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傅里叶”的大名，相信很多理工科大学生，一定会浑身发抖、血液凝固……
因为，在理工科大学生的“恐惧排行榜”中，傅里叶往往稳居前三。
在他们最深恶痛绝的专业课中，“傅里叶”这三个字频频出现，堪比“灭绝师太”：什么傅里叶变换、傅里叶积分、傅里叶级数、傅里叶分析……
每一个都会让人在极度痛苦中抓狂！
放心，今天咱们不是来说这些令人无比痛苦的公式的，而是戳穿傅里叶这个纸老虎的小把戏。
不用管公式多么复杂，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只要直观地感知一下傅里叶大致是个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比如，在演奏者的视野里，五线谱是这样的：
在数学家的眼里，频域中的这段音乐却是这样的：
正弦波累加成矩形波
正弦波是一个圆周运动在一条直线上的投影，频域的基本单元可以理解为一个始终在旋转的圆
非理工科的小伙伴只要能直观的感受这些是弯弯曲曲的曲线就行了。其实，研究这些“曲线”的就是傅里叶级数。
西方宣称，上述这些伟大的数学研究成果出自一个举世闻名的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傅里叶（傅立叶），全名是让·巴普蒂斯·约瑟夫·傅里叶（Baron Jean Baptiste Joseph Fourier）。
傅里叶9岁双亲亡故，是一个孤儿，被当地的一个主教收养，并于1780年以教会名义送入镇上的军校就读（居然不去免费的教会学校，而送去军校）。
父母双亡不可考，是个“横空出世”的天才。
然而，在研究康熙朝法国入华传教士时，有一个有些特别的耶稣会士进入了视野。
此人名叫傅圣泽（Jean-FranÇois Foucquet，让·弗朗索瓦·富凯，1663-1739），傅圣泽与后来的傅里叶不会有什么关系吧？
而且，傅里叶姓名中有个Joseph（ph发F的音），即Josef，傅圣泽的姓名又被拼写成（Joannes F. Fovicquet），Joannes F连在一起读，按明清传教士的发音，两个nn是可以弱读不发音的，所以，二者发音相同。
此外，两者的名字中居然都有Jean，而且一个叫Fourier，一个叫Foucquet，若恢复明清传教士发音，Fourier和Foucquet竟然高度相似。
是的，也许你已经意识到了，傅圣泽神甫的笔名就是“傅里叶”。
傅圣泽于1699年来华，1720年返回欧洲，在中国总共生活了21年。
关于在华活动情况，费赖之有这么一段话：
“圣泽甫莅中国，即传教福建，然无所定所。1702年诸道长谴之至江西之南昌、抚州。圣泽初至抚州，仅有教民百人，逾年其数倍增。考试年士子集州城，多有访问圣泽者，圣泽常集士子多人为之讲说教义，并以前辈教师所撰之书籍赠之。”
傅圣泽曾被康熙宣召入宫，与另一法国传教士白晋一起研究《易经》。
来华后，傅圣泽先在江西传教。由于他和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都是法国人，且关系良好，因此，经白晋举荐，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入宫，一起研究《易经》。
“臣傅圣泽在江西聆听圣旨，命臣进京相助臣白晋同草《易经》稿。臣自愧浅陋，感激无尽。因前病甚弱，不能陆路起程，抚院钦旨即备船只，诸凡供应，如陆路速行于六月二十三日抵京。臣心即欲趋赴行宫，恭请皇上万安，奈受暑气，不能如愿，惟仰赖皇上洪福，望不日臣躯复旧，同臣白晋竭尽微力草《易经》稿数篇，候圣驾回京恭呈御览。”
白晋是首批来华的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和张诚（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一起留在北京在宫中为康熙服务，深得康熙宠爱。
两人在研究《易经》的过程中，康熙对其研究情况十分关心，多次询问此事。
“初六日，奉旨问‘白晋所译《易经》如何了？钦此。”
《易经》为六经之首，作为外国传教士，要想读懂并非易事。白晋在回给康熙的奏书中道出其苦衷，并说明他和傅圣泽在努力研读《易经》。
“臣蒙旨问及，但臣系外国愚儒，不通中国文义。
凡中国文章，理微深奥，难以洞撤，况《易经》又系中国书内更为深奥者，臣等来中国，因不通中国言语，学习汉字文义，欲知中国言语之意，今蒙皇上问及所学《易经》如何了，臣等愚昧无知，倘圣恩不弃鄙陋，假年月，容臣白晋同傅圣泽细加考究，倘有所得，再呈御览，求圣恩教导，谨此奏闻。”
康熙对白晋和傅圣泽的《易经》研究抓得很紧，传教士们几乎跟不上他的要求和期望。因此，康熙还对白晋、傅圣泽研究《易经》加以具体指导，告诫他们如何读书。
“王道化回奏‘今现在解算法统宗之九攒九图，聚六图等，因具奏。
’上御‘这几个月不曾讲《易经》，无有闲着，因查《律吕根原》，今将黄钟等《阴阳十二律》之尺寸积数，整音半音，三分损益之理。即如萧笛，琵琶，弦子等类，虽是玩戏之小乐器，即损益之理也。查其根源，亦无不本于黄钟所出。
白晋释《易经》，必将诸书俱看，方可以考验。若以为不同道，则不看，自己出意敷衍，恐正书不能完，即如邵康节，乃深明易理者，其所占验，乃门人所记，非康节本旨，若不即其数之精微，以考查，则无所倚，何以为凭据。
尔可对白晋说：‘必将古书细心较阅，不可因其不同道则不看，所译之书，何时能玩？必当玩了才是。钦此’。”
两年后，傅圣泽与白晋在学习理解与认识？《易经》上产生了分歧（梵蒂冈博物馆的一份文献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旨问，臣白晋你的《易经》如何？臣叩首谨奏。臣先所备《易稿》粗疏浅陋，冒渎皇上御览，蒙圣心宏仁宽容，臣感激无极。臣固日久专于《易经》之数管见，若得其头绪尽列之于数图，若止臣一人愚见，如此未敢轻信。
傅圣泽虽与臣所见同，然非我。
皇上天纵聪明，唯一实握大易正学之权，亲加考证，臣所得易数之头绪不敢当，以为皇上若不弃鄙陋，教训引导，宽假日期，则臣二人同专心预备，敬呈御览。”
彼时，白晋将其与傅圣泽的研究分歧奏报康熙，希望由康熙来定夺。
随后，康熙安排傅圣泽从事数学和天文方面的学习与研究。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四月，傅圣泽上奏康熙：
“臣傅圣泽系愚儒，不通中国文义，蒙我皇上洪恩，命臣纂修历法之根，去岁带至热河，躬亲教导，实开茅塞。
《日躔（chán，指天体运行）》已完，今岁若再随驾，必大获益，奈自去口外之后，病体愈弱，前病复发。其头晕头痛，迷若不知，即无精力去。去岁犹有止时，今春更甚，几无宁息，不可以见风日。若再去口外，恐病体难堪，仰且误事。惟仰赖我皇上洪恩，留臣在京，静养病躯。
臣尝试过，在京病发之时少，而且轻，离京则病发之时多，而且重，今求在京，望渐得愈，再尽微力，即速作历法之书，可以速完。草成《月离》，候驾回京，恭呈御览，再求皇上教导。谨此奏闻。康熙五十二年四月。”
傅圣泽病体孱弱，在被康熙安排从事数学、天文的学习与研究外，自己对《易经》的研究并未停止，他在这一段时间仍然写了不少研究《易经》和中国文化的论文。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月十七日，和素在上呈康熙的奏报中提到傅圣泽：
“西洋人吉利安，富生哲（即傅圣泽） ，杨秉义，杜德海将对数表翻译后，起名数表问答，缮于前面，送来一本。据吉里安等曰：我等将此书尽力计算后，翻译完竣，亦不知对错。圣上指教夺定后，我等再陆续计算，翻译具奏，大约能编六七本。”
原来，所谓的对数表居然是傅圣泽这帮翻译团伙于1713年在研究华夏典籍的基础上托名搞出来的！！！
此前，几乎没有人发现这点。
详见：西方十大数学天才神话逐一破灭：对数之父纳皮尔神父也露出了马脚，竟是为哥白尼、开普勒、第谷而生，发明小数点、潜艇、坦克……
且从侧面来了解一下傅圣泽这个神父。
被誉为当代西方最伟大“汉学家”的史景迁著有《胡若望的困惑》一书。根据此书的考证，康熙于1722年驾崩那一年，傅圣泽返回欧洲时，将广州一个名叫胡若望的门房，带到了遥远的巴黎。
胡若望之所以愿意跟着傅圣泽远涉重洋，本是冲着那许诺的20两白银的年俸去的，却不料去了之后，竟被关在疯人院里足足3年，后来才好不容易得到机会返回广州。
为此，胡若望十分困惑：“为什么把我关起来？”
书中提到胡若望出于善心，解下衣服，赠予乞丐，而升任主教的傅圣泽神父却当即火冒三丈，勒令仆人鞭打乞丐并逼着他把衣服还给了胡若望。
胡若望当然很困惑，传教士不是一直自诩为传播福音吗？怎么一个小小的善举都不为呢？
傅圣泽虽然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可他不但完全无法理解胡若望这个中国人，将其种种善举视为“精神病”，而且，居然从未通过在中国的学习获得任何感化，——他只是企图用华夏经典来阐释自己的教义，以便更好地传教，却没有从根本上认同中国文化。
已经成为教徒的胡若望从广州到巴黎，在亲眼见识了欧洲与巴黎的一番真实的光景后，原本无比虔诚的他还要去罗马朝圣，后来，他死活再也不愿意去罗马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先前听传教士们吹嘘的天花乱坠的种种美好，在眼见为实的情景下，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精神世界，都悉数崩塌了、彻底崩塌了。
胡若望消失的那几天，去了哪里呢？
诚如史景迁所揣测的那样，他可能发现了这个城市最落魄、最丑陋的一面……
背景资料：
关于胡若望这个人的详细记载却保存在世界三大档案库里：罗马的梵蒂冈图书馆（ Bibliotheca Apostolica Vaticana ）伦敦的大英图书馆( British Library ）以及巴黎的法国外方传教会档案馆（ Archives Affaires Etrangeres） 。
在梵蒂冈的收藏中，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各类中国文件在一起的，还有一份目前所知仅存的胡若望亲笔信件，是他以中文写给傅圣泽的，日期可由间接证据推算为1725年10月。在广州地区的高阶官员呈交给帝的机密奏折当中（这些奏折皆收藏于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来以影本印行），虽然没有提及胡若望的姓名，却详细记载了他前往欧洲所搭乘的法国舰队在中国的到港与离港状况。
此外，奏折中也记录了有关樊守义( Louis Fan ）的不少信息。樊守义是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比胡若望早十年前往欧洲，并且在胡若望动身前一年回到中国。
关于胡若望在欧洲的这段历史，还有些资料可见于巴黎警政官员与沙朗通（ Charenton ）精神病院先后几位院长的早期档案。这些档案皆保存于巴黎苏比斯府邸（ Palais Soubise ）的法国国家档案馆（French National Archives 1764年发行的新闻报《犹太通讯》( Lettres Juives ）曾经节录胡若望的故事，但内容颇多断章取义之处；后来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里，也根据这则内容不完整的报道而增写成一篇短文。
实际上，傅圣泽退休后，把将近3980种（本）华夏古籍带到了法国，全部捐献给法国皇家图书馆，为法国以至欧洲国家法学者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提供极大方便，并组建了一个庞大的翻译团队。这个团队日夜赶工，在傅圣泽傲慢的白人至上主义下，开始了否定华夏、伪造西方科技的工程。
傅圣泽于1719年写了本《论由尧至秦所谓统治中国的三代》（Memoire sur le systeme des 3. dynasties que I’on pretend avoir gouverne la Chine depuis Yao jusqu’aux Tcin），在这部著作中，他坚持认为，夏商周和秦的历史不存在，拉开了西方否定中国、伪造西方历史的一大序幕。
傅圣泽翻译团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大量的华夏天文学著作翻译后，篡改成西方天文学原创。例如，将中国的黄道十二宫，改成欧洲版的黄道十二宫（动物园十二宫）。
逐步放大，看到了什么？有没有汉字？
照着汉字来翻译，来篡改
而傅里叶就是傅圣泽翻译团队在抄袭、篡改华夏科技经典时虚构出来的笔名。
华夏取类比象，以“象形”之法来学习自然，来看这个电字。
金文的“电”字下部，放大细看
这是电弧的象形。
关于弦弧计算，以及示波器的波长计算：
在夏朝时，示波器的设计原理，如下所示
夏朝数学中， 矢可以表示“弦弧半径”，用现在的语言阐释便是：
反映在电流、电压、电源上
在数学方面，他们是一边翻译抄袭、一边尝试理解，根本没有吃透。
由于急于求成，经常出现学习顺序颠倒的情况，比如，有时先抄了高级内容，最后抄着抄着，才发现低级内容在后面。
如此尴尬的情景，就导致西方数学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现象，他们一时半会儿根本无法搞懂那些公式应该具体应用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只堆砌出了一堆公式，却有很多不知如何运用。
现在的西方数学公式有一大堆，已经超过了十万条（这还不算物理公式、化学公式），遭遇的情形与英语字库一样，内容庞大到可以超过人类记忆的最大载荷。当内容越积越多，后来的很多数学家都不知道前人对某个问题已经有了计算结果，后人而哀后人，最后才发现自己大量时间都浪费在了一些前人已经验证的无效计算上。
华夏数学很早就建立了系统架构思想，所以华夏正统的数学思维是严格将人力计算与工具计算分开，并不断设计革命性的计算工具，这是在统一框架下的两条路。
迄今为止，西方所创造的绝大多数的数理化公式，都来自永乐大典的法、术、式等卷册；西方所有的理工科知识，其基础公式中的定律、定理、方程、假设，几乎全部都能够在永乐大典辑录的各种华夏典籍中找到原来的计算口诀。
不过，西方可能怎么也没有料到，华夏典籍的最高绝学还有门派传承的口诀，而这些口诀通常都是师徒承继，秘不外宣的。
比如，在道家中就有诸多口授秘诀，一旦泄露口诀、手诀，就等同于背叛师门。
西人翻译华夏典籍时，由于缺失了关键的口诀与手诀，所以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许多误解，理解不了，就只能靠猜，如果猜错了，那就让后世在此基础上进行修补，牛顿如此，莱布尼茨如此，傅里叶如此，拉普拉斯如此，欧拉等等，莫不如是。
而后，傅立叶变换现世，拉普拉斯变换问世，而真正的原创，却被掩埋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它们没有喉咙，根本无法发声。
只能在凄凉如水的无边黑夜中留待后世有志之士，去追寻，去探查，去发掘，去整理，方才有重见天日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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