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道家的诸多经典书籍中，《太乙金华宗旨》非常有名，广为传播，甚至在国外都风靡一时。
在西方心理学领域，作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曾经的弟子、挚友的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可谓是大名鼎鼎，如雷贯耳，是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山”，是一个“流芳百世”的传奇。
卡尔·荣格创立了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把人格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三层，还提出了“情结“的概念，是西方分析心理的创始人。
众所周知，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其“伟大贡献”在于揭示了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世界，他发现了心理问题与无意识之间的联系，建立了一套新的心理诊疗体系，并将“无意识”（unconsciousness）的存在推广开来，变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事实。
弗洛伊德认为催眠术是非理性的（缺乏科学依据、不太靠谱），因此在自己创立的新诊疗体系中没有催眠术这种非理性疗法的一席之地，但他却另辟蹊径创立了释梦法、自由联想法等等诊疗之法，因为他认为这些都属于理性疗法。
荣格在与弗洛伊德接触期间，有过一段六年的“蜜月期”。在这六年的时间内，两人紧密交往、密切合作，可是后来，两人在学术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导致最后二人决裂，并因此分道扬镳。
那么，横亘在二人之间的最大分歧究竟是什么呢？
原来，对于人类精神生活中出现的灵异事件，两人意见严重相左。据说，荣格幼年曾亲身经历过一些灵异事件，所以他具有很强的非理性知觉。
二人谈论此类事件时，注重所谓“理性”的弗洛伊德表现的回应总是略带轻蔑与鄙夷，加之态度冷漠、言语讥讽，始料未及的荣格相当错愕，并由此心生不满。
1912年，荣格发表《里比多的转变与象征》，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明确表示怀疑，彻底惹恼和激怒了弗洛伊德。
二者决裂之后，由于弗洛伊德的地位和身份，以前的朋友和同事都刻意疏远了荣格，他的学说也遭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他的精神上更是遭受了巨大的压力，荣格不得不辞去学会的职务，暂停工作，返回家乡过起了隐居生活。
这一段痛苦的时期，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也困扰着他。
那时，许多现实问题已经无法完全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包括个人无意识的理论框架）来解释，所以荣格便开始研究起了集体意识的新学说。
从1913年开始，荣格便专心致志研究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但多年来却一直停滞不前，毫无突破，更遑论有所建树了。在研究的过程中，荣格觉察到集体无意识可能与现象学有关，但现象学的分类和方法并不能为之提供可用的支撑。
他试图从古代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的修炼体验中寻找证据，结果耗费了一番心血，发现这条路也根本行不通。
整整十五年，荣格在整个西方都找不到合理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新学说。
就在荣格几近陷入绝望的时刻，一道光从东方照射了过来。
这道光是一位名叫的卫礼贤的传教士带来的。
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强占了青岛。
1898年3月6日，清廷被迫与德国签订《胶澳租界条约》，自此青岛成为德国的租借地。
1899年，出生于符腾堡王国首府（今斯图加特）的一名德国年轻人、魏玛差会的传教士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年）来到青岛，开始了自己的传教生涯。来华后，他取名卫希圣，字礼贤，亦作尉礼贤，俗称卫礼贤。
卫礼贤在中国渡过了二十多个春秋。
为了扩大在华影响力，并将这种影响力转化为长远的影响，如其他传教士一般，他将兴趣和精力转向了教育与医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恰好”是德国传教士卫礼贤的好朋友。
1926年荣格绘制出一副以“防卫森严的金色城堡”为中心的曼陀罗绘画，画面充满了中国韵味。
凑巧的是，卫礼贤寄给荣格的一篇中文文章从某种程度上与此曼陀罗绘画形成奇妙的“共时性”。
荣格在自传中写道：
“我收到理查德·威尔海姆寄来的一封信，信中附有一篇论述道教炼丹术的文章，标题也是《金花的秘密》。我立刻如饥似渴地一口气把这草稿读完，因为文中所述对我关于曼陀罗及中心绕圈的想法给予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过的证实，这便是打破我孤独的第一件事。”——原来，是道家炼丹术的文章拯救了陷于孤独境地、差点就此一蹶不振的荣格。
在青岛期间，卫礼贤师从劳乃宣学习《易经》，归国后他将中国诸多典籍翻译成德文，其中包括《易经》（1924年）、《道德经》（1911年）等等。
这些译本都引起了荣格的强烈兴趣。
1929年，卫礼贤将一本华夏典籍《太乙金华宗旨》译成德文，赠予自己的瑞士好友荣格。
《太乙金华宗旨》是一部道家内丹典籍，全名为《吕祖先天一气太乙金华宗旨》。
从其序言可知，此书是清代康熙年间潘易庵等七人记录他们通过扶乩的方式所获得的修炼体验，它不用隐语阐述金丹大道修证的思路和技术，而是着重论述生命的哲学与玄理。历时凡二十余年，于康熙壬申年（1692）汇集成帙，至今已经历三百余年。书中声称修炼之中所获得的启示来自吕祖（唐代道士吕洞宾的尊称），乃是因为吕洞宾在修炼方面的成就甚伟，深得后世道教界的崇敬，宋代的金丹派和金元时期的全真派都尊他为祖师。
荣格如获至宝，在拜读了《太乙金华宗旨》一书后，发表了一篇见解深刻的长文《<太乙金华宗旨>的分析心理学评述》，向西方心理学界大力推介，使之成为热门读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荣格高度评价道：
“中国用朴素的语言揭示出深刻的真理，带来了金花的优雅芬芳，使西方人对于生命和道有了新的感受。”
此外，他还深有感触地表示：
“我要强调的是，《太乙金华宗旨》使我第一次步入了正确的轨道。在中世纪的炼丹术中，我找到了诺斯替和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联性，并可以在当代人的心理观察中得到印证。”（详见：荣格《太乙金华宗旨》德文本第二版序言）
根据刘象愚的以下论文，《太乙金华宗旨》就是一本讲述内丹功法如何修炼的书，所谓“金华”便是“金丹”。金丹原本是道家外丹术（演变成西方化学的基础）的术语，被内丹家借用来指对人体内精气神三者的修炼。金华也是华，是先天太一真炁，来自先天元气。
在华夏道家文化中，金华金丹只是一种象征，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状，荣格却将其与具象化的曼荼罗结合起来，认为金华是一个曼荼罗的象征。他从东方宗教中寻求理论支持时发现，印度教密宗、藏传佛教仪式与典籍中存在大量“曼荼罗”，认为其具有普遍意义，便赋予这种宗教现象以哲学和心理学的内涵。然后，又解释说，曼荼罗并非大乘佛教的创造，而是早在旧石器时代便已存在的一种象征（哦，我的天，有考证证据吗？），来自人的梦与幻觉。他认为曼荼罗是一个魔环，勾画出了原始心灵特征的轨迹，它是心灵事件的投射，又反过来作用于心灵。
荣格为什么会把“金华金丹”联想成曼荼罗呢？
原来，惠真子的编注本将柳华阳的《慧命经》与《太乙金华宗旨》合刊，《慧命经》中的“出胎图”、“化身图”，以及《太乙金华宗旨》中的“化身五五图”等清楚地画出了圣胎结成后，从“原窍”化出时如火焰般、花朵般的形状，并一再强调“回光”大体形成了沿着任督二脉的圆周运动……
而西方心理学家荣格则望图生义……
由是，传教士卫礼贤带来的东方哲学启发了荣格，帮助他彻底解决了整整十五年无法突破的困境与桎梏。
大喜之余，荣格与卫礼贤合作，仔细研究《太乙金华宗旨》，不但从中汲取养分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心理学说，还于1929年合作出版了《金花的秘密》一书，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华夏文化，并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
《金花的秘密》底本为《太乙金华宗旨》和《慧命经》两种。荣格为此书作评述，目前出版的《金花的秘密》便主要包括荣格的《荣格的欧洲述评》、《卫礼贤的文本与解释》及两种中国道教经书。
英文版《金花的秘密》
《黄帝阴符经》指出：“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华夏古人将思维称作“神”。这种思维的认知能力属于理性知觉，非常奇妙。
除此之外，华夏古人还认为存在一种不思维的认知能力，名为“不神”，属于非理性知觉。而后，在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中，“神”被称为“识神”，“不神”则被称之为“元神”。
《太乙金华宗旨》第二章中，元神、识神开篇内容如下：
“天地视人如蜉蝣，大道视天地亦泡影。惟元神真性，则超元全而上之。”
老子曾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则在此基础上又上升了一个层次，认为天地在大道面前也不过如梦幻泡影一样虚无缥缈，唯有人的元神是真性，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
何谓元神？
《太乙金华宗旨》的解释是：
“凡人投胎时，元神居方寸，而识神则居下心。”
凡人投胎时，有两颗“心”，即元神与识神，元神居于眉心处，识神居于胸膛心之所。
“（识神）形如大桃，有肺以覆翼之，肝佐之，大小肠承之，假如一曰不食，心上便大不自在，至闻惊而跳，闻怒而闷，见死亡则悲，见美色则眩，头上天心何尝微微些动也。”识神则有形态，形如一颗大桃，有肺遮蔽之，有肝辅佐之，有大小肠承载之。识神承载着人的七情六欲，一天不吃饭，便会难受，如遇惊吓还会让人跳起来。元神来自先天，天生可以思考，没有形态，可以瞬间穿越宇宙，遨游太空、海底，可远可近，不受三界约束，世俗之物是无法触动的。
二者同时存在，这便是“共时性”、“同时性”。
元神与识神的关系，一个像是先天主人，一个像是后天秘书。人的大脑犹如一台量子计算机，婴儿在成长过程中会到处爬，并非对冒险行为已经有了经验的积累，或对冒险过程有着快乐的期待（刚开始只是白纸一张，硬盘中没尚未写入此类数据），而是受先天元神的驱使去探索周围的环境。
元神是一种天性，也是直觉发生的处所，按照华夏古人的理解，元神真性，一个婴儿受到惊吓本能会哭、高兴时本能会笑，此乃真性情之流露，堪为元神见性之处。
若将大脑想象成一台量子计算机，底层架构便是元神，元神的代码是累积亿万年形成的，基因代码也好、电子代码也罢，人类认识有限、尚不自知。随着人类的成长，知识、经验不断累积，这些信息被不断存入大脑数据库。数据库若要读写方便，可以并发处理很多任务，同时保持较高效率，就必须引入缓存的概念。
如此一来，下次遇到同样的任务请求，那么就直接反馈回缓存中存放的方案或结果便可，而无需访问数据库，增加工作量，节省宝贵的运算时间和运算资源。
这个缓存的体系概念，在华夏古人看来，便是“识神”。
婴儿时，不知火为何物，当他看到火时，出于探索的欲望可能会伸出手去触碰，在此过程中，父母发现会及时制止。由此，会形成一条计算结果，并存储于缓存，即“识神”中。当下次遇到相同事件时，根本用不着通知身为主人的“元神”，身为秘书的“识神”便会“自作主张”操控身体，避免与火接触。
随着年龄的成长，缓存“识神”存储的各种指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又或遇到相同事情该怎么办）会越积越多，在家庭、学校、教育、社会等各种环境影响下形成一个特殊的、独特的指令级。如此一来，体现在个人身上，在外人看来，呈现出来的形象便是一种——“性格”（个性）。当根据以往的经验举一反三，延伸拓展，缓存又可升级为二级缓存。例如，从不碰火的思考中，可以形成新的指令，不可随意玩打火机、火柴等等。
成年后的人们进行交流，基本都用不着底层元神，而是两个“识神”个性的交流与碰撞。别看“识神”只是个缓存秘书，但当秘书拥有了各种发号施令的权力，最后的结果便是元神耳目闭塞，几乎被彻底遮蔽，就像太监切断了皇帝与外界的联系一样。同样，元神也就与外界真实世界失去了联系，即《太乙金华宗旨》所言：
“下识心，如强藩悍将，欺天君暗弱，便遥执纪纲，久之太阿倒置矣。”
识神是理性知觉，元神是非理性知觉，在华夏文化中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存在：以合为体，以分为用；分则太极而两仪，合则两仪而太极。
二者之间的和谐发展是精神生活健康的保障，这是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原则性见解。当这一原则性见解经传教士之手、通过《太乙金华宗旨》这部书传入西方后，便涂涂改改成了今日西方心理学的基础。
荣格是如何通过《太乙金华宗旨》完善自己理论的呢？
举例来说，对于“道”的解释。
华夏古人认为，太乙、道、炁与宇宙本源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
老子将宇宙的本源命名为“道”。
在本质上，太乙、先天一炁、道，其实相同的。
道，始于一，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意识，在宇宙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它推动混沌（无极）的聚合生成了太极（冲气），太极的分化生成了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的冲突、交融的中间产物生成了万物。
道，是万物之母，它寂寥无声，独立不移，循环往复，永不衰竭，作用于万物使其呈现出恒常不变的规律。
道之散形为炁，万物未生之前，都有灵性，以小炁为根，小炁从炁中分离出来，最终又会回归到炁上来。故，道家认为炁和气是两种不同概念，“炁”是人体先天能源，气是后天饮食习惯产生的动能。
《太乙金华宗旨》中的核心词句有“道”、“成道”：
“自然曰道，道无名相，一性而已，一元神而已。”
西方的思想系统中从来就没有所谓“道”的概念，卫礼贤将其翻译为“意义、方法、途径”。荣格将“道”理解为“路”、“道路”（Tao-The Way）。
荣格还作出解释，道由“首”和“走”两个字组成，首可引申为意识，走表示沿途旅行，所以，“道”就是有意识的行走，又或——自觉的道路。
最终，荣格将“道”广博深邃的含义特质缩小、窄化，变成了“意识和生命的结合与强化”，引入西方心理学，成为一种统一分离事物的方法。
荣格认为，成道与炼金术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性和命两者的统一便是道”，而“性与命”又可被视为“意识和潜意识”。《太乙金华宗旨》中提到的通过努力达到的“回光”，便是意识和潜意识的反作用力之下所获得的再次统一。
如此解释，显然荣格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甚至矮化，将华夏博大精深的“道”简单理解为一种具体的方法，此方法还被类比为意识和潜意识的统一过程。
其他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是，华夏典籍中的“回光-成道”摇身一变，成了“意识-潜意识”。
在“魂”与“魄”的关系处理上，“元神”对“识神”的控制是成道过程的核心，到了荣格精神分析中，就变成了“阿尼玛斯和阿尼玛”。荣格认为，“阿尼玛斯和阿尼玛”的性质与“魂”“魄”所指有相似性，然而，其所指却不能完全一一对应。当出现“阿尼玛斯和阿尼玛”不能完全指代“魂与魄”多种层面的含义时，荣格又加入了“意识与潜意识”、“自性与自身”等内容来进行补充。
荣格强调，潜意识是在人类的理解领域之外的无穷无尽的事物，它们的终极本质无法被人类认识，但是，在人类感官尚未对真实现实做出反应之时，潜意识已经进入心灵领域之中，通过种种象征的形式来显示自身。
在这里，华夏文化中的炁变成了西方心理学所谓的“潜意识”。
荣格所谓的“无意识”，与华夏文化中的“灵真性”颇为相似。华夏古人认为，一落乾宫，便分魂魄。许慎《说文》中解释，“魂”为“阳气也”，“魄”为“阴神也。古代华夏典籍中多以“魂”为可以游离于人体之外的精气，而以“魄”为依附于人体而存在的精气，故《太乙金华宗旨》言魄为“沉浊之气，附于有形之凡心”，而魂为“轻清之炁，自太虚得来，与原始同形”。
卫礼贤理解和翻译时，把“魂”译为Animus，把“魄”译为Anima，这两个字的拉丁文本义都有“心灵（mind）”之意，Anima偏向于“灵魂（Soul）”，有阴性倾向，Animus偏向于“精神（spirit）”，有阳性倾向。
而在荣格的心理学词典中，Anima则演变成了男性身上潜在着一种女性倾向，Animus演变成了女性身上潜在着一种男性倾向。
上文提到的元神，则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方理解、演变成了所谓的“直觉”。
……
故此，荣格将《太乙金华宗旨》德译本进行了符号化改编，按照自己的理解把它熔炼重铸成了一部“全新作品”。
1930年3月1日，传教士卫礼贤去世。
同年5月10日，荣格在慕尼黑纪念会上发表了一篇纪念卫礼贤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荣格讲述了自己对《易经》的看法：
“不仅许多汉学家，甚至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人，都只能把这部著作看成一堆荒谬的符咒。也许没有哪部著作能像《易经》那样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几千年来，中国最杰出的人一直在这部著作上携手合作，贡献力量。它虽然成文甚早，但万古常新，至今仍然富有生机，影响深远，至少在那些理解其意义的人看来是如此。”
演讲时，荣格特意提到他曾邀请卫礼贤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做过一次演讲，在这个演讲中卫礼贤当众演示了《易经》算卦的操作方法，同时还做了一项预言，令人惊异的是，一年多以后这项预言就应验了，结果准确无误。
荣格与爱因斯坦曾是同事与朋友。
根据第一部爱因斯坦传记的记载，爱因斯坦常常去荣格家做客，两人还经常一起讨论“共时性”（Synchronicity，又译作“同时性”）问题。
据说，“共时性”理论的提出，对相对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提出“泡利不相容原理”、“泡利矩阵”的物理学家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E.Pauli，1900-1958年）有着“爱因斯坦的继承人，纵横物理世界的上帝之鞭”之美誉，他与荣格也有着长期的交往与合作，双方之间的友谊与学术交流催生了同时性（synchronicity）概念的最终问世。
据称，荣格曾用自己创立的心理学知识治愈了泡利的心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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