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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历史上的藏书家族
文 | 刘安定
晚清以来，湘潭、湘乡一带人才崛起，特别是文化世家耀人夺目，成为一个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化现象。清朝满族统治者也比较重视文化教育的功能，提倡汉族传统文化，崇尚儒学，扩大开科取士，以最大限度笼络知识分子。于是，私人收集古籍、整理经典、校勘书目、刊印书本、珍藏图书之风开始兴盛。各种各样的书斋、藏书楼出现在城乡各地，湘潭、湘乡尤多大家。
齐白石曾在其《甘吉藏书图》中题写有一诗：“亲题卷目未模糊，甘吉楼中与蠹居。此日开函挥泪读，几人不负父遗书。”藏书，就是为了读书，为了留与子孙，世代传承。因为有藏书，文化世家也才有可能产生。这里，简略地介绍一下湘潭、湘乡一带的藏书大家族和藏书人物。
最有影响的当属曾国藩，他藏书始于道光十六年，即金陵“典衣借钱买书”。那年因会试落第回家，路过金陵，在书肆看中《二十三史》，为之心动，却又无钱购买，便典当随身衣物，又向同乡易作梅借钱，终将此书购回。后来当京官时，又常利用“公余之暇，去琉璃厂遍访书肆搜寻书籍”。还经常接受文友馈赠，以互赠或交换的方式来收藏书籍、字画等。据曾国藩日记载，从咸丰末年以后，他收到的赠书赠画达30多批次，计600余种，并多为名人所作。曾国藩很重视省志、县志的收集，凡他做过官的地方，省、县志大都被收藏进来。仅其母去世时，由其子曾纪泽从京城家中一次性带回的地方志就有18省部之多。书多了，曾府就开始营建藏书楼。1865年，曾国藩令其子将金陵家中的77箱书籍档案运回湘乡（曾国藩故居今属双峰），此时家中文案、书籍堆积如山，纪泽立即禀告父亲：“惟书籍一时难以料检，宅中无宽屋大楼便于藏庋之所……”曾国藩即回信，强调“家中造楼藏书，本系应办之事”。在当时土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藏书楼建设工程共花费七千块银洋。曾氏藏书楼建成后总名富厚堂，有专人管理，藏书数量达三十万卷。这些藏书，一部分由曾宝荪、曾约农带去了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一部分于1950年由湖南省文管会封存，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和湖南图书馆，也有一部分流失民间或损毁，所幸精华部分都还存世。
△富厚堂藏书楼
曾国藩的亲家袁芳瑛，也是一位全国有名的大藏书家。袁芳瑛（1814—1859），字漱六，湘潭姜畲骑头湾人，藏书处名“卧雪庐”。他与浙江朱学勤、广东丁日昌，并称咸丰时三大藏书家。同为清末藏书家的叶昌炽曾写道：“袁漱六藏书之富，恬裕、皕宋楼、海源三家皆不能及。”这是极高的评价，足见袁芳瑛藏书之富。袁芳瑛幼而好学，他的舅父石承藻中过探花，袁芳瑛曾遍览舅父家的藏书。袁芳瑛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十余年，读抄内府藏书，并去厂肆搜求，获得一批内府散佚出的四库馆底本、稿本和善本。他尤其喜欢收集考据不同版本书的异同，收明代以前《史记》多达三十余种。每得一善本，他便手校标目，不断积累，对版本校勘最有研究。可惜的是，袁芳瑛去世后，其子袁秉桢不能继承父业，对这些书，于长沙堆置五间楼房，积年不问。袁秉桢后来挥霍无度，变卖藏书，这些书大都被其他藏家购去。值得庆幸的是，有一位同宗族后辈袁思亮也收集保留了不少袁氏藏书，于是便有了后来的雪松书屋。
△《绛云楼书目》袁芳瑛旧藏
湘潭叶德辉也是一位大藏书家，有“藏书第一人”之称。叶原籍江苏，先世经商来湘，居长沙，入籍湘潭。清光绪十八年中进士后授吏部主事，两年后即请假归居长沙，以著述、刻书为事。思想守旧，1927年被国民革命权力机构处决。叶德辉在经学、金石、文字学、史学及辑佚校勘学等方面都有精湛研究，尤以目录版本学为最著。叶德辉被逮时，章太炎等曾奔走呼吁，称“湖南不可杀叶某，杀之则读书种子绝矣”。叶德辉与何绍基、袁芳瑛、方功惠并称为湖南四大藏书家。据其弟子称“叶师藏书约三十五万卷”，有藏书楼“观古堂”“丽廔”“郋园”，与傅增湘有“北傅南叶”之称。叶氏卒后，其书由当时省农会秘书长柳直荀提议没收拨归省立中山图书馆（即今湖南图书馆）所有，其宅观古堂也收为馆址。后因“马日事变”，其事不了了之。书仍由其子叶启倬收回，然而当时藏书已损失不少。1929年间，被其贩卖，散失大半，少数归其侄叶启勋、叶启发所有。
受伯父叶德辉熏陶，叶氏启蕃、启勋、启发三兄弟均酷爱藏书，三人经常出入旧书肆，收得散出善本多种，藏书达十余万卷。
湘乡还有个大藏书家王礼培（1864—1943），人称“藏书第二人”，仅次于叶德辉。先后藏书十余万卷。他是湘军名将王錱的侄孙，曾任湖南船山学社董事长。他的藏书得益于家族传统，是位学者型的藏书家，购书、藏书的目的是读书、校书。
以上人物都是享誉全国的著名藏书家，湘潭历史上还有清乾隆进士刘亨地（1734-1777）、嘉庆初举人翁世璠、“国朝经师”罗汝怀（1804—1880）、晚清两广总督袁树勋及其子袁思亮等都富有大量藏书。落籍湘潭的江西盐商巨头萧怡丰商号萧家藏书也不少。民国船山学社社长周逸 (1877—1969)将船山学社所有书籍、档案交中山图书馆（即湖南图书馆），为公藏图书作出了贡献。
湘乡历史上的藏书家还有蒋德钧（1852—1937），从事实业，民国后隐居乡里，家藏图书四万余册，设“湘乡蒋氏双鱼堂公益图书馆”于谷水桑榆堂。光绪进士李希圣（1864—1905），也是藏书大家。光绪进士陈毅（1871—1929）藏书达三十余万卷，于天津辟有藏书楼“阙慎室”。这些先贤都值得深入研究。
这些私人藏书家穷一己之力进行文献图书的整理收集，致力于文化学术的传承，其影响自然是深远重大的。读书、校书、印书、藏书之风在湖湘大地兴起。对读书人的尊重，使得一乡风气大变，人人思谋读书改变命运，关心时局，经世致用，让发源于湘潭的湖湘学派得以继承和发扬光大。如《船山全书》，一百多年不显，因曾国藩兄弟的刊刻，遂使船山之学昭彰于世。一时天下瞩目湖南，近百年湖南学风突破闭塞，影响全国，更导致湖湘近代人才鼎盛，思潮喷发。
但也限于时代扰攘，私家藏书缺乏严格的组织管理，世道多变，私人藏书易散佚，能延续几代的微乎其微，或是毁于火，或是鬻及人，或是子孙不肖，导致衰败。所幸受西方“公藏”的影响，再加上湘潭开放的藏书观念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责任心，公立图书馆开办，许多私家藏书最后转到公藏，文脉也就得以传承发展。
编辑丨胡歆宸
审核 | 翁灵娜 刘义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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