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新冠肺炎突然来袭，从武汉到全国，从全国到全球，人类陷入了紧急防备的状态，后来，中国疫苗在抗击战中大显身手，拯救预防了很多无辜生命的逝去。
但在四十多年前，我国却是一个在乙肝疫情中束手无措，还要靠其他国家“亏本”资助疫苗的医学弱国，而资助我们的也不是其他国家，正是近几年来与中国闹得鸡飞狗跳的——美国。
很多人就从现在的中美关系质疑了，当时美国资助中国，肯定也是抱着打入中国市场的利益关系来的。
更何况，1975年那会儿我国有一名叫作陶其敏的女科学家其实也成功研发了疫苗，与美国、日本可以说是同时间，这只能说明我国就算没有外国的援助，同样也能度过这场危机。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
事实上，关于中国对乙肝疫情的抗击，要说起来也并不比如今的新冠来得简单，其中充满了多番波折，不妨先来看完这篇文章，再来对美国当年的“人道援助”是否值得感谢，做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公司提供的疫苗
其实，陶其敏研发的疫苗，属于纯化灭活疫苗。简单说就是用病毒感染者的血清和血浆为原料。
所以它有其它不可抗因素干扰，例如某位乙肝病毒患者患有其他传染性疾病，用其原料制作的疫苗，注射在其他患者上，可能使该患者患上其他疾病。
而美国默克公司的转基因疫苗，相比之下，具备工业化生产能力，能分离出乙肝病毒表面抗原的编码基因，将其植入酵母菌细胞基因组内，合成抗原，更不容易出风险。
第二，我国当时由于技术限制，疫苗制作困难，而且这种疫苗价格高，当时一支乙肝疫苗价格为80元人民币，而当时普通人的工资每个月也就30元左右，因此，尽管我国已经掌握乙肝病毒的治疗方式，但由于这些原因，国内乙肝病毒的患者依旧只增不减。
疫苗关乎着的是老百姓的命，所以自然是哪种安全性更高，我们就要争取哪种。于是，我国和美国的默克公司开始进行漫长的谈判。
众所周知，疫苗的研发需要投入天价成本，它一经出世在全世界其余地区，就被寄予了厚望。
那美国作为专利方也有担心的地方：比如说担心我们会将疫苗私销，导致研发者出现严重的经济损失，无法回本。而且，由并非是生产国的中国来销售，技术力量能否百分百保障产品质量，会影响的是美国公司的信誉，也会干扰美国在世界市场的开拓。
无法盈利（甚至倒亏）、公司信誉——顶着这两大压力，默克公司最终还是以700万美元成交了这项交易，甚至倒贴费用，让我国新生儿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
看到这里，似乎结论已经出来了：帮了我们的人就该感谢，这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理所应当。
但是事情还没完，因为有的人质疑默克公司这样做是为了在中国打开市场，这是一个利益行为，所以认为咱们还是不该感谢美国公司，属于是公平交易，互不相欠了。
然而，事情还没完。
不在乎盈利的救助
当时美国的乙肝疫苗技术安全性能高、成本低，所以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想要与美国协商引进疫苗技术。美国乙肝疫苗得到上市价格是100美元，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售卖给中国，结果恐怕也是不堪承受重负。
默克公司是否是想大赚一笔呢？那当然也是有这个目的的，毕竟通过在中国建厂生产乙肝疫苗，就能够来降低成本和价格。
但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与国际接轨的转型过程中，医药技术水准也落后，所以政府坚持转让技术。谈判曾经一度因双方期望值差距太大而无法达成协议，但最终默克公司把目光投向了未来，在大众健康和公司利润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选择了妥协：
1989年，时任默克公司CEO的罗伊·瓦格洛斯先生说服董事会，最终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中国，并对中国科学家与工程师提供指导和培训。
可能大家会觉得，700万美元对于当时的中国也挺高的了！
事实上，在签署合同中，默克公司承诺不收取任何专利费或利润，也不在中国出售自家生产的乙肝疫苗，而且他们还派遣了美国的默克公司员工来中国，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同时提供了许多设备的资助。
这些援助项目所代表的医疗价值，已经远远超出技术转让价格了。
而问及为何对中国提供这些援助？瓦杰罗斯留下了一句话：50年后，乙肝将在中国被根除。
事实上，到了我们这一辈，可以发现乙肝这种疾病的确是在中国销声匿迹了，有数据统计，从1993年到2018年，全中国至少有5亿新生儿接种了技术来源于默克公司的乙肝疫苗。
巨资建立北京协和医院
另外，我国最好的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技术力量雄厚，医疗、科研、教学等方面均有相当的水平。
但其前身却是由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用其基金会组建“中华医学基金会”，购买了欧美教会学校开办的“协和医学堂”，将其改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斥重资购买了豫王府作为地址，所花费用由预算的150万美元增加到了最终的750万美元。
为提高教学水平，一大批美国专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带来先进的设备，实行严格的逐级淘汰制，培养出了如林巧稚、吴阶平、诸福堂等一批顶尖名医。到1921年，该基金会又陆续在协和医学院投入了超过1000万美金，令其一时成为了整个亚洲医学水平最高、教学质量最高的综合类医学机构。
除此之外，我国医学界四大王牌“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其实都有美国的身影：
湘雅医院的前身是由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的胡美(Edward Humel)在长沙创办的一所新型的医科大学——雅礼医院”；
齐鲁医院原是由英、美、加三国基督教会创办的私立齐鲁大学所属的一个学院；
华西医院是美、加、英等国基督教会在成都创建的仁济、存仁医院、仁济女医院。可见，美国对中国的医疗事业是做出过巨大的贡献的。
那如今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世界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输送医疗物资、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中国抗击疫情。当中国逐渐好转，我国组织捐助抗疫物资、派遣医护人员、分享抗疫经验，为维护全球和地区公共卫生安全积极作出努力和贡献。
而美国却第一个从中国撤出使领馆人员，对中国公民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散布惶恐，甚至动起“疫情可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种想法。
现在的美国，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开始显性化，对亚裔人的歧视，双方陷入僵局，美国的人道主义也成了噱头。
如果美国的人道主义还如上个世纪那样纯粹，那就不会有单日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已经超过“9·11”事件的遇难人数，也不会有少数族裔得不到平等的医疗待遇，面临巨额医疗账单的压榨，病死率和治愈率与白人群体形成反差。
现在，美国宣扬的平等宽容也成了一纸空文，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其实就是一场美国的人道主义灾难，如果美国执意一错再错，将其继续扭曲化发展，只会断送美国的未来，只有丢弃霸权思维，互利共赢，使各国人民都能真正享有各项基本人权，世界便会一直呈现和平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