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儿子确诊为自闭症之前，我对于他未来的教育应该是有过各种幻想的，我曾暗想一定要培养他独立学习的习惯，而不是像现在很多家长一样，孩子写作业时恨不得守在身边手把手地帮；我也寻思过要培养他那些我所认为的珍贵的品质，比如宽容、有责任感；我应该想象过放学后他跟我聊起学校见闻，夜晚灯光下他写作业，临睡前我们一起读书的场景。但这些期待，如今都有些模糊了，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遥远。以至于当我再描述时，只能用“应该有”这样的句式。如今它们被一些新的期待所代替：有学可上，先谈自理，再谈自立。
“请家长们把孩子的身高体重填一下，我们要做校服了。”儿子学校的老师在微信群里说。
我赶紧把儿子拉过来量身高称体重，心里有点小激动：我儿子也有校服穿啦！
校服意味着“归属”，意味着“正式”，儿子今年九岁，从找幼儿园到找小学，一路走来的曲折艰辛，让我对这两样都很稀罕。
他是一名特殊的孩子，三岁那年，被诊断为自闭症。
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的发展障碍，不仅仅孤僻那么简单。每一个自闭症患者都不一样，有的喜欢拥抱，有的不能容忍任何碰触；有的没有语言有的滔滔不绝——虽然自说自话；有的喜欢独处，有的乐于社交——虽然方式失当。正因为自闭症表现如此不同，医学界称之为自闭症谱系障碍。
我儿子上的不是正规小学，他所在的学校，不到十名孩子，再加上五名老师。校舍租用了郊区农场里一栋二层小楼。这些孩子，都是有着各自不同障碍的特殊需求儿童（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因为上不了普通小学来到这里。“特殊需求”是国外常用的一种说法，用来替代“残障”，含有尊重的意味。
在儿子确诊为自闭症之前，我对于他未来的教育应该是有过各种幻想的，我曾暗想一定要培养他独立学习的习惯，而不是像现在很多家长一样，孩子写作业时恨不得守在身边手把手地帮；我也寻思过要培养他那些我所认为的珍贵的品质，比如宽容、有责任感；我应该想象过放学后他跟我聊起学校见闻，夜晚灯光下他写作业，临睡前我们一起读书的场景。
但这些期待，如今都有些模糊了，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遥远。以至于当我再描述时，只能用“应该有”这样的句式。如今它们被一些新的期待所代替：有学可上，先谈自理，再谈自立。
在儿子被确诊之前，我们送他上过一次幼儿园。这时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不同寻常，期待通过集体的环境加以改善。当时他尚不能自主解决大小便，和幼儿园面谈时我们底气不足，怕被拒收。一家小有名气的私立幼儿园同意了，我备足换洗衣裤，缝好名字，送他入园。大概呆了三天，园长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委婉地告诉我，这孩子他们带不了。园长说：“他根本就不关注我们的活动，昨天幼儿园有表演，给每个小朋友发了毛绒玩具，别的孩子都特有兴趣，他演出也不看，玩具也不要。”
我们带儿子去了北医六院，这所精神卫生专科医院曾是我们的回避之地，没有人愿意把自己才三岁的孩子与精神类疾病联系起来。他时而与普通孩子无异的表现成了我们回避的理由——慢慢或许会好的。我记得孩子的外婆有次特别开心地打电话告诉我：“今天在电梯里让他跟一个爷爷再见，他挥手啦！”那时儿子两岁多。
医生说孩子自闭症的可能性很大。很多同样际遇的家长听到诊断都感觉五雷轰顶，但我们不觉得意外。我们早有了心理准备，或者说有了预判，去医院只是走程序。我们给儿子在一家训练机构报了名，都说七岁前是黄金干预时期，那么贴什么标签不重要，改善是关键。
这一阶段，我们没有让他再进幼儿园，一是认为个训对孩子更有帮助，二是因为，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肯接收特殊孩子的幼儿园不多，即便愿意接纳，也缺乏专业经验。我们曾找过小区里一个小幼儿园，想把孩子送过去尝试一下。面谈时我们怕给老师太大的压力，把自己的期望表达得很低——“不期待能有啥立竿见影的进步，慢慢来，试试看”。儿子在这个小幼儿园呆了一段日子，有次户外活动，他跑丢了，跑到一家经常光临的小卖部。幸好老板娘认识他，截住没让走，老师20多分钟后才找到。从此，上幼儿园没了下文。
后来我打听到一所接收特殊儿童的幼儿园，私立的，那时儿子已经四岁多，老师说，他们招收特殊孩子的名额有限，倾向于接收三岁左右的，从小带起比较好带。
我曾试图在一所私立幼儿园和儿子训练机构之间搭桥引线，希望两者通过合作给自闭症孩子融合的机会，孩子们非常需要这样的机会。但幼儿园的负责人说：“我们也愿意做好事，但这所幼儿园吧，收费高，很多妈妈都是全职的，盯孩子盯得可紧了，万一她们不高兴……”
没有幼儿园的集体环境，我们只有把小区里和儿子年龄相仿的孩子领回家一起玩。但儿子自己玩自己的，与别的小朋友没有交集，慢慢地，那些孩子有自己的玩伴，也不过来了。
就这样用“大人看护+跑机构训练”的模式，我们坚持了两年多。在儿子五岁多的时候，我们感觉老这样不行，每天花两小时去机构，上一小时课，再花两小时回家，大人孩子都舟车劳顿，效果也不好。我们还是想找一家幼儿园，试试让他过一段有规律的集体生活。
一家华德福体系的幼儿园接纳了他。这是由一对夫妇创办的家庭园，有十几个孩子，老师们耐心从容，用一种温柔的坚定维护着幼儿园日常的节奏和秩序。
初去的那几天我陪园，一个女孩问我：“阿姨，他会说话吗？他为什么不说话？”我忘了自己如何回答的，但经过两年的历练，我已经可以平和地面对别的孩子的伶牙俐齿，不再是当初那个只要看到儿子和普通小孩的差异就头痛的妈妈。
我感谢这家幼儿园，是老师们以身作则的接纳和包容，给了儿子一个融入集体的机会。那时的儿子经常尿湿裤子或者拉裤子，每每这时，老师都耐心地处理。家长们也很接纳。儿子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稳定的时光，他毕业后，我还经常想起孩子们在幼儿园拉圆圈时唱的歌：“快来加入我们的圆圈，每个男孩女孩的圆圈……”这首歌触动了我——每个男孩女孩的圆圈，包含了我儿子在内的每个男孩女孩的圆圈——我感觉自己的孩子被接纳了。
幼儿园即将毕业，去哪里上小学成了难题。跟当初上幼儿园一样，我们选择有限，甚至于根本没有选择。儿子是北京户籍，我们带着他去片区小学见过招生老师。老师说得很坦白：“按政策必须收，你们要来，我们不拒绝，但我们没有特教资源，也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你们自己看看，适合你们的孩子吗？”
我瞄见对面教室里一排一排坐得整整齐齐的孩子，我瞄见隔壁办公室里正被罚站的一个小男孩。我知道，当然不合适。当时七岁多的儿子，还时不时尿裤子或拉裤子，他几乎没有语言，难以安坐五分钟，小学一年级的课程对于他来说太难，他需要量身定做学习更适合他现状的东西，比如生活数学、比如日常自理，他也需要老师耐心的辅助。
但这里是一个讲究教学效率的地方，没有人会俯下身来关照你的这只“小蜗牛”。
我知道京城有所公立小学，以接收特殊孩子为特色，设特教班，配特教老师，提供和普通班孩子融合的机会。我给儿子报了名，但这所学校每年只招三四名特殊孩子，北京类似的教育资源贫乏，僧多粥少，我不抱太大希望。果然，面试后我收到学校的短信，孩子没被录取。
在北京，每个区有一所招收特殊儿童的培智学校，我们当时没有考虑这里，因为它强烈的官办机构的气质让我们不放心，没有参观、没有面谈，每区一所，无从选择，感觉不透明。儿子不能说话沟通，我们如何知道他在学校的状况？孩子不能自理大小便，老师有耐心处理吗？
孩子幼儿园很多同学去了华德福体系下的小学，那些家长鼓励我也试试。我约了其中一家，带儿子去面谈。之后，招生老师歉意地告诉我，他们不收，因为没有带他的能力。我没有再去尝试余下的几所华德福小学，因为，我真心不希望，孩子一次次地被审视，又一次次地被拒绝。
幸运的是，那一年，一所华德福体系下的特殊儿童学校在筹办。我们填了报名资料，当年五月，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我的电脑里一直保留着这张录取通知书，虽然只是一所不超过十名孩子的小学校，虽然这所学校刚刚起步，但通知书上恭喜他成为“一年级新生”的字样还是让我欣慰。我那七岁的儿子，也算是小学生了。我认认真真为他准备书包和餐具，与所有即将把孩子送进小学的母亲一样，有些兴奋。
学费一年七万，挺贵，对于我们来说只是勉强负担得起，但我们没有犹豫。学校位于城市西北郊，离我们住处很远，在早高峰的北京，开车单程需要一个多小时——我们也没有犹豫。孩子有归宿已是幸运。
招生说明会那天，有慕名从福建赶来的家庭，他们在当地也找不到合适的教育资源。这个家庭最终没有北上，那一次招收的孩子里，最远的一个家在保定，妈妈带着儿子在北京租房，周末父亲来探望。几乎所有住在北京的家庭，开学后都把搬到学校附近租房居住。
开学典礼上，老师们用鲜花编扎成一个玫瑰门，每一个孩子，都由父母领着穿过这道玫瑰门，主班老师蹲在门口，把一枝玫瑰送到孩子手里。这是华德福教育里传统的入学仪式，意味着，孩子从此是一名小学生。我想起曾看过的一部日剧《与光同行》，“光”是一名自闭儿，母亲带他参加开学典礼那天，给他穿上西服打上领结，自己则黑色连衣裙配高跟鞋，无论如何，这是值得庆贺的日子，值得华服以待。
儿子所上的这所学校由私人创办，创办人也是特殊孩子的家长。当年带着儿子寻找学校的艰辛，让母亲萌生了自己办学的念头。开学典礼上，做母亲的致辞，谈到当年被一所所学校拒收的经历，依然哽咽。
这两年里，我亲历了一所从零开始的学校的摸索，与它共度了诸多曲折与时艰。
学校遇到过一次被迫搬家的难题。那是学校开办一年多以后的夏天，暑假前就有传言说镇政府不允许在这里办学。学校所在那片大院，除了儿子所在的这所特殊学校，还有一所普通华德福小学和一所幼儿园。在中国，华德福教育依然带有某种试验性质，除了个别学校之外，大多没有办学资质。暑假期间，三所学校的负责人一直和政府沟通，但谈判最终失败，镇政府没有答应通融一个学期让孩子平稳过渡的请求，要求立刻搬迁，否则断水断电。这时距离九月开学的日子已经只剩不到两周了，三所学校不得不紧急寻找新校址。对于家长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刚刚稳定了的生活轨迹，又被带入一个巨大的不确定之中：学校会继续办下去吗？什么时候能找到新校址？新校址离现在租房的地方远吗？会不会又要搬家？开学时间会拖延多久？
家长们踏上了和学校一起寻找校址的道路，最终确定了一栋别墅。这次搬家风波后，一名孩子退学了，他们家选择回到培智学校——谈不上好，却稳定。相比起来，私人创办的学校，或许可以提供更多可能，但也很脆弱，而且处于摸索之中的它确实不完善。
那个保定的家庭，也选择了回老家，妈妈自己带孩子，两地奔波的生活太累，学费也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
由于内部理念的分歧，学校后来又遭遇过一次差点停办的变故。对于家长来说，那也是一段痛苦的日子，白天工作之余给学校做调解，出对策，晚上，有的家长失眠，担心孩子无处可去。学校后来一分为二，这次分裂虽然带来了很大的动荡，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好事。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提供给特殊孩子的选择太少，只有萌生和成长出更多的特殊学校，我们才能因为有选择而免于恐惧。
儿子班上有一个女同学，去年全家移民英国。她妈妈告诉我，在伦敦他们居住的区，接收特殊孩子的学校有26所，其中约一半是普通公校的特殊班，另一半是专门的特殊学校。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特教领域确实很落后。正因如此，虽然儿子所在的那所学校不完美，但我依然感谢他们在不完美中的摸爬滚打，政府能将更多资源投入特教领域当然好，如果一时难以顾及，民间的这份愿力，也是期望所在，至少能弥补一些政府的力所不及吧。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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