读作t，ḍ表示写作t，但应读作d。转写的拉丁字母中下划线部分表示原回鹘文为朱笔书写，内容来自《妙法莲华经》，Skt.= 梵语。
[7]中村元：《佛教語大辞典》，東京：東京書籍，1981年，第40页。
[8]中村元：《佛教語大辞典》，第1238页。
[9] Jens Wilkens，Handwörterbuch des Altuigurischen，Göttingen：Universitätsverlag，2021，p.176.
[10] Jens Wilkens，Handwörterbuch des Altuigurischen，p.451.
[11] Gerard Clauson，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Oxford：Clarendon Press，1972，p.617.
[12]扬之水：《丹枕与綩綖——佛教艺术名物考》，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九、十合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6～308页。
[13] Ceval Kaya，Uygurca Altun Yaruk：Giriş，Metin ve Dizin，Ankara：Görsel Sanatlar，1994，p.239.
[14]中村元：《佛教語大辞典》，第947页。
[15]中村元：《佛教語大辞典》，第795页。
[16]百済康義：《〈妙法莲华経玄賛〉のウイグル訳断片》，第200页。
[17]百済康義：《〈妙法莲华経玄賛〉のウイグル訳断片》，第200～201页。
[18]回鹘文《阿毘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和《华严经》在翻译风格的最大特点是，译文中不允许出现增词、删减、合并和解释性补注语等翻译手段，这一点与回鹘文《金光明经》《玄赞》形成鲜明区别。关于回鹘文《阿毘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和《华严经》的翻译特点，参见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安藏·ウイグル語訳<華厳経>の翻訳法について》，《囯語囯文》2015年第84卷（第5号），第1～21页。
[19]百済康義：《ウイグル訳〈妙法蓮華経玄賛〉》（1），第56页。
[20] Ceval Kaya，Uygurca Altun Yaruk：Giriş，Metin ve Dizin，p.240.
[21]百済康義：《ウイグル訳〈妙法蓮華経玄賛〉》（1），第56页。
[22] Kitsudō Kōichi，“Teachings of the Consciousness Only Inserted in the Chapter 6，Book 4 of the Altun Yaruk Sudur”，In Zekine Özertural / Gökhan Şilfeler (eds.)，Unter dem Bodhi-Baum：Festschrift für Klaus Röhrborn anlässlich des 80，Geburtstags，Göttingen，2019，pp.187-196.
[23]从整体看，回鹘文《玄奘传》在佛教术语和语句表达上不完全一致，据此有学者提出，《玄奘传》并非胜光一人之译作，更可能是胜光团队的翻译成果。详见Klaus Röhrborn，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VIII.Nach der Handschrift von Paris，Peking und St.Petersburg sowie nach dem Transkript von A.von Gabain hrsg.，übersetzt und kommentiert，Wiesbaden，1996，p.2.
[24] Peter Zieme，Uighur Versions of the Lotus Sutr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Avalokiteśvara’s Transformation Bodies，ユラシア古語文献の文献学的研究 Newsletter No.13，2005/9/22，pp.3-4.
[25]森安孝夫：《元代ウイグル仏教徒の一書簡——敦煌出土ウイグル語文献補遺》，《内陸アジア·西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山川出版社，1983年，第220～224页。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编校：杨春红
审校：王文洲
审核：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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