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蕉下观雨
编辑：青草
1963年，北大刚宣布完考古专业的分配名单，一个学生家长嚎啕大哭：“我只有一个儿子，你们怎么能把他分配到敦煌？”
当年，一起被分到“把人吓哭”的敦煌工作的，还有个瘦小的女生樊锦诗。
樊锦诗也不想去莫高窟，可为了老师的嘱托，她决心前往。
临行前，她和男友约定三年后就去武汉团聚。
没成想，自此她却守了莫高窟大半个世纪。
从青丝到白发，樊锦诗为何能一直坚守？她又为什么被称作敦煌女儿？
1938年，樊锦诗生于北平。但长在上海的她，更像个地道的上海姑娘。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父亲希望她今后饱读诗书，所以以“诗”命名。
樊锦诗也不负“父”望，虽自小体弱多病，成绩却一直不错。，特别喜欢看书。
中学时，樊锦诗读到过一篇关于莫高窟的课文。课文里说莫高窟有几百个洞窟。洞窟里面有精美的彩塑，还有壁画，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
樊锦诗对此印象很深，特别是1958年她考上北大考古专业之后，总是想尽办法搜集和莫高窟相关的一切。
大学毕业前一年，樊锦诗还主动要求去莫高窟实习，然而她没想到的是，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漫天的黄沙。
刚到敦煌，鲜花般的上海姑娘樊锦诗就被风沙吹得灰头土脸。等她用香皂洗完头，头发上却留了一层洗不掉的白碱，黏糊糊地让人难受。
研究所里的前辈还告诉她，即便是这样又苦又涩的碱水，也得省着用，这是长在南方的她难以想象的事情。
不光缺水，这里食物也十分匮乏。蔬菜除了白菜、土豆就是萝卜，嘴馋时樊锦诗就盯着邻居树上的水果，却总也不敢去“偷”点解馋。
研究所种的水果成熟时，樊锦诗终于分得了一份，刚拿到手的那天晚上，她就一口气全吃光了。
时隔多年后，樊锦诗还感叹：“此生吃过很多水果，那晚的水果却是最好吃的。”
对樊锦诗来说，物资匮乏倒还可以将就，可怕的是那里的气候。不但干燥，温差还大，不服水土的樊锦诗几乎每天都失眠。
没过多久，樊锦诗就病倒了，身体虚弱到连走路都困难，老师怕她出事，急忙安排她回了北大。而当时距离实习期满还有三个月。
从此，樊锦诗提起敦煌就心有余悸。毕业分配时，一听说自己要去敦煌工作，樊锦诗又如何能欢喜得起来？
而且，当时樊锦诗已打算结婚，男友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教书。
樊锦诗知道两地分居意味着什么。
正当她踌躇间，北大考古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的一番话，让她下定决心去往敦煌。
苏秉琦先生郑重地对她说：“我要感谢你，你这次去敦煌，是要编写考古报告的，这考古界的二十四史，就交给你了。”
在当时，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叫：“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
近代以来，敦煌莫高窟不断遭到劫掠，仅1900年，藏经洞的文献就被英国人斯坦因拉走了十几车。
这些涵盖天文地理、习俗宗教、医学术疏、经济军事等的文献就如一部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而精华部分却早已经流落到日本、俄国、英国、美国……
敦煌的风雨历程成了几代学者的心头痛，而让敦煌学回到中国，也成为几代学者们最大的愿望。
听到恩师如此重托，樊锦诗眼窝发热，顿时觉得自己重任在肩。她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竭尽全力，用3-4年完成老师的嘱托。
临别时，男友彭金章轻声说：“我等你！”樊锦诗哽咽着安慰他：“很快，至多3、4年。”
然而，樊锦诗却失约了，他们足足分离了19年，才得已团聚。
樊锦诗到的时候，敦煌的风沙一如记忆中那般凛冽。而她的住处竟是一处破庙。
（敦煌研究所后来的宿舍）
有一天，她想要去远处的土厕解手，刚一出门就看见一双绿眼睛，吓得她汗毛倒竖。
当时她第一反应便是，遇到了狼！
樊锦诗忙转身回来，插紧门心惊胆战地过了一夜后，才发现那“狼”其实是头驴。
这样的“笑话”却让樊锦诗笑不出来，反而感觉深深地悲凉。
为了不思念上海的生活，樊锦诗不敢照镜子，尽量不去想外面的一切。
可每到夜深人静时，樊锦诗都特别孤独：“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忘了。”
1967年，当初的恋人彭金章，已成了丈夫“老彭”，而婚后，他们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隔着天南海北。
有第一个孩子时，樊锦诗与彭金章达成一致，准备临产时去医疗条件较好的武汉待产。
然而，迟迟请不到假的樊锦诗却不得不独自在敦煌生产。
好心的医生见她没有家人陪伴，给她出主意，说：“你快给你爱人发电报，说你生了个男娃娃。”
樊锦诗却苦笑道：“就算是个金娃娃他也赶不来。”
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彭金章正挑着两个筐子焦急地等火车。筐里放着早已准备好的营养品，以及孩子的衣服。
等他满头大汗地出现在病房门口，在惶恐中等了多日的樊锦诗顿时痛哭失声。
彭金章看着虚弱的妻子，以及还没有衣服穿的儿子，也心疼得直抹眼泪。
之后，老彭又是炖鸡汤又是给孩子冲奶粉，体贴地照顾妻儿。
有丈夫的照顾，樊锦诗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日子。
可月子还没过完，老彭的假期已到，两夫妻又不得不再次分离。
他们在信中相约一定要尽快把工作调在一起，结束这种分居生活，可直到第2个儿子五岁时，他们的愿望还没有实现，一直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
因为工作忙碌，樊锦诗没空管孩子。两个儿子不得不先后送到武汉，由彭金章照顾。
樊锦诗曾说：“我的心被撕扯成两半，一边是莫高窟，一边是老彭和孩子。”
1983年，《光明日报》的记者在采访樊锦诗时，无意间发现了她儿子的来信，信上说：“这次英语考试不及格，我很惭愧，也很着急。爸爸带学生考古去了，我好想念您，您什么时候回来啊？”
得知樊锦诗因为工作十几年来顾不上孩子和爱人，该记者很是感慨，特意写下了《敦煌的女儿》这样的报道。
其实，即便是备受赞誉，樊锦诗却不止一次想过要调离敦煌，去武汉好好照顾家人。
可樊锦诗的工作对莫高窟很重要，敦煌研究所不舍得放人；而彭金章在武大创建了一门考古专业，责任重大，武大更舍不得放人。
双方单位拉锯般争了多年，直到1986年时，甘肃有关部门特意派人去和武汉大学协调，武汉大学才松口表示此事交给彭金章个人决定。
不忍心看着妻子为难，年近50岁的彭金章，主动放弃了自己钻研已久的商周考古课题，到敦煌重新开始。
这对一个考古学者来说，是很难的抉择。为此，樊锦诗曾无数次对人说：“我不是个好母亲，更不是个好妻子。”
可于敦煌来说，樊锦诗却是个很好的守护者。
1984年，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副所长。
一次，负责档案编制工作的她，在查阅资料时，发现了一张法国人于1908年时拍下的《敦煌图录》。
对比同样的洞窟和同种文物的照片，樊锦诗发现，短短几十年间，许多壁画已经慢慢退化或者模糊。
“壁画在退化，壁画在退化……”这句话像魔咒般挥之不去。如何尽可能保护这些文物，成了萦绕在樊锦诗心头的一件大事。
苍天不负有心人，1989年时，樊锦诗终于等来了转机。
那年，樊锦诗去北京出差，无意间看见有人在用电脑。电脑上的图片色彩缤纷，一下子吸引了她的注意。
当得知图像数字化后可以储存，樊锦诗激动不已，当即开始筹划用计算机保存莫高窟档案。
但当时的计算机价格昂贵，中科院一台640K的处理电脑就卖到6480元，何况是大规模采购计算机，敦煌研究所根本拿不出来这笔巨款。
几经考虑后，樊锦诗硬着头皮找到甘肃科委。谁知，一番恳切交谈后，本不富裕的甘肃科委被深深打动，爽快下拨了30万，让他们用来研制敦煌石窟数字档案。
经过考古人员们的努力，洞窟、壁画、彩塑以及散落在世界各处的文献，先后用计算机汇集在一起，成了一个个永久保存的电子档案。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至。
上世纪90年代，来敦煌莫高窟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光2001年，游客就超过了30万人次，且人数还在连年攀升。
有的游客大老远跑来看石窟，一出洞窟就感叹：“灰突突地有什么好看的？！”但即便是这样匆匆的一次参观，都会让莫高窟的微生态发生改变，使保护工作变得更加棘手。
为此，樊锦诗吃不下睡不着，不停地向有关部门写信建议停止莫高窟参观。
此举，引来了许多人不满：“要钱要支持时想到地方了，需要为地方做出贡献时，只知道死守着文物。”
樊锦诗也有过委屈，可转念想文物只有与时代相联系，才能增添活力，而如今的技术手段或可以解决莫高窟面临的困境。
为此，她呼吁在敦煌莫高窟保护区外建一所虚拟场馆。
2014年，敦煌数展中心正式运行，借助先进的数字和多媒体技术，千年前的洞窟如活过来了一般，不但缓解了莫高窟的压力，还给游客带去了很好的体验。
而樊锦诗也因对莫高窟的坚守与贡献，获得许多奖项，不断受到表彰。
可樊锦诗却说：“我原来并不懂文物保护的，我更想去完成苏先生交待的考古报告。”
面对越来越多的赞誉，樊锦诗认为荣誉应该属于莫高窟人，还将奖金都捐给了敦煌研究院。
2011年时，樊锦诗交出了考古报告《敦煌石窟全集》的第一卷，距离受苏秉琦先生嘱托那年，已经过去了整整48年。
其实，做学问何尝不是樊锦诗的梦想？可多年来，她从事更多的是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
如今，彭金章先生已然辞世，而年过80的樊锦诗，又回到敦煌，为编撰敦煌考古的“二十四史”而努力。
在一代代敦煌学者的努力下，“敦煌学在外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坚守了敦煌几十年的樊锦诗终于完成了心愿。
敦煌莫高窟附近的宕泉河畔，长眠着许多为莫高窟做过贡献的学者。但樊锦诗却表示，这里不会再添新墓，包括她自己，因为“要保护敦煌莫高窟的整体风貌。”
活得通透的樊锦诗从不避讳生死：“我已经八十多岁了，总有一天会走的，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如果有来生，我还会选择敦煌，选择莫高窟。”
几十年来，樊锦诗对莫高窟，困顿时坚守，需要时守护，为此，她牺牲了与亲人的相守，延迟了自己想做的学术研究。
甚至连为生命做出的最后打算时，都在考虑不破坏敦煌的环境。
人生最好的年华在哪里，哪里便成为生命中不可割舍的部分，敦煌对于樊锦诗来说，便是如此，她已然成为了真正的“敦煌女儿”。
坚守，是个力重千钧的词汇。靠得是身体力行，更需要热血铸就，而最后，要用每分每秒的时间去一点一滴践行。
排版：小鹿
校对：天山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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