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3个月前，就是2015年的秋季入学季那会儿，我是一个对即将到来的日子忧心忡忡的妈妈。我的孩子今年就要成为小学一年级的新生，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家，进入国家构建的教育体系的第一步。准确地说，这是他第一次真正要进入一个对他的成长影响巨大，而父母却又鞭长莫及的环境。作为一个自孩子降生起就受着“新教育”理论蛊惑的育儿新手，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用着一些囫囵吞枣的新式名词和概念在定义“什么是好的教育”——比如，自然教育才是最符合孩子天性的，最好的教育方式；教育的重任是保护孩子的天性；孩子才是教育的核心和主人，如何学比如何教更为重要。
我的孩子即将入学的是一所普通的新兴社区学校，面积不大，但区域分隔清晰。左边是教学区，L形筒子结构的黄砖白墙五层楼房。右边是一块标准操场，有400米标准环形橡胶跑道，跑道围起来的空地既可以当足球场，也可以分割成4个篮球场。球场的后面是一小片树林。总之，在外观上，我对这所学校挑不出多少毛病。因为“新教育”的理论也这么认同——一所简朴的学校，未必就不如一所更为堂皇的学校。
而社区里关于这所学校管理的传言却颇让人担心：这是一所非常传统的公立学校，它用压制天性的严格方式在管束孩子。我听到的传言里有很多细节在佐证这一让人担心的事实：学校对秩序要求非常严格，为了安全，课间时分都不允许去操场上奔跑，甚至去厕所也要按照规定的路线和脚印走。成绩还是衡量孩子最重要的指标，老师给家长的短信里，最主要的内容还是通报测验成绩以及成绩在班级中的位置。
在孩子即将入学前，我无数次地在窗台上细细打量这所学校，看到的景象似乎都在印证着传言：操场通往后面小树林的铁门通常是敞开的，却几乎从没看见过孩子们跑进去玩，这是被过度管制后已经失去探索和冒险精神的证明；甚至树林本身也是单调乏味的，林中空地上几乎没有一棵杂草，远远看过去一片白晃晃的光秃，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的树林。
我就这么在心中将传言与观察到的学校一一对应，怀着一个“在教育上有新见解”的“负责任”的父母无可奈何又焦虑的心情，将孩子送进学校。
孩子上学后不久，老师在班级群中发了一条消息，学校的一些工作需要家长的协助，家校联合也有助于孩子的成长，因此要设立家委会，希望家长们报名参加。我感觉这是我挺身而出对孩子实施保护，让他在一个更符合孩子天性的环境中成长的机会。于是很快给老师发了短信，摩拳擦掌地表达了要参与家委会，贡献心力的想法。我甚至还颇有些热血地幻想了一下，一些受过“新教育”理论洗礼的，高瞻远瞩的父母，如何改变陈旧封闭的公立学校教育系统，最终颠覆性地改变孩子成长环境的故事。
我想我不是唯一想要随时接近孩子，保护孩子的家长。当我进入到家委会的微信群里时，发现里面早已经在热火朝天地讨论如何让孩子的学校教育更为优质圆满。讲故事，陪伴做游戏，安排户外活动，为了让孩子们的教室环境更清洁，每天还会安排家长去教室打扫卫生。孩子们在学校的课外空间，就在家长们的言谈间被嘁哩喀喳分成了几块。
这些原本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希望把自己认为好的、但公立学校不能提供的东西，都通过家委会安排进入孩子们的课外时间。比课本更丰富，更有想象力的奇幻故事，比单调的跑跳更自由，更有创造力的游戏和户外活动，这些都是我曾经想给予孩子的。可除此之外，在那个热闹的家长讨论群落里，我还感受到了一种过于热情的对孩子成长的参与感，这让我有些不安。甚至因为无法跟上和回应这种热情，我在群里有些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
因为想无限接近孩子的成长空间，却体会到折磨和尴尬的感受，我还听另一位妈妈讲过。这是一位名牌大学音乐系毕业的妈妈，孩子上学后，她决定全职在家照看孩子。因为对孩子在学校的成长有很多不放心，她在入学之初便成为了家委会的铁杆成员。不仅事无巨细地规划参与孩子在学校的课外时间，还在周末还经常组织和老师的郊游活动，以期望和老师达成更亲密的联系。“但后来才发现，家长对孩子学校生活的过度热情和参与，其实对老师也是很大的压力。”这位妈妈后来反省说。面对家长的热情接近，老师会感受到一种期待，因而或多或少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被关注原本是孩子成长过程非常渴望的精神力量，但过多的，甚至刻意的关注，会夸大了孩子成长中的细节。家长们的热情和老师不那么自然的关注，就像一个双倍放大镜，孩子的所有言行在放大镜下纤毫毕现，并被成人的标准来指点评判。但日本教育家河合隼雄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相信这是更为确实的成长道理：“孩子们总是在大人看不见的地方，以孩子的方式干着坏事长大的。”
我很快退出了家委会。因为从企图心出发诚实地讲，我不是真正热心于班级公共事务的人。如果都被这样的初衷支撑，家委会很可能沦为孩子成长中的一个附加保姆机构，在细节上做得太多，却放弃或忽视了更广阔的教育视野。从退出那一刻起，我觉得自己一下轻松了不少。现在回过头去看，退出家委会让我得以强行放下自己的焦虑，找到了另一个了解，接近孩子在学校生活的方式。
就在写这篇文章前，我刚和孩子结束了今天的睡前卧谈。他入学一个多月后，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做这样的交流。谈话的起因原本还是我担心他在学校的生活，又没有了家委会这样贴身参与他学校生活的途径，不得已只能每天问他：“今天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高兴或者不高兴的事吗？”一开始，他的回应确实表现出一个初入学的孩子陷入陌生纪律场所后的压迫和沮丧，“没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既没有高兴的事，也没有不高兴的事。”可大约两个月之后，他对这个问题逐渐有了自己的回应。他开始讲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比如今天上体育课排队时扭头讲话，被体育老师狠踹了一脚，痛得差点哭出来。早上自己本来在读英语，却被负责监督纪律的值日生认为在讲话，被记在了违纪册上。空手道班有一个“死对头”，每次上课都要追着他打，自己打不过，希望求和结盟也不成功，这是现在苦恼想解决的问题。
害怕，愤怒，沮丧，孩子讲述的都是这些情绪的鸡毛蒜皮，却为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孩子的视角来重新打量学校生活。从他的讲述里能了解到，我曾担心的事情确实在发生——老师有些过于严厉，男孩的天性难免被对秩序和纪律的严格要求所压抑。学校对后进一点的孩子不算宽容，甚至有时还会用全班树敌的方式来对待那些在纪律和成绩上明显落后的小孩。学校教育还是在师长威权之下，“新教育理论”所强调的孩子的尊严和自主还是个遥远的愿景。可经由孩子的讲述再来看这些教育痼疾，我却感到了一点莫名的平静和解脱。公立教育中的这些被众口针砭的弊端，对孩子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好或者坏那么简单。当他平静地将在学校不愉快的遭遇讲述出来时，他正在获得自己面对问题的勇气。而当家长放弃一点要时刻挺身而出的劲头后，会发现孩子正在努力寻找解决途径，来解决他不断遭遇的挫败和无力感。为了绞尽脑汁对付那个每次在空手道课上揍他的大孩子，他甚至要求我给他买了一本拼音版的三十六计，每天研读，希望从中找到“自救之道”。
“今天有什么要跟妈妈讲的吗？”现在每天睡前我都会这么问。“当然有了。”大多数时候他也这么兴致勃勃地回答，然后讲出一个跟学习，跟成绩，跟班级排名毫不相关的和同龄孩子争斗的狗血故事。我曾期望孩子可以在一个接近完美的“新教育”环境里，获得宝贵的自信和力量，但现在却发现，孩子在不那么宽松的环境里，不断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我保护、解决问题才是更真实的人生。那些我曾经想要摩拳擦掌上阵，为他扫除一空的害怕，恐惧，沮丧，才是他真正的成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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