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朝建立之初，关外来的满洲、蒙古、汉军皆通满语，但为稳定朝政所任用的大批内地官员则只懂汉语，朝中一度出现语言不通的困难。在公文往来方面，清初通常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一般旗营中又多用满、汉两种文字，故而培养兼通满汉的朝政人才成为当时之急务。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国子监祭酒李若琳奏设国子监八旗官学，是为八旗官学设立之始。九年，专为皇族成员教育而置设宗学。康熙时期，陆续设立景山官学、盛京八旗官学、八旗义学等，并确定了“满汉兼重”的教育宗旨，期望八旗子弟兼通满汉文化，服务王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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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即位后，尤为重视八旗子弟教育，提升八旗子弟能力。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二月，颁谕八旗文武官员等人称：随着社会安定和物资富足，如今旗人能力平庸，唯尚奢侈，生活用度极尽华丽，丝毫不念从前创业之艰难，并且认为八旗子弟种种奢靡之风，均是缺乏教育所致。
故而要求“八旗子弟，各习其业，文则潜心制义，博览诗书，务求用世之实学；武则娴习弓马，讲究韬略，预储阃外之良材”。自此，雍正帝正式整顿八旗官学，主要包括改良原有八旗学校和新设各类八旗学校两方面。
雍正帝在位期间大力整饬旗务，多方改良教育，是八旗官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也体现出雍正帝平衡满汉文化的深层考量。但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或是分类型、分区域讨论八旗官学，或是关注后来乾隆朝对“国语骑射”的重视，而对雍正朝的研究明显不足。
因此，本文拟集中探讨雍正帝整顿八旗官学，揭示这一时期八旗官学发展的特点，进而在满汉文化碰撞的视角下深入理解清前期八旗官学的发展及雍正帝的统治思想。
改良原有八旗学校首先，改变国子监八旗官学生选拔方式，资助贫乏无力子弟。在所有八旗学校中，国子监八旗官学设立最早，地位最重，受到各朝高度重视。初设之时，每牛录各取官学生一名，至顺治十八年定为每牛录选取子弟二人，并规定“止许武官及甲兵子弟开送，文官子弟不准开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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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重新规定文武官员子弟均可入官学读书。顺、康两朝官学生选补虽时有变化，但仍以牛录为单位，直到雍正五年，改为每旗学生名额一百，包括满洲６０名、蒙古２０名、汉军２０名。
此举使国子监八旗官学生的选拔方式从以牛录为单位变成以旗为单位，学生来源更加广泛。雍正帝还十分关心官学生的学习情况，不仅从自领钱粮的教养兵中拨出５０个名额，将其钱粮按比例分给满、蒙、汉官学生，还对八旗汉军内无力延师的贫家子弟，给予每人每月二两银，并派教习教授清语骑射。
其次，扩大宗学学生来源，约束宗室子弟举止。顺治九年初设宗学之时，议定“凡未封宗室之子，年十岁以上者，俱入宗学”。后在康熙年间几经变化，一度停开宗学，改为王府教育。雍正二年闰四月，雍正帝谕令宗学正教长、辅国将军善福等人曰：“尝见宗室中，习气未善，各怀私心，互相倾轧，并无扶持爱护之意。”
他亲睹宗室子弟颓废的情景，又虑及明朝后期宗室失于训教，故而决定复开宗学，教导宗室，以期改正不良习气，使之明白纲常伦理、君臣之分。宗学复开后，扩大了宗学的学生来源，情愿读书之宗室子弟均可入学，且每人各给银三两、米三斗，发放纸笔等物，提供了很大的入学便利。
调整八旗义学场所和教习配置，普及入学人群范围。八旗义学设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规定每佐领下各选十岁以上幼童一人，教习读书及马步射。雍正四年改变入学要求，凡旗人内因贫困不能入学的秀才童生均可入学，随其兴趣学习满书或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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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之后又做调整。雍正六年十一月，副都统韩光基针对“两旗共立一学，八旗入学读书之子弟，每旗不过数人，且有竟无一人者”的情况，奏请“于八旗官房内量其足用，拣择四所，共为八所，每旗各立一学，增添教习四员，共为八员，每学一员。
其读书入学之人，不必限定额数，年二十以下、十岁以上情愿读书者，俱令入学”。奏上，依议施行。自此，八旗义学成为覆盖人群最广的八旗学校，反映出雍正帝普及八旗教育的思想。八旗蒙古官学、觉罗学和圆明园学的学生则有特定来源。
八旗蒙古官学于八旗蒙古每佐领下择可学者一人，依《钦定八旗通志》所载，康雍年间的八旗蒙古佐领数为２０４，则八旗蒙古官学初设时学生人数大致为２０４人。觉罗学虽对觉罗子弟采取自愿入学的方式，但入学子弟的福利与宗学相同，故而觉罗子弟入学人数“左翼共百五十五名，右翼共百八十五名”。
圆明园学乃是为圆明园驻扎兵丁而设，雍正帝曾以此地“兵丁气象，较前甚优”，赏给圆明园驻扎的八旗及内府三旗教习，令其学习汉书。随后，根据圆明园驻扎各旗营房之远近，设立学舍，诸教习均从八旗文生员内选补，旨在培养精通汉文化的八旗子弟。
咸安宫官学可视为八旗官学中的精英教育。雍正七年，从内务府和景山官学子弟中择选俊秀人才９０名，选定满汉教习，教授清、汉文及骑射，正式创立了咸安宫官学。咸安宫官学生待遇优渥，不仅供应膳食，其读书一切应用之物，亦全由内务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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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还考虑到诸学生年幼，准其各带仆人一名。咸安宫官学自设立之后，一直受到格外重视和用心经营，被视为满洲精英人才的培养基地。总的来看，雍正帝整顿后的八旗官学，种类愈加丰富，功能日益完善。
既有面向多数八旗子弟的普及类学校，如八旗清文学、八旗义学等，又有各类招收特定来源学生的学校，如八旗蒙古官学、觉罗学和圆明园学等。这些学校彼此配合，在普及八旗教育的同时，也增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在一些具体方面，雍正帝多有创新，表现为：国子监八旗官学选补方式合理化，并给予官学生钱粮等生活保障；复开宗学，加强了宗室子弟教育；新设咸安宫官学，重点培养八旗精英；八旗清文学和圆明园学则分别代表了强化八旗子弟“国语骑射”与提升其儒学修养两方面考量。
国子监八旗官学初设之时，规定官学生分习满书、汉书，春秋两季每五日演射一次，希冀“文武兼资，以储实用”。康熙帝即位后，尤其经过三藩之乱，一方面充分认识到汉文化对维护内地统治的重要作用，大力践行崇儒重道之策；另一方面也亲睹满洲传统日趋废弛的现象，注重强调八旗子弟的“国语骑射”能力。
由此确立了“满汉兼重”的八旗教育思想。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八旗子弟弃旧业、入汉俗、荒废骑猎的趋势终康熙一朝亦未得到扭转，是以康熙帝曾痛心感慨：“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雍正帝即位后，十分重视对满洲传统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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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谕称：“八旗满洲乃我朝之根本，植本不可不固。”为此严格管理八旗子弟，令其勤习弓马，以保持满洲淳朴、务实之本习。雍正二年，颁谕赞赏赖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保持满洲本习，并告诫称：“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即使果能力学，亦岂能及江南汉人，何必舍己之长技而强习所不能耶？”
在雍正帝看来，满洲子弟并不擅于学习文艺，况满洲本有武备等方面的长处，这才是大清赖以建国的根本，故八旗子弟应保持和巩固满洲优良传统。鉴于顺康时期对“国语骑射”贯彻不力，雍正帝在广设八旗学校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整顿。
首先，将“国语骑射”定为八旗子弟的必修课，从根本上强化满洲传统。雍正年间，除圆明园学外的所有八旗学校，学习内容均包含了清书和骑射；而在普及面最广的八旗学校之一———八旗清文学之中，则专门学习清书与骑射。这种设置，极大地巩固了满洲传统的根基。
其次，加强各八旗学校考核制度，检验八旗子弟的学习效果。雍正二年，传谕国子监八旗官学众学生，每月到国子监考试一次，考试内容涵盖清书、汉书、翻译、骑射等。宗学也是每月考试一次，按学业和骑射成绩分为三等。
景山官学生教育甚为看重“国语骑射”，在考核中将步射、骑射及清语单独成册。兹将雍正时期京城各八旗学校教学内容与考试规定列表。综上，雍正帝从扩大入学人数、钦定学习内容、严格考核制度三个方面入手，大力整顿八旗官学，尤其强调“国语骑射”，体现出对满洲传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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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此番举动，有其迫切的现实要求。因为至晚从康熙中期开始，八旗子弟不谙满语、骑射荒废的现象已日趋严重，不仅散居地方的驻防旗兵“渐染陋俗，日打马吊为戏”，连京城的满洲子弟“尚有习汉语，耽于逸乐，不以骑射为事者”。
到康熙晚期，维系满洲传统成为清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雍正帝即位后整顿八旗官学，是在满汉文化发展新阶段对“满汉兼重”教育宗旨的深层推进，期能通过强化“国语骑射”来培养兼通满汉的八旗人才。但其实际收效似乎并不乐观。据研究，经过雍正一朝的变革和挽救，八旗子弟满洲传统废弛现象未获根本改善。
清朝建立之初，关外来的满洲、蒙古、汉军皆通满语，但为稳定朝政所任用的大批内地官员则只懂汉语，朝中一度出现语言不通的困难。在公文往来方面，清初通常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一般旗营中又多用满、汉两种文字，故而培养兼通满汉的朝政人才成为当时之急务。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国子监祭酒李若琳奏设国子监八旗官学，是为八旗官学设立之始。九年，专为皇族成员教育而置设宗学。康熙时期，陆续设立景山官学、盛京八旗官学、八旗义学等，并确定了“满汉兼重”的教育宗旨，期望八旗子弟兼通满汉文化，服务王朝统治。
雍正帝即位后，尤为重视八旗子弟教育，提升八旗子弟能力。雍正二年（１７２４）二月，颁谕八旗文武官员等人称：随着社会安定和物资富足，如今旗人能力平庸，唯尚奢侈，生活用度极尽华丽，丝毫不念从前创业之艰难，并且认为八旗子弟种种奢靡之风，均是缺乏教育所致。
故而要求“八旗子弟，各习其业，文则潜心制义，博览诗书，务求用世之实学；武则娴习弓马，讲究韬略，预储阃外之良材”。自此，雍正帝正式整顿八旗官学，主要包括改良原有八旗学校和新设各类八旗学校两方面。
雍正帝在位期间大力整饬旗务，多方改良教育，是八旗官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也体现出雍正帝平衡满汉文化的深层考量。但目前学界已有研究，或是分类型、分区域讨论八旗官学，或是关注后来乾隆朝对“国语骑射”的重视，而对雍正朝的研究明显不足。
因此，本文拟集中探讨雍正帝整顿八旗官学，揭示这一时期八旗官学发展的特点，进而在满汉文化碰撞的视角下深入理解清前期八旗官学的发展及雍正帝的统治思想。
改良原有八旗学校首先，改变国子监八旗官学生选拔方式，资助贫乏无力子弟。在所有八旗学校中，国子监八旗官学设立最早，地位最重，受到各朝高度重视。初设之时，每牛录各取官学生一名，至顺治十八年定为每牛录选取子弟二人，并规定“止许武官及甲兵子弟开送，文官子弟不准开送”。
康熙时，重新规定文武官员子弟均可入官学读书。顺、康两朝官学生选补虽时有变化，但仍以牛录为单位，直到雍正五年，改为每旗学生名额一百，包括满洲６０名、蒙古２０名、汉军２０名。
此举使国子监八旗官学生的选拔方式从以牛录为单位变成以旗为单位，学生来源更加广泛。雍正帝还十分关心官学生的学习情况，不仅从自领钱粮的教养兵中拨出５０个名额，将其钱粮按比例分给满、蒙、汉官学生，还对八旗汉军内无力延师的贫家子弟，给予每人每月二两银，并派教习教授清语骑射。
其次，扩大宗学学生来源，约束宗室子弟举止。顺治九年初设宗学之时，议定“凡未封宗室之子，年十岁以上者，俱入宗学”。后在康熙年间几经变化，一度停开宗学，改为王府教育。雍正二年闰四月，雍正帝谕令宗学正教长、辅国将军善福等人曰：“尝见宗室中，习气未善，各怀私心，互相倾轧，并无扶持爱护之意。”
他亲睹宗室子弟颓废的情景，又虑及明朝后期宗室失于训教，故而决定复开宗学，教导宗室，以期改正不良习气，使之明白纲常伦理、君臣之分。宗学复开后，扩大了宗学的学生来源，情愿读书之宗室子弟均可入学，且每人各给银三两、米三斗，发放纸笔等物，提供了很大的入学便利。
调整八旗义学场所和教习配置，普及入学人群范围。八旗义学设于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规定每佐领下各选十岁以上幼童一人，教习读书及马步射。雍正四年改变入学要求，凡旗人内因贫困不能入学的秀才童生均可入学，随其兴趣学习满书或汉书。
两年之后又做调整。雍正六年十一月，副都统韩光基针对“两旗共立一学，八旗入学读书之子弟，每旗不过数人，且有竟无一人者”的情况，奏请“于八旗官房内量其足用，拣择四所，共为八所，每旗各立一学，增添教习四员，共为八员，每学一员。
其读书入学之人，不必限定额数，年二十以下、十岁以上情愿读书者，俱令入学”。奏上，依议施行。自此，八旗义学成为覆盖人群最广的八旗学校，反映出雍正帝普及八旗教育的思想。八旗蒙古官学、觉罗学和圆明园学的学生则有特定来源。
八旗蒙古官学于八旗蒙古每佐领下择可学者一人，依《钦定八旗通志》所载，康雍年间的八旗蒙古佐领数为２０４，则八旗蒙古官学初设时学生人数大致为２０４人。觉罗学虽对觉罗子弟采取自愿入学的方式，但入学子弟的福利与宗学相同，故而觉罗子弟入学人数“左翼共百五十五名，右翼共百八十五名”。
圆明园学乃是为圆明园驻扎兵丁而设，雍正帝曾以此地“兵丁气象，较前甚优”，赏给圆明园驻扎的八旗及内府三旗教习，令其学习汉书。随后，根据圆明园驻扎各旗营房之远近，设立学舍，诸教习均从八旗文生员内选补，旨在培养精通汉文化的八旗子弟。
咸安宫官学可视为八旗官学中的精英教育。雍正七年，从内务府和景山官学子弟中择选俊秀人才９０名，选定满汉教习，教授清、汉文及骑射，正式创立了咸安宫官学。咸安宫官学生待遇优渥，不仅供应膳食，其读书一切应用之物，亦全由内务府提供。
雍正帝还考虑到诸学生年幼，准其各带仆人一名。咸安宫官学自设立之后，一直受到格外重视和用心经营，被视为满洲精英人才的培养基地。总的来看，雍正帝整顿后的八旗官学，种类愈加丰富，功能日益完善。
既有面向多数八旗子弟的普及类学校，如八旗清文学、八旗义学等，又有各类招收特定来源学生的学校，如八旗蒙古官学、觉罗学和圆明园学等。这些学校彼此配合，在普及八旗教育的同时，也增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在一些具体方面，雍正帝多有创新，表现为：国子监八旗官学选补方式合理化，并给予官学生钱粮等生活保障；复开宗学，加强了宗室子弟教育；新设咸安宫官学，重点培养八旗精英；八旗清文学和圆明园学则分别代表了强化八旗子弟“国语骑射”与提升其儒学修养两方面考量。
国子监八旗官学初设之时，规定官学生分习满书、汉书，春秋两季每五日演射一次，希冀“文武兼资，以储实用”。康熙帝即位后，尤其经过三藩之乱，一方面充分认识到汉文化对维护内地统治的重要作用，大力践行崇儒重道之策；另一方面也亲睹满洲传统日趋废弛的现象，注重强调八旗子弟的“国语骑射”能力。
由此确立了“满汉兼重”的八旗教育思想。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八旗子弟弃旧业、入汉俗、荒废骑猎的趋势终康熙一朝亦未得到扭转，是以康熙帝曾痛心感慨：“满洲若废此业，即成汉人，此岂为国家计久远者哉？”雍正帝即位后，十分重视对满洲传统的维护。
雍正元年谕称：“八旗满洲乃我朝之根本，植本不可不固。”为此严格管理八旗子弟，令其勤习弓马，以保持满洲淳朴、务实之本习。雍正二年，颁谕赞赏赖乌喇、宁古塔等处兵丁保持满洲本习，并告诫称：“今若崇尚文艺，则子弟之稍颖悟者俱专意于读书，不留心于武备矣。即使果能力学，亦岂能及江南汉人，何必舍己之长技而强习所不能耶？”
在雍正帝看来，满洲子弟并不擅于学习文艺，况满洲本有武备等方面的长处，这才是大清赖以建国的根本，故八旗子弟应保持和巩固满洲优良传统。鉴于顺康时期对“国语骑射”贯彻不力，雍正帝在广设八旗学校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整顿。
首先，将“国语骑射”定为八旗子弟的必修课，从根本上强化满洲传统。雍正年间，除圆明园学外的所有八旗学校，学习内容均包含了清书和骑射；而在普及面最广的八旗学校之一———八旗清文学之中，则专门学习清书与骑射。这种设置，极大地巩固了满洲传统的根基。
其次，加强各八旗学校考核制度，检验八旗子弟的学习效果。雍正二年，传谕国子监八旗官学众学生，每月到国子监考试一次，考试内容涵盖清书、汉书、翻译、骑射等。宗学也是每月考试一次，按学业和骑射成绩分为三等。
景山官学生教育甚为看重“国语骑射”，在考核中将步射、骑射及清语单独成册。兹将雍正时期京城各八旗学校教学内容与考试规定列表。综上，雍正帝从扩大入学人数、钦定学习内容、严格考核制度三个方面入手，大力整顿八旗官学，尤其强调“国语骑射”，体现出对满洲传统的重视。
做出此番举动，有其迫切的现实要求。因为至晚从康熙中期开始，八旗子弟不谙满语、骑射荒废的现象已日趋严重，不仅散居地方的驻防旗兵“渐染陋俗，日打马吊为戏”，连京城的满洲子弟“尚有习汉语，耽于逸乐，不以骑射为事者”。
到康熙晚期，维系满洲传统成为清统治者必须解决的问题。雍正帝即位后整顿八旗官学，是在满汉文化发展新阶段对“满汉兼重”教育宗旨的深层推进，期能通过强化“国语骑射”来培养兼通满汉的八旗人才。但其实际收效似乎并不乐观。据研究，经过雍正一朝的变革和挽救，八旗子弟满洲传统废弛现象未获根本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