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世的传教士,也可以编书吗?破除《西洋新法历书》的假把戏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代对自然科学不重视,也不知道阮元是谁,认为他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今天就重点来介绍一下阮元与其著作《畴人传》。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博学淹通,曾创设诂经精舍、学海堂等,是一位是经史大家,也是一位广泛涉猎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家。清朝乾隆五十四年进士,选庶吉士、编修,选詹事。督山东学政、游江学政,历任兵部、礼部、户部侍郎,游江、河南、江西巡抚,湖广、两广、云贵总督,晚年官至体仁阁大学士。道光十八年以老病致仕还乡,卒谥"文达"。
阮元认为六艺之中,术数(数学)尤其重要,谓“儒者之学,斯为大矣”。早年曾著《考工记车制图解》,对古代车辆的制造,发表了自己独树一帜的见解。
其一生笔耕不辍,撰有《十三经校勘记》、《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疑识》、《文选楼丛书》、《淮海英灵集》、《揅经室集》、《经籍纂话》、《皇清经解》等多种。又曾撰《诗补笺说略》,考证《诗·小雅》中"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有关日食的具体年代。在任漕运总督时,阮元还创立测算船舶运粮数量的新方法,比旧法节省了一半的工作量,并将自己所著的《粮艘盘粮尺算捷法》推广至各省施行。
由此,《清史稿》、《清史列传》均为其列传。
阮元留下《畴人传》是本什么的书呢?畴人又是什么意思?
畴人者,古之称谓,即算学家也。
依照传统,华夏古代的天文学和历法算学,往往被归为同一类,统称为“历算”。历朝历代,皆有专门编制历法的官职。而历算学问属于高阶知识,一般掌握在选定的特殊家族之中,并由此“世袭”,代代相传,这些人便被称为“畴人”。“畴”,本义为耕种田地,后引申为家业代代相传之义。
因此,畴人便指家业代代相传的职人,引申为专掌天文历算之人。
乾隆六十年(1795年),基于对自然科学的重视,阮元在李锐、周治平等人的协助下,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以及传教士书中介绍的西方天算家共计41人,开始着手编著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

1799年,《畴人传》编成,共四十六卷。后在阮元的影响和赞助下,罗士琳于1840年续编《畴人传》六卷,跟阮元所编连续排卷,共增45人,得五十二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洋务运动”,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随后便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阮元在对比研究了华夏传统术数与西方数学后,有了自己的发现和结论,随后在著作的评论部分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思想。
传教士们对此当然不乐意。
比利时传教士郝师慎在撰文介绍了阮元的著作以及《畴人传三编》的内容后,批判了阮元的“西学中源”论,并认为中国古代完全缺乏独创性的几何学思想,天算知识来自外来文化。
而日本学者三上义夫却不赞成传教士郝师慎的意见,特意撰文反驳,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流行的中国数学外来说。

《畴人传》一书收录了哥白尼之前的十位西方天算家,其中有九位采录自《西洋新法算书》。这些所谓的西方天算家的事迹主要出自传教士的著作,但这些著作只讲知识,对相关人物的生平事迹鲜少有完整的介绍。

传教士科学家的身份形象是怎么树立起来的?
原来,这些传教士(包括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邓玉函等17人)在科学上并未有多深入的创见,只是因为所谓的翻译和介绍,因而“俨然具有科学家的身份”。

那么,《西洋新法算书》又是本什么书呢?
《西洋新法算书》,又名《西洋新法历书》、《新法算书》、《新法历书》,简称《新历》,但它真正的名字却是——《崇祯历书》。
崇祯二年,由明代徐光启开始主编。当徐光启去世后,由李天经(1579-1659)接任完成,历时五年。首述修历缘起,记崇祯时新旧历法之争。后附《历法新传》、《新法表异》。崇祯时未及行其法,清康熙时方采用。有崇祯刊本九十七卷,清顺治刊本一百卷及世传一百三十七卷本。
清初,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将《崇祯历书》删改为一百零三卷,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后收入《四库全书》,又删减为一百卷,因避乾隆之讳,遂改称《西洋新法算书》。

来,咱们一起看看汉语基督教文献馆有关《西洋新法历书》的说法:
“《西洋新法历书》,明末徐光啟等编译。” 
徐光启主编,变成了徐光启等编撰和翻译,多了个翻译的“译”。
想表达什么?这东西来自于西方?
还真就是这样。继续看下面:
“自万历初期起,钦天监推算日蚀与月蚀出现错误,引发历法改革的建议。虽然中国天文学家投入改历运动,也有不少著作,但仍无显著改善。一直到传教士传入西洋新法,才有明显的变化。《崇禎历书》就是西法的代表作。
本书较有系统地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主要讨论历法,以及作为历法基础的天文学理论与计算方法等议题,其中采用丹麥天文学家第谷的宇宙体系,且介绍哥白尼、伽利略与克卜勒(即开普勒)等人的天文数据与科学成果。”
注意,为了显示该历书翻译自欧洲,还特意说明:
“参与编译的尚有耶稣教传教士,其中有汤若望、罗雅谷 (Giacomo Rho, 1593-1638年)及邓玉函(Johannes Terrentius, 1576-1630年)等。”

但是,上述传教士汤若望、罗雅谷、邓玉函全都是所谓的“短期参与”。不仅是这三个传教士短期参与,还有当时的耶稣会会长龙华民也是短期参与。

“短期参与”能起什么作用呢?那当然是根据自己需要,指点指点了。
接着,“短期参与”又变成了历法的主要修正:汤若望译、罗雅谷订。至于去世的徐光启,那就安排的“督修”的头衔吧。何谓督修?不就是在旁边看着吗?言下之意,活儿都是传教士干的,徐光启只是在旁边看看。
其余人等,皆为耶稣门人,只是被动地接受,名曰“受法”而已,没什么大的作用。

翻看这所谓的《西洋新法历书》第一页,看看都写了些什么。一眼望去,怎么全是华夏的元素?
北极出地三十度,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专业术语,即纬度,西方是没有这种叫法的;
浑天圆体,这不是来自于浑天学说么?
“从心至界分二十八直线者,依二十八宿各距星分……”,等等,二十八宿?这不也是中国传统的天文术语和内容吗?
“元史载古今前后六测,如汉落下闳,唐僧一行,宋皇祐元丰崇宁,元郭守敬等……”,这不分明是中国历史吗?如上所述,此书封面注明的是“西洋新法历书”,是传教士汤若望等从西方翻译过来的,难道西方的历史也与中国历史相同?!

看看号称来自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是怎么来的。
“子午线(中国术语)平分十二宫……去极二十三度(中国术语)……从黄极出曲线抵界亦十二者,黄道经度也,分十二宫。三百六十度其黄赤同度同分者,独二分二至四线,其余各有参差……满剌加(马六甲),属国也……考(大明)一统志、舆地图……”
而且,西洋人也跟着中国人摇头晃脑曰:“周天之数,名为日度……”
这画风,啧啧。

再看上图中的“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这也是典型的华夏传统术语啊。
《周髀算经》卷下有云:
“曰:求一百二十一尺七寸五分,因而三之,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法,列徑一百二十一尺七寸五分,以三乘,得三百六十五尺二寸五分。二寸五分者,即四分之一,此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东汉] 赵爽 注意、[北周] 甄鸞 重述、[唐] 李淳風 注《周髀算經》卷下,四部丛刊景明刊本

[春秋] 孙武 著、[南宋] 吉天保 辑《孫子集注》卷之六 “卷之六”,四部从刊影印明嘉靖三十四年談愷刻本

《黄帝内经素问》有云:
“帝曰:善。愿闻其歩何如?
歧伯曰:所谓歩者,六十度而有奇,奇谓八十七刻。又十分刻之五也。故二十四歩积盈百刻而成日也。此言天度之余也。夫言周天之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二十四歩正四歳也。四分度之一,二十五刻也。四歳气乗积已盈百刻,故成一日,度一日也。
帝曰:六气应五行之变何如?
歧伯曰:位有终始,气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异也。位,地位也。气,天气也。气与位互有差移,故气之初,天用事,气之中,地主之。地主则气流于地,天用则气腾于天。初与中皆分天歩而率刻尔。初中各三十日,余四十三刻四分刻之三也。”
[唐] 王冰 注、[北宋] 林亿 校正《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卷第十九 “卷第十九”,四部丛刊景明翻北宋本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华夏传承数千年的术语吗?
是的。既是如此,又何需从西方翻译过来?
继续看《西洋新法历书》中的星图。十二地支(十二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出现了,十二星次“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出现了,还分别对应着黄道十二宫。

这张南图亦是如此,仔细看两道黑色线条圆圈中的文字部分。

中国传统的十二星次,对应十二时辰。


十二星次是中国的吗?十二地支(十二时辰)是中国的吗?
当然。二十八星宿也是中国的。

看到此处,不知大家是否会产生一个大大的疑问?
既然所谓的《西洋新法历书》中的内容基本都是中国的,天文星图也源自中国,那么,汤若望在此书中宣称的9位西洋天算家默冬、亚里大各、地末恰、依巴谷、多禄某(托勒密)、亚而封所王、亚尔罢德、亚奇默德(阿基米德)、德阿多西阿,都干了些什么呢?
如果他们什么都没干,那这些人物能真的了吗?
倘若他们都是虚构的,并不存在,那没有了天文知识的源头,号称传承他们知识的哥白尼、第谷、开普勒等人,又会如何???
再来看看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藏的《崇祯历书》。
从这里面收录的奏疏,可以发现:(崇祯)二年,七月十一日,(礼部)尚书何如宠(1569年~1641年)等条陈修历之事,宜四欵(kuǎn,同“款”,诚恳)并荐举侍郎徐光启、太仆寺卿李之藻,及陈修历必用西法缘繇(yóu,同“由”)。
崇祯历书.奏疏.六卷.明.徐光启.李天经撰.明崇祯时期刊本

时任礼部侍郎徐光启自揣无能,谨陈愚见,希望崇祯定夺。同年七月二十六日,条陈修正用人制器旁通等四欵(款)三十三条,说了很多,其中有一条推荐同卿李之藻、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并访举诸人。

接着,重点来了。
还没开始修历,这传教士邓玉函就因病去世了!死了!
“侍郎徐(光启),为修改历法事。(崇祯)三年,五月十六日,报西儒邓玉函病故。请征西儒汤若望、罗雅谷来京。”
再查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年-1630年5月11日,其代表作《远西奇器图说》)生卒年,生于1576年,卒于1630年5月11日。崇祯三年,即元始1630年,对得上。
可是,如上文所示,西方叙事不都宣称邓玉函短期参与修订崇祯历吗?
怎么,历法还没开搞,人就已经先登天堂了?这还怎么修订历法???

即便如此,某些学者仍旧人云亦云,跟着西洋人说邓玉函参与了历局工作。还把《崇祯历书》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并把功劳都归到了传教士汤若望、罗雅谷的头上,认为绝大部分工作出自于这二人之手。

同样是治历缘起,来看看另一版本,看看时任礼部左侍郎、徐光启在上奏给崇祯的“三十三条”中是怎么表述的。
“据尔所陈四欵(款)三十三条,按之岁功五行之二十四气,凡岁差岁实之异,测日月之歧,三大三小,为定朔定望之枢。……漏壶窥昼夜之长短,圭表转左右之交旋,总之,迟速之天象可摹。……凭仪器推求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
看见了吗?
修历是按照“岁功五行之二十四气”,测日月、定朔望,用的是华夏的仪器,漏壶、圭表等等,所谓的西法(假如有的话),只是用作参考的。看看上文对所谓《西洋新法历书》的内容分析,不免令人起疑,真有西法吗?
治历缘起.八卷.明.徐光启.李天经撰.清刊本


这“岁功五行之二十四气”,怎么就变成传教士们从西洋翻译过来的呢?
可能吗?
难怪《畴人传》的作者、学贯古今通观中外的阮元会一再坚持“西学中源”的观点,也难怪与著名天文学家薛凤祚并称“南王北薛”的明末清初天文历算大家王锡阐(1628-1682)对中法之负于西法表示不服,谓曰:"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无其人也。"并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并不比西方的差,只是掌握运用未得其人而已。
(详见王锡阐《历策》,载于《畴人传》卷三十五)
王锡阐,被誉为“中国天文学传统的最后守望者”,字寅旭,号晓庵,又号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博深经史、声律,尤以历法最为专精,精通经史,学富五车,会通中西,对所谓的西学也颇有研究。其所治历学,不落门户之见,务求与实际天象相合,自少至老,实测天象,无间寒暑,每遇日月食,甚至抱病进行观测,哪怕疾病缠身,两手几废,依然初心不改,刻苦攻读,著述不辍,终身研求历法。其一生著述颇丰,留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历说》、《大统西历启蒙》、《圜解》、《三辰晷志》、《历法表》等诸书传世。与梅文鼎、薛凤祚并称为一时历法名家。梅文鼎认为,清初历学应首推王锡阐。王锡阐首创月体光魄定向计算方法,又独立地发明了计算金星凌日、水星凌日的方法,并提出计算日食、月食的新方法。


这样的天文大家、历算大家都不服,我们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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