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金属本位币时代，国际贸易一方面在物资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上交流传播科技文化艺术宗教，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货币的地区间流动。而王朝时期东、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形态的差异，使得货币的流动对经济体系的影响大为不同，决定了其统治阶层在国际贸易上迥异的态度。
中国自秦以降，就确立了大一统的王朝格局。这种大一统表现在几个方面：（1）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称为天子，天子的国度是天下，理论上天空之下太阳照到的地方都属于王朝的统治者，这种对疆域边界的模糊处理，也造成大一统王朝下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没有显著的界别。（2）不受中国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通过朝贡的外交安排，取得对周边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而官方的对外贸易，即是建立在朝贡体系基础上。这并非平等贸易，王朝所回赠的物品往往比周边朝贡的物品价格高得多，更多是中国王朝的面子工程。（3）总体上只有一个核心政权。即使暂时处于分裂，中国的主要政权也往往自觉地以“统一”为目标。
这造成了一系列的经济上后果：（1）大一统王朝下的各项物资生产，基本都可以在王朝内部实现自给自足。而所有的经济、政治、军事秩序，都在政权的控制范围内，由此，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各项交易被当作社会秩序的一个补充而非主要经济内容，在抑商的原则下，市场与自由交易不能在经济上发挥主导作用。（2）大一统王朝没有必须从周边地区进口的物资，相反，周边地区却有大量商品有赖于从大一统王朝进口。由此，国际贸易对于大一统王朝来说几乎可有可无。近代海路被叩关前，一直以来重要的商路只有西边的丝绸之路与茶马古道，向中国王朝输送的香料、马匹等虽然是重要商品和战备物资，在经济上的占比却始终很小。于是，在历史的多数时期，都可以将中国视为一个封闭的经济体。
这种封闭性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大一统王朝的稳定，相对的，开放的国际贸易却会对中国大一统王朝的经济稳定性造成一定冲击。以清朝中期为例，当西方从海上开始与中国大量进行国际贸易时，由于中国物产长期自给自足的经济特性，使得西方商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但西方对中国瓷器、丝绸、茶叶的需求势头却与日俱增。这造成了相当大的贸易顺差，中国的产出外流，与此同时流入了大量金银。（追根溯源的话，这些金银主要来自大航海时代对美洲的掠夺。）对中国来说，持续的货币流入增加通货膨胀风险，到了乾隆年间，物价相较明末已高出3倍。物价的总体上涨原本并不会对社会稳定性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真正问题在于，通货膨胀之下的货币白银巨量沉积。并且通过国际贸易带来的这种沉积，不仅局限于原来的上层阶级与买办团体，出现了政权不容易控制的，由于国际贸易而兴起的“洋买办”阶层。按照《14、货币配置与经济体系稳定性》，货币越多、货币分配越不均衡，贫富差距越大，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就越差。而洋买办阶层相对完全依附于王朝的上层阶级，更不受控制，却有着强劲的经济实力。所以，黄金白银通过国际贸易大量流入，会动摇大一统王朝对价格体系与政权的控制力，使得王朝秩序的稳定性降低。
因此，明朝海禁、清朝闭关锁国，从金融、货币流动的角度看，倾向于封闭的政策也是出于大一统王朝为维护自身稳定所作的考量。从思想上看，也是由于早期中国认为只有农业产生价值。这种经济观早在汉以前便成为士大夫与统治阶层共识，如汉景帝曾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此后中国知识阶层始终对经济持这样的朴素看法，对商业活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与大一统王朝形成鲜明对比，大航海时代的欧洲面临完全不同的经济、政治格局。彼时，从欧洲整体看，其生活必需品如香料、茶叶、瓷器都有赖于进口。从欧洲内部看，政权以封地为界，把经济体系分割为相对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小单元，其产出需要各地区互补。由于欧洲政权相当分散，政权间交易频繁，摩擦、冲突乃至战争也频繁，政权对经济秩序保障和控制力都较弱，而乱世中只有真金白银才是硬道理，金银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由此，无论从整体还是局部，欧洲王朝几乎总处在金银货币紧缺的状态。彼时欧洲的各政权，从未有机会意识到过，治下货币太多会引起社会不稳。即使遇到过通货膨胀，也只是因为“别人的黄金比自己这边多”造成的。
伊莎贝拉女王资助哥伦布远洋的时候，西班牙的情况具有代表性。这个国家刚历经阿拉伯人700余年统治，在伊莎贝拉即位之后，才堪堪完成统一，远称不上强盛富有，正急于寻求崛起。彼时，向东的贸易线路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把持，向南绕过非洲的航线漫长而凶险，西班牙投资哥伦布，开辟向西的新航路，就像是一场赌博。西班牙或者说整个欧洲都是幸运的，哥伦布不仅发现了新大陆，而且发现的是遍地金银的新大陆，从此以后，玛雅与印加帝国的数千年积累的黄金白银，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了西欧。
对于一个经济体系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拥有什么，而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人们在做什么。西班牙从美洲劫掠的黄金，并没有让西班牙的繁荣昌盛持续很久，美洲来的货币金银让西班牙人过上了好日子，买来了欧洲各地的产出，然而，真正受益的却是英国。西班牙的货币金银，成为驱动英国生产的巨大动力。英国人民为了赚取西班牙的金银，不断扩大生产、进行技术更新与进步。更重要的是，由于来自美洲的金银数量是如此之多，货币大量涌入到了英国的羊毛、纺织等出口相关产业的从业者口袋，一个新兴的，后世称为资产阶级的群体迅速崛起，这一阶层以生产与贸易起家，相比由出身决定的贵族阶层具有无可比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靠着西班牙金银建立起强悍科技实力和生产力的英国获得了海上霸权，并最终建立日不落帝国。
虽然大航海时代的产生、发展与影响，并非只在经济与货币层面，但仅从经济与货币层面可以看出，大航海不可能发生在大一统王朝下的中国。试想，即使中国早一步进行远洋探索，并从美洲带回货币金银，无非只是增加了王朝的货币数量，使得王朝的经济秩序稳定性变差而已，而这必然招致统治阶层的阻挠。
事实上，欧洲资产阶级的兴起、工业革命的发生，与其说是某种必然，不如说是一系列巧合构成：碰巧欧洲足够需要金银货币；碰巧包括伊莎贝拉在内的欧洲上层阶级足够冒险与投机，去支持哥伦布等冒险家；碰巧航海技术需要数学、地理、天文等各方面的基础科学的进步，科学技术受到航海利益推动，学者受到资助；碰巧美洲有大量的金银储备，而美洲土著无力反抗劫掠；碰巧有英国这样具有生产潜力的贸易对手；碰巧英国不算大不算小，刚刚好需要尽全力生产来赚取西班牙从美洲带来的金银，而英国的政权与上层阶级既没有强大到足以独吞这些富余金银，也没有孱弱到无法维护社会基本秩序；刚巧这些金银足够导致英国在内部完成技术与制度的嬗变。在这种种机缘下，人类才踉踉跄跄，撞开了现代文明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