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去哈佛采访时，我认识了当时在做哈佛校报——《深红报》做编辑兼总裁的朱莉•赵兹莫(Julie Zauzmer)。她告诉我，她一个星期花80-100个小时在《深红》，也就是说，这份报纸几乎就是她没日没夜大学生活的全部。朱莉告诉我，在她的大学生活里，《深红》比课堂重要。
她第一学期的成绩很优秀，改变她大学生活轨迹的，是2009年发生在大学里科尔克兰宿舍楼的一起枪击案，“毒品，谋杀，性，所有戏剧的元素，复杂的故事”。她不仅报道了这起枪击案，而且全程跟踪了对谋杀嫌疑人的审讯，“每天早晨9点到下午4点，三个星期，来回一个半小时公交，逃了很多课”。但整个审讯过程让她感到有趣和好奇。“直到今天我仍觉得，最后被判一级谋杀的那个人，并不是三个嫌疑犯中扣动扳机的那个人。法律和技术上的严格程序与常识的判断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偏差？”她无法抑制深入调查这件事的冲动，“那时我意识到，我想当个记者”。
不久，即将轰动美国的亚当•惠勒造假案开始浮出水面。惠勒是转校来哈佛的本科生，被曝申请时的成绩单、推荐信、论文等全是伪造和抄袭。《深红》让朱莉写一篇封面报道，她花了很多时间深入调查，最后出版了一本书。朱莉说，她本想在完成这些报道后就回到课堂，“但转身时发现，两年已经过去”。
我问朱莉，在遇到报道中的问题时——比如法庭审判中的法律程序问题，采访和写作中的技术问题等等，她会向谁求教。她说，“《深红》是我的课堂，它聚集了一群从美国最牛的私立预备学校校报出来的编辑，他们教会了我很多”。她会给波士顿地区的律师、记者打电话，给哈佛校友写信，向他们询问专业上的问题。我问她，是否也向教授咨询问题。她说，“很难想象会向他们咨询问题。我会采访他们，他们是我的消息源。但哈佛没有新闻系”。
那年夏天，立志成为记者的朱莉获得了在《华盛顿邮报》实习的机会。她并不特别需要一份漂亮的成绩单，她的职业生涯已经展开。且不论像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和更多中途从大学辍学的伟大企业家的故事。朱莉的选择只是精英大学一名普通大学生的代表。
大约150年前，英国著名神学家与教育家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指出，大学的意义是为了追求知识，而不是为了其他实用的和功利主义的目的和价值。还记得在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一堂经济学课结束后，我问他，哈佛的灵魂是什么。还站在讲台上的他就像发表葛底斯堡演讲一样，充满激情地回答：“持续地战斗，确保大学是由思想的权威，而不是权威的思想所统治。永远不要试图寻找绝对真理，但一刻不停地向它靠近”。
然而今天的现实是，大学教育者对大学的理想，却与学生的目标之间存在着越来越大的鸿沟。我的一位大学同学曾准确地说出了大学教育对于绝大多数大学生的意义：“终究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知识机构正被消费主义所侵蚀，成为一件提供摆渡到现实世界的消费品。而成绩单——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向学生提供的价值证明，在向现实世界摆渡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地位尴尬。
2001年夏天，《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两篇文章，题为《哈佛静悄悄的秘密：分数贬值》和《哈佛荣誉学位沦落至中等水平》，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轩然大波。2001年6月毕业的那届本科生，91%获得了“毕业荣誉”，而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比例还不到40%。其中，贬值最厉害的是人文学科，分数超过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学生的成绩。从此，哈佛开始了无休止的分数争论，尝试了很多次对A等分数的数量的限制，但分数一直在上升，在大学之外的世界看来，这是大学学术标准沉沦的标志。
其实，在哈佛大学曾被贵族所统治的历史上，成绩单一直就不重要。那时，学生拿一个“绅士C”的学分就行了。学生们知道，他们的未来取决于家族财富与人脉，与学分高低关系不大，大学不过是个确认贵族地位的橡皮图章。这种改变发生在詹姆士·柯南特校长执政时期。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科学家的地位，也让他成为哈佛历史上第一位非贵族出身的校长。他第一次确切的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好的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并未像他的同辈大学校长那样，仅仅是保护传统，而是试图建立一所前所未有的“精英型”大学。这些“精英”，指那些在学识、能力、性格和道德上卓越的人，而无论其出身。这在哈佛历史上是革命性的。而天赋与教育资源之间的不匹配，往往是经济和地理障碍造成的。如果大学的使命是推进知识进步，那就要把这些有天赋的人吸纳进来。两个制度促成哈佛转型为全国性的平民精英大学：全美奖学金，吸纳全国经济资源处于劣势、但有天赋的学生进入哈佛；坚决用系统的智力测试法寻找和测试天才。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柯南特在社会与经济优越感所构成的等级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自尊——学术与智识的优越。贵族城堡降下了它的吊桥，被城池隔阂的大众精英得以进入大学。可以说，分数作为“鉴别卓越”的标准，构建了整个知识精英阶层。
在近40年里，大学生群体的构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Harry Lewis)曾写道：“1968年和我一起毕业的学生中，不到40%的学生能享受到哈佛的经济资助，如今70%多甚至更多的学生都能得到这一待遇”。从2004年起，哈佛的相当一部分本科新生可以免费在哈佛就读。在大学争夺优秀生源的同时，学校向富有家庭的学生收取的费用也在剧增；现在一般的私立大学，一年的学费相当于美国中等家庭一年的收入。而低收入的家长们则认为，上大学是保证孩子将来衣食无忧的一条途径。高收入家庭为孩子上大学支付了高额学费，低收入家庭则将大学作为改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跳板”。而教授们担负着大学的传统使命，把学生作为未来的学者来培养，大学课程的设计主要是为了满足教师的学术兴趣，而不是职业诉求。
大学成绩单就在这样的关系中变得纠结。
二战后的20年，人们相信知识的作用，热烈地追求知识，拿高分很难，分数的含金量也很高。上世纪60年代的反智运动后，知识不再被信仰，分数也从那时开始贬值。一位哈佛毕业生这样写道：在哈佛学院，学生们一学期学术热情最高的时候就是开学的选课周和期末的考试周，除此以外的其他时间，“还有很多别的事要做——俱乐部聚会、课外活动、暑期实习。我和我的同学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相信，课堂只是另一个美化简历的机会，是一个集齐学分和推荐信的场所，这些东西会把我们送进人生下一站”，“当投行与咨询公司的招聘者来向未来的统治阶级布道获取巨富的圣经时，我想，人文学科教育的内在价值已经贬到了最低点”。
自冷战结束，漠视主义成为了哈佛精神的一部分。一位2001年毕业的老哈佛人回忆，在发生“9.11”的那一年，哈佛“没有来自华盛顿的号召，也没有对志愿者的动员，参加军队或中情局或外交部，则意味着冒太大的风险——不仅是我们的生活，也是我们的个人抱负，我们对财富、声望和权力的梦想”。那一年哈佛毕业生的留言有一个基本可套用的公式：“大家好，我想告诉大家，我刚在Y（通常国家航天局，时尚设计公司、货币基金组织）过完夏天，刚抵达X（纽约或华盛顿，洛杉矶或伦敦）。我会在这儿待一年，干Z工作（通常投行、白宫发言人办公室），然后去P(欧洲、里约)旅行一圈，结束后去Q入职（摩根斯坦利、耶鲁法学院、斯坦福医学院）。是不是快疯了？附件里有照片！”很多教授直觉的意识到，课堂外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比课堂里正在进行的要重要得多。已颇具市场服务意识的大学决定，何不皆大欢喜地给只需“精英C”的学生们一个“A”，好让他们走出校园时，更有市场竞争力呢？而对那些已在现实世界找到角色的大学生来说，学分甚至根本就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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