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彗星刚曝光问题,超新星又成为西方伪史的痛,可惜传教士当初根本没见过,哪里想得到



续上文:《做梦都想不到:彗星居然成了西方伪史的命门之一,耳熟能详的哈雷彗星也能打假》
华夏古人认为“孛星现,灾祸起”,故将彗星这种异常天象视为不祥之兆,“灾星”、“祸星”、“扫帚星”。
例如,《尔雅·释天》中解释:“彗星为攙枪”,郭瑷注释曰:“妖星也。亦谓之孛,言其形孛孛似扫彗也。”

[晋] 郭璞 注《尔雅》尔雅卷中 “释天第八”,四部丛刊景宋本,如下。注意,右上角有“天马”出现。这可是晋朝的书,西方的天马、小日子的天马流星拳……

[齐] 孔颖达 撰《春秋正义》春秋正义卷第十五文公,四部丛刊景日本覆印景钞正宗寺本

《春秋正义》卷第十五文公、《春秋经传集解》昭公第二十五,皆曰:“天之有彗也,以除移也。”

因为彗星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芒尾,形似扫帚,故被认为其有“除旧布新”之象,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兵乱凶丧的不吉之兆。
《左传》中两处观察彗星时做出的预言皆是如此,一言诸侯死丧,一言火灾:
(1)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彗星经过北斗),大凶。后来,宋、齐、晋三国皆弑君。
由于《左传》中只记载了周之内史占言,故孔颖达注疏时只说:“宋、齐、晋三国之君,并为无道,皆有移德。今彗出而彼死,是除秽之事,但未测何以知此三君当之。”

(2)昭公十七年,彗星出现,预示火灾之凶兆。按照申须和梓慎两人之分析,去年大火星出现时已有彗星,而彗星预示除旧布新。出于大火星,则是对大火星进行清扫,当大火星再次出现时,必然散布旺火之灾。
最近两年,彗星两次出于大火星,根据天文分野(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在地面上宋国恰是属于大火分野,而陈国和郑国则分别是太晦和祝融的分野,三者皆是大火星所处方位,恐将受累,遭遇火灾。
至于旁边的卫国,从天象来看,彗星星芒西至银河,银河为水,卫国属于顾臾分野,与其相配之星乃是营室,即大水,按照杜预所注,曰:
“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胜火。”
据此,星占预测,丙子或壬午会发生火灾。

[周] 左丘明 撰、[西晋] 杜预 撰、[唐] 陆德明 音义《春秋经传集解》春秋经传集解昭四第二十三,四部丛刊景宋本


结果,没想到星占预测还挺准,次年五月,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四个诸侯国居然都发生了火灾。
《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第二十七册第6页:
“夏五月,火始昏见。梓慎曰:是谓融风,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风甚,壬午大甚,宋、卫、陈、郑皆火。”

此事若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也许只是一个巧合,又或许有人借机生事,但却如实地反映了华夏古人对自然现象的认识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火眼如炬、冷静思考之人,比如,“晏子使楚”的“晏子”。
昭公二十六年,齐国的天空也出现了彗星。
齐侯十分担心,想举行禳祭以免除彗星之凶兆。晏子虽然也认为彗星出现可能有除移之兆,但却坚信“天道不韬”,一个事件的发生,除却天道的影响,还有人自身的影响啊。
倘若被人趁机牟利捣乱,所谓的禳祭只会招致欺骗,且劳民伤财。
若国君德贤配位,人心安定,国家太平,又何须担忧百姓起来反抗呢?故无需禳祭。
若国君德不配位,德行有失,人心不稳,就是再多的禳祭亦是无用之功。最主要、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人自身的德行与修养啊。
晏子还举了文王修德以配天下的例子来说明国君修养德行、施行德政仁政的重要性,这便是“天变不足畏”思想,以及理性主义的萌芽。
根据《文献通考》卷二百八十一象纬考四记载:
“妖星
一曰彗星,所谓扫星。本类星,末类彗,小者数寸,长或竟天。见则兵起,大水。主扫除,除旧布新。有五色,各依五行本精所主。史臣案,彗体无光,傅日而为光,故夕见则东指,晨见则西指。在日南北,皆随日光而指。顿挫其芒,或长或短,光芒所及则为灾。
二曰孛星,彗之属也。偏指曰彗,芒气四出曰孛。孛者,孛孛然非常,恶气之所生也。内不有大乱,则外有大兵,天下合谋,暗蔽不明,有所伤害。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将出,彗星何惧乎!”由是言之,灾甚于彗。
……《中兴天文志》:凡妖星,五行之乖戾气也。……《史记》:彗出东井,东井齐分,景公以为忧。晏子曰,君高台深池,赋敛如弗得,刑罚恐弗胜,孛星将出,彗星何惧乎?然则孛甚彗也。董仲舒曰,孛者,乃非常恶气之所生也。大率孛彗为除旧布新,火灾,长星为兵革事。”
由是,彗星是灾星、祸星,是不祥之兆的说法,一直延续并流传了下来。
西汉时,《淮南子·天文训》记载了这么一种说法:“鲸鱼死而彗星出。”
[西汉] 刘安 撰、[东汉] 许慎 撰《淮南子》淮南鸿烈解卷第三 “天文训”,四部丛刊景钞北宋本

至两汉之际,包括彗星在内的妖星生成说,大略有九种,华夏古人将之进行分类,如“逆气”、“五星失行”、“恶气之所生”等等,试图探寻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并给出解释。但无一例外,皆是彗星主凶。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彗星图》,二十九条星占之词,几乎都是预示兵、丧凶兆。
唐代诗人温庭筠在《鸡鸣埭曲》中写道:
“盘踞势穷三百年,朱方杀气成愁烟。彗星拂地浪连海,战鼓渡江尘涨天。”

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一书记录了许多自然现象,其中包括日食记录365次、彗星记录63次、陨石记录26次,以及数十次地震、洪水、旱灾等和其他自然灾害。
其中,有一个流星坠地事件,颇为引人注目:
“建兴二年春,正月,辛未……有流星出牵牛,入紫微,光烛地,坠于平阳北,化为肉,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
[北宋] 司马光 撰《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九 “晋纪十一”,四部丛刊景宋刻本

有些陨石,的确看起来像肉块。

有些石块,看起来像肉类,故被称之为肉石



有意思的是,在1500年以前,从来没有天文观测习惯的欧洲,也从来没有任何彗星观测记录信史的西方,也“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跟着华夏夫子,认为彗星出现是厄运之兆,会给人和世间带来灾难,也将其称之为“灾祸之星”、“灾彗之星”。
于是乎,一些精心创作的故事便开始流传于世:
“元始前44年,古罗马恺撒大帝于3月15日被暗杀,9月23日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这时,天空出现了一颗彗星,持续7天之后才离去。人们说,这就是恺撒的灵魂。”
“元始66年,耶路撒冷的人民忍受不了罗马帝国的残暴统治,纷纷起来反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耶路撒冷陷落了。在这以前不久,曾出现过一颗彗星。人们就说,这是耶路撒冷灭亡的先兆。”
此处仅举两例,只要你留心,就会惊喜地发现,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桥段,在西史中可一点儿也不少呢。
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占卜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有日占、月占、五行占、恒星占、彗星占等占卜之术,巧合的是,西方也有了所谓的占星术。
唐代敦煌卷轴中,有一份特殊的天文学文献,堪称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恒星星图。就是以下这幅,笔者此前数次提及它,本来有两幅,一幅被臭名昭著的盗贼斯坦因偷走了。
敦煌星图.甲本.S.3326.约绘制于唐中宗时期,现藏于大英图书馆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引述美国生物学家萨顿等人的观点说:
“直到14世纪末,除了中国的星图,再也举不出别的星图了。”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天体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撰写了《4000年中国天文史》一书,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编译出版。
这本书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便是唐代的敦煌星图和宋代的客星(超新星)这两个章节。

博奈·比多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来中国访学交流,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薄树人等先生的帮助下,他开始探寻中国天文史料中有关超新星的记录,以此来完善自己对超新星爆发机理的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博奈充分利用了华夏古代有关超新星的记录资料,不禁感慨中国古代对于各种天象的记载极为系统和全面,并对中国古天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书中,博奈生动地阐述了夏朝如何形成了基本的宇宙观,商代用甲骨文来书写天空,汉代马王堆汉墓的古彗星图,宋代对超新星天象的记载,元代气势恢宏的天文台……
北宋至和元年(元始1054年),华夏古人在观测天象时,发现金牛座(天关星)附近突然出现了一颗新星,谓之“客星”。
何谓客星?
根据唐代李淳风《观象玩占》记载:
“客星,非常之星。其出也,无恒时;其居也,无定所。忽见忽没,或行或止,不可推算,寓于星辰之间如客,故谓之客星。”
这种星星并不固定,不在固定时间出现、不在固定的天空位置,可谓居无定所,有时突然出现,有时突然消失,来去如客,所以称为客星。
唐代《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称《太白阴经》)十卷:
“经曰客星者,非令位之星,故曰客星。其色白若气,勃然似粉絮……”

明代《月令广义》二十四卷首一卷附录一卷第十七册第25页:
“客星犯斗……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客星犯斗为八月七日事……”

元始1054年观察到的这颗客星十分明亮,亮度堪称夜空之最。随后,在《文献通考》《契丹国志》《历代名臣奏议》等古籍文献中,都记载了这一天文现象。
此外,《宋史·天文志》亦载:
“宋仁宗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馀稍没。”     
《宋史·仁宗本纪》记载:
“宋嘉佑元年(元始1056年)三月辛末,司天监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出东南方,守天关、至是没。”
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
“嘉佑元年三月,司天监言客星没,客去之兆也。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
大意便是,至和元年(1054年)五月,天空东南方向,在天关星(金牛座)附近出现了一颗客星,白天都能清楚地看到它,亮度如同太白金星,颜色赤白,四角还有光芒,持续时间有二十三日。
根据后世研究证实,这颗客星就是人类历史上极少观测到的“超新星”(Supernova,缩写SN为所有超新星事件的编号开头),爆发于金牛座内。
人类最近一次观测到超新星,是在1987年。
对于人类而言,“超新星爆发”几乎不可预测。
在今人看来,倘若超新星爆发在当年某日出现,那绝对会成为那一年中的头号天文事件,更可能是21世纪中的头号天文大事。
北宋时期的客星爆发记录,是一条在世界上引起极大反响的超新星纪事。这颗“天关客星”爆发后的“遗骸”(超新星遗迹),经过近千年演化,形成了现在人类观测到的金牛座的蟹状星云。
18世纪后,有天文学家在天关星(金牛座)附近发现了一个向外膨胀的蟹状星云。
1892年,蟹状星云拥有了第一张照片。

二十九年后,天文学家邓肯在比对花旗国国威尔逊山天文台11年间拍摄的两张蟹状星云照片时,意外发现它在不断地膨胀。同年,瑞典天文学家伦德马克也注意到,蟹状星云的位置与中国北宋时期记录的一颗“客星”位置相近。
1928年,著名天文学家哈勃第一次做出了决定性的判断:蟹状星云膨胀的速度很快,按照这种速度,只需900年左右的时间,它就可以膨胀到现在的大小。
不过,在哈勃所处的那个时代,“超新星”的概念尚未被提出,人类对于超新星这类天体的物理性质了解得十分有限。
在古代天象记录中,蟹状星云附近只有一次新星出现的记载,那就是中国记录中的1054年。
很快,花旗国天文学家梅耶尔、荷兰天文学家奥尔特、荷兰汉学家戴文达联合起来,开始在华夏的天文观测记录中寻找线索,注意,不是在西方天文史料中寻找,而是在中国的典籍中查找记录,最后成功在《宋会要辑稿》中找到了这条重要记录。
因为,在古代天象记录中,蟹状星云附近只有一次新星出现的记载,那就是中国天文观测记录中的北宋至和元年,即1054年。
根据金牛座蟹状星云的膨胀速度,可以反推,测算出这个星云物质大约是在900年前从一个中心飞散出来的。后来,天文学家又发现蟹状星云中有一颗脉冲星,成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天文学界四大发现之一。
华夏古人于1054年观测到的“天关客星”超新星爆发记录,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恒星观测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
金牛座蟹状星云(CrabNebula,M1)即在这次爆发后诞生,这是天文学中第一个被认证具有清晰历史观测记录的超新星遗迹。

可是,继续研究发现,华夏典籍中记载的超新星还不止一次呢。
据《后汉书·天文志》记载:
“中平二年十月癸亥,客星出南门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后年六月乃消。”
中平二年,即元始185年,这颗位于半人马座α与β星之间的超新星,从当年十月癸亥爆发后,一直持续到次年六月。现代天文学家已经在这个位置上证认出一个射电源(爆发后的遗迹),这充分证实了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翔实与可靠。
研究中国天文观测记录,西人惊愕地发现,自殷代至1700年为止,中国共记录了大约90颗新星和超新星。除此之外,还有五星联珠10多次,太白昼见约1000次,以及极光、黄道光、变光星、变色星及怪星等等记事……
当看到这样的记录后,西人又坐不住了。
他们开始缝补西方天文史中出现的超新星漏洞。
自从把西方天文学界于1572年第一次发现超新星的桂冠戴在第谷的头上后,不满足于现状的他们又将目光投向了所谓的“行星三大运动定律”的提出者开普勒。

1987年,国际天文学界发现了一次超新星爆发,本次超新星爆发被命名为“SN1987A”,意为1987年观测到的第一次“超新星爆发”事件。
在爆发瞬间,“SN1987A”释放的能量据估算超过了1亿颗太阳。此后,长达数月,在地球上用肉眼就能非常清楚地看到它,之后这颗超新星才逐渐暗淡下去,最后消失不见。
这颗超新星消失之后,天文学家注意位于该位置的一颗编号为“桑杜利克69°202”的恒星不见了。由此得出结论,这颗距离地球大约16万光年之遥的蓝超巨星,正是先前发生爆炸而死亡的那颗恒星。
也就是说,它发出的强烈光线,在宇宙中一刻不停地飞行了16万年后,地球上的人类,终于在1987年2月23日的那个夜晚,有幸目睹了其死亡的瞬间。
有了这一次的“亲身”观察经历后,西人觉得自己有了经验,于是便在2004年声称400年前的夜空中出现了一颗明亮的超新星,代号为“SN1604”。因为开普勒是首批观测这颗天体的人,所以这颗超新星被命名为“开普勒超新星”。他们甚至煞有介事地宣称,“开普勒超新星”的出现,为后来推翻“地心说”提供了证据。
当然,如果有心人较真,去查阅开普勒的著作原本,比如《蛇夫座足部的新星》,原始的造假版本中是没有什么超新星记录的。因为超新星这个名词是沃尔特·巴德和弗里茨·兹威基在1931年才提出的,此前,西人对此知之甚少。
华夏古代有如此辉煌的天文学成就,人类文明又起源于华夏天文,但诡异的是,教科书上却不怎么阐述这段历史。偶尔提及几个天文学家,也是只字片言,都是极度碎片化的信息,无法形成整个概念和印象。
既如此,那便让我们一起温习一下华夏古代的天文学简史吧!
元始前2697年,华夏古人解释了日蚀现象;

元始前约2300年,华夏天文学家开始记录并命名星座和恒星;
元始前约2200年,华夏制定了原始历法,首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日,设置闰月来“定四时成岁”,以四颗昏中星来判断季节。
元始前约2000年,华夏测定木星绕天一周的周期为12年;
元始前约13世纪,华夏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新星,出现六十干支及干支记日法;
元始前约12世纪,商末周初,采用二十八宿划分天空;

元始前11世纪左右,周朝建立测景台,最早测定黄赤交角;

元始前776年,《诗经·小雅》上记录了世界上最早的、可靠的日食;
元始前687年,华夏记录了全世界最早的天琴座流星雨,发生于当年四月;
元始前5世纪,制定“古六历”,定回归年及朔望月长度,并采用十九年七闰的置闰法则;
元始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甘石星经》出现,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元始前364年,甘德发现木星卫星;
元始前约2世纪,世界最早的彗星形态图陪葬于长沙马王堆汉墓;
元始前2世纪末,天文学家落下闳制成浑仪;
元始前1世纪,《淮南子‧天文训》提出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及详尽的天地起源学说;
元始前52年(西汉宣帝甘露二年),天文学家耿寿昌创制浑象;
元始前28年,华夏记录了全世界最早的太阳黑子纪录。对太阳黑子的观测,中国比西方领先了1800年;

元始1世纪初,《尚书纬‧考灵曜》中提出“地动说”——“地有四游”、“地恒动而人不知”;
2世纪初,天文学家张衡设计并制造水运浑象,编著《浑天仪注》及《灵宪》;
7世纪,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发现彗星因受太阳照耀而发光,且彗尾总是背向太阳;唐代出现世界最早的恒星图——敦煌星图(甲本现存于大英博物馆);
8世纪初,僧人一行与梁令瓒一起制成附有自动报时装置的水运浑天;又与南宫说等人发展中国首次大规模天文大地测量(第一次四海测验),并于元始727年编成《大衍历》;
1054年,北宋记录下金牛座超新星爆发事件;
中国天文学家记录了一颗亮星的突然出现。美国本土的石刻也显示了这颗亮星靠近月亮。这颗星是巨蟹座超新星的爆炸,该超新星爆发的残骸现在称为“蟹状星云”(Crab Nebula, M1)。
1092年,天文学家苏颂与韩公廉制成水运仪象台,这是世界钟表的鼻祖;
1199年,中国人杨忠辅制定《统天历》,并颁行全中国;
13世纪,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简仪、仰仪、高表、景符及窥几等天文观察仪器,同时主持建造登封测景台,组织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四海测验,远至北极圈和南海黄岩岛,与王恂等人编制《授时历》,并以此为基础,制成地球仪;
14世纪,明代大航海完成全球测绘,并以实际航行证明了地球是个球体。《白猿献三光图》载有132幅云图,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绝大部分与现代气象学原理相一致,而西方直至1879年才出现只有16幅的云图。
1439年,张仪建造了浑天仪,并置于京师……
自古以来,凡是与天相关的事儿,中国都是认真的。
至于有些国家是不是认真的,咱们也不知道,咱们也不敢乱猜呀。
话说,2022年11月16日,花旗国航空航天局(NASA)“阿尔忒弥斯1号”登月火箭在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展开无人绕月飞行测试,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怎么一点儿消息都没了呢?
飞了那么久,不会还没到月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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