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贸易》中，我们已经知道贸易可以给各方带来福利提升。实际上，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6.5—1790.7.17）在200多年前就已知道贸易有好处，提倡自由贸易了。后来经由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772.04.18—1823.09.11），贸易理论进一步发展完善，贸易在促进社会分工、社会整体效率提升方面的作用被认知得越来越清楚。
然而，在《9、贸易》中，我们同时指出贸易也容易带来货币沉积，从而对经济体系稳定性构成威胁。由于常常跳过货币交易环节，古典经济理论对货币的认识有重大缺陷，与微观经济一样，当前的贸易理论几乎完全是关于产出与价格的理论，争来争去无非关税与贸易壁垒，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理论上的联系薄弱，误入歧途。
事实上，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密不可分。早在18世纪，国际贸易就已不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古典理论给出的诸如汽车换服装的贸易图景不仅过于简单，而且与实际相差甚远。事实上，货币在国际市场间的流动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国际贸易应该与国际金融理论深度结合。
任何国际贸易体系，都可以按照恰当方法视同两个经济体系间的交易。若一个经济体对另一个经济体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持续获得货币或积累债权，也就意味着另一个经济体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始终在流失货币或积累债务，这就是贸易失衡。
贸易失衡的经济格局一旦形成，顺差国不断积累货币或者债权、逆差国不断失去货币增加债务，这一格局就很难被打破。货币容易说，从逆差国口袋流入顺差国口袋。债权债务的情形会复杂些，一般而言，债权国行使债权会遇到困难。这是因为债务国平时就是靠不停举债度日，想要打破这一局面，不仅不能增加新债，还需要归还原有债务，这对双方的经济结构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具体举例来说，甲每期生产10个面包，乙每期生产5个面包。甲吃10个面包嫌多，乙吃5个面包不够，于是甲每期都“借”给乙2个面包，这样甲吃8个面包，乙吃7个面包，并且甲对乙形成2个面包的债权。时间一长，甲就会发现乙不仅还不起面包，甚至连利息都还不起，甲就会要求乙开始还债，乙原来可以吃7个面包的，现在连5个面包都要拿出一部分来还债，生活水平下降之严重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甲多生产的面包也不敢再卖给乙，面包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所以说，纠正贸易失衡的状态会在短期内对贸易双方都带来困扰。
随着货币制度变迁，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的格局发生着不同变化，贸易失衡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形式，历史上主要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1）早期，也就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所处时代，世界各地普遍采用贵金属作为货币，国际贸易仰赖贵金属的实物信用。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间的不均衡直接导致贵金属货币在不同经济体间的变动，加速各经济体内部的分化。东方文明的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都与这种货币变动息息相关。
在欧元体系内部，由于货币发行权由各国主权让渡至欧洲央行，欧元区成员国间的贸易可以类似看作贵金属本位币下的国际贸易，欧债危机、欧元体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可以在类似的框架下得到解答。
（2）二战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体系曾短暂统一到金汇兑本位币制度下，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美元挂钩黄金、其他国家货币挂钩美元的国际金融体系。由于贸易失衡，这一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国背弃兑付黄金的承诺为终点，迅速崩溃。
其实，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尚未暴露出汇兑本位币制度的根本缺陷，我们将从理论上导出，在金融自由化的现代银行体系下，任何一种汇兑制度都不可能持久。而20世纪90年代亚洲经济危机，正是固定汇率制度、也是变相本位币汇兑制度崩溃的结果。
在传统的国际金融与货币理论中，存在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这一命题是说，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政策完全独立、汇率稳定三项目标不可能同时全部实现。“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其实是个错误的说法。事实上，在现代银行体系下，自由汇兑与固定汇率两者就不相容，添上了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条件当然更不相容。
（3）亚洲经济危机后，世界绝大部分经济体都已经进入信用货币制度，美元的绝对地位受到动摇，国际储备货币呈现多样化趋势，不同货币间的汇率日渐相互脱钩，国际贸易与金融体系进入到一个全面信用货币时代的新纪元。至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各央行纷纷开启货币宽松之路，一时间全球大水泛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格局迎来新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