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廉政制度，产生于西汉经济、政治遭到全面破坏与阶级矛盾尖锐的背景下。光武帝刘秀整顿吏治、恢复经济的发展，在前朝的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官吏选拔与管理的廉政制度。
这些制度对促进东汉前期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古代廉政制度的不断发展，至东汉时期廉政制度呈现出体系完善、内容详尽、“人治”大于“法治”的特点。东汉中后期由于外戚宦官专权，使得廉政制度逐步失去效用，东汉王朝逐渐走向灭亡。
一、东汉统治政策中的廉政规定
（一）东汉仁政中的廉政规定1.释放奴婢与囚犯。仁政是古代君王为了维护统治而做出的统治政策的改变，主要是减轻百姓疾苦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廉政规定。在东汉时期统治者吸取王莽政权灭亡的经验，针对不同情况释放奴婢与囚犯，对当时的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
奴婢是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享乐的工具，奴婢与被统治的百姓不同，奴婢没有人身自由，生杀大权也都掌握在奴婢主人的手中。随着王莽政权的日益腐败，统治阶级更加追求享乐，导致奴婢数量大量增加，最后成为王莽政权倒台的内因之一。
东汉后期虽有君主也颁发诏令解放奴婢，但真正的实施效果却不是很好。因为此时皇权的威慑力远不及光武帝统治时期，一些特权阶级不肯放弃对奴婢的所有权，因此，东汉后期关于奴婢释放的廉政规定，实施效果并不理想。
囚犯问题是王莽时期遗留的第二个社会问题，王莽时期大量的冗杂法律，使许多反对王莽政权的人被捕入狱，因此王莽政权时期就存在大量囚犯。东汉初期光武帝多次下诏释放轻罪的囚犯，以达到廉政统治的目的，稳定东汉政权的统治。
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和建开二十九年（公元53年）的诏令中，对曾经参加过赤眉起义的有“犯法不道者”和“天下系囚自殊死以下”进行免罪、减罪或“赎罪输作”。
东汉中后期的皇帝也曾多次下诏为囚犯减罪或免罪。“募郡国中都官系囚，减罪一等，妻子自随，占著边县。”其实这也是一种减罪的政策，对待囚犯实行免罪或减罪的仁政措施。一方面可以体现东汉政权的廉政统治，另一方面也减缓了因囚犯过多而造成的牢狱管理困难等问题。
2.保障鳏寡孤独及笃癃者的生活。东汉政府对社会中的鳏、寡、孤、独及笃癃者一直密切关注，这也是东汉仁政的廉政规定之一。通过保障鳏、寡、孤、独及笃癃者的生活，使人民感受到东汉政府对于百姓的仁德政策，以此来稳定民心。
东汉时期的自然灾害特别多，建武六年（公元31年）发生了水、旱、蝗灾，事关人民生存的粮食价格陡涨，粮食供给不足以供养举国人口。但皇帝依旧照惯例，给予鳏寡孤独及笃癃者保障。
延光元年（公元122年）三月诏和十二月诏规定，赐粮食给鳏、寡、孤、独、笃癃、贫不能自存者，每人三斛；对于因自然灾害而颗粒无收的农民不征收当年田租；对于因意外成为孤儿的孩子由郡县进行抚养。
东汉政府对于鳏、寡、孤、独及笃癃者的照顾颇多，“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抚育鳏寡，以家钱籴粟赐癃盲”、“寡夫、寡妇母子及同居，若有子，子年未盈十四，及寡子年未盈十八，及夫妻皆痒（癃）病，及老年七十以上，母异其子；今母它子，欲今归户人养，许之。”
3.赈济灾民。缓解灾民问题，是东汉时期廉政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赈济灾民，东汉政府实行假民公田与赋民公田的政策。将政府掌握的土地赋予灾民耕种，以减轻灾民损失，同时保障税收。
将无主荒地交给流民开垦，起到安抚流民的作用。从永平九年（公元66年）至元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四十年间，东汉宣布“假民公田”诏令有二十次之多。如永元五年（公元93年）诏：“有司省城内外厩及凉州诸苑马，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
东汉时期由于气象和地质原因导致灾害频发，所以东汉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统治，必须实行赈济灾民的政策，包括赈物、赈款。东汉时期实行的仁政统治政策，一方面反映了东汉时期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东汉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时的态度。虽仁政是维护统治的必要政策，但不可否认其内在的廉政意义。
（二）禁止奢侈的廉政规定1.统治政策中禁止奢侈的规定。东汉时期吸取前朝的灭亡经验，积极调整统治政策。其中关于禁止奢侈的廉政规定，是统治阶级从自身做出的改变。往往在政权建立初期统治者能够做到以身作则，勤政节俭。
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政权的中后期，统治阶级会暴露出剥削阶级的本质。但在王朝的初期，禁止奢侈政策，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为恢复社会经济，尚节俭，抑奢侈，以自身做表率。光武帝在位期间勤俭节约，从不放纵自己，不肆意挥霍国家资产。光武帝对官员同样要求禁止奢侈、体察民情、关心百姓疾苦。
东汉时期统治者在禁止奢侈的廉政规定上，往往以自身为榜样，引导官员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汉安帝“欲令百姓务崇节约”，自称“躬自菲薄，去绝奢饰，食不兼味，衣无二采”。统治阶级的自身节俭，对实施勤俭禁奢的廉政风气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官吏管理中禁止奢侈的规定。统治政策的廉政规定，包含禁止奢侈的具体要求。为了更好禁止奢侈，东汉时期还制定了官吏生活的标准，以防止官吏奢侈享乐。“诏三公明申旧令，禁奢侈，无作浮巧之物，弹财厚葬”，明令重申，禁止官吏奢侈及厚葬财物。
“其科条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务为之禁”，要求监察官员“先京师而后诸夏”，对奢侈享乐的官员加以惩处。东汉时期统治者认为商人是奢侈之风的助长者，商人往返运输浮巧之物，会助长社会的奢侈风气。
因此实行大力“抑商”、“抑奢”政策，采取了一些限制奢侈品的生产和贩运，抑制特权阶级奢侈之风的廉政规定。如：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规定“无作浮巧之物”，等等。
二、东汉官吏管理中的廉政制度
（一）东汉法律制度中的廉政规定。东汉官吏的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法律制度中关于廉政的规定，其中主要包括对官吏贪赃、受贿、选举不实的惩处。廉政思想与为官道德对官吏的约束属于精神层面的自我规范，效果因人而异。因此，需要强制性的法律条文来规范官吏的行为，使官吏遵从法律、畏惧法律，从而达到防范与惩治官吏犯罪的目的。
1.关于贪污罪的廉政规定。官吏的贪污在汉代被称为“主守盗”，就是将封建国家的钱财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严重会使封建国家财物流失，国库空虚，最终人亡政息。因此，封建君主对待官吏贪污十分重视，以法律手段加以防治和惩处，官吏犯贪污罪常被科以重刑。
“守县官财物而即室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这里的“县官”指的是封建国家及君主，官吏将封建国家的财物贪污到自己手中，严重者会被处以死刑。东汉时期沿用西汉时期对贪污罪的惩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
西汉时期规定“主守而盗直十金，弃市”，即官吏贪污银钱十万金以上会被除以死刑。发展至东汉时期，惩治官吏贪污的刑法更为严苛。“清河相叔孙光坐臧抵罪，遂增锢二世，衅及其子”，官吏贪污银钱数额高的会累及子孙。
2.关于受贿罪的廉政规定。受贿在汉律中被称为“受赇”，指官吏利用职务权力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东汉时期法律规定的受贿主要条目有受财物、听请、受赇枉法。受财物是指官吏以职务之便收取不正当银钱及物品；听请是指官吏受他人所托，为请托之人办事，谋取利益；受赇枉法指官吏接受他人财物，触犯法律。
东汉中后期由于党争的不断发生，使得朝野内外混乱不堪，官员犯罪现象频发。因此，为了惩治官员犯罪，这一时期的刑法繁重严苛，如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其九年十一月，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皆坐杀无辜，荆州刺史李隗为贼所拘，尚书郎孟璫坐受金漏言，皆弃市”。
东汉中后期官员收受贿赂现象时有发生，为了惩治受贿官吏，统治者制定严苛的法律。企图通过法律的严苛，警醒和惩办官吏的受贿行为，起到稳定统治的作用。
3.关于选举不实的廉政规定。东汉时期对官吏的选拔方式主要有察举制和征辟制，由中央及地方的高级官员推举。因此，推举人的好恶常常决定人才的任用，为了保证推举人的公平廉洁，东汉时期制定了惩罚选举不实的廉政法律规定。
结语
东汉时期因选举不实而被惩处的官员不在少数，明帝时太尉赵熹“永平元年，封节乡侯。三年春，坐考中山相薛修事不实免”，说明东汉对于官员选举不实惩处严格，毫不姑息。随着东汉党争的不断演化，政治秩序逐渐混乱。至东汉中后期，选举不实的现象已成普遍，关于选举不实的廉政法律制度也未发挥应有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