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末，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从澳门登陆中国。17-18世纪，来华传教士不断增多，已高达数百人。与此同时，去往欧洲、且留下记录的中国人却寥若星辰。
目前，有据可查的17世纪去往欧洲的中国人仅有三人，分别是在东南亚经商的瓷器商人兴浦（1600年乘坐荷兰船只抵达荷兰，停留了八个月），广东香山人郑玛诺（1633-1673年，一说生于1635年，号惟信，教名Emmanuel de Sequeira）、沈福宗（1657-1692年）。
兴浦去荷兰本欲经商，结果却引来了荷兰殖民者。1604年，荷兰殖民者在兴浦的的协助下，抵达泉州，后来占领台湾。
郑玛诺于1645年赴欧。
36年后，1681年，沈福宗随比利时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由澳门启程前往欧洲，一路游历了荷兰、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六国，一行分别与罗马教皇和法、英两国国王会见，并结识当地社会名流。
此二人皆是教徒。
18世纪初，仅有两名中国人去往欧洲并留下了记录，分别是黄嘉略和胡若望。注意，与国外勾连的海盗流民不在此统计之列。
有网友留言希望笔者说说拉丁文的问题，今天就以沈福宗为引子，重点说说黄嘉略。
一、沈福宗
沈福宗（英文：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或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1657年－1692年），生于江苏南京。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在江南传教时，与其相识，受洗成为教徒，后从其学习“广东口味”的拉丁文。注意，此时的拉丁文只有口语，尚不成书面体系。
康熙二十年（1681年），柏应理奉召向罗马教廷陈述康熙皇帝对“仪礼问题”（Question des rites）的立场。离华之前，柏应理与时年二十五岁的沈福宗、五十岁的吴历等中国人约定同往欧洲。不过，吴历体弱多病未能成行。
1681年12月5日，沈福宗与传教士柏应理一行自澳门启航，途经南洋各国，横渡印度洋，再绕到非洲南端，于1682年在葡萄牙靠岸，历时一年。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条往来东西方的航线是郑和舰队当年确定的，后被记载于《函宇通》一书中，笔者在考证对比明清《职方外纪》版本与《函宇通》时对郑和舰队的航线有专文论述，其海舶志中也说明了其足迹遍布全球，这一点无法否认。
1684年，沈福宗和柏应理应邀访问法国。
同年9月15日，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会见了沈福宗一行，沈福宗用拉丁语回答了路易十四的提问。
沈福宗介绍了中国的风俗习惯，说中国人在平地上埋葬双亲，礼节隆重，且须叩头，这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接着，他展示了孔子的画像，称这是中国的圣贤，并当场表演用毛笔写字，令在场的欧洲贵族个个目瞪口呆。
随后，沈福宗将早已准备妥当的《大学》、《中庸》和《论语》作为礼物赠予路易十四，并请求在法国出版。
按照西方叙事，这些书都是翻译好的拉丁文版本，然而，一个不容回避、且令人尴尬的问题是，彼时的拉丁文词典尚未诞生。
沈福宗的到来轰动了整个巴黎。一时，街头巷尾纷纷议论，他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都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9月26日，路易十四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沈福宗。宴会上，路易十四询问沈福宗如何使用中国餐具，沈福宗便拿起桌上从中国进口的镶金象牙筷，当场展示了使用筷子的方法。
不久，英国那边听说了沈福宗在法国的大新闻，于是盛情邀请他赴英访问。
沈福宗遂应邀至英国访问游历。在牛津，他与著名学者海德（Thomas Hyde）进行了多次交流，当然，用的也是拉丁文，因为那时的英语尚未诞生，还只是一种口头方言，就如同广东话、四川话、吴侬软语一样，而且词汇量少得可怜，不足两千个（现在的英语可是有两百多万个单词）。
二人交谈的内容，涉及汉语、中国的地理、中国度量衡以及围棋等等。据说，大英图书馆至今依然保存着海德与沈福宗的谈话记录。
此外，海德的遗书中有沈福宗的拉丁文通信，以及“棋谱”、“升官图”、度量衡制与汉文及拉丁文对照的应酬语。
清朝的升官图，就是这么传入欧洲、然后被稍微改改，就成了所谓的“大富翁”游戏。
所谓的国际象棋，也是从这里的中国棋谱开始琢磨和更改的。
1693年，英国国王邀请沈福宗赴宴，表演中国餐桌礼仪。下图是西人所绘的《官府宴饮图》
1694年，在欧洲游历了十多年后，沈福宗思乡回国，不料返回途中，病死海上。
二、黄嘉略
黄嘉略这个名字，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陌生的。
某种程度而言，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定居巴黎的中国人，是孟德斯鸠的良师益友，是近代中国译坛的先驱。西欧人称其为Arcade Hoang（Arcade是教名，Hoang即Huang，黄）。
黄嘉略，原名黄日升，1679年出生于莆田县筱塘村。
黄嘉略的祖父黄江卿曾任御史，家境殷实。其父为家中独子，时常接济穷人，还接济过贫困时期的天主教徒。其中，一名曾受其恩惠的天主教徒后来百般劝说引导黄父信教，并称此举是希望他将来死后能上天堂。
其后，黄父由传教士施洗，取名黄保罗。
入教后，黄父曾希望过上修士生活，遭到父母的一致反对。黄保罗只得娶妻生子，而后便有了黄嘉略。黄嘉略出生不足半月，便由当地教会的传教士施洗，成为一名天主教教徒。黄嘉略七岁那年，父亲黄保罗去世。母亲遵从黄保罗遗愿将儿子交予位于莆田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由传教士李斐理抚养，以还他当年向天主许下的心愿。
黄嘉略的母亲是法国传教士的女儿，是中法混血，也是教徒。
由此，黄嘉略成为法国传教士李斐理的义子。
根据学者刘欣怡的考证，黄嘉略从小跟着法国传教士李斐理四处游历，学习拉丁文、基督教义和中文知识。三年后，李斐理将黄嘉略转托给另一位同会传教士梁弘任（又译作梁弘仁，Artus de Lionne），继续其学业。
传教士梁弘任（仁）
但是，这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特别指出，两个法国传教士，为什么不教法语，而教拉丁文？
法国人不是应该都会说法语吗？难道，这两个法国人，竟然不会说法语？？？
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此时的法语尚未诞生。
法语何时诞生？
那得等黄嘉略去了法国，为法国根据汉语雅言编撰了《汉法词典》以后，法语才有条件成为书面语言。
由于黄家并无其他男丁，是故数年后他被召回主持处理家务。不过，黄嘉略跟随传教士游历多年，无意于功名家业，遂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探访亲友为名，离家外出，遍游神州各地，历时五年有余。
彼时，罗马教廷对中国教徒尊孔敬祖有不同看法，耶稣会认为它与崇拜偶像不同，可通融，其他教派（包括法国外方传道会）均视尊孔敬祖为异端。康熙则坚持应允许中国教徒尊孔敬祖，否则不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故爆发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之争”。
康熙四十年（1701年）末，身为主教的梁弘任准备动身前往欧洲，赶赴罗马向教皇呈报详情，恰逢黄嘉略外出游历归来，二人遂于1702年2月17日从厦门登船离开中国。
历时八个月后，抵达伦敦。
1702年10月31日，到达法国巴黎。而后，转赴罗马。
在罗马期间，黄嘉略有幸结识了一位华侨教徒李若望，可谓他乡遇同胞，二人俱是惊喜不已，遂结伴参加游览，顺便参加各种宗教礼仪活动。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梁弘任完成任务后与黄嘉略从罗马返抵巴黎，投宿于外方传道会，准备启程返回中国。
孰料，天有不测风云，此时梁弘任患病卧床，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迟迟未能启程。无奈之下，黄嘉略也只得在巴黎滞留。
彼时，出身于法国贵族家庭、担任过法兰西学院院长的王室学术总监、教士比利昂（Jean-Paul Bignon，1670-1743）正在竭尽全力四处网罗人才，因为他刚刚接受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将所发现的一大批内容各异的汉语及满语图书分门别类进行整理。
比利昂正头疼不已，获知黄嘉略滞留巴黎的消息后大喜过望，立刻向王室总管蓬夏特兰推荐，建议聘请黄嘉略帮助法国人学习汉语、并组织翻译工作。蓬夏特兰非常重视，不仅为黄嘉略弄到了一份年金，而且还向国王路易十四专门作了报告。
由是，黄嘉略摇身一变，成为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翻译官，并受命组建法国图书馆，负责各项中文著作的翻译，以及编写多部词典（包括《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
路易十四为什么需要中文翻译官呢？难道日常要接待来访的中方人士吗？
不，答案并非如此。
真实的情况是，黄嘉略要不断翻译在华传教士从中国寄回欧洲的各种信函、书籍。在此过程中，他负责组建并整理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华夏典籍、翻译了诸如天文学和中国经典著作章节的原文。
因其在翻译方面的杰出贡献，黄嘉略获得了“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的称号。
旅居法国时间一长，黄嘉略会时不时思念故土。
为了留住这位难得的人才，法方将康熙怒逐教皇特使、未经允许传教士不得擅自留在中国的消息告诉了他，令其归国心存疑虑。
另外，为了坚定黄嘉略侨居法国的信心，教士比利昂撮合他与巴黎女子玛丽·克洛德·雷尼埃于1713年4月23日（一说4月25日）完婚。
同年8月2日，传教士梁弘任在巴黎病逝。
跨国婚姻的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浪漫，似乎还有些艰辛。此外，太太大手大脚乱花钱，脾气大，经常无端发火。
黄嘉略留下了一本日记，将生活中的琐事记录了下来。这种日记在今天仿佛时一种流水账，但却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生活与心情，也展现了他作为东方男人柔情的一面。
1713年11月11日：“据说面包价格要猛涨，哎。”
1714年1月10日：“面包价格依然如故，也就是说4苏，可是肉价很贵。”
1713年10月19日：“黄小姐‘不肯睡’，怒，怒。”
1714年1月14日：“今天上午，黄小姐‘怒甚’，我们两人一同去了奥古斯丁教堂，我去看望了吉雍神甫，然后做午饭，可是她不愿意和我一起吃……晚上她还怒。”
1714年6月17日：“她莫名其妙地又生气了。”
1714年8月8日：“今天上午，黄小姐到她母亲家里，我做好午饭等她回来。”
……
在黄嘉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分担家务、下厨做饭、制作果酱、打扫卫生、洗手绢，甚至为太太剪裁衣料，做针线等等。法国学者马松曾戏称黄嘉略是一位“吃苦耐劳的模范丈夫”。
在侨居巴黎的十年间，黄嘉略广泛交游，结识了各界法国人士，上至亲王，下至小民，仅有名有姓可查的便有数十人之多。
在与之密切交往的法国人中，影响较大的有三位，分别是尼古拉·弗雷莱（生于1688年）、埃狄纳·傅尔蒙（生于1683年）和孟德斯鸠（生于1689年）。黄嘉略生于1679年，与他们年龄相差不大，与最小的孟德斯鸠也只差10岁而已。
1710-1716年间，上述几位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年龄最大的黄嘉略也不过三十来岁。
三个法国人中，最早认识与黄嘉略相识的是弗雷莱。黄嘉略在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时，有缘结识了傅尔蒙。
1713年10月-12月期间，年仅24岁的孟德斯鸠经友人介绍，在巴黎盖内戈街黄嘉略寓所，与黄嘉略相识，并进行了几次内容十分广泛的交流。在此之前，孟德斯鸠对中国只闻其名，不知其实，根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
黄嘉略与孟德斯鸠谈及中国人的性格和信仰，并向其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和司法科举制度，分析了汉语的特点。孟德斯鸠对这几次谈话非常重视，先后整理了三次记录，最长的那份记录竟多达二十余页，后均装订成册，定题为“关于中国问题与黄先生的对话”。
黄嘉略的谈话对孟德斯鸠影响巨大，后来创作撰写《波斯信札》一书时，书中主人公于斯贝克便是以黄嘉略为原型塑造的。
1721年，孟德斯鸠出版了《波斯信札》，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畅销书作。在《波斯信札》这部声名显赫的文学杰作中，至少有五个地方直接描绘、叙述了中国事物，例如该书第119封信记载：
“中国之所以拥有为数奇多的人民，只是从某一种思想方法得来的。因为儿女把父亲看作神祗，他们的父亲在世时，已经如此看待父亲；父亲死后，子女祭以牺牲并且以为死者的灵魂，既已消灭在天上，遂又托生于尘世，所以各人皆倾向于增加家口，这家庭现世既如此恭顺，在彼岸也是不可缺少。”
1726年，该书出版后仅仅五年，孟德斯鸠成功入选法国国家文学院，一跃成为法国风头正劲的著名作家，殊荣盖世。
1748年，他撰写出版了另一巨著《论法的精神》。在该书中，他直接引用黄嘉略谈话内容多达六次。孟德斯鸠之所以能成为与伏尔泰齐名的“中国通”、大作家，与黄嘉略是分不开的。黄嘉略是孟德斯鸠平生仅见的唯一一个中国人，黄嘉略在谈话中也毫不讳言当时中国存在的种种弊端，对满清统治流露出一定的反感，这点也深刻地影响了孟德斯鸠。
黄嘉略还将弗雷莱和傅尔蒙这两位从未接触过中国的学者带入汉学殿堂，让这两人学习汉语（二人在认识黄嘉略之前完全不懂汉语），成为早期法国汉学的开创者和声名远播的汉学大师。
受黄嘉略影响的学者，远不止上述三人。
由于彼时法国正流行“中国风”，黄嘉略的身边时常围绕着一群法国学者，其中包括著名植物学家茹西欧、汉学家加朗、奥拉托利学院院长戴穆莱、地理和天文学家德利尔……等等。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其影响，以致于后来法国能成为“欧洲汉学中心”，亦与黄嘉略有着莫大的关系。
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汉语拉丁语词典《中国官话》，诞生于1742年。这本书从编撰到出版刊行，前后共耗时30多年、花费16000枚金币，当时这笔钱足够打造一个凡尔赛宫。
据资料记载，黄嘉略完成编撰后，法国皇家印书局委派了七名工匠、花费了20年左右才刻了8-11万个汉字，每个字的印模上都有工匠的名字、汉字的号码，其声标和发音，还有在字典里的位置，仅仅刻字一项就耗费了700多枚金币。后来，这些用黄杨木雕刻的汉字模具一直用到19世纪中期。1813年，拿破仑还用这批字模，刊印了一本更为全面的中法拉丁语字典。
《中国官话》当时印了250本，现存大约15本：法国国家图书馆一本，梵蒂冈教皇图书馆一本，剩下的基本都在海外各大学图书馆和私人手里，中国一本都没有，——幸运的是，后来卡迈尔先生最终决定将自己私人收藏的一本《中国官话》捐赠给中国。
该词典第二部分，特别介绍了法国皇家图书馆里当时的中文藏书，——共计大约4000本。这些书籍基本都是康熙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不含传教士收集盗窃运回欧洲的部分），涵盖了一个国家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
《中国官话》全书516页，斑点小牛皮装帧，烫金书脊，扉页右下角有个椭圆形的图章，说明它曾是传教士的藏书。其曾经的主人或许是首位尝试将《耶经》译成汉语的法国人李季芳（Benjamin Brueyre）。
如果没有这本拉丁字典会怎么样？
拉丁文的字母组合拼写便会发生流变，不固定，也没有办法普及教育，——这其实是所有拼音文字的通病。有了字典，大家都学习同样的东西，字母组合的单词才能固定下来。
举例而言，对于中国的称呼，在岁月流逝的过程中就发生很多变化，后世的拼法与最初相比，已是大相径庭。
华中地区中原坝最初拼写是“Ciamba”，后来C变成了S，成了“Simba”。
1687年，柏应理在巴黎以拉丁文出版了《中国贤哲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中国又变成了Sinarum。其后，又把后面的rum去掉，成了Sina，Sina又演变成Sino。不同地方的人口音不同，甚至拼写成了Cina。
1715年3月4日，妻子玛丽生下一女，不久玛丽因病亡故。
1716年10月13日，久病缠身的黄嘉略在巴黎卡耐特街的寓所病逝，享年只有38岁。
去世时，黄嘉略遗下了一堆文稿，已基本完成了《汉语语法》的编撰工作。这本书对于渴望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科技文化知识的法国人具有相当高的实用价值。
1728年，傅尔蒙接管了黄嘉略的手稿，宣称黄嘉略留下的文稿极少、极少，是他编写了《汉语论稿》和《汉语官话》（即上面提及的《中国官话》）。
傅尔蒙还厚颜无耻地写道：
“1711年，由于黄先生（的工作）进展很慢，大家觉得应该找个语言方面的行家对他进行指导。于是我奉国王之命担起了指导他的任务。”
不知一个压根不通汉语的外国人，如何在汉语上指导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傅尔蒙对法国几大图书馆存留的黄加略手稿视而不见，一边到处宣称自己的功绩，一边剽窃黄加略的成果，署上自己的大名，而后发表一篇又一篇论文，最后汇集成册刊印出版。
此时，教士比尼昂也出来抢功，声称：
“从1711年开始，他与已故黄先生共同致力于汉语研究……”
更可笑的是，将黄嘉略成果盗为己用还不止这两位，弗莱雷也跳了出来。
法语在黄嘉略的辛苦劳作下诞生后，弗莱雷罔顾事实，宣称黄加略根本不懂法语，只会拉丁文。
而后，令人尴尬的是，傅尔蒙与弗莱雷两人开始争夺功劳，都宣布是自己发现通过汉语214个部首学汉语的诀窍，可以解决当时法国人畏惧汉语、认为难学的问题。
傅尔蒙一口咬定黄先生从未教过这些。
然而，这都不是事实。因为孟德斯鸠在与黄嘉略的早年谈话中就详细地记载了这些部首，记载了诸多真相。
最搞笑的是，傅尔蒙奉命继续整理黄加略的《汉法词典》遗稿，他对外宣称黄嘉略的遗稿没有多大用处，自己会另起炉灶进行编撰，可惜，他的实际水平与黄嘉略相去甚远，至死都没能完成。
至于《汉语语法》，傅尔蒙与弗莱雷为此斗得不可开交，两人都试图侵吞黄嘉略的研究成果，最后还打起了学术官司……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一幕不禁令笔者想到了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之争，牛顿与胡克的“引力”之争。
黄嘉略不仅编写了第一部汉语拉丁语词典《中国官话》、第一部《汉语语法》和《汉法词典》，还将中文小说翻译成法文，是将中国诗歌和音乐介绍至法国的第一人。
不过，由于远在欧洲，黄嘉略的生平业绩，在中国的典籍史料中没有留下记载，甚至未著其名，被埋没了将近三百年。
1965年，法国学者艾丹妮完成了其博士论文《尼古拉·弗雷莱》（1978年出版），书中才对黄嘉略作出了详尽的介绍。
20世纪80年代起，不少欧美汉学家和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西方学者陆续撰文介绍黄嘉略这位18世纪初定居巴黎的中国人。
1982年伊始，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许明龙先生开始接触黄嘉略的手稿。此后20年间，多次赴法，苦苦搜寻资料，终于在巴黎外方传道会档案室、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查找到了有关黄嘉略的记载及其著作。
1986年，许明龙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期刊发表了一篇有关黄嘉略的生平研究，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国人开始关注黄嘉略。此后，又发表了若干篇论文，不断深化对黄嘉略的研究，并于2004年发表了专著《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这时，人们才蓦然惊觉，原来很多东西并不是“西学东渐”，而是——“中学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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