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大额交易，唐朝出现“飞钱”，废除原始币制并诞生了银行业和信用制度。
宋朝在四川诞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并得到官府的大力推广；
元朝，纸币成为通用货币；
明朝建立之初，效仿前朝首先发行大明宝钞。
各朝商业活动繁荣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统一的度量衡。
秦始皇统一天下，完成了全国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这是个历史性的大事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观西洋各国，欧洲完成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是在何时？
答案是：19世纪。
在此之前，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西班牙、德国、比利时、荷兰，走街串巷卖布卖米，商人都得准备好几种尺子和秤杆。
花旗国教授詹姆斯・W.汤普逊著《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云：
“16世纪，流通货币繁杂，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且混乱不堪。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她只有一种货币，而且，除了兰开斯特外，她只有一种度量衡（1390年法案）。
商业活动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统一，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萨同盟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或统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这两种弊端，他去世前四个月（1483年）曾招来一个商人代表团，以谋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国境内建立单一度量衡制和单一流通币’。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时，直到1789年。”
奥尔德在《万物的尺度》（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一书中估计，仅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就至少有25万个不同类型的度量衡单位被人使用。
数字只有在拥有度量衡单位的基础上才有现实意义，若是没有统一的度量衡作为基础，能产生发达的数学吗？
显然不能。
古希腊时代，半岛城邦林立，倘若真的存在数学典籍，那么其中应该使用什么度量衡呢，是雅典的度量衡，斯巴达的度量衡，还是马其顿的度量衡？
翻开徐光启的《几何原本》，这本号称翻译自西方的数学典籍，使用的居然全部都是中国的计量单位。
例如，第五卷：
“以六尺之线比三尺之线。”
1、度量概念
徐光启版《几何原本》第一卷，对“点线面”的定义如下：
第一条定义：“点者无分。无长短、广狭、厚薄。”
点是0维度概念，是空无，是 O 。点与点相加，即空无 + 空无，不可能等于“有”，从而变成一维概念“线”（但是，今日的数学中概念中，是可以点成线的）。
第二条定义：“线有长、无广。”
线（一维概念）有长度，但没有宽度。因此，线只能从长度的角度被度量，不能从宽度的角度被度量。
第五条定义：“面者，只有长有广。”
面只有长宽，没有厚薄（高），属于二维平面的概念。
以上涉及的度量概念，全部沿袭自华夏传统数学典籍。
徐光启也是偷懒，要改不改全，只是把开篇卷首引言部分改了，以为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为了交差，《几何原本》卷首引言对“点线面”的描述做一番修改，以便在传教士那里蒙混过关：
“凡论几何，先从一点始，自点引之为线，线展为面，面积为体。是名三度。”
这就是今日常说的“点成线，线成面，面成体”的来源。
然而，若按第一卷华夏传统定义的二维概念，二维的面是没有厚薄的，没有“厚薄”就不可能累加成为一个三维之体。
此处的定义，有一个暗含的前提，就是其物本身先得是一个三维之体的存在。
这与第一卷中的定义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2、中国传统打击乐器磬（qìng）神奇般出现在《几何原本》中
磬（qìng）：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击乐器，以石或玉制成，形如曲尺，悬于架上，用木槌击奏。
这玩意儿是中国独有的传统乐器，除了华夏，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没有的。
《几何原本》一卷界说三六：
“两余方形任偕一角线方形为磬（qìng）折形……”
第二卷之首“界说二则”、第二界中：
“诸方形有对角线者，其两余方形任偕一角线，方形为磬（qìng）折形，甲乙丙丁（不是ABCD，也不是什么‘阿拉伯数字’）方形任直斜角作甲丙对角线……”
（图片来源：咫尺理塘歸去来）
敢问，古希腊也有“磬（qìng）”这种曲尺状的玉石类打击乐器吗？
3、徐光启《几何原本》中没有毕达哥拉斯
徐光启的《几何原本》中在阐述勾股定理时，通篇都未出现过“毕达哥拉斯”字样，也没有什么“毕达哥拉斯定理”，就是叫“勾股定理”。
青华道人发现，号称1570年版的《几何原本》英译本中却写着毕达哥拉斯。
倘若徐光启的《几何原本》来自于古希腊，他没理由不把毕达哥拉斯翻译出来，没理由不写毕达哥拉斯定理啊。
现在，从英语的语言发展和起源可知，英语第一本词典《约翰逊词典》是在1755年才诞生的，词汇量也仅有4.5万个，基本是根据康熙词典一对一创造的，因为当时传入欧洲的康熙词典也恰好是4.5万个单词。
据陈大漓先生的研究考证，《几何原本》的基础之一是平行公设，用平行公设推出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圆是360度），但元代天文学家才确立圆是360度。在浑天仪出现之前，是无法测量角度的。
浑天仪是最早的圆尺，将天球分成了365.25度100进制，直到元代圆的角度才定为360度60进制。
1482年《几何原本》
1505年《几何原本》目录
可是，翻遍全书，也找不到一个所谓的阿拉伯数字。西方制定的历史不是说，最晚在13世纪，阿拉伯数字就传入欧洲、至15世纪时，欧洲已经普遍使用阿拉伯数字了吗？怎么又矛盾了呢？
再来看李之藻(（教名Leo，故又号凉庵）拖名给利玛窦的《同文算指》一书，据说翻译自德国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
《同文算指》开篇便介绍度量衡标准，但是，仔细一看，居然全部是中国的度量衡。不仅如此，就连货币计量单位也是华夏的，所举的例子中的物品名称，也全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货。
例如，卷二：
请问，德国人（准确地说，那时应该是“入尔玛尼亚”）也用中国的度量衡单位“斤、两”，也用中国的“甲乙丙丁”，也用中国的“银子”吗？怎么也没见用传入欧洲的所谓阿拉伯数字呢？
即便如此，《钦定四库全书》助纣为虐，仍然在“天文算法类二算书之属提要”中写道：
“《同文算指》前编二卷，通编八卷，明李之藻演西人利玛窦所译之书也……”
幸亏数学大家梅文鼎在《方程余论》指出：
“《几何原本》言勾股三角备矣，《同文算指》于盈朒、方程，取古人之法以传之，非利氏之所传也”
……诸书之谬误，皆沿之而不能察，其必非知之而不用，能言之而不悉，亦可见矣。诚确论也。然中土算书，自元以来，散失尤甚，未有能起而搜辑之者。利氏独不惮其烦，积日累月，取诸法而合订是编，亦可以为算家考古之资矣。”利玛窦真有那么好心，还不厌其烦，日积月累收集合订，其目的，不言自明，——都是为了寄回欧洲啊，尤其是那边的接头地点“梅森修道屋”。
梅文鼎还特别指出，《同文算指》并非李之藻个人创造，而是辑录沿袭，所以才有“诸书之谬误，皆沿之而不能察，其必非知之而不用，能言之而不悉，亦可见矣”，就是说，前人书中的错误，也未加详细考究，将错就错，一并抄了下来。
李之藻在《同文算指》序中注明该书完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此时，利玛窦已经死去三年了。
敢问，利玛窦都死翘翘了，还如何向李之藻口述翻译此书？
徐光启在《刻同文算指序》中道出了真相：
“振之（李之藻）两度居燕，译得其算术如干卷。既脱稿，余始间请而共读之，共讲之……振之（李之藻）因取旧术，斟酌去取，用所译西术，骈付梓之，题曰《同文算指》。”原来，此书果然由李之藻撰录，徐光启还协助后期加工润色。
像这样的例子，多不胜数。
除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还有《寰有诠》。此书号称是由“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即傅汎际口译、李之藻笔录而成。
然而，实际上，传教士傅汎际与李之藻在杭州初次见面时，他才刚到中国一两年，连汉语都说不利索。而傅汎际来杭州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学习中文。
看看传教士来华时是怎么学习中文的。
说实话，学得挺艰难的，就像把在外语旁标注中文汉字一样。下图没有中文正式译名，有人称之为《百罪问答》
以下这部分是中文，应该是受洗的教徒帮助传教士们拟定的，果然都是些口语似的大白话
就这水平，还能著书立传？这不扯淡么？
李之藻一边抄录华夏典籍，一边自我发挥、随意修改，然后把改头换面的内容装进《寰有诠》一书中。可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有些地方他顾不了许多，完全是自由发挥、胡编乱造的，比如：
“彼（如德亚）中协露撒棱（如德亚京都，为天主救世之城）与我杭州，准北极及各所距地平，两地之线相同，则其四时气候自相同。”
上图中的“如德亚”，就是中东耶路撒冷。李之藻居然说中东耶路撒冷的气候与杭州相同，一年也有春夏秋冬。沙漠里也是四季分明？
《寰有诠》像一本类书，其中辑录了华夏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等诸多知识，基本全是照搬照抄，然后托伪在传教士傅汎际名下。
例如：“盖日躔（chán，天体运行）分别四时，春、秋分，冬、夏至……故医家治疗，常考月与列宿会合之次。”
日躔（chán）这么专业的术语，一个刚来中国、汉语都不熟的传教士居然懂这个？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懂，他凭什么懂？再说了，西欧怎么可能四季分明？
西医还根据天时节气看病，大部分中国人都不懂五运六气，他们怎么可能懂这么深奥的内容？
为了掩盖破绽，西方不得不走上以伪证伪的道路，——撒了一个谎，就必须用更多的谎话来圆。
故此，在度量衡方面，他们搞出了所谓的古希腊货币系统。
古希腊的货币系统由十三种银币构成，其名称，币值，直径，重量如下图所示。
0.09克一个银币？几千年前居然如此精准？！这是什么超时代的高等精密计量器具吧？
某些歪屁股学者在翻译《希腊古代货币》（如下图）时，绝口不提上图中的重量计量。
银存放时日一久，必定氧化变黑，更何况还是三千年前的银币。然而，神奇的是，所谓的古希腊币不仅在世存量巨多，还色泽鲜明、栩栩如生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请问古希腊人用什么模具来铸造货币的呢？
如此精密的模具，如此精细的计量刻度，总得让大家开开眼吧？在哪儿？有吗？
脱离度量衡去谈数学的发达，简直就是空中造楼、不要地基。
实际上，英国使用的度量衡，与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十分相似，只是他们不敢承认而已。
例如：
1英尺= 30.48厘米，明代中国，1尺= 31.1厘米；
1夸脱=1136毫升，明代中国，1升= 1073.7毫升；
1磅=16盎司=453.6克，明代中国，1斤=16两=596.82克。
西方度量衡与中国度量衡相似，可不仅限于英国。
根据《耶稣会士庞迪我著述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第506页的两则注释：（1）“磅(libra) ”，系西班牙古代重量单位。在卡斯蒂亚，一磅分为16盎司，相当于460克……（2）“杜卡多(ducado) ”，系西班牙古金币名， 通用至16世纪末， 不同时期币值不一。在嘉靖年间，葡萄牙的一个杜卡多约等于白银一两。
再看这个：
1585年，西蒙斯蒂文在《十进制》( La Disme )中专门提出十进制分数转换成十进制小数的方法。
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西方怎么会先有分数、再产生小数呢？这不应该是同时产生的吗？
但凡有度量衡，就会在实际运用中遇到产生小数的情况，分数也自然而然随之产生。
（图片来源：青华道人）
西汉末年，王莽以复古改制为名，征召大批学者，在著名经学家、律历家刘歆的领导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考订音律和度量衡标准的活动，即《汉书·历律志》所载：“备数、和声、审度、嘉量、衡权”，诸篇是也。
王莽在其基础上，颁布了建立新朝度量衡制的诏书，并制作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
新莽嘉量
五种量器由青铜铸造，巧妙组合为一体，主体是大圆柱桶，桶下方有一隔层，隔层上方为斛量，下方为斗量；左侧小圆柱同为升量；右侧也为小圆柱，中有隔层，其上为合量，其下为龠量。
根据《汉书·律历志》记载：
“量者，龠（音月）、合、升、斗、斛（音胡），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
即，嘉量由5个单位分量组成，每一个单位代表一种容积，1斛=10斗=100升=1000合=2000龠。
每个单件量器上还刻有铭文，记载该量器的形制、规格、容积及同其他量的换算关系。
比如，斛量铭文如下：
“律嘉量斛，方尺而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冥百六十二寸，深尺，积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律”为“黄钟律”，黄钟律本为十二音律一种，能发出黄钟音调的律管恰好能容1200粒黍，而一龠也正好容1200粒黍。
因此，律管容积就是龠的标准，再推而广之到合、升、斗、斛，量器就同黄钟律建立起关系。此外，还要求敲击嘉量时能发出符合黄中律音高的声音。
新莽嘉量的设计代表着当时中国科学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但它不是凭空出现的，其在量制上承袭的是商鞅方升，在形式上也与栗氏量相符。
商鞅方升
建立度量衡的81字诏书在新莽铜丈、铜衡、铜嘉量上均有，其铭：
“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岁在大梁，龙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初班天下，万国永遵，子子孙孙，亨传亿年。”
王莽改革度量衡时，出现了一个古代测量的高峰——新莽卡尺。
目前，存世新莽卡尺共三把，其中两把藏于北京，一把出土后收藏于扬州。
晚清时，吴大澄《权衡度量实验考》和容庚所编《秦汉金文录》共收录了五件卡尺拓本，可惜，由于战乱的缘故，原物在解放前就已佚失了。
从历史文献结合考古文物来看，早在东汉之前，卡尺便已经十分普遍了。而从先秦车马器以及秦代的青铜武器的精度看，青铜卡尺极有可能出现在战国时期，只是迄今为止尚未有实物出土而已。
再来欣赏一下我国早期的度量衡之一：钱币。
战国刀币，成白刀，不仅有实物，还有古希腊拿不出的铸造模具哟。
成白刀币模具
中国古钱币拓印图（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种类繁多，十分精美
研究历史不难发现，华夏的度量衡体系十分完整，并且一脉相承，代代相传，后世在沿袭前代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
这些真实的出土文物，与史料文献对应，互相印证，说明这才是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真正信史，这才真实的文明源头。
美国《世界之谜》网站（World-Mysteries，Oct.2012）登载《古代中国的发明和发现塑造了现代世界》一文，现摘录译文如下：
“神州中华，不仅是一块文化、历史、艺术和美丽的乐土，也是一个有着最多的创新与发明的古国。如果没有这些发明，世界历史就会彻底改写。
时至今日，源于古代中国的创新思想，继续帮助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发展。
……传统中国对现代世界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创成果，除了四大发明之外还有：瓷器、船舵、铁犁、丝绸、算盘、酒精、运河、船闸、青铜、大炮、纸币、纺车、马镫、雨伞、吊桥、煤炭、石油、造船、航海、地图、冶炼、太阳风、教堂钟、机械钟、悬索桥、渔线轮、地震仪、播种机、人体血液循环、天然气钻探技术、道路与接待旅馆、中医与自然保健、精神平衡、人体血液、天花接种、十进制与“0”、……以及科学：天文、物理、化学、电磁、气象、地震、技术、工程和数学……”
罗伯特·坦普尔（Robert K.G.Temple）著《中国的天才》和《中国：发明的国度》称：
“作为三千年来无可争议的发明与发现大师，中国人……在工程、医学、技术、数学、科学、运输、军事和音乐等领域的贡献，（在18世纪）激发了欧洲的农业革命与工业革命。”
“18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原始和无望的（primitive and hopeless），它与两千多年前（公元前四世纪）的卓越而先进的中国农业，简直无法相比。”
“有许多在现代看来是司空见惯、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它们则都是中国起源：从造纸到瓷器，从机械钟到马具、炼钢，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
尽管长期以来，这些和许多其他的中国的原创成果，一直都被遗忘，或是蒙在鼓里；然而近年来，中华民族作为科技发明的天才这一特质，越来越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那些奠基现代世界的发明与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不是一半，而是绝大部分）均来自古代中国。”
约翰·霍布森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写道：
“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才到达12世纪中国（宋朝）的水平。”
“欧洲自身的发明是少之又少”（the Europeans invented very little for themselves）。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也肯定西方科技源于古代中国：
“中世纪千余年间欧亚大陆上最惊人、最有意义的变化，就是西欧从贫穷落后和默默无闻中崛起。
……中国人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以及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意识基础之儒家学说。
……西欧人却……拿来了中国的发明，竭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其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致更大的技术进步……”
事实胜于雄辩，除了天文、历法、语言起源，度量衡也是西方伪史的致命弱点！
***关注我，关注《昆羽继圣》四部曲，关注文史科普与生活资讯，发现一个不一样而有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