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生物学家认为：生活是个体之间从不间断的战斗，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斗兽场。丁尼生的名言代表了早期生物学家的观点：“动物的牙和爪都染满了鲜血”。而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者更基于这个自然影像，把人际关系看成是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可是最近50年的生物学家早已不这么看待世界了：生态学研究提供的是一张合作共舞多于恐怖战斗的图景，共同体的概念远比只强调竞争来得重要。家长对子女教育的焦虑，大多来自对未来社会激烈竞争的想象。可是如果一个人自我成就的动力，仅仅是为了在个体竞争中获胜，这样的自我将脆弱而孤立。孩子如何为合作而共舞，如何为了成就“伟大的事物”而努力奋斗，如何超越个体之间的竞争而获得内心真正的动力，或许才是教育更为重要的命题。
我要讲述的故事，从美国一家著名研究型大学的医学院开始。这所医学院，与美国其他大学的医学院一样，招收的都是成绩顶尖的学生。医生是美国社会中“勤奋”、“博学”、“有社会责任感”的代名词，他们充满奋斗精神，是典型的终身学习者。
在美国，进入医学院的竞争相当激烈，而在医学院的学习和实习的压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适应的。北京协和医院的一名医学生，曾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作为交换生实习。他之前曾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SD）神经外科做过见习医师，对美国外科医师工作时间已经有所了解。这里医学院的学生们基本上每天凌晨3点30分起床，吃过早饭之后3点45分出门，4点之前就到达医院，开始查房前的准备，4点半早查房之前准备好全病房病人的信息，医学生们接受着每周100个小时高强度的严酷训练。
协和医院的这名医学生，在哈佛大学的交换期间，由于没能找到搭顺风车的同学，只能搭凌晨4点的第一班公交，等他到达哈佛医学院的时候，医院的住院医师都快写完病历了。波士顿凌晨4点的这一班车上大多是穿着浅蓝色工作服的医生，波士顿人称之为“Boston Medical Train”。凌晨4点的行人，十有七八都是医生，剩下的就是医学院的学生，即使下雪天也不例外。
可是面对如此优秀勤奋的学生，美国某所医学院的院长却和几位同事们开始担心，他们的医学教育出了问题：学生们初入医学院的时候，大多怀有怜悯之心，但是当他们经受过严格的课程和实习训练后，这种怜悯心却在严重消退。“等到他们毕业时，很容易把病人视为物品，可以修就去修理，修不好就扔掉”。
院长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反思：到底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开始担心急功近利的学术文化，令医学生们的学习动机不是治愈疾病，而是为彼此在竞争中击败对方而获得自己的胜出。
这种竞争心态，使医学院里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有教授偶尔把论文期刊放在图书馆不能外借的书架，并且要求学生阅读里边的论文时，到了第四位或第五位学生，出现过偷偷用小刀把文章剪下来据为己有的事情。这让教育者们感到特别痛心：如果大家共享论文，这些信息可能有朝一日会帮助某位医生治好一位病人。可是，有些学生的怜悯之心已经消失了，如果教育并没有让他们学到如何通过自我鼓励去学习，而是一心要在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获胜，那我们是在培养具有医德的医生吗？
院长和其他具有反思精神的老师们认为，这种情况与传统教育的局限紧密相关。院长说，传统医学教育的情景是：
“头两年，学生坐在一个礼堂内，教授则坐在讲台上，手执教鞭，对着一具骷髅指指点点。学生的任务就是记住所有信息，在测试中把它默写出来，并且能在实验室内使用它。
然后，从第三年开始，他们跟他们第一位活生生的病人见面。而我们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像对待一具挂着的骷髅那样去对待病人！还用说嘛，这样单向灌输式的学习，根本没为学生提供任何自己主动去发现的经验。”
学生们经过层层激烈竞争才能进入医学院，又拼命奋斗以保住在这个行业里的地位，他们的经历给予他们的意识是：只有打败其他人，才能成功。可是如果未来的医生们，只是盯着同行，只是把奋斗的动力理解为在竞争中获胜，医生的公德心又何在呢？医者如何对病人没有深切的同情和怜悯心，他们如何给病人不仅提供技术上的治疗，还能提供人性深层的抚慰呢？
意识到问题的院长和同事们一起，提议了一个新的方式。这个新方案的主要特征是，学生们从他们进医学院的第一天开始，都聚集在一位活生生的病人周围，围成一个小圈，为他们诊病并为疗程开处方。
每个圆圈中都有一位导师和一位负责教学的医生。但是导师的工作既不告诉学生诊断，也不告诉学生处方。导师的目的是，引导大家合作探讨医学生们应该看到的伟大事物——即病人和疾病与健康的问题，这些才是学生注意力的中心，而不是学生个体间你死我活的竞争。
并不是医学院的所有老师都支持这个变革。有人担心，新的教学法会把标准化测试的分数拉底，他们认为不论新方案多么有人文价值，但不能认真地对待客观知识。
但是在这项新计划执行六年之后，不仅没有人再把论文从期刊里偷偷剪下来，医学院还不断收到表扬学生如何帮助病人的表扬信，并且，学生们考试的成绩不但没有下降，还持续而缓慢地上升了。哪怕是刚刚进入医学院的学生，他们并没有多少医学知识，但是当他们围着一位活生生的病人时，会联系到自己生病的感受和看病的经验，为病人出谋划策。这种将冷冰冰的医学知识与个人经历、情感相连的方式，让学生们意识到——医生的职责，绝不仅仅是为了战胜其他医生。医生眼里应该看到病人，病人的疾病与情感，他们的痛苦、脆弱与期待。
美国的教育专家帕克·帕尔默在新计划执行了几年之后，从这所医学院院长了解到了他们的故事。帕尔默分析说，“那位圆圈中的病人，代表着大多数学生想要当医生的原因——就是帮助病人痊愈。院长的报告中提及论文不再被人从期刊中剪掉，代表其行为变得更符合伦理道德规范，这时一个人最关心的是伟大事物（即病人、疾病与健康的问题），而不再是自我。那些论文依然留在期刊中，表示这些学生在学习怎样去帮助别人痊愈，而不是去击败竞争对手”。
而改革的医学院院长也意识到了这种教育方法的本质变化：“20年后，当这些学生中的一个人想起肾是如何运作时，他将不会记得某一本教科书中的某一段事实，而会想起这是史密斯太太的故事”。当学生把器官、疾病与一个个活生生的需要帮助的病人个体相连，他们看到的不再只是与同行的竞争，而是感受到了超越竞争的、医学所能提供的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的力量。
医学院采取的学生小组围着病人学习的方法，使得每个学生都获得透过别人的眼睛去看待事实的机会。正如帕尔默所说，这时候大家建立了一个学习的共同体，并且意识到：真正的共同体是透过论争而不是竞争来推进我们的认知的。竞争是个人为了谋取私利而秘密进行的、得失所系的比赛，而论争是公开的、有时喧闹的，但永远都是群体共享的。在这个公开的、群体的论争中，每个人都有可能在学习和成长的过程中成为胜者。我们可以挑战并且改变群体运作的规则和标准，但是我们必须以公开的、大家都接受的方式为任何改变提供充分的理据。
这种对于学习共同体的认知，背后也有着自然科学理论的支撑。早期的生物学家认为：生活是个体之间从不间断的战斗，是一个你死我活的斗兽场。丁尼生的名言代表了早期生物学家的观点：“动物的牙和爪都染满了鲜血”。而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学者更基于这个自然影像，把人际关系看成是适者生存、物竞天择。
但在今天，我们对于生物学事实的形象已经被转化了。生态学的研究提供了一张聚焦在合作共舞多于恐怖战斗的照片上，这是一张包罗万象的生物网的照片。竞争和死亡从来没有从自然世界中消失，但是死亡现在被视为共同体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个人生命失败的结果。
从分裂和竞争到共同体与合作，这个现实形象的转变，在过去50年以来不断发生在所有的学术理念中，它们也体现在物理学中。帕尔默说，由于物理学一直被崇敬为最“严格”的科学，而且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描述了我们的身体和栖息地，它提供了另一个有力的例证。在中古时代，我们把现实看成是心智和物质的实体或是“东西”。在牛顿的时代，我们的影响是原子论，“不把实体视为现实的基本性质，只去关心单独的粒子”。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自然被认为是有关系的、生态的和相互依赖的。现实是由事件和关系构成的，而不是由分开的物质或分开的粒子所组成的。”我们现在要把自然看成“历史性的相互依赖的生物共同体”。
同样地，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不应该停留在物竞天择的阶段，而是要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一起编制的共同体中。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共同体中，获得自己成长的机会。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建立在其他人被打败的基础上。如果今天的家长们，还在为未来社会的竞争而恐惧，还在为了你的孩子比邻桌多考几分而奋斗，或许说明你已远远脱离时代的认知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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