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寰志略》是清人徐继畬所撰，成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是19世纪40年代亚洲最高水平的世界历史地理著作之一，其版本有道光二十八年（1848）本、道光三十年（1850）本、咸丰十一（1861）本、同治五年（1866）本、同治十二年（1873）本、光绪六年（1880）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本。
徐继畬（1794-1873年，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和《五台新志》卷四记载，另一说生于1795年），字健男，山西五台人，道光进士。幼承家学，尝好博览，关注时事，19岁中举，32岁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历官广东巡按使、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徐氏任职广东、福建时，恰值东南海疆多事，遂在辖区布置防务。道光三十二年（1852年，一说1850年）调任北京太仆寺，咸丰六年（1856）在山西平遥超山书院主讲，后回京任总理同文馆大臣。同治十二年（1873年）病逝。
徐继畬驻闽广十六年（1836-1852年），常与西人打交道，得悉不少外国情况。在广东时，结识第一个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1814-1843），在福建时与花旗国传教士雅裨理、甘明，英国博物学家、首任驻福州领事李太郭（？-1845）及夫人，继任领事阿礼国（1809-1897）及夫人，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等有所接触，了然于世界大势。
雅裨理（Abeel David，1804-1846），花旗国新教传教士，受“海员之友社”派遣，同裨治文（又名高理文）于1830年2月一同抵广州传教，又转往南洋。1842年，抵厦门鼓浪屿传教。1844年1月首次会晤徐继畲。
根据徐继番《瀛环志略·自序》记载：
“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
而雅裨理则在日记中记述【后登载于《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4年5月】：
“不久前，厦门来了一位帝国的布政使，派遣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外国人的活动限制一个范围。……他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好问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他提出有关外国的许多问题之后，我们提议带一本地图来，把他最感兴趣的地区的位置和范围指给他看。”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初，徐继畲草就《瀛环考略》，是年七月，在《考略》基础上撰成《瀛环志略》初稿，后又修订补充，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完成10卷本，近15万言，按洲述各国史地沿革、风土人情、社会变迁，着重介绍西方国家史地、政治、经济状况。1841年，徐氏称英国为“逆夷”（《松龛集》卷3，第6页），在《瀛环考略》中，仍沿用“夷”称西洋各国，而《瀛环志略》刊印时则全部删除“夷”字，代之以“洋”、“西洋”。
《瀛环志略》卷二“东西洋各岛”中介绍了阿塞亚尼亚洲（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即泰西人《职方外纪》所云天下第五大洲。”
“澳大利亚”这一译名，沿袭至今。
此前，鲜有舆地书提及南极状况，1844年的《瀛环志略》卷一专列雅裨理所述：
“两年前（应指1842年），佛郎西、英吉利、米利坚、西班牙四国，曾遣四舟向南探之，近南冰海一带尚有国土，其广狭未能详也。”
由此可见，西人发现南极大陆的实际时间是在1842年左右，而不是现行西方叙事所称的1820-1821年。
西史声称：1820-1821年，花旗国人帕尔默、沙俄人别林斯高晋和拉扎列夫、英国人布兰斯菲尔德先后抵达南极洲边缘，第一次发现南极大陆。
《瀛环志略》“南洋各岛”记载：
“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如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爪哇）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则南洋者，亦七鲲珠崖（台湾）之余壤……”
吕宋、爪哇诸岛来自华夏的移民，就有数十万。
《瀛环志略》记述的欧罗巴诸国，有俄罗斯、瑞国（瑞典）、日耳曼、普鲁士、希腊、瑞士、意大利亚、荷兰、比利时、佛郎西、西班牙等等。
下面这段话有点意思：
“按以上各国，唯俄罗斯与中国互市，在西北陆路，不由海道。其至粤东贸易者，英吉利船最多，居各国十分之六。西班牙船，大半自吕宋来。粤东称大小吕宋，不称西班牙。船之多，几过于英吉利。而洋米之外，少别货。
此外则奥地利亚、普鲁士次之，琏国（丹麦）、荷兰又次之，瑞国（瑞典）又次之。佛郎西货船每岁来粤多不过三四只，少则一二只，所载皆呢羽、钟表诸珍贵之物。葡萄亚，即居澳门之大西洋，其本国商船来者甚稀。日耳曼之翰堡、（一作昂不尔厄）北闵（一作不来梅）两埠，间有货船来粤。比利时现求通商，船尚未来。意大里亚近分四国，商船无来者。土耳其系回回，希腊新造小国，向未通商。”
原来，1849年以前，英国、西班牙都是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主力军，但是他们却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货物，运来运去，输入中国的仅有洋米一项。不仅如此，希腊还是一个“新造”的小国，向未通商。
书中言欧罗巴时，提及明朝洪武年间，欧人有携火药投元军者。
《明史》记载，朱元璋时，自诩为“成吉思汗二世”的跛王帖木儿曾派人来朝贡。
靖难之役，朱棣攻破南京，恰逢帖木儿西征奥斯曼、埃及大获全胜。得知中国内乱的帖木儿大喜过望，立即掉转方向，日夜兼程，奔向东方。
朱棣登基后，遣使命帖木儿前来朝贡。傲慢的帖木儿不但扣押明朝使臣，还决定向中国发兵。成祖闻讯，遂兵分两路，一路出甘肃，准备迎战帖木儿，一路则下西洋，去抄帖木儿的老巢。孰料，帖木儿半道薨逝。
这便是郑和下西洋的另一个时代背景与因素。
如下，书中有一段文字颇为耐人寻味：
“至欧罗巴、阿非利加（非洲，Africa）、亚墨利加（美洲）诸国，从前不见史籍，今皆溯其立国之始，以至今日其古时名国如巴比伦（今土耳其东土）、波斯（即今波斯）、希腊（今土耳其西土）、犹大（即拂林，今土耳其东土）、罗马（即大秦，今意大利亚列国）、厄日多（即麦西在阿非利加【非洲】北境）、非尼西亚（即加尔达额，在阿非利加北境）之类，皆别为一传，附于今本国之后，庶几（或许）界书分明，不涉牵混。”
这段话表明，欧罗巴也好、非洲也好，美洲也罢，上述各国从前都不见史籍记载，到了今天才开始追溯其立国之始，于是乎，出现了所谓的巴比伦、希腊、犹大、埃及等古国。然而，这些古国以前也是没有史料记载的。
但是，在19世纪徐继畲著书时，他从传教士和来华外国领事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巴比伦在今日土耳其东土，希腊在今日土耳其西土，犹大成了拂林国，且在今日土耳其东土，罗马变成了大秦，在今日意大利亚列国……
有没有看出问题来？
按现行的西史说法，巴比伦不是在中东吗？怎么19世纪的巴比伦跑到土耳其去了？而且，希腊在土耳其西土？
这土耳其东土，与所谓的巴比伦（位于伊拉克）离得有点远呢。
原来，巴比伦的具体位置，可以随便改来改去。现行西史中的古巴比伦位于中东，如下所示。
西方叙事不是声称罗马是拂林吗？怎么，原来的说法是犹大是拂林？怎么又与现行的说法对不上了呢？
这样改来改去好像不太好，前后矛盾、口径不一致呢。
继续看《瀛寰志略》中还记载了些什么。
关于英国人占领北美新地，对待当地土人，他们是这么干的：
“……又以火酒毡羢与土人而易其皮。土人得酒则沉醉，往往腐肠而毙。（英国人）所得之皮，由俄罗斯转卖中国……居民约一百二十余万。英吉利三岛之民，年年有西渡谋食者。地分六部，曰上加拿他（加拿大），曰下加拿他（大）……”
土人好不容易打到些兽皮，用来从英国人手中换些火酒，结果一喝就醉，往往腐肠而亡，因此丢了性命。这是什么火酒？这简直就是毒酒啊。而英国人得到兽皮后，通过俄罗斯，转卖去了中国。
下加拿大的会城（省会）是多伦多，此地土女面紫色，眉目端好，不解沐浴。英国人嫌弃她们不讲卫生，故娶之者甚少。
新不伦瑞克土田最腴，但此地居民务农者稀少，皆成群结队入林伐木为生。春水生，木料顺流达海港，货之得善价。也就是说，把砍下来的树木推入河中，顺流而下，漂至海港，能卖一个好价钱。有了钱，就买酒豪饮，乐在其中，醉生梦死。钱用完了，又回归山林，重操旧业。海滨建有大城，新不伦瑞克首府名曰费勒德里克，是大海港、大码头。英国商船往来贩卖木料，三岛无业贫民每年迁来者大约有六千人。
接下来再瞅瞅米利坚合众国。
花旗国立国时，不过是东部十数州而已。西部尚未在归其麾下，仍旧为印第安人（土番）所掌控。
但形势在悄然间不断发生变化。
“合众国皆在东境。华盛顿初建国时，止（只）十余国，后附近诸国陆续归附，又有分析者，共成二十六国。西境未辟之地，皆土番。凡辟新土，先以猎夫杀其熊鹿野牛、无业之民，任其开垦荒地，生聚至四万人，则建立城邑，称为一部，附于合众国之后。今合众国之外，已益三部，总统领所居华盛顿都城，不在诸国诸部数内。计国二十六、部三。其丁口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计一千七百一十六万九千余。”
靠着这样的政策，西人逐步蚕食印第安人的土地，每开辟一处，人口达到4万，便建立城邑，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如是，至1840年时，其人口已经发展至1716.9万余。
《瀛寰志略》卷九记述的这段文字，是打脸南怀仁这个传教士的。
“会城波罗威士顿（今日或译博洛维斯顿）城外有海港，曰新湾。港内有小岛，其国以此岛为名哀伦（艾伦），译言岛。洛哀伦，译言岛部也。岛上建楼高十余丈，楼顶作小屋，围以玻璃，每夜燃灯数十，以导海舶避礁石，合众国港口皆效之。……地平坦，无水磨，海滨多建楼，高六七丈……”
记住，岛上楼高只有十余丈，海滨的楼也只有六七丈，而且没有什么铜人、吗，没有铜人。
且来看看传教士南怀仁是如何吹嘘的（下图小字注解部分）：
“南怀仁宇内七大宏工（七大奇迹）记有乐德岛（罗得岛）铜人高三十余丈，一手持灯，两足踏两山脚，海舶出其裆间。铜人内有旋梯，人由旋梯至其右手燃灯以引海舶，即此岛也。建楼燃灯事本寻常，乃（南）怀仁造为铜人之诞说，而云三十余丈，不知此铜人何由而铸？亦何由而立也？亦可谓荒唐之极矣！”
瞧见了没？
那些来华的传教士啊，真是一个个大忽悠，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吹。
但是，他们一边吹嘘自己、拔高自己的同时，一边却又偷偷地、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华夏的知识与养分。
他们内心清晰地认识到华夏的智慧，私下里交流学习，并为之感到惊叹与震撼。
《彗星观测：从元始前611年开始至元始1640年》（《Observations of comets from 611 BC to AD1640》），摘自中国编年史（1871年，作者Williams, John ，编号Rar 15800）。
在该书第21页（共217页）“简介备注（Introductory Remarks）”中有这么一段话：
“这就是这些关于中国早期天文学（也许是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的奇特发现的实质内容。
然而，必须记住的是，这种数据的正确性完全取决于“Shoo King”（即《尚书》，西人将《尚书》翻译理解为《书经》，英文表示为Shoo King，法文表示为Chou-king）的记载。假设其真实性毫无疑问，我们发现在一个非常遥远的时期，例如，在基督诞生之前的两三千年之间，中国人就在天文学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们知道一年的真实长度，他们观察到了二分二至，他们发现频繁闰月的必要性，用以保证季节应该在它们的正确位置，并且能够进行必要的计算。连同许多其他事实，证明了他们已经掌握了很高的天文学知识。”
拥有发达的天文学，除了历法外，还有什么好处？
还可以利用天文观测记录中的天象、星移位置等等来考证文字产生前的历史，印证华夏的上古传说。
这一点，放眼全球，唯华夏尔。
英国伦敦宣道会继马礼逊、米怜之后，来华重要的传教士之一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1857年，自号墨海老人）根据《尧典》之记载“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认为如果春分日没时所观察之南中星为星鸟(Cor Hydra)，则其日正午时分之南中星必定为位于金牛宫之星昴（Pleiades）。
1800年，该星距春分点
虽然，麦氏序言中未指明何星，且云该星在1800年距春分点距离为
刘朝阳《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燕京学报》第7期，1930年，第1163页）也研究也证实了这点。
学者武家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亦是如此。
此外，竺可桢《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科学》11卷12期，1926；《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279-290页），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以天文观测来考古，来印证上古传说的年代和记录，可行。
为什么华夏的传说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与别人的神话不同，现在是否有点明白了？
其实，即便清朝跌落历史谷底，西方列强掌控了话语权开始指鹿为马，仍不乏有慧眼如炬、明察秋毫的清代学者看穿西方传教士故弄玄虚的鬼把戏。
《瀛寰志略》的作者徐继畲算一个，下面这位戴震也算一个。
[清] 戴震 撰《戴东原集》年谱 “年谱”，四部丛刊景经韵楼本
“一曰周髀算经。此经为算学十书之首，而三千年来学者昧其旨趣，先生谓此古盖天之法，自汉以迄元明，皆主浑天。明时，欧罗巴人入中国，始称别立新法。……西法出于周髀，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者……”
欧罗巴人所谓的西法，原来出自周髀算经，够清楚了么？
真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啊。
学在四夷，而后量子物理学的开山鼻祖、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玻尔如一颗耀眼的新星冉冉升起了。
这是一张1997年版的500丹麦克朗的纸币。纸币正面右侧，有一位手拿烟嘴的著名人物，他就是原子物理学之父，尼尔斯·亨利克·戴维·玻尔（丹麦文：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年10月7日-1962年11月18日）。
玻尔是哥本哈根大学硕士、博士，丹麦皇家科学院院士，曾获丹麦皇家科学文学院金质奖章，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剑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玻尔确定了原子核的光谱和原子核能量跃迁的基本理论，为未来进行氢原子成像打下了理论基础。
1922年，玻尔因为发现原子理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关于磁共振成像的第一个诺贝尔奖）。
波尔对物理学更大的贡献是在于他在1928年提出的互补理论。互补理论是量子力学的基本理论之一。光的波动性和粒子性是互补的（波粒二象性），在某些条件下是粒子性，在某些条件下是波动性，两种相互排斥的理论存在于同一物体之中。
互补理论对哲学的影响很大，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的认识论，——单独说客体的属性、规律并没有意义，必须同时说明主体的情况，以及采取的观测方式，即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必须通过对客体施加影响来实现。
1937年，玻尔收到中国理论物理学家周培源的邀请，来到中国访问和讲学。当时，玻尔想看京剧，周培源就陪着他一起看了《封神演义》。当玻尔看到姜子牙出示号令，指挥天下英豪及各路神仙，打出一面带有太极图的令旗，顿时指着上面的太极图大加赞叹，自称其基本粒子原理、波粒二象性等原理均可用太极图作为基本模式来阐释。于是，他便用太极图阴阳理论作为基础来阐释互补理论，最后确立了互补理论的对立统一，达到了完美契合的程度。
因为玻尔在科学上的杰出成就及贡献，丹麦国王于1947年封他为“骑象勋爵”，并授予其荣誉徽章。按照往常惯例，爵士徽章上应镌刻授奖人的族徽，于是玻尔亲自设计了自己的族徽，并采用了太极图的元素，还在族徽上方刻下一句拉丁文箴言：Contraria Sunt Complementa（对立即互补）。
在西方，科学家们把《易经》《道德经》统一称为——“东方神秘主义”。
花旗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将《易经》誉为圣书。
他在自己的著作《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指出：
“本世纪初和三十年代中期，根本地改变了物理学的整个局面，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各自的发展摧毁了牛顿的宇宙观所最重要的概念。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崛起标志着近代物理学的诞生。人们从它开始认识到，宇宙是一个动态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观察者总是必不可少地包括在这个整体之中。……东方神秘主义提供了一个协调一致和尽美尽善的哲学框架，它能容纳物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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