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档有关少年、校园的电视节目，引起了一定的话题讨论。和日本的《屋顶告白大会》相似，《少年说》也走入全国各中小学校，让心中有话想说的孩子，登上学校的高台，呐喊心声。与《屋顶告白大会》的轻松、让人捧腹不同，《少年说》的“告白”多是亲子关系、学业等更光明的话题。有人认为，《少年说》让人看到当下中国少年群体最真实、鲜活的一面。也有评论认为，相比于日本版的百无禁忌，中国的少年告白，还是略显保守，并且这样短暂的让少年去天台呐喊一下的瞬间，真的能解决一些长期存在、非一日之寒的问题吗？
最初想做这样一档节目，是节目组在策划会议上碰撞出这样一个观点：相比于中国以往世代的少年，现在的中、小学生群体，似乎“更无畏于在陌生人面前表达自己”。《少年说》总导演孔晓一告诉本刊，她和她的父辈都是那种“不善于面对面沟通和直白表达情绪的人”，但在节目的前期调研中她感到，现在的少年，极度渴望“直接的沟通表达”，弹幕的兴起就是最好的例子，于是这时，一档青春纪实类节目，会显得格外适合。
《少年说》总导演孔晓一
去年10月的筹备阶段，通过走访湖南三所中小学、调研5000份问卷、面聊1000多个少年，节目组发现沟通问题还是现在青少年群体的一个核心问题，由此，更确定了他们做一档“让青少年勇敢表达节目”的信心。“《少年说》借用的环境是熟悉且真实的校园，对象是家长以及孩子，但背后折射的是家庭观和沟通观。”总导演孔晓一说。
诚然，通过节目，确实展现了诸多值得思索的问题。父母陪伴的重要性、二胎现象中如何正确调适“大孩”心理、“别人家孩子”的教育口头禅究竟如何偏颇……这一档节目，名为“少年说”，但由于大部分情况会将被告白对象请到现场，所以有时，也是“家人说”、“老师说”。节目播出后，由于电视传播的广泛性，又变成了“社会说”。
教育的现实
节目播出后，被评论较多的是第一期“别人家的孩子”那一段。初一女生璟颐，看上去是一个挺有表达欲、挺有自己想法的小姑娘。上台后，她说，妈妈总喜欢将自己和好朋友——那个“全年级第一、全校第一、全联盟第一的女生”相比。她希望妈妈明白“孩子不是只有别人家的好，你自己的孩子也很努力，为什么你不看一下呢？”妈妈回答，老说“别人家的孩子”，是因为她知道璟颐的性格，太多夸奖会“飘”，所以要时不时打压一下。但是璟颐明确说自己不适合激将法。
青少年心理专家、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说，现在很多父母，为了激励自己的孩子，通常会援引“别人家的孩子”作为佐证，但其实，这种方法如果过度，也会引起孩子的反感，因为人是不能“比”的，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比较”等于把孩子去人性化或物化了，严格来说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贬损、拒绝。
父母的陪伴时间少，是节目中少年们反复呼吁的另一个点。节目中有一期，录了一辑高三毕业生特辑。马上要高中毕业的李星燎对着妈妈说，小时候，母亲为了给他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独自去广东工作、创业，从童年开始，就长期不在自己身边。同龄人都很烦父母管自己，可李星燎却很羡慕。妈妈总对他说，“儿子，你可以的”，或“儿子，你是男子汉啦，自己可以做到的”。但少年却直抒胸臆：“妈，我不需要这些遥远的助威，只需要你的陪伴。”
即将高中毕业的李星燎
从已播出的节目来看，这种“陪伴时间少”，有些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不佳，所以父母一方甚至双方，必须去远方的城市打工。条件较好的城市家庭，则表现在父母总是打麻将玩手机，而不和孩子交流。“我比手机好玩多了。”有一个孩子这样说。
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的陪伴究竟有多重要呢？宗春山认为，在成长过程中，父母对孩子的陪伴，“像吃饭一样重要”。长期缺少父母陪伴，对孩子的智力和情感将有不可逆转的巨大影响。宗春山介绍，心理学领域有个很著名的实验，恒河猴实验。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动物心理学家哈里·哈洛做了一系列实验，将小猴子生下来就和母猴分离，发现分离之后，这只猴子出现了严重的情绪焦虑。当它到了青春期时，被放回原始森林，发现这只猴子已不能跟同类接触，甚至不能跟同类的异性交配。这其实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大脑的发育靠外界的刺激，从而形成神经元的连接。如果外界刺激不够，这个神经元就大量死去了。通俗来说，孩子的情商智商就会大受影响，而这个影响又是不可逆的。”宗春山说。
二胎的偏心问题也是节目中不少少年提到的一个点，这也反映了当下社会开放二胎后一个很普遍的现象。7月9日那一期，一个小女孩在台上说妈妈偏心。她说有一次吃饭，只有一个鸡腿，当时母亲的第一反应、第一直觉，是喊弟弟来吃。这一行为，在当时幼小的她的心中，留下很刺心的印象。
宗春山解释，“偏心”，如果从孩子角度理解，是一种“爱的资源不够”。特别是现在二胎开放以后，作为老大的孩子，会时常有一种“失宠”的感觉。这种感觉一旦长期形成，会让孩子怀疑自己的价值，甚至他（她）的“内在的根基或存在感会遭到根本性动摇”。最终，导致成年后性格上的自卑。这种自卑会发展为两个极端，第一种是他（她）会将这种不平等、不公平的心理，反作用于社会，在他成年后的生活，过分强化“公平”、“平等”，这是人格上的一种早期的补偿。另一种类型会发展成“过分讨好型性格”，个体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别人对他的更多关注。
在7月9日那期，当小女孩指责母亲“鸡腿偏心”的时候，妈妈说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么小的事会给孩子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宗春山说，当父母被指责“偏心”的时候，一定不要拒绝承认。这时父母要充分理解老大的感情、站在老大的角度。“觉得父母偏心”，这个情绪本身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他（她）感知到了，就是感知到了，先不要评判、否认。然后可以反问老大：你希望我怎样做，达到你希望的公平？
看完每一期节目，发现“二胎”是节目中一个高频词。虽然在屏幕上，结局大都温暖，但是既然这一现象现在成为中国家庭的普遍，如何在两个孩子之间平衡和调和心理，父母必须认真学习。
青春期
青青校园，白色裙摆，风扬起的她们的头发，打篮球时挥汗的身影。《屋顶告白》刷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间校园恋爱的表达。少男少女站上楼顶，用羞涩神态和语言，说出对台下对象的爱慕，有时当场就能得到答复。纯真简单的情感让观众产生共鸣，感叹，青春真好。
《少年说》中，“恋爱”情节一丝也无。就算有一些异性同学之间的喊话，内容也是“互相帮助学习”以及“友情”。6月12日那期，终于有一个女生上台，说我要表白一个男生。在充分引起悬念后，却发现最终表白的是伟大诗人李白。长沙同升湖实验中学那期，有一个已经高考结束的男生，对一个女生说，“能把你的高考志愿借我抄一下吗”？但这也是所有播出节目中，“尺度”最大的一段了，饶是如此，“恋”仍隐晦得不见。这未免让人觉得，“少年说”，真的“说”了吗？
“早恋”似乎是一个中国特有的词汇。英语中有短语“puppylove”，形容孩子之间的美好纯恋，词义和社会延伸也都是美好可爱之态。在东亚邻国日本、韩国，校园恋爱也被视为一件普遍和正常的事。“任何阶段的情感，其实都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宗春山说。所谓“好感”、“喜欢”，它都是一种自然的情绪，不能规定人在某个阶段就“不应该爱”，而到了一定岁数或年龄，就“可以爱”或“应该爱”了。按发展心理学来说，青春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解决和完成“我”和异性之间的关系。在和异性的接触、交往中，弄明白“我是谁”，“异性是怎么看我的”，“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异性交流、交往”等。如果在这个关键期、敏感期，没有正确建立一种和异性交往的类模式或关系，长大后会产生怀疑自我、不相信自己等情绪。
中国的应试教育导致青春期的孩子们过于注重学习，但专心学习或学习好有时也会成为异性交往受挫者的借口。如果文化、环境不允许甚至压抑这种所谓青春期的情感，个体甚至会觉得有羞耻感、犯罪感，这种感觉代入成年后和异性的交往，会形成不健全的恋爱观。
总导演孔晓一则认为，表白李白这件事，用成年人的思维去体味，仿佛会觉得没意义，好像是刻意为之。但她认为其实在少年们的世界里，这还是非常勇敢和真实体现她们个性的事情。“告白，可以不仅只局限在成人世界、男女之间，这其实是一种老派的暧昧。少年们可以对古人表白，也可以对一颗树表白（有个同学就是被路边一棵树“英雄救美”了），也可以对小动物表白。”孔晓一说。
呐喊的重要性
正如上文中我们提到的，节目中少年们的很多烦恼，都是一些深层次的或长期形成的问题，有些还和家庭的经济状况息息相关，这些都是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那么仅靠去学校的最高处呐喊一下，这些实际问题，就能得到任何解决吗？主持人梁田觉得，少年们愿意敞开心扉，说出心里的问题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进步。
有一期，一个7岁的、长得很可爱的小女孩，在节目中说希望父亲多陪在自己的身边。
总导演孔晓一认为，很多问题就算无法通过这样一次性就解决，但也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她告诉本刊，节目中，同升湖的“道歉少年”周川玲，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在节目中，他向已经父母离异的爸爸呐喊：妈妈已经很辛苦了，希望爸爸“多管管自己”，让妈妈不要负担那么重。节目组事后回访得知，当时孩子爸爸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流着泪说不敢往下看了，让朋友帮自己看完，自己去旁边大声哭。之后，这位爸爸有了180度的转变，对孩子一下子就关心起来了。现在放假了，孩子一直住在爸爸那边，父子俩感情很好。
“节目中的勇气台，其实只是提供了一方自由沟通的空间。”孔晓一说，“中国现在好像没有这个空间了。随着客厅文化的逐渐消失，现在大家都是叫外卖了，可能80、90的家长在家做饭的比例都会越来越少。那么，如果客厅、饭桌都消失了，我们就需要一个有仪式感的地方，来打造这种代际沟通的桥梁。所以我希望《少年说》中勇气台的设置，是一个范本。告诉父母，沟通有多么必要。以及怎么样达到沟通效率的最大化。”
“在节目中我们不会直接告诉大家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只是客观地让少年们把问题说出来。我们也没有在节目上给出最完善的解决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单方面可以解决的，首先要孩子愿意配合，其次让所有看到的节目的人反观自己，然后或许和身边的人交流，看是否有类似问题、如何解决。这可能是这个节目的意义吧。”主持人梁田说。
无论如何，在现在社会，这样一档让少年、父母、老师，在一个较公开的场合，将生活中憋在心中很久的话，大声呐喊出来的节目，无论呐喊的内容、尺度、自由度有多高，但这毕竟形成了一种“呐喊”。面对孩子们的”投诉“，无论父母的是否会真的改变，但毕竟在第三者角度留下了某种见证。
总导演孔晓一认为，通过做这档节目，她觉得当下中国父母一种最大的进步，就是“更平等了”。“要知道，当一个孩子鼓起勇气站在台上的时候，他的父母老师站在台下、面对镜头，鼓起的是翻倍的勇气。”孔晓一说，“成年人比孩子要面子，中国父母、师长自古以来都是很威严的，他们可以如此平等的对话已是成长和进步。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的家长在孩子刚小心翼翼站上勇气台时，就流泪了；有的家长听到孩子的呐喊，自责地垂下头去；有的家长虽然嘴上逞强、不服输，但内心早已接受孩子的批评。有很多家长会在事后跟我们说，天啊，当孩子站上台后才发现他们已经那么高了。这种日常生活中不多见的‘仪式感’，也让父母从另一角度意识到孩子的成长。”
主持人梁田则说，通过做这一档节目，她感到自己身上还有很多要向少年们学习的地方。她说有一期节目她印象很深，一个白族少女来到昆明上学后，发现城市里有好多高楼大厦。但是她自己的家乡，寨子里，因为好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所以她回到寨子里后发现出奇的安静，只剩老人。白族少女在节目中说，自己今后的愿望是好好学习，然后回到寨子里，建设家乡。“这一段会让我有点羞愧。”梁田说，“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心中一直想的，都是自己今后要怎样怎样，要多成功、实现自我价值，但你看，民族中学这么小的一个少年，却说她是要如何振兴家乡、振兴自己的民族。”
《少年说》主持人梁田
节目中，湖南一名女生的外婆，为了陪孙女参加考试，从邵阳走到了长沙。少女告白完后，朴实的外婆长久不发一言。这时镜头、现场的同学，其实都是无声的。无声注视，体味这浓烈、真实的祖孙情。作为主持人，一个首要任务就是不要让场冷下来，但梁田说在那个当口，在那个充满爱的庄严温馨的当口，没有人愿意破坏这种宁静，因为大家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感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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