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四章、第七章的相关内容中知道，由于货币乘数的存在，银行总是面临挤兑风险，而银行盈利的积累亦是本质坏账的积累，这被货币守恒和借贷守恒两个守恒条件所决定。进一步的，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银行体系会带来储备挤兑风险。为此，经济动力学强调银行存款不是货币。
但在当前的主流经济学语境中，仍然把银行存款视为货币，并且把央行对银行体系的调控与干预称为“货币政策”。例如，人们把存款准备金率和央行制定的利率称为货币政策。当我们明确了银行存款与货币的区别后，这类政策更恰当的称谓是“借贷政策”。
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后，各国央行展开的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操作，则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央行通过购买包括国债在内的各类金融资产向经济体系注入货币，其具体过程如《67、货币脱锚》所述。
从人类的货币历史长河中看，08年开始的全球量化宽松历程并非是孤立事件。表面上，量化宽松是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它是进入信用货币制度后权力自我扩张的必然结果。
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全球货币体系运行在金汇兑本位制下，对央行来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因为其货币发行被黄金或外汇储备所锁定。彼时，央行只能通过借贷政策对银行体系进行调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货币体系开始无锚化运行，但由于理论滞后和惯性思维，各国央行在大部分时间仍然主要采用借贷政策干预经济。进入21世纪后，金融体系由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带来跨越式发展接近尾声，借贷规模已扩张至极限水平，同时，各主要经济体的利率水平降至开始接近于0，陷入所谓“流动性陷阱”，央行无法再通过借贷政策影响经济。次贷危机的适时到来，为央行的自我解绑提供了契机，加上“通过直升飞机撒钱就能解决经济周期问题”这样的理论在日本90年经济衰退后不断造势，量化宽松由此诞生。
由于量化宽松通常通过央行购买金融资产的方式进行，这首先让金融行业获益。华尔街在债券承销、各类金融交易、衍生品中大赚一笔，因而得以最快恢复元气，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其收入便恢复到次贷危机发生前的水平，并在随后节节攀升，在2012年的相关报道里，300万美元的奖金仍然不能满足华尔街一个中层职员的胃口，而这个数字已是美国普通人收入的60倍以上。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讽刺得成为最后的赢家。量化宽松的另一大受益群体是接近权力的人，他们从政府扩张的财政支出、量化宽松实际释放的贴息补贴中大赚特赚。
根据《36、经济体系整体利润的根本来源》，量化宽松释放的货币按照与金融业、权力的距离，由近及远地成为各行业的利润，经济似乎重获景气。流动性危机造成的资产价格回调与经济修复过程被打断，资产价格被新增货币强行托升，美国股指迎来10年牛市，房价水平也迅速恢复至次贷危机前的水平并很快赶超。对于投机者、拥有资产的富人阶级来说，生活一下子就重归美好。
然而，经济走向未完全尽如人意。各国央行预先设想，当经济从次贷危机中缓解过后，便从量化宽松中逐步退出，但现实是，经济对金融体系、资产价格重度依赖，量化宽松的退出异常艰难，央行因量化宽松而肿胀的资产负债表迟迟无法瘦身。
量化宽松所带来的增量货币没有给社会整体带来相同的收益。央行量化宽松的操作让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能够发行债券、取得银行贷款的大企业集团大发其财，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分得一杯羹，资产持有者更从资产的价格上涨中获益。其他如农民、工人等较低阶层被抛诸脑后，他们却同等承受了货币泛滥带来的物价上涨。由于较低阶层收入原本就较低，物价上涨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他们从量化宽松中所得又较少，于是从整体上看，量化宽松相当于剥削了低阶层人群，而对高收入、高资产持有者进行了补贴，低收入人群与高收入人群的差距被拉大。即使经济保持增长的经济体系中，低收入人群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下降，但不断攀升的资产价格和富有阶层暴增的财富让他们很容易产生相对被剥夺感。
这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抬头。人们感受到了经济上的不公平并因此愤怒，但他们并不明白让其利益受损的根源在于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经济扭曲。由于更容易获得金融资源和更强的政府关系，跨国集团在量化宽松中获得了更大的利益，他们变成了表面上的罪魁祸首。农民、工人得不到改善的境遇，被归因于跨国集团把就业机会转移至了国外，反全球化浪潮因此而起。与之相伴，保守主义、民粹主义伺机发展。事实上，在产出稳定并保持增长的情况下，较低阶层获得较少分配的原因必然主要是由于较高阶层在分配中取走了更大一部分，而这其实是货币权力滥用的结果，跨国集团是其中的受益者，却远非主谋和最大受益者。
经济上的困境造就政治上的黑天鹅。在美国，特朗普以黑马的姿态赢得第45任总统选举。事后的研究显示，正是原先鲜见于主流视野的底层人民的选票把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在英国，人们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让世界大跌眼镜的同时，也显示出英国人民有多想要回到“过自家日子的田园时光”。在法国，政府提高燃油税的做法引爆了民众压抑已久的怒火，形成轰轰烈烈的黄衫运动。全世界都处在更为动荡的状态。人们很容易达成共识，这些与人之间、阶层之间乃至国家间的冲突主要由经济矛盾造成，却极少有人能够意识到，08年开启的量化宽松对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于可以用“祸根”来形容。
如同华尔街虽然是次贷危机的肇事者，最后却成为最大赢家，量化宽松最先由美国开启，但美国却可能是受害最少的国家。布雷顿森林体系倒台40余年后，美元仍然是国际支付结算主要货币，也是其他国家主要的储备货币。在第七章《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知道，其他国家所持有的美元，可以看作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债权，这一债权通过从美国进口商品得到偿付。在量化宽松下，美元商品价格随美元泛滥而走高，则意味着其他国家所持有的债权缩水。具体举例来说，量化宽松前，其他国家通过出口100件衣服至美国换取100美元，而量化宽松后，美国衣服涨价，其他国家使用100美元只能换回50件衣服了，实质是美国“赖”掉了50件衣服的债务。于是，量化宽松可以视为美国赖账。当其他国家量化宽松的不良后果主要由自己较低阶层的人民承受时，美国量化宽松的恶果却让比它更穷的全世界其他经济体共同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