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璇玑
编辑：青草
“妈，我的肾没了……”
2012年延安省甘泉县，在当地国企上班的女孩高静在领取自己的体检报告时，赫然发现，肾动态现象报告那一栏写着：右肾区域肾脏轮廓清晰可见，左肾区域居然是空白的。
空白的，什么都没有，这意味着自己的左肾，没了！
高静顿时呆住了，肾长在自己身上，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
她在慌乱中拨通父母的电话，父母得知消息后，也觉得难以置信，女儿从没有做过肾脏手术，肾脏怎么可能凭空消失呢？
左思右想后，高静的父母觉得，唯一的可能就是与8年前的那场车祸手术有关。
可是当他们找到当年做手术的医院时，当时的主刀大夫却消失不见了，医院也是各种推诿搪塞。
在一次次艰难的求证和被质疑中，真相才终于缓缓而出。
那么，高静的左肾到底是如何弄丢的？消失的左肾去向何方？
主刀的医生为何避而不见？这背后又牵扯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这所有的一切，还要从8年前，高静发生的那场车祸说起。
当时，高静年仅17岁，她骑着摩托车上学时，突然被疾驰的汽车撞倒，高静被摔成重伤，虽然没有生命之忧，但是脾脏破裂，情况十分危急。
高静被送往甘泉县医院后，接诊的贾军义医生决定迅速对她实施脾脏摘除手术。
所幸，手术很顺利，高静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康复出院。
可是，自从这次手术后，高静的父母发现，女儿似乎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
高静经常犯困，体力不支，连自己的衣服都是让父母洗。即便这样，高静也还是觉得腰酸背痛。
手术前，高静身体很好，基本上不感冒，可是近一两年来，她却经常感冒，而且每次感冒都要经过漫长的吃药打针才能好。
但是，这一切，高静以及家人都没有多想。
他们一直觉得是上次车祸造成的后遗症，有的时候还埋怨女儿太懒。
直到这次体检，当医生告诉高静，她没有左肾时，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打得高静及家人半天回不过神来。
为了确诊，高父带女儿高静先后到延安市人民医院、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进行B超与CT检查均示：左肾缺如、左肾未探及，左肾区及盆腔均未见正常左肾结构等结果。
在一系列铁一般的事实面前，高静的父母彻底慌了。
难怪女儿这8年来，一直身体虚弱，不能受一点劳累，原来不是孩子懒，是女儿缺失了一个肾啊。
高静的父母心痛不已，犹如利剑剜心。
女儿到底是什么时候把肾脏弄丢的？又是怎么把肾脏弄丢的？
作为父母，他们竟然丝毫没有觉察到，太对不起女儿了。
高静的父母一直处于深深的自责和追忆中，尤其是高静的母亲党海燕，她把女儿从出生到现在的点点滴滴，都像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细细回想。
在那场车祸前，高静一直是身体很棒的孩子，活泼好动，根本没有任何异常。
可是自从那场手术后，高静就像变了一个人。
整个人又懒、又蔫儿，经常腰酸背痛，体力不支，困乏无力，现在想想这不就是肾脏缺失的后遗症吗？难道真的与那次手术有关？
联想到此，党海燕浑身冒起了冷汗。
为了搞清楚这一切，党海燕迅速赶到当时女儿做手术的甘泉县医院，查询了女儿当初的治疗病历。
住院病历上显示高静双肾俱全，而在出院记录中，也清楚记载着，高静双肾未出现明显异常。
这也就意味着，直到出院为止，高静的肾都是一直是完好的，与之前党海燕的推测相矛盾。
但是，果真如此吗？病历记录会不会造假呢？
“不可能，一定是他们在手术中摘掉了我女儿的肾脏，因为我女儿从小到大除了那次脾脏手术，根本没有做过其他手术，这个病历肯定是有问题的。”
要想搞清楚事实真相，就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找到当年为高静做脾脏摘除手术的贾军义医生了。
可奇怪的是，多日来，贾军义的办公室一直大门紧闭，根本找不到人。并且电话也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打通。
辞职了？还是去了别的什么地方？
党海燕不甘心，她又找到了医院候诊大厅的供职记录。发现贾军义不仅还在原医院工作，而且还成了外科主任。
明明人在医院，却避而不见，这更加深了党海燕的疑虑，曾经的一些细节，也抽丝剥茧一般，缓缓出现在脑海中。
当年车祸后，因为害怕女儿留下什么后遗症，党海燕执意带着女儿去医疗条件更好的延安做手术。
可是贾军义自信满满地向她表示，这种小手术不用跑到延安去做，他自己就可以亲自操刀完成，并且费用也比大医院便宜。
看着贾军义如此胸有成竹，党海燕也就相信了他的话，将女儿的手术交给了他做。
当年的毛遂自荐，如今却避而不见！难道知道事情败露后“畏罪潜逃”了吗？
前因后果联系起来看，让人不由得浮想联翩。
党海燕去找医院领导层，却没人出来理会他们。
愤怒的党海燕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女儿莫名其妙地少了一个肾，可是她却无力为女儿查明真凶，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袭遍全身。
无奈之下，她只能在医院门口打横幅，堵医院门口，试图引起院方的重视，博得舆论的同情。
只是她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医院的正常秩序，还惊动了警察，被警察带走教育了一番。
但是这件事也在当地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当地的居民议论纷纷，各种猜测都有，相关媒体也相继进行了报道。
最终迫于重重压力，院方才决定派副院长常文森来处理这件事。
然而，面对重重疑团，常文森的处理态度却并不能让高静家人满意。
他一上来就武断地表示，医院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而且对于当事人贾军义的不露面，常文森表示这是医院的安排：
“你们一家人的态度太激动了，以防出现言语之外的冲突，所以我们院方就商量着让他先回去了。”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是因为缺少足够的证据，谁也说服不了谁。两边可以说是进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这种局面，医院先给出了一个方案——做司法鉴定。并且为了公平起见，鉴定单位可以由高家人自己去找，费用则由医院全额承担。
如果鉴定结果确实是医院存在过错，他们自然会给高静一个满意的说法。
看见院方如此有诚意，高家人欣然应允。
2014年的1月24号，高静和院方代表一起，走进了陕西蓝图司法鉴定中心，提交了鉴定申请。
经过对相关资料进行仔细甄别后，司法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确实发现了一些不合理之处：
比如，临时变更麻醉方式:手术前的谈话记录写着局部麻醉，可是手术中用的却是全麻。
根据规定，手术中采用全身麻醉，需要提前告知患者家属，家属同意后方可实施手术。可直到高静的手术做完，都没有家属的亲笔签字。这是疑点之一。
其次，手术时间存疑。一般的脾脏切除从麻醉到手术完毕，也就是两个小时。而高静从被推进手术室，到手术完毕，一共用了4个小时，那么，当中多余出来的2个小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这些质疑，副院长常文森镇定自若地说：
“临时变更麻醉方式这在手术中是很常见的。没有及时告知家属，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时间紧迫，事后又忘记了才导致的。
至于手术中两个小时的时间差，常文森更是觉得这很正常，因为手术前要做很多准备，虽然患者被推进了手术室，但是如果医生因为查房等原因没能按时到位，手术推迟进行也是有可能的。
他甚至觉得这家鉴定机构不专业，连基本常识都不清楚。况且这些并不影响整个手术的进行，也不能说明丢失的肾就与此有关。
然而，在长达5个月的甄别和分析后，蓝图司法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结论，却明显很打脸。
鉴定报告认为，甘泉县医院对高静的手术过程确实存在过错；而且不排除高静的左肾缺失，与甘泉县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这也就意味着，高静的肾脏缺失，医院难辞其咎。
面对这样的鉴定结果，党海燕顿觉心里一阵刺痛。
“我女儿以前那么健康那么活泼，现在却少了一个肾，那种感觉就像是拿刀子在割我的心。”
她随即拿着鉴定结果来到医院，没想到，面对铁证如山，院方却不认账了。
常务副院长常文森说，在察觉蓝图司法鉴定不够专业时，他们院方也咨询了相关专家，对于高静“左肾缺失”的原因，他们有自己的推测。
院方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要么是高静先天性左肾缺失和发育不良，要么是异位肾或者游走肾；也有可能是高静手术后导致的肾脏萎缩，或者其他肾病导致肾脏被切除、肾萎缩。
总之，绝不认为是院方自己的问题。
对于医院的解释，党海燕非常愤怒，当年的医院就诊记录明明显示“双肾图像未见异常”，何来先天缺失一说呢？
如果是做过其他肾脏手术，肯定会留下疤痕，可是高静除了切除脾脏手术留下的疤痕外，并无其他疤痕，所以至少有两点猜测是完全不成立的。
蓝图鉴定中心法医李峰也对另外两点做了详细说明：
“从四医大做的ETC看，上面就是肾脏的造影，如果是萎缩或者移位，这个上面都应该有反应，但是，这个上面只有右肾，左肾就是空白，这就既排除了肾萎缩，也排除了肾移位”法医李峰说，“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手术摘除”。
眼看着提出的四点质疑统统被否决，院方坐不住了，他们突然表示鉴定结果有点模糊，想要再次进行二次鉴定——泌尿系统的ctu三维重建。
“如果逆行造影显示输尿管还在，那肾肯定是切掉的，可以说只要做了这项检查，就能够确定高静左肾缺失的原因。”
为了打消高静家人的顾虑，副院长常文森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只要这个鉴定结果显示是被手术切除的，那他们院方肯定会负责到底。
然而，面对这个看似相对公平的方案，积极探查真相的高家人却退却了。
是害怕院方出尔反尔，再次赖账?还是有什么隐情呢？
原来，党海燕经过多方打听，发现这个三维重建，不仅会对肾脏产生影响，而且对人体的白细胞，也伤害不小。
女儿本来就缺失了一个脾脏，一个肾脏，再加上之前做各种鉴定已经受到了很多辐射，为了孩子以后的生活考虑，她再也不愿意女儿冒这么大的风险了。
看着高家人的犹疑，院方突然又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诚意的提议：
“如果高静的身体在做完CTU检查之后，出现其他疾病，并且根据检查确定是由CUT带来的副作用，那么医院将会负责到底。”
这无疑给党海燕打了一针强心针，一家人经过痛苦的抉择后，还是选择了接受院方的方案。
然而，就在签订协议的前一晚，院方却又突然不干了。
“那个协议的第一条在我们院方多次商讨之后，还是觉得不妥。你要想，要是以后你有一点什么毛病就来找我们医院，那完全纠缠不清的。”
也就是说，高静如果要做三维重建，出现任何风险，院方也不会承担责任。
面对院方的出尔反尔，高静的家人心力交瘁，院方有院方的无奈，高静家人也有他们的顾虑和担忧。
就这样，双方来来回回耗时快一年的时间，高静左肾缺失时间却依旧迷影重重。
这样的结局，无论对院方还是高家人，都是一场巨大的消耗。
尤其对于高静来说，一次又一次的检查，对她本就疲惫不堪的身体，造成了不小的伤害，而一次又一次的心理伤害，更是让她对于未来不敢抱任何期望。
“车祸让我没有了脾，现在又莫名其妙少个肾，我简直就是一个废人，哪还有什么未来呢？”
她才25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却仿佛一夜之间，就到了风烛残年。
2013年9月，在历时一年多的相互撕扯和举证质证后，在舆论的压力和民警的干预下，这起“肾脏丢失事件”还是迎来了最后的审判：甘泉县人民医院赔偿高静一家人共计262240元。
事件尘埃落定，但是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却永远沉入海底。
高静虽然得到了赔偿，可是她未来人生需要面对的风雨，远非金钱能够解决的。
院方虽然给出了赔偿，可若是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罪责，又如何不让医者寒心呢？
这些年来，关于医院和患者的纠纷从未停歇，在这个广博的命题下，没有人能够做到尽善尽美。
但不管怎么说，医患关系的底线应该是，将“信任”和“被信任”交付彼此。
然而，“守住底线”，有时却成为最考验人心的一件事。
排版：小鹿
倾情推荐阅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