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依然凭借其强大的国力牢牢占据着国际收付和国际储备的控制地位，美元长期是世界的硬通货。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制度彻底瓦解，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表面上都进入了信用货币制度，但在实际中，大部分国家建立起了以美元为锚的货币制度，并通过固定汇率等系列货币政策安排，采用不同程度的美元本位。
二战结束后不久，由于其他国家对美元的强烈渴望，美国很快长期陷入进口大于出口的贸易失衡状态。这一贸易失衡先导致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后带来采用出口导向政策、囤积美元外汇的经济体系的繁荣。其中的典型就是前面论述过的，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东南亚诸国所谓经济奇迹。
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对外输出美元时，扮演了《8、货币当局与铸币税》中货币当局的角色。具体举例来说，假设某国家有出口企业生产衣服，工人们加班多生产100件衣服出口至美国，获得100美元外汇，将之出售给本国央行，以1：10的价格兑换为1000元本币。于是，美国得到了100件衣服，其代价是100美元的流出，而若保持美国国内货币数量不变，则美国新发行100美元货币。某国央行得到了100美元的外汇储备，出口企业得到1000元的本币。某国央行作为货币当局并没有得到任何实物或者消费上的好处，仅仅充裕了外汇储备，100件衣服的消费为美国享有。总体看，亦即通过上述货币体系安排，美国向某国征收了100件衣服的铸币税。
对顺差国来说，美国征收铸币税并非完全没有正面作用。由《19、生产余力》知道，当经济体系的生产有余力时，新增货币可以激励产出部门为获取货币储蓄而增加产出，表现为一种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外部订单需求刺激产出扩张，带动高层次产出。也就是说，即使出口商品为初级产品，经济结构也会因为增长而被拔高，重工业等高层次产业的比重会增加。发生这些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生产余力。在早期由于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落后，出口国家的生产余力往往来源于初级劳动力加班加点的工作，表现为所谓“血汗工厂”遍地。后随工业基础改善，生产余力逐步来源于技术进步、效率提升。
一方面，美元流入意味着美国以征收铸币税的形式占用了资源与产出，另一方面，由《46、金融学第0定律》知道，货币可以视作一种债务人不确定的债权凭证，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对外的贸易失衡也是债务不断累积的过程。顺差国兑现这种债权、美国偿还这种债务的方式是，顺差国使用美元从美国本土购买东西。
在亚洲经济危机中，经由对金融体系漏洞的攻击，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洗劫了亚洲诸国的外汇储备，把这些国家的人民通过省吃俭用、辛勤工作，出口积攒下来的美元又通过金融方式回流美国，相当于美国的欠债被一笔勾销，于亚洲各国来说是个悲剧，于美国却十分有利。有说法指出，华尔街亦是美国的一项武器，从亚洲经济危机中看确有其道理。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华尔街日常也坑害美国国民。
上述通过大量出口换取外汇拉动经济的方式，在日本、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等国家的“经济奇迹”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人将这种经济模式总结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另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愿意被美国或发达国家征收铸币税，采取了被总结为“进口替代”的经济策略，这些国家的出口表现一般，出口在国内经济的占比较小。其实“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都只是事后总结，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策略，只是侧重点不同。
所谓实施出口导向策略的国家，政府鼓励企业出口产品，这些产品需要在国际市场上售卖，于是对企业评价也经由国际市场评定，优胜劣汰，企业努力制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由于积极出口，这些国家对外政策上往往较为开放，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商业、技术、文化上的交流频繁，技术水平提升较快。
所谓实施进口替代策略的国家，一般是较为封闭的政权，在国家初级产品产能、基础设施、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均不足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手段转移农业、手工业等低层次产业产出，强行发展重工业、制造业之类高层次产业。一般来说，这些经济体内，各企业、经济部门的绩效通过行政方式评定，有较大的主观因素，受到行政权力的极大干扰，经济个体“做的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谁的人、给谁干”，分配也很大程度取决于行政权力的意志和偶然因素，人们提高技术水平、努力工作的动力不足。进一步的，较为封闭的经济体系国际交流不足，先进技术无法及时传达，经济体系陷入闭门造车的窘境。
经济的实质是“人都在做些什么”，经济好坏当然也与所谓出口导向、进口替代的经济模式无关。两种模式最终结果的分化，根本原因在于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更容易奖优罚劣，促使经济体系的人们提高素质、技术、产品竞争力、累积和发展生产力，技术水平与国际接轨。而进口替代则更容易优汰劣胜，鼓励人们谋求裙带关系与权力寻租，累积和发展社会矛盾，技术水平与国际脱轨。其差异是落后技术与先进技术的差异，也是制度差异。
类似上述对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两种经济模式的分析，也可以应用在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经济发展历程中。
改革开发前，中国经济长期处于不尽如人意的状态。首先，中国参照苏联，实施了计划经济。理想中，一个经济体的一切生产、分配等经济行为存在一个最优解，当权者寄望通过制定计划达成这一最优解。然而在实践中，计划的制定者远非全能全知，缺乏必要的决策信息，也缺乏事无巨细制定全部生产计划的能力与精力。例如，决策者应当如何计划当年小品类水果如荔枝的生产？在分配上，更遇到信息不畅、权力寻租、执行大打折扣的问题。计划-生产-分配-反馈-计划这一循环的每个环节都容易出现问题，莫说最优解，勉强维持经济体系运行已属不易。其次，政治运动使大量技术骨干、高素质劳动力被闲置、浪费或投入到消耗结构中。然后，由于受到“既无外债也无内债”等所谓独立自主思想的影响，中国经济迟迟不能与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起有效的外交、经济往来，藉由技术引进大幅增加产出的路径也被断绝了。尤其在与苏联交恶之后，中国社会整体上处于黑暗中摸索的状态，其进步速度相比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爆发，可谓在刀耕火种时代。
没有外债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这一观点，可以用一个模型来说明。
假设发展中国家一开始可生产800斤小麦，但是对国内来说，其实需要1600斤小麦才能满足所有人的温饱，这时候，国家处于半饥饿状态。小麦国内售价1元/斤，官方指定的汇率是1元兑换1美元。国外拥有先进的设备，可以生产农药、化肥、收割机来增加粮食产量，但是对于国外的设备厂商来说，发展中国家央行制定的汇率是没有意义的，国外厂商真正需要的是美元。于是该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先出口小麦的方式，来获得美元，再购买设备。然而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也生产小麦，而且已经普及了先进设备与生产技术，效率高产量大，价格很低，只要0.1美元/斤。假设，机械设备的价格是40美元/组，每组这样的机械设备，可以使小麦每年产量提高200斤。于是发展中国家号召大家发扬艰苦朴素精神，即使吃不饱也要出口创汇，每年只消费600斤小麦，出口200斤小麦，换取20美元的外汇。这样，2年后才凑齐了设备款。于是，第三年，第一台设备启用，增产至1000斤。
但是，其实可以通过举借外债的方式更快的引入设备技术。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入40美元直接购买设备。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产量在第一年就能达到1000斤，如果第一年同样只消费600斤，则能够出口400斤小麦，在不计利息的情况下，第一年就能够还清债务，而在第二年收获的1000斤小麦，就可以有更自由的安排，或加大出口、或让国民有更多小麦吃。
本质上来说，上述国际借贷模型只是《37、借贷与产出增长》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的体现而已。
直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走向正轨。从经济实质上说，主要是三方面恢复了正常：（1）劳动力被解放。计划经济时代不被允许的个体生产、经营与交易渐渐被默认允许并最终被立法确认。原先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通过国营单位进行，甚至包括炒瓜子、做早点、小商品贩卖这类极微观经营活动，随着改革开放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经营活动向个人、外资放开。原本存在闲置的劳动力自发努力赚起钱来。（2）将劳动力从不必要的消耗活动中解放出来。人们的生活重心由政治生活转向经济生活。（3）国际关系的缓和、对外交流的正常化，让中国经济走出黑暗的摸索，先进技术随开放源源不断地流入。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格局被确定下来。国内外技术差距极大，中国有强劲的后发优势，产出呈现多层次结构的高速发展。随后高层次产出的产能释放，伴之以史无前例的巨大人口红利，使得中国经济由产出全面不足开始转向过剩，大量商品被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制造”时代来临。
中国大量的出口商品变成美元外汇，由中国央行储备起来。2000年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后，中国经济的稳定与强劲增长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与肯定，“投资中国”成为一个共识。于是，除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下外汇也源源不断涌入，出现所谓“双顺差”现象，这使得央行的外汇暴增。到2006年，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继续储备美元的必要性开始降低，中国在当年启动了汇率改革，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即便如此，其后十年间依然有更多外汇进入，使得外汇储备最高达到4万亿美元的水平，远远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
中国央行的人民币发行亦随外汇占款暴增而暴增。2004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为6099.32亿美元，2014年6月底达到39932亿美元的最高峰，年增长率超过20%，这是期间中国房地产火爆、房地产价格涨幅远超经济增速的基本背景。
中国的贸易顺差对应美国的贸易逆差，但美国贸易逆差并不意味着美国“吃亏了”。在中美经济格局中，中国实际上构成了对美国的供养。中国不仅为美国直接提供了衣服、玩具、电子电器设备等等商品，还间接提供了石油、金属等资源。美国的劳动力从初级产业中释放，更多劳动力得以集中于高新科技领域的创新创造。与中国的制造力达到高峰相对应，美国的科技、文化等软实力更上一层楼。互联网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等一轮又一轮的技术革命在美国发生。苹果手机引领着智能手机市场；人们的日常被facebook、youtube、twitter或者其模仿者占据；全球票房中，其它国家的电影今天已很难与好莱坞大片争锋；全世界都吃着肯德基麦当劳、喝着星巴克。在技术、文化的各个方面，世界从未如此美国化过。
然而，长期贸易失衡终究不可持续。并且，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后全球量化宽松开启，世界各经济体都催升着资产价格，亦造就着经济扭曲，这些扭曲与贸易失衡一起，带来国家与国家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