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说过，古典微观经济学只有均衡价格，而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提到价值，宏观经济学觉得产出总量是最重要的事，强调“商品与服务的价值总和”，但实际也没有用到价值，只是把所有价格加总。而当前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却对“价值”情有独钟，认为货币有时间价值、认为用现金流折线法可以得到金融资产的“价值”。
金融学的核心与基本出发点在于金融学第0定律，任何金融工具都是由凭空产生又相互湮灭的债权债务构成，如果认定金融工具有价值，那就必须承认价值可以凭空产生又凭空消失，这是很奇怪的说法。而如果单独把作为债权部分的金融资产剥离出来，认定金融资产有价值，那就必须认为作为债务部分的金融负债有“负价值”，这都跟人们对“价值”这个词的固有看法大相径庭。最简单也是最正确的做法，就是抛弃价值论。
金融学第0定律并不是说，金融活动是没有意义的。事实上，《37、借贷与产出增长》就给出了金融活动让经济体系产出得以增长的例子，经济体系的每个个体都因此受益，当然是有意义的。《66、中美贸易》也指出，运用债务工具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式的发展。金融活动的存在提供了更多可供支付的信用，使得大型工程等需要调动大量资源的经济活动得以市场化地组织起来，而不是只能像《12、大型工程模型与货币流转的宏观本质》中那样动用行政手段才能开展。
但必须认识到，金融活动的意义在当前被过度放大了。金融资产的账面效应被认为是金融活动产生的“价值”，金融活动成为了创造性的经济活动。而由于其带来的账面效应是如此巨大，华尔街等金融体系成为了财富的创造地，“钱生钱”变成了真理，而当追逐账面效应比创造性活动获利更高时，金融就反噬了经济实质。
金融学亟需正本清源，在第0定律的基础上，对金融工具和金融活动产生的结果进行重新评价。原有的金融学理论鼓励账面效应的创造，而账面效应带来财富效应，财富效应又是正反馈机制引起经济动荡，所以未来，金融学必须在理论上尽可能降低账面效应带来的负面作用。
金融学还需要重新理解“风险”，明确微观个体风险与宏观整体风险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在《个体风险、货币储蓄与货币配置变动》与《5、整体风险与无效储蓄》有具体体现。而且在每个细分领域，风险的含义其实也各不相同，必须明确在不同场景下风险的定义，并且这些定义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次贷危机发生的诱因，就是华尔街错误认识了风险，认为风险是收益的波动率，从而以为能通过捆绑打包不同金融资产降低风险。事实上，次级贷款作为债权，其根本风险是坏账，这是收益的期望值的风险，捆绑打包操作是不可能消除或降低这类风险的。
账面效应其实与会计处理方式有紧密联系，例如会计上的公允价值计量法，即是账面上确认账面效应会计准则。公允价值计量法被普遍应用在金融工具上，而金融工具价格的频繁变动使得从经济体系的各个资产负债表起伏不定。事实上，公允价值也与会计本身的计量原则相违背。会计的基本计量原则是历史成本，无论茅台酒厂的陈酿茅台多有热销，尚未达到预定年份便被预售一空，经销商甚至已将全款都支付给茅台酒厂，即便如此，会计上也并没有允许茅台酒厂将这些作为存货资产的茅台以销售价格的“公允价值”计量，而是要求其以历史成本计量。事实上，大部分资产都是以历史成本计量，而金融资产却被允许以其他人的交易价格“公允价值”计量，无疑是种厚此薄彼的做法。
为避免经济受到账面效应这样的正反馈机制的影响而大幅波动，也就不应该允许“公允价值”在会计中实现。会计毕竟是限定主体的财务记录，不管一项资产在其他人的交易中是什么价格，它都不应该影响未参与交易的主体的这项资产账面金额。
利息资本化（简称资本化）是与账面效应有关的另一个会计准则逻辑不自洽的地方，它允许把借款产生的利息计入到某些资产的“账面价值”中。于是产生出一些荒唐的结果：借钱建的房子要比用自有资金建的房子有更高的“账面价值”，而且借款的利率越高，房子的“账面价值”就越高。资本化的理论依据是错误的“货币的时间价值”，类似具有巨大账面效应的会计准则还有商誉，其根源是对企业股权“价值”的错误认识。这些错误的理念下做法与共识，最终相互交叉印证、自我论证，构建了异常错乱的金融会计理论体系。
会计与财务理论的进一步完善还应体现在对财务报表完整性认识的提升上。在《40、银行存贷款业务》中知道，对于银行来说，其资产负债表外的担保业务与资产负债表内的存贷款业务本质上等效。财务理论工作者始终在强调财务报表附注的重要性，但在当前的主要会计准则中，对会计与财务信息的披露要求依然处于较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