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三十九岁突然剃度为弘一法师,答案在他临终的四字绝笔里



他被称为“民国版贾宝玉”,似神瑛侍者转世,来体验这人间疾苦。
他含着金汤钥匙出生,不喜功名,不贪恋钱财,偏僻而乖张。
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弘一法师的围墙外,我是如此谦卑。”
林语堂说:“他是遗世独立的一个人。”
他三十九岁突然放下繁华,放下爱妻,遁入空门,大家都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决绝。答案藏在他临终时的四个字里。01
1883年,李叔同出生于天津桐达李氏的大户人家,李家有钱铺、有盐业,有锦乡绸缎,珍珠白玉。为了香火旺盛,李叔同的母亲王凤玲十九岁时嫁到李家,第二年生下了他。李叔同在家中排行老三,人称“三郎”。
虽然生在名门望族,又是家里的小少爷,但是李叔同并没有过着前簇后拥的奢养生活,旧式家庭妻妾等级分明,李叔同很多时候和母亲王凤玲相依为命。当他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是一位七十一岁的老人了。
李叔同四岁这年,他的父亲李筱楼置办了新宅,新宅位于奥租界,乔迁之宴,奥地利公使和公使夫人特地前来赴宴,给李筱楼赠送了一架钢琴。当父亲与奥地利利公使会谈时,李叔同顿时被那台奥地利钢琴所吸引。
从此与西洋音乐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世事总是无常。第二年,李叔同的父亲去世,他的母亲二十五岁就成了年轻的寡妇。
李叔同曾给他的学生丰子恺说:“在偌大而复杂的家庭里,我的母亲很多,生母却很苦。”
小小年纪的他便历经父亲的苦,母亲的苦。似乎不论钱财多少,都免不了在苦海挣扎。

往后的日子里,李叔同在生母的终日陪伴下,他读诗书,练书法,十五岁时就已经诵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宝贵终如草上霜。”这样的绝句。也能弹奏出绝美的钢琴乐曲。
可在母亲心里,李叔同告慰先父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乡士,求取功名,高中进士。李叔同却因小时候跟着母亲在戏园子里听戏,迷上了戏剧。一有时间就往戏园子里跑。他沉浸在戏园子里,杜绝了士进之心,官宦之途,出入于梨园消磨着青春时光。和京戏名伶杨翠喜成为出双入对的欢喜鸳鸯。摇身一变成为梨园响誉盛名的李三爷。家中哥哥批评他成了浪荡子,并因此刁难母亲教养无方。
迫于压力的母亲吞下了老鼠药,那天他回来早,看到母亲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慌乱之下,他叫来家中兄长和众人,总算将母亲从鬼门关拉了回来。从此他给母亲发誓潜心攻读,不再踏进戏园半步。
17岁时,他考到了文昌院辅仁书院,远离了二哥和母亲的监视,这使他灵魂如获自由。他又想起了杨翠喜,抬眼展眉皆是风情。于是他想与她缔结鸳盟,共度余生。

杨翠喜
无奈不久,段芝贵用十万两军饷买了杨翠喜,向载振行贿。一代名伶在津门舞台上消失,也结束了李叔同的一段红颜梦。02
后来,母亲为李叔同安排了一门亲事,让他娶了江南运河边一位茶商的女儿做妻子。李叔同本想找一个心意相投,懂琴谈诗的红颜知己,没想到却找了一个商人的妻子。他的内心自然非常抗拒。
而此时,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割让辽东澎湖列岛赔银两亿两。康有为联合在北京会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
李叔同在“康梁”新思想的感染下,对于清朝的腐朽统治恨之入骨,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他因此受牵连,被当成逆党人士。
刚一踏上人生的旅途,满眼看到的全是苦难。黄河大堤决口,更是让无数百姓陷入悲苦,流离失所。国仇家难如洪水猛兽。李叔同的同情心和怜悯心深深地被刺痛。而此时他心里虽有怜悯,但也不乏无力之感。

1898年,李叔同不得不带着母亲和妻子来到表面歌舞升平,实则暗流涌动的上海。
北望津门,那里正经历着庚子事变,家国沦丧。反观上海,一片歌舞升平,文人聚会,常有歌女诗妓相伴,李叔同为他们写歌赋诗,把他们视为同样的天涯沦落人。
李叔同进入南洋公学读书,成为蔡元培的爱徒,与黄炎培等人在蔡元培的支持下组办“沪学会”,也是国内最早一批宣讲新民主思想的组织。利用已有的知识抚弱救国,在当时残酷的政治时局下,沪学会无疑于以卵击石,走向失败。
结果是,蔡元培在逃,多名成员被关进监狱。黄炎培也准备离开上海去日本。日本是李叔同长久的梦想之地,那里是孕育新思潮的温床。虽然他此时也正身处险境,但母亲正患重病,他放心不下。只好选择留在国内,陪伴母亲左右。
母亲病重,国家积弱成疾,自己空怀技艺,却依旧不能改变国家羸弱。李叔同的心境陷入谷底。
眼看母亲病越来越重,他带着母亲妻子返回津门老家,可在路上母亲就去世了。李叔同更是陷入无尽的悲哀和伤感。
更让李叔同悲懑的是,按照祖制,在外去世的人不能葬入祖坟。李叔同为此和家中叔父、三娘和长兄吵了一架,冲破家庭祖制陋规,不顾母亲妾室的身份,将母亲的遗体从正门抬入李家。
全然按照自己的意愿,为母亲主持操办了新式的葬礼。

“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丧母后的李叔同在家里如游丝飞絮,无根更无牵挂,他只身去往日本。一身艺术技艺的李叔同,进入开放的日本如欢鱼得活水。
他拜日本多位油画大师学习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水墨相结合,别具风格。很早就在东京举办了自己的艺术画展。
吸引日本众多文化名流而来。日本女孩雪子就是李叔同的仰慕者,雪子善解人意,面容娇好,两人很快成为音乐和绘画上的知己,爱情也悄然而至。03
中国淮河发洪水,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日本当时话剧盛行,李叔同决定在日本学习话剧,举行赈灾义演募捐赈灾物资。
于是他创办了“春柳社”,宗旨是“开通民智,鼓舞精神”,把以“天下为已任”的救世情怀,寄情于话剧。
他决定排演小仲马的《茶花女》,并请人翻译成剧本,准备在日本进行首次公演。初次排演话剧的李叔同,由于没有太多话剧经验,他想要请日本著名的戏剧学家松居先生协助,苦于求助无门。
当雪子得知后,她走进日本话剧社团,多日追随松居先生的足迹。正当《茶花女》排练进入瓶颈期时,雪子带着松居先生出现在李叔同的面前,《茶花女》在松居先生的指导和李叔同的艰苦排练下,终于成功演出 。李叔同扮演女主玛格丽特,他把自己对生死和爱情的真实情感融入到角色中,感染着台下的每一位观众,也打动着雪子的心。也使李叔同组织的“春柳社”名声大噪,由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一百多人。在日本的成功为国内的革命点燃了燎原星火。

后来,李叔同和雪子在日本结为夫妻。1911年,他带着日本妻子雪子从东京来到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机会。
李叔同回国时,辛亥革命推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全国上下一片新气象,上海文人聚首,庆祝大好山河。兴奋不已的李叔同便和好友陈其美创办《太平洋报》,版面设计和文艺副刊交由他负责。
然而,辛亥革命却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而夭折,李叔同将创刊仅半年的《太平洋报》愤然停刊。
1913年,李叔同只身来到临近杭州西湖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教。从此,这里成为浙江新文化的中心,李叔同主要负责图画和音乐课。他的学生有我国著名漫画先驱丰子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家刘质平。
素描课上,他引进了裸体素描,而在当时的教育环境下,却不能被接受。他带学生外出写生,警察硬说是描摹地形,把学生当作特务抓起来关进班房。国内保守的教学观念一时无法冲破,严重阻碍着教学的进行。
学校领导甚至有意将图画课停止,李叔同的教学热情深受打击。
一天,李叔同迷茫地坐在西湖畔弹奏古筝,坐在旁边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向李叔同传递着佛家要义,说到梁启超和谭嗣同的佛学造诣,以佛家冲破罗网之大无畏精神,献身于变法维新,为后人树立了舍己渡人的榜样。
马一浮的这一番话让李叔同瞬间觉得人生豁达,感叹自古仁人志士,以道修身。冥冥之中也让李叔同在迷离的人世中找到了方向。
在此情境和心境下,李叔同改编了奥德威作曲的美国歌曲《梦见家和母亲》。重新填词,作出流传至今的《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仿佛他的内心正在挣扎着一场别开生面的别离。04
暑假,李叔同没有回家陪伴妻子,而是留在杭州虎跑寺,看着寺院里淡然从容的僧众,李叔同渴望踏入这方净土 。
起初,李叔同每日吃斋念佛做起居士,没有心思去教书。不是他不想教,而是世间的疾苦和禁锢让他看不到一丝希望,在他看来灵魂的解脱才是首要任务,他开始有了出家的念想。
唯一放不下的是陪伴他的妻子雪子,虽然妻子苦苦哀求要和他在一起,他说:“我感到从我出生以来,一直在注视着你的面容,可是我的眼睛仍然是饥渴的。”
爱可以让人幸福,但是不能让人解脱。
妻子知道他是个不同寻常的人,但是她早已经在叔同的怀中没有了自己,既然选择了漂洋过海到中国,她也愿意跟着他一起进寺庙修行,但是在中国和尚是不允许带妻室的。妻子说日本的和尚可以带妻室,让他去日本出家。李叔同坚定地说:“可我是中国人,我只做中国的和尚。”

影视中的雪子
他的话冷冷地打破了妻子所有挽留的幻想。
在朋友眼中,难以接受他抛弃妻儿出家的行为,他坦然说道:“人生无常,如暴病而死,想不抛也做不到。”
在我们看来李叔同抛弃妻儿,出家为僧,很难以理解,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影视中的李叔同
然而,如此的执念并非一朝一年就能形成,而是在经历人世,饱尝悲悯之后,心境的超脱。
1918年,在杭州灵隐寺李叔同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开启了正式的修行之路,他徒步数千里,抵达温州庆福寺,拜见寂山长老,研习佛教真传,佛教八万四千法门,而弘一却选择了戒律最严的律宗。
弘一留在庆佛寺开始闭关修行,每日与鸟虫分食为伴。因南山律失去真传,弘一历时四年,遍考中外典籍。
弘一法师离开修行之地,游历途经之地皆是人间炼狱般的惨状。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北洋军阀肆意横行,战火蔓延,生灵涂炭,刺痛着弘一法师。他不禁泪流满面,试图通过传扬佛教解救万民于水火。
他用过滤的湖水洗脸,用树枝代替牙刷,用破布擦脸,他的挚友夏丏尊看到他这番落迫模样,难免心酸,他却过得怡然自得。
1937年,七七事变,日军大举侵华,战火蔓延,佛家之地成为僧众百姓的避难所,弘一法师看到日军如此残暴杀戮,急火攻心,导致重病。反思道:“我们学戒持律,可是日本人不学。”
他痛恨他们是杀人的刽子手,心痛身为佛子,危难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内心深深地自我责备,大夫给他带来上好的药品,他却说:“大病从死,小病从医。”并未将药留给伤员。

他安排寺庙人员将禅房腾出,囤下粮食,安置难民。将他的挚友夏丏尊送给他的美国白金水晶眼镜拿出来卖掉用来购粮。
在最后的时光里,他讲授南山律宗,提出念佛不忘救国的主张。重新编写了爱国歌曲《大中华》。
其中:“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如此鼓舞人心和具有抗战的气势磅礴。
1942年9月1日,他写下“悲欣交集”四字绝笔后离世。直到去世时,他还在悲悯众生,百感交集,恨不能为人民渡一切劫难。
他将佛学的虔诚和救国的愿望相结合,信仰弥坚,终身不改。
参考资料:
《李叔同》
《李叔同:在自由与爱中行走》
《李叔同:名如何,爱如何,生命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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