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提到所谓的探险家斯坦因在中国西北以科考的名义盗掘文物（如天使壁画、敦煌星图甲本），从而改变了其一生时，也顺便翻了翻西北考察团丛刊，结果惊讶地发现当年还存在一段有关彩陶的中西之争。
甘肃是彩陶文化的发源地，其史前时期的彩陶文化发展脉络清晰可辨，大致可分为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三个阶段，其中马家窑文化是彩陶文化发展的高峰。
从仰韶文化中期开始，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彩陶为媒介的交流途径，黄河流域的彩陶呈扇形渐渐向四周扩散传播，最终形成了西线、南线与东线等三条主要传播线路。
19世纪中叶，有多支来自国外的所谓探险队打着“科学考察”的大旗，频频进入甘肃地区进行考古（盗掘）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
以下摘录自《中国文物学概论》：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
是岁，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华北分会在上海建立亚洲文会博物院，内设考古、动植物、古生物、地质等组，长期收集中国石器、甲骨、秦汉古物等。
1883年（清光绪九年）
春夏之季，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间谍酒匈景信从集安掠得好太王碑拓片。之后，组织人前往调查，1905年鸟居龙藏、1913年关野贞、1918年黑板胜美等都到集安调查。
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
是岁，法国人杜特雷依从新疆和田沿古代丝绸之路的南路东进，在民丰、且末和罗布泊一带挖掘古城址和古塞葬，掠去公元六、七世纪的文书等。
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
夏，沙俄扬诺夫上校率兵盗掘、掠走我帕米尔上的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立的“乾隆纪功碑”
1895年（清光绪二十ー年）
春，瑞典人斯文赫定到新疆和田河与叶尔羌河一带考察，挖据古城址，掠走许多古文书和其它古物。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
春，俄国人克莱门兹率探察队来到新疆，挖掘了高昌古城以及哈喇和卓、托克马扎等地，“探察”了130多个佛窟和庙宇，掠走许多汉文、梵文和其它文字的古文书抄本、刻本，以及壁画、塑像等古物。
笔者注：
1898年，俄国自然学家柯兹洛夫在库车发现千斤古玉，由于玉石块头过大无法运回国，只得放弃。柯兹洛夫带着自己搜集到的动植物标本回到俄国后，把自己在新疆的经历告诉了朋友克来门兹（D.A.Klement，1848-1914，又译作克列门兹、柯莱门兹），强大的发财欲望驱使着克来门兹前往新疆寻宝。
当年3月，克来门兹以俄国科学院派考察队的名义进入新疆，考察吐鲁番、高昌故城，发掘阿斯塔那古墓，测绘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又对托克马扎、哈喇和卓等古遗址进行盗掘，劫走古文书、佛像、壁画、雕塑等文物，运回俄国后大肆拍卖从而暴富，一跃成为俄国19世纪最著名的探险家。
此人一生中四次到中国西部探险，在第三次中国探险中，于西藏发现了野马，将其命名为普氏野马。
彼时，俄国借地利之便，是最早和最多进入中国西域探险的国家。俄国人无论是在西域、敦煌还是黑水城，每次重大收获以后，都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重大发现，甚至召开国际东方学大会、建立国际机构、鼓动各国之间的掠夺竞赛，来策划更大规模的探险活动。然而，那时的中国动荡不已，几乎无人知晓。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
春，瑞典人斯文赫定率领的考察队挖掘了新疆楼兰古城，之后又挖掘了米兰古城，掠走汉文、佉卢文文书和其它古物。
5月，敦煌莫高窟道人王圆箓在整修洞窟时，发现一座藏经洞（敦编第17号窟）。洞内满贮经卷、书画等珍贵古物。
5月至翌年7月，英属印度政府派出的斯坦因率领的考察队，首次潜入中国西北地区活动，在新疆天山南道等处考察，挖掘了尼雅遗址和丹丹乌里克遗址等，掠走大批经卷文书和古物。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
11月，德国人勒科克率考察队第二次到新疆活动，长达9个多月，剥取柏孜克里克石窟等壁画，掠走塑像，挖掘高昌古城、交河古城，窃走经卷、古钱币等，为数颇多。
冬，河南安阳小电朱坤率佃衣在村北滨河之地一一朱家十四亩地内，大肆挖掘甲骨，获甲骨甚多。
1905年（清光绪三十ー年）
是岁，日本人鸟居龙藏在日军占领的旅大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深入整个辽东半岛及东北大部地区调查、挖掘，延续到1909年。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4月，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中国，继续在西北地区活动，先后挖掘新疆尼雅、丹丹乌里克、楼兰、米兰等遗址，以及甘肃敦煌附近出简牍的汉代烽燧遗址，掠走大量古物。
8月，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派伯希和来中国西北活动，先后挖掘新疆巴楚和库车附近的遗址，掠走大量珍贵古物，又调查了克孜尔和库木吐喇石窟。
是岁起，方法敛和库寿龄把收购的甲骨，陆续转卖给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卡内基博物院，苏格兰皇家博物院，大英博物院等。该年方法敛出版所著《中国原始文字考》。
笔者注：
打着科学考察幌子的文物大盗之一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年），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敦煌盗宝专家。将偷盗和购买的大批敦煌文物带回法国，今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博物馆。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春，斯坦因来到敦煌莫高窟，用500两银子买通王圆箓，劫走写本文书24箱，绘、绣的佛画5箱。
7月，斯坦因到新疆，先后挖掘了尼雅遗址和米兰古城，掠走大批古文书经卷、壁画等。
是岁至1909年，俄国人科兹洛夫率领的考察队在中国西北地区活动，挖掘了西夏至元代的黑城遗址，并从敦煌掠走一批古物
是岁，法国人沙畹，先后调査了陕西的汉唐陵墓、山西大同云网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四川汉、山东碑刻，以及通沟高句丽墓群。
是岁，日本人关野继续去年的调查，先后调查了河南巩县石窟、洛阳龙门石窟、陕西汉唐陵墓、山东画像石。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2月，伯希和来到敦煌莫高窟，买通王圆箓，掠走写本经卷的精华部分5000卷，以及幡、绘画等古物。
4月，斯坦因到新疆和田河畔，调查和挖了红山残一座古城堡，掠走大量古藏文文书和汉文僧侣帐本等。
7月，日本大谷考察队派桔瑞超等在中国西北活动，挖据楼兰古城，掠走一批珍贵文书经卷，即李柏文书。最后到库车的苏巴什古城，挖掘了“窣堵波”古塔，又窃走许多经卷和其它古物。
笔者注：
当年，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了他在敦煌的重大收获。
1908-1909年，俄国柯兹洛夫探险队掠取了中国黑水城的大量珍宝。
1909年，奥登堡（S. F. Oldenburg，1863-1934）率领俄国考察队在吐鲁番地区进行了俄国在该地区最大规模的考察，此次考察掠取的西域文物使俄国考察队收集品的总量上升至仅次于德国。1914年，该队再次盗掘了敦煌大量文献写卷和艺术品。
1909-1910年俄国突厥斯坦考察（俄文版），即俄国奥登堡西域第一次考察报告
1910年（清宣统二年）
是岁，清政府学部咨陕甘总督令陈泽藩点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运来北京。王圆箓藏匿，沿途窃取，运抵北京仅有800余卷，交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收藏。
是岁，桔瑞超挖掘新疆楼兰遗址和阿斯塔那墓群，掠走古物。
1911年（清宣统三年）
冬，日本人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从王圆算处劫走執煌莫高窟藏经洞写本经卷约600件。
是岁，日本人鸟居龙藏到吉林延吉、珲春进行考古调查。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是岁，法国传教士闵宣化调査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是岁，斯坦因第三次到中国西北活动，几年内，主要调查、挖掘了敦煌、酒泉、额济纳河流城的汉代烽燧遗址，西夏至元的黑城遗址，吉木萨尔的唐北庭都护府城址，吐鲁番的高昌古城和阿斯塔那墓地，窃掠走大批古物。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是岁，美国人毕士博勾结军阀等，把唐昭陵六骏之“飒露紫”和“拳毛騧”二骏盗运美国，其余四骏（什伐赤、青雅、白蹄乌、特勒镖）在中国人民反对和保护下未盗运走。六骏被盗运时均被打成数块，遭到严重破坏。
是岁，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掠去藏经洞亐本经卷5箱。
是岁，俄国人奥尔登堡从敦煌莫高窟掠走一批经卷写本，盗走了第263窟的壁画。
是岁，易县泰陵八佛洼的唐三彩罗汉8尊被盗运美国。
1917年（中华民国六年）
是岁，日本人关野贞到直隶、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广泛调查古建筑、陵墓和佛教艺术。
1919年（中华民国八年）
是岁，美国人在成都筹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正式成立。
1920年（中华民国九年）
是岁，天水意大利传教士劫取麦积山石窟散花楼壁画。
……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隐隐中，有种感觉，一种无奈，一种沧桑，眼见着别人自由进出自己家，随意搬取看上的物件，你却孱弱地无力阻止。就那样默默地看着，别人将你家中但凡值钱的东西一扫而空。
笔者心里堵得慌，已经摘录不下去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这本书——李晓东的《中国文物学概论》。
当年来中国西北考古的那些外国探险家，可不只是抱着盗掘文物的目的来的，所谓的景教、罗马教堂都能在我大西北考证出来，就知道其目的绝不单纯。
又是传教士打头阵。
景教遗迹也考证出来了，墓顶石上的文字还可能是叙利亚文。
瞧，罗马教堂也敖伦苏木古城东北角考证出来了。
介绍完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背景，还是说说上述人物之一的安特生吧。
彼时，北洋政府地矿局聘请了一位瑞典顾问安特生(Johan Gunna Andersson，1874.7.3～1960.10.29）在西北地区展开考古和地质调查工作。
安特生是一位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1874年7月3日生于瑞典克尼斯塔，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1902年获博士学位。早年曾多次从事北极和南极的探险工作，1906～1914年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1914～1924年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1925年回瑞典，1926～1939年任瑞典远东古物馆馆长。1937年再度来华调查四川等地的冰川，然后去越南北部作考古调查。1939年退休后，继续从事研究，完成有关中国考古的著作。一生著述颇丰，有关中国考古学的著作主要有：《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1924)、《甘肃考古记》(1925)、《黄土的儿女》(1934)、《远东地质学与考古学研究》（1939）、《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朱家寨遗址》(1945)、《河南的史前遗址》(1947)等。
1923-1924年，此人在甘肃地区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工作，进一步追寻仰韶文化彩陶的源头，由于在发掘“北京人”、仰韶文化研究方面的一些贡献，被后人尊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正是这样一位“仰韶文化之父”，在深入研究后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近代中国，国力孱弱，西方世界原先崇拜的偶像神话破灭，为了拔高自己，占领文化高地，就炮制出了“中国文化西来说”。
在安特生之前，这些学说只是一个假设，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是，自从安特生在甘肃、青海、河南地区进行了一番考古调查后，西人就有了所谓的“科学”考古证据。
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大量彩陶，认为这些彩陶最初源自欧洲的乌克兰特里波耶文明遗址（Trypillianculture，号称距今已有七千多年），后一路东传，经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遗址，再进入甘肃，而后一路传至河南。
其理由看起来很荒谬，却很难打破。
安特生认为甘肃的齐家文化遗址年代，远远早于仰韶遗址，而齐家文化遗址又晚于欧洲的所谓特里波列和安诺遗址，因此，一个由早及晚、由西到东的传播链条就这样在臆想中诞生了。
为了证明自己这个观点，安特生没少在考古上下功夫，他弄出了一些考古证据来支持“中国彩陶西来说”。
并且，诡异的是，这个号称距今7000多年前的特里波耶文明遗址是19世纪末（1890年前后）才在基辅州附近发现的。
七千多年前，这里已经有规模巨大的城市。特里波耶文明中的城市，格局协调合理，宽阔的广场和街道，两层楼高的别墅有序地排列。据考察，特里波耶古城是依据天文星辰运行的原理修建而成。特里波耶人将他们从天文星象学中探索到的智慧，熟练地运用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点，即使是今天的文明中，也难以企及。
在特里波耶文明出土的早期图案中，居然有万字符和太极图。
在特里波耶文化中，太极图外围的圆环内各有六道刻纹，也分为四格。同时，这个太极图案与中国道家经典著述《易经》中的四象非常相像。每格中有两个圆图，共八个圆图，犹如《易经》的八卦符号。
在特里波耶文明中，太极图和旋转状的纹饰被大量运用于服饰、日常器具等方面，他们以各种图案表达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领悟，比如白天和黑夜的变化、四季的更迭……
看出问题来了吧？
如果中国没有专业领域的学者发力，驳倒安特生的歪理学说，恐怕普罗大众都会被蒙在鼓里，西人自此又多了一个沾沾自喜的由头和“有力证据”。
彩陶之争中，第一个出场的浙江温州人夏鼐（1910年-1985年）。
1934年，夏鼐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5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后获博士学位。
1943-1949年，夏鼐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任研究员，后一步步成长为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1943年，夏鼐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副研究员，1944年-1945年，与向达等人一起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省境内的考古工作。
夏鼐与向达在敦煌莫高窟的合影，摄于1944年
夏鼐对安特生将甘肃史前文化按时间顺序排列成“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这种方式心生质疑，暗暗下定决心，以确凿的证据来推翻他的这个结论。
正所谓“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可是，要找到确凿的证据谈何容易？
1945年4月3日，夏鼐从兰州出发，前往洮河流域进行调查。
他在洮沙县发现，仰韶遗址中齐家文化的陶片，又在一个满是齐家式陶器的灰坑里发现了一片仰韶式的彩陶，随后陷入了沉思。
假如，真如安特生所说，齐家文化早于仰韶文化，那么，齐家文化的垃圾坑里，怎么会出现后世仰韶人的遗物呢？
唯一的解释，只是是齐家文化与仰韶文化同处一个时代，又或晚于仰韶文化。
怀着这样的疑问，冒着酷暑与炎热，夏鼐又去了齐家坪找寻线索，在那里经历了一场大喜大悲。
夏鼐在齐家坪附近的瓦罐嘴、边家沟等地调查时发现，这些地方基本早就被人挖空了。而主要原因竟然是1924年安特生这家伙出于懒惰心理，在当地出钱收购文物，由此导致当地村民大肆盜掘，文物流向安特生手中。后来，这些文物都被带去了海外。
所以，尽管夏鼐在那里辛辛苦苦发掘了多日，最后却是一无所获。
是年，5月11日，夏鼐在瓦罐嘴发掘时，劳累了一天，结果只收获了半块破碗，真是欲哭无泪。考古发掘白天十分疲惫，到了晚上，蚊子跳蚤一大堆，连个安稳觉也睡不好。当时，整个人几近崩溃。
夏鼐怀着辛酸与疲累的心情在日记里中写道：
“田野工作至此地步，已入穷境。”
绝望之余，他甚至决定次日在附近进行最后一次调查，如果还没结果，就打道回府。
1945年，夏鼐在四至五月的洮河流域调查中，他找到了决定性的地层学证据。
翌日，夏鼐振奋精神，跑遍了梁土墙、瓦罐嘴和齐家坪，不料仍旧毫无收获。
当时，心情跌落谷底，已经沮丧到了极点。
傍晚时分，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在田边溜达，望着日暮西山的景象，不禁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道：
“余独自徘徊于田边，时已暮色苍茫，想象当年石器时代之送葬，民十三年之盗掘，似觉黑中人影憧憧，想见当年之热闹，不禁神往。”
从田边返回时，夏鼐遇到了一个村民，两人随口聊了几句，那村民说自己在阳洼湾斜坡上发现了墓葬，随葬品有陶器。夏鼐当即眼前一亮，请村民将带回的陶器给他看，这一看不要紧，顿时两眼直勾勾的大放异彩！
夏鼐激动地差点跳了起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的天，这陶器居然是两耳瓶和单耳瓶，是典型的齐家文化产物！这墓葬难道是齐家文化墓葬？连安特生都未曾发现的齐家文化墓葬？！
5月13日，夏鼐正式发掘村民所说的阳洼湾墓葬，通过两座墓葬随葬陶器的鉴别，他确定这两座墓就源自齐家文化时期。
他小心翼翼地清理掉墓葬上层被扰动过的填土，在下半部分的填土中发现了两片距离人骨很近的——（甘肃）仰韶文化彩陶。
夏鼐手绘的两片彩陶
由于人骨没有任何被侵扰的迹象，这两片彩陶又与人骨挨着，所以基本可以断定两片彩陶不是后来放进去的，而是一开始就随葬在一起的。
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出现了甘肃仰韶文化的彩陶，说明齐家文化必定不会早于甘肃仰韶文化。
经过认真分析后，夏鼐认为这种情形存在以下两种可能：
1、两片彩陶的制造者是另一个更古老的民族；
2、两片彩陶的制造者是齐家文化的居民。
然而，根据齐家坪和其他遗址的考古结果，几乎从未发现彩陶片，因此夏鼐断定这两片彩陶并不是齐家文化居民所制。
那么，第二个可能性排除，就只剩下了第一个可能，即两片彩陶的制造者是另一个更为古老的民族。
这个古老的民族会是谁呢？
显然是更早的甘肃仰韶文化居民。
1948年，夏鼐回到南京，发表了论文《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通过地层学证据纠正了安特生六期说中齐家早于仰韶的观点，证实了齐家文化晚于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安特生仰韶文化六期说的合理性。
夏鼐在驳倒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仰韶文化西来说”）一事上前进了一大步，但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后来，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前赴后继。
1960年，李济针对安特生所谓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提出了“彩陶之路”的新概念。
20世纪70年代末，磁山、裴李岗、老官台等前仰韶文化的发现确定，裴文中、苏秉琦、尹达、严文明、韩建业等先生相继将中国彩陶源流与传播路径补充完善。
广义的“彩陶之路”是以彩陶为媒介的交流路线，包括至今所有的彩陶传播路线，而非仅指东西文化的交流路线。
狭义的“彩陶之路”是指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的物质文化，以黄河中上游地区为中心，自东向西不断拓展、传播形成的通道。
西线，是指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文化自陕甘地区向青海、新疆，甚至中亚为路径的传播交流渠道。
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现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的严文明先生通过梳理甘肃彩陶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清楚地展现了彩陶文化由东向西渐次拓展的情形，进一步佐证了彩陶自东向西传播的客观事实。
详见严文明《马家窑类型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在甘青地区的继续和发展—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严文明《史前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乌克兰特里波耶文明，出土了年代存疑的彩陶，与中国仰韶文化风格相同，实为安特生等人研究了中国彩陶后的仿制品。
韩建业继续完善并提出了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自东向西拓展渗透的基本情况，并将彩陶的西传归纳为四个扩展。
详见韩建业《“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J].考古与文物，2013（1）.
至此，安特生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仰韶文化西来说”）彻底解决，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时至今日，为什么坚持不懈地进行西史辨伪？
因为，这也是同样的事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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