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11日，88岁的邓颖超与世长辞，为她整理仪容的工作人员，发现邓颖超居然穿着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服。
仪容组的工作人员非常生气，怒斥邓颖超的秘书赵炜：为何给她穿一件打满补丁的衣服。
当时赵炜也非常委屈地大哭起来：这是她生前要求的。
原来这件衣服里，藏着邓颖超与周恩来的感情真相。
01
邓颖超出生于广西南宁的一个地方官吏家庭，他的父亲邓庭忠做过南宁镇台，母亲杨振德也出生于官宦世家，自小学习中医。
母亲杨振德在结婚第三年后，才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邓颖超。一直盼着一个儿子的邓庭忠，对于邓颖超的到来很是失望，甚至决定将她送人。
杨振德舍不得女儿，以死相抗，这才将女儿留在了身边。三岁之前，有母亲的呵护，邓颖超还过着富家小姐的安逸生活。
在邓颖超三岁那年，家里发生了一场大的变故，也改变了邓颖超的人生轨迹。
这一年，邓颖超的父亲邓庭忠因得罪上司，被上司穿小鞋，流放到了新疆，在苦寒的环境里，郁郁而终。
邓颖超与母亲
邓庭忠去世后，杨振德带着女儿邓颖超，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尽管生活艰难，她咬紧牙关发誓，一定要将邓颖超抚养成人。
后来，杨振德带着女儿辗转到了天津。为了维持生计，杨振德一边行医，一边当家庭教师。尽管生活很拮据，杨振德还是省吃俭用将邓颖超送到了学校。
邓颖超聪颖好学，9岁她就插班进入了直隶女师附属小学四年级。读完高小后，她的母亲失业了，年满11岁的邓颖超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压力，决定报考女师的预科。但是女师要求13岁才能报考。为此，邓颖超只好虚报了两岁的年龄，连跳两级却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直隶女师，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师大。她成了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并一路读到了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读书期间，她就表现出了超强的组织能力和讲演特长。
1919年五四运动高涨时，邓颖超参加爱国运动非常积极，并与一干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自任执委，并主动走上街头，鼓励各界妇女参加爱国运动。
在这期间，她结识了同样是爱国青年的周恩来，他们共同组织了“觉悟社”，周恩来任“觉悟社”的主要负责人，此时的邓颖超15岁，周恩来21岁。
“觉悟社”里都是爱国青年，他们有个共同的约定：不结婚，不生子。
此时年少气盛的周恩来立下“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志向。邓颖超对婚姻是排斥的。因为出生于官宦之家的她对封建的婚姻不抱有希望。
她的身边，很多朝气蓬勃的女学生，因为封建婚姻而改变了人生轨迹。也有些成为了不思进取的少奶奶，在男欢女爱中迷失了方向。但真正让邓颖超感触颇深的是她的朋友张思静。
张思静自结婚后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丈夫体弱多病，她不仅要长年照顾丈夫，还要遭受婆婆的虐待，最后在结婚三年后，张思静一病不起，临死的时候，面色消瘦，腹部高高突起，双目不能紧闭，可以说惨不忍睹。
在目睹了这些终生被封建婚姻折磨的女性后，邓颖超对于封建婚姻是比较悲观的。
02
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周恩来与邓颖超也参与其间，在一次次的行动中，他们成为了出生入死的伙伴。
1919年8月，山东军阀马良，逮捕枪杀爱国群众。山东的爱国团体，为了反抗这一行径，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
周恩来与邓颖超也参与到了这次活动中，邓颖超还因此被打得吐血。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乘坐散发传单的宣传车而来，在他的掩护下，邓颖超和一些爱国青年得以逃离。
自此，天津的爱国活动日益暴涨，反动当局也害怕起来。周恩来等学生代表站出来去找当局谈判，不幸被捕。
邓颖超带领同学们去找反动当局，他们身背铺盖卷，要替周恩来坐牢，当局无奈之下，释放了周恩来。
一次次的爱国活动，让周恩来与邓颖超一次次拉近了关系，不过他们之间却仍然保持着纯粹的友谊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思想的成熟，邓颖超对婚姻的抵触思想也有所转变。不过，她所持有的婚姻观是：必须建立在情投意合，自由主义的基础上。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前往马克思的故乡，寻求救国救民的方法。邓颖超则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
在此期间，周恩来一直与邓颖超保持着联系，邓颖超将她在国内组织的活动，《女星》、《妇女日报》上的消息，都会写信告诉周恩来。两人共同探讨着对理想的看法。在法国，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了二百多封信。
一天，邓颖超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特别的明信片。
这张明信片上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周恩来在明信片上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也能像他们两个人一样，同上断头台······”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是两个相爱的德国青年，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同是德国共党的创始人，1919年，两人双双被杀害。
周恩来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委婉而试探地向邓颖超表达爱慕之情。
邓颖超收到信后，她也隐约感觉到了周恩来的情意，但是她并没有给周恩来答复。
邓颖超没有答复的原因是，她一时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周恩来一直信奉独身主义。另外，同周恩来一起去法国留学的，还有一个名叫张若名的女学生。
张若名也出身名门，不仅长相美丽，而且非常聪慧，所有人都觉得周恩来与张若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就连邓颖超也觉得他们俩人非常般配。
在法国留学期间，周恩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洗礼。
随着思想的逐渐成熟，周恩来觉得爱情与爱国并不矛盾。周恩来跟邓颖超一样，对另一半也有着严格的要求。
多年后，周恩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他跟自己的侄女周秉德说：“我觉得作为革命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
最后，与周恩来有着共同爱国理想，并矢志不渝的邓颖超走进了周恩来的心里。
03
1925年8月8日，在高君宇的牵线下，邓颖超特地从天津南下来到广州，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广州广卫楼完婚。他们的婚礼简陋到没有仪式，也没有设宴请客。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同学知道了这件事，要求见一见新娘子。周恩来与邓颖超商量后，在他们住处不远的太平餐馆待了两桌客。前来参加婚宴的有陈赓、何应钦、蔡畅、李富春等人。
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浑身酸软无力，吃不下，睡不好，仍然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持工作。
此时正值妇女运动高涨的时期，邓颖超也要全身心的扑向工作。为此，她冒着危险，在市面上买了不合规的打胎药，这使得她的身体损耗很大。
何香凝去看她的时候，她仍然不肯说出实情，只告诉她是妇女病。
她的母亲得知后，特地从天津来到广州看邓颖超，因为母亲是中医，在她的调理和悉心照料下，邓颖超的病情才得以恢复。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难过，他心疼地跟邓颖超说：“我们虽然随时准备着为理想牺牲，但不能任意糟蹋身体。”
邓颖超也对周恩来充满了歉疚。
1926年，邓颖超再度怀孕，这次她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要把孩子留下来。于是，邓颖超在母亲的陪伴下，留在广州，一边坚持工作，一边待产。
1927年3月，邓颖超住进德国医院的保生教会待产，因为胎儿过大，整整折腾了三天三夜，也没能生出来，因为当时的医疗手术有限，没有剖腹产，所以只能靠产钳，等孩子被夹出来后，因头部受伤严重而夭折。
邓颖超心痛不已，不过幸运的是，邓颖超因为在医院躲过了“四·一二”的劫难。
不久，母亲带着邓颖超离开广州到了上海。当邓颖超抵达上海后，上海的街头巷尾跟广州一样，到处都张贴着关于通缉周恩来的传单。
邓颖超母子连忙寻了一个偏僻的旅馆落下脚。邓颖超托母亲在上海发行量最大的《申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伍豪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路××旅馆来。”
伍豪是周恩来的一个化名，周恩来见报后，就明白是邓颖超登的报，他连忙拖人将邓颖超母子接走。在这期间，邓颖超才将痛失爱子的事告诉了周恩来。并且还有一个更沉痛的消息，邓颖超今后不能再怀孕了。
周恩来得知后沉默良久后，他仍然安慰着邓颖超的情绪。
从此，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妇一生再无子女，他们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新中国的事业，他们始终遵守着党的保密纪律，在每一个生死关口，他们都共同度过，成为了生死伴侣。
1992年7月11日 ，邓颖超与世长辞，为她整理仪容的工作人员突然大怒：为何给她穿一件破西装。
跟随了邓颖超30多年的赵炜也很委屈，她不得不说出实情。原来这件衣服是邓颖超再三要求穿的。因为这件衣服是她最喜欢的，也陪伴了她30多年，除了周恩来去世那天，她穿过一次以外，就一直被存放到箱底。
直到她临终时，她要求穿上那件衣服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曾说过：“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邓颖超穿着那件最喜欢的西装走了，临走的时候她也秉持跟周恩来一样的观念，不浪费国家的一针一线。
他们的爱情，没有风花雪月，没有感人的表白，没有炫丽的外表，却能够风雨同舟，不离不弃，信仰坚定，这是爱情最美好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