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税收模型
美国人富兰克林说，世间唯死亡和纳税不可避免。这句资本主义私有制美国总统的名言，经常被写进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国家的教科书里，用以教育人们，为什么在公有制的国家里，他们依然需要纳税，只因为他们还活着。
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政府这一主体。
假设根据规定，所有的交易都需要按照交易金额20%的缴纳税款，但是与政府的交易不缴税。于是面粉厂卖给面包厂100斤面粉，获得100元后，需要缴纳20元税收。面粉厂用余下80元购买了40个面包。面包厂卖出80元面包，需缴纳16元税收。政府共计获得36元税收，向面包厂购买了18个面包。过程表如下：
第1期
面粉厂
面包厂
政府
期初货币
50
50
0
面粉交易
+100
-100
0
面粉交易缴纳税款
-20
0
+20
面粉厂购买面包
-80
+80
0
面包交易缴纳税款
0
-16
+16
政府购买面包
0
+36
-36
期末货币
50
50
0
价格体系为，面粉1元/斤，面包2元/个，税率为20%（与政府交易不缴税）。
这样，面粉厂获得40个面包消费，面包厂获得42个面包消费，政府获得18个面包消费。面包厂比面粉厂多获得的面包消费，看起来像是因为政府购买的面包不用缴税引起的。
在一般情况下，面包厂向政府出售面包也需要缴税，情况会如何呢？这会略复杂，因为每次面包厂向政府出售面包后，还会向政府缴税，政府便又拥有了一些货币可以再购买面包。而面包厂又出售面包又会需要缴税。若政府最后总把货币花完，需要计算一下政府最后买了多少面包。
假设最终面包厂其实卖给政府x个面包，则共计缴税2*x*20%=0.4x，加上政府从面粉厂缴税收得的20元，以及面包厂卖给面粉厂面包收得的16元，共计0.4x+36元，则2x=0.4x+36，解得x=22.5。于是过程表为
第1期
面粉厂
面包厂
政府
期初货币
50
50
0
面粉交易
+100
-100
0
面粉交易缴纳税款
-20
0
+20
面粉厂购买面包
-80
+80
0
面包交易缴纳税款
0
-25
+25
政府购买面包
0
+45
-45
期末货币
50
50
0
价格体系为，面粉1元/斤，面包2元/个，税率为20%（与政府交易需缴税）。
这样，面粉厂依然获得40个面包消费，而面包厂获得37.5个面包消费，政府获得22.5个面包消费。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现象，模型中的虽然税率相同，但是面包厂与面粉厂的税收负担却是不同的。在与政府交易不缴税时，面粉厂负担较重，政府交易需缴税时，面包厂负担较重。其中原因并不难找，但是模型中的情况与现实中税负的分担问题没有太大联系，这里就不再具体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试着把原因找出来。
在更通常的情况下，政府只向面包厂购买一次面包，而只收面包厂两次税，第一次收的面包厂出售给面粉厂的税，第二次收的出售给政府的税，过程表为：
第1期
面粉厂
面包厂
政府
期初货币
50
50
0
面粉交易
+100
-100
0
面粉交易缴纳税款
-20
0
+20
面粉厂购买面包
-80
+80
0
面包出售给面粉厂缴纳税款
0
-16
+16
政府购买面包
0
+36
-36
面包出售给面粉厂缴纳税款
0
-7.2
+7.2
期末货币
50
42.8
7.2
价格体系为，面粉1元/斤，面包2元/个，税率为20%（与政府交易需缴税）。
在这种情况下，面包厂的货币储蓄减少，政府的货币储蓄增加。由于税收的强制性，政府获得货币沉积也是非常容易的，如果完全没有约束，将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
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也是货币当局，于是上述这种一般意义的税收与《8、货币当局与铸币税》中所述的铸币税，总是同时存在的。
12、大型工程模型与货币流转的宏观本质
传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要在南京修建皇城却没钱。有商贾沈万三自告奋勇，说包在他身上，最终修成。如果修皇城需要1000万两白银，而当时整个南京所有人手中的白银加起来也只有100万两，这件事怎么可能实现？所以民间又传说，沈万三有个聚宝盆，可以源源不断变出金银。
当然不需要什么聚宝盆，南京人手中的100万两白银足以修建1000万两白银造价的皇城。假设面粉厂与面包厂就是南京百姓，他们手里各有50元货币，而皇城造价1000元。这1000元用以支付砖瓦木等物料人工，可以看成是钱都都是作为工资付给了工人。沿用上节税收模型，面粉厂与面包厂都需要向政府纳税，为简单起见每期分别固定纳税30元。而政府部门人数其实很少，只需10元消费5个面包就够吃了，于是政府每期可以有50元结余，用来支付工人工资。工人们拿到50元钱，买了面包吃，就有力气去造砖制瓦伐木并建造皇城。于是整个经济运行情况如下：
第1-20期
面粉厂
面包厂
工人
政府
期初货币
50
50
0
0
面粉交易
+100
-100
0
0
缴纳税款
-30
-30
0
+60
建造皇城支出
0
0
+50
-50
各方购买面包
-70
+130
-50
-10
期末货币
50
50
0
0
价格体系是，面粉1元/斤，面包2元/个。
面粉厂消费35个面包，工人消费25个面包，政府消费5个面包，面包厂自己消费余下35个面包。并且，每期皇城都能完成5%的建造，经过20期的努力，就能完成皇城这项工程。
细想一下的话，这里得到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结论，皇城既不是由皇帝建造，也不是由沈万三建造，而是由劳动人民建造的，是由面粉厂、面包厂、工人共同努力，辛苦劳作20期造起来的。古今中外的浩大工程，长城、巴黎圣母院、运河、高铁，莫不如是。此外，这些工程的造价可能远超社会总财富，虽然皇城花费了1000元建造，但其实整个经济体系只有100元货币，所以并不可能有人把它买下来，可谓有价无市。
如果皇城让商人沈万三来造，他甚至可以不需要动用征税权，而只需要把所有交易垄断，通过交易价差来赚取利润，再把这些利润支付给工人去建造皇城，实现与上述模型类似的循环。
从大型工程模型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货币的作用。一个人拥有一定量货币，在承认这种货币的经济体系中，意味着他对体系中的商品拥有一定量的支配力。然而，这种支配力，并不是通过货币与商品的自然交换实现的，而必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实现。例如若一只鸡的价格为5元，人不可能拿着5元货币对着山林说，来一只鸡，就会有鸡直愣愣地扑过来，而必然是买鸡者与农户、猎户、商贩进行钱货交易。猎户打猎得到一只鸡与买鸡者进行交易这件事，可以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买鸡者用5元换到了作为商品的一只鸡。另一种是，购买者以5元货币换到了猎户打猎一只鸡的劳动力。这样，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一大部分经济活动可以统一到劳动力交易的框架下讨论。在大型工程模型中，税收征收的其实是经济体系的劳动力用以工程建设。
虽然货币与商品服务交易的实质是劳动力交换，这并不必然意味劳动创造所谓“价值”，价值是个主观判断，而不是某种客观实在。另一方面，商品价格的形成虽然与劳动力相关，却并非简单由劳动力决定，一座矿的价格与探矿的劳动力并不成比例。从价值角度看，大型石油油田是亿万年自然演化的结果，远非人力可为，生态系统和其中的物种种群更是46亿年来的积累和馈赠，劳动力只是做了转化和利用，而并非是价值的创造者。也就是说，价格、价值与劳动力这三者间，没有简单对应关系。“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只有劳动创造价值”、“价格是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劳动”这三句话全部都是错误的。
通过《5、整体风险与无效储蓄》已经知道，从宏观角度讲，货币存量并不重要。在二元体系中，无论货币总量是100元，还是50元，面粉厂与面包厂都可以在1元/斤面粉，2元/个面包的价格体系下进行完全相同的经济活动。其经济实质，在于分工化的面粉、面包生产与分配。在大型工程模型中，货币存量同样不重要，拥有100元的经济体可以建造1000元的工程，假以时日也可以建造起1万元造价甚至更宏伟的工程。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货币流转，调动了劳动力进行了一场工程建设。当然这不意味着货币存量的多少对经济体系没有影响，从附录一以及第三章的内容可以知道，货币存量可以影响人们的决策，进而影响经济体系运行。
货币流转的宏观本质，在于对劳动力的调度。面包厂用货币调度了面粉厂的劳动力生产面粉，面粉厂又用货币调度了面包厂的劳动力生产面包，政府又通过征税的方式调度了经济体系整体劳动力建造皇城。
理解货币流转的宏观本质，是理解宏观经济的基础之一。如果对此理解失误，并导致错误的宏观政策制定，则会带来种种经济问题。例如当前中国，对于养老金账户有很多讨论，有观点认为养老金社保金账户存在巨额空账问题，主要矛盾在资金缺口上，这是种典型的错误认识。单纯只是资金缺口的话，是不是让央行印些钱进去就解决问题了呢？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所谓的养老的本质，与货币并无直接关系，是中青年劳动力生产出足以供养各年龄团体、包括老龄团体的商品服务，再通过货币流转进行分配。随着劳动力日益减少、老龄团体的日益庞大，需要由越来越少的中青年劳力供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届时，社会整体拥有再多货币又怎能变作劳动力？这是为什么说货币储蓄在社会整体看是无效储蓄的又一个原因。
13、价格体系的阶级性与货币沉积
在税收模型中，政府用消费的方式花光了全部征税所得，在大型工程模型中，政府又用大部分税收去做了工程建设。如果既没有大型工程需要做，又没有那么多消费需求，政府就会开始存钱，国库中的货币就会开始增加，货币就会向政府沉积。
在金本位等贵金属本位币下，黄金等贵金属存量增长总是较慢，而国库货币可以增长较快，若货币向国库沉积，面粉厂、面包厂与其他经济个体的货币储蓄就被迫减少，体现为各经济个体感到税收负担很重，导致总也积累不下货币储蓄。
政权取得货币沉积是通过其权力，而在《10、通货紧缩与货币沉积》中，商人通过辗转贸易也可以获得货币沉积。把税收也看作价格体系的一部分的话，就是说价格体系可能使得某些经济个体获得一些“优势”，导致货币容易向这些个体沉积。
即使是在二元的经济体系中，价格体系通常也无平等性可言。之前模型都保持面包厂与面包厂各50个面包消费，正是为了避免陷入对分配结果公平性或者平等性的争议中。怎样去衡量一个分配结果是否公平？面粉厂与面包厂的人数情况是如何，是否每个人的分配到同样数量面包就是公平的？如果其中有一方的劳动量更大、或者技巧性更高又应该如何分配呢？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超过了本书的范畴，相信也没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可以知道的是，分配的合理性问题，进而也就是价格体系的合理性标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停变化的。还可以知道的是，价格体系是不可能总是保持不偏不倚，而通常一定具有某种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使得部分群体获得分配上的优势，这就是价格体系的阶级性。
价格体系的阶级性长期存在，来源多样，比如封建时期个人的身份即带有不同的经济权利，士大夫阶层免税免徭役等，又比如垄断行业可以获得较有利的价格，有些地方公务员可以获得很高的收入水平或者可以通过变现权力获得很高的灰色税收入。价格体系的阶级性，不仅导致产出分配向部分人倾斜，更重要的后果是，容易导致货币沉积。
在基本模型中，一般来说，面包厂与面粉厂各获得50个面包消费，根据《4、个体风险、货币储蓄与货币配置变动》，在价格体系确定的情况下，货币存量的变化取决于消费变化，少消费面包则能多储蓄，反之亦然。若面包厂人少而面粉厂人多，那么相对来说面粉厂的面包就比较不够吃，也就很难通过减少面包消费增加货币储蓄。相反，面包厂人少，人均面包相对充足，就更有可能储蓄到货币。长此以往日积月累，货币就容易向面包厂沉积。
同样道理，贸易模型中的商人、税收模型中的政权，都极容易在价格体系中成为优势阶级，从而惊人的获得货币沉积。事实上，最易获得货币沉积的，正是与政治权力结合的商业集团，或者说买办势力。在今天，他们更多地被称为利益集团。
14、货币配置与经济体系稳定性
在《4、个体风险、货币储蓄与货币配置变动》中，我们知道对个体来说货币储蓄有抵御风险的作用，包括疾病、自然灾害等无法预料的风险以及婚育、养老等可以预料的风险。而从经济体系整体看，货币配置的均衡性与个体能否通过正常货币储蓄抵御风险息息相关，进而也就与整个社会的稳定性紧密相连。
已经知道，由于价格体系存在阶级性，货币会向经济体系中的部分人沉积，价格体系中有优势、占有较多货币的群体自然风险应对能力较强，而在价格体系中处于劣势的群体比较容易的被风险击垮。直观上很容易理解，货币沉积越严重，货币在不同阶级的配置越不均衡，弱势阶层越容易出现问题，经济体系的稳定性也就会越差。
具体来说，假设在面包厂和面粉厂的经济体系中，两厂合计拥有100元货币。进一步假设，面包厂与面粉厂各由10户人家组成，而且面包厂在价格体系中有优势，占有较多货币。这样整体上来说，面包各厂都风险应对能力都较强，容易被风险的击垮的是面粉厂。我们来看劣势方面粉厂拥有不同货币数时，经济体系稳定性的具体差别。假设货币在面粉厂各户内部满足某种形式的正态分布，比如在10户面粉厂总共拥有20元货币时，也就是面粉厂与面包厂货币配置是20：80时，这20元在10户面粉厂之间的分布情况如下，
情况一：
货币数量
拥有该数量货币的面粉厂户数
0元
1
1元
2
2元
4
3元
2
4元
1
大约是正态分布的样子，大部分面粉厂拥有的货币都在平均数2元附近，拥有极少货币（0元）和极多货币（4元）的面粉厂数量较少。
而当10个面粉厂总共拥有30元货币时，也就是面粉厂与面包厂货币配置是30：70时，这30元在10户面粉厂之间的可能的分布情况如下，
情况二：
货币数量
拥有该数量货币的面粉厂户数
0元
1
1元
1
2元
2
3元
2
4元
2
5元
1
6元
1
同样是中间多两头少的分布。
如果某项风险是以一定概率发生并需要一定数量的货币储蓄，比如说“大病风险”需要3元货币，那么在情况一时，若发生大病风险，只有3户能够用货币储蓄度过，另外7户会遇到问题。而在情况二时，6户将能够应对大病冲击，只有4户会熬不过去，经济个体遇到无法承受风险的概率大幅度下降。
所以一个直观的结论是，弱势阶层持有的货币储蓄越高，其阶层成员被风险击垮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经济整体的稳定性也就越高。当然不能就此简单下结论说，财富越平均越好，还需要考虑到个人付出与回报、激励机制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由于风险是以概率而非确定的方式发生，并且在各阶层内部货币配置也只是概率分布，于是阶层间货币配置的不平等性，往往被偶然性所掩盖，价格体系的阶级性很难被发现。比如农民日子苦，搞科研的人日子苦，就算根本原因在于价格体系的阶级性使他们处于弱势方，但也常常被归咎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有人会说也有富有的农民，也有做科研的人日子过得很滋润。
生病属于无法预料的风险，还有一类如婚育是可预料的风险。同样的，货币沉积越严重，那么无法承受这类风险的人就越多。比如说在价格体系的阶级性偏差过大时，越来越多的人没办法通过正常的收入途径积累到足够货币储蓄负担婚房支出，那么试图通过投机、甚至违法犯罪途径应对这类可预见风险的人数就会增多，导致社会稳定性下降。
15、整体风险与通货膨胀
旱涝等自然灾害、爆发战争等整体风险，往往引起产出的大幅下降。在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时期，产出尤其是粮食产出大幅下降的后果可以很严重，造成人们成规模饿死的灾害在历史上并不罕见。
粮食不够吃，大家就会开更高的价钱买粮，粮价就会上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进一步的，“粮食不够吃”成为普遍认识后，还会发生所谓“抢帽子”现象：人们将尽可能多的购买粮食，即使对他们自己来说食物储备已经远超出自身所需。这是由两种心理共同造就，一方面，在粮食不够吃的客观环境下，人们总担心口粮的充足问题，并且不能确切估计灾害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便会尽可能多地囤积粮食，造成粮食的过度储蓄。另一方面，粮食的紧俏使人们笃信，即使已经囤积的粮食吃不完，也总能以更高的价格将粮食卖出去。由于抢帽子行为的存在，灾害发生的实际后果总是更严重，即使整体粮食储备能够让更多人抵御住冲击，也会由于缺乏良好的分配机制而增加伤亡。
在整体风险下，粮食等价格总是很快进入到正反馈的上升循环：粮食价格越上涨，人们就越相信粮食的紧缺性，恐慌性囤积的规模就越大，投机性囤积的获利也就越高，惜售与收购的情绪就越重，进入交易环节的粮食就越少。进入交易环节的粮食越少，人们的购买热情就越高，可购买的粮食就越少，粮价就越上涨。
这其中，参与购粮的一方，主要构成往往并非是最需要粮食的群体，而是最具购买力的群体，即阶级优势群体。于是，在粮价的上升通道打开后，参与抢帽子的人反而成为交易主体，而由于粮价高企，真正需要粮食的弱势群体参与交易反而不多。
在整体风险导致的粮价上涨过程中，显然经济体系的货币存量越多、产出下降幅度越大，通货膨胀就会越严重。在《7、货币存量增长与通货膨胀》中已经知道，在通常情况下货币存量的增长会被经济个体当成储蓄增长的自然过程，货币存量增长未必造成价格水平上升，而一旦出现整体风险的导火索，则在前述正反馈机制下，价格上涨又会非常快。
进一步的，货币分配越不均衡、货币沉积越严重，通货膨胀的程度可能也就越高。这是因为粮价上涨后期，弱势群体被迫退出交易，参与交易的主体是强势群体，一个社会体系财富分配越不均衡，通货膨胀的情况就越严重。举例来说，同样总体20元货币，由10户人家均分每户2元，还是8户人家每户拥有1元，剩下2户每户拥有6元，最终的价格结果显然是不同，由于最终粮价水平取决于最有钱的几户人家，后者粮价上涨将更惨烈。
更进一步的，整体风险的发生还将使货币沉积问题恶化，抢帽子的行为往往还会让优势阶层获得更大收益，而劣势阶层在此过程失去货币储蓄。从历史上看，一个朝代发展的后期，由于货币总量上升和日益加剧的财富分配不均衡性，使得社会应对整体风险的能力越来越羸弱，而最终的一次整体风险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往往成为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16、中古时期经济特征与政策目标
历史学上的中古时期，是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开始，直到文艺复兴（公元1453年）的这段时间。这里只是借用这个名词，泛指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及其他地区的封建时期。
中古时期的经济特征包括：
（1）社会整体产出主要与人口、气候和政权稳定性相关，而技术水平和人均生产力发展速度有限，产出增长有限甚至停止。
（2）货币已经成为主要交易媒介，经济体系内已基本实现使用统一的贵金属货币，并且货币发行受到贵金属产出的制约。
（3）经济个体时常面对较高风险，生产与贮藏手段也不足以让经济体系全部成员应对整体风险。
中古时期，政权征税的计税依据与征收方式是多样的，以按人头和土地计税最为普遍，征收方式上延续比较长时间的是实物、徭役（劳动力征用）、货币征收相结合的方式。
举例来说，政府可能规定，面粉产出的30%需要以实物形式缴纳入国库，而面包厂必须将国库内的面粉制作为面包（徭役），并且同时，面包厂与面粉厂每期都应该分别缴纳10元的人头税（货币税），而政府又将征收到的20元货币在市场购买了10个面包消费。在这样的税收安排下，按照每期100斤面粉的产出，面粉厂、面包厂、政府间的面包分配情况就是，面粉厂30个，面包厂30个，政府40个。
然而，税收无非是价格体系的一部分，再复杂的税收安排，其本质无非是引导出某种分配。而上述实物、徭役、人头税，实际上可以做出完全等价的、统一的税收安排。简单说来，以交易税制度为例，如果对面粉交易按照交易额的40%收税，对面包交易按28.57%收税，这这套纯交易税安排与上述三种税收并行的效果是完全等价的。不过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等价，在中古时期，税收征管在实践中是项异常复杂的工作，不可能真的全都以征收交易税的方式实施。
已经知道一切价格体系是有阶级性的，因此政权通过或明或暗的税收安排所塑造的价格体系，必须符合维持其自身稳定的目标。在金本位等贵金属本位币制度下，由于货币产出量很小，货币沉积很容易导致价格体系存在通缩威胁等经济问题，因此相关政权就必须防止货币沉积大规模、不可控的发生。这就必须让大多数的人，不能够持续有效的积累货币。
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个政策方法是，通过价格体系的阶级性，主要是税收政策，挤压大多数人获得的分配数量，从而压缩其储蓄的空间。举例来说，如果面粉厂与面包厂都需要20个面包才能达到温饱，并且如果他们能够赚取30个以上面包，则超出了基本所需他们就会转而进行货币储蓄。于是政权就会通过税收调控，把面粉厂与面包厂最终获配的数量维持在20-30个之间。低于20个，面粉厂与面包厂的生存将受到威胁，而高于30又容易引发货币沉积。
这样的社会安排可能导致极度不公平的分配。模型中并没有提及面包厂、面粉厂与政府的人数。可能情况是，面包厂有100人、面粉厂有100人，而政府（统治阶级）只有10人，由此一来，即使按照上述目标，政府每个人的所得要比其他两个部门（下层阶级）高出十倍以上。
实际上，面粉厂、面包厂是由诸如《14、货币配置与经济体系稳定性》所举例的更小的经济单位所构成，如果作为整体的面包厂与面粉厂总体挣扎在生存线上勉强温饱，那么其中有部分经济个体，实际上是生活在生存线以下的，尤其是会出现不少无力承受风险的个体。与统治阶级所获得的巨额分配相比较，便呈现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局面。
即使如此，对于政权的统治阶级来说，由于贵金属本位下货币的有限性，允许一个数量庞大的阶层进行货币沉积所带来的危害，要远大于“路有冻死骨”所带来的对执政正义的冲击。当然，没有人能够吃下10倍的饭量，上层阶级所获配的超额的产出，是转化成肉食、酒、奢侈的服装、亭台楼阁等浮华生活的。
进一步的，一场统治如果想要长久，也不应允许贵族、士大夫等上层阶级有太多积累货币的空间和机会。因为一旦存在货币沉积机制，货币沉积的速度总是太快，即使上层阶级人数不多，也将在短时间内引起交易体系货币不足。流通中的货币日益流失，人们就会直观感受到货币储蓄困难、货币支付手段日渐枯竭、通货紧缩、对货币税收不堪重负等等问题。
总的来说，经济体系要稳定，货币的配置也要稳定。但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长期来看，总是有些人变得越来越有钱、甚至到了不可思议有钱的地步，这种时候非常规手段就会频繁出现。在中国王朝时期，就会出现比如整治贪官污吏、打击豪绅的运动。在其他封建地区则表现为国王联合小贵族打击大贵族等政治、外交、军事活动。
17、经济秩序与道德规范
人们通过设立道德规范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其中有意或者无意的，与经济秩序的内在要求形成了呼应。
在中古时期，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对其设立的最重要道德品质是“勤俭”。下层阶级的勤劳对于上下层阶级双方都很重要。与管理与技术工作对产出有极大影响的现代经济体系不同，中古时期上层阶级对产出的直接贡献是相当小的，下层阶级的产出不仅要养活自己，还需要供养上层阶级，这在生产力的薄弱的王朝时代并非是件容易事。除了最基本农作种植、养殖，衣服的缝制、园林、建筑与工事都需要下层阶级贡献劳动力。与此同时，在阶级性的价格体系下，下层阶级总被压迫在生存线上，其储蓄的能力非常薄弱，却又不得不面对随时可能来临的各项风险，节俭便成为对其重要的道德束缚，因若身处下层阶级却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很有可能遇到风险时一蹶不振，严重的将会在饥寒或贫病中死去。
对于王朝来说，最头疼的还不是下层阶级的死亡，而是他们花光所有积蓄、失去所有生活来源（尤其是失去住所与土地）后，依然活奔乱跳，有的力大如牛、有的脑子里多是“异端邪说”，转而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这种人多起来的时候，便会汇集成所谓匪盗，甚至成为叛乱势力。
对于上层阶级，节俭就不是什么可贵品质了。上层实际上还肩负了消耗下层剩余产出的“责任”，他们少吃两块肉少饮两杯酒，对经济体系的稳定不仅没有贡献，有时看来还挺有害一方面使下层更为健壮和富足，一方面也容易使得货币沉积在他们那里。欧洲的一些小封建主如果素有贤名，治下农民各个营养充足，战斗力拔群，对于他们上面的大封建主来说，不会是特别高兴的事。对他们来说，优秀而重要的品质会是“慷慨”。在年景好的时候，“奢侈”也不会是太严重的罪行。对于掌握了经济权柄的阶层，必须要有千金散尽还复来了的精神，根据货币流转的机制，也确实，散尽的货币终究会回到那些人手中。对于上层阶级来说，“贪婪”是最大罪恶，由于上层阶级在价格体系中占有优势，要获得并囤积货币相当容易，如果这群人贪婪，不断在家里增加货币，会导致严重的货币沉积，流通在外的货币以及下层阶级的货币储蓄不断减少，这将削弱下层阶级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并提高通货紧缩的风险，对经济稳定大为不利。
当然，并非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有利于经济秩序的，由于人们对经济与社会规律认知的局限性，有些道德规范带有短视性。典型例子是中国古代传统中对商人的贬抑。所谓“士农工商”四族，自春秋战国以来，商人就被视为末流，景帝的《劝农桑诏》就称为“末者”，对于从商的行为极尽鄙斥。儒学思想想当然的认为，商人只是从事商品贩卖，并不增加社会产出，而且根据贸易模型，商人极容易囤积大量货币，不务正业又暴敛财富。然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一个良好的通商环境，不仅能够形成“以节余补不足”的自动调节机制，平抑地区间或者跨时间的产出波动，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社会进一步分工与技术交流，而文明后期，技术进步又是产出增长的主要动力。
抑商传统导致对中国帝王一个特殊的品质要求----勤政。由于中古时期中国官僚士族阶层对经济与社会生活全方面的介入与控制，以及商人群体能动性不足，经济体系自发的产出调配机制效率低下。当局部灾害发生时，在其他地区能够大规模自发出现的由商人团队从粮食富余处向粮食欠缺处倒卖的调配，往往被抑制和削弱。更为悲剧的是，中国幅员辽阔，每年总有地方要闹点灾害。于是，皇帝成为灭火队员，需要不断发布蠲免灾害发生地赋税的政令，并调配各地粮库去赈灾，还要祭祀祈雨或退洪。所以，中国史料中关于灾害发生和赈灾活动的记载特别多。
18、王朝的崩溃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道德经》
一个王朝大概总是这样开始的。新王朝通过武力取得政权，在征战过程中，新旧势力的对决使得大量的金银货币以军饷等方式散落到了下层阶级中。一方面，旧势力为了维护其政权，不得不大量动用货币储蓄，这既包括统治阶级动用国库支持战事，也包括上层阶级在动乱情况下，为保全自身或维持奢华生活而做出的额外开支。与此同时，新兴势力，其源头可能是外部入侵者、也可能是内部起义，他们的包袱要轻得多，在对旧王朝一路攻城略地时，可以无需理会旧王朝建立的阶级秩序。
新兴势力缴获的货币与物资，往往被用以支付给支持他们的下层阶级，尤其是不断加入其武装队伍的下层阶级。于是，新兴势力通过旧王朝的货币储蓄，调度群众去推翻旧王朝。这一过程一旦形成规模，也是一个正反馈过程，新兴势力越壮大，其对旧王朝侵蚀就越大，所能获得的旧王朝货币、物资也就越多，而这些货币、物资又可以让新兴势力更加壮大。所以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新兴势力初期即使非常弱小，旧王朝的应对也是颇为吃力的。
如果旧王朝垮台，新王朝就会开始。从统治阶层角度，新王朝不太可能从旧王朝那里继承一个充盈的国库。从上层阶级角度，通过征战与新王朝初期的清洗，旧有的上层阶级所聚敛的财富会被瓜分。于是，大量的金银货币事实上得以进入到原本下层的阶级。而下层阶级的货币储蓄相对充裕，市场上的货币就较为充裕，商业活动就较为活跃，经济体系将具备较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并且王朝初建往往会采取修养生息的策略，于是待局势稳定征战平息，生产活动恢复后，经济常得以很快的恢复活力，并取得一定发展。
然而，货币沉积会很快发生。政权稳固后，新王朝的府库当然需要日渐充盈，在没有战争等大项额外开支的时候发生财政赤字，是任哪位皇帝也不可接受的。更重要的是，通过阶级性的价格体系，货币沉积并不单单发生在统治阶层所掌握的国库中，而更多货币沉积在上层阶级处。统治阶层往往不确切掌握这些群体掌握货币的具体情况，更不可能了解社会总体的货币失衡程度。
随着货币在少数人手中快速积累，在王朝的中期，下层阶级的货币储备将被压缩到可怜的地步。这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重大影响。（1）首先，有些下层阶级开始无法承受哪怕轻微的风险，一点小的伤病、婚丧嫁娶，都可能使其失去耕地、住所或劳动能力。土地被兼并、农民失地成为流民或者是丧失劳动力，这些都会导致王朝的劳动力下降，产出下降。与此同时，下层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分化，少数下层阶级的富裕生活使得下层阶级的普遍困境难以被察觉，统治阶级也就很少能据此做出政策调整。（2）货币的集中导致商业活跃度降低，大量参与者逐渐被清退出交易系统，整个王朝的价格体系变得极易操控，价格话语权被少数人掌握。举例来说，粮食产出方面，农民在歉收时固然收入大受影响，即使丰产时，由于价格被压低，农民依然不能有效储蓄赚到钱。这导致了货币回流至农民的机制栓塞，使得无论丰收歉收，农民的货币始终在流出。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作者万明），有一个例子描述了在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税收统一折合为白银货币后，价格体系的阶级性是如何导致农民难以取得货币而又容易流失货币的：
“税收折银以后，缴纳赋税之时，农民为了交税，不得不以低价出卖粮食，获得白银，于是纳税期粮食价格下降；当纳税期一过，粮食价格立即上涨，造成了农民生活的困难。如万历四年(1576)，山东汶上县税收时，小麦价格从原来的每石0．52两白银下降到0．37两，而大麦由每石0．4两白银下降到了0．25两，并且在三个月后，才恢复到原来的价格。”
王朝到了后期，由于货币沉积往往极其严重，市场已经基本失去了调节、平抑波动的能力，下层阶级稍遇风险，就全线溃败。早年尚有余力大兴土木、修陵建寝的王朝，今天不得不为两湖的洪灾调拨，明天又要为直隶旱情奔忙，左右支绌。并且，由于货币集中度高，在发生大范围灾害时，由抢帽子行为等造成的通货膨胀就会非常严重。更若遇到战事，需要征缴粮饷，下层阶级本就处在破产边缘，稍加赋税便痛苦不堪，经过多年发展上层阶级又已是铁板一块，只能是民不聊生了。最终新兴势力兴起，旧王朝崩溃，构成新的王朝循环。
明朝的崩溃过程非常典型。明末，崇祯上台后诛杀魏忠贤，阉党溃败，东林党一家独大。而东林党正代表官商集团利益。自此之后，货币全部往官商集团沉积，连国库都没钱。一旦崇祯欲课官商重税，文官集团便以“国不与民争利”阻止，致使国库常年空虚。实际上货币并没有在“民”那里，而是通过如上述引文的各种途径聚集到了“官”那里。后来遇东北努尔哈赤起兵，国库无钱打仗，朝廷加征“辽饷”税以备战事，又加征“练饷”等税赋，统统摊派到农民头上。农民既无货币储蓄，在价格体系的阶级性下又赚不到钱，根本不堪重负，终于起义四起。崇祯时期，财政岁入仅在500、600万两，而当李自成进京，仅查抄京官家产就得银7000万余两，可想而知，在全国官商集团手中的货币肯定是怎样惊人的数字。这也是为什么崇祯说“诸臣误朕”。而在魏忠贤时期，虽然货币沉积也已经非常严重，但魏忠贤至少还能从文官集团那里搜刮到些钱财弥补国库亏空，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若魏忠贤还在，明朝不至于那么快灭亡。
所以王朝的兴衰可以按步骤归结为：
（1）相对平均的初始货币分布，较为活跃的市场与经济。
（2）阶级性的价格体系开始起作用，货币沉积开始，流通中货币减少，市场活动减少，期间可能伴随通货紧缩，使价格体系向更不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发展。
（3）货币集中度达到惊人的程度，市场完全沦为货币进一步集中的场所，丧失调节平抑地区与跨时波动的能力。
（4）脆弱的经济结构无法抵御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战争等整体风险，产出下降，通货膨胀发生。
（5）大量农民破产，流民出现，新兴势力崛起。新兴势力边打边抢、边抢边壮大，星火燎原。
（6）旧王朝崩溃，新王朝崛起。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金银货币总量的增加，贵金属本位下的王朝体制越来越不稳定，最终连大一统或者封建王朝的形式都无法维系了，政治体制迎来深刻变化。在欧洲，美洲的金银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促使工业革命出现，带来产出与货币的爆发，人类文明进入到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