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晚清著名传教士丁韪良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年-1916年），字冠西，号惪三，花旗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1846年毕业于印第安纳州大学，入新奥尔巴尼长老会神学院研究神学。1849年被擢升为长老会牧师。1850年，步花旗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93年）之后尘，至宁波传教。
这一干，就在宁波呆了十年之久。
此后，丁韪良四处游历，伺机传教，在华六十六年，逐渐学会了汉语和多地方言，成为西人圈子里有名的“中国万事通”。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1860年10月，英、法两国在美、俄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后，清政府再次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海关也拱手让与西人掌控。
1869年，在第二任海关总税务司（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是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1859-1863年在职）、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1863-1911年在职）的推荐下，丁韪良辞去教会职务（只是不担当教会具体职务，其身份仍旧是传教士），转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京师同文馆，由三朝元老恭亲王奕訢和文祥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奏请、并于1862年8月24日正式开办，是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起初，聘请外国人（主要是各国传教士）为教习，专门培养外文译员，属总理事务衙门。在开设课程方面，初设英文，由英国传教士包尔腾出任教习，后来外语课程渐增，又设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不同专业。同治六年，添设算学馆，以教授天文及算学。
作为一名花旗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总管京师同文馆校务将近三十载。其为人左右逢源，与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以及负责同文馆的官员们私交甚好。
恭亲王奕訢
醇亲王奕譞
说到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一职，还发生过一段英国传教士在花旗国传教士背后捅刀子的“趣事”，——表面看来，只是传教士之间的私人利益，但又何尝不是不同教会之间的利益（包括在中国的话语权）争夺呢？尽管，他们都打着基督的旗号，但一派是代表的花旗国利益，另一派代表的则是英国的利益。
德贞（字子固（John Dudgeon，1837-1901），英国伦敦会来华传教士，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1862年，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外科学硕士。1863年，受伦敦会派遣来华，打着行医的旗帜开始传教。1865年，德贞在北京创办了第一所近代化医院“双旗杆医院”，即今日协和医院的前身。
清末李岳瑞著有《春冰室野乘》一书，书中便记载了花旗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德贞之间发生的一段逸闻轶事。
李岳瑞习闻国故朝典，曾以工部郎为译署章京。《春冰室野乘》是一本札记随笔，对明清宫廷、官府和道光帝、光绪帝、珍妃、和珅、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洪大全、吴三桂、丁韪良等逸事、诗词，及太平天国运动，中法、中日战争，义和团等重要史事，均有所记述。有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广智书局本、1922年世界书局再版增补本。
《春冰室野乘》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德贞万里迢迢来到东方淘金，混得风生水起。据说，光绪中后期时，但凡有洋人来中国开矿或修建铁路，都必须由他从中牵线搭桥，因而有机会结识许多王公贵族。
丁韪良本与德贞不熟，后经人介绍，两人相识，一见如故，引为知己。不久，丁韪良便举荐德贞为同文馆中西医教师。德贞的女婿欧礼斐（Charles Henry Oliver，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硕士）获知消息后，也从英国不远万里赶来，投奔岳父，因丁韪良总教习的关系，亦被顺利荐举为数学教习。
在京师同文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好事的欧礼斐打听到总教习丁韪良每月薪金竟有千两纹银，而自己身为教习，每月却仅有纹银三百两，故此忿忿不平，遂找岳父德贞暗暗商议对策，伺机将丁韪良挤走，这样自己就可以取而代之。
说来也巧，大约半年后，丁韪良的肩膀上不知为何，忽然长了个瘤子。因为与德贞关系颇佳，便请其为自己诊治。德贞十分仔细地进行了一番检查，而后惺惺作态，强装笑颜，称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毛病，无需担心，很快便会痊愈。然而，说完这番话后，他却转过身去，悄悄地擦拭眼角的泪水。
这一幕“正好”被丁韪良察觉。
丁韪良非常诧异，事关自己健康，容不得马虎，便执意追问。
如是，德贞这才面露苦涩，凄然告诉丁韪良，此乃重症，但你我情同手足，我心中纵使难受，也实在不忍心告诉你啊。而且，此病无人能够彻底治好，我所能做的，也仅仅是施药替你续命百日。为你考虑，不如趁现在启程回国，与妻儿老小见上最后一面吧！
一席话，可把丁韪良吓坏了。
信以为真的他不敢有丝毫耽搁，遂匆匆辞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职务，打点行装，登船返回花旗国。不料，船尚未抵达旧金山，丁韪良却发现肩上的瘤子已经消退，不见了。他感到有些疑惑，但回到家后为保险起见，仍旧待了大半年，最后发现身体并无大碍，一切如常。
起初，丁韪良以为是德贞误诊，当他收拾行囊准备出发返回中国时，忽然收到朋友从东方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信中言，自从他走后不久，欧礼斐已出任同文馆总教习一职，坐享月薪千金矣。
至此，丁韪良这才恍然大悟，发觉自己上了德贞这个家伙的当。
数年后，丁韪良觅得机会，于1902年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此时，身为医生的德贞已于1901年病死。与此同时，同文馆将被并入京师大学堂。与同文馆不同，京师大学堂对总教习的要求更高，必须熟谙多国语言和各项基础学科，如此方能稽核教习们的课程。然而，欧礼斐却仅会英语、数学略懂。因此，丁韪良认为自己报仇的机会来了。
书中言：“忽得友人书，则欧礼斐已膺关聘，坐皋比，月享千金矣。始悟德之赚己也。实则欧于普通学外，诸科学未谙门径。故事，总教习必通各国语言文字，始能稽核课程，欧则英文外一无所知也。”
到了中国后，丁韪良与老友会晤周旋，最后终于成功挤走欧礼斐，以二品顶戴的身份出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
丁韪良与京师大学堂教职员合照
那么，被挤走的欧礼斐去了哪里呢？
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奉天（沈阳）开埠事宜被提上日程。
1906年，英国人欧礼斐到沈阳料理开埠。1907年2月，奉天关开设，欧礼斐被任命为奉天关首任税务司。原来，这个欧礼斐在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期间，还利用关系，身兼数职，历任宁波、南京、苏州等地的副税务司。
奉天关是清末沈阳自行开埠的背景下设立的海关衙署
为什么双方都对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职位都十分感兴趣呢？仅仅只是因为薪资丰厚吗？
看看丁韪良在任上具体的作为，便能窥得一二了。
丁韪良除在同文馆履行教习和译书职责外，还奋笔疾书，撰书介绍西学，畅言变革，其中最有影响的书籍是丁韪良应总理衙门之请在游历西方六国和日本以后撰写的《西学考略》。
《西学考略》分为上下二卷。
光绪六年（1880年），丁韪良请假回国时，总理衙门大臣嘱其“乘顺历各国之便，博采周咨，遇学业新法有补馆课者留心采择”。于是，丁韪良便从1880年4月开始，至1882年4月，用了两年的时间游历日本、美、法、德、瑞士、英、意等七国，后于1883年3月回京销假，撰写成两卷本的《西学考略》，卷上为“纪游”、“随路程而略述见闻”；卷下为“择体要而推论学术”，主要介绍西方的教育制度和西学的源流。
《西学考略》著于光绪葵未年孟夏，即1883年（农历）四月。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1883年传教士丁韪良记述的“西学源流”。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在那时，他也是按照这个内容来教中国的学生哟。
根据此前已发文章有关《畴人传》的详细分析，结合这本《西学考略》，大体可以看出西人伪造历史的过程，以及伪造西方大神的一个脉络。
《西学考略》“西国相师之道”部分记载：教化由东到西。
“……五大洲唯雅细亚（亚洲）开化最早。……中国之古术必因之以西传，厥后至秦汉之世，希腊及犹太之化传之罗马，复由罗马递传至欧洲，诸国至西国取法中华，其可恃而有据者试为缕指而臚（lú，陈述）陈之。一为修炼丹药各术，西人因而推出化学之理以广其用。”
“一以上所论多涉农工之事（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至中国掄（抡，选拔）才之典，西国莫不慕之。近代渐设考试，以取人才，而为学优则仕之举，英法美均已见端，将来必至推广。”
看到了吗？西方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制度，全部是从中国学去的。而且，1883年时，英国、法国、美国，才刚刚初学，露出端倪。那些欧美历史无比悠久的大学，动辄建立于12-15世纪的古老大学，没有行之有效的考试制度、没有人才选拔制度，能行吗？其历史真有那么古老、那么悠久吗？
传教士丁匙良在“西学源流”篇中记载：
“所谓西学者，虽派分多门，要皆天算格化等学其本原出于东方，西人善为推广而流传之。化学本为中土之方士设炉煆（xiā）炼点换各术……”
为了让西学由东向西传的历史更为久远，这里还特意虚构了一个“生于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塔理士。
下面一段话很有意思：
“（周）襄王时有希腊人毕他固拉者游历雅细亚（亚细亚，即今之亚洲）各处，得闻释家之论，旋设教禁人食肉，盖惑于轮回之说也。弦方等于勾股两方之和理由毕氏所创，足见有功于算学。”
显然，此处提及了西人所称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由此可见，希腊人“毕他固拉”，即为“毕达哥拉斯”。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毕达哥拉斯怎么来亚洲游历各处了呢？
现行西史中最多也就提及他游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呀。
此外，毕达哥拉斯听闻佛教（释家之论），旋即设教，开宗立派成了教主，禁人食肉。不知毕达哥拉斯创立了哪个教派？现行西史中有吗？
既然记录中提及了佛教、周襄王、毕达哥拉斯，那么一起来分析对比一下各自的时间，看看能否吻合。
佛教创始人悉达多·乔达摩（元始前565年-元始前486年）。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元始前580年-约前500(490)年。哟，毕达哥拉斯原来比佛教创始人大了足足15岁。
那时，佛教刚刚创立，想必影响范围不会超过尼泊尔附近吧？
可是，西史叙事中从未称毕达哥拉斯来过尼泊尔呀。莫要说尼泊尔，就连天竺都没来过。
既然从未来过，如何得知刚刚成立不久的佛教之轮回之说？实际上，佛教的轮回之说，来源于中国的《山海经》，是东汉传入中国后才被修改出来的。
根据传教士丁匙良的记载，毕达哥拉斯应为周襄王时期之人。
周襄王乃周惠王之子，出生之年不详，但身为东周君主，他于元始前651年登基即位，后于元始前619年薨逝。经过对比可以发现，周襄王去世后39年，毕达哥拉斯才刚刚出生，二者相差39年-119（或129）年。
差距如此之大，这与周襄王时期压根对不上啊。
继续看后面的记述，哥白尼要出现了。
“至以日居中，地即行星旋绕之说，亦由毕氏创之。彼时人未之信。越二千余年，至明宏治间有日耳曼（即德意志）人哥白尼者申论毕氏之说，始行于世……”
这回倒是把哥白尼从《畴人传》中的“多禄某（托勒密）后四百余年”的唐朝（歌白尼），改到明朝宏治年间了（宏治年间的人名其实叫“泥谷老”），但问题又出现了，西史不是宣称哥白尼才是日心说的提出者吗？
就算“日心说”是毕达哥拉斯提出来的，但是，这里白纸黑字写着哥白尼是德国人，现行西史中的哥白尼是哪里人？波兰人。
这国籍随便改来改去，又对不上了，呵呵。
按现行西史叙事，光的三原色（红、绿、蓝）发现源于牛顿的光谱实验。1666年，牛顿第一次用三棱镜把太阳可见光分解成了七色光，依次为红、橙、黄、绿、青、蓝、紫。然后，牛顿继续试验再行研究，发现七种色光中有三种色光不可分解，分别是红、绿、蓝三种光，而其它四种颜色，都可以通过红、绿、蓝这三种色光组合而形成。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三种原色光，进行不同色相、明度、纯度的组合，获得各种各样不同的颜色，因此伟大的牛顿成为色彩学的奠基人。
可是，您看，这位花旗国传教士丁匙良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年代，光之三原的功劳是法国人拉布拉瑟的。
此人是谁？没有人知道，也查不到任何有关他的资料。根据以下记述，只知道他是乾嘉年间之人，即乾隆和嘉庆共同在位时期（1795-1799年）之人。艾萨克·牛顿生于1643年1月4日，于1727年3月31日去世，与之相差十万八千里。
这拉氏还挺有意思，提出的理论十分眼熟，不仅有中国人熟悉的“气”，还有“混元”的说法：
“按拉氏之说，太初之时，天地未判，茫茫然空际，唯有热气充塞其间。此气渐凉渐缩而微微动，动即转如水之灌入于器而旋，愈缩其转愈速，混元之皮凝结分离而成一球……”
“拉氏之说其理尚有未尽，盖空中之元气本热，其热自何而生则不解……”
瞧，华夏特有的元气也出来了。现在的西人可从来不提“元气”，认为这个不科学哟。
此外，还有分光镜的发明者是德国吉尔赫。
可是，现行西史却说分光镜、分光仪的发明者是德国物理学家约瑟夫·冯·夫琅和费（Joseph von Fraunhofer，1787-1826年）。
据说，夫琅和费的科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光谱方面。他于1814年发明了分光仪，在太阳光的光谱中发现了574条黑线，这些线被称作夫琅和费线。
知网《现代科技百科全书》显示的信息，分光镜的发明者亦是夫琅和费。看，又与现行西史对不上了呢。
《现代科技百科全书》
除此之外，这位拉氏还有个理论也值得注意：
“拉氏谓日月星，皆出于一气运动。”
现在这个“一气运动”被改名叫做“引力”。
明代刑云路在《古今律历考》卷七十二中明确指出：
“五星去而复留，留而又退，而伏而期无失，何也？太阳为万象之宗，居君父之位，掌发敛之权。星月借其光，辰宿宣其炁。故诸数壹禀于太阳，而星月之往来，皆太阳一气之牵系也。”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高达观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60页）一书中所言：
“牛顿相当谨慎，在证明引力规律的时候，申明不知道引力的原因。他补充说这或许是一种冲动，或许是一种弥漫在自然界中的极富弹性的轻飘的物质。”
从牛顿在《原理》一书中的解释来看，他将万有引力解释为“或许是一种弥漫在自然界中的极富弹性的轻飘的物质”，——这就是“一气运动”的“气”，也是明代刑云路提出的“太阳一气之牵系”的“气”。
花旗国传教士丁匙良虽然在西史造伪的路上狂奔，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算学本出于数数，乃（华夏）六艺之一，在那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尚不敢完全否定。
花旗国传教士又说有个名叫“希罗”的希腊人在寓居埃及时发明了“蒸汽机”，令人啼笑皆非：
“有希腊人侨寓埃及，名希罗者，以蒸汽作旋机，足证于火气二学已得端倪。”
蒸汽机是何时发明的？古希腊人发明的吗？显然与事实大不相符。
尽管编造得有模有样，但论及化学时，也不得不再次承认，化学便是源自中华的炼丹术，而且其传播路线为：中国—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
“晋唐之际，有希腊罗马人侨寓埃及者，得炼丹之术。自中华印度传至。后各国每出烧炼名家，其丹虽未成，竟造诸多有用之药，物理因之阐明。明至乾隆时，丹家秘术成为儒者之学，名之曰希密，即化学也。”
最后，这位花旗国传教士还提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咸丰九年（1859年），达氏著书以明此理，名曰‘物类推原’，意深词达，各国争译而广传之。今学者多宗其说要之。由观天象而推元气，由攻地学而求往迹，由动植万类而溯生人之始，皆不外乎密探造化之踪迹。”
原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是“观天象推元气”而来，也与华夏有点关系。而且，仔细一看，这咸丰九年的时间怎么有点不对？
上面贴了一层颜色不太一样的纸，居然是被篡改过的！看来，原始记载的时间必定与1859年不同啊。
再放大查看，辨识有点难度，但可以肯定，上面两个字不是咸丰，最下面一个字应该是“六”。清朝的年号，依次顺序是：“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从“咸”字遮蔽的那个字起笔来看，感觉有点像“同治”的“同”，可能为“同治”（若本就是咸丰，则完全用不着更改）。
若是同治六年，那便是1867年，也就是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时间从1859年变成了1867年，比现行西史叙事的说法足足晚了八年。至于为什么要这么修改，目前尚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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