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是人类文明史最初的经典著作，是全人类哲学、科学、数学、神学、法学和逻辑以及表意文字，这一切原创性的文明媒介的总源头。
因此，现代人类文明起源于《易经》。
近代华夏没落以前，这在西方是一个基本共识。
花旗国布朗大学教授哈罗德·库克（Harold J. Cook）说：
“中国先贤尽其所能地引导人民创造世界，这是唯一的神性启示；从它那里可以发现真正的‘创世纪哲学’，以及至高无上的自然神‘化生万物’的本性。”
剑桥大学的哲学家马伦本（John Marenbon）表示：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耶稣会士）认为，……作为最古老的书，《易经》以编码的形式包含了‘启示录’的全部知识。……中国古代有一种‘自然神学’，通过它可以了解上帝和灵魂之不朽。”
莱布尼茨曾说：
“几乎整个（人类社会）的真正神学都隐藏在中国典籍之中。”
此外，莱布尼茨非常赞同耶稣会士白晋的另一见解，即“所有的智慧都追溯到《易经》模式之中”。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尼尔森（Eric S. Nelson）写道：
“莱布尼茨将《易经》解释为真正哲学、数学、神学和逻辑的来源。……在他看来，《易经》是一种“活的逻辑”，一种与自然及其变化相关的实用与概率逻辑。……耶稣会士将“原初神学”确定为《易经》，它以预言方式表达隐含的启示真理。……白晋还认为，《易经》是所有艺术与科学的钥匙。”
花旗国贝勒大学教授蒙格罗（David Mungello）写道：
“在白晋看来，中国古代遗产不仅属于她自己，也是全世界的，它尤其反映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哲学中。……《易经》象数是个开放系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不限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还包括古老而永恒的神性真知。
……伏羲的“原智慧”存在于后世哲人的名下，包括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主义者。
……伏羲在不同民族的古代文献中，被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古埃及和古希腊之“赫尔墨斯”、希腊化亚历山大之“透特”、希伯来之“以诺”……。
作为最早的普世立法者，伏羲给予古代世界法律、习俗、宗教、科学、文字和书籍。
白晋还说，这种古老的神性智慧（指《易经》）不仅被其追随者孔子和老子所继承，还在古埃及祭司、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义那里被保存下来。”
然而，当近代华夏渐渐衰微，西方靠着殖民掠夺崛起，随着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其心态便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后，西人前前后后用了大约三百年时间，通过翻译、抄袭、剽窃、模仿、篡改，建立了所谓的西方文明。
实际上，所谓的西方文明都是在1650-1750年间，通过抄袭华夏典籍的内容，借助以伏羲为核心的“三位一体”初步展开的：
伏羲时间：编年基准。它迫使《耶经》改版、却又颠覆之，从而引发欧洲启蒙运动，开辟“以人为本”的文明与“历史”。
伏羲卦象：哲理标识。用简明符号表达抽象思想，并使象形文字升华为表意文字，构成文明的通用概念。莱布尼茨引进之。
伏羲创世：文明原型。《易经》成了西方“开山之作”，由它演绎出神学与文明之双重“创世纪”、以及各种“古老”智慧。
西方文明的构建体系，大致分为两大阶段：
一、拉丁语时期：1601 - 1840年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居住在广州香山澳，结交明朝士大夫和官吏，传播天主教。后买通宦官马堂，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京觐见明神宗。
明末以利玛窦来华为标志，至康熙与法王路易十四结盟，乾隆容留解散的耶稣会士。
这一时期，耶稣会代表人物为利玛窦、龙华民、卫匡国、白晋、傅圣泽、汤若望、南怀仁等等。这些来华传教士伙同东林党人、发展的教徒，与欧洲紧密联系，锚定中国南方汉语发音，创造出了所谓的拉丁语（但其语言发展并未最终定型，存在巨大的缺陷，最后拉丁语被德语彻底取代，成为死亡语言）。
二、英语成为成熟的书面体系语言时期 1840 - 至今
以鸦片战争为开端，满清一朝签订了1175个对外不平等条约，出让各种主权。在此期间，以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美华书馆、广学会等等为标志，大量典籍继续被盗窃、偷运至西方。
18世纪之前，西方所谓的经典、名著，包括“莎士比亚”在内，全部都是利用华夏典籍、华夏文献、参照中国故事伪造或编造出来的。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托尼·弗莱（Tony Fry）特别指出：
“启蒙运动期间，耶稣会士从中国盗取了大量知识，……用于重塑西方思想史。”
蒙格罗则批评说，近代欧洲“同化”由传教士输入的中国知识，等同于“无耻的剽窃”。
剽窃是有痕迹可循的。比如，全世界的计时系统都源于华夏的天文观测。华夏古代有漏刻（如燕肃莲花漏），“一刻”即“一刻钟”，就是15分钟，一天十二个时辰，共分九十六刻。而英语造词时的“时钟”（clock），诸多迹象表明极有可能来自于汉语“刻漏”一词的音译。
由于在抄袭过程中，存在许多文化上的不理解，所以西人对华夏典籍中的不少内容存在误解，理解不了就只能乱猜、瞎猜，目前在西史辩伪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了许多类似的案例（相关案例在此前的文章已经有具体分析，此处不再赘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当西学东渐、出口转内销后，回来的东西其实已经异化，不再是原装正品了。
这些异化的东西被奉为圭臬，一味模仿、不加甄别地吸收的话，将会导致我们与华夏源头道统之间存在的隔阂，且距离越来越远。
即文化偏离源初大道，可能会付出极为惨重的“绕弯绕路”的代价。这个问题应当引起警惕，并给予足够的重视。
晚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布了学制系统的文件《奏定学堂章程》。该文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制定，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奏拟，又称癸卯学制。
彼时，虽然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在此过程中，张之洞等人已经意识到了文化入侵、文化污染的问题，故《奏定学堂章程》云：
“禁用外来无谓名词，如干部、团体、困难、冲突等等。实则此等多直接来自当时之日文也。由语言之夷狄化，方有后来之思想文化以及教育学术政治经济之夷狄化也。”
说实话，初看第一句话，当时笔者还愣了一愣。
“禁用外来无谓名词”，这个举双手赞同，但是“干部、团体、困难、冲突”这些词语也禁用的话，是不是有些过了？
任何一门语言，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外来词吧？难道要把大量外来词都禁用吗？那禁用以后，用什么呢？
不过，好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笔者抱着上述疑问查阅了一些资料。
很自然，看到了乐观派和一些反对意见，如下所示：
看来，蹩脚的翻译和滥用才是重点。
《奏定学堂章程》是张之洞先生主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晚清学制，本身是最先西化的学术教育体制。然而，这个学制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兼容并蓄，中体西用”，它保留了经科，以经科代表中体，然后文科、理科、农科等等代表西用，正好体现了张之洞先生中体西用的教育和治学理念。
对于外来文化、外来技术，绝对不是来者不拒，不加甄别。
那么，当时为什么要提议禁用“干部、困难、冲突”等日化无谓名词呢？
原来，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逐渐夷狄化的过程，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深受影响而不自知了。
夷狄化的开端，便是从语言上的堕落开始的。中华文明之坏乃自名坏起也，即夷狄化始于语文之夷狄化也。
白话文（现代汉语）历史，就是一个从文言文矮化蜕变，并逐步夷狄化的过程，其来源有三：
1、白话文脱胎于简练的文言文，明清通俗文学（话本小说和民间说唱）呈现口语化;
2、清末和民国，经历了半文半白的过程；
3、“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由受到西方影响的文化人物创造，现今使用的现代汉语很大程度上都归功于“五四”以来好几代作家的努力。
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文人，希望以直译西文句法的方式来改造汉语，进而改造中国人的思考方式。
鲁迅曾说：
“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
由此可见，“西化中文”主要是受上述第3条来源之影响。
孟晓路在《中华文明复兴、正名及走出现代白话文》一文明确指出：
“现代白话文是一个极度西化的语言，近于外语。
因为现代白话文中忽然出现大量新词，新词与旧词之比例大约为二比一。这些新词百分之七八十来自现代日文之和制汉语，其余直接译自西文。日本人用我们旧有的汉字组合或者是新创一个汉字组合来翻译西文，所以这些和制汉语全部都是翻译西文的结果，其余由中国人直接译自西文。
总之，其最终来源则是西文也。
如‘经济’乃和制汉语，理财、计政则国人（陈焕章、严复）自译也；皆系对economy之翻译。如此大量之外来词汇之引入，表明语言发生了突变，华夏生活、华夏文明也发生了突变。
语言当中的生活，跟实际的生活是联系在一块的，我们的语言发生了突变，相应的我们的实际生活也发生了突变。民国以后的生活跟民国之前的生活可以说是大变了，一般叫作西化，用我们的词也可以叫作夷狄化。”
如果这么说，显得有些难以理解的话，举一些例子对比一下大家可能就懂了。
作为唯一的象形文字，汉字有着鲜明而独特的优点，意明、灵动，特别适宜于表达那种微妙、诗情画意、赋予情感表达的意境，以及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组合词义。即使是些普通字词，组合联结就包含着久远的文化底蕴，这是世界上任何文字所不具有的特性。
文言文本来可以很精炼，文辞可以很优美，意境可以很深远，但自从堕化成西化中文后，一切就变得不那么优美了。
中文句式受外来语影响非常明显，从精炼到繁琐、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意韵。
例如：
成不了纳兰性德，就做个古风德性。
恶俗的网络用语，动不动就用拼音与字母缩写：gkd（搞快点）、nsdd（你说得对）、plgg（漂亮哥哥）。几天不上网，就得连猜带蒙。
又如：曾经在1896年营救过蒙难伦敦的孙中山先生的康德黎先生的儿子肯尼斯·康德黎就是其中的一位。
这种极为典型的西化中文，繁琐累赘，不伦不类，看起来也很累。
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中文的发展日渐繁琐与生硬，呈现出了一种“化简为繁、以拙代巧”病态趋势。
“因此”、“是故”、“所以”：明明两个字就可以表示的意思，偏偏有不少人爱说六个字“基于这个原因＂；
“问题很多”：许多人偏爱说成——“有许多问题存在”、“有很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存在”。
还有一种把简明动词分解成“万能动词＋抽象名词”的表达方式，也值得留意。
比如，万能词“作出”和“进行”，其使用之广泛，就像英语中的“do”一样，几乎可以替代一大半正常的动词与行为表述。
有网友沧照客心做了一番对比，兹摘录如下：
本校的校友对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昨晚的听众对访问教授作出了十分热烈的反应。
找们对国际贸易的问题已经进仃了详细的研究。
心理学家在老鼠的身上进行实验。
粗略一看，仿佛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表述得有些不太符合中文习惯。实际上，这种组句方式、组句语法是受到了西文的影响，——因为传统中文的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不是这样的，如果以正常的中文习惯来表述，上述四句应该是：
1．本校的校友对社会贡献很大。
2．昨晚的听众对访问教授反应十分热烈。
3．我们对国际贸易的问题已经详加研究。
4．心理学家用老鼠做实验。
有些词语被污染后面目全非——或变得虚无、或变得空洞、或似是而非、或张冠李戴，甚至完全变味，意思走向反面。
久而久之，原有词义还可能被遗忘、被替代。
菊花本是植物，可观赏、可食用，杭白菊可明目，胎菊可泡茶。在古代，梅兰竹菊还是四君子，代表高洁的文化含义，或寄托人的精神，或表达人的气节。
菊花一身傲骨，素雅高洁、正直坚贞，充分展现了高尚坚强的情神面貌，是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古代文人墨客都喜欢用菊花来表明自己高洁不屈的精神节操。
在晋代陶渊明笔下，饮酒（其五） ：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在唐代元稹笔下，《菊花》：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在宋代郑思肖笔下，《画菊》：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未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
现在呢？菊花变成什么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百合曾经是很纯洁的花，鳞茎可熬粥，现在又变成什么了？
2B本来指铅笔的一种类型，在学校用来画画，可以机读卡答题。原本挺正常的，可现在呢？
不得不承认，泰囧挺搞笑，一下这个片段就火了。但是，当笑过以后，沉下心来仔细思考时，现象背后的问题却是发人深思。
粉丝，从食品变成人，某一类喜好者的代称，成为外来词Fans的音译；
同志，从亲切的称呼变成了敏感的词汇；
春天，也不再只是春天；
酱，也变成了各种酱，Papi酱、酱紫；
绿茶，和婊扯在了一起，还能喝吗？
……
在网络时代，外来词汇、网络词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击着汉语。在这种外衣包装和掩护下的文化侵蚀有时令人防不胜防。
翻译良莠不齐，有些词汇直译、音译毫不负责，抽离汉语本义，硬造生词，根本没有所谓的翻译准则“信、达、雅”，乱翻滥造的结果，就是温水煮青蛙，在悄无声息间一步步地侵蚀汉语词汇的根基。
凡此种种乱象，也难怪孟晓路会忧心忡忡表示：
“现代汉语已丧失自主解释权，其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字都锚定在一个西词上，已成为西文之附庸，近乎一种外文。
这就是我们说现代汉语近似于外文的一个主要根据，它的词义已经不再用说文和康熙字典、用传统的小学去解释了，它每一个词的解释权都已经锚定在西文上了。
比如说，经典这个词，它的解释权就锚定在classic上，因为它是对classic的翻译，所以它的词义要由classic来楷定。
不仅仅是这些新出现的翻译名词是这样的，甚至现在我们原有的字词也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比如说人这个字，它的解释权就不在我们的说文里，不再被理解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原来的真实含义），而是由people这个字来楷定。
‘一’这个字不再是说文解字中所理解的“惟初太极、道立于一”，不再用太极去解释，而是用one去解释。所以一这个字已经锚定在one上了，人锚定在people、human being上，都已经是翻译名词。
‘经典’二字，文言中绝无形容之用，今则合为一词用于翻译西文之classic，因classic兼具形容词性，故白话文中经典一词亦可冠于他词之前，用为修饰语，如经典物理、经典电影、经典电视剧、经典歌曲、经典小说、经典传奇、经典游戏等等；查classic 经典：形容词，典范的，权威性的；名词，典范性、权威性之作品。其用法：前一义如经典力学、经典艺术、经典画作、经典电子游戏，后一义如艺术经典、绘画经典、游戏经典、哲学经典。
现代白话文之语法亦深受西文之污染。
现代白话文本质上是在翻译日文、西文过程中形成之一种文字，故其语法受日文西文影响乃不得不然者也。所以我们从它字词的西化到的语法的西化，就能看到现代白话文已经近似于一种外语，它的字词是锚定在西文上的，丧失了自己的自主解释权，它的语法即组合这些字词的方法也深受西文的影响。”
对于外来文化，为什么要详加甄别？
一言以蔽之，因为西人没有信史，他们不理解华夏古文化、吃不透华夏典籍就瞎猜，猜不明白就胡编乱造。
中国人把英语的History一词翻译成历史，是大错特错的。
追根溯源，这是小日子犯的错。
我们拿来主义，全盘吸收，不辩真假，跟着被带到了阴沟里，直到今天，都鲜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小日子这个译法是极其错误的。
西方没有信史，所以在西方的语境中，他们的History是放在文学里边的。
迄今为止，西方历史学不能单独授予学位，也没有历史学的学位，没有历史学学科这一大类。西方所有学习历史的人，从本科到博士，授予的都是——文学学位。
因为西方没有独立的历史学科，所以把西方的History翻译成历史，就不准确，会对History产生极大的误解，把它等同于中国的史学。
这个误解太太太太深了，直到今天尚未纠正过来。或者说，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问题所在。
记住，History不等于史学，也不是史学，它就是文学，西人就是这么安排的，这才是西学的本来面目！！！
非常赞同孟晓路的提议，正本清源，涤荡妖魔，恢复华夏词汇的专有含义，比如，“一”恢复其太极本义，“人”恢复其“天地之性最贵者”之义，“民主”恢复其君义，“经济”恢复其“经世济民”之义，“上帝”恢复其百神大君义等等。
同时，与one、human、democrocy、economy、god等蹩脚翻译、错译完全脱钩，走出反向格义的困局，夺回中文自我解释之权。
取消现有不当译名、丑化译名，对西文进行系统再译，从新一代教起。比如，Histroy改译为演义 ，democrocy改译为众政，economy改译家计，god改译为耶神（或斗司）等等。
倘若听之任之，长此以往，中文势必越变越差，而地道汉语那种传承数千年的原有美德，那种简洁而又灵活的文语生态，也必将面目全非、满目疮痍。
在任凭发展的此过程中，外来文化或势力只须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某些媒体必定随手取之、不加甄别拿来就用，助长趋势。
若是如此，日积月累，千里之堤最终也定会毁于蚁穴。
当汉语的根基词汇被一个个侵蚀、腐化，失去了本意，再被人动手更改词典（就如那个倭字的解释被阉割一样），将来会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汉语系统，必将低俗横行、渣滓泛滥。
面对自我毁灭，我们能无动于衷，甘当这样的掘墓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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