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都听闻过一些有关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的故事，但可能无一例外都遗漏了一个魔鬼般的细节。
这个细节耐人寻味。
坦白地说，笔者此前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直到有网友留言询问：
笔者查阅了一些资料，以及《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8月出版）。在有关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可以发现马戛尔尼在1793年11月9日写给和珅的一封信，其正式文本为拉丁文本，居然不是英文。
中英两国交往，按理说应该使用中文、英文，对不对？怎么会使用第三方的拉丁文呢？是不是很奇怪？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份档案旁边也附有一份英文本（“Note for Cho-Chan-Tong, 9th November 1793,” IOR/G/12/93, Vol. 2, P.187-193），但却是类似翻译说明性质的，就像翻译成中文来解释拉丁文版本的含义一样。
根据《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第165-166页、172-173页的内容显示：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793年9月23日），乾隆向英国发出第一道敕谕，即《大清皇帝给英吉利国王敕谕》，回应了英国使团在国书中所提的要求（例如，希望能在北京派驻人员）；
同年九月三日（10月7日），又向马戛尔尼发送第二道敕谕，即《大清皇帝为开口贸易事给英国王的敕谕》，针对马戛尔尼在10月3日以书面向和珅提出的六项要求，全部加以拒绝。
上述两道敕谕的正式文本皆为拉丁文版本。同上，后来才翻译为英文译本。
以下为敕谕的汉语版本
根据学者王宏志先生的考证，清廷与英国的国书与交流使用的也是拉丁文，并且马嘎尔尼使团唯一的译员李自标是唯一一个通晓汉文和拉丁文的人。也就是说，先从中文翻译成拉丁文，再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
在该书第188-189页，还可以发现一个关于“传教”的问题。
马嘎尔尼不仅向清廷负责接待的内阁大学士松筠解释，还颇费口舌直接向和珅进言，试图解释英国人无意在中国进行宣教活动。
关于这点，马嘎尔尼表述时很费了一番技巧，他声称从松筠口中得知，乾隆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函中有关于英国人要在中国宣教的说法，而乾隆认定西人普遍会这样做。其实，马嘎尔尼本来就曾经提出过效仿法国等在中国传教的要求，现在这么说，搞得好像自己从来没有提过这种要求似的。
此人振振有词地宣称，英国人一直很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自己的宗教强加到别人头上。不论是此次访华的使团，还是早于使团在广州登陆的英国商人，都没有向中国带来牧师，由此可见，他们并不打算在此传教。
这应该是他见试探着提出宣教要求遭到乾隆回绝后，退而求其次，采取的一种迂回策略，试图挽回局面。
马嘎尔尼（1737年-1806年，George Macartney）精明地改称“英国人不传教”后，笔锋陡转，又郑重表示：
“本使认为有责任告知中堂大人，以转大皇帝知悉：大皇帝信函拉丁文本流露大皇帝对英国人在几百年前放弃真正的信仰（天主教）有所不满。这不满显然不是来自大皇帝，同时也不见于信函的汉文本和满文本。”
松筠曾向马嘎尔尼解释敕谕汉文和满文版本，未提及两个文本中涉及英国人不再信奉天主教之事。
瞧见了吧，乾隆的信函仍旧是拉丁文本。
也许你会说，这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呀，可能只是缺乏英文翻译罢了。
然而，清廷皇宫大内可是有不少西方传教士的。
按照西史叙事，这些传教士动不动就号称通晓几门、甚至十几门语言，还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各种语言文字的大作，怎么，此时适逢中英两国交流的重大时刻，没人会英文了吗？
按现在的情况来看，欧洲那里国与国挨得近，一人会两三国语言确实不稀奇。然而，今天这种情况与两百多年前的欧洲也没什么分别啊，依旧是小国林立。传教士们都是从欧洲来的，那时也挨得近，也应该会那里的几国语言吧，是不是？动辄留下数十本、乃至成百上千本著作（不同语言版本）的传教士们关键时刻掉链子，不会英文？只能使用拉丁文来作交流沟通的桥梁？
须知，那时都到了18世纪末啊。
两国交流，英国人偏偏不使用英文，反而用拉丁文，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回顾历史，就会惊异地发现1755年英国才有第一本参照康熙字典对译造词的《约翰逊字典》，单词也只有区区4.5万个左右。
从1755年至1793年，仅仅过去了38年，文字、教育可能尚未普及，4.5万个单词完全不够用（现在英语有200多万个单词，且仍旧在飞速增长中），在重大场合中无法胜任表达工作……
不信？
来瞧瞧1794年马戛尔尼使团返英后，其成员出版的几部旅行记或日记。其中，副使乔治·斯当东爵士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是关于此次外交使命记录的“官方版本”。
可是，在这些版本中，目前所能找到的原始版本，最初居然都是用别的文字（如法文）写成的，英国人居然不用英文？？？是不是很有趣？
1798年，法文版《马嘎尔尼访华记行》（又名《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后来根据法文翻译了一本，英文译作《Lord Macartney Embassy to CHINA》
刘半农先生（1891年-1934年）翻译的《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便是来自法文版本，而非一般人认为的英文版本。
刘半农，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1805年《马嘎尔尼出使中国记》（《Voyage en Chine et en Tatarie》），法文版，作者霍姆斯·塞缪尔（Holmes Samuel，1761-1841）
下面这段法文是描述上图中的清军军官的：
这名军官（中文名音译过来可能叫曹塔金）从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开始，一直到离开广州，一直受皇帝（乾隆）的指示在旁陪同。曹塔金是一个性格坚强、慷慨大方、和蔼可亲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其职业所特有的所有素质，既能射箭，又能熟练地挥剑。他头上戴着帽子，帽子上有孔雀翎羽……
1807年，直到距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又过了14年，两卷皮面本的英文本《马嘎尔尼政治生涯纪实》终于诞生了……
《马嘎尔尼政治生涯纪实（附有马嘎尔尼有关文件）》（Some account of the public life,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unpublished writings, of the earl of McCartney），作者为约翰·班洛（Barrow John），1807年由T. Cad ell & W. Davies公司出版。
作为马嘎尔尼来华时期的秘书，约翰·班洛长期跟随其左右，故对马嘎尔尼十分熟悉。
该书第一卷记述了马嘎尔尼不同时期的政治生涯，包括马嘎尔尼任爱尔兰总督、出任英国驻印度马德拉斯殖民总督、出任英国驻“好望角”殖民总督，以及出使俄国，出使中国（1792-1794年）的政治生涯。许多资料是马嘎尔尼生前都没有公开的。
马嘎尔尼
下卷主要汇集了马嘎尔尼生前的一些著述，包括“俄国述要”选编、爱尔兰政治简史、使华日记。
附录：汇集了马嘎尔尼出中国的相关记录，包括风俗、特征、宗教、政府、人口、财政、军队建制、航海、语言和商贸等十一个部分，以及部分马嘎尔尼政治生涯的信件和参加会议的记录。
马嘎尔尼使团的绘画，中国运河，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绘
马嘎尔尼使团的绘画，中国孩子，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绘
看到上述附录的信息，尤其政府、人口、财政、军队建制等等，几个问题浮现在眼前：
乔治·马嘎尔尼（1737-1806年）借乾隆八十二岁大寿的契机访华，其真实目的仅仅是为了通商吗？还是刺探情报？
他们真的不来传教吗？传教士是不是也刺探情报、也是殖民先锋？
值得注意的是，马嘎尔尼是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教会学校）。
现在论及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乾隆给英国的两道敕谕，包括展现出来的态度：
“朕披阅表文，词意诚恳，具见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
“我们不需要你们制造的东西。”
网上几乎所有的声音都一致认为乾隆是以天朝上国自居，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态度，是傲慢、是故步自封、是闭关锁国；同时认为英国人彼时来访是“带着工业革命的蓬勃气息”。
这个认识是片面的。
从康熙开始，清廷便选择了与法国路易家族结盟，法国与英国又是一对世纪冤家，清廷皇宫大内有不少法国传教士，难免不受影响，所以乾隆对待英国的态度可想而知。
当初玄烨与路易十四结盟，其实是经过仔细权衡的：
法国在大陆，英国在海岛，选大陆国家；
根据明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记载，彼时的英国没有书面文字，连海岛都没能统一，资源有限，潜力不足；
海盗频出，这是个靠海洋打劫的政权，而打劫的对象通常都是与东方进行贸易的商船、贡船。
除此之外，明代地方起义（受江南豪强支持）后，还有福建等地的人流窜至西方，与该国暗通款曲，联手洗劫通往东方的贡船。
当康熙、雍正、乾隆坚持与法国交好，并协助路易家族利用华夏积累数千年的典籍和科技知识创建书面文字体系、建立法国科学院，让法国成为一个科技文化中心后，法国强大的政治、文化、军事实力，对欧洲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输出，使得欧洲各国崇拜法国文化，相互间用法语交流，以会说法语为荣，使得法语成为了18世纪欧洲贵族的通用语，即上层社会以说法语为荣。
法语为何优雅？因为它来自于汉语雅言对译。
1792年9月26日，马嘎尔尼使团从英国朴茨茅斯出发，经过十一个月的航行，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经过葡萄牙，绕过非洲好望角，穿越印度洋，转道爪洼岛的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再到土伦港（今越南岘港），于1793年6月到达广东海面。使团一行于1793年8月11日抵达天津，后取道通州，在8月21日到达北京，9月2日出发前往承德，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在热河万树园觐见乾隆，呈递国书。在承德稍作参观后，匆匆回到北京，等待进一步消息。
乾隆阅罢马嘎尔尼送来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国书后，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扩张野心，遂心生警惕，起了戒心。他对接待大臣多加指示，又谕旨沿海官员小心提防。
1793年10月7日，马嘎尔尼使团启程离开北京，乾隆特意指派内阁大学士松筠一路陪同南下，优待使团，随时汇报。
从马嘎尔尼的日志、松筠向乾隆的奏折、乾隆的批复与回应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1794年1月8日，使团从澳门起锚返回英国，完成了中英两国官方第一次高层外交。
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只是代表英国政府吗？
不，还有伦敦金融城的犹大商人。
从1773年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对华输入鸦片，以牟取暴利。在马嘎尔尼访华之前，英国商人们对于贩卖鸦片这种充满罪恶的买卖，也是心有忐忑，他们迫切希望马嘎尔尼访华能够取得清廷的认可、从而正式打开中国市场。
至于其他的商品贸易，哪有鸦片利润高？如何能与其相提并论？不过是扯出来的大旗，当作一块遮羞布罢了。
1775-1790年，英国对华鸦片贸易量不高，常年保持在每年1000箱左右；
1798年以后，英国对华鸦片贸易量呈现激增态势，迅速攀升至每年4000箱、5000箱、6000箱……
此后不久，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由此逐渐陷入了百年屈辱的黑暗中。
这口气一憋就是一百多年，无数仁人志士都在梦想有朝一日能够扬眉吐气。
现在，我们离这个时间点已经很近、很近了。
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的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未来的世界格局呼之欲出。
全民放开，全民过河，不仅仅是着眼于国内形势，更是与世界动向息息相关。
中国最近一连串的举措：中海联合声明、中亚峰会安全承诺、全民过河。
对应的背景则是，对弈的熊大、熊二，原库存弹药即将耗尽。由于疫情的影响，请假缺工、乃至减员，导致加班加点生产在短期内也无法保证供应。
对方在焦躁的情况下，剑走偏锋、铤而走险的风险在不断累积加大。
在此过程中，一旦对方出现应对失误，半渡而击的时机可能随时出现。
全民过河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做出的艰难选择。与此同时，家庭在应对疫情上也要做出认知的选择（抗疫方式、预防和治疗方式），并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
过河的时间点也是经过选择的，就在所谓的耶诞节、新年附近，希望河水冲击的波峰能在这个“假期”阶段快速通过。然后，睁大眼睛，屏息凝神，等待那百年时刻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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