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一些历史文献时，笔者对传教士南怀仁的真实天文知识水平产生了严重怀疑，更对其能够制造所谓的大量天文观测仪器持保留意见。
西方往往宣称传教士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总之，就是无所不能、集各种知识为一身的科学大家，然后为东方带来了大量的科技知识，证据就是他们在中国留下了许多“中文”著作。
南怀仁也在中国留下了一本所谓的高科技著作，名曰《新制灵台仪象志图》。
新制灵台仪象图.乾坤.南怀仁编.117图.清康熙年间
从明末开始来中国传教的西洋教士大约有万余人。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Verbiest，1623－1687年）1658年随同传教士卫匡国出发，于1659年抵达澳门，时年35岁，在华凡二十九年之久。起先在陕西传教，1660年转至北京，协助年事已高时任钦天监监正的汤若望。
据说，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后，在1669-1674年期间设计和监造了6架新的天文仪器，分别是赤道经纬仪、黄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如图所示：
黄道仪，纯粹的华夏风格。南怀仁来华前，难道泱泱华夏，没有黄道仪？
赤道仪，也是华夏风格
地平仪，也是华夏风格
象限仪，还是华夏风格
纪限仪，仍旧是华夏风格
天体仪，华夏风格
这些仪器满满都是华夏风格，怎么就变成了西洋舶来品呢？
据说，南怀仁将各种仪器的制造原理、安装和使用方法等，详细记述，绘图解说，并于1674年将《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六卷进呈，并请镂版刊行。
而后，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另一传教士纪理安设计制造了地平经纬仪。1744年（乾隆九年），乾隆又下令按照中国传统的浑仪再造一架新的仪器，命名为玑衡抚辰仪。
如今，这些观测仪器仍旧摆放在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供人游览参观。
笔者专门查阅了一下北京古观象台的有关资料，如下所示，相关仪器可与上面提及的《新制灵台仪象志》中的六种天文观测仪器比较。
科学网这位姓武的网友博客文章《洋人帝师南怀仁》声称：
南怀仁主持打造的这些仪器，都是仿照丹麦天文学家弟谷（Tycho Brahe，1546-1601）所使用的观测仪器，它们都是当时国际天文学上最先进的设备。
注意，措辞是“都是仿照丹麦天文学家第谷所使用的观测仪器”。“都是”，那就全部都是，无一例外，对吧？
就是说，上述六件天文观测仪器全部源自西方。
好，我们来看一篇论文简介。
有位名叫“何思柏”的学者写过一篇论文，考证所谓《新制灵台仪象志图》的插图（共117幅）大多来自西方文献，顺利补上了一环，两环相扣，让人一时无法窥得真貌。
可是，他考证的结果却不是全部来自西方文献，而是大多。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又或是发现了什么问题？
这位名唤“何思柏”的学者还是比利时天主教大学毕业的哟，比利时大学毕业的人，写论文来证明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应该够卖力了吧？还是天主教大学的，人家可没把话说成“都是”呢。国内的学者……
再看另一篇研究论文，该论文发现《仪象图》中所绘制的天文仪器、制造技术说明了有关力学之理（也就是说，制造这些仪器要涉及物理学中的力学，不是随随便便想造就能造的），将之与若干所谓的欧洲书籍（传教士编译的所谓版本）进行比较，得出结论，认为南怀仁至少临摹（抄袭）或改造了第谷、斯台文、拉梅里、贝松、宗卡、邓玉函和王徴等人的部分技术图和力学示意图。
哦？怪不得比利时天主教大学毕业的学者都没敢把话说死，原来，制造上述天文仪器实际要用到力学知识，而力学知识的来源之一，便是中国人王徴的著作啊。
不仅如此，另一学者王冰早在1985年就指出这本书是由清钦天监官员刘蕴德、孙有本、徐瑚等多人笔受而成。笔受，又是执笔书写的人，还不是一人，是多人。
这些人的大名在西方叙事和网络宣传中都被隐去了，只字不提，呵呵。
王冰发现这本书中第四卷“测气燥湿之分”、“气水等差表”两节中，还涉及光的折射现象规律（除了力学以外，又涉及到物理学中另外的专业知识），使用仪器测量是折射的方法与结果，但是，来华传教士带来了哪些“光学”方面的知识呢？
根据王冰的对比研究，原来，所谓的《新制灵台仪象志》中的光的折射现象规律，是托勒密之后至十七世纪初以前的认识，并且，该书在阐述介质的密疏时出现了错误，“凡其所差，以天顶线为主”、“皆以光离天顶之远近为主”的说法也不严格。
折射角数值，与按折射角定律计算的折射角的标准值均不相符。
在“水气差”、“玻璃气差”、“玻璃水差”三个表中，还出现了大于90度的情形，情况十分荒谬。
试问，根据错误的规律认识，根据错误的折射角数值制造的天文仪器，能观测到精确的天文数值？
恐怕不能吧？
没有精确的天文数值作为基础，水平如此堪忧，此前推行的《西洋新法历书》能真的了吗？
须知，清初，所用历法用来预测日食月食其误差竟然只有几秒钟。而要达到这个精度必须有几个必要前提：
精确到秒级的计时工具；
成套的高精度天文仪器，有可能有望远镜；
对天体运行有高度认识，例如，精悉天体椭圆轨道；
高度发达的数学知识；
发达的光学知识。
清初顺治年间，满清统治者采用传教士汤若望制定的所谓《西洋新法历书》，遭到杨光先等人的强烈反对。
这个故事，几乎是所有南怀仁生平事迹中必定会提到的“清初天文历法之争”，而且刻意将南怀仁塑造成一个胜利者的形象，但问题在于，故事只讲了一半，打死都不提前半段的起因。
康熙执政初期，杨光先在四名辅政大臣的支持下，写下《辟邪论》三章对西洋历法加以驳斥，并屡次上书参劾汤若望等传教士欲借西洋历法之名行不轨谋逆之事。
杨光先痛心疾首指出：传教士目的并不在于向中国贡献其天算之学，而在于以天算为手段骗取信任，以售其传教之“奸谋”。国中之人如“只爱其器具之精工，而忽其私越之干禁”，就无异于“爱虎豹之文皮，而豢之卧榻之内”。并直言不讳揭露道：“非我族类，其心必殊。”
次年年底，杨光先向礼部呈《正国体呈》，控告汤若望借大清之历以张西洋，借西洋新法阴行邪教之事。传教士在《时宪历书》封面上题写“依西洋新法”，“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而明谓大清奉西洋之正朔也”。他提醒应警惕传教士“呼朋引类，外集广澳，内官帝掖，不可无蜂虿之防”。彼时，顺治却对汤若望青眼相加，呈文石沉大海，被束之高阁。
传教士利类思、安文思决定反击，便发动身为教徒的钦天监监副李祖白等人著《天学传概》进行批驳反击，书中竟大言不惭地声称其教超越一切其他宗教，华夏祖宗来自西方，俱是天主后裔，更将“四书六经”贬低为天学之微言法语。
利类思在李祖白润色修饰的《天学传概》中提出伏羲是亚当之子孙，中国人种和文化是从犹大国传入的观点，大大地激怒了杨光先。杨光先奋起反击，撰写《请诛邪教状》，再次全面批驳天主教教义。
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顺治驾崩，幼年康熙即位。
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杨光先呈上奏书《请诛邪教状》，指控传教士的罪行，奏书的标题全称为《告为职官谋叛本国，造传妖书惑众，邪教布党京省，邀结天下人心，逆形已成，厝火可虑，请乞早除以消伏戎事》，受到包括鳌拜在内的四位辅政大臣的支持。
康熙三年（1664年）九月，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被判入狱，西洋历法被废，杨光先任钦天监监正。汤若望被判处死刑（后在孝庄太后的庇护下释放，不久病死），利类思、安文思和南怀仁则被判充军，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东官正朱充显、申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
南怀仁与汤若望等传教士被困狱中六月有余，因为有孝庄从中斡旋，并安排人传递消息，南怀仁便趁机为中风瘫痪的汤若望进行辩护。凑巧的是，那段时间京师出现地震，孝庄便暗中命人上书，言称此乃“上天示警”，以此为借口于1665年4月把南怀仁等人营救出狱。南怀仁出狱后，便急忙赶往刑部大狱，为汤若望等解罪。是年7月，汤若望得以赦免。
其后，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人留京，其他传教士则被押往广州监禁。
1667年，康熙临朝亲政，并于次年起用南怀仁。
1669年（康熙八年），南怀仁撰《历法不得已辨》，逐条驳斥杨光先、吴明烜在历法推算方面的错误。针对中国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这一年他还撰著了《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
原钦天监监正杨光被南怀仁弹劾后，康熙借机剪除辅政大臣势力，将其削职发回原籍。杨光先病死归途。至此，南怀仁得以重掌钦天监，后任太常寺卿、通奉大夫。
历法之争到了这里，以杨光先病死、南怀仁胜利告一段落。
故事似乎就结束了。
但是，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是，汤若望“贵”为顺治、孝庄的“玛法”（满语：爷爷），拥有在皇宫大内随意进出的特权，他怎么会被突然下狱的呢？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杨光先的弹劾？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别说，还真有。
来看看当初的判词是如何定罪的。
“天佑皇上历祚无疆，而汤若望止进二百年历，具大不合，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正预、五品挈壶下上，杨宏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东官正朱充显、申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等，俱斩，立诀！”
原来，汤若望进献的所谓西洋历法（千金求购回回历，回回历基础是授时历），不但“具大不合”，而且在涉及荣亲王安葬日期一事上，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因此触了皇家逆鳞，犯下大错，牵连一众官员连带亲人俱被斩首。
想想南怀仁还有模有样反对华夏传统的观象占候、堪舆占卜等观念，撰著所谓的《妄推吉凶之辨》、《妄占辨》和《妄择辨》等书，是不是有点讽刺的意味？
搞了半天，汤若望所谓的西洋历法不对，导致堪舆中的日课出现错误，最终引发了这场史诗级的灾难。这才是故事的真正起因，被可以隐藏的那一段。
不论嘴上如何说，身体是实诚的。满清的皇陵，对五行、堪舆是高度重视的，容不得半点马虎。
而汤若望免死的条件是什么呢？
效力多年、年事已高，最关键的是表示自己很无辜，不懂堪舆，属于“非专业看风水”，所以恳求赦免死罪。
在这场历法之争中，唯有杜如预、杨宏量因相度堪舆有功，免遭杀身之祸。此二人不仅是孝陵的堪舆人，就连关外永陵、福陵、昭陵等祖陵的改建兴工，也都由其尽力主持。
黄道吉日，黑道凶日，不论今人信或不信，满清的统治者是信的。仔细看看，有没有道理呢？
洋人信不信呢？
有意思的是，洋人觉得很神秘，也信呢。
他们相信上述行星顺行、逆行的情况，结合周期会产生影响。说白了，其实这就是华夏的命理（择日风水）预测——“定应期”。
华夏古人却早已将上述行星顺行、逆行周期对地球、人类产生的影响做了一番总结，后人不太懂底层原理也没什么，只要会查、会用就行了。
如是，老黄历渐渐地，就这么出来了。
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第五百六十九卷
知道了所谓西洋历法的真相，回头再来看看南怀仁的汉语水平，热捧的人将其吹为语言天才，精通拉丁文、汉语、满语多门语言，随手翻译诸如《穷理学存》之类的科学文本都不是事儿。
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有人指出，南怀仁的汉语和满语水平有限，很难表达严谨而高深的科学知识，在翻译数学专业术语力不从心，还得玄烨亲自出马，花费大量的精力在沟通上，并建议用“根”‘、“元”、“次”来代替。
难道，他们说的南怀仁不是同一个人？抑或是分裂成了两个人？
唉，再看看南怀仁寄往法国的中国天文台天文仪器图（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个问题忽然浮现在眼前，——既然这些天文仪器都是从欧洲传到东方来的，那为什么还要迫不及待地“回传”呢？
为什么回传时，还特地做了翻译？不都是欧洲原有的东西、常见的东西么，何必翻译？“回传”有什么价值，翻译又有什么价值？这岂不是多此一举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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