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宣称，《崇祯历书》中使用了开普勒的天文研究成果，但查阅《崇祯历书》可知，一直找不到什么“开普勒”（克卜勒、刻白尔、格白尔）的大名。
笔者经过阅读、浏览、搜索，是真没发现。
若是有人发现开普勒的大名存在于《崇祯历书》中，可以通知一声，笔者立即复核，看看是出自哪个版本，倘若有错，立刻更正。
《崇祯历书》原来写的是“极西耶稣会士邓玉函译”（尽管历书开编前他就已经去世了）、“汤若望同订”，但在改头换面成为《西洋新法历书》后，署名“翻译”的人却摇身一变，成了汤若望。
本质上明明是一个东西，翻译的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西史叙事中，汤若望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来中国。
但是，《畴人传》中记载的却是，汤若望是崇祯二年（1629年）来中国，并不是1620年。显然，此人入华时间被篡改了。
按照徐光启奏疏，崇祯三年传教士邓玉函去世，只得另外征召汤若望、罗雅谷入京。也就是说，汤若望刚来华不久（可能不足一年），就来协助参与编制《崇祯历书》，然而，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一个刚来华的传教士，他中文都说不利索，交流沟通都十分困难，如何参与编制历法？？？
同理，笔者发现南怀仁的履历也有造假。
西史叙事中，南怀仁是1658年抵达澳门，1660年至北京，与汤若望一起修订历法。
1658年，即顺治十五年。
1660年，即顺治十七年。这一年，顺治宠妃董鄂妃病逝，死时年仅21岁。此事对顺治的打击极大，竟至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也就是说，在西史中，南怀仁是顺治年间来华的，恰好赶上与汤若望一起修订历法。
然而，根据《畴人传》的记载，南怀仁入华时间分明是在康熙初年。
玄烨出生于1654年，八岁登基，康熙初年便是1662年。所以，实际上南怀仁是1662年来华的。又一个人未至，就参与修订中国历法的故事，简直太神奇了！
至于在西方世界中大名鼎鼎、无人不知的开普勒，《畴人传》中并没有他的传记，只是提到了一个叫“刻白尔”的名字，西人认为这就是开普勒，如下所示，14位中的最后一位。
“卡西尼（噶西尼）传”引述的传教士资料中，开普勒（刻白尔）的形象是：
“刻白尔以平行为椭圆面积求实行，用意甚精而推算无术。”
也就是说，开普勒没有没有推导过程（地基），就得出了结果。传教士此举为了抬高卡西尼，却让开普勒露出了马脚。
再看抬高的卡西尼：
“西尼又立借角求角之法，极补凑之妙，谓太阴……最大者不在雨弦，而在朔弦、弦望之间……”
太阴，朔望，雨弦，朔弦，弦望等等，都是华夏特有的称谓与术语。远在西洋的卡西尼，按西史叙事从未来过中国，他怎么会用这些东西？
《畴人传》辑录的传教士资料“第谷传”如下，没有看到开普勒（格白尔）的大名。有意思的是，第谷“著书六卷，第一卷取二分真气时，第二卷取北极之高，并解前人之谬”，这“真气”还不止出现一次。
日躔宫度，也是华夏天文专用术语。
在本页中，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关注：戴震曰西洋新法袭回回术，其云（这种说法）经过测定发现，乃欺人耳。
这一页，也没有开普勒的大名。
第谷传最后一页，开普勒（格白尔）的名字终于出现了，但仅仅是续著为火星图五卷七十二章。开普勒三大行星定律去哪里了？为什么没有？
当时汤若望等传教士声称，默爵（James Metius）在第谷之后制远镜仪，其实就是发明了望远镜。因为第谷是在1601年去世的，这个时间点，足以堪称世界第一了。然而，这个诡异的人物默爵，却很少被西方提及，现在西方说是伽利略在1609年发明了望远镜。
现行西史叙事中，德国天文学家、光学家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从33岁开始，陆续提出轨道定律、面积定律、周期定律，即所谓的开普勒三大定律。
这最大的成就都不写吗？
据说，1608年，开普勒37岁那年还发现了哈雷彗星。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既然开普勒发现了哈雷彗星，而时间又比哈雷早几百年，那他就是西方发现哈雷彗星的第一人，西方为什么不以“开普勒彗星”来命名、而要以后来的哈雷彗星来命名呢？这岂不是十分奇怪的一件事？
有学者声称，开普勒的科学成就与事迹在《历象考成》中记述。
然而，康熙手定、允禄与何国宗奉敕编纂的42卷《历象考成》，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成书，不管是武英殿本，还是《四库全书》本，其内容基本沿袭《西洋新法历书》，书中并没有提到过开普勒的大名。
那么，开普勒的事迹又是如何稍稍变得丰富一点的呢？
原来，传教士们把开普勒故事加在了《历象考成后编》中。但是，请注意，乾隆二年（1737年）顾琮等奉敕编撰的十卷《历象考成后编》刚开始也是找不到开普勒的大名的，只提及第谷、卡西尼、法兰德。
负责续编的钦天监监正加礼部侍郎衔戴进贤、监副徐懋德都是西洋人（传教士）。
因此，出现第谷也就不稀奇了。
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十五日，《历象考成后编》记录的奏疏：
“自康熙中，西洋噶西尼、法兰德等出，又新制坠子表以定时，千里镜以测逺，以发第谷未尽之义。”
瞧，没有什么开普勒。
诡异的是，网上流传的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的奏疏中出现了刻白尔（开普勒）的名字。
“……第谷用本轮推盈缩差，惟中距与实测合，而最髙最卑前后则差，因用均轮以消息之，然天行不能无差。刻白尔以来，屡加精测，又以均轮所推髙卑前后渐有防差，乃设本天为椭圆，均分椭圆而积为逐日平行之度，则卑卑之理既与旧説无异，而髙卑前后盈缩之行，乃俱与实测相符也。据此三者，则第谷旧法经纬俱有微差。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以新法较之纎微密合。”
但即便如此，那时的开普勒也只是与椭圆面积、逐日平行之度相关，具体的三大定律（轨道、周期、面积）更详细的内容有吗？没有。
与现在的开普勒三大定律比较一下，看看差异如何。二者表述一样吗？公式有吗？三次方、二次方、比值相等，等字眼有吗？意思有吗？
再来看托勒密与哥白尼的例子。
《畴人传》辑录的传教士资料显示，多禄某（托勒密）是后汉（东汉）顺帝永建时人。永建，是东汉皇帝汉顺帝刘保的第一个年号，从元始126年-132年，共计七年。
西史叙事中的托勒密生卒年是约元始90-168年，看起来能对得上。但一旦把哥白尼加进来，画风就变了。
哥白尼是哪个时代的人呢？在多禄某（托勒密）后四百余年，那就是大约元始526-532年，考虑到有个“余”，就多算一点吧，再往后延展90年，余得够多了吧？由此推算，哥白尼应该是元始616-622年那个时代的人。
再来看西史叙事中的哥白尼，其生卒年竟然是1473-1543年。两者竟然相差八九百年，都快一千年了！
难道，千年前的哥白尼，穿越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阮元对科学家创造发明的种种科学仪器，记载得特别详细，如卷二十五对郭守敬制作的各种仪器，不厌其烦地一一加以具体描绘，各个部件的长短宽厚，各个关节如何衔接配合，交代得简明扼要。不仅如此，他还将《畴人传》所引用的材料注明出处，以供有心人核对材料或作进一步研究之用。
由此，可以发现《畴人传》中收录的西洋资料来源如下：
仔细一看，竟然发现全是托名于西人之书，（西洋）新法算书、几何原本、乾坤体义、天问略、泰西水法、奇器图说、天步真原……莫不如是，没有一本不是出自中国人之手。笔者此前所发文章中大部分都有涉及和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知道西方真真假假的诸多科学家是怎么冒出来的吗？
旨在纠正崇西黜中错误观念的《畴人传》成书刊印后，受到学术界欢迎，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因为这是一本“中国历算完全被西化以前的重要论述”。不过，因为其影响显著，传教士认为，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曾受聘于墨海书馆（传教士开办）的近代数学家、科学家华蘅芳（1833年-1902年，字若汀）曾在《学算笔谈》卷12中著文《论〈畴人传〉必须再续》，其思想和努力发挥了一定的影响。
华蘅芳之父华翼伦（1812-1887）为举人，金匮荡口（今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荡口）人，曾任荡口团练头子、江西永修知县，后官至四品，曾参与中外会防局协商。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进沪，他曾建议租借洋船运兵来黄浦，并随船至安庆迎接。
华蘅芳醉心自然科学，14岁时已通晓明代数学家《算法统宗》里的难题。华翼伦见儿子酷爱算学，遂特意为他购置历代算家名作，如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梅文鼎的《历算全书》、罗士琳的《观我生室汇稿》等等。为了最大程度发挥儿子潜能，华翼纶又请来当时的算学名师邹安畅，还专程上北京买来《孙子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测圆海镜》等古典数学著作，让儿子裨纵观之，悉数学习。邹安畅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在无法满足学生的知识需求时，他为华衡芳介绍了近代科学技术先驱徐寿。而后，志趣相投的两人一见如故，遂成忘年之交，还结伴前往上海墨海书馆，向彼时供职于墨海书馆的李善兰登门求教。
当墨海书馆关闭后，从1868年起，华蘅芳被安排至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许多传教士一起工作。徐寿也在那里，从此，二人便长期“翻译创造”西方科技书籍。例如，刚开始他便与花旗国来华的肄业医生玛高温（D．J．Macgowan，1814-1893年）共译《金石识别》、《地学浅释》、《防海新认论》、《御风要术》等有关地学、采矿、气象方面的著作。
一个肄业医生，不去好好看病，却整天来搞不属于本行的精深专业知识？还涉及地学、采矿、气象等诸多方面？难道又是一位不世出的百科全书式天才？
当然，所有的翻译几乎都是传教士口述，由华蘅芳、徐寿等人执笔。
读者诸君可以试试自己背本书，然后再口述给别人试试，什么效果一试便知。
华蘅芳纪念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在《守山阁学人群体的崛起与明清“西学”的延续性:以〈几何原本〉》一文摘要中有一段文字颇为引人注目：
“清中叶以降江南地区学术传承脉络证明：以钱熙祚、顾观光、张文虎、李善兰为核心的学者群体在1837年即通过抄录、校勘、刊刻‘守山阁丛书’，研究和传承明末耶稣会士翻译的天文、地理、数学等著作，并为战后之‘西学’复兴做了铺垫。
……19世纪30年代起，‘守山阁丛书’刊刻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广方言馆译书活动，是一种延续性事业，更是‘戊戌变法’中‘西学’宣传运动的基础。”
瞧清楚这其中的复杂的关联关系了吗？
1884年（光绪十年），华蘅芳之弟华世芳（1854-1905，字若溪，号蒦［huò］斋）作《近代畴人著述记》，补充了罗士琳续作以后的畴人共33家。
为什么要补？
是不是因为罗士琳续编畴人传时，没有收录一个所谓的西方科学家？
1812 年冬，阮元来海州阅兵，许桂林以所著《宣西通》就正。阮元大赞之，并以“ 谈天秘欲传宣夜，学海深须到郁州” 诗句相赠。许桂林历算学著作有《宣西通》、《春秋谷梁传时日月书法释例》。其兄许乔林在1794 年向表兄凌廷堪请教过戴震《勾股割圆记》中的疑难问题。
由于父辈相交莫逆，罗士琳之父罗克昭（号冶亭），与二许兄弟之父许阶亭关系甚好，因此罗士琳自然而然成了许桂林的学生。罗士琳的舅父是秦恩复。嘉庆六年（1801 ），秦恩复聘汪莱设馆于家。受汪莱影响，罗士琳弃举子学业，专力步算。后考取天文生，在灵台（天文台）供职七年。罗士琳在京师受学于戴敦元，所撰《句股弦三事拾遗》及《演元九式》二书，均有戴敦元序。后罗士琳出阮元门下，亦得与焦循、李锐交往。
从履历来看，由罗士琳来撰畴人传续，也是十分合适的。
1886年（光绪十二年），诸可宝（1845-1903年，字迟菊，号璞斋）又编成《畴人传三编》7卷，其中收录了西洋、日本历算家16人。善书法，工山水。诸可宝是清代诗人，钱塘人，同治丁卯举人，善书法、工山水，通音律，曾官至昆山知县，著有《捶琴词》、《璞斋诗集》等。
根据邓亮、张俊峰、冯立昇合著《〈畴人传〉及其续编“西洋附”初探》这篇论文的描述，可以看到诸可宝先将墨海书馆的传教士艾约瑟的形象描抹了一番，“通习重学，并精算术”，而后称赞其功劳诚伟已哉！同样，还把另一名传教士伟烈亚力（也来自墨海书馆）也大大褒扬了一番。
可是，正如笔者此前文章分析的那样，但凡认真读一读上述书籍，都能发现书中到处基本全是华夏专有的内容和术语，把从各种中国典籍收集整理出来的内容合并在一起，就变成了西方的大作，诸可宝也算是有点名气的人了，著书立说都不研究一下，传教士说啥就是啥？还真是有名气、没骨气。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湘籍数学家、澧州（湖南洋州）黄钟骏父子数人历经六年，完成了《畴人传四编》12卷，西洋畴人部分收录人数暴增，多达157人（其中女子四人）。此《四编》收录标准放宽，收录了一些主要占星家和其他学者。
阮元《畴人传》的“西洋附”涉及的所谓西洋科学家事迹、成就篇幅很短，例如，那时的奈端（牛顿）仅仅提及测岁实之事，根本不涉及什么万有引力等学说，说明在《畴人传》成书时的1799年，万有引力、牛顿三大定律的帽子尚未戴在他头上。要知道，这些西方资料，都是来源于传教士。难道来自西方的传教士，个个都不知道牛顿最大的成就？
《畴人传》四编的内容取自何处？
居然来源于在墨海书馆为传教士们效力的王韬！是王韬写了本《西国天学源流》，撰编了这些西方科学大神的人物事迹！
搞笑的是，黄钟骏父子对于传教士授意王韬等人编造的资料照单全收，书中多次出现不辨姓名，为西方同一个人立不同传记的故事，例如：
莱布尼茨，以来本之、雷伯尼茨两人立传；
泰勒斯，以他里斯、他勒两人立传；
埃拉托色尼，以欧亚独提尼、意拉朵司两人立传；
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以海更士、韦珍师两人分别立传；
牛顿，在畴人传奈端的基础上，另立纽敦一传；
未叶大，在畴人传原有传记的基础上，别立肥乙大为传……
既然是为“不同人”立传，那人物的生平事迹、故事、成就自然也就迥然不同了。
如是，西史中那些真真假假的西方科学大神便陆续出现在了中国的书中，而后又以此为依据，撒向全世界……
当一切条件逐渐具备后，看看西人的反应，表演开始了。
花旗国数学史专家史密斯（David Eugene Smith）在其 History of Mathematics 一书中将《畴人传》（当然也包括后来的各种续编）誉为"中国关于数学史的最有价值的著作"。
1926年，比利时传教士赫师慎（Pere Louis Van Hee ）在 Isis上发表了题为 The Ch'ou - Jen Chuan of Yuan Yuan 的文章，对中国的历法、数学等大肆抨击，却对该书及各种续编中收录的诸多西方科学大神，一句批评也没有，一句质疑也没有。注意，
以下内容摘录自2008年复旦大学一篇硕士论文《〈畴人传〉新探》：
“中国人科学观念的缺乏……中国不存在纯粹的数学……他们其实不善于历法之学。……中国的历算之学既没有连贯的方法、也没有原创的理论。而中国的历算学发展是在外来学术的影响下进行的，先是印度佛教，再时来自阿拉伯的回回历法，到后来耶稣会士所带来的西方知识……”
一句话，中国没什么能力，一切都是外来的！
晚清时期、在积贫积弱之际，中国曾奋力抗争外来侵蚀，在对比研究并发现一些西方学术与文化的真相后，形成了一股“西学中源”的思潮。
《畴人传》（皇清经解卷一千六十，庚申补刊），“王锡阐下”有云：
“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中国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
这股思潮的支持者可不仅仅是发现真相的阮元、黄宗羲、王锡阐，还包括你可能从未听过、当代几乎被人遗忘的冯澂（chéng）、戴震、梅㲄成、全汉昇等人。
以冯澂（chéng）为例，来看看他在比较中西方物理光学方面的发现。
笔者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珂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冯澂的〈墨经〉研究与晚清“西学中源”说》摘要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记述。
研读过光学、医学、农学、矿物学、化学、代数学、天文学等西方译著的冯澂（chéng），比较中西方学术的异同，结果发现《墨经》中记载的生产技术、自然科学知识，许多都能与西学中的一些论说较好地对应起来。冯澂论著的《光学述墨》颇受推崇。
全汉升的《清末‘西学源出中国’说》发表于《岭南学报》 第二期第四卷，是该领域的代表之作。
王之春(1842～1906) 字爵棠、芍棠，号椒生，清湖南清泉县人，初为彭玉麟幕僚，光绪间历任浙江、广东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曾出使日本、俄国。累官山西巡抚、安徽巡抚、广西巡抚。其赴日考察记《瀛海卮言》，辑录收入清人王锡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铅印本（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着易堂，现藏于江西省方志馆。《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第513页：
“西学者非仅西人之学也。名为西学，则儒者以非类为耻；知其本出于中国，则儒者当以不知为耻。……韩非子，吕氏春秋备言墨翟之技，削鹊能飞，巧輗拙鸢，班班可考，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中国载籍之外。儒生于百家之书，历代之事，未能博考，咋见异物，诧为新奇，亦可哂矣！”
保存明清文献、辑佚校勘旧籍的全祖望（1705-1755年，字绍衣，号谢山）对此也有论述，根据《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十一）：
“尝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
《畴人传》“戴震”篇（皇清经解卷一千六十三）亦云：
“西法三角八线，即古之勾股弧矢，自西学渐行而古法转昧。”
御制历象考成后编，西洋新法，三角八线。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著有《物理小识》。其《浮山文集后编》卷二（《清史资料》第六辑，中华书局，1985年）有云：
“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駴以为异，不知其圣人之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宫，学在四夷’。”
除却上述人物持有“西学中源”观点以外，晚清时期，王仁俊、刘岳云、张之洞、李鸿章、邹伯奇、陈沣、谭嗣同等等，都曾论述过西学中源的观点。
最最令人吃惊的是，西学中源学说并非起源于清朝末年，而是从康熙时期就已经由康熙提了出来，并经过清代著名数学大家、历算大家梅文鼎系统论证。
与法国结盟，本来就是因康熙而起，从这点上来看，康熙在大量赠与法国路易家族各种华夏典籍、知识、资料，并同意西方派遣传教士来华学习时，也留了一手，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可能是担心将来遭到反噬，因此命梅文鼎进行系统论证，并在当时广而告之。
由此，清初传教士来华学习中国典籍和知识，竟然一度人尽皆知，深入人心、广为流行！
可惜，善良的中国人总是把他们想得太好了。
清初数学家，首推梅文鼎与李善兰。
梅文鼎师从同里倪正，与方中通常讨论中西数学问题。梅文鼎为方中通《数度衍》作序，方中通则为梅文鼎《中西算学通》作序。梅文鼎学生有陈厚耀与刘湘煃。刘湘煃有学生吴烺、许如兰（见《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三》）。
梅文鼎嫡孙梅瑴成传续家学。
以下仅举数例，来看梅文鼎的系统论证。
梅文鼎《历算全书·卷一·论西法积年》有云：
“西厯（历）则谓自古及今，一无改作，意者其有神授欤！……诸如厯书所述，多禄某之法至歌白泥而有所改订，歌白泥之法至地谷而大有变更，至于地谷法畧备矣。而远镜之制又出其后，则其为累测益精，大畧亦如中法，安有所谓神授之法而一成不易者哉？”
“【中西同中之异】中法言盈缩迟疾，而西说以最髙最卑明其故；中法言段目，而西说以岁轮明其故；中法言岁差，而西说以恒星东行明其故。是则中厯所著者当然之运，而西厯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此其可取者也。”
“若夫定气里差，中厯（历）原有其法，但不以注厯耳，非古无而今始有也。西厯始有者，则五星之纬度是也；中厯（历）言纬度，惟太阳太隂有之（太阳出入于赤道其纬二十四度，太隂出入于黄道其纬六度），而五星则未有及之者。今西厯之五星有交防有纬行，亦如太阳太隂之详明。”
为了避免让人一眼瞧出雷同，西法特意做了一些更改，梅文鼎就此总结了一些不同之处：
“【中西之异】中法步月离始于朔，而西法始于望，一也；中法论日始子半，而西法始午中，二也；中法立闰月，而西法不立闰月，惟立闰日，三也；黄道十二象与二十八舍不同，四也；余星四十八象与中法星名无一同者，五也；中法纪日以甲子六十日而周，西法纪日以七曜，凡七日而周，六也；中法纪岁以甲子六十年而周，西法纪年以以总积六千余年为数，七也；中法节气起冬至，而西法起春分，八也。”
看到了吧？西方星期的概念，也是源自中国的七曜。
康熙《三角形论》有云：
“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八九记载：
“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阿尔朱巴尔（Algebra，即代数）。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原来，Algebra（代数）的真实含义是“来自东方”。
清圣祖敕编《数理精蕴》上编，卷1《周髀经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本，第8页：
“我朝定鼎以来，远人慕化，至者渐多，有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理历法，间明算学，而度数之理，渐加详备，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西学中源”经过梅文鼎系统论证之后，最后经康熙御笔在《四库全书总目》中"钦定"，从而成为当时学术界最具官方权威的流行思潮。
所谓西学，不过是窃取自明朝的华夏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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