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的军事财政与以赋税手段干预经济。西汉武帝时期，是王朝繁荣昌盛的时代，同时也是危机四伏、求变革新的时代。武帝以“内法外儒”为理念，推行积极有为战略，对外采取自卫反击战争、对内以税收代替行政惩罚，创造性地实现了安边、强国和富民的多重目标。
—、对匈奴政策变化的财政原因及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和亲是中国古代两个不同民族政权，尤其是中原王朝和边疆少数民族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西汉初期与匈奴之间的和亲是在政局未稳、国力空虚、汉弱胡强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实质上是一种应急、权宜"妥协的措施，对汉王朝来说是屈辱性质的，对汉皇帝来说是一件大伤体面的事。
军事财政的继续准备及战争策略转变的财政要求。马邑之谋以后，西汉并未及时有力地回击匈奴，原因是元光三年（前132）黄河泛滥，淹及十六个郡，武帝发兵十万救灾；元光四年又遇霜冻、地震等灾害；
元光五年夏又“发巴蜀治南夷道"而就在发卒治南夷道的同时，武帝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阻险”以阻止匈奴势力的发展。此外，武帝还实行“算车船”政策、注重水利兴修等等，为汉匈战争作准备。
算即算赋，是汉初课于成年人的人头税，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算赋形成国家军备基金，用于治办库兵车马，如购置战车、骏马和武器装备等，算赋的征收税额，服从于国家军事需要。汉文帝时，由于经济恢复，以及边地费用减少，军费缩减，于是将算赋改为一算六十钱。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规定“年八十复二算”。
有学者认为，武帝对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免除二算的纳税义务，只是新皇帝即位后的一种特殊恩典。但是，由于军费支出浩繁，国家财用不足，汉代中期算赋又恢复到一百二十钱。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冬，“初算商车。”李奇曰：“始税商贾车船，令出算。”
此时，将对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扩展为对商人的车船开征，其用意是十分显见的。按照汉代人口最盛时接近六千万来看，应纳算赋之人口高达三千六百万，减去当时免役免赋的人口，还有二千八百多万，算赋每年收入为三十四亿钱左右，汉代采取征纳算赋，使军费支岀有了较充分的财源，这一次只是对有籍商人收运输车税。
在汉初紧缩型财政之下，国家在水利方面的开支非常有限。但在武帝即位后，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蓬勃开展起来。
元光六年春，武帝采纳了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令齐人水工徐伯主持，发卒数万人，时间长达三年，“穿漕渠通渭”，开通漕渠，自昆明湖沿终南山至黄河，全渠长三百余里，引渭水沿南山入黄河，将关东到长安的漕运时间缩短了一半,还能灌溉渠下土地万余顷。
除了开漕渠，从元光六年至元狩四年,其他水利工程还有不少，财政在这方面的用费很多，“费亦各以矩万十数”。师古曰：“谓十万万也。”水利的兴修，有利于农田灌溉和开始漕运事业，方便了大司农对边地的军粮调度。不过有学者认为，武帝开渠、治河的费用主要取之于民，直接从国库支出很少，武帝在关中开渠七次，完全是为了解决漕运问题。
据上表来看，在前后十余年间匈奴的攻掠十分频繁，攻掠地点主要为上谷、渔阳、辽西、定襄、雁门、代郡和上郡等地，涉及汉政权东北、北部、西部三大区域,这与匈奴势力在汉政权边境的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元光六年卫青出上谷，到元朔元年卫青出雁门、李息出代，汉朝针对匈奴的入侵势力进行战争兵力，基本上处于被动和应战状态。
但是，从汉匈战争形势来看，若要阻止匈奴入塞，汉朝就必须夺取阴山，占据朔方。主父偃曾经向武帝进谏过，他不但阐述了朔方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还强调其在战略上的重大意义，河南地的夺取，可以说是真正解除了匈奴对京师长安的威胁。
另外，由于朔方、五原等地，地处战略前沿，如果在此处筑城，可以兼有居住与守卫功能，军事防御意义将十分重大。所以，西汉王朝在夺取河南地以后，随即在这一地区设置朔方郡（今内蒙杭锦旗）和五原郡（今内蒙五原），招募了内地百姓10万人迁居朔方，又修缮了秦代的长城和军事要塞，巩固了这一前沿阵地。
早在阴山战役开始之前，武帝颁布了针对王国势力的推恩令。“高祖有天下，三边外畔；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汉建立以来，外有匈奴势力的武力威胁，国内诸侯王又常常蠢蠢欲动，王国势力还时常与匈奴问题纠缠在一起，令汉中央政权应接不暇。
为了打击国内诸侯势力，防止其在对匈战争中从中作梗，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在阴山战役开始前，颁布了更为严厉的推恩令。推恩等于把封国的地位降至辖地不过数县的“郡”，意味着原有的王国一郡一县的三级行政体制（郡、国并行制），已经不复存在。
其实，推恩令的实行不仅有助于解决王国问题，为后来财政综合改革辅平了道路，也在很大程度上震慑了诸侯国，为阴山战役的胜利埋下了伏笔。在阴山战役中，匈奴受到较严重的打击，但是兵员损失相对较少，匈奴右贤王部十分怨恨汉朝夺得了河南地，之后，便在汉边境广阔地区多次进行报复。
载“匈奴右贤王怨汉夺之河南地而筑朔方，数寇盗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杀略吏民甚众。”可见，汉朝军事上的胜利还不够稳固，还必须深入阴山，与匈奴主力右贤王所部进行决战，以挫其税气。于是，元朔五年春，大将军卫青带领六将军，兵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大胜。
这一战，汉军获首虏万五千级、畜数十百万，匈奴右贤王部仅与数百骑逃走，其主力和畜群尽失。元朔六年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数百里，再败匈奴，斩首三千余级；四月，卫青又一次带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匈奴屡战屡败，开始北度大漠，以避汉军主力。
战争幵始以来，汉军不断取得巨大胜利，比如获首虏数千级、万五千级、万九千级，获羊百余万、畜数十万以至百万等等。但是战争给汉军也造成了不小的人员伤亡，在元朔六年的战争中，汉士马死者竟达十余万。随着战争由直接还击转向夺取战略要地和筑城固守，汉朝财政开支也越来越大，现举例如下：
军事耗费。据不完全统计，在前后几次战役当中，汉军总投入的兵力约为33万骑，以每次战役一月计，每骑一人计，那么，仅仅士兵的粮食耗费即为59.4万石，折钱5940万钱；食盐折钱1485万；养马费712.8万石。其他如武器补给、漕运转输及途中折耗更是难以计算。
功臣赏赐。据《史记平准书》载，元朔五年，卫青岀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元朔六年，卫青再次出击，得首虏万九千级。两次战役的胜利，大震军威，武帝十分高兴，在卫青班师回朝时，“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青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立号而归。
这一年，汉失去了两位将军，翕侯赵信投降了匈奴，战功不太多，武帝未加封卫青，仅赐了千金，并对捕斩首虏之士加以封赏，“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
朔方城的开筑。元朔二年，汉军在夺取河南地以后，便开始设置郡县，筑城固守。在修建朔方城的过程中，汉朝财政的支出情况，并未见史料详载。不过，以下两例似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是，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又《汉书食货志》：
“十余万人筑卫朔方（师古曰：“既筑其城，又守卫之），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师古曰：“数十万乃至百万万。”这里，以筑城人员的口粮计，按每人仅配备一石粮，国家财政就必须支出十万石之多，而且，许多物资要由内郡长途转运，就连山东等地也饱受漕转之苦。
二是，元朔三年秋，载“罢西南夷，城朔方城。”可见，武帝暂停西南夷道的修建，正是为了支援朔方城建设所作的财政调拨。秦长城的修缮。秦始皇在设朔方郡、五原郡，徙民塞边，进行武装开垦的同时，又开始修缮旧时秦万里长城。
对此，有学者认为，元朔二年汉朝修缮起的长城，是位于阴山和阴山至陇西的秦长城西段。至于东段长城的修缮时间，可能是在西汉取得漠北决战的胜利，并夺得整个漠南地区之后，即从前119年又开始逐步进行，主要是从阴山至辽东的秦万里长城。《汉书匈奴传》载：“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
随着军费、赏赐及工程兴建等支出的不断增加，汉政府财政压力逐渐增大。可见，文景以来的充裕财政在反击匈奴的民族自卫战争中，确实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此看来，整个形势已经非常了然，要想彻底解决匈奴对汉边境的威胁，武帝必须考虑、并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敛财。
结语
而从表面看来，对匈奴发动连续大规模的民族自卫战争，是为引起西汉王朝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那些富商豪强兼并之徒，才是加剧社会动荡和侵夺国家巨额财税利益的真正元凶，因此，继反割据、反侵扰任务完成之后，再集中全力重点打击这股兼并势力，就成为武帝后三十余年执政期间的一项有待完成的主要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