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甘德和石申，估计九成以上中国人都不清楚。
有的人也许会说，什么甘德？甘地、甘蔗倒是听过，甘德没听过。
同样，石申亦是如此。
知道石敬塘这个“儿皇帝”的人肯定比石申多。
甘德和石申，其实都是战国时期杰出的天文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这是华夏历史上、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没有之一。
正因为如此，《甘石星经》后来入选了中国世界纪录协会，成为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它的神奇之处，乃至于带给后人的震撼，也许与西方相比，经过现代科技验证，方能深刻理解。
战国时，齐国人甘德（甘文卿，一般史书称之为甘公，一说是楚国或鲁国人）写了一本《天文星占》通篇共八卷；魏国人石申（又称石申夫或石申父），著《天文》一书八卷。
上述两部著作被后世合为一部，称为《甘石星经》。
根据《史记·天官书》记载，甘德是齐人，而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却说他是鲁人，《史记正义》还说甘德是楚人，以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说甘德是楚人。
石申是魏国人，对此并无争议。不过，他的名字却有石申和石申夫两种说法，经后人考证，确认为石申夫。
甘德和石申夫曾在书中提到赵燕之战，鲁楚之争，据此推断，甘、石的著作时代大致在周烈王元年（前375年）至周显王十九年（前350年）之间。生平事迹暂不可考。
在华夏历史上，能称之为“经”的书可不多。因为所谓“经”便是经典的“经”，普通著作是断不可随意称作“经”的。
尽管甘德和石申二人著作之时，彼此都很谦虚，谁也没有在书名后加上“经”这个字，但是鉴于这两本著作的深远意义，后人将之合在一起，誉之为“经”。
这是因为成百上千后，人们发现，世间所有同类著作，竟然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超过甘德和石申二人的大作，故此，为书封神，奉之为千年难出的“经典”。
那么，这两位神级天文学家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世界级卓越成就，以致于令后世如此膜拜呢？
原来，在战国时，他们就观测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发现总结了这五大行星出没的规律。
《甘石星经》书中记录的恒星就有800多个，测定并精密记录下了黄道附近120颗恒星的方位，以及这些恒星距离北极的度数。
经过长期观测，详细考核，石申测出恒星138座，共810颗，其中流传至今的石申确定的恒星坐标位置只有121颗，其余部分已经失传。
即使以现在的观察结果来比对，仍然是相当准确的。
而且， 石氏星表对恒星位置的描述，居然采用了赤道坐标，——这说明我国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在天文观测上应用了比较先进的赤道坐标系统。
甘德、石申所测定的恒星记录（包括二十八星宿），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这是世界级的贡献。
所谓星表，就是把测量出的若干恒星的坐标等加以汇编而成，这是古代天体测量工作的基础。因为测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和运动，都要用到其中二十八宿距度（本宿距星和下宿距星之间的赤经差叫距度）的数据，——这也是中国天文历法中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
对天上星辰掌握得越多、测量得越精准，通过它们就越能精准地分析太阳与月亮变化，由此，制定的历法也就愈发精确。
由于石申绘制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因此他也被誉为“世界星表之父”。
秦始皇造郦山陵墓、汉惠帝重修长乐宫、西汉陵墓壁画的星象图，以及河南洛阳西北郊西汉墓中的壁画天文图等等，全都借鉴了这本书中对星空的准确描述和记载。
《甘石星经》书中卷二十三摘有甘德对木星的一段论述，言木星“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
根据科学家席宗泽的研究证明，这颗小赤星就是木星的三号卫星，即木卫三，也就是说，甘德在战国时就已经发现了木卫三。这一发现比意大利伽利略、德国麦依耳的同一发现，早了将近2000年。
要知道，伽利略那个时候，已经有了望远镜，他们是拿着望远镜才发现木卫三的，而战国时，甘德可没有什么望远镜。
这才是最令人震惊的地方。
甘德还建立了行星会合周期的概念，并且测得了木星、金星和水星的比较准确的会合周期值，其中木星的会合周期为400日，比真值398.9日只差1.1日。
甘德指出木星和水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见伏（不见）的日数，以及金星在一个会合周内顺行逆行和伏的日数，而且明确指出了在不同的会合周期中这些日数可能在一定幅度内变化的现象。虽然此等描述从定量的角度来看稍显粗疏，但却为后世传统的行星位置计算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此外，甘德和石申都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现象，二人把行星从顺行到逆行、再到顺行的视运动轨迹，十分形象地描述为“已”字形。
石申还发现日月食是天体相互掩盖的现象，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
正是由于石申在天文学方面的开创性工作，以及对后世深远的影响，月球背面西北隅，在北极圈附近的一座古老大撞击坑（约形成于39.2-38.5亿年前的酒海纪），1970年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同意，被正式命名为石申环形山（Shi Shen），象征着他仰望星空、追寻北极附近恒星的成就。
月球背面的环形山名称，都是使用已故世界级科学家的姓名命名的，迄今为止，有五位中国人，除了石申外，其他四位分别是：祖冲之、张衡、郭守敬、万户（明朝人，世界航天梦想第一人）。
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月、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都要用到2000多年前的《甘石星经》中的数据，其作用和地位不言而喻。
可惜，《甘石星经》原本已佚，幸运的是，唐代《开元占经》一书卷65至卷70中，还保存有不少《甘石星经》 中的资料。
眼见华夏古代天文学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西方坐不住了，他们在18-19世纪不断编造伪史，试图力压中国一头，然后凭借自己掌控的话语权和舆论，让后世的中国人对先祖逐渐失去认知。
西方弄出了一个巴比伦文明，又根据近代天文学知识制作了一个星表，说这是西元前1800年的巴比伦星表，比华夏的还要早（潜台词，你们没什么好嘚瑟的）。
可是，古巴比伦是伪史啊，是在斯卡利杰参照中华文明时间序列、创立西方历史的编年体系上结出的假果子啊！
在国际天文学界，几乎是没有人认可的。
关于巴比伦故事的诞生背景如下：
卫匡国之前，西方也有所谓的历史书，但丝毫没有说服力，完全不具备权威性，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时间混乱，没有时间概念，还常常自相矛盾。
例如，安尼乌斯（Annius of Viterbo , 1432—1502）虚构的古埃及、巴比伦和腓尼基等都是长达几万、几十万年，同时《耶经》却说整个世界“创世纪”发生在六千年前。
就算是这创世纪的六千年，也是瞎扯出来的。
把神话和历史混杂在一起、再铁口断言，这是17世纪欧洲传教士们一贯的作风。17世纪英国大主教厄谢尔当时搞了一份年历，认定上帝造人这事儿是公元前4004年发生的。牛津大学有个副校长莱特富特更牛，说是经过他的细心考证，上帝造人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点整。
好，就算这六千年是“真”的，那么按照这个逻辑，既然六千年前才诞生人类，请问巴比伦的几十万年怎么来的？
斯卡利杰参照中华文明的时间序列，创立了西方历史的编年体系，其总纲为“耶经编年”，由它衍生出日后如雷贯耳的西方古典文明，即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古巴比伦。
当年，编造历史时，关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只创造性地编出了巴比伦的故事，至于什么赫梯文明、亚述文明和苏美尔文明，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详见：一本《中国上古史》居然颠覆西方创世说、时空观、教会神权，掀起启蒙运动，迫使其历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理，珂雪神父伪造了古埃及学说（华夏文明西来说，即来自古埃及），古埃及文明也是伪造的，连牛顿、莱布尼茨都不相信。
然后，西方造假时又弄出了欧洲第一个恒星表，即古希腊伊巴谷的星表。可是仔细一算时间，居然被《甘石星经》晚了大约200年。
数学不好，是不可能有什么先进的天文知识的，因为数学是从天文观测中诞生的。彼时彼刻，西方连时间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何来高深的天文学知识？
但是，西方不肯轻易低头，又连续搞出了哥白尼和伽利略的故事，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满世界推广。
西方说：尼古拉·哥白尼（拉丁语：Nicolaus Copernicus，40岁时提出了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他的伟大著作《天球运行论》。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他用毕生的精力去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可是，人们惊异地发现，历史上的哥白尼不是一位职业的天文学家，他的成名巨著《天体运行轨道》居然是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哥白尼大学期间攻读的是法律、医学和神学，而他人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费劳恩译格大教堂任职当一名教士，同时他还是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由于医术高明而被人们誉名为“神医”。【其实，西方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医学的，连教皇都在靠摸头治病，一年摸头一两次】
伏尔泰说500年前欧洲无人识字，哥白尼的时代，真实的拉丁文尚未形成书面文字体系，只是鄙陋不堪的口语，真不知到哥白尼怎么写出的《天体运行轨道》？用死后才刚刚诞生的拉丁文吗？
根据诸玄识等学者的考证，格列历抄袭了郭守敬的《授时历》，哥白尼日心说也来源于《授时历》 。
现行西历源于授时历：
我们可以这样推断「公历、公元」的缘起，即：斯卡利杰掌握了〖授时历〗或以它为核心的中国历法和天文知识、以及编年时序与天干地支（计算方法），由此编造出来〖儒略历〗（改变一下起始日期而已），它就是「古罗马〖儒略历〗」，或是其原型。
进而，基于〖儒略历〗的「公历」——〖格里高利历〗——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那应该是在斯卡利杰的门徒佩塔维斯根据中国的相关资料编造出「公元」（公元前）之后，即在17世纪中叶以后，〖格里高利历〗才出现（被冠名于先前的教皇「格里高利」）。
欧洲各国通用它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
详见：《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古今西方『复制中国』考论》第6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
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也脱胎于《授时历》
哥白尼“日心说”抄袭雷乔蒙塔纳斯的著作，而雷乔蒙塔纳斯的知识来源为元朝的〖授时历〗，时间为1504年。
地点：意大利的波隆那[意大利城市，位于北部波河与亚平宁山脉之间，也是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罗马涅的首府。
事件：哥白尼获得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天文学概要》
来历：雷乔蒙塔纳斯的《星历表》和《概要》抄袭了郑和的〖星历表〗
源头：郑和的〖星历表〗以郭守敬的〖授时历〗为基础
详见董并生著《虚构的古希腊文明——西方『古典历史』辨伪》第456-458页，山西人民出版2015年6月第1版
须知，欧洲第一个天文台是巴黎天文台，于1667年开始施工建设，1671年才完工，首任台长是法国著名天文学家卡西尼。
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是于1675年8月10日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皇家格林尼治花园奠基，开始建设，若干年后才竣工，又若干年后，天文观测设备到位，才开始使用。
没有系统的书面文字，没有一代代的天文观测数据，甚至没有天文台和相关设施，西方就宣称突然有了伟大的天文成就，这可能吗？
支持西方的人肯定会反过来质疑，那石申没有天文设备，他怎么就能发现木卫三？
真是个好问题。
不过，石申可不是没有天文观测设备，否则，就无法精确测量恒星的位置，并一一标注“度数”了。
而且，华夏自古以来就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的天道民族，是真正仰望星空的族群，是有悠久的历史传承的。
石申的成就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建立在无数先辈的积累之上。
占卜在距今大约9000年前的贾湖遗址时就有了，恰好与天文观测同时出现。占星术，用天上的星星为世上的人和事做预测，这格局气魄是何等的大，当然，也只有在天文观测异常发达、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念的中国才能产生。
圭表是中国古代观测天象的仪器，圭表测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主要观测手段之一
与西方考古和文献难以互相印证不同，中国很多考古发现都能与史书互相印证，先秦史书上有“北斗九星”之说，与双槐树遗址的发现互相印证；文献中有帝尧首开制作历法的记载，又与陶氏遗址在时间上十分契合。
河南巩义距今5300年的双槐树遗址中，考古发现九个陶罐摆出来的“北斗九星图”，与如今“北斗七星”说法不太相同，学者分析可能其中两颗属于超新星爆发，被古人观测到了。
山西临汾距今4000余年的陶寺遗址中，考古发现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学者分析可能是帝尧时期的产物。
根据圭表测影原理复原的陶寺观象台
陶寺古观象台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遗址，距今约有4700年的历史。陶寺古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会末期。
它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从观测点通过土柱狭缝观测塔尔山日出方位，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耕。
商朝时期，学者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分析认为商朝采用“干支纪日法”，即将天干地支互相结合纪年、纪月、纪日，商朝大月30天、小月29天，甚至还有一年13个月（闰月）的记载，都说明了商朝天文学的发达程度。
商代纪年文字资料：纪日甲骨，干支纪日；纪月甲骨，数字纪月；纪年铭文，年称为“祀”
在长达数千年积累的基础上，春秋末至战国时期，中国人确定了回归年长为365.25日，以石申为代表的一批天文学家将西周的太阴历与太阳历合二为一，创立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学历法——四分历。
所谓四分历，是回归年长度的小数，正好把一日四分，所以古称“四分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分别使用的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即人们所统称的古六历，其实都是四分历。
万年前产生的天文观测习惯，一直延续了下来，且从未断绝。
先秦青铜器数以十万计，有铭文的青铜器数以万计，但是王年、月份、月相词语和干支四要素齐全的铭文寥寥无几，仅发现70余篇，弥足珍贵
三国时，陈卓绘制了一张有283组1464颗星的全天星图，这是前人数千年来的劳动结晶
关于天文观测设备：
除了常见的圭表外，还有鲜为人知的二十八宿圆盘（圆仪）。
西汉这种二十八宿圆盘（圆仪），是一个赤道观测系统，可以用于天体赤道经度的测量，该系统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影响。
赤道系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一个重要发现，从西汉时期的圆仪、浑仪到后来的简仪，中国古代天文观测仪器用的都是赤道系统。
地球自转时，相较于黄道系统在天球上的方位时刻都在变化，赤道方位保持不变，使用起来稳定又简便，还方便加载自动装置，可以实现对天体的自动跟踪。
直到17世纪，西方有天文台以后，才意识到赤道坐标系有这种好处，于是开始在天文仪器上开始使用赤道坐标系。
关于观象台：
目前，古籍中留下明确记录的第一个观象台，位于东晋初后赵。后赵是羯族石勒于公元 319年在今河北南部建立的政权，石勒的从子石季龙于晋咸康年间（335～342年）在襄国与邺两地大兴土木，其中便有一个形式考究、十分豪华的观象台，内部配备有相应的天文仪器。
隋朝，观象台谓之灵台。隋炀帝“遣宫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别诏袁充，教以星气，业成者进内，以参占验云。”即隋炀帝杨广选派40名宫人，交给袁充，由他在灵台教授其观测天象。
唐朝，设司天台，内有灵台。乾元元年(758年)三月十九日，“改太史监为司天台，改置官署，置于永宁坊东南角，内有灵台。”
宋、金之际，“灵台”改称为“司天台”，台上“有仪器，始于金，成于元”。这里说的仪器，是指南宋初年邵谔主持制造的浑仪，赵构将浑仪放于自己行宫当中“以测天象”。
元朝，“司天台”改称“舞台”。（怎么有种跌入凡尘，成为庸脂俗粉的感觉？）
登封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由天文学家郭守敬于至元十三年至至元十七年（1276—1280年）主持建造。
整个观星台是一座依照“圭表”放大的建筑，由盘旋踏道环绕的台体和自台北壁凹槽内向北平铺的石圭两个部分组成。
台体呈方形覆斗状，四壁用水磨砖砌成。观星台北侧的石圭则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所以又称“量天尺”。
明清时，“舞台”名称又赶紧改了回来，恢复了应有的严肃性，谓之“观象台”。
北京古观象台始建于明朝正统年间（1442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
它以建筑完整、仪器精美、历史悠久闻名于世，从明正统初年到1929年止，北京古观象台从事天文观测近500年的历史。
再看考古发现与流传后世的天文学著作，真是璨若星河：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五星占》和《天文气象杂占》。
《五星占》给出了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的70年间，木星、土星和金星的位置表和它们在一个会合周期的动态表。
《天文气象杂占》出现了29幅彗星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文资料。图中详细绘出了彗头和彗尾的形状，并在图下注出了相应的名称，共计18种。
西汉时，中国传统星占术体系已告大成。
各种天文历法著作数目繁多，仅《汉书•艺文志》就列有21家，450卷，还不包括前面提到的出土的星占著作。
东汉以后，占星术进一步发展，《隋书•经籍志》中所列的星占著作已达80余家，670多卷。从唐代开始，又出现了《乙巳占》、《开元占经》、《景佑干象新书》、《干象通鉴》等大型星占著作，至于小型著作更是不计其数。
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收集了大量前人和当时的天文资料，尤其是关于星座位置、天象记录等方面有极高价值。
例如：
唐李淳风的《乙巳占》中保存了他的《历象志》和《乙巳元历》两部已佚著作中的许多内容；
唐宋之间的《观象玩占》中的一幅全天盖天式星图反映了唐末星图水平及星官制度；
北周庾季才编、北宋王安礼重修的《灵台秘苑》保存了北宋皇佑年间(公元1049—1054年)恒星测量时编制的一份星表；
北宋杨惟德的《景佑干象新书》及南宋李季的《干象通鉴》中保存了景佑年间(公元1034—1038年)杨惟德对周天恒星位置的测量结果，成为探讨宋代恒星观测水平不可缺少的文献。
最著名、保存资料最丰富的星占著作是唐代的《开元占经》。
华夏历史上的天文工作者：
自古以来，华夏古代天文学繁荣发达，诞生了数不胜数的天文大家。
伏羲，羲和，阏伯，周公，甘德，石申，巫咸，唐都，落下闳，邓平，司马迁，贾逵，张衡，陈卓，祖冲之，李淳风，一行，苏颂，郭守敬……
不胜枚举。
这些是出了名的，还不包括成千上万的普通天文工作者。例如，天宝元年，唐代司天台就有二百二十多人。
天宝元年，太史局复为监，自是不隶秘书省。干元元年，曰司天台。艺术人韩颍、刘烜建议改令为监，置通玄院及主簿，置五官监候及五官礼生十五人，掌布诸坛神位，五官楷书手五人，掌写御书。有令史五人，天文观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历生五十五人。
初，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历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司辰师五人，正九品下，装书历生五人。
历朝历代，从事天文观测的人都不在少数，且有据可考。
综上所述，古希腊是最会仰望星空的文明？
不不，华夏才是。
除此之外，关于甘德、石申在战国时另一“身份”，也同样值得关注。这个事情，很少有人注意到。
春秋战国时，道裂为百（王子朝奔楚事件，导致周王室典籍散落民间，知识扩散下沉），因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是“诸子”和“百家”之合称，“百家”是指先秦时期的各个学术流派，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等，而“诸子”是指这些学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先秦时期将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被尊称为“子”），如孔子、老子、墨子、李子等。
虽然诸子百家流派众多，但总结归纳起来，能真正算得上承继自先秦的大略有十三家，即班固在《汉书》中所言：
九流十派 + 三大家。
班固在《汉书》中将先秦诸子归纳为十大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其中，每一大家又分为诸多家，分别对其学术思想进行阐释，比如儒家，共有五十三家，道家，共有三十七家。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义、礼、智、信”；人物以孔子、孟子为代表，共有五十三家；著作以“四书”、“五经”为代表，共八百三十六篇。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自化”；人物以老子、庄子为代表，共三十七家；著作以《道德经》、《庄子》为代表，共九百九十三篇。
阴阳家的主导思想是”阴阳五行“；人物以邹衍为代表，共二十一家；著作以《邹子》为代表，共三百六十九篇。
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其核心在于“信赏必罚”，其目的在于“以辅礼制”；人物以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为代表，共十家；著作以《商君书》、《韩非子》为代表，共二百一十七篇。
名家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人物以邓析、惠施为代表，共七家；著作以《邓析》、《惠子》为代表，共三十六篇。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节用”、“明鬼”、“天志”；人物以墨翟、禽滑厘为代表，共六家；著作以《墨子》为代表，共八十六篇。
纵横家的核心思想是“合纵”、“连横”，“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崇尚权谋策略和言谈技巧；人物以苏秦、张仪为代表，共十二家；著作以《苏子》、《张子》为代表，共一百零七篇。
杂家博采各家学术之长，主张“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人物以吕不韦、刘安为代表，共二十家；著作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为代表，共四百零三篇。
农家主张“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人物以许行为代表，共九家；著作以《神农》、《野老》为代表，共一百一十四篇。
小说家以采集“街谈巷语”、“四方风俗”为任；人物以虞初为代表，共十五家；著作以《虞初周说》为代表，共一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虽然也自成一家，但却被认为是不入流者，故有“九流十家”之说，即十家之中入流者只有九家。
九流十家，总计189家，著作共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除了“九流十家”，此外还有兵家、数术家、方技家也被认为是先秦诸子，共计十三家。
兵家主要研究战争规律，“明兵之重”，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人物以孙武、孙膑为代表，共五十三家；著作以《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为代表，共七百九十篇。
数术家主要研究具有实际功效的技术，分为“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派；人物以甘公、石申最为著名，共一百九十家；著作以《山海经》为代表，共二千五百二十八卷。
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汉书·艺文志》
方技家主要研究养生和医药，“生生之具”，特点是“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人物以岐伯、扁鹊为代表，共三十六家；著作以《黄帝内经》、《难经》为代表，共八百六十八卷。
十三家总计四百六十八家，著作共计八千五百一十篇。
这个家、那个家那么多，甘德和石申究竟属于什么家呢？
答案是：数术家。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
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
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春秋时鲁有梓慎，郑有裨灶，晋有卜偃，宋有子韦。六国时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汉有唐都，庶得粗觕。盖有因而成易，无因而成难，故因旧书以序数术为六种。
华夏文明，仰观天文，仿照天道，以天文定人文、定社会体系，所有思想体系，都是以天文星象为基础架构。如果不是以星象学为基础，就不是正统的华夏思想。
华夏敬天法祖，一敬天地、二敬祖宗，先学天文历法、再学地理堪舆，最后认识社会，识人辨物。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时，其体系建设的基础便是邵庸的天文理论，特设极殿。邵康节的极经世书，亦是万年历法，数学建模为：
1会＝10800年
1元＝12会＝129600年
历史，历为时间，史为人事，古人谓之春秋，因春分和秋分这两日昼夜均等，寓意客观公正、不偏不倚。
邵雍之历史著作深刻地体现了人类历史乃至宇宙历史遵循定数发展的基本规律。
古时，天文是殿堂级高级学问，属于核心机密。庶人只能接触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等算书十经这些外学。
王子朝奔楚事件后，周王室典籍散落民间，知识逐渐扩散开来。在深奥的天文知识向下传播时，逐渐发展出了奇门遁甲、紫微体系等等学说。
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三十中说：
“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后世文人学土，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这一方面反映了古人的天文学素养，另一方面反映了传承之势日渐衰微。
不论如何，于这一纪人类文明而言，华夏都是名副其实的天道民族，且是唯一的天道民族。
在望尽西方伪史之天涯路后，特别赞同这段话：
华夏生来就是大国，骨子中自带骄傲，是东方文明的唯一代表。要走的路，从来都是登临顶峰，而不是跪地求饶。一个几千年前就统一疆土延续至今的国家，除了登顶，永远没有第二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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