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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高考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以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结果。对那时的我们来讲，高考的结果就像某种至高无上的裁判，被它的胳膊肘轻轻一推撞，我们就将滑入各自命运的轨道。如今回过头，却不再感到它有一锤定音的威严了。只有精英大学才是通向好的、幸福的、值得度过的人生的唯一旅途吗？也许并不尽然。
法国南部的比亚里茨坐落在比利牛斯山和金色海岸之间，风景如画。听法国人说，那里是“有钱老太太”喜欢度假的地方。车一开近，就能很快领略到法国人看中的度假胜地的“豪华”：小路上建满度假别墅和各种品牌的豪华酒店，看得见的冲浪爱好者和高尔夫球场，和在更遥远视野里隐现的古堡和葡萄酒庄园。
我们在一个特殊的地方用晚餐：比亚里茨旅游酒店学校。学校不大，在一幢两三层高的楼里。沿楼梯来到第二层，一张长桌摆在厅堂正中，摆好了餐具，晚餐正在就绪。身着西装的年轻男孩女孩们，有的站在明媚的大窗边恭候，有的在调酒台前准备，还有的在后面的厨房里忙碌。他们刚刚参加完一场厨艺考试，立即就进入了这场面向“媒体人士”的实战演习。这些年轻人中间，有的人脸上还稚气未脱，他们是初中毕业生，大概15岁、16岁左右。他们对课堂里的课业不见得有多么大的热情，但他们很向往长大以后当一个很棒的厨师，可以在全球的酒店和餐厅择业，能满世界跑；酒店里的一切也很吸引他们。还有一些年轻人则稍微年长一些，他们或者高中毕业，或者是大学生。
在法国和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相似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中，你可以初中毕业后进入职业学校，学完以后，如果想读大学，可以继续上大学；或者你也可以一直读到高中，上大学，大学上完后，再进入职业学校。在职业学校和大学之间，可以有很多选择的机会。虽然中国留学生遍布全世界，但还没有什么中国学生来这里的旅游学校留过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对法国和欧洲大陆的职业教育体系总体上还比较陌生，也因为中国家长更愿意做的首选，永远是精英综合大学的。
餐桌上，法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处副参赞路索先生恰好坐在我旁边。他告诉我，目前在北京，有像劲松职业高中这样的学校与巴黎酒店管理学校合作；在武汉，有一些职业高中和波尔多的旅游管理学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但与法国的教学大纲并不完全相同。在法国，职业技术人员所拿的学位有两个层次，技术学位和管理学位；像烹饪、SPA、餐饮专业和小型酒店( boutique hotels)的管理，都可以发放合作大学的本科学位。
路索告诉我，法国职业教育的复兴，是在20世纪70年代欧洲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当时的失业率非常高，很多大学毕业生在市场上找不到相应的工作。企业和公司所需要的人，与大学通识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之间，存在着鸿沟。正是在那个时候，电信、科技类的应用学校，在法国兴盛起来，最根本的诉求，就是解决失业，让高等教育能够和市场更好的对接。
事实上，即使在职业高等教育之外，法国的工程类精英大学也非常看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应用性，在企业带有学徒制色彩的实习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点与我们所熟悉的精英英美综合大学对“工科”不太看得起的理念非常不同。法国的工程师教育体系（Système d'école d'ingénieur）是最令法国人引以为豪的精英教育。我们惯常对法国的印象，是一个浪漫和艺术的国度；但事实上，对这样一个在航空航天、空间技术、精密仪器等各方面都世界领先的工业大国来讲，工程师治国才是它的基础，很多国家领导人和公司高管都是工程师。据说，“工程师”头衔在法国地位很高，近乎名誉的象征。
对于法国、德国，其实还有中国这样的“实业国家”来说，大量的实业企业需要的是接受过应用型职业高等教育的人才。在德国、法国、瑞士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职业教育最早可溯源于手工作坊时代的学徒制，造就了高水准的制造业；工业革命的到来，催生了职业教育，手工作坊的体系和精密制造技艺就延伸到了机械工业等领域，并转化企业、高校紧密协作的职业教育体系。
路索告诉我，根据他的观察，中国的高等教育过于集中于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培养了；但在法国人看来，“如果一个公司都是研究生和博士生，全都是管理者和战略制定者，那么就根本没法运营了——谁来脚踏实地的执行这些想法呢”？在很多企业里，特别需要的其实是被称为“白色蓝领”的中层管理者，他们既熟知蓝领工人的技术工作，且有经验；又能准确理解管理层的战略思想。但在中国，这样的人才恰恰是最稀缺的。法国在北京有两家大酒店集团，诺富特和索菲特，“关键的管理层都是法国人。并不是因为不想招中国人，而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经济与市场不断地改变着工作的性质和结构，相应的，教育的理念也应该有所调整。
路索告诉我，他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北京的供暖系统每年从1月15日马力全开到3月中旬，中间无论天气如何变化，全是最大温值，这是非常大的能源浪费，供暖系统的工人并不懂得如何做出微调。建筑供暖体系的调试和运营是一项很专业的技术，但又是职业高等教育的范畴。法国曾经尝试在北京与一些大学合作，培养100名具有这种技能的技术员工，但合作的这些大学都希望这个项目最后能获得硕士学位，合作最终未能顺利进行下去”。
我想起2014年去英国采访，在利物浦拜访了一位牛津大学古典学系毕业的学者亨利·哈代。他年轻时作过古典音乐的曲子，出版过曲谱，遇到以赛亚·伯林后，就把自己的一生都用来为伯林搜集和整理著作。哈代书房的一侧墙上，有一张他父亲的照片，一张脸陷在大胡子中；他的父亲也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学的是医学。后来，他带我们上楼进入他的卧室，我们又看到了哈代祖父的肖像油画，透着老派英国绅士温和又威严的风度；这位祖父是牛津古典学系的毕业生，曾担任过多所英国中学的校长。
在这样一个“牛津世家”里，似乎下一代继续在牛津学习，也是顺利成章的事情。亨利·哈代的儿子的确也在牛津读音乐学。但在博士期间，“他发现自己不愿意整天待在房间里，而是要待在户外的花园里”。他最终决定辍学，而去英国国家基金会的花园当了园丁。虽然国家基金会的花园是非常有艺术性的花园，哈代儿子的工作也不是普通的园丁工作，而是要负责设计和管理花园，但这终究是一门手艺活儿，也与我们对“精英阶层”的想象差别很大。但在英国和很多其他国家，这样的职业很受人尊重。事实上，代表着牛津举世无双财富的阿什莫利博物馆，其历史就始于一位园丁——约翰·特莱德斯坎特，他是斯图亚特时代的宫廷园丁，花园、葡萄和桑蚕的护理人，也是一位植物学家。
写到这里，自然而然要问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喜欢花花草草，长大以后想当一位园丁，我们能为他们找到一条适合他、呵护他的成长之路吗？如果她/他的学习成绩不够好，我们可以接受送他去读大专的园林系，而不是去考一个二本或三本院校吗？如果他/她恰好非常有天赋、成绩很优异，我们可以接受他们去读林业大学的植物学系或园林系，而不是北大清华的金融系吗?
说到这里，不久前恰好读到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的一篇文章，讲到他听闻美国一些名牌大学金融系今后可能会减少招收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在他所在的耶鲁大学，同样的问题也被讨论过，虽然没有决定完全停招中国学生，但已“有意识地少招或者偶尔不招”。其原因，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学生中，真正因为自己喜欢而研读经济学、金融学的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的压力和安排才读的，因为精英大学的金融学系被视为进入社会精英阶层的捷径。不少人付出极大的代价，一定要去上国内或国外最好的精英大学，或者投入漫长的青春年华读完博士，却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的结果是，这些学生学习成绩都很好，博士论文虽然未必突出，但还可以，可是等到毕业上学术市场找教职岗位，都表现不好，能找到一流大学教职的人很少，因为缺乏真诚的兴趣和热情。
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要去走同一条本来就拥挤的小路呢？几年前，看到一本美国哲学博士马修·克劳福德写的《摩托车修理店的未来工作哲学》。它被认为是一部探讨机械化生产时代如何重拾工匠精神的书。克劳福德并不认同传统教育价值观对体力劳动者的鄙视，相反，他认为大学虽然是一张通往未来的门票，但并不是通往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要过上体面的生活，并不一定只有上大学唯一一条道路，人们完全可以成为一位独立的工匠，而不是一个待在格子间里、在信息系统前软弱无力的低级别生物。
诚然，科举制度和它的现代化身——高考制度，是中国自隋唐以来最优秀的制度设计，它保证了社会持续的流动性。但某种意义上，它又毕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消费时代、乃至数据时代，各种“时代”纷至沓来的新时代，我们可以有更广阔一些的教育路径和人生想象力吗？
十多年前，高考刚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以惴惴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结果。对那时的我们来讲，高考的结果就像某种至高无上的裁判，被它的胳膊肘轻轻一推撞，我们就将滑入各自命运的轨道。如今回过头，却不再感到它有什么一锤定音的威严了。只有精英大学才是通向好的、幸福的、值得度过的人生的唯一旅途吗？也许并不尽然。
精英教育强调“通识”和“无用高贵的灵魂”，它倾向于用文火慢炖的“熏陶”把教育理解成艺术。它理想中的培养对象，是一个社会金字塔上部的精英管理阶层；古典系的学生也可以治国，哲学系的学生也可以搞金融。对这个精英阶层来讲，雄辩的口才和批判性的思维才是最重要的，而学生在毕业时竟然拥有了某一个领域的特殊技能则是可耻的。然而，金字塔越往上，空间毕竟就越有限。在一个精英大学也许扩招过度的社会里，即便在毕业时有了“精英”意识，也得在社会中重新定位身份。
更何况，一个工业化和服务型的经济体，与一个农耕经济体对受教育的“读书人”的期待是很不同的。或许，我们的孩子本想长大了在花园里当园丁，在精密仪器制造厂当工匠，在酒店里当大厨，在玩具公司当积木设计工程师，或开一家摩托车维修店，躬耕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对成为金融分析师、律师或企业高管不那么感兴趣。如果他们能在这些真诚热爱的职业里找到人生的幸福，又有何不可呢?
也许，我们可以继续在职业高等教育这个话题上继续讨论下去。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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