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们看到“现金”二字总认定为由央行印刷的纸币或者铸造的硬币。央行通过银行系统发行纸币或硬币媒介货币，如通过向银行再贴息贷款发行纸币时，银行与央行的操作如下：
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动
资产:
负债:
银行再贴息贷款
+100
发行在外的货币—纸币
+100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动
资产:
负债:
库存现金
—纸币
+100
向央行再贴息贷款
+100
此后，若人们从银行取出纸币，则这些纸币就进入流通环节。
现代技术条件下，央行货币发行已经不再依赖于印制纸币或者铸造硬币，央行可以发行各种类型的记账凭证，例如数字媒介的货币，并将之称为现金。银行与央行其实可以如下操作：
资产:
负债:
银行再贴息贷款
+100
发行在外的货币
—数字货币
+100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动
资产:
负债:
库存现金
—数字货币
+100
向央行再贴息贷款
+100
数字货币在银行体系内可以更为方便的交易，尤其在金额较大时，可免除押送转运。不便之处在于需要专用设备进行网络通讯交易、验证，不像纸币那样能直接进入市场流通环节。
在《43、银行房地产模型》中，我们总是假设所有的现金都存放在银行的保险箱中未真正流通，可以想象，这些现金不需要真正被印刷出来，其来源只需是上述数字货币，省却纸币硬币的印刷、铸造、清点、保存等等麻烦。
更一般的来说，央行进行货币发行只需要在自己和银行间记个账就可以，上述数字货币相应改成商业银行记账和存放央行就完事了，这也是当前货币发行的趋势。
注意到，上述再贴息贷款与向银行购买国债不同，是完全“无中生有”地创造出再贴息贷款这一新的金融工具，并据此发行了货币，这当然是一种脱锚货币发行。除了再贴息贷款，央行可以创造出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例如中国人民银行现有常备借贷便利工具（Standing Lending Facility，简称SLF）、中期借贷便利工具（Medium-termLending Facility，简称的MLF）、抵押补充贷款工具（Pledged Supplementary Lending，简称的PSL）等等，其本质都与上述再贴息贷款类似，都是向银行体系注入现金或临时流动性的工具。
现代金融体系下，央行既是银行的日常监管部门，又是银行的最终救助部门。进一步的，在信用货币制度体系下，央行又可以随心所欲创造金融工具向银行提供资金，银行真正变得大而不倒。一方面，若银行出现重大危机，央行难免背上监管不力的责任，所以在重大金融风险面前央行与银行利益高度一致，另一方面，央行拥有无限的救助能力，于是理论上可以完全杜绝银行破产事件的发生。由此，银行存款实际上获得了央行的背书，在存款人来看，银行存款等效为央行信用，这就是央行银行信用贯通，这在本位币制度下是不存在的。
央行银行信用贯通后，本位币制度下经常发生的银行危机大大减少，借贷风险再也无法通过单家银行的经营情况暴露，也无法通过个别银行破产化解，而是转化为金融体系整体风险，系统性地不断积累。
具体来说，将所有银行并表为视为一家银行，假设存款准备金率为10%，随着银行多年经营，其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存放央行的存款准备金
100
存款
1000
贷款
600
债券
500
所有者权益:
资本金
100
累积利润
100
合计
1200
合计
1200
由于货币资金一共只有100，在10%存准率下，其存款最大规模也就只能达到1000，也就是说，其资产负债规模已达到极限。在次期，银行的贷款与债券资产以及存款将计提利息，这会使得银行资产负债规模超过存款准备金率的限制。这一问题有三种解决途径：
（1）银行央求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得的银行资产负债表能够自然扩张。如果央行同意了这一请求，则意味着监管放松，在当前主流经济学语境下会被理解为货币政策的宽松。
（2）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发生扩张。由于利息的存在，这实际上意味着债权债务某种程度的清偿。假设贷款与债权的平均利率均为5%，存款准备金没有利息，存款利率为4%，利息计提后的资产负债表应为：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存放央行的存款准备金
100
存款
1040
贷款
630
债券
525
所有者权益:
资本金
100
累积利润
115
合计
1255
合计
1255
存款增长导致存款准备金率不足，要使得存款回归到1000以下，至少有40存款需与贷款或者债券相抵消，即40债权债务清偿相消。而由《40、银行存贷款业务》与《42、银行利润的虚无性》知道，一旦借贷规模开始减少，一方面原本依靠借新还旧质量不佳的债权坏账容易暴露，另一方面本质危机引起的坏账风险开始增加，金融体系将出现不稳定迹象。
（3）由于央行负有监管职责，央行很难对（2）造成的金融动荡无动于衷，即使不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会试图干预金融市场。信用货币制度下，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央行只需向银行提供少量现金即可，这一步骤可以通过记账直接完成，不需要真的印钱。具体来说，央行做出如下操作：
资产:
负债:
常备借贷便利工具（SLF）
+5
发行在外的货币—商业银行记账
+5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为：
资产:
负债:
货币资金
--存放央行的存款准备金
105
存款
1040
贷款
630
常备借贷便利工具（SLF）
5
债券
525
所有者权益:
资本金
100
累积利润
115
合计
1260
合计
1260
这样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就充足了。本位币制度下，央行的货币发行受到强约束，实施上述操作阻碍重重，但在信用货币制度下，一切轻而易举、顺理成章。这带来一系列后果：
（1）中央银行稳定金融市场的方式，由危机处置转变为常态化的风险管理，而管理方式就是通过各类工具向商业银行送钱。
（2）银行的行政化。银行从一个从事风险借贷活动的商业机构，转变为央行或者政府的延伸。银行存款获得了与货币同等的政府信用，而银行贷款则成为一种行政审批资源，只不过这项行政权力不由政府部门实施，而由银行实施。这项权力与其他行政权力类似，存在寻租空间，这也是银行业贪腐问题日渐高发的根源。
（3）银行非常容易获得央行输送的资金，对央行形成长期依赖。并且，除了央行的主观意愿，银行的规模扩张再无任何客观上的实质约束。而由《42、银行利润的虚无性》可知，只要银行可以无限扩张，则银行贷款可以无限续贷、债券可以一直借新还旧，则无论银行所持贷款、债券资产的质量如何，坏账问题可以永不暴露。长此以往，银行系统失去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银行人员能力平庸化，优汰劣胜，结伙欺瞒不良资产，滥用贷款发放权力，道德滑坡。
（4）贷款企业能否获得贷款、续贷逐渐脱离企业本身的经营情况，而与政府关系、银行关系相关，经济整体进入权贵主义经济。
（5）银行贷款常依赖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抵押，一旦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不景气，容易伤害到银行利益。而房地产、金融资产具有金融吉芬性质，要景气起来也非常容易，只需银行不断提供资金支持，托住房地产、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即可，代价仅为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臃肿，而这可以通过利用金融动荡威胁央行获得。于是形成房地产、其他金融企业绑架银行，银行又绑架央行的局面。而央行只要稍有懈怠送钱不及时，银行系统就会发生动荡，进而引发经济动荡。
（6）银行整体规模进入到只能扩张，不能也不会收缩的单行道。这一扩张根本上来源于央行的货币注水，而如（5）所述，央行被绑架不得不注水。
（7）银行的经营风险与经济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相互绑定，局部的金融动荡不复存在，经济的结构性问题被长期掩盖，直到系统性危机发生。
在2014年以前，尤其是2002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持续攀升，央行因外汇占款被动发行大量货币，银行资产负债表随之急速扩张。中国银行业历史上形成的坏账数量相比这段时间扩张的规模显得沧海一粟，辅以核销、处置手段，坏账率骤减，一度濒临破产的中国银行业欣欣向荣起来，甚至有银行高管表示“赚钱赚得都不好意思了”。这段时间中国经济格局实际上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外储快速增加、货币快速增加、企业利润快速增加、借贷规模快速增加。期间，银行规模增长的货币需求量小于外汇储备增加量，央行甚至能够开小金库以不入表的方式购买黄金等额外储备，央行认为自己拥有充足的货币政策空间。
自2015年起，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进入下行通道。但由于2013年“钱荒”危机，高层确立了央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绝对责任，也在实质上让央行丧失货币发行自主权，沦为被银行体系彻底绑架的注水机器，从此只能对银行予求予取。这段时间，中国外汇储备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所以央行向银行体系提供的是脱锚发行的货币。央行并不情愿脱锚发行货币，时而想在发行规模上做一番讨价还价，但一旦未能满足银行扩张需求，金融体系就会迅速反馈以动荡。这段时间，中国央行受到外汇储备不足和金融体系动荡两头挤压，本以为充足的货币政策空间荡然无存。
自2008年中国因次贷危机实行“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干预经济体系运行，已经对经济结构造成扭曲，政府巨额支出让能够取得政府订单的经济部门大发其财，权力寻租普遍、官僚及其裙带阶层致富，而其他经济部门则被动忍受货币泛滥带来的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2015年以后，对金融系统长期维稳，又把利益再次向房地产、金融行业输送，使得房地产、金融资产价格虚高，超过国民承受能力，产出分配不公问题严峻。劳动力向房地产、金融等行业聚集，制造业等其他行业凋敝。金融相关贪腐、诈骗活动高发，出现“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的景象。在稳定的表面下，中国经济的根基再次被严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